《总统的蛋糕》用“以小见大”的结构，以一个近乎荒诞的任务，把九十年代伊拉克在个人崇拜、物资匮乏与战争阴影中的日常经验，压缩进一条儿童公路片式的行动线里。影片开场的两个长镜头有意先呈现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带的人文风物与村庄水道：孩子和村民在水上穿行，暮色、棕榈树与船只构成一种近乎抒情的开场，随后才被战机与燃烧景象打断。这个段落也是全片少数真正有呼吸感的长镜头处理之一；它至少让影片在进入“任务叙事”之前，先短暂建立起一个有质地的生活世界。nn这部电影知道如何用一个极小的叙事触发器，把体制如何渗入学校、市场、街道与家庭结构清楚地串联起来；它的短板则在于，除了开场和个别段落之外，视听语言几乎没有继续往前发展。摄影、调度、声音和气氛塑造整体都偏保守，基本遵循经典叙事电影的法则：每场戏都有明确功能，每个段落都在推动处境升级、人物受挫或主题落点；可与此同时，它也因此显得过于工整，缺少真正让独裁经验在形式上变得刺人的那一步。当独裁者壁画和儿童同时出现的时候，我真希望电影可以用长镜头展示人物的日常如何被领袖默默注视，或者用蒙太奇展现巨大肖像在城市空间中的密度。nn《总统的蛋糕》的“老派”叙事，确实高效地展现了被权力组织起来的日常生活：蛋糕原本属于家庭、庆祝、温柔与照料，但在独裁统治下，它被改造为一场服从测试；孩子不是在理解政治，而是在身体力行地完成政治；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图像，也不是简单的时代布景，而是权力对公共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占领。普通人在这样的秩序中被迫行动、彼此利用，又偶尔保留一点残存的善意。这部电影用一种足够朴素、甚至略显陈旧的叙事方式，抛砖引玉地展示了《Beyond Totalitarianism》等研究所强调的核心：威权体制并不只是一个悬置在日常之上的抽象怪物，它恰恰要通过制度、程序和象征秩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nn把《总统的蛋糕》放进一个更大的电影谱系里看，它能够联系到那些借儿童或少年视角去触碰威权秩序的作品。Hasan Hadi 自己在戛纳获奖时也明确强调，儿童拥有一种尚未被政治预设完全污染的观看位置，因此能够更“直接”地看见世界。但这一叙事策略并不天然意味着温柔、纯真或抚慰。相反，电影研究中关于“child-focused”政治电影的讨论，往往强调儿童人物的特殊位置：他们既处在权力链条的最末端，又最能暴露体制对日常生活的重组。Sarah Thomas 在研究西班牙记忆电影时指出，围绕儿童展开的相关影片，常常并不直接再现国家暴力本身，而是通过孩子的感知、迟疑、误读和局部经验，让战争、独裁与创伤以更弥散、更难言说的方式进入影像。换言之，儿童不是政治现实的缩小版旁观者，而是使威权经验得以被“感知化”的媒介。《总统的蛋糕》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非常稳定的电影传统：让儿童或少年成为威权历史的低位见证者。nn在这一点上，《总统的蛋糕》很容易让人想到《我在伊朗长大》（Marjane Satrapi、Vincent Paronnaud，2007），但两者的路径并不相同。《我在伊朗长大》同样借一个女孩的成长经验进入革命后的威权现实，只不过它更进一步，把国家权力如何进入身体、服饰、语言和性别规范的过程，直接内化为成长叙事的一部分；而动画形式本身，也让记忆、创伤与政治寓言之间获得了更强的形式张力。相比之下，《总统的蛋糕》没有《我在伊朗长大》那样鲜明的形式自觉，也没有把儿童感知进一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视觉系统；它更朴素，也更偏向现实主义。它关心的不是成长中的身份裂变，而是一个孩子如何在被物资短缺、学校命令和领袖崇拜共同塑形的世界里，把一个根本不该存在的蛋糕任务硬生生完成。也正因为如此，《总统的蛋糕》更像是在“任务”层面把威权经验具体化，而《我在伊朗长大》则是在“成长”层面把威权经验内在化。两者都有效地证明，儿童视角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把体制的荒谬转化为最基本、最可感的生活问题：为什么明明不合理，却没有人能拒绝；为什么最普通的东西，也会被国家权力重新编码。nn我的英文原文：https://boxd.it/dPJo3L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次年1月17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进行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大规模空袭。空袭于2月28日结束，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最终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军。
以上，是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也是1981年出生、现年45岁的伊拉克导演哈桑·哈迪亲历的童年：没完没了的空袭，满目疮痍的家园和在粮食短缺下饥肠辘辘、苦苦挣扎的民众。
时间来到2025年，哈桑·哈迪将他的少年记忆化作影像、推出了其首部电影：《总统的蛋糕》。
《总统的蛋糕》是第一部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伊拉克电影，并一举夺得金摄影机奖（导演首作奖）和观众选择奖。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九岁女孩拉米雅和她年迈的祖母生活在伊拉克乡村，日子过得十分清苦。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生日将至，全国开始准备为总统庆生，拉米雅所在的乡村小学也不例外——
她在学校抽签中被选中为总统制作生日蛋糕，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国家任务，失败将面临严厉惩罚。可彼时的伊拉克正处在战机肆虐与国际制裁之下，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影片前置了时间线），制作蛋糕必须的食材：面粉、鸡蛋、糖这类生活用品本就难寻，更不是拉米雅这样的农民家庭能负担得起的。
没办法，拉米雅和祖母只有带着制作蛋糕所需的购物清单，还有家里值钱的物品（包括一台收音机和已故父亲留下的怀表）前往镇上碰运气。
拉米雅一心一意专注于她的蛋糕任务，但祖母此行却另有目的，先前她因年龄太大刚被农场解雇，这让她意识到：她再也无力抚养孙女了。当拉米雅发现祖母想将自己托付给别人时，因震惊和委屈而出走，她找到同样需为总统生日准备水果的同学赛义德，两人结伴在陌生的大街小巷为蛋糕食材展开了漫无目的的搜寻......
听我这么讲，你大概会对《总统的蛋糕》有些预判，以为又是部愤怒的政治批判电影，然而并非如此：全片除最后一个镜头外，一路下来都很克制和隐忍，并无大开大合的“情感爆发”时刻。
就拿去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获奖作品、贾法·帕纳西的《普通事故》和它对比好了 ：那部电影要比《总统的蛋糕》愤怒得多，且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框架；与之相比，《总统的蛋糕》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影片总体上洋溢着温柔且童趣的基调，哈桑·哈迪通过小女孩稚气却坚韧的目光，让人管窥极端政治环境下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
一、古老文明何以至此
不论从摄影风格还是全素人演出班底上看，《总统的蛋糕》都显得更像一部纪录片。哈桑·哈迪首先要打造一个真实、有质感的生活世界，以全片第一个镜头为例：
摄影机从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沼泽（此地现为世界遗产）慢慢摇到破败不堪的土路上（与此同时，天上的美军战机打破了伊拉克水乡的宁静），这里挤满了排队领取总统“恩赐”的纯净水的人民。
哈桑·哈迪对故土的留恋和深情，从随后反复出现的划船镜头就能看出，这些镜头并不具备叙事功能，它们旨在呈现主人公一家水乡泽国的生活环境。哈桑·哈迪想说的是：这片土地虽饱受政治高压与战争蹂躏，却依然不乏诗情画意的美。
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被看作人类文明最早的摇篮，哈桑·哈迪刻意强调了伊拉克继承的这层历史血统：早在4500年前，这里就诞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学、伟大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曾在这里生活，文明宛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一般生生不息。可惜可叹的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到了20世纪末，竟沦落到让所有人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地步。
一个国家何以至此？又将向何处去？是哈桑·哈迪内心萦绕不去的诘问和深深的喟叹。
即便到了今天，伊拉克虽在制度上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框架，但依然面临腐败、宗派冲突、经济依赖（石油）和外部势力干预等一系列的挑战。在2024年《经济学人》评出的世界各国民主指数中，伊拉克排在126位，依然被列为“威权政权”。
二、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总统的蛋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萨达姆那无处不在的肖像。哈桑·哈迪说当2003年萨达姆倒台时，他的雕像和肖像数超过了伊拉克的人口总和。影片不遗余力地还原了那个时期的真实场景：
镜头跟随拉米雅的脚步一路经过游乐园、杂货铺、钟表行、餐厅、清真寺、警局、医院......不论她走到哪，萨达姆的偌大头像总能出现在画面中，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这个小姑娘，看她是否在竭尽全力执行任务。
影片没有刻意专拍萨达姆的肖像特写，哈桑·哈迪让那张脸以最“自然”的方式“闯”入画面、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见怪不怪的“日常”，这种不加“强调”的批判生动诠释出乔治·奥威尔笔下“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正看着你）的含义。
三、全社会的道德失范现象
影片最大的优点并非呈现蛋糕任务本身的一波三折，而是借拉米雅搜寻蛋糕食材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全面折射出在独裁专制统治下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现象。
“道德失范”是一个哲学术语，它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或者缺失、或者缺乏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出正常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
具体说来，片中的道德失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极端贫穷与物资匮乏的当下，人与人之间充满戾气，民众显出极度的自私与冷漠。
拉米雅在街头奔走、筹措蛋糕的过程中，一再遭遇来自成年人的敌意：她想搭乘公交车去游乐园找赛义德，司机发现她没钱后立即让她“滚”；
卖面粉、鸡蛋的老板是位残疾人，可帮他运货的司机却不愿替他搬货，最后还是靠拉米雅和赛义德帮忙，才将几袋重重的面粉搬了上来，为此，他们得到了五个鸡蛋的奖赏；
拉米娅与赛义德为筹钱而卖掉了父亲留下的怀表，他们不仅被钟表店老板刻意压价，还塞给他们一把假钞；不知情的拉米娅和赛义德捧着假钞来到蛋糕店，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当国家陷入贫困和混乱，基于生存压力和自保本能，人性之恶会被加倍放大，而这一切，都要由无辜的孩子来“买单”。
2、战乱加剧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不怀好意。
影片刻画了一名好色的杂货店老板，他以各种物资引诱情妇同他发生关系，即便对方已经怀孕，他也毫无恻隐之心。
不止如此，后来拉米雅也差点落入同样的陷阱：屠宰场老板试图诱拐性侵她，所幸她因机灵而及时脱身。
民族主义与英雄叙事，往往建立在阳刚符号的父权基础上——正如片中无所不在的萨达姆肖像。可讽刺的是：除了一位好心的邮递员外，《总统的蛋糕》中出现的其他所有成年男性角色，几乎无一例外的品行恶劣。而两位孩子的父亲：赛义德的爸爸是残疾人，拉米雅的爸爸已经去世。
“父权”要么无能要么缺席，却依然宰制一切。
3、政府、国家无处不在的冷暴力。
当拉米雅的祖母来到警局，恳请警察寻找失踪的孙女并为此焦急万分时，她得到的只是冷嘲热讽和漠不关心——警察不但不帮民众纾解困难，反而忙着筹备总统的生日活动。
拉米雅的祖母因糖尿病晕倒，这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可国家因受制裁而缺衣少药，最终导致祖母撒手人寰——面对民生凋敝的凄惨现实，这个国家毫无作为，让人民来承受痛苦。
哈桑·哈迪通过展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现象，让人看到曾经的伊拉克儿童，需要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多少恶意跟暴力。在如此环境下长大，恐惧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内心生根发芽。影片开场，赛义德问拉米雅：“你觉得总统能自己吃光所有蛋糕吗？”，拉米娅立即提醒他：“小心隔墙有耳。”
即便是9岁的孩子，也什么都明白：蛋糕当然到不了总统嘴里，这八成只是他们“敬爱”的老师以“总统”为名想要自己一饱口福，孩子虽能看透却毫无办法，因为老师掌握了这种剥削权力——他会将任何没完成政治任务的学生举报给上级，而这一后果是这些贫苦家庭的孩子无法承受的。片中饰演老师的演员留着萨达姆的同款胡须，这是一个乡村的“小小萨达姆”，哈桑·哈迪的用意不言自明。
全片最后一个镜头：费尽千辛万苦制成的蛋糕终于按期被送达了课堂。可老师才刚刚品尝了一口，学校便遭到了轰炸......
惊恐的学生瞬间躲到桌子底下，为缓解拉米雅的紧张，赛义德再次提出玩“谁眨眼谁输”的游戏（先前他们已多次玩过这个游戏），两个孩子面面相觑，拉米雅眼中渐渐泛起惊惧的泪光，电影随后黑屏。
这个镜头的力道不亚于《普通事故》“噩梦声重现”的片尾收束镜头，哈桑·哈迪以此镜头“平等”地控诉了独裁政权和战争对伊拉克人民施加的双重伤害：萨达姆·侯赛因只顾稳定权力，不顾人民死活；可此时此刻盘踞在伊拉克上空的“西方列强”，就真那么“正义”并在乎伊拉克人的死活吗？
在哈桑·哈迪看来，一丘之貉罢了。伊拉克人的日子不是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才变糟的，80年代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就已搞到民不聊生了，可那会儿美国人在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战争初期，美国支持的是萨达姆。
普通人永远是战争的炮灰，他们唯一能做的是睁大双眼，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是9岁的孩子，也需这样，只能这样。
《总统的蛋糕》用“以小见大”的结构，以一个近乎荒诞的任务，把九十年代伊拉克在个人崇拜、物资匮乏与战争阴影中的日常经验，压缩进一条儿童公路片式的行动线里。影片开场的两个长镜头有意先呈现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带的人文风物与村庄水道：孩子和村民在水上穿行，暮色、棕榈树与船只构成一种近乎抒情的开场，随后才被战机与燃烧景象打断。这个段落也是全片少数真正有呼吸感的长镜头处理之一；它至少让影片在进入“任务叙事”之前，先短暂建立起一个有质地的生活世界。nn这部电影知道如何用一个极小的叙事触发器，把体制如何渗入学校、市场、街道与家庭结构清楚地串联起来；它的短板则在于，除了开场和个别段落之外，视听语言几乎没有继续往前发展。摄影、调度、声音和气氛塑造整体都偏保守，基本遵循经典叙事电影的法则：每场戏都有明确功能，每个段落都在推动处境升级、人物受挫或主题落点；可与此同时，它也因此显得过于工整，缺少真正让独裁经验在形式上变得刺人的那一步。当独裁者壁画和儿童同时出现的时候，我真希望电影可以用长镜头展示人物的日常如何被领袖默默注视，或者用蒙太奇展现巨大肖像在城市空间中的密度。nn《总统的蛋糕》的“老派”叙事，确实高效地展现了被权力组织起来的日常生活：蛋糕原本属于家庭、庆祝、温柔与照料，但在独裁统治下，它被改造为一场服从测试；孩子不是在理解政治，而是在身体力行地完成政治；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图像，也不是简单的时代布景，而是权力对公共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占领。普通人在这样的秩序中被迫行动、彼此利用，又偶尔保留一点残存的善意。这部电影用一种足够朴素、甚至略显陈旧的叙事方式，抛砖引玉地展示了《Beyond Totalitarianism》等研究所强调的核心：威权体制并不只是一个悬置在日常之上的抽象怪物，它恰恰要通过制度、程序和象征秩序进入普通人的生活。nn把《总统的蛋糕》放进一个更大的电影谱系里看，它能够联系到那些借儿童或少年视角去触碰威权秩序的作品。Hasan Hadi 自己在戛纳获奖时也明确强调，儿童拥有一种尚未被政治预设完全污染的观看位置，因此能够更“直接”地看见世界。但这一叙事策略并不天然意味着温柔、纯真或抚慰。相反，电影研究中关于“child-focused”政治电影的讨论，往往强调儿童人物的特殊位置：他们既处在权力链条的最末端，又最能暴露体制对日常生活的重组。Sarah Thomas 在研究西班牙记忆电影时指出，围绕儿童展开的相关影片，常常并不直接再现国家暴力本身，而是通过孩子的感知、迟疑、误读和局部经验，让战争、独裁与创伤以更弥散、更难言说的方式进入影像。换言之，儿童不是政治现实的缩小版旁观者，而是使威权经验得以被“感知化”的媒介。《总统的蛋糕》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非常稳定的电影传统：让儿童或少年成为威权历史的低位见证者。nn在这一点上，《总统的蛋糕》很容易让人想到《我在伊朗长大》（Marjane Satrapi、Vincent Paronnaud，2007），但两者的路径并不相同。《我在伊朗长大》同样借一个女孩的成长经验进入革命后的威权现实，只不过它更进一步，把国家权力如何进入身体、服饰、语言和性别规范的过程，直接内化为成长叙事的一部分；而动画形式本身，也让记忆、创伤与政治寓言之间获得了更强的形式张力。相比之下，《总统的蛋糕》没有《我在伊朗长大》那样鲜明的形式自觉，也没有把儿童感知进一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视觉系统；它更朴素，也更偏向现实主义。它关心的不是成长中的身份裂变，而是一个孩子如何在被物资短缺、学校命令和领袖崇拜共同塑形的世界里，把一个根本不该存在的蛋糕任务硬生生完成。也正因为如此，《总统的蛋糕》更像是在“任务”层面把威权经验具体化，而《我在伊朗长大》则是在“成长”层面把威权经验内在化。两者都有效地证明，儿童视角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把体制的荒谬转化为最基本、最可感的生活问题：为什么明明不合理，却没有人能拒绝；为什么最普通的东西，也会被国家权力重新编码。nn我的英文原文：https://boxd.it/dPJo3L
《总统的蛋糕》用一种很典型的“以小见大”结构，把九十年代伊拉克的生活经验压缩进了一条近乎荒诞的行动线里：一个孩子为了完成一块蛋糕，在匮乏、紧张和层层阻碍中不断奔走。影片并不靠宏大叙述来交代时代，而是把那个年代的氛围、物资状态和社会气氛，一点点放进具体的任务里。于是，集权主义个人崇拜、战争阴影和普遍的生存压力，都不再只是背景说明，而是变成了人物一路上必须不断面对的现实。nn电影开场的两个长镜头尤其重要。它先不急着把人物抛进任务，而是有意铺展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带的人文风物与村庄水道：孩子和村民在水上穿行，暮色、棕榈树与船只构成了一种近乎抒情的开场，随后才被战机与燃烧的景象打断。这个段落也是全片少数真正有呼吸感的镜头处理之一。它短暂地建立起了一个有质地、有温度、也有具体生活纹理的世界，让观众先看到“生活本来是什么样子”，再看到它如何被打断、挤压和改写。nn这也是《总统的蛋糕》最巧妙的地方：它知道如何从一个极小的叙事触发器出发，把学校、市场、街道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清楚地串联起来。很多时候，电影甚至不需要额外解释什么，只要让人物不断去跑、去换、去求、去碰壁，那个时代的面貌自然就浮现出来了。蛋糕本来属于家庭、庆祝、照料和温柔，但在这里，它被转化成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场几乎没有退路的服从测试。孩子不是在“理解”那个世界，而是在身体力行地承受那个世界。nn不过，这部片的问题也很明显。除了开场和个别段落之外，它的视听语言几乎没有继续往前走。摄影、调度、声音和气氛塑造整体都偏保守，更多是在服务叙事效率，而不是进一步把这种经验转化成更有压迫感的电影形式。它的每场戏都很清楚，每个段落都有明确作用，人物受挫、处境升级、主题推进，一环扣一环，几乎没有废笔；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显得太整齐了，太工整了，少了一点真正能让人感到刺痛的东西。尤其是当领袖画像和儿童同时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电影能更进一步，比如用更耐心的长镜头去展示人物的日常如何被无声地注视，或者用更强烈的剪辑去积累那些巨大肖像在城市空间里的密度，整部片子的压迫感可能会更具体，也更电影。nn《总统的蛋糕》的优点和局限，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它足够老派，也足够朴素，几乎完全建立在经典叙事电影的基本法则之上，因此它很容易被看懂，也很有效率地把那个年代如何渗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拍了出来。无处不在的领袖图像，不再只是时代布景，而是空间秩序的一部分；人物之间的利用、交换、算计与偶尔泄露出来的善意，也都说明，人在那样的环境里既会彼此消耗，也仍然会残存一点温情。电影真正拍出来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大时代”，而是一整套已经进入学校、市场、家庭和街头的生活逻辑。nn把《总统的蛋糕》放进更大的电影脉络里看，它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些借儿童或少年视角进入高压现实的作品。这样的视角并不天然意味着纯真、抚慰或者煽情，相反，它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孩子站在秩序的最低处，却最早感受到秩序的重量。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能完整理解发生了什么，但正因为这种不完全理解，很多已经被成人语言消化掉的东西，反而重新变得刺眼：为什么明明不合理，却没有人能拒绝；为什么最普通的东西，也会变得如此难得；为什么一个原本应该属于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会突然变成所有人都必须配合完成的事情。nn在这一点上，《总统的蛋糕》很容易让人想到《我在伊朗长大》。两部片都借一个女孩的经验去触碰更大的现实，但路径并不一样。《我在伊朗长大》更接近成长叙事，它关心的是一种环境如何慢慢进入身体、语言、服饰和身份认知；而《总统的蛋糕》更接近“任务叙事”，它关心的不是一个孩子如何在漫长时间里形成自我，而是一个孩子如何在一个被匮乏、命令与崇拜共同塑造的世界里，硬生生完成一项根本不该存在的任务。前者是在成长层面展开，后者是在行动层面推进，但两者都说明了一点：儿童视角并不是廉价的催泪装置，它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在于能把那些过于庞大、过于抽象的话题，重新压回到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上。nn也因此，《总统的蛋糕》虽然在电影语言上远远谈不上锋利，甚至可以说有些保守，却仍然有它成立的理由。它没有把一切都拍得很沉重，也没有把每一个问题都推向戏剧化的极致，而是用一种近乎朴素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孩子如何在不属于自己的任务里奔跑，如何在本该属于生活的东西里，看见某种力量已经悄悄改变了生活本身。它未必是一部特别尖锐的电影，但它确实拍出了那种感觉：有些时代的荒诞，不是先降临在口号里，而是先降临在一块蛋糕上。nn我的英文原文：https://boxd.it/dPJo3L
文章首发公号：分派电影，每日推荐告别剧荒！
九岁的拉米亚看着自己的宠物公鸡“印地”，愁容满面。
就在今天上午，在班级抽签中，她被选中要为国 家 总 统 萨 达 姆即将到来的生日，制作一个蛋糕。
可是怎么制作蛋糕呢？拉米亚不知道。
她只知道，完不成任务意味着对总统的背叛，意味着会被士兵“像狗一样拖走”。
这个令人心酸又荒诞的开场，来自伊 拉 克 导演哈桑·哈迪的长片首作——《总统的蛋糕》。
《总统的蛋糕》
مملكة القصب
故事发生在1990年的伊 拉 克。
那时，伊 拉 克 因为入侵科威特，正遭受国际制裁，总 统 萨 达 姆是最高 领 袖。所有人被要求效忠于他，就如同他们信仰真主一样。
拉米亚（巴尼恩·艾哈迈德·纳耶夫 饰）与年迈的祖母比比住在伊 拉 克 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沼泽区。她们的家简陋到几乎无法遮风挡雨，家中唯一的“男丁”是一只名叫“印地”的大公鸡。
比比体弱多病，却依然用自己最后的力气守护着孙女。
但老师要求制作蛋糕的命令，让比比也不知所措了。家里已经没有余粮了，而就算她们有钱，商店里的货架也大半空空如也——制裁让面粉、鸡蛋和糖变成了比黄金还珍贵的物资。
无奈之下，比比偷偷安排了一个养母，想把拉米亚送走，让她免于处罚。
可拉米亚舍不得祖母。她知道留下来意味着挨饿、冒险，甚至被老师处罚。但那个破破烂烂的家，是她唯一的希望。
无助的拉米亚选择了逃跑。
拉米亚相信只要自己做出蛋糕，祖母就不会弃养自己。
于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同学，八岁的萨义德，帮自己筹钱购买蛋糕的原料。
就这样，两个加起来都不到十八岁的孩子，在没有手机、没有导航、没有大人撑腰的情况下，在城市中一条条陌生的巷子里钻来钻去，试图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被警 察追捕，被人用假钱蒙骗，甚至差点被人侵害，经历了千难万险。最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两个孩子安全回到了家，也成功做出了“蛋糕”——一个缺少泡打粉和奶油的面粉糊糊。
但故事并没有在此结束。
第二天，孩子们将蛋糕带到教室，就在老师表扬拉米亚时，屋外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轰炸开始了。
而拉米亚的“蛋糕”，就这样在炸弹声中被灰尘淹没，仿佛没有存在过一样。
《总统的蛋糕》在2025年戛纳电影节上一鸣惊人，获得了金摄影机奖，这一奖项专门颁给最佳长片首作。
评审团被影片“不加修饰的真实”和“儿童视角下的诗意”所打动。目前，这部电影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9%，并冲上豆瓣一周口碑电影榜第二，仅次于《挽救计划》，获得了7.8分的好评。
这部电影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人看见了真实的伊 拉 克。
导演哈桑·哈迪本人就是在萨 达 姆统治下的伊 拉 克长大的。他不需要查资料——那些恐惧、那些空荡荡的商店、那些无处不在的海报，都是他骨头里的记忆。
而电影的演员也是全素人出演。拉米亚的扮演者就是当地一个普通女孩。她不会“演戏”，她只是在镜头前重新活了一遍自己的童年。
电影中有大量实景拍摄的场景。导演用自然光和日常光源代替了电影工业中常见的人为打光。摄影上，他采用了深焦和超宽画幅，画面的边缘微微圆润，每一帧都像一幅油画。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匮乏的故事。制裁让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让一个简单的烘焙任务变成了一场冒险。
但影片挖掘得更深——它真正想讲的是，当一个社会被 政 治 和战争扭曲之后，普通人——尤其是孩子——是如何在其中生存的。
拉米亚并不理解国家的 政 治 议题，她只知道，老师说了要蛋糕，那就必须把蛋糕变出来。
这种“对荒诞任务的认真执行”，恰恰是影片最讽刺也最动人的地方。
孩子们的世界观尚未被意识形态污染，他们活在当下，把一切——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都当作理所当然。这种天真的适应力，既是一种生存本能，也是一种无声的悲剧。
但好在电影并没有刻意将故事严肃化，而是在孩子们的冒险中加入了喜剧效果。拉米亚的伙伴——那只名叫“印地”的大公鸡，就是影片的“喜剧担当”。
在拉米亚最艰难的时刻，印地会突然跳上桌子、追着路人跑、或者莫名其妙地打鸣，制造出一连串意想不到的笑点。
这些幽默的瞬间让残酷的背景显得更加真实：即使在最压抑的日子里，生活也总会冒出一些荒诞又好笑的插曲。
除了努力保持幽默之外，电影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在于导演用儿童的无邪来反衬成人 政 治 的荒诞。
总 统 萨 达 姆的头像出现在街头的每一个角落，但对于孩子们而言，相比眼前的饥饿，总统的形象虽然就在眼前，但这个人却是遥远的、抽象的存在。导演哈迪正是用这种“视而不见”告诉观众：再强大的统治者，也无法占据每一个人的内心。
电影里最美的一幕是在黄昏时分，两个孩子划着独木舟穿行在沼泽地的水道中，天空是褪色的海绿色，水面倒映着他们的影子。远处，一栋建筑正在燃烧，火光微弱却清晰。
美与恐怖同时存在，就像那个时代的伊 拉 克，就像拉米亚手中那块尚未烤成的蛋糕——它本应是甜蜜的，却裹满了苦涩。
图源于网络
Herring / 作者
1，关于抽奖日与做蛋糕
是真实的，萨达姆侯赛因的生日是伊拉克当年强制性的国定假日，举国上下都要表示祝贺。导演说他一个朋友就曾经被抽签抽中烤蛋糕，那孩子做不出来，“我的朋友不得不做蛋糕，但惨遭失败，因此，他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因为他被招募到萨达姆的儿童军队中。”
学校必须为萨达姆烤蛋糕，不过，孩子们几乎从来没有吃到过它们，因为老师通常会把它带回家给他的家人。导演自己直到十三、四岁时才尝到蛋糕的滋味。
2，关于恐惧
影片刚开始，小女孩拉米亚和小男孩赛义德聊天，赛义德问：“你觉得总统会把所有的蛋糕都吃掉吗，他自己？”
才9岁的拉米亚马上打断：“嘘！——隔墙有耳。”
谈到无人能幸免于恐惧，导演讲了一件亲身经历：有一次士兵冲进他们的家，当时他父亲不在，“他们问我奶奶的名字，她惊恐地忘记了，她看着她的女儿们，问她们：我叫什么名字？”
3，关于无处不在的萨达姆肖像
毫无疑问是真的，类似场景咱们也不是没见过。导演说，2003年萨达姆倒台时，他的雕像和肖像的数量超过了伊拉克的总人口数，“真的感觉他到处都在看着你；从家到学校，你不能不见到他。”
4，关于空袭
导演哈桑.哈迪在伊拉克长大，本人即曾经历空袭，就像在电影中一样。“那很可怕，你总是看到F16四处游荡。”
哈迪总是说自己并不想拍一部“政治电影”，尽管事实上政治无处不在，他的首要任务是人文主义的，“这是对独裁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的谴责，但也非常强烈地反对美国的制裁政策，我可以自由地发表大胆的声明。”
5，关于电影之路
导演哈桑.哈迪说：“在我成长的时候，伊拉克的电影院被关闭了，尽管巴格达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最早拥有影院的地方之一，但由于制裁，电影、摄影、甚至笔都被禁止进口到该国，因为它们含有可用于武器的化学物质。”
尽管如此，哈迪还是设法让自己爱上了电影，其热爱来源于一台带有VHS的18英寸电视机，一个亲戚让他帮忙偷运被禁止的外国电影录像带，“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没有人会怀疑我走私，我会把录像带放在衣服或者包里。”到了晚上，所有人都上床睡觉后，他悄悄走进客厅，打开电视，调低音量，看电影，从李小龙到塔可夫斯基。
记者问：如果当时你被发现持有违禁电影录像带，会受到什么惩罚？哈迪回答：没有具体的规则，但如果是政权禁止的政治电影，我可能会被处决。记者问：他们会处决一个孩子吗？哈迪说：是的，他们会。
后来他离开伊拉克，去纽约大学攻读电影专业。
6，关于演员
全部来自于街头选角，都是非职业演员，全程在伊拉克当地拍摄，饰演拉米亚的小演员在开拍前几天才被选中，试镜时她非常害羞，人们认为哈迪犯了大错，不该选择一个这么害羞的小女孩，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公鸡也是演员之一，为什么拉米亚抱着一只公鸡？公鸡在伊拉克文化中有其特殊性，有一种迷信认为，当公鸡叫时，那是因为它们看到了魔鬼或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