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人物塑造来说，我感觉片中提供的内容还是能让人理解这位母亲的决定的。但她并非走投无路，No other choice，只是她自己觉得这样更能让她感到解脱。她什么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认为她可以搞定一切，从不愿意求助或分享。但最终她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健康，以及儿子的健康。在这些事超出她的“控制欲”之后，她依然选择掌控自己和儿子的命运。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狂。而最终的解决办法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即使别人不理解、不同意，她感觉的到了解脱。甚至影片完全也没提到她有其他家人，似乎她完全将自己封闭，认为她儿子的事只有她一个人可以了解，连医生都不应该知道。而这才是导致悲剧的原因。当然，她的家庭经历确实凄惨，一家三口都患病，没有一个健康的，处境令人同情。
今年真的很多遭遇凄惨的母亲角色，放一起看很难不变成比惨大会。你们看完这个，可以比比是不是比《If I Had Legs I'd Kick You》、《Hamnet》里的女主更惨，这个是真的“丧偶”，而且自己和孩子都病了，感觉可以荣获年度最惨银幕母亲称号。。。相信每个人看完都会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处在她的位置，该怎么办。这就是这类电影拍摄的原因。
这也是我时隔8年再次参加由主创QA的private screening.唏嘘的是上次参加的《你好布拉德》screening恰巧是在2019年的洛杉矶，当时悲剧发生刚刚四个月，而每周末都会路过电影中有“洞庭春”的全统广场，有“伴半堂”的Montery park plaza, 或去Rosemead吃”滋味成都”分店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感谢刘玉玲，感谢所有不为功利因素的投资人，感谢所有参与电影宣传的志愿者。这几乎是一个公益行为（刚查了一下截止一月初这个电影的票房只有20万美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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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宣传方邀请的一个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专家（中/右）Stan/Joe的演员
晒票根
回来随便搜了点资料， 看到这个《霹雳娇娃》主演联动的观后感视频: 9分半钟左右，刘玉玲说“I haven’t had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but I always had the potential” （验证了我的成功女性痛苦论，谁懂这句话的苦楚，不甘，挣扎）5分钟多一点，黛米摩尔问了一个我在Q&A问主创的问题”无关mental health，女主角的台词经常在一句话里混杂中英文，这是一种文化的压迫性折射” （我自己在家里经常这样讲话，感触于这里表演的真实性，也很吃惊这一点在英语母语观众中得到如此准确的体验) 。 这个视频推荐倍速看一下。
这原本是一部直指人心的电影 为什么电影票房如此扑 刘玉玲表演非常棒 nn自以为儿子男主选角有很大问题 这是一个毫无魅力的平面孩子 演员本人是个容器 眼睛要无辜 人要灵动 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驾驭大银幕人物 我们只愿意看自己共情的东西 这位男演员明显缺乏了 个人魅力 表演技巧 和灵魂 莎士比亚早就告诉观众 悲剧就是摧毁美好的事物 前提是这个容器要美好啊nn电影套路中为什么总是消防员救猫 而不是救壁虎 救鳄鱼 nn选角失败
#柔似蜜# （ Rosemead）（B+）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如果不是真实案件改编，很多观众恐怕难以接受结尾。但它根据发生在洛杉矶华人区的真实事件改编，并提供了更多内容让公众能理解，为何这位不幸的母亲会如此绝望选择这样的结局。
我个人觉得本片的优点是刘玉玲演得非常好，确实是完全消失在这个角色中，给大家呈现了一个憔悴、心碎且迷茫的华裔母亲。与以往她出演的那类强势、自信的女性很不同，她选择买下本片改编权，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是很明智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故事，且也是对她职业生涯来说很有挑战性的角色。
但是这部电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既没有说明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也没有在片中提到 Rosemead这个城市，于是很可能让人认为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如果是虚构的，观众可能无法接受这个结局，认为太黑暗。事实上，片中出现了很多洛杉矶县华人区的城市街景，很多商店、街道我看着都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不住在这里的人就看不出来这是哪里。
但就人物塑造来说，我感觉片中提供的内容还是能让人理解这位母亲的决定的。但她并非走投无路，No other choice，只是她自己觉得这样更能让她感到解脱。她什么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认为她可以搞定一切，从不愿意求助或分享。但最终她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健康，以及儿子的健康。在这些事超出她的“控制欲”之后，她依然选择掌控自己和儿子的命运。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狂。而最终的解决办法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即使别人不理解、不同意，她感觉的到了解脱。甚至影片完全也没提到她有其他家人，似乎她完全将自己封闭，认为她儿子的事只有她一个人可以了解，连医生都不应该知道。而这才是导致悲剧的原因。当然，她的家庭经历确实凄惨，一家三口都患病，没有一个健康的，处境令人同情。
此外影片也确实展示了亚裔家庭不愿意谈论精神疾病的现实。每次提到总觉得丢面子，不愿意面对和探讨。这让他们总是忽视精神健康，直到恶化。家丑不外扬，所有事自己私下解决，强装镇定、爱面子就是刻在亚裔骨子里的。就算移民到美国，这些传统的亚裔家庭文化，这些处事方法，都很难改变。
刘玉玲的服装造型确实很像任何一个在蒙特利公园市看到的华裔一代移民，这次演出是成功的。祝她能找到更多好角色！
今年真的很多遭遇凄惨的母亲角色，放一起看很难不变成比惨大会。你们看完这个，可以比比是不是比《If I Had Legs I'd Kick You》、《Hamnet》里的女主更惨，这个是真的“丧偶”，而且自己和孩子都病了，感觉可以荣获年度最惨银幕母亲称号。。。相信每个人看完都会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处在她的位置，该怎么办。这就是这类电影拍摄的原因。
在旧金山SFFilm看的，映后还有刘玉玲（Lucy Liu）的问答环节。离场前我是真的需要深呼吸几次，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哭，那种情绪冲击来得太猝不及防了。nn刘玉玲说，她等了30年，终于拿到一个主角角色。看到最后那场戏，没有配乐，没有任何干扰，只有她和全场寂静的观众，那种感觉太戳心了。在场很多人知道结局，但你能清晰感受到，每个人都在试着读懂这个女人内心真正的样子。她的表演太绝了，既收放自如，又充满了未经修饰的真实感，刘玉玲绝对值得一个奥斯卡提名！nn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她映后说的一段话：她演绎时融入了自己父母的影子—他们在家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在外面，展现出的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自己。那种割裂的身份认同，那种与生俱来的克制，那种“别无选择”的无奈，太多移民母亲都在背负着。nn这部电影把亚裔群体在心理健康议题上的 stigma拍得太真实，真实到让人难受，那份要强，那份不愿示弱的倔强，那份本能地想把所有“狼狈”藏起来、不让外人看见的执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感。母子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都活得那么孤立。母亲显然是爱孩子的，但她的病痛、她的重担，还有她的性格，把她困在了一个无法真正沟通的牢笼里。很有力量，却也充满了悲剧感。nn影片节奏很紧凑，没有狗血的煽情，也没有拖沓的情节，就是一个很“亚洲”的故事，不卑不亢地讲完了。nn我最喜欢的片段，是反复出现的、关于全家在汽车旅馆那段快乐时光的幻觉——那是母亲和儿子唯一珍藏的脆弱回忆，总忍不住想回去，想抓住某样曾经让她们觉得安心的东西。nn走出影院时，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心里为悲剧叹息，很悲伤心碎。nn听刘玉玲说这部片融资有多难，而且目前只在纽约和洛杉矶有少量排片，我又一次意识到，以亚裔为主角的电影，能获得的机会依然如此少。真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nn也突然感到很幸运，两年有幸上了一个学期本片制片的课。原来生活真的会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兜兜转转给你回应。
—— 为何会这样？
—— 是我错了么？
—— 我该怎么办？
这不只是一个身患绝症且即将失去有心理疾病的孩子的监护权的单亲亚裔母亲的灵魂三问。让我们一个一个去掉限制条件：这可以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孩子的单亲亚裔母亲的三问，这可以是一个单亲亚裔母亲的三问，这可以是一个亚裔母亲的三问。
自我反省，自我怀疑，做出选择。这是所有亚裔女性，推广至所有女性一生的西西弗斯循环。
因为已经知道结局，所以这场观影体验在前期出乎意料的家常，平静，甚至有轻松，欢笑。我一度觉得Irene家的情况远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糟糕: 她有经营良好的资产，有优良的住所，有值得信赖的关心她的朋友，有进行中的专业治疗，有好的亲子关系，孩子有正常的朋友和社交。怎么就至于走入绝境了呢？。
但刘玉玲的表演是如此的细致，有层次地推进，带动观众共情主人公的角度，她的局限，她的坚强，她的执念，直至最终的选择。
人人都知道死亡是可怕的，但能压倒这种恐惧用死亡来逃避的，只能是更巨大的痛苦。
当我觉得Irene痛不至此，应该还有别的出路的时候，她的不被理解的痛就已经又加一层了。
如果她的情况尚不算糟，那我呢，一个自己和孩子都身心健康，经济独立又有配偶支持的中产女性，是不是应该每日喜笑颜开? 再进一步，那刘玉玲呢，一个经济和事业都有巨大成功，在专业领域有广泛声誉，明显在探求马斯洛金字塔上层的上流女性，她又为何会感知到痛苦呢? 这不是我的妄自揣度, 刘玉玲作为这个电影的制片，花8年从16个独立投资人拿到4百万seed，艰难推进这个小成本策划，(她是《霹雳娇娃》《women who kill》的女主， 是昆汀电影的高光打女啊)，在这个208随便干点啥都名利双收的世界，我不相信她为这个电影投入这么多是出于爱和喜悦。
那既然Irene的痛苦值得正视，那么所有女性的痛苦也都值得正视。那么”为什么是我”, “我做错了什么”,”我应该怎样”的灵魂三问, 也许有一天会从系统性压迫中释放，从自省转为客观，Irene作出的选择可能也不会是她觉得的唯一选择。
这也是我时隔8年再次参加由主创QA的private screening.唏嘘的是上次参加的《你好布拉德》screening恰巧是在2019年的洛杉矶，当时悲剧发生刚刚四个月，而每周末都会路过电影中有“洞庭春”的全统广场，有“伴半堂”的Montery park plaza, 或去Rosemead吃”滋味成都”分店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感谢刘玉玲，感谢所有不为功利因素的投资人，感谢所有参与电影宣传的志愿者。这几乎是一个公益行为（刚查了一下截止一月初这个电影的票房只有20万美金不到。）
回来随便搜了点资料， 看到这个《霹雳娇娃》主演联动的观后感视频: 9分半钟左右，刘玉玲说“I haven’t had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but I always had the potential” （验证了我的成功女性痛苦论，谁懂这句话的苦楚，不甘，挣扎）5分钟多一点，黛米摩尔问了一个我在Q&A问主创的问题”无关mental health，女主角的台词经常在一句话里混杂中英文，这是一种文化的压迫性折射” （我自己在家里经常这样讲话，感触于这里表演的真实性，也很吃惊这一点在英语母语观众中得到如此准确的体验) 。 这个视频推荐倍速看一下。
在社交平台刷到了故事后很触动，找了下真实案件的报道，原报道链接：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la-timeless/dying-mothers-plan-buy-gun-rent-hotel-room-kill-her-son，自己粗略翻了翻。
A dying mother’s plan: Buy a gun. Rent a hotel room. Kill her son （Frank Shyon）
一个垂死母亲的计划：买一把枪。租一个房间。杀死她的儿子
I：一个绝望的选择
项丽（Lai Hang音译）的生命还剩下最后四个月，可供她浪费的时间为零。
2015年的一天，当她听闻了自己诊断癌症的那天，她填好了要买一把手枪所有必需的材料，等到10天之后即可拿到手。
然后她找到童年时就相识的好友钟萍（Ping Chong音译）保管自己的材料，其中包含了她丈夫的死亡证明—他在三年前同样因癌症去世。
钟不愿意预想好友的死亡，一开始拒绝了她。
但是项，一个一向温和的人，却用上已被化疗折磨的所剩无几的力气，握着拳头拍打了桌面，并朝钟大吼，让她仔细考虑自己的请求。
于是钟答应了。
她知道项会忧心自己17岁的儿子乔治在她死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项面临的处境是多么让她绝望。
II：一个家庭谜团的渐显
几个月前，钟就开始在项的家里隐约看到混乱的踪迹。
被砸坏的iPad。
卫生间里被摔碎的肥皂盒。
被拧坏了的门把手。
项解释说这些家具毁坏的原因都是意外，但钟怀疑项有所隐瞒。
这对好友一起在老挝长大，并进了同一间小学。稍微长大些后，两家人又都搬到了香港。钟至今都记得周末两人会在各自狭小的公寓穿梭，参加彼此举办的拥挤的晚餐派对。
朋友们都叫项 Eva，她是个漂亮，聪明又有志向的女孩，钟说道。她在女孩甚少有机会上大学的年代，获得了到东京学习平面设计的奖学金。1992年，她与丈夫结婚搬到美国。
她和新婚的丈夫彼得在阿罕布拉利（洛杉矶下属城市）开了一间打印店。之后的二十年里，他们过着美国梦般的生活。在高清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下，这对夫妻在罗斯米德（洛杉矶东部城市，有大量亚裔聚居）的一处封闭式社区里买了一间小房子。
他们在1998年生下了乔治，同年钟的儿子也出生了。
当这两个女人重逢时，钟非常高兴，因为巧合让他们走上了如此相似的人生道路；从幼年、青年到结婚、再到成为母亲，他们都彼此见证；他们的儿子也可以一起长大。
但在2012年，彼得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不久后，医生在项的胸部和大脑中发现了肿瘤。
彼得在乔治刚升上高中的时候去世，父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钟说道。他退了学，与朋友也渐行渐远。
在项接受癌症治疗期间，钟每周都会前往罗斯米德探望好友，用芒果或咖啡冰淇淋来缓解化疗的痛苦。
那时，她开始注意到潜藏在这个家庭中的压力：
钟在乔治父亲去世后帮忙维护的花园——辣椒、西红柿、草莓和茄子——这些植物频遭破坏。
一张桌子上堆满了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书和记录，还有一张手绘的卐字贴纸（纳粹主义符号）。
钟的儿子和乔治在同一个班上，之前也做过关于二战的项目研究。但这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乔治还保留着这些东西的动机不得而知。
钟从没听项谈起过乔治的任何异常。
“如果乔治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钟说，“只有她知道。”
但有一天，在乔治带回了全是F的成绩单之后，她用了一个奇怪的词来形容他：衰仔（seoi zai）。
这是广东话中的一个俗语，在日常对话中用来形容一个孩子顽皮任性。在这个词最严重的语义中，它意味着“坏孩子”。
III：沉默中的煎熬
在父亲去世后，乔治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讨论精神疾病的禁忌根植在每一种文化中，研究表明了亚裔美国家庭是在所有族群里最少使用精神健康服务的一类。
项确实有带乔治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即便当亚裔病人面对专业人士的帮助时，他的家人和朋友也总羞于完全敞开地谈论问题，这就让非言语心理治疗缺失了重要的一块。亚太家庭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格伦·增田指出。
还有专家表明，沉默，也会在关爱的家长和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之间塑造起一种深切的不健康的亲子关系。
项曾经向在中医诊所工作的钟寻求乔治用药的建议。钟只是看了两眼，都没看清上面写了什么，然后告诉她听从医生的建议，就匆忙换了话题。
还有一次，钟回忆道，项请钟陪她一起去乔治在家庭中心的一次治疗，但是钟认为谈话内容自己不方便听。过程中她一直偏着头，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好让自己听不到说了什么。
他们已经是最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就好像她们之间缺少直接谈论悲剧的语言，钟解释道。
在两人的成长背景中，都认为面对发生在别人家的悲剧，最妥当的方式是要给他们隐私和空间，避免再让他们承担旁人眼光的尴尬。
钟认为，谈论项经受的压力只会让她更感沉重。所以当项在为自己离世后儿子的处境挣扎时，她一直保持沉默。
IV：电视上的大规模谋杀
专家指出，精神分裂症在任何情况下都容易被误解，而乔治的病情恰恰在家庭和国家都处于动荡时期时显现出来。
关于大规模枪击案的新闻不断在项的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
2012年——乔治高中一年级那年——詹姆斯·霍尔姆斯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枪杀12人。
同年晚些时候，亚当·兰扎在康涅狄格州纽敦枪杀27人，其中包括20名一年级儿童。
高中二年级那年，当乔治开始挂科并和朋友疏远时，埃利奥特·罗杰在伊斯拉维斯塔杀害六人。
专家指出，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并非美国暴力事件的主要诱因。
然而近年来，将精神疾病与暴力行为关联的媒体报道日益增多。
全国亚太裔心理健康协会主任艾达指出，此类报道的负面影响在于：家庭会内化社会对精神疾病和大规模枪击案的恐惧。
"当人们不相信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也能过上充实生活时，就会采取过激的行动，"艾达说。
在项提交背景调查资料并开始等待手枪的几周前，白人至上主义者迪兰·鲁夫——顶着一头平头、眼神空洞——在南卡罗来纳州非洲卫理公会教堂枪杀了九人。
乔治对这名凶手着了迷，让项愈发忧心。
有次在钟面前，她突然发问：为何无人阻止这些枪手？
V：未选择的路
临终父母本可为问题孩子创造安全未来；当至亲显露危险倾向时，亲友本可采取诸多措施。
乔治即将年满18岁，届时他将脱离项的法定监护权。但她本可申请法院认定其无行为能力，并指定监护人。
她本可说服警方或精神健康专家认定乔治对自身或他人构成即时威胁，将其收容保护。这或许能促成长期精神治疗。
亚太家庭中心的增田表示，一位被诊断出患有致命癌症的亚裔移民父亲，曾带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前来求助——他承受着与项女士对乔治相同的煎熬。当女儿获得治疗并意识到她仍有未来时，这位父亲得以安详离世。
但钟指出，项从小被灌输"儿子的困境是母亲唯一责任"的观念。
"母亲啊，我们是世上最悲惨的人，"钟如是说。
VI：“我送走了他”
乔治与项最后相处的日子细节，可从法庭记录、洛杉矶县警长报告及访谈中窥见。
在手枪送到的前几天，她和乔治外出享用了他最爱的泰式炒河粉。
警方推断，2015年7月27日，她拿着新购的手枪，带着儿子入住山谷大道上的一家汽车旅馆。
当乔治入睡后，项向其胸部连开两枪，随后爬上床蜷在他身侧。
数小时里，她抚摸着儿子的头发，任其鲜血浸透床垫。
现场人员称，她对出警的警员说：她想和他做个告别。
当晚，钟接到乔治手机的来电，是项打来的。
"怎么了？"钟问，"你在哪？乔治呢？"
"我把他送走了，"项回答道。
调查期间，项向洛杉矶县警局侦探埃迪·布朗供述，因认定儿子具有危险性而将其杀害。
她称儿子沉迷暴力电子游戏。
"她认为儿子有成为大规模枪击案凶手的风险，"布朗表示，"她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不想让他人遭受苦难。"
她告诉警局人员，自己没有自杀，是为了想为自己所做的事赎罪。
凶案发生数周后，钟前往探监，问起朋友这样做的动机。
项只是转过脸保持沉默。
"把我们的照片全都烧掉，"她对钟说，"我不想让任何人记得我们。"
在狱中，癌症侵蚀了项的身体，夺走了她左眼的视力，并让她瘫痪。
十二月，法官裁定项的病症符合人道释放条件，准许她转至附近医院治疗。
钟带着鲜花、念珠和一盘佛经录音来到项的床边。
她安抚着病床上的好友：你不再是囚犯，也不是罪人了。过去发生的都不重要了。
随后她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下午四点左右，项独自离世，留下钟独自面对如何铭记这位挚友的困境。
"人们只会记得她是杀害儿子的母亲，"钟说，"但她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