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  暗夜深海 / 破晓时分 / 深海1950

見微知著才明白吳石朱楓等多偉大！（外一則）

他们四个视死如归，严守秘密，其实是用生命保护了新生的新中国整个国家情报网！

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76周年比較低調，不僅僅因為今年不是逢五或十。

因為今年很特殊，慶典都前移後挪了--前有紀念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維護戰後大國主導格局的“九三”閱兵，後有10月25日的隆重紀念台灣回歸祖國八十年！

所以今年央視隻有一部能夠把“九三”“十一”“十二五”都貫穿起來的獻禮大劇---《沉默的榮耀》。這部戲是十七年前就已經站穩華語諜戰劇第一名的《潛伏》真正續集，不同的是，采用近似紀錄片的冷色調手法，展現《潛伏》“餘則成”們的原型縝密真人紀實還原他們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戰鬥經曆，失敗與榮耀。

這部戲出台應該應運而生。

這個曆史故事，許多網友都門清了，但樓主要透露幾個鮮為人知的重要細節，讓大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吳石朱楓等“東海”情報小組英烈們有多偉大---《沉默的榮耀》與《潛伏》一樣，都是中國國家安全部，中央黨史室，PLA總參總政等嚴格指導監製的，這部戲首先根據史料，披露了吳石小組正確名字是，名叫“東海”，以前把吳石和他的情報小組稱為“密使一號”實際上後者是台灣國防部保密局今軍情局，還有大特務穀正文葉翔之毛人鳳等對此案件的事後宣傳資料裏獵奇杜撰的。

抗日戰爭期間，吳石（民革成員）、陳寶倉（已入黨）和吳仲禧（已入黨）都是開明軍閥張發奎擔任最高司令長官的第四戰區要員，陳寶倉是代參謀長，因為陳寶倉需要治療日軍轟炸導致的一隻眼睛失明舊傷，接替他的就是吳石，而吳仲禧是軍法總監。情報工作是有兩大支撐，第一是信仰和組織紀律性，第二就是社會關係，同鄉袍澤情誼在情報工作中曆來都很重要。

何況吳石、吳仲禧、陳寶倉都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前後校友同學，而保定係最著名的KMT軍政大人物就是“小委員長”，老蔣的浙江小老鄉陳誠。KMT潰退島嶼前，已經讓兩個浙江人先後當台灣封疆大吏，第一個是陳儀，這是湯恩伯的老師，因為228事變責任以及通共罪名被處決後，接任的就是陳誠。

蔣經國是抗戰前夕回國的，當時正在努力營建自己的派係勢力，陳誠的保定係和土木係都是他竭力拉攏的對象。而吳石特立獨行，品行高潔，有名的“軍中狀元”，受到桂係白崇禧李宗仁、陳誠土木係等青睞器重，正是小蔣眼裏得力的軍中幹將幹部人選，所以1949年KMT倉皇南下渡海，正是桂係大佬與老蔣攤牌，劍拔弩張時候，吳石依然能夠擢升國防部參謀次長要職，背後是蔣經國與陳誠的保舉。擔任次長後，他的頂頭上司，當時軍界當紅炸子雞周至柔，也是保定軍官學校出來的，還兼空軍司令呢（劇中高度還原了周至柔，演員扮相酷似原型，而且有時候穿陸軍上將製服，有時候穿空軍上將製服，因為周至柔是以陸軍銓敘陸軍上將軍銜擔任空軍司令員的，所以必要時才穿空軍上將製服）。

當時台灣艱苦險峻的對敵鬥爭環境與白色恐怖，導致那時候的情報工作不可能嚴絲合縫的完美，例如吳朱陳聶等“東海”小組實際上不得不違反不可以東西南北中地橫向交叉的原則---朱楓長期是華中局的情報員，吳石、何遂一家還有吳仲禧的關係由華東局管，而陳寶倉的關係則在華南局（由廖承誌和潘漢年在抗戰時期創立），在沒有更合適的人選情況下，隻能這麼配置了。

潘漢年是周恩來領導上海特科時候的草創成員，與周恩來同為中央上海局情報係統創始人團隊成員，後來潘漢年又在抗戰中和廖承誌雙雙創建中共華南局情報係統-廖公是民國元老公子，本身又是廣東人，自不必說，而潘漢年的嶽父，董仲偉，當時是香港總商會會長。

1942年5月，由於原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郭潛叛變，導致廖承誌在廣東北部樂昌縣坪石鎮被中統逮捕，然後軍統與中統還發生了爭奪廖承誌的糾紛。廖承誌先是被中統關在當時蔣經國署理的江西贛州“江西省青年留訓所”（即泰和縣馬家洲集中營）。宋慶齡、何香凝不斷向蔣介石要求釋放。1944年冬，蔣介石電令將廖承誌轉押到重慶白公館，轉由軍統看管，一直到抗戰結束仍在押。蔣介石還曾在歌樂山與廖承誌見麵勸說，但廖承誌不聽。被關押期間，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廖承誌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是候補委員中得票最高者。1946年1月22日，廖承誌獲釋出獄。中共以上黨戰役中被俘的馬法五等人，換回了廖承誌、葉挺。

廖公出獄後不久被中共中央調回延安。從1946年出獄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廖承誌還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這種情況下，抗戰後期一直到建國前夕，華南局的工作大任都是潘漢年一肩挑。吳石同案的陳寶倉中將就是華南局的情報員、中共地下黨員。

所以朱楓、吳石、聶曦、陳寶倉等非常偉大，他們的堅貞不屈，守口如瓶和視死如歸不僅保護了“東海”甚至維護了整個中央情報係統宏觀安全。看，蔡孝乾一個人叛變就導致400多人直接因他被捕，1400多人間接因他被捕。而葉翔之、穀正文、毛人鳳、蔣經國都不是吃素的，但凡朱聶吳陳四人經受不住壓力與酷刑，稍許屈服泄密，都用不著正式叛變投敵，敵人就可以順藤摸瓜，摸清華東、華中、華南局的工作與工作關係，而穀正文本身就是華北局係統的叛徒，如果這樣，將會給整個中央情報體係帶來滅頂之災。

樓主這裏補白下，蔡孝乾實際上並沒有在口供裏出賣朱楓和吳石，但後二者的確因為蔡孝乾而暴露，這話是怎麼說的呢？

借保密局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大陆时候就怀疑吴石---KMT溃逃到台湾时候，一应事情搞定都有赖于先期到达台湾的省长，“小委员长”陈诚，这个可是老蒋嫡系中嫡系，也是吴石保定军校师弟里官儿最大最有实权的。其次，夫人系的空军司令兼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是保定学弟。再，那时候老蒋已经把整合所有KMT特务机构的重担交给了小蒋。而吴石被擢升次长，背后是陈诚和小蒋向老蒋保举的。

小蒋建丰同志，看过北平无战事的都知道，他自己的情报班底是国防部二厅，所以，戴笠留下来，毛人凤郑介民内讧极大的保密局当时是一个面临关停并转的单位，谷正文回忆录说工资都发不出来，发大米和黄豆，二靠保密局特务打家劫舍甚至截胡过美国商船艰难度日。这个时候他们得罪吴石就等于是唾面小蒋和陈诚啊。

悲剧偶然也必然：蔡孝乾要朱枫开口请吴石给他小姨子以化名搞离台证件文件，朱枫工作上有求于蔡孝乾，不能推掉，吴石不得已让王碧奎和聂曦出面办理；这随着蔡孝乾被捕抄家等，给查出来了，蔡孝乾家里一张新台币上还有朱枫在军统改编机构也就是保密局自家窝里的女儿女婿电话住址，这样就把吴石通过蔡孝乾跟朱枫横向关联了。何况朱枫女儿女婿是军统，妹妹妹夫是老牌中统，所以保密局抓了蔡孝乾以后紧接着就抓朱枫女儿女婿，因为这是他们军统内部执行家法，估计保密局一开始是最担心自己军统内部出间谍，如果那样还查办不力，保密局就要取消番号编制了。

这个时候已经危机四伏了--吴石冒险第二次开特别通行证，这次是让朱枫离台是当时最好的策略，因为那样吴石可以说自己或太太跟朱枫做一点港台之间药品生意，材料都被朱枫带走了，甚至可以说自己上了朱枫这个“奸商”的当，这样来解释他和朱枫的横向关联，但间谍证据链无法闭合。偏偏这时候吴石自己的不小心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他留下了一张有陈宝仓字迹的兵力部署情报，还有他和聂曦急于求成，多次越规纪律，以次长身份强行索要其他部门资料情报的借条字据等都再度给吴石加重嫌疑，本来没有进入特务视线被边缘化的陈宝仓也被连累了，然后沈之岳又在舟山抓获了朱枫。

但即使这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由吴石和朱枫之间传递的情报证据线索泄露，朱枫之所以吞金自杀，就是担心自己熬不过酷刑，会吐出这个（历史证明，这线索证据始终没有让特务得手，先辈英烈真是聪慧又伟大）。也就是说直到他们牺牲，都没有吴石和朱枫搞谍报的实锤落到保密局手里。

顶多只能说，嗯，吴次长和聂曦多次违规索要多个部门情报资料，可吴石是次长啊，这算什么大事吗？嗯，还有，吴石利用职权，企图倒卖走私军需药品，跟军统中统自家人从香港来台的亲戚朱枫合谋吃回扣、、、、只能说时运不济，第一，赶上KMT一举摧毁台湾省委工作委这样台湾本地中共机关，为了保密局不被裁撤，薅草打兔子再来一个岛内外勾结的中共华东局间谍案（实际上朱枫是华中局情报员，临时被借调华东局的），后来还搞了甚至与大陆、台湾本地机关一点联系都没有的苏联远东情报局在台间谍案（汪声和林正亨裴俊李朋廖凤娥案件）、、、、

第二，正常年月，朱枫和吴石被保密局查到的那点事，顶多是行政违规和经济罪，可偏偏遇上下野的老蒋要把桂系李宗仁赶走，自己重新上台，为彰显总裁重掌大权视事的必要性，陈诚颁布的戒严令白色恐怖就要动真格的，也就是大陆这边所谓“尽快，从严从重”、、、、、有的事不上秤二两重，上去了可能两千斤、、、、但毕竟：聂曦熬不过酷刑，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这点大概是聂曦迄今没有拿到烈士证的原因），这样吴次长通过他向各部门捞过界越界索要情报资料的色彩就变了；蔡孝乾家里的东西暴露了朱枫的共产党员身份，她又是外来的；由于吴石的疏漏，导致陈宝仓被抓。

这才是历史真相--保密局忙活了半天，只实锤了吴次长的前副官、目前助手聂曦是共产党员，吴次长和夫人好友，潜在商业伙伴，香港来台的军统中统眷属陈太太（即朱枫）是共产党员。

特别喜欢的聂曦烈士旧照修复版-“大丈夫大英雄视死如归”

原乡人和原乡人不一样！

台湾把大陆移民到台湾的本地客家人称为“原乡人”，台湾省工委会也就是地下党台湾省委被捕的高层蔡孝乾、张志忠、陈泽民等都属于原乡人，台湾省委被捕的四大金刚里面只有军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武装部长张志忠坚贞不屈没有叛变投敌。本剧虚构人物张灏（林义伟）有张志忠的气质，他弟弟林义良有基隆“光明报”案件牺牲的基隆中学校长，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烈士影子。

林义良被捕后跟谷正文第一次对话，他说“我们中国人讲究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句话出自基隆工委会“光明报”案件里最著名烈士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他和夫人蒋碧玉都是台湾本省人，按照当时老蒋政策，本省人可以不牺牲，不泄密，只要写切结书退党，同意接受感训就可以，他选择了酷刑和牺牲，蒋碧玉活下来了，是无期徒刑；他们俩都是抗战期间回大陆在广东打游击，是东江纵队的友军部队，那时候秘密入党的）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台湾著名乡土作家钟理和经典《原乡人》里扉页的一句话，这本自传（写他和出身贫寒的太太钟平妹逃婚到大陆沈阳和北京经历）后来被拍成同名文艺电影，秦汉和林凤娇演的，拿奖到手软，我在B站看到修复版，真的很好，跟同时代大陆电影主旋律文艺片很像，里面邓丽君唱的《原乡人》也是君歌经典。钟浩东钟理和的老父亲是台南屏东的爱国地主，客家人，日据时代把自己名字改成钟番薯，因为番薯是台湾主食农作物，台湾跟福建地图连起来看好像番薯与番薯藤。

番外推荐侯孝贤导演的台湾三部曲这种世界级文艺经典里面前两部，都是讲1949-1959这段台湾白色恐怖历史里面红色特工的，是以屏东钟家钟浩东烈士（地主少爷）与他太太蒋碧玉（台湾名人蒋渭水收养的女儿，大小姐）还有雾峰林家林正亨烈士事件为原型蓝本的--第一部叫悲情城市，梁朝伟主演，女主角酷似沉默的荣耀里面的聂曦太太阿美+刘亦菲的既视感，名字忘记了；第二部叫好男好女，伊能静大银幕作品里第一的，伊能静演女一号蒋碧玉。原型钟浩东与蒋碧玉青年时代历史老照片影像可以说是上镜级别的俊男美女。

蔡孝乾從1924年，由台灣去上海讀背後是中共力量的上海大學開始，到抗戰結束後被派往台灣擔任省委書記前，期間隻有一次，是日據時代回到台灣，所以他躲過了1927年最殘酷的四一二白色恐怖，那一次是1926年回到台灣，1927年因為宣傳共產主義，被日本警察作為左翼積極分子抓了，坐牢10個月，沒有暴露身份，年底就被釋放了。

蔡孝乾入黨加入中共是1925年他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候。

1927年底他從台灣出獄後就偷渡到了大陸，1928年在上海被選為台灣共產黨（屬於日本共產黨體係）創始五名委員之一，那時候他已經在福建彰化教書了，並且娶了第一任妻子劉月蟾。

蔡孝乾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候深受他教授任弼時器重，所以1931年瑞金中央蘇區剛剛成立，任弼時就把他調入中央蘇區。1934年，蔡孝乾當選中華蘇維埃中央委員，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入延安，是唯一參與長征的台灣人。在遭國民黨殘酷圍剿裏，蔡孝乾的妻子劉月蟾與一對孿生子在逃難中失蹤。

1935年10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到達延安，蔡孝乾就任康生體係的內務部長。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後蔡孝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0年擔任延安中央軍委軍政治部敵工部長。

1945年九月，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產黨決定派遣蔡孝乾回台，準備進行對台工作。該年十二月，蔡孝乾抵達蘇北淮安，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也就是中共台灣省委，蔡孝乾於1946年才時隔十八年重回台灣，七月的時候。他在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和上海籌備台灣省委時候，期間結了第二次婚，妻子是蘇州進步學生馬惠玲，她還帶著自己的妹妹馬雯娟。

蔡孝乾到達台灣後，因為妻子曾經公開參加過228運動，所以陳誠發布戒嚴令前，蔡孝乾就想辦法把馬惠玲送出台灣，蔡孝乾和小姨子對外稱馬惠玲戒嚴前去彰化探親，不幸得了急病去世了（1928年蔡孝乾也是偷渡到大陸彰化的，我估計蔡孝乾應該與海上走私的船隊很熟悉），後者輾轉回到大陸，本來是作為高幹夫人受到照顧的，確定蔡孝乾叛變後，她就被送到雲南生活了。

陳誠發布戒嚴令以後，蔡孝乾就一直想辦法想把小姨子也送回大陸。

後來朱楓進入台灣，蔡孝乾知道朱楓的情報關係是國民黨大官（但當時蔡孝乾與協助朱楓的台灣省委的人，都不知道具體是吳石，說明朱楓的情報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就請朱楓幫忙要這位大官給十六歲的馬雯娟辦理一張化名劉桂麟的軍隊高官女兒離台去香港的通行證。然後朱楓央求吳石，吳石就讓夫人王碧奎與副官聶曦出麵辦理。就是這份文件被特務搜查已經被捕後的蔡孝乾家裏，把蔡孝乾、吳石和朱楓橫向聯係起來了---王碧奎，聶曦和蔡孝乾的關聯浮出水麵，然後蔡孝乾家一張新台幣上還有朱楓在台灣的住址電話號碼，這樣橫向聯係完全暴露了。

所以並不是最後吳石聶曦讓朱楓緊急離開台灣的特別通行證暴露他們的，而是那之前蔡孝乾自私自利做的這件事。其實蔡孝乾被捕以後口供沒有供出吳石和朱楓，但他家裏搜出的這些已經可以讓特務的證據鏈幾乎完整閉合了。

蔡孝乾他在大陸十八年經曆，目前曆史資料與結論都是沒有問題的。他腐化變質乃至於叛變都是1946年回台灣以後事情。

蔡孝乾的小姨子馬雯娟最終也沒有離開台灣----她被送到香港，化名計小姐，劉桂麟，不久吳石朱楓案發，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就切斷了跟馬雯娟的聯係，她就滯留在香港，接下來順理成章被台灣保密局特務們“護送”回到島內。這個時候他還是未成年。

兩年以後的1952年，剛剛成年的馬雯娟就跟當時已經叛變“自新”，加入中國國民黨，擔任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的蔡孝乾結婚，隨即，他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次年（1953年）馬雯娟生下蔡孝乾的獨子蔡艾安。

穀正文回憶錄裏說叛變以後的蔡孝乾腦子壞了，有嚴重的雙相障礙等純屬胡說，精神病人能夠在內鬥內行的保密局節節高升嗎？穀正文回憶錄也屬於KMT渾水摸魚的汙名化宣傳，說謊可以說肆無忌憚-因為諜戰這個領域，KMT不僅要殺人還要誅心，在烈士身後繼續把水攪渾，製造組織內部同誌之間的狐疑。

比如他曾經破獲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兼軍委書記張誌忠季沄夫婦案，導致這對雙雙地下黨員伉儷先後就義，留下幼年的兒子與女兒，兒子名楊楊或羊羊，當年羊羊與母親一起坐牢時候是學齡前幼兒，穀正文卻說他已經10歲。父母犧牲以後，成為孤兒的羊羊上學，就業，服兵役都因為是“共諜奸匪後代”備受歧視與欺辱，最後羊羊剛長成青年就自殺了，大作家柏楊還為此撰文紀念他。穀正文卻把特務們對羊羊姐弟的監控說成無私地撫養，汙蔑羊羊個人品行不端，真是，把人家一家搞得家破人亡，還無恥偽善地充當聖人，這就是特務的本質。

不過，蔡孝乾主持過中共軍委的敵工鋤奸工作，他是知道中共是如何對待重量級叛徒的--所以，他長期被嚴加警衛，深居簡出，也是事實，這點穀正文沒有說錯，畢竟，穀正文這個中共自己的叛徒，前林彪115師的敵工偵察大隊長，解放戰爭到建國初年對中共華北局實施過多起嚴重破壞者，自己一輩子也是這樣的。

那个时代人的气质-吴石挚友何遂一家风采

看看那个风起云涌，舍生取义的中华儿女辈出时代人们的风采。

其中第二代何康是我小时候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的农业部长。第二代里最小的儿子何达是新华社记者，建党一百周年时候完成长篇小说《战未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以他父亲、同盟会元老、黄埔军校代校长何遂及家族人物为原型而创作的，呈现抗战初期的风云变幻史实。

抗战期间，张发奎担任司令长官的第四战区里，吴石，何遂（儿女全是地下党员，其中何康是吴石在大陆第一个单线联系人，吴石去福州任职后，单线联系人即交通员改成谢筱迺，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儿子谢庆大律师迄今为聂曦争取革命烈士证书，为聂曦一样在虎穴龙潭工作，留在大陆后蒙冤的胞弟聂磊平反，在努力做工作，聂曦现在是烈士待遇，但还未发证书，估计快了），陈宝仓（秘密党员），吴仲禧（秘密党员）这四位保定军官学校兼“东海”情报小组密切关联成员曾经一起以中将身份共事。

何遂的儿女亲家与挚友世交，何康的岳父缪秋杰是肥缺--“民国巡盐御史”国民政府盐务总办局长，何家是四儿一女，缪家是四女一儿，都年龄相仿，一起长大。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瑞明公司，作为新的经济据点。公司名义上由何遂和缪秋杰出资，实际上资金来自上海局，主要为解放区筹办西药等急需物资。何康担任总经理，财会专业毕业的缪希霞担任公司会计。多年以后，瑞银证券就是瑞明的血脉，何康长子何迪就是瑞银原先董事长。

缪希霞是广西大学校花，非常浪漫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本来缪秋杰想把她许配给何家老大，11岁就去加拿大留学，回国攻读医科期间成为何家第一个共产党员的何世庸，因为她是缪家老大，有一天缪秋杰竟直截了当问女儿，“大”好还是“三”好（缪家姐妹对何家兄弟的称呼），并要她早点决定。缪希霞最终选择了比她小三岁半、性格阳光热情还爱批评她的，一起在广西大学读书的何康为终身伴侣。何遂与吴石是福建闽侯同乡，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相识，此时已成莫逆之交。何康在位于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得吴石关照。

1945年12月12日，何遂家的全家福。何遂在照片後題字：“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日，日寇簽降。雙十二全家聚於渝，攝影留念。抗戰八年，家人無恙，長次三男均成家， 長孫申佳已三歲，殊可喜也。”照片前排左起：女兒何嘉，妻子陳坤立，二子的大兒子何孟嘉，何遂，四子何達；後排左起：二子何世平，二兒媳韓蘊，長子何世庸（11歲起在加拿大讀中學，後來歸國讀大學，在沈陽學醫，他是何遂四個中共地下黨員子女裏第一個入黨的），長兒媳李智勤，三子何康，三兒媳繆希霞（繆希霞是廣西大學校花，比何康年長三歲半，本來何遂夫婦想禮聘為長媳，沒想到大小姐愛情至上，與同在廣西大學讀書，近水樓台的“三弟”何康相愛了）

1950年，何家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前留影。从左至右，前排为：孙辈何敏、何仲山、何迪；后排为：缪希霞、何康、陈坤立、何世庸、何遂、何达、何嘉。

毛主席赋诗盛赞“密使一号”吴石将军（组图）n吴石将军故居位于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号，是一座合院式的民居。n在纪念吴石将军广场上，吴石将军的雕像巍然挺立。石墙上，不仅讲述了吴石的生平，n更刻有毛泽东主席的赋诗题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字虞薰，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他曾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1948年参加民联，极度反感蒋介石的腐败统治转投我党，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情报联系。1949年6月去台湾，任国军国防部参谋次长，一举成为我党在台湾地区级别最高的卧底，为我党我军提供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因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的被捕叛变，导致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捕于1950年6月10日英勇献身，共计1800多人被捕，其中1100多人壮烈牺牲。

为解放台湾英勇献身的先烈们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上图为刚正不阿的陈宝仓中将剧照

为解放台湾英勇献身的先烈们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朱枫吴石聂曦等那些冷真相-《沉默的荣耀》下历史细节

今年中秋节是公历10月6日，131年前的中秋也是这个日子，那一天，吴石出生在福州一个富裕家庭。131年后，中国特地在中秋节前夕上映一部央视谍战大剧四十集《沉默的荣耀》纪念牺牲1950年在台湾的吴石与他的情报小组

吴石，字虞薰，中国传统取名字讲究名和字关联，比如张飞，张翼德，飞和翼都跟飞翔、翅膀有关。虞薰意思是上古虞夏贤君尧舜留下的香草，在石头旁边生长--嗯，我似乎看到了红楼梦里面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了，这不就是木石前盟么，怪不得吴石一生自豪与夫人王碧奎鹣鲽情深，举案齐眉的幸福。

这几天既是中国国庆中秋长假，我父母推荐我看时隔十七年以后，华语第一谍战剧《潜伏》终于拍出续集，而且采用纪录片手法，原型人物真名入剧-《沉默的荣耀》，主演是中生代老戏骨“刘皇叔”于和伟演吴石，书卷气浓郁，形象清雅的我们上海大明星吴越老师担纲多次“最佳女配角”以后终于演女一号朱枫了，曾与大学同学章子怡、梅婷、胡静、秦海璐、傅晶、袁泉并称中戏“七朵金花”，传说中“中戏有史以来最美校花”大美女曾黎老师演吴石夫人王碧奎，偶像歌手魏晨演聂曦。

一部我心目中正常的剧，没有低智的逻辑，没有夸张的表演，没有狗血的剧情，最好的一点是，没有端着偶像包袱的当红艺人们，目前，一切都好。据说将在十月廿五日庆贺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八十周年，这部戏应该是应运而生。

本篇是楼主梳理总结的吴石情报小组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全面+细节的回顾，也展现给大家历史深处走来的全新的朱枫与陈宝仓以及聂曦有血有肉真实形象，解释了为什么吴石的烈士证比朱枫、陈宝仓迟到了20年！

楼主挖掘历史冷真相的目的，就是因为对岸版本流传广泛的吴石朱枫案件的故事，基本上来自侦办次案的台湾“保密局”特务谷正文所谓回忆录的污名化宣传，因为谍战这个领域，KMT不仅要杀人还要诛心，在烈士身后继续把水搅浑，制造组织内部同志之间的狐疑。比如，他们把吴石和聂曦描写成“胆小如鼠”，被捕后马上全部交待，认罪悔罪。

谷正文污名化宣传说谎可以说肆无忌惮--比如他曾经破获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兼军委书记张志忠季沄夫妇案，导致这对双双地下党员伉俪先后就义，留下幼年的儿子与女儿，儿子名杨杨或羊羊，当年羊羊与母亲一起坐牢时候是学龄前幼儿，谷正文却说他已经10岁。父母牺牲以后，成为孤儿的羊羊上学，就业，服兵役都因为是“奸匪后代”备受歧视与欺辱，最后羊羊刚长成青年就自杀了，大作家柏杨还为此撰文纪念他。谷正文却把特务们对羊羊姐弟的监控说成无私地抚养，污蔑羊羊个人品行不端，真是，把人家一家搞得家破人亡，还无耻伪善地充当圣人，这就是特务的本质。

本文也略微不带脸谱化地解密了侦讯这个案件的大特务谷正文、沈之岳的历史样貌。

朱枫奇特的家庭与早就开始的传奇经历

朱枫唯一的儿子、南京55所著名无线电与半导体专家朱明。在朱明记忆里，如我们所见，他母亲朱谌之不漂亮，但有一种当时中国女子罕见的混合了冷峻气质的清逸之美，因为朱枫有旧时代中国女子罕见的身高，一米七三，修长高挑（楼主认为可以从朱枫等四人临刑前合影得到证实）。

朱枫的女儿们回忆“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

“我的妈妈，高挑个儿，长得很好看。这个妈妈，非常的纯洁，非常的伟大，她是伟大的女性。”

朱枫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张照片，她身着浅色旗袍，微微笑着看向镜头。

照片的背后，她用娟秀的字体写道：她已深深地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对于母亲寄给家里最后这一张照片，朱枫的独子朱明曾写道：您到了中年，却依然保有着如此年轻、如此纯真的革命思想，这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

朱枫，在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如今军情局档案里叫朱谌之（1905年11月22日—1950年6月10日），解放后她两度获颁的革命烈士证书也用这个名字。她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后更名朱谌之，字弥明，最后更名枫，女，浙江镇海人。她是镇海首富的女儿。其父朱云水是清末民初镇海、舟山地区知名的富商。朱云水晚年在镇海城东毗邻镇海文庙、东长营弄之处兴建了朱家花园，外园月亮门的门楣上刻有“憩园”二字，园内有一幢小楼。1905年，朱枫出生在这里，朱家花园的街坊昵称她为“四阿姐”--因为朱枫在朱家六兄弟姊妹排行第四。

朱枫四岁开蒙，在家里由母亲按照私塾教育打下了极深国学功底，1914年入镇海城关女子小学，毕业后恰逢旁边的县中停办，遂在1921年到宁波月湖的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她的功课很好，在校“学什么都是第一”，“人缘总是很好”。

朱枫不仅自己是传奇女特工，她自幼一起长大的手帕交闺蜜，大名鼎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在国府首都的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士（原名陈逸仙、陈道希）也是传奇红色特工，两位都是战略级情报人员---在陈修良之前，历届南京市委都被破坏、捕杀得很厉害，但陈修良的领导与工作扭转了这个局面，而且创造了诸多奇迹。

她还曾邀请陈修良到朱家花园度假，居住在被她戏称作“潇湘馆”的漂亮小楼里。陈修良晚年回忆道：“憩园内竹篱假山，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环境极为幽雅。园后有书房三间，是朱枫父亲读书会客的地方。她家藏书很多，字画满墙，我们这一个来月多数在书房里读书论文，过得极为惬意。但我发现那时她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里独处闺中，没有人可以谈心，而镇海毕竟比宁波更闭塞。”

朱枫另外一位跟陈修良一样留学苏联的同乡闺蜜就是金维映，李维汉夫人，李铁映同志生母。

陈修良--一位一生被传奇女性围绕的传奇女性！她的中学同学是朱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赵一曼、金维映，担任过《少年先锋》编辑、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向警予介绍下入党。

陈修良早期的隐蔽战线女战友，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一样是浙东同乡的，就是佐尔格小组最杰出的中国女特工，情报战线领导人之一刘鼎同志夫人、浙江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吴先青。可惜吴先青与金维映都在苏联肃反大清洗期间遭受迫害而失踪。

朱枫和陈修良都是近代著名国学家和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入室弟子，才华卓绝。沙孟海的夫人包稚颐也是朱枫的闺蜜。说起朱枫与包稚颐的关系，还需追溯到她们的家庭背景。朱枫的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的会长，而包稚颐的父亲则是台州和宁波渔业公会的会长，两家交情深厚。

朱枫的谍报工作比陈修良开展得更早，她在整个抗战八年都为新四军工作，甚至在日寇最后回光返照的豫湘桂战役时期的1944年10月，工作机关遭日伪76号当局破坏，朱枫被捕关押在沪西日本宪兵队，经受住了酷刑拷问，一直守口如瓶。后在中共党组织营救下出狱。出狱后，因组织经济困难，朱枫居然拖着被打伤的身体，冒险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

朱枫优良渊博的学识，大家闺秀的风度，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经商与交际才华，富裕的家境和人脉，头脑理性清晰，细心缜密，意志坚强，使得她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罕见的天选之才--为了保护她，中共组织上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让她正式入党。

朱枫个人的家庭与婚恋也十分奇特，堪称当年罕见的新女性--她的第二次婚姻丈夫叫朱晓光，是同乡里面的新四军干部，姐弟恋，朱明就是她和朱晓光唯一孩子；但是朱枫第一次婚姻是22岁时候，家庭做主，给张学良旗下东北军沈阳兵工厂总工程师，也是镇海同乡的陈傅良（陈绶卿，比朱枫大17岁）为续弦继室，与陈绶卿和原配所生的两名女儿陈兰芳（陈宜）、陈莲芳（阿菊）相处甚好，期间生了自己唯一亲生女儿朱小枫（原名陈明珍陈倬如，朱枫牺牲时候，她是南京军区年仅20岁的军医，随即改名朱小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傅良、朱枫举家返回家乡。1932年陈傅良因霍乱病逝。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优渥日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朱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间，和朱晓光（镇海人）姐弟恋（相差11岁），结婚，婚后更名为“朱枫”。朱晓光和哥哥朱曦光都是新四军干部--同一时期，朱枫的长女陈兰芳（陈宜）竟然爱上了本应是长辈伯父的朱曦光（邹韬奋的学生与助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并且成婚，生下与朱明年龄相仿的朱晖，也就是说朱晖既是朱枫的侄子，也是朱枫的外孙。

由于朱枫朱晓光夫妇工作特殊性，朱明一直跟着伯母兼长姐的陈兰芳（陈宜）生活，他和朱晖一样，一直都叫偶然探家的母亲朱枫为“外婆”，直到1948年夏，朱枫带着朱明一起去香港工作，这时候，十岁的朱明才知道“外婆”是自己的亲妈妈，而一向称呼“妈妈”的陈兰芳（陈宜）是自己的伯母，也是自己的长姐。

朱枫的敌工工作能力从“皖南事变”之后她成功营救自己的丈夫，新四军干部朱晓光就已经显露。1941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代表中共党组织三次到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朱晓光，使朱晓光得以在1942年春成功越狱。

“皖南事变”50周年之际，朱晓光曾撰写《“周爱梅”三进集中营探监记》回忆妻子。朱晓光被关半年不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某一天，忽听小特务喊他的化名：朱志芳！家里来人了！朱晓光和战友颇为吃惊，在集中营里就没听说过有人探亲的。当他来到队部时，只见妻子与一群大小特务谈笑风生，瞬间吓得不轻。朱枫神态自若迎上来，大声问道：这位就是朱先生吗？朱晓光自然也假装不识。只听朱枫自称姓周，名爱梅。朱晓光回忆中说，这个化名让他一辈子感动。因为“梅”是他小名，私下朱枫叫他梅君、梅郎，化名“爱梅”，蕴含着妻子怎样的机智和情意。

“周爱梅”说，家父是“朱志芳”哥哥的好友，托我回家路上顺便探望。“周爱梅”早已在国民党上层疏通好关系才获准进上饶集中营，同时带来大手笔巨资，以阔太太的身份随手打点，还送来了大量的奎宁等药品和食品，以至于集中营的特务们盼着“朱志芳”家人再来探监。

次年春，朱晓光与一位18岁的狱友袁征一起在一个大雨之夜越狱成功，是集中营极少数的幸存者。

“她的胆大心细，她的沉着坚定，以及她那居高临下折服敌人的高贵气质，我也都记忆犹新……”，朱晓光如是写道。朱晓光从上饶集中营逃出后，辗转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建国前到东北各新解放城市开办光华书店和新中国书局（均系三联书店下属单位）。

朱枫1937年就与她终身上级，入党介绍人，新四军秘密企业武汉新知书店创办人徐雪寒成为这家书店联合股东与实际经营者，所以朱枫一家，朱枫朱晓光夫妇，朱曦光夫妇都是中国央企新华书店集团的创办人团队成员。

1938年秋，日军占领武汉，朱枫撤到湘西，后来又回到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朱枫会同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帮助国军著名台湾籍抗战英雄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后来还把自己唯一亲生女儿朱小枫送到“台湾义勇队”，1944年，年仅14岁的朱小枫就已经入党，党龄比父母都长--造化弄人，1950年代，李友邦与夫人严秀峰成为蒋介石钦点的另外一起共谍案主犯，李友邦被判死刑，严秀峰因为中共党籍被暴露，本来也是死刑，但因为怀孕改判无期徒刑，后来严女士活到九十五岁高寿。

严秀峰与李友邦的婚事还是朱枫做媒。严秀峰是浙江杭州名门富家小姐，特别美丽，十八岁投身抗战，为李友邦债浙江组建的“台湾义勇队”女战士以及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司令部机要交通员。

20岁时候她嫁给李友邦，后者是“太子”蒋经国亲信与挚友。二二八事变发生后，李友邦遭部分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牵连并于随后被押解至南京；虽然已经怀孕，李严秀峰在了解事态后随即赶往南京拜见蒋经国，并向其说明分析该事件之因果关系，又要求其还予清白公道。

1949年前后，严秀峰遭台湾本省籍中共地下党员鍾浩東与蒋碧玉夫妇等（下图，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悲情城市》主人公原型）“基隆中学和台大医学院&法学院光明报”共谍案牵连，被以“知匪不报”罪名判刑10年，后又被蒋介石追加5年刑期。

1952年，李友邦遭朱谌之等牵连，并因其左倾经历被定以“参加匪帮、掩护匪谍、意图非法颠覆政府”罪名，复于同年4月22日被押至新店郊区枪决。

当时李友邦已在狱中重病，但仍由三军总医院以担架将之抬押至台北马场町刑场枪毙，其后被葬于八里（今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旁）。由此可见老蒋对朱枫共谍案的痛恨，不仅如此，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马场町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朱枫一起就义的，共四人，唯独她这位女性主犯被开六枪，其余聂吴陈三名都是四枪，时年46岁。。

正是由于朱枫案件里头号叛徒，中共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出卖了张志忠季澐夫妇后，这一次严秀峰本人的共产党籍暴露了。1951年11月，李友邦被逮捕，据称，蒋介石下逮捕令时宣称：“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那么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蔡孝乾-直到晚年，蔡孝乾在写下《江西苏区回忆录》时，尽力淡化自己曾经的红色经历，并在书中对苏区进行批判。

自1992年起严秀峰即开始致力于为李友邦将军平反，并有中共及台盟高层来台访问严秀峰，邀请参与抗战纪念座谈会等活动。严秀峰曾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1965年，严秀峰出狱；此后，她从事女红、养鸭、卖菜等工作，抚养五名子女，并创办“世界翻译社”。1985年，李友邦出生的芦洲李家祖宅被列为三级古迹，成为台湾第一个私有民宅登录文化资产的案例；随后，严秀峰开始推动成立财团法人芦洲李宅古迹维护文教基金会，以集结家族力量及专家意见进行营运管理。2006年，“芦洲李宅古迹─李友邦将军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为了情报工作的需要，朱枫虽然人脉宽广，但最核心社会关系都在浙江同乡圈子里-类似的，似乎戴笠的军统，陈果夫陈立夫的中统，也喜欢以浙江同乡关系招募人员，直到抗战前后，第一个大后方是湖南湖北，所以那个时期的特训班骨干多出这两个地方，再就是陪都重庆时代，四川籍的军统中统也多起来。

为了中共的情报工作需要，朱枫一家长期过着“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生活，但似乎冥冥之中与台湾有某种天赐缘分。

1938年朱枫就协助李友邦在浙江创办“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晓枫则早早被母亲送进其中的儿童抗日团体“台湾少年团”，在浙江、福建、台湾一带宣传抗日救国，14岁就入了党，1946年才返回上海，仅和母亲相聚三个月之后，就进入解放区。。“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依然担心我，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这里的钱到那边也不能用了，母亲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抗战胜利后，朱晓枫跟随以台湾人为主的台少团回到台湾。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就住在了母亲的挚友李友邦和严秀峰家里，一住就是半年。

“那时我们很吃香的，都是抢着来请我们的同学去做老师的，因为台湾多年被殖民，只会说台语和日语，国语一点也不会的。”朱晓枫只记得台湾“虽然物质条件还可以，但是乱得很，地上都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和服什么的满大街扔”。“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

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他们合作将重要情报送回大陆。因为有人叛变，吴石和妈妈他们都不安全了。为帮我妈妈脱身，吴石帮她安排了飞机到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可没多久吴石就被捕了，我妈妈也被抓。”

1948年夏秋，朱枫在华中局安排下，带着朱明朱晖去香港工作，途中，海轮曾经到台湾基隆停靠，朱明和母亲上岸休息，吃好吃的南方水果，朱明记得橘子个头特别大。朱枫说，我是你妈妈，以后要叫我妈妈了。以后你也不叫朱田了，你的名字叫“朱明”。朱明长大后回想，妈妈是如此坚毅的共产党员，“朱明“的意思应该是”红太阳“。

此外，浙江与台湾一水之隔，朱枫兄弟姐妹多人均在台湾，她恰好有非常正当的赴台理由——看外孙，有杰出的地下工作能力，无论怎么看，朱枫都是执行充当吴石交通员这项重大任务最合适的人选。

1938年，朱明出生于湘西逃难途中。中为朱晓光，左为朱枫母子-1938年，朱枫朱晓光夫妇从武汉撤离，一路行进到湖南常德桃源时，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生于偶然路过的异乡乡间，孩子取名为“朱田”。

但，香港的工作结束时候，朱枫的绝唱任务来了。1949年5月陈诚颁布台湾“戒严令”，由此开始“戒严期”。

两蒋溃退台湾后，小蒋就开始成为国民党特务情报工作的实际上太上皇--一个曾经被斯大林在党务、军务、宣传、重工业管理还有情报等领域重点培养历练的前布尔什维克，改行破坏布尔什维克的情报机关，效率之高，手段之精准狠，现代史上绝对值得大书特书，蒋经国在这方面的能力绩效其实不输戴笠。

就是此时，进出台湾被严控，朱枫能够进入台湾，成为吴石的机要交通员，真的是天赐不二人选。在前夫陈傅良（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长女陈宜一直与朱枫共同生活，而次女陈莲芳（阿菊，陈志毅）早年随任职国民党军统电台的丈夫王昌诚（王朴）辗转各地，从抗战到1949年，朱枫和陈莲芳仅在1938年武汉大会战失利以后逃亡途中遇到一次。

朱枫甚至一直不知道王昌诚（时任台北市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陈莲芳夫妇已到台湾。没想到，1949年5、6月间，陈莲芳致信在香港的朱枫，称自己刚生孩子，欢迎朱枫来台北家中小住。此信成为朱枫自香港到台湾的绝佳理由。王昌诚是台湾警务局电讯处处长，陈莲芳在保密局工作。与前夫和原配的孩子保持如此亲密关系，从阿菊的求助信可见朱枫为人处世之好。

朱楓經商與人際關係天賦極高。她的同父異母妹妹朱啟文嫁到武漢顧家，女兒名叫顧倬雲，後來成為著名醫學專家（PLA總醫院301醫院的女外科醫生，比她大兩歲的表姐陳倬如，也就是朱楓的親生女兒朱小楓，是PLA南京軍區總醫院內科醫生；姐妹倆離休時候都是主任軍醫-樓主據此推斷，朱楓的妹妹妹夫，也就是顧倬雲父母都是去了台灣的資深中統特務，而他們的女兒顧倬雲卻能大學畢業後的1956年進入PLA總醫院作為重點苗子培養，應該不僅是因為她是朱楓烈士外甥女，也許她父母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也許她自己早年間就跟朱小楓一樣，青少年時期就為中共黨工作）在武漢時為了支持顧家，朱楓曾出資給顧家開了大樂童裝店。

而朱启文夫妇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枫便利用这层关系搜集情报，很多情报都是在麻将桌、饭局上传递，并多次以“大乐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极善经营。

“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

朱枫本属于新四军情报干部，整个抗战时期以及战后都属于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徐雪寒（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史永（镇海“沙氏五杰”之一，朱枫与陈修良的老师沙孟海的弟弟沙文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CC系也就是中统的特种经济调查处官员，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同辈资历的中共20年代老党员红色特工，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这两位她入党介绍人领导下工作。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到上海筹建一批合法的商业机构，秘密采办物资，输往解放区。朱枫先在“联丰花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此后又开办“鼎元钱庄”，请沙孟海题写匾额。这两个公开的商业机构都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在上海秘密开办，朱枫作为公方代表负责财务工作。因为业务和情报关系，朱枫和商界、政界人物都有所接触。

朱枫自己原先租住上海淡水路的房子，让给了陈宜一家住，自己另外租住了中共在上海另外一位传奇的情报关系，四川督军太太兼女企业家董竹君创立的锦江饭店斜对面的一幢白俄楼里，很有战后上海滩女企业家派头。刘人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他在很多1946和1947年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朱枫为地下党做经济工作的事，直到1948年她去香港加入地下党办的“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秋，朱枫奉命到香港，加入“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下属企业与秘密工作站。这期间，她的上级工作关系是华中局上海局大名鼎鼎的潘汉年旗下的传奇特工万景光，万景光的岳父为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在香港的上层关系很多，包括潘汉年本人的岳父董仲维，后者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

当年，朱枫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住在九龙弥敦道。同事都叫她朱大姐。朱明回忆“我感觉她挺忙的，还挺有威信，谈吐有水平。人家都挺敬重她，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她来请教事情。”“我每周游泳，妈妈当年带我在浅水湾学会的。”

派朱枫赴台湾传递情报，正是万景光作出的决定。1947年，万景光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点设在香港，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建立联系，万景光与吴石本来是靠吴石的副官聂曦传递情报，但由于局势变化，急需一名合适的交通员。

而朱枫在香港的工作本来已经结束。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已经在东北工作多年的朱晓光随中共中央宣传部南下工作组，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朱晓光这时才被直接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中国诞生前的两个月，她从香港写了十几封家信，情愫满笺。

朱枫在给朱晓光的信中说：“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阿菊夫妇很想我去台湾，入口证也寄来了。我是不可能去的……”她团聚心切。

朱枫赴台的命令大约是六月份下来的。而且吴石关系在华东局，朱枫属于华中局，中共一定是权衡各种因素后认为再没有比朱枫更合适人选特批的。

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说她奉命将去台湾。不过她依然忙碌而快乐，给朱晓光的信中说：“你会跳舞吗？我真想学习呢？”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1949年10月7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自称“兄”：“兄尚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暂勿放在心上。

1949年8月2日写给丈夫：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隙，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忘……真实的感情是很难勉强的，几年来，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9月24日：忽然接到那么多的信，这确是无限愉快的。家书抵万金，万金又哪能抵得呢？

临行台湾，10月7日，她用暗语安详地写道：

兄将外出经商。请与蒋兄约期晤谈，便知梗概……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不久，又写一信：

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这是朱枫赴汤蹈火之前的最后家信，一连三个“想念着”

1950年1月14日，朱枫从台湾寄出最后一封信，这是给上海朋友写信转交丈夫朱晓光，内称“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并以大字署上从未使用过的化名“威凤”。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随后叛变，造成台湾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

1950年1月27日，朱枫已经吴石安排送回浙江舟山定海（当时仍在KMT控制下），希望借助渔船回到家乡镇海。朱家在舟山有亲属，但朱枫选择住进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抓捕朱枫由另外一位国共谍战史上传奇大特务沈之岳负责。当时沈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科长，苏浙情报站站长。1964年在台湾组建调查局，担任调查局首任局长，被称为“调查局之父”。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

朱明记得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天星码头上告别的那一天，朱枫穿着平时常穿的香云纱黑旗袍，她抱了抱朱明，对他说：叫爸爸放心，妈妈用不着太久就回来了。朱明说，坐船到青岛，然后朱晓光带着朱明坐火车到北京，9月底到的，没几天就赶上了开国大典。

两个月后，1949年11月25日，朱枫在港岛登上“风信子”号英国邮轮前往台湾。在台湾，朱枫仅用一个多月就出色完成了任务。

她只单线联系两个人，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到吴石家取情报，周日接洽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磋商情报传送事宜。他们一共进行了7次会面，先后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空军机场和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情报送回大陆。

毛主席在得知这些绝密军事情报来自台湾“密使一号”时，曾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1月，省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并迅速叛变，致中共在台湾的情报网几乎被一网打尽，400多人直接因为他出卖，间接导致1800多人被捕。

蔡孝乾无疑是导致吴石与朱枫暴露的直接第一责任人（蔡四十多岁，参加过长征，是台湾本地人，会闽南话，会日语；蔡孝乾不仅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且少年就去了楼主家乡上海，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31年顾顺章叛变，钱壮飞通知上海党中央机关撤出上海的事件。蔡孝乾的叛变，其破坏程度要比顾顺章叛变严重的多。

1、共党地下组织人员横向联系，他完全不禁止，谁谁谁大家都互相知道

2、挪用组织经费购买豪宅、妻子去世后包养 14 岁小姨子马雯娟（化名刘桂麟、计小姐）--他要朱枫利用吴石的位高权重，通过聂曦给马雯娟办了一张化名劉桂麟的离台出镜特别通行证，而代办出境文件的正是吴石的妻子王碧奎，由副官聂曦假造并签发特别通行证。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

实际上蔡孝乾妻子马慧玲并没去世。1946年初，蔡孝乾离开延安到达上海，与苏州人马慧玲结婚。1949年4月，由于马慧玲参加过学生运动，有暴露风险，蔡孝乾安排台工委交通员护送她返回大陆。这位苏州美女因为蔡孝乾牵连，一直生活在云贵高原。

这样蔡孝乾就跟年仅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公开同居（兄妹相称），住在台北市泉州街古亭区20巷16号，他还送马雯娟去读中学。保密局是从1949年8月爆发的《光明报》（革命刊物）事件一路查到蔡孝乾。当《光明报》一案快要追查到他的时候，1950年1月29日深夜，本应转移的他，居然偷偷回家，想把小姨子带走，结果被蹲守的特务抓捕。

3、嘴馋过不了苦日子，遁到西餐厅解馋又被抓

4、在山区建立“竹子坑”“鹿窟”等武装基地，人进进出出，进出频繁，目标巨大

5、组织名单都不匿名，都写“吴次长”。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使陈莲芳一家也被捕了。

2005年，当朱枫临刑前照片发现者、著名记者徐宗懋即秦风在台湾的养老院里找到85岁的阿菊（陈莲芳）时，老太太回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这就是阿菊一家当年拒绝为朱枫收尸的原因，情何以堪！历经数年寻找，直到2010年，朱枫烈士的骨灰才在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努力下重返家乡。

“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其实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给“军法局”局长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她对秦风说，她女儿也在“政府”工作，怕影响女儿，也因此从没回大陆，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

吴石的烈士身份确定波折

1894年农历8月15，吴石出生在福建福州闽县。

1916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

1926年，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白崇禧为代理总参谋长。

1929年，赴日本陆军大学留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

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之后，吴石就认为中国与日本爆发全面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1934年，他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日军作战之判断》一书，与日本国内动员和军备信息，合编为参谋二室蓝皮书。

虽然李宗仁、白崇禧很重视吴石的专业著作，但蒋介石并没有重用吴石。因为他一不是黄埔系，二不是浙江人，跟桂系、粤系走得近。

抗战时期，1940年，白崇禧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

为巩固东南亚阵线，张发奎决定与“越盟”（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联手打击日军。

1942年8月13日，“越盟”领袖胡志明被广西保安团在靖西逮捕。

只有张发奎和吴石知道胡志明的真实身份，为了营救胡志明，吴石下令将胡志明从柳州监狱转到军人监狱“审讯”，然后将他释放。

胡志明回到越南后，领导“越盟”游击队打有声有色，减轻了入侵北越的日军对第四战区的压力。

1944年4月16日，吴石巡视中越边境，准备派兵入越。

但就在第二天，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大军在河南溃败，然后长沙陷落，衡阳顶了47天，日军一路打到桂林。

1945年，国民党还都南京，白崇禧推荐吴石出任“史政局” 中将局长。蒋介石召见吴石，要他编撰一系列关于国军抗战辉煌战绩的书籍。

但因为“史政局”是白崇禧的地盘，陈诚就砍掉了编书预算的一大半。

夹在两位大佬中间的吴石非常为难，工作无法完成，情绪低落。

1946年5月，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来到了南京。

他叫吴仲禧（保定军校第三期），抗战时期担任第四战区军法负责人，是吴石的同乡、同学和同事。

吴仲禧被分配到军事参议院，无所事事，就住在吴石家中。在观察一段时间后，他向吴石亮明身份，吴石决定弃暗投明。

1947年，吳石在《國防新報》上發表文章：“吾國人心之詬病，頻年如江河日下，令人不寒而栗⋯⋯舉國滔滔莫不以競逐私利為務，違法敗紀，寡廉鮮恥，殘忍刻薄，冷漠無情之事實，隨處可見，隨地可見。”1947年4月，經何遂介紹，吳石直接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負責人劉曉、劉長勝、張執一等進行了會麵，這是吳石正式參加革命的開始！

遙想抗日戰爭期間，二人在桂林第四戰區合作共事，1943年中秋，吳石虛歲50，何遂為這摯友，福建同鄉兼保定軍官學校的狀元級學弟寫下《百字令·對酒當歌》：“收拾乾坤歸腕底，吾輩固應如是。多少英雄，古今人物，去去長江水。”豪情溢於言表。吳石是何家常客。他和何遂總是用福建閩侯方言聊天“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在何家子女聽來“嘰裏咕嚕的比外國話還難懂”。

《長江萬裏圖》武昌段，何遂作畫，吳石題詩。這是一幅長達66.4米的長卷，完成於1941年，何遂作畫，吳石在九江段、武昌段、三峽段和川江段上分別題詩四首。2023年6月10日是吳石殉難73周年紀念日。這天，何迪代表何家，吳韶成之女吳紅代表吳家，一同將何遂和吳石的詩畫合璧之作《長江萬裏圖》無償捐獻給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實現了父輩最後的囑托。吳石在《長江萬裏圖》武昌段題詩中寫到的：

孤心鬱勃憑雙劍，

共濟安危托一舟。

楚客江籬無限感，

秋風斜日更添愁。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直接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进行了会面，这是吴石正式参加革命的开始！

何遂(1888--1968)國民黨方麵痛批何遂是“近代中國政治上最喜歡興風作浪的搗亂分子”。

当时，中共上海局确定的吴石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对接的上线是张执一，中共中央上海局後華東局領導人之一

他们之间的单线联络人是何遂的三子何康。中共中央上海局後華東局領導人之一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为了帮助吴仲禧获得重要情报，吴石向“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写信，请他“好好招待自己的朋友”。

这样，吴仲禧有机会进入机要室接触国民党军队东起海州，西到商丘的军事部署地图。

除了协助吴仲禧，吴石自己还获得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和京沪杭军事部署图，并交给了中共华东局。

国民党监察院后来在关于“密使一号案”（吴石案）的报告中写道：

“对中共取得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吴石作为“史政局”中将局长怎么能得到实战的军事情报？

因为国民党重大军事计划制定后，都要交“史政局”备案。所以，吴石可以接触到热滚滚的绝密军事计划。

除了出色的情报工作，在林遵（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起义一事上，吴石也居功至伟。

1948年年底，吴石与林遵秘密接触，两人用福州方言交流，吴石用“上中下”三策说服林遵率舰队起义，这些军舰成为了中国人民海军最初一批家当。

1949年1月，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决定将存放在南京的400多箱秘密档案送往台湾。此時，吳石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他利用這一特殊身份，通過化名吳壽康的中共中央情報部福建情報小組負責人謝筱迺之手，向中共提供了包括國民黨在福建及台灣的軍力部署等在內的諸多重要情報。

中共中央對吳石提供的情報極為重視。據謝筱迺回憶，他曾按照中央領導指示與吳石核對國民黨部隊一個番號。吳石問：“周恩來先生看得到嗎？”看到謝筱迺點頭後，吳石露出了滿意的神情。

目前，謝筱迺之子謝慶大律師致力於為聶曦爭取革命烈士證書，為一樣參加革命，戰鬥在虎穴龍潭，留在大陸遭遇不公的聶曦胞弟聶磊爭取平反，

吴石利用他兼任的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身份建议将档案送到福州，如果战事有利，档案可送回南京，如果战事不利，可送往台湾。

蒋介石批准了这个“两全之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后，吴石便将100多箱次要档案慢慢送往台湾。

而最重要的298箱档案则留在了福建省研究院，这些档案为解放军后来的剿匪、平叛、抓特务行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1949年3月，吳石親自到上海愚園路儉德坊何家來，把包括《國防部全國軍備部署圖》《國防部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在內的一組絕密核心情報交給了何康。讓何康印象很深的是長江江防圖，這是一張很大的圖，圖上標注的部隊番號竟細致到團。他知道這組情報的分量，迅即送交張執一。

情報很快送抵即將展開渡江作戰的三野。解放後，三野參謀長張震曾兩次向何康提及，這組情報對部隊渡江作戰幫助很大。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被有關部門列入隱蔽戰線人物書係推薦的《冷月無聲——吳石傳》寫道：“吳石將軍本身就是軍事戰略專家，加上身居要職，因此，判斷情報價值駕輕就熟，探取情報如魚得水，相對容易。其提供情報的價值非常人可比，如同雪中送炭，其貢獻難以用語言、數字表述。”

此時，吳石已經可以歸隊，但他請吳仲禧轉告組織：“我為國家和人民做的事太少，既然還有機會為解放台灣出一份力，個人風險又算得了什麼呢？”4月下旬，吳石即將南下，赴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臨行前一晚，何康夫婦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的卡弗卡斯咖啡館為他踐行。咖啡館是一個白俄羅斯人開的，有個不大的舞池，留聲機不停地放著《何日君再來》等舞曲。

他們會心地交換了對局勢的看法。何康已奉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雙方知道今後很難再直接聯係，都不勝惜別之意。吳石平時訥於言，當晚卻心情激越，興奮地跳舞，還用福州鄉音吟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福州解放前夕，吳石於8月16日飛赴台灣，就任“國防部”參謀次長。何遂次子何世平已在台中、台南鹽務機構潛伏三年多，母親陳坤立與他同住，何遂和女兒何嘉也已於6月赴台。

此時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6月，香港報紙登出了上海軍管會名單，何康作為農林處處長赫然在列。消息傳到台灣，何世平的同事們私下議論紛紛，有人甚至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產黨”。

風聲日緊，吳石催何遂一家趕快離台。何遂也擔心吳石的安全，吳說自己不要緊，有“國防部參謀次長”這塊牌子掩護。

何家人分兩路撤離。9月1日，何遂夫人、何世平一家與何嘉由基隆乘船駛往廣州（當時還未解放），再轉往香港。吳石則替何遂買好從台北直飛香港的機票，親自開車送他去機場，目送他上了飛機。

此前的八月份，吳石和何遂多次以攜家人遊山玩水的名義密商，最後決定吳石繼續為中國共產黨工作，接管何遂留下的情報關係。在台灣這個海峽阻隔、交通不便的地方，就需要在組織上建立更緊密的秘密聯係。這是一種甘冒斧鉞的選擇。

九十月間，吳石親赴香港，在何嘉的協助下與中共上海局駐港負責人接上了關係。12月，何遂夫婦和何嘉從香港返回了上海。

僅僅隔了半年，就傳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噩耗：1950年6月10日，吳石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就義，年僅57歲。聞此噩耗，何遂痛不欲生，致心髒病發作住院。他認為摯友是替自己赴難的。何康後來在紀念吳石的文章中寫道：“對這位生死知己的死，父親懷著複雜難言的隱痛，這伴隨了他整個晚年。”

由于吴石原先的秘密交通员牺牲，朱枫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接受了组织任务。1949年11月27日，她从香港飞往台湾，一周后与吴石建立联系，组成了“东海情报小组”。

1950年2月27日晚12点，军警包围了新生南路的吴石家宅，吴石拨通了“参谋总长”周至柔电话，但对方不接电话。

吴石心知自己暴露，决心牺牲，不与国民党做任何交易。但真正打开吴石案决定性缺口的是负责侦办的特务谷正文的诡计。他设法把吴石软禁在官邸，然后把吴夫人王碧奎带走。有技巧地盘问套话，时不时给她施加压力，示意她必须为吴石着想。这时候王碧奎透露了吴石与朱枫曾经在家中会面的重要信息，谷正文就设计圈套要王碧奎承认吴石会见的是共产党员。

谷正文是这么回忆的--

我繼續把戲往下演：「現在這事很嚴重，我很替次長擔心，想想，他是一名軍人，如果他與共產黨有任何關係，老先生（指蔣介石）絕對不會原諒他，現在，就只有妳能救得了次長了。」

吳太太原本故意裝作無精打采的雙眼忽然瞪大起來．她說了第二句話：「很久没有見到那個人來了，你說我該怎麼辦？」 有了這句話，我的任務即已完成九成，我慫恿她：「妳不具軍人身分，不如妳來擔一點責任，就說與次長接頭的共產黨是來找妳的遠房親戚，然後，我在筆錄上寫得技巧一點，也算是報答次長的一種方式。」

吳太太點頭說：「一切拜託你了。」

當天一早，我打電話給毛人鳳，告訴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證確鑿。」 毛人鳳好奇地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把偵辦過程向他說明了一遍，他頓了一下，然後笑著說：「好厲害，以後可得小心防著你囉！」毛人鳳平素是不喜歡開玩笑的。我與他相處多年，這是第一遭，也是最後一次調侃我。

被捕前不久的吴石留影

吴石朱枫同案牺牲的陈宝仓烈士-陈宝仓，字自箴，河北遵化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历任国民党部队连长，参谋、军政大学武汉分校少将教育科科长、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等职，1949年受派遣赴台工作。他曾将台湾的驻军防御图，以及防守部队番号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秘密交给了吴石将军。最终，因为蔡孝乾被捕叛变，两人同时就义。

吴石赴台后的工作关系属于民革中央，而蔡孝乾的工作关系属于中共华东局。由华东局派遣原隶属于华中局的朱枫一人，同时横向联系两条线吴石、蔡孝乾，是造成“一人叛变，全军覆没”的根本原因。

不幸中的万幸是，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人物神秘地脱险了，这件事也足以驳斥坊间那些所谓朱枫是情报工作菜鸟，犯了很多致命错误的说法---蔡孝乾只是作为台湾省委领导人为朱枫吴石的情报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朱枫从吴石那里取得情报以后并不是直接交给蔡孝乾，而是直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另外一位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应该是朱枫恪守了情报工作纪律，没有让蔡孝乾得知这位大副的信息，所以从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今军情局目前公开的朱枫吴石案件档案卷宗看，这位大副同志没有被捕。

楼主推断，这所谓“安福号”海轮名称以及航线以及大副手搓传递情报，也极有可能是土共战忽局声东击西杜撰的，因为海轮班次有限有间隔，未必能够兼顾情报时效性。朱枫如何把情报高效平稳传递出去，历史真相应该接近《沉默的荣耀》第二集揭秘的那样，是通过一部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特务无法通过测向车追踪的，以航行中的海船上的无线电台传送的，所谓“大副”其实是海船上的报务员。

楼主认为这种可能性很高-因为吴石情报网的重要纽带一是保定军官学校校友，二是福建同乡，而福建是我国现代海军与现代航运的起点重镇，福建人把持民国海军或航运业。

此外，陈宝仓显然在情报工作上比吴石更有经验（楼主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陈宝仓比吴石早了20年评定烈士；因为陈宝仓没有犯组织纪律错误，毛主席说过，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同样道理适用于朱枫，相比陈宝仓，朱枫其实是犯过组织错误的，那就是她接受蔡孝乾的委托，让吴石、聂曦还有吴夫人王碧奎都帮助蔡孝乾的小姨子马雯娟作伪申请离台特别通行证，导致暴露；但考虑到蔡孝乾是朱枫在台直接上级，且朱枫是外来户，蔡孝乾是坐地户，朱枫情非得已，所以最终这笔账算在蔡孝乾头上，朱枫的情工组织纪律性还是完美的）---陈宝仓暴露被捕是因为吴石失误，竟然在自己书房留下了陈宝仓手写的情报，特务一查笔迹就查出了，而本来陈宝仓在军界已经被边缘化，并不是怀疑对象。

另外一个佐证是，除了朱枫，其实吴石还与陈宝仓共用一个交通员，也许这就是所谓“海轮大副”原型，是陈宝仓一个成年女儿的同学麦金亮，可以自由往来港台之间，把情报帶到香港交吳仲禧（吴石、陈宝仓还有吴仲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校友；吴石是上司周至柔和陈诚也是）。

不仅这个交通员小麦及时脱离谷正文魔爪，而且陈宝仓早就未雨绸缪，把带到台湾的子女们都安全送去了香港。

吴石与聂曦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求取情报心切，广泛撒网，利用了一切军中关系，利用他身居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军中袍泽夤緣倖進的攀附心理，这样一旦暴露，牵连打击面极广，保密局很擅长明代锦衣卫南北镇抚司与东厂西厂擅长的“瓜蔓抄”。

在北京西山赴台烈士纪念广场的吴石雕像介绍中，没有明确他是地下党员，只称他是“中共秘密派遣干部”（陈宝仓、聂曦、朱枫均明确是中共党员）。吴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该校旧址纪念馆里有毕业生中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没有提及吴石。所以，吴石是中共党员的依据不足。在1953年李济深纪念陈宝仓烈士的悼词中，提及了吴石已为民革从事秘密工作。在悼词中有这样一句：“当时民革中央派吴石同志去台湾从事策反”。

何遂是吴石的同乡和好友，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虽然他没有加入中共，但是他与中共早有联系，他的四个子女都是中共党员。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吴石于1947年与中共上海局领导人见面，开始为中共提供情报。

吴石被捕后只承认到达台湾后才开始通过朱枫提供了情报，否认在大陆期间帮助过中共。这是为什么？因为吴石这样做是为了掩护中共和民革方面的地下党组织。吴石到达台湾后，很快得到了台湾中共地下党被破坏的信息，于是迅速将何遂和子女送回大陆。吴石在赴台之前，曾经在香港会晤了民革中央和中共驻香港的的负责人。为了保护组织秘密和安全，吴石当然要否认赴台前已与中共合作的事实。

1951年7月，陈毅、潘汉年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确认了朱枫的烈士身份。不久，陈宝仓也被确认为革命烈士。

1973年，中央确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为什么陈宝仓和朱枫很早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吴石却迟迟不被认定为烈士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关方面曾经强烈认为吴石是叛徒。

只不过，他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因为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

张学良也和吴石一样，叛变了老蒋和国民党。国民党也骂他是叛徒，但是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那边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据说就包括了张学良和吴石。

吳石犧牲時，他的長子吳韶成正在南京大學經濟係就讀。一天他在學校圖書館翻閱報紙時，從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看到一條豆腐塊消息《轟動台灣間諜案，四要角同被處死》，猶如五雷轟頂。

早在父親剛赴台時，吳韶成有天突然在自己的信箱裏發現一個小紙條，也不知道誰塞進去的，上麵是父親的筆跡，用鉛筆寫著一句話：“有事有困難你找何康。”因此他立即前往上海，找到了時任華東局農林部副部長的何康。

何康除證實吳石確已犧牲外，沒有提供任何消息。他還囑咐吳韶成，不要多說這些事，因為“牽涉的人太多”，萬一遇到組織審查，就告訴對方找華東局。

從此，吳韶成和留在大陸的妹妹吳蘭成一直守口如瓶，家庭出身一欄裏填的是“國民黨舊軍官”。

在文革中，吳石留在大陸的子女吳蘭成、吳韶成受到了衝擊。吳韶成大學畢業後分到鄭州的河南冶金局工作，吳蘭成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內蒙古大興安嶺的牙克石林場當了兒科醫生，先後入了黨。“文革”期間，兄妹倆都受到審查，黨籍不予恢複。

吳石被戴上了“叛徒”、“反動軍官”等帽子其家屬倍受煎熬。

在何遂後人何康的幫助下，吳石之子吳韶成給中央寫了一封申訴信，並送到了周恩來手裏。他委托葉劍英進行了調查核實，終於在1973年認定了吳石為革命烈士，為家屬補發了撫恤金。

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直接過問下，由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操辦，中央有關機關以密件形式向兄妹倆所在單位出具了公函。公函明確說明，當年為了保密起見未給吳石子女發烈士家屬證明書，“今後對吳韶成（吳蘭成）同誌應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2006年這一年，在何康和何達的協助下，民政部正式向吳石子女發放了烈士證書。當年的“特別黨小組”，老二何世平已去世多年，何世庸92歲，何康自己83歲，可謂時不我待。

不过，直到2013年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在北京西山修建了吴石雕像以后，仍然还有人在散布所谓吴石是“叛徒”的说法。可见，台湾方面所制造的谣言影响有多么大。

吴石的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二女吴学成和幼子吴健成。吴石将军的长子与长女正在上大学，分别就读于“中央大学”的经济系和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业，吴石将军只带着二女吴学成和幼子吴健成前往台湾。吴石当时认为台湾很快就会解放，没必要让孩子们为此动荡。但这却成了永别。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度过了3个月零11天的痛苦岁月，因为遭受酷刑，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吴石就义后，夫人王碧奎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起初被判九年徒刑，后来无罪释放-1950年秋，王碧奎通过吴石的旧部下成功获释。

吴石的狱中手记。

吳石獄中遺書還提到兩個遺願：一是希望“諸友好”為他編印其生平軍事著作和詩詞，二是希望子女將他所收藏的書整理保存，設立小規模圖書館，“俾我愛書與好讀之美習，傳諸後人”。但這兩個願望多年都難以實現。吳石被捕後，他在台北的寓所被查抄，手稿《左傳兵法》以及為寫作《新國防論》《抗日回想錄》等文稿所搜集的資料片紙未留，家中藏書也全部散失。

這個遺憾終於得到了彌補。經過吳石傳記作者鄭立等人十年的努力，60多萬字的《吳石遺墨》2022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吴将军夫妇罹难时候，16岁的吴学成和7岁的吴健成甚至一度无家可归。幸运的是，吴石的族侄吴荫先冒着被牵连的风险，收留了这对姐弟。吴荫先不仅收养了他们，还将吴石的遗体从台湾“军法局”取回，经过火化后，骨灰被寄存于台北郊外的寺庙里，整整41年。1991年，吴学成与丈夫将吴石将军的骨灰从台湾带回郑州交给大哥吴韶成，父子俩以骨灰相伴生活了三年。

为了生计，吴学成早早辍学，打工养家，甚至不满20岁就嫁人---楼主颇为感慨，吴石自己是“军界状元”“十二能人”，一员家里有读书种子的儒将；他的长子吴竟成于抗日战争期间夭折，余下的四个长成的子女里面，三个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业有成，唯独这个小女儿因为他的案子而失怙又失学，不知道吴石在天英灵有知会多么心疼。

幸运的是，吴石的幼子吴健成后来从台湾大学毕业，并凭借出色的成绩获得美国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最终在那里定居并将母亲接到美国。

吴夫人于美国以九十岁高龄病逝后，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1994年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北京福田公墓，何遂、吴石和缪秋杰的家族墓相伴为邻。

1991年11月，在老师马保之（中）见证下，抗战时期大学同窗，海峡两岸农业机构负责人何康（左）与李崇道（右，李政道的二哥）在香港首次会面。

农业部长何康（左二）荣获被称为农业诺贝尔奖的世界粮食奖，左三为与其相伴晚年生活的第二任妻子郁隽民-郁隽民是烈士郁华大法官的女儿，郁达夫的侄女。何康两位妻子都是他大学同学

总理左侧为后来新中国农业部长、热带作物育种专家何康，何康膝下为儿子何迪，站立左一为夫人缪希霞

抗日战争期间蔡孝乾、张志忠、谷正文、沈之岳在延安的交集

这四个特工，一名中共烈士，三名国军大特务，竟然抗战期间都在八路军系统重要的敌工与情报岗位工作过！

抗战期间，蔡孝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1941年10月出席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2月当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共七大。

张志忠季澐烈士夫妇也是蔡孝乾出卖的台籍中共地下党干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1946年2月，蔡孝乾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会合，3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组织，由蔡孝乾担任书记，7月，蔡孝乾抵台，地下党正式在台运作。

据侦办台湾共谍案的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表示，台湾省委副书记兼军委书记张志忠是被逮捕地下党中最有骨气的一位，被捕后，“未供一事，未供一人”，慷慨就义。。

张志忠（1910年—1954年），本名张梗，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1939年前往山东加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转赴延安，就读中共所办之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获派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的“冀南敌区工作部”日军工作科任职，化名张光熙，对敌军做统战工作。曾与“日军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日本反战士兵，战后日共重要领导秋山良照接触。

张志忠掌握着大量组织的秘密，他发展了上千名中共党员，包括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张志忠虽然被捕，他的部下仍在山乡流亡。因此张志忠一直是国民党当局着力争取的对象。然而无论刑讯，还是利诱，张志忠都没有“转向”。

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于二二八事变后前往大陆，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回忆文章中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年仅44岁。经多年核实，中共中央于1998年1月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谷正文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谷正文说，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谷正文（1910年6月6日—2007年1月25日），原名郭守纪，字同震，斋名为求实斋，化名谷正文，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及反攻大陆指挥官、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等。他自称在1931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北平学运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夕于林彪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来叛逃投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效忠于戴笠及毛人凤。

1940年郭守纪转投汪精卫政府，并为日本宪兵队济南本部搜捕抗日游击队，曾拘捕李澄之、赤色分子武思平，也瓦解了济南铁血锄奸团。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郭守纪获得戴笠继续接纳，也不受汉奸罪起诉，改以化名“谷正文”行事。

谷正文自称曾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放置炸弹，炸死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的姐妹），暗杀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未遂，奉蒋介石之意下毒谋害白崇禧等。1991年，为了公开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加入中共时期“卖友叛党”，谷正文将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机密书籍《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交给李敖出版，李敖出版社以《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为名分上下两册出版。

2007年1月，97岁的谷正文在台北的寓所内悄然去世。真是，坏人活千年？

沈之岳是著名的无间道双面间谍，曾经打入中共核心的社会部，获康生的赏识，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据已故公安部长《王芳回忆录》记述，沈曾诱杀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方面还说沈之岳是“皖南事变”里泄露新四军行踪情报的幕后黑手。

1933年沈之岳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在校期间因缘际会下被戴笠收编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务。

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获邓小平接见。对于沈之岳早年往来国共之间的经历，国民党称沈之岳早是戴笠手下、奉命潜入共产党。但一说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两蒋虽然对共谍抱持“宁可误杀，不可错放”的态度，但还是没有发现沈之岳的问题。沈之岳去世时，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曾主持秘密追悼会悼念沈之岳，张爱萍送的挽联写道“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因而引起后人对沈的真实身份的怀疑；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曾永贤在日后国史馆进行口述历史时，更直指沈之岳就是双面谍。

神秘的聂能辉、聂曦、聂磊三兄弟

聂曦烈士临刑前，被反绑到背后的双手、紧勒着2股粗麻绳的脖子、用铁丝系着的裤子……表情坦然，面露微笑。台媒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

聂曦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学生队第二期，毕业后在陆战队担任排长两年，其后历任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第四战区少校副官少校科员、军政部总务厅交际科中校科员、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福州绥靖公署上校专员等职。

历来有关此案的纪录片里聂曦个人生活信息都模糊不清。实际上聂曦牺牲时候有妻子，聂曦遗孀高秀娟此时已患病在身，而且二人育有子女！最终高秀娟委托在台北的亲戚杨韵清（后从档案中看到杨的亲笔呈文，为聂曦表妹）代办领取骨灰遗物相关事宜。

聂曦的革命引路人是他堂兄聂能辉，聂能辉原名不可考，这个名字是他和聂曦互相掩护共用的假名。聂能辉是福建闽清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聂能辉与一批福州热血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参加赤石暴动成功越狱，重新回到了新四军，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往福州从事地下工作。

南京解放前夕，聂能辉在江苏被捕，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吴石另外一名副官，因吴石朱枫案件牺牲的王正均就是聂能辉介绍入伍的。吴石的部下聂曦被升职为交际科科长后，急需联系地下党成员，因此想到信任的王正均，并将重要职务交给了他。王正均在吴石身边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和传递情报，他也因此获得了吴石的极高信任。

据史料记载，中共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福州人重乡谊的性格，将一批福州进步青年安插到国民党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王正均就是其中之一。王正均堂弟王兴（原名王正兴）后来回忆说：“王正均突然高就，我们全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把整个家族所有沾亲带故者过滤了一遍，没有发现一个人在军界工作。”而王正均突然穿上军装进入国民党军队中枢机关，背后正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布局。

王正均绝笔信，在狱中，敌人对王正均进行严刑拷打，希望他认罪，但他始终保持沉默，始终坚守革命信念。

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英勇牺牲，年仅27岁。

聂曦外表英俊，处事精干，长袖善舞，广泛活跃于国民党军中，建立起方方面面的交谊关系，为吴石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方便。1949年秋，聂曦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香港，将吴石搜集的一批重要军事情报交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负责人万景光。国民党当局公布的一些相关资料可资旁证：

“他又根据吴石的需要，去寻觅有工作线路的人和吴石认识，代吴石向有关人员去索取重要的材料。吴石是参谋次长，当然不便每一件事都自己出面。于是，聂科长就以吴石亲信人物的资格出现，专为吴石与各方面联络，吴石的通共与供给情报，聂科长是马前卒”。

鲜为人知的是，聂曦还有一个弟弟聂磊也是中共情报人员。聂磊，原来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工作。国民党国防部从南京撤退到广州时，聂曦让弟弟回到了福州，等待着参加福州解放，因此聂磊没有随同国民党败军去台湾。

1949年前后，为了解放台湾，中共中央曾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潜伏，聂曦就是这1500余名隐蔽战线队伍中的传奇英雄之一。当得知哥哥聂曦还要去台湾，聂磊问哥哥：你为什么不留下？聂曦意犹未尽地告诉弟弟：“我还有任务”。

一直到哥哥聂曦在台湾与吴石将军、陈宝仓将军、朱枫一起英勇就义之后，弟弟聂磊才知道哥哥为何没有留在大陆的真实使命！

聂磊在抗战期间参加了革命工作，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长达四年时间，出狱后被聂曦安排在国民党广州部队工作。194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广州联勤第一军人服务所中校主任。根据吴石的指示，聂磊违抗国民党要他率部撤往海南岛的命令，在广州解放之时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8月，他接到了率部南撤海南岛参加内战，阻止解放军攻岛的命令。但是他没有执行，结果受到上级记大过处分。1949年10月16日（广州解放的第二天），他将所属部队人员、枪支、军用物资等造册登记，向军管会交接投诚。

但是当时由中共大名鼎鼎的杰出敌工工作与情报工作者“红色福尔摩斯”布鲁（陈泊）和陈坤主持的广州公安局却认为聂磊是国民党特务。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他五年徒刑--楼主估计这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聂曦，以及聂曦背后港台地区的秘密党组织。

布鲁（陈泊）和陈坤不久后在建国初年政法情报战线从上海掀起的“潘汉年杨帆”案大风暴中，也被时任广东省负责人的叶剑英和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下令逮捕了。

因为建国初年反特形势严峻，潘杨二陈等用了几百名国民党政府的旧警察、特务和三教九流，令公安干警队伍混入了国民党敌特人员。

审查员陈杰、刘锦如、王希恩、杨建芳等人对聂磊的审查意见是：“没有发现罪恶事实，但从其社会经历来看，可能有叛党行为。但无事实根据，可以保释或任原职加以教育工作”。科长胡毅的意见是：“保释交三科控用”。但处长（副局长兼）陈坤的意见是：“叛徒，释放后又不逃跑。企图潜伏是毫无疑问的，应判徒刑五年”。于是，聂磊被送往延安农场服刑，直至1953年12月才释放回到福州老家。

最初几年里，政府安排他去学习兽医技术，也安排了工作。但是好景不长，不知是谁又举报他是“历史反革命”。

1963年4月，福州市公安局生产科陈科长调阅档案一看，确实有广州市公安局陈坤处长在公安局内部审查表中定性“叛徒”、“潜特”的批示。于是，上报上级批准，将聂磊划定为“反革命分子”，这个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年。直到1983年5月聂磊第一次提出申诉，公安局才于1983年7月给他摘掉“反革命”帽子。但是，后面还留着大尾巴没有排除，那就是“潜特”的罪名。

在聂磊的档案中，至今还留存着一张国民党人事部门签署的给聂磊授予少校军衔的证明书。吴石将军从1947年开始，就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对解放军的渡江战役贡献极大。他把自己的小老乡聂曦调到自己身边当副官，又把刚刚从上饶集中营释放的聂磊安排在国防部第一厅担任少校参谋，足见他对聂家兄弟的高度信任。

聂磊比聂曦小六岁，于1938年2月，年仅15岁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学校二期。

源：党史博览2015.3nn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是一段封存了60余年的秘密。2014年清明节前夕，笔者前往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缅怀英烈，全方位探寻并揭开这一封存的秘密，以展现为了祖国统一在台湾英勇献身的干余名英烈。

1949年前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中共向台湾秘密派遣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500余名。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余下400余人侥幸逃脱追杀，最后能回到大陆的屈指可数。

2013年10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尘封的历史。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笔者看到镶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烈士名录墙上留有许多空格，以便将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供后人瞻仰。

笔者通过采访总政治部联络部有关人士，翻阅台湾大量解密的资料，以及烈士的战友、亲属回忆，台湾学者撰写的文章，记者的有关报道，还有当年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的回忆，了解到台湾地下党的发展、消失过程和干余名烈士被残害的来龙去脉，从而来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告慰为祖国统一献身的英烈们。

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和延安派去的党组织共同组成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隐蔽战线开展斗争

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后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1]、林日高[2]、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3]、谢雪红[4]，台共书记为林木顺。

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湾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蔡孝乾[5]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还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但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中共中央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党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孝乾办理了入台手续。初期的台湾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陈泽民[6]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7]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8]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台湾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不过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也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地下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但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达1500多人。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的地下党组织。

台湾工委成立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组织台湾民众开展反蒋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并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

中共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党组织全面灾难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7月中旬）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

nn【 光明报事件：台大法学院支部王明德（王世坚父亲，不知道此人是谁的，可以去抖音搜索一下）为追求一名女子，想在她面前建立英雄形象，因而让这女子知道自己有参与地下组织，将光明报展示并交给这个女子，女子将光明报随意置于家中，被其家人发现送交警局而曝光，警局立即逮捕王明德，并循线扩大收网，很快的瓦解了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进而造成基隆中学支部的破获 】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警备队）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戴传李、许远东、吴振祥、王明德，后4人被“感训”一至二年）。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基隆中学合作社工作）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15日？）凌晨3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9]“老郑怎么样？”虽说钟浩东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钟浩东被捕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44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1921-1995，钟妻，未被枪毙）、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基隆工委被捕的44人中大部分为基隆中学教职工。被枪决的7人为刘特慎、李份、朱子慧、丁开拓、何玉麟、陈山水、陈成法】

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不死心。（高雄组特务林建魂渗透到高雄铁厂工会）10月间，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住。李汾是高雄铁厂的一名工人，（10月底）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高雄负责人）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10月31日），对陈泽民实施了抓捕（后陈泽民的妻子四处求助，导致多人被捕）。经严刑拷打（未被严刑拷打，11月中旬审讯时），陈泽民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

2月末（2月7日），特务们通过被捕者（陈泽民、吴石、朱枫？）的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张志忠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酷刑一无所获，只好另想办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10]抓到回家的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忆说，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2月6日），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买。吃完牛排后，此人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电信总局）。特务让他带路，结果此人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武昌街木材厂），突然跑掉了（经由省工委多位干部合作，在北部多处暂居数日，又辗转匿居嘉义。期间多往返居住竹崎、番路等乡。藏匿期间对于台北、台南及山地工作常派人联络指导，但无甚进展）。

【期间，蔡供出朱枫、洪幼樵、计梅真（2月5日被逮捕，10月11日被枪杀）出逃计划。】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他住所（公事包）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毛人凤）认定吴石在向中共提供情报。蔡孝乾叛变后出卖了吴石，验证了谷正文的判断。

上了钩的“大鱼”跑了，国民党特务岂肯罢休。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后，火速从高雄赶回台北。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次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部署再抓“老郑”。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3月9日晚，谷正文在台北市政府附近家中抓获黄天，黄天供出“老郑躲在嘉义奋箕湖林医生家里”）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4月27日？）。他们感到在乡村穿西装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个月后，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了。

【“老郑”在受讯问时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职务——蔡孝乾，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时供出以下多位省工会干部：陈泽民、洪幼樵、许敏兰（洪妻）、张志忠、季沄（张妻）、林英杰、唐海光、庄五洲、崔正忠、林昆、谢富、孙古平、简吉、林伟光等人。】

对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一间牢房里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4月之后）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的人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蔡孝乾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回忆说：“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说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民3名省委领导叛变后，联名发表《为宣布解散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告全省党员书》。此书由蔡孝乾拟纲要、洪幼樵起草。内容提及省工委会从成立到遭破的过程，以及失败的原因。该文劝告尚未遭捕的党员迅速向政府自首与坦白一切组织关系，并停止组织活动。】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由于作恶多端，担心被地下党暗杀，蔡孝乾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1950年11月28日，台湾省保安处判决14人死刑后即刻送台北市马场町枪决，14人包括：郭琇琮、吴思汉、许强、朱耀珈、谢涌镜、季沄……】

在国民党的残酷屠杀中涌现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宁死不屈的英雄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进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监狱，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吴石：蒋介石身边的“定时炸弹”

吴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1911年福建北伐学生军，1912年8月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受训，1914年8月-1916年8月保定军官学校三期炮科学习，与白崇禧结为好友，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回闽参加地方部队工作，1918年任闽军上尉参谋；1925年10月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1926年初任北伐第一军第四师参谋长；1927年任福建军事厅参谋处长），曾留学日本炮兵学校（1928年1月陆军野战炮兵专门学校），毕业后（1931年12月-1934年11月）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两所学校毕业时都名列第一（当时，中国人在日本军校就读时单独排名），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吴石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

【1934年3月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课长，作战部第二组副组长；1935年3月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第二厅第二处处长；1936年2月少将；抗战爆发后任桂林行营参谋处长；1938年3月军训部主任参事、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1940年10月第四战区参谋长；1942年1月中将；1944年3月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1945年3月第二方面军参谋长】

1939年，吴石与20余年未见面的老友吴仲禧重逢。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共，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

1940年底，白崇禧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抗日战争后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1946年6月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史政局局长；1949年2月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11月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搜集军事情报。

1947年4月，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后，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他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递交给华东局。

1948年6月，吴仲禧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在南京见到吴石，吴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后，李树正看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看见1：25000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设法将上述情报向潘汉年汇报。吴仲禧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余箱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人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此时，吴石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便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机要档案悉数献给解放军。

1949年5月下旬，吴石到福州上任，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福州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运往台湾；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部下、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最后交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告诉吴仲禧，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偕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子女去（幼女吴学成、幼子吴健成）台湾，留下大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大女儿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在大陆。

10月25日，解放军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预想得困难。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与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枫，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门。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以及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吴石的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高等军法会审庭先请总统核示后再制作判决书，1950年5月30日宣判由蒋介石指派蒋鼎文与韩德勤、刘咏尧负责审判，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皆因此案遭判死刑，负责审理的蒋鼎文与韩德勤、刘咏尧联名为吴石等人陈情（转报蒋中正总统有关被告于法庭之忏悔言词），蒋介石震怒，以其三人为犯人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将三人革除原职，后改以记过处分。吴鹤予、方克华、江爱训、王济甫等被判刑。6月10日下午四时，吴石于台北市万华区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死刑，终年56岁】

5月6日，吴石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清理这位“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家产时，仅查出一根四两重的金条。连负责搜查的特务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2019年，中华民国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宣告吴石案所涉之方克华、吴鹤予、江爱训、林志森、王济甫、王正均之刑事有罪判决暨其刑、处分等，于民国106年（2017年）12月29日（即《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施行之日）视为撤销，并依照《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补偿】

朱枫：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朱枫，1905年生。浙江镇海人，出身富裕家庭。

【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改名朱谌之。字弥明，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1921-1926，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间，和朱晓光（镇海人）结婚，婚后更名为朱枫；年底，夫妇带着孩子们从镇海来到武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1938年秋，日军占领武汉，夫妇撤到湘西，后来又回到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朱枫会同华白沙、张一之，帮助国军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还捐资800元；同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1942，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0月被捕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在组织营救下出狱。1945年2月经徐雪寒（曾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秋，奉命到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朱枫还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丈夫朱晓光已随解放大军，从东北南下，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新华书店主要领导。从8岁起就在随军征战中长大的女儿朱晓枫已经18岁了，进入上海医学院学医。组织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将她调往上海。8月，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朱明托好友先带回上海，而自己则把手头的工作做个了结。办好工作移交，她写信给丈夫和女儿：“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在朱枫一家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正在考虑一项重大使命的人选。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金门、舟山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的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即将调回上海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组织上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其意见。这个任务虽出乎预料，但朱枫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太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朱枫22岁远嫁东北，丈夫（陈傅良）是奉天兵工厂的总工程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枫和丈夫返回镇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两个孩子（陈莲芳、陈宜）。前夫的大女儿阿菊（陈莲芳）、女婿王昌诚当时都在台湾。女婿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几个月前（5、6月间），朱枫刚刚接到过女儿、女婿的来信，邀她去台湾玩，还寄来相关证件，但被她婉言谢绝。现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女婿了。在她身上，有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一封给蔡孝乾，一封给吴石。在衣服隔层中，还藏有金项链和金手镯。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阿菊和丈夫一起来迎接朱枫。虽然不是亲生，但朱枫和阿菊母女俩关系很好。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朱枫只单线会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

凭借阿菊夫妇的天然屏障，朱枫先会蔡孝乾，双方约定联系方式；不久又与吴石接上头，并前后七次相晤（自1949年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到吴石家取情报，周日送交蔡孝乾。一共有7次会面。朱枫还接受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将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派副官聂曦签发了特别通行证），获得大量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

1950年1月14日，朱枫让阿菊买了去香港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一张便条。便条上只有几个字：“凤（朱枫在家小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

朱枫在等船票时，台湾方面已经实施“戒严”，进出台湾的海空通道全被关闭。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军手中的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回老家镇海。

2月2日（3月9日？），蔡孝乾被抓，很快叛变，供出了朱枫和吴石。他还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走了。在吴石寓所，特务搜到了为朱枫开出的“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暴露。朱枫到舟山后在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逮捕。

【蔡孝乾曾在一张台币上记下朱枫的联络方式，即朱枫继女陈莲芳家的电话号码，导致陈莲芳全家被捕。当局在吴石寓所搜查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遂确定吴石“通敌”，并得知朱枫的去向。1950年1月27日，朱枫已经吴石安排送回浙江舟山定海（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希望借助渔船回到家乡镇海。朱家在舟山有亲属，但朱枫选择住进沈家门的存济医院。2月18日，朱枫在存济医院被逮捕，暂时关押在定海看守所。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将贴身的金锁片以及所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内的金手镯咬碎，将这二两多的金子混着热水吞服。2月27日起，朱枫昏迷，被飞机送往台北医院。】

朱枫意识到凶多吉少，在沈家门被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项链和金手镯，分四次吞下，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觉，到医院把金物取出，押回台湾。

国民党特务原以为朱枫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贪生怕死，出卖同志，但朱枫大义凛然，宁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将朱枫枪杀在台北。

1951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

【朱枫遭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火化。3个月后，陈莲芳致信军法局，希望领回继母朱枫的遗物，以便将来连同骨灰归葬大陆的家乡，获军法局同意，并具函通知陈前来领取，但陈最终未去认领。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文化大革命时期，朱枫受到诬陷。为此，朱晓枫致信有关部门。1983年4月，中共中央调查部出具《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内称“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陈宝仓：为正义献身的国民党中将

陈宝仓，1900年出生。河北遵化人。中学毕业后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期满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毕业后即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阎锡山部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司令部教育科长）。

1937年初，陈宝仓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8月，日军向上海进攻。双方实力悬殊，陈宝仓受命担任昆山城防司令，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物资转移争取了时间。

1938年春，陈宝仓参加宣城战役，遭日机轰炸导致右眼失明。6月，日军以海、空军配合向武汉进攻，陈宝仓眼伤未愈即奉调参加武汉会战。后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出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是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

1939年春，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宝仓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事政务。

在这期间，陈宝仓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文化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1939年秋，日军为了封锁中国出海口，截断国际对中国的物资支援，以10余万之众，从海南岛偷渡，在广西钦防沿岸登陆，沿邕钦公路攻占南宁，直陷昆仑关。国民党调集部队发起总攻，陈宝仓负责组织指挥灵山方面战役。桂南会战历时一年，毙伤曰军4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发陈宝仓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陈宝仓因而被免职。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加入民革，并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饶彰风、方方等接触，表达了可以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年底，陈宝仓案被撤销，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9年，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卖，陈宝仓身份暴露，与吴石、朱枫、聂曦被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从容就义。1952年，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聂曦：宁死不屈的钢铁壮士

聂曦，原名聂能辉，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历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吴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放在福州的档案运台。吴石命令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福州解放后，这批军事绝密档案被王强移交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聂曦随吴石赴台后，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聂曦充当了二人之间的信使，将大量绝密情报，通过朱枫转给大陆。蔡孝乾叛变后，聂曦被捕。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英勇就义。聂曦时年仅33岁，是四位烈士中最年轻的。台湾媒体在报纸上报道时，还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被押赴刑场的照片。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靴，两手被反绑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他临刑前的那张照片，堪称舍生取义的经典瞬间，令后人惊叹不已。

其他英烈及幸存者

除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位著名英烈外，还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害。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武装部部长的张志忠，被捕后经过国民党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蒋经国曾两次到监狱对张志忠进行劝降。国民党用尽一切手段无效后，于1954年3月16日将张志忠（夫妇）杀害。中组部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实，于1998年1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沄定为烈士，并通知了他们的亲属。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委员、负责领导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林英杰，1946年受中共华东局的指派，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林英杰起草的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国民党特务开始追查《光明报》，林英杰当机立断，通知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地下党员陈仲豪、王致远、陈少麟、方乔然等人尽快撤退到大陆。林英杰把一批批同志送回大陆，自己却留在台湾，继续同敌人作斗争。1950年3月，林英杰被抓获。7月22日，林英杰被枪杀，年仅37岁。林英杰牺牲后，其亲属于1957年得到时任内政部部长谢觉哉的鼎力帮助，领到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和烈士家属证明书。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简吉，是名“老台共”。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简吉与张志忠在嘉义组织台湾自治联军。1950年，简吉被捕，视死如归。1951年3月7日，简吉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杀。

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台湾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视死如归。其夫人蒋碧玉也是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大义凛然：“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夫妇双双英勇就义。

中共地下党员、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福建闽侯人。（毕业于震旦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留学，毕业于格鲁诺伯大学机电工程系，获工程师学位。1923年回国任震旦大学教授，不久即兼任当时中国最大的供电企业——上海闸北水电公司总工程师。）台湾光复后，刘晋钰是第一批到台湾接收电力设施的专业人员。后来，台湾电力公司成立，刘晋钰被委任为台湾电力公司董事兼总经理。（1950年1月下旬被捕）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被枪杀。（期间，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多次为其开说）

王正均，吴石副官，因协助吴石为中共搜集、传递情报，被捕后面对严刑与利诱拒不承认犯罪，于1950年8月10日英勇就义。2011年7月1日，民政部下发“关于批准王正均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被特务机关破获，安学林、苏艺林、陈平、葛仲卿等百余人被捕，不屈者均被枪杀。

中共台湾工委的罗天贺被判死刑，从容自若，慷慨赴死！

刘光典曾是当年台湾“中共间谍案”的重要人物，他与吴石、朱枫一起被后人称为中共在台情报工作的“三杰”。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刘光典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他多次出生入死，搜集、传递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及东北全境的解放贡献了力量。被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

1950年因蔡孝乾叛变，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刘青石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他在墓地中潜伏4年后于1954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者。

谢汉光（1917-1996）是有记录可查在台湾坚持斗争最长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是广东丰顺县人。抗战胜利后，他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进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谢汉光在逃脱后下山，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在那里干活，度过了艰难险恶的39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1988年12月8日，谢汉光手持叶依奎的身份证，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相聚。历经两年（在其战友、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陈仲豪帮助下）的艰苦努力，（1995年5月23日）经中组部审查确认，其党籍获得恢复，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11]。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病逝。

历经九死一生侥幸返回大陆的地下党员寥寥无几。

谢雪红（1901-1970，1949年后，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副主席，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老台共”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成长。他们是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中的幸运者。

吴克泰（1925-2004，台湾宜兰人。台湾大学法学院肄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组组长、亚洲部副主任、国内部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联络部主任、信息中心副主任。1983年后，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重要领导职务），1946年3月中旬被上海地下党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3月，根据上海局通知，台湾地下党派吴克泰率领台湾省青年代表团来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本来预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军打回老家去，却因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在台湾长期隐居下来。这些人历经沧桑沉浮，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在白色统治下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

国共对抗关系解冻后，英烈踏上回家路

长期以来，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的英烈在大陆始终是无名英雄，他们生前的惊天壮举无人知晓，死后遗骨无人认领。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离世，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之间发展出和解、双赢的全新关系，国共历史恩怨逐步淡化。

2010年12月9日，朱枫殉难60周年后，骨灰由台湾运抵北京。2011年，在宁波镇海区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骨灰安葬仪式。

吴石的遗骨回归大陆比朱枫早了16年，但他被确定为革命烈士比朱枫晚了22年。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直到1973年才得到确认。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曾任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他们长期承受着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单线联系的叶剑英，报请毛泽东批准，于1973年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吴韶成、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

吴石夫人王碧奎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王碧奎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1981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30余年后，一家人终获团聚。

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务院原副秘书长罗青长，在接见吴韶成、吴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吴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3年2月，王碧奎在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有关部门遵照两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1994年1月4日，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宝仓的骨灰回归大陆最早，但也历经艰险。1950年6月，陈宝仓遇难时妻女在香港，有好心人根据衣服和旧伤找回其遗体并火化。7月，女儿的一位同学乘船将骨灰送往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入港证，她将骨灰盒绑在身上，跳入大海，偷渡上岸。当陈宝仓家人拿到骨灰盒时，里面还是潮的。1952年，陈宝仓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陈宝仓公祭仪式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隆重举行，李济深主祭并宣读祭文。当时，陈宝仓家人要求从简，没有在碑后面镌刻任何文字。

与朱枫、吴石、陈宝仓等英烈相比，其他烈士遗骨回归大陆步履艰难。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这一年，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中尉王瀛成被派往台湾，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被派往台湾。

1949年初秋，戴龙被派往台湾时，女儿戴筱萍才4岁。她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她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王瀛成是较早离开大陆的情报人员，在上海解放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1949年10月，王瀛成没有能和子女王道元、王道乾兄妹告别就奔赴台湾。上海解放后，兄妹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去向。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内见了面，并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

戴龙则先至广州，再到香港，最后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渡海。戴龙到台湾后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搜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瀛成想策反一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他们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蔡孝乾叛变后，戴龙和王瀛成也被捕了，后被枪杀。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她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曾让她喘不过气来。“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她父亲到底去了哪儿。她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她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她们，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

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的下落。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兄妹俩去拜访反映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的作者吕铮。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吕铮认识王瀛成，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后来，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脚》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王道元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台湾英烈回归大陆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他们将像志愿军英烈从韩国回归祖国一样，在大陆得到温暖的安息之地，供后人景仰、缅怀、凭吊。

[1] 林木顺，1904-?，台湾南投草屯人。1922年就读台北师范学校，1924年与李友邦等同学袭击台北新起街派出所被勒令退学。后与李友邦前往上海，行前在草屯认识谢雪红。1925年底两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读书，1927年底回到上海。1928年4月组建台湾共产党。8月前往东京。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有成员被捕，直至1933年翁泽生被捕为止，上海的台湾左翼人士几无幸免，林木顺逃脱，但此后即无音信，据说在瑞金阵亡。

[2] 林日高，1904-1955，台北板桥人。1922年毕业于台北商工学校，1925年前往厦门参加船员工会及人力车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台湾共产党建党，任组织部长。1930年宣布退出台共。1931年因参与共产党活动被捕，1937年出狱后在宜兰经商。抗战胜利后，任台湾水利会海山分会主任委员，1946年当选台湾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遭拘押。1948年9月台北县板桥镇长。1949年12月台湾省政府委员，1950年当选台北县农会理事长，加入国民党。1954年，被控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革命联盟有所联系而遭逮捕，1955年9月17日被枪决。

[3] 翁泽生，1903年-1939年3月19日，台北市永乐町人。1921年10月，台北实业学校读书时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后到厦门集美中学、厦门大学读书。1927年2月，任漳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4日在上海被捕。1939年3月19日病逝。

[4] 谢雪红，1901年-1970年11月5日，又名谢飞英、谢氏阿女，台湾彰化人，1919年到青岛参加爱国运动，1921年返台后结识林木顺，1925年8月在上海经黄中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莫斯科就读于东方大学日语班，1926年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11月回国。1928年4月在上海参与组建台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4月底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租借日本警察逮捕并押回台湾。1931年因党内斗争被上大派翁泽生等人开除党籍，同年6月被捕，1940年4月出狱后在台中经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赴香港，同年11月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建国后，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副主席，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遭到错误批判，1986年平反。

[5] 蔡孝乾，1908—1982，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山，台湾彰化县花坛乡人。6岁进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代课教员。1924年至1925年上海大学，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并参与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1928年4月当选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常委。1928年8月秘密乘船赴闽。1932年4月到中央苏区军团政治部工作。同年6月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至1939年曾担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后被调回延安。1945年8月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6年7月潜返台湾，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后任书记。1950年1月29日被抓捕，在外出途中逃脱；3月再次被捕，很快叛变。叛变后，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的监控下从事“匪情研究”，1982年去世。第一任妻子刘月蟾毕业于台湾的彰化高女，两人在1929年10月左右结婚，与他育有一对双胞胎，但在长征途中失踪；第二任妻子马惠玲，赴台后病死；第三任妻子马雯鹃与他在1952年结婚，1953年蔡艾安出生。

[6] 陈泽民，1909年—1981年，福建东山人。福建省集美高级师范学校毕业，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化界总同盟组织部领导（左联上级单位）、江苏省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48年奉上海局赴台湾考察蔡孝乾成立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1948年6月主持“香港会议”，1948年8月担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9年10月31日遭逮捕，自1951年4月27日为中国国民党效力，任职国防部保密局匪情研究室至退休，1981年肝癌病逝。

[7]洪幼樵，1916年－1990年，曾化名刘志敬，广东省揭阳县人，广州中山大学毕业，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高干班。1941年任苏北涟东县委组织部长，认识妻子许敏兰，次年兼任苏北军涟东总队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滨海县委书记。1946年4月受华东局派遣与林英杰、张志忠赴台。由于蔡孝乾出卖，于1950年3月4日在基隆码头被捕；徐懋德、陈仲豪等人成功撤离。后与妻子一同叛变投敌，1951年4月27日任国民党情报局研究员。退休后任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教授。

[8] 张志忠，1910年—1954年，本名张梗，化名杨春霖、老吴、老钟，嘉义新港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妻季沄，亦为中共党员。集美大学毕业。1939年前往山东加入八路军。转赴延安，就读抗日军政大学。后到129师冀南敌区工作部日军工作科任职，化名张光熙，对敌军做统战工作。1946年担任中共台湾省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在嘉义参与组织台湾自治联军反抗国民政府，兵败转入地下。1950年与其妻一同被捕，1950年11月18日季沄遭枪决，1954年3月16日张遭枪决。其独子张思中（小名杨扬），后在台北市长沙街星光旅社自杀身亡，时年21岁；其女张素梅于高雄工专毕业后，因罹患大肠癌病故，年仅26岁。

[9] 谷正文，1910—2007，原名郭守纪，字同震，斋名为求实斋，化名谷正文，山西汾阳人，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在八路军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军统，直至解放前夕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1940年转投汪精卫政府，并为日本宪兵队济南本部搜捕抗日游击队，曾拘捕李澄之、武思平，也瓦解了济南铁血锄奸团。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获得戴笠继续接纳，也不受汉奸罪起诉，改名“谷正文”行事。戴笠死后又被毛人凤重用。自称曾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放置炸弹，炸死何思源的女儿，暗杀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未遂，奉蒋介石之意下毒谋害白崇禧等。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少将主任，专门从事对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1955年4月参与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91年，为公开李登辉加入中共时期“卖友叛党”，谷将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机密书籍《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交给李敖出版——《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

[10] 张清杉，台北人，1962年企图渗透大陆被捕，后被判处13年徒刑。

[11] 县民政局：根据省委粤组审（1995）16 号、梅市干函字（1995）11 号通知，中央组织部决定，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回归丰顺定居的谢汉光同志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四七年初算起，从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起按一般干部（科员）办理离休。月标准工资按科员六档123 元，科员九级 164 元，基础工资 90元，工龄津贴 49元，共计 426元。办理离休后，离休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沉默的荣耀》是一部神奇的剧。传统的谍战剧讲的是地下工作者完成任务，而这部基于历史改编的剧，讲的恰恰是地下工作者失败的故事。

而考虑到这个故事的背景，1949年到1959年的台湾，那就更有意思了。

所以我想，大多数观众就算不知道主角吴石的最终牺牲，也知道任务一定是失败的。那么本剧的看点是什么？

是：任务为什么会失败？

或者说，如果抛开战争因素，单看以吴石为首的这一批地下工作者，他们为什么会失败，这个失败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

这部剧虽然很多具体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很严肃的，它确实在探讨这个问题。而从目前的剧情来说，它给出的答案和我心中的答案是一样的：

很遗憾，这件事是必然的，是内外结构化矛盾的结果。

我下面将详细就剧情内容展开这件事。而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都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我曾经与在做出海的企业相关负责人讨论过类似话题，得到的反馈也是相似的。

换言之，这部剧不只是在单纯歌颂烈士，它还在探讨方法论。

在叙述方法论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当时的内外环境是什么样。

我上文说了，吴石是地下工作者，我没有说他是地下党员，我这个表述是很严谨的，因为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吴石确实不是党员。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第一集开头，吴石登场时，字幕显示的是吴石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陆军中将」，而后吴仲禧登场时，他的字幕显示的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中共地下党员」，而第二集里出现的万景光与朱枫，也分别是「中共华东局对台工委第二工作队负责人」与「中国共产党驻香港联络员」的身份。

如果说这些身份很多朋友还看不出来端倪的话，那么第二集登场的何遂就更明显了。

他的身份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为中共工作的秘密情工人员。

咀嚼一下发现了什么？吴石不是党员，何遂不是党员，吴仲禧是党员，万景光是党员，朱枫是党员。

这不是剧方的失误，恰恰是高度符合历史的。并且即便是党员，不同角色的组织关系也交待得很明白。

那么一个非党员，为什么愿意冒这么大险来做这件事？

又或者说，为什么我党最终要找一个非党员来做这样一件事？

答案可能很出乎意料：来不及。

这里有几个大背景：

1，台湾长期处于日据时期，与大陆的来往不够密切。

2，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败退太快，大量国民党要员迅猛逃窜去了台湾。

事实上，早在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就已经做好了全面撤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倒是从不含糊，他从来都有备选方案，并且是第一时间做好的。政治上的方案是下野和谋取台湾，经济上的方案是转移黄金。黄金从哪里来？从1948年币制改革后搜刮而来。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很多人以为蒋介石去台湾后直接就掌握了大权。其实不是，即便他还没去台湾时，他毕竟「损失」了大陆那么多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掌握大权，必须要做到几件事：

1，手上有兵权。

在黄埔系陆军已经对蒋介石纷纷不满的情况下，他必须要找到能与之抗衡的力量，这就是空军。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到了台湾，反而是空军司令周至柔担任了「参谋总长」，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对大陆最大的威胁就是空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至柔作为保定系，能与黄埔系相抗衡，并且拉拢陈诚。

是的没错，陈诚是关键。陈诚在台湾办得有声有色，而陈诚和周至柔都是保定系出身，因此提拔周至柔自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看到，剧中特地交代，同样是保定系统出身的吴石也因此水涨船高，并且一直在剧中被周至柔称呼「学长」。

2，手上有钱。

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国民政府」到台湾是外来政权，没几个本地人，一水的大陆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过，这么多人跑到台湾，吃他们的占他们的，居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起义（小规模的是不断的），最后只是几十年的戒严，这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在这批黄金。

蒋介石选择了秘密运送黄金，从外滩到厦门，从厦门到台湾。当然，在他下野之前，中央银行、厦门、军舰都得有自己的人，这样才能秘密执行任务。至于这笔黄金，数额巨大，事实上是蒋介石经营台湾最大的本钱。他之所以可以从头开始、台湾之所以可以不血雨腥风，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在第十一集里才会看到，市面上的摊贩一直有，但小特务们在街头乱攀咬普通市民是共产党，然后勒索赎金。

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基础秩序依旧能运行，但社会基础治安已经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发生了质变。

所以蒋介石是怎么办到的？一方面发行新台币，虽然有大量自由外汇流出，但是因为有黄金打底，所以新台币没有像金圆券那样迅速崩溃。另一方面黄金的重要用途就是对台湾的地主进行了赎买政策，用的是温和土改方式。因此才能在基础政权保证的情况下，快速掌握对台湾的管理。

3，有美国支持。

这一点更不必说了。其实这个时候，美国人最瞩目的几个人就是陈诚、吴国祯和孙立人。对陈诚的拉拢和打压一直持续在整个陈诚台湾时期，而吴国祯和孙立人的下场我们也都能看到。

在剧中，蒋介石特地多次推出吴石作为一张与美国交往、接受军援的渠道，就是出自此种目的，以吴石一贯的好名声与非主流派系来保证在美国心中的形象。

从以上几条，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吴石到台湾后会被提拔，但另一个问题，吴石为什么没有入党我们依旧没有解决。

这就要看到我党当时在台湾的具体布局了。

虽然很多人都清楚台湾被日本霸占过，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最早的党组织，是名义上隶属于日共的。虽然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这些人是中共党员出身的台湾籍，但共产国际要求成立后的台共应该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不过因为大量早期台共党员是中共党员出身，因此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只是在1928年以后，先是日本共产党遭到日本当局大清洗，然后是1933年我党白区工作遭到重大破坏，于是台湾的台共党员与在上海的翁泽生相继被捕，台共几乎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上抗战以来大量台湾籍党员奔赴大陆参加抗战，因此直到日本战败前，我们目前已知的共产党员并不够多。直到解放战争爆发，才开始逐渐有各个部门派去台湾的党员：比如1946年上海局就派了上海松江籍的纺织女工计梅真去台湾，以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教员的名义开展工作；又比如萧明华，浙江嘉兴人，在北平读书，后被冀中军区派往台北师范学院任教；还有张伯哲，广东人，参加过东江纵队，由上海局与香港分局派去台湾，明面上是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科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台中地区工委书记。

这些意味着什么？

我们做个总结。

一、抗战胜利后，由于我党重心在东北，再加上国共谈判，因此由中央派遣了大量干部奔赴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派往台湾的大量干部不是由中央成建制派往的，而是由各个二级组织、三级组织各自选派干部前往充实的。甚至包括由民主党派派遣的民主人士。

二、虽然我党在战后派往台湾的组织力量不少，但由于时间太短，再加上都是地下战线，因此无法快速在本地建立起有效的武装，大量干部都是以中下层的社会身份存在的。

三、解放战争胜利之快导致国军快速败退台湾，这意味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层是成建置前往台湾的。而且由于大量国民党军政干部涌入太快，我党在台湾的党员与他们并没有办法建立直接联系，因此情报工作相对困难。

这三条总结很重要，我们下文会一一叙述。现在先聊一聊最后一条，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建立直接联系很重要。

这就关系到真正的情报工作了。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不是很多人以为的特工形象，不是那种个人能力逆天、算力超群，不是遇到任何事都可以算无遗策的，这很爽文，很007，但这不够真实。

这个世界是混沌的，大多数人和事是无目的和无指向的，你让他回忆起过去某年某月某日干过什么他也是模糊的，你让他说清楚自己做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困难的。因此真正的世界是由大量无意识构成的，我们之所以会习惯于判断一个人的动机，是因为我们都接受了唯物主义教育。是的，唯物主义在更宏观的层面是适用的，群体性的意识是可以构成方向的，但个体的行为预测更像是布朗运动，当面对的是没有明确想法的个体时，对其做出精准的预判几乎是做不到的，可能一个人早上上班走某一条路是因为这条路上有一家店的门面是红色的，而他昨晚看了一本书，封面也是红色的，他虽然不记得是因为那本书，但是他模糊中对红色有了印象（更准确的表达是，他自己没有主动目的，所以被红色牵着走了）。——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判断？

说了这么多，我就是要说一件事：

在真实的历史中，很可能大量地下工作者的暴露本身，并不构成致命问题。

是的，我知道这很反常识。我来慢慢解释。

一、真实的地下工作者，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复杂、社会交游广泛。

比如黄慕兰，她母亲和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学，当过谭嗣同幕僚，也被詹天佑礼聘过，此外她父亲还有一个老友叫朱剑凡，朱剑凡有几个著名学生，比如向警予和蔡畅。而她自己在武汉工作时，何香凝和宋庆龄都是她的上级，她也和湖南籍的军政大员子弟来往密切，尤其是谭延闿，当年还受过她父亲恩惠。在这种情况下，等她去了特科，反而是她负责对外关系，而潘汉年当时只负责对内关系。她后来的丈夫陈志皋也是世家子弟，她俩的孩子满月时，前来道贺的包括梅兰芳、欧阳予倩、田汉、阳翰笙、翦伯赞等大量名流。与此同时她40岁生日时，陈立夫夫妇、白崇禧夫妇都是亲自来祝贺的。

在黄慕兰的生涯中，她也曾多次遇到过险情，但实际上那些事对她来说并不构成险情，只要她明面上的地位存在，那其实别人就奈何不了她，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一次次逢凶化吉帮助组织工作却全身而退。

又比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我们知道，他在中统徐恩曾手底下长期工作，给我党送了大量情报，最后一次他面对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冒险传送，然后离开了徐恩曾。一个问题是，徐恩曾为什么信任他？因为钱壮飞是他的老乡。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老乡、校友就必然是抱团的基础，所以从陈立夫、陈果夫到徐恩曾，再到钱壮飞，实际上都是老乡。

我们先来看吴石的战友朱枫。

第二集朱枫登场，起手就是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当时能跑来香港上层工作的，都是有大量可曝光身份的，朱枫其实就是。剧中点明了她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她就是我党长期埋下的一颗棋子。

历史上的朱枫，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后来她受组织派遣，在上海鼎元钱庄以商人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不料很快鼎元钱庄被中统盯上，于是朱枫请来世交沙孟海为鼎元钱庄题字，同时宴请了在中统工作的六妹夫。沙孟海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六妹夫又在中统工作，于是朱枫轻而易举化解了这场危机。这里插一句，沙孟海的弟弟沙文汉也是地下党员，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省长。

吴石是谁？从籍贯上说，他是闽侯人，林觉民、林森都是老乡；从职位上说，到台湾后他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从履历上说，他和陈诚、白崇禧都是校友同学；从经历上说，他与蒋介石可以直接对话。

朱枫1937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镇海抗日救亡队，但她1945年才入党。革命年代，党员是随时要准备牺牲的，所以对于党员的甄别也比建国后严格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考验、建立过功勋、证明过立场，对于一个人能不能入党是非常重要的。

而吴石呢？

历史上的吴石1947年才在看到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和败局后，接受我党领导的，而很快他就去了福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换言之，他一直没有机会为组织立大功。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是的，大功。因为吴石在国民党内地位不低，如果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职位较低，那很多工作无法安排，所以如果他要入党，最好有大功劳才能服众，这样组织才能安排相对应的岗位和工作。

所以吴石主动要求去台湾。

上文中我们叙述了台湾当时的党组织情况，所以我们发现，虽然我党在台湾当时布局了不少地下工作人员，但大量集中在中下层，因此在需要情报工作时往往就捉襟见肘。

有几个点。

一，组织工作无法快速完成适应。

组织不是说今天派一个人、明天派一个人，就能很快完成工作的，而是需要配合和支持的，在此之前，是需要互信与了解的。

换言之，随着国军快速败北到小岛，在这样一个极小空间的极大重要的工作，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但这些人员又都是各个不同时期从各个不同战线组建过来的，彼此之间对组织的认知、在组织里的熟人、工作的模式和信任的程度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战场上的战友们是需要舍弃大量个人特点、完全一致，经历血与火的，但在台湾做地下工作，可想而知，大家彼此之间完全不熟悉，又没有经历过共同的战场，没有培养和磨合的基础。

这种事毋庸讳言。试想一下，和平时期不同组成的人员，尚且会在共事的时候有不同想法和不同冲突，何况在如此极端的时空？

所以第九集里陈宝仓和吴石的互相试探就是必须的，一个是民革派来的地下工作者（是的，陈宝仓就是由李济深领导的民革派遣的），一个是接受华东局驻香港的万景光的领导，双方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线的，那么这种试探就一定会不欢而散。

而就算建立联络了，也会在工作方式上有重大冲突。吴石就经常与朱枫产生矛盾，因为吴石是做高层工作的、而朱枫是做社会名流工作的，二人的处理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组织结构问题出现错位。

上文说了，我党在台湾的大量组成人员集中在中下层，他们在社会上能明面上使用的资源不够多，再加上「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对社会资源进行了经济管控，他们的发挥空间就更小了。

而吴石等人作为他们的下级，反而是社会上的上层。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上下级之间其实是有不少错位的，这样的错位不只是在台湾才有，在我党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极端时空中，这种结构化矛盾必然第一时间涌现。

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在看到金门战役的结果后，在结构里一定会有不同的心思生出。

而这样的心思在被激发后就会立刻发芽。

于是我们看到，在上面的两个矛盾共同作用下，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只要有一个人信仰不坚定，那么组织就很容易面临灭顶之灾。

这就是蔡孝乾作为台北工委书记却叛变的重要原因。

在第十集里，朱枫和蔡孝乾在建昌行接头，蔡孝乾就必须高度警惕，生怕出事。说到底，无论是新来的交通员还是旧有的关系，在当时都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相应的，去台湾的中统和军统其实也早就分崩离析。

这里展开一下，蒋介石到台湾后，先是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要求整合所有的情报工作。但记者、秘书出身的唐纵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毕竟之前中统和军统也只不过在台湾设立一个工作站，人员编制和配备都是各总局下属的一个分支，那么在中统和军统剩下的人都来到台湾，再加上台湾原本的台湾省警备保安总司令部保安处，全台湾集中了全部剩余的特务人马，唐纵自然没有能力整合。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情报工作的，就交给了蒋经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剧中每次出面调和周至柔、毛人凤、吴石的，反而是没有掌握过军权的蒋经国。

当然，此时戴笠失事数年，陈立夫去了美国，因此对于蒋经国插手情报，抵制最大的就是毛人凤了。毛人凤手下的人甚至想要绑架过蒋经国以给蒋经国下马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剧中特地设置的是蒋经国分管情报工作，以及为什么他始终在明里暗里对吴石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不管吴石是不是地下工作者，至少你毛人凤是我的「对手」。

有不少观众对剧中的一出医院接头戏产生了争议，剧中吴石在明知有人监视的情况下，贸然跑去医院公开会见地下党员，最终导致自己差点暴露、地下党员牺牲。

对看惯了谍战剧的朋友来说，这个行为降智得很，完全不符合逻辑。这话在谍战剧里是对的，但我要说了，它反而是符合历史的。

为什么吴石敢直接这么做？

因为他不担心。

他压根不怵军统基层办事人员谷正文的监视，他敢于光明正大地去见地下党员。说白了，就算有人敢攀咬他，也得看看他背后的人敢不敢点头，也得看看保举他当「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人敢不敢认。

但吴石还是失策了。

失策才是这剧里最有意思的一场戏。

或者说，这场戏的重点不是吴石，而是谷正文。

吴石没想到谷正文敢这么疯狂，层级低那么多，一个上校而已，却敢公开监视自己。而大多数尤其是刚去台湾时，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抓紧时间找棵大树靠着。当时很多人是舍弃了很多在大陆的财产逃到台湾的，有军衔的没钱，没职位没军衔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谁还有心思真的去抓人。谁能想到谷正文还真就是这样的人。

吴石本来的设想是，如果能传递信息固然很好，如果不能传递消息也可以试探一下各方面的态度。但他低估了谷正文，谷正文上来就是奔着摊牌和鱼死网破去的，所以局势最后逼得一个地下党员牺牲。

那谷正文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是山西人，还参加过共产党。

山西人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行政党务工作，老乡关系很重要，那么情报特务工作，是需要身边人高度互信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信仰支撑，那就只能是极其依靠老乡和亲友。

而谷正文在哪任职？军统。军统的戴笠、毛人凤、毛森是哪里人？浙江江山人。

换言之，在高度地域化的情报部门，谷正文是不能躺平的，他必须要尽可能地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作为军统的负责人，毛人凤面对着的是外有蒋经国虎视眈眈、内有军统组织溃散的局面，所以他也一定会大力重用谷正文，给谷正文足够的特权。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谷正文有什么发现，毛人凤都会来响应他。第六集里谷正文向毛人凤汇报说技术工作要两个半月，毛人凤立刻现场打电话要求下属尽快完成。

这出戏很有意思。

一方面意味着，谷正文在军统没有任何关系，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谷正文不是自己人，大家就都会按流程拖，除非是毛人凤的命令。

但毛人凤的命令能用几次？如果谷正文一直完不成任务，那毛人凤还会用他吗？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到了毛人凤这个层面，在面对大量人马来到台湾，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岗位竞争，毛人凤一定会选择夺权，只是到他这个位置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只要谷正文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与合适的时机，毛人凤就不可能发难，但他会一直用着谷正文，直到需要废掉谷正文时。

这是毛人凤和谷正文一定会卖力的动机，那谷正文的能力呢？

他当过共产党员，而且是在北平，他曾经是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剧中谷正文经常把北平挂在嘴边，就是因为这个。

我党的白区工作人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1927年到1933年的上海，并且延续到了后面和新四军结合的刘长胜等人；一个是1936年到1949年的华北，从一二九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换言之，谷正文作为华北地区出来的干部，对于华北的组织形式是摸得很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屡屡「立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了：

1，蒋介石来到台湾后，地位不稳，这种不稳指的不仅仅是孙立人等人，甚至包括他曾经的心腹们。所以他需要大量赎买，不仅是赎买本地地主，还要赎买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于是大量过去无法出现在核心舞台的人都出现在了舞台上，小到台南地主，大到周至柔、吴石。

2，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一直负责的是赣南和三青团，虽然主导了币制改革，但毕竟没有接触过军队。哪怕他担任了政治主任，依旧没有足够的派系。所以在1949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连他父亲都是不稳的，我们后来虽然知道他接了班，但在那个时候，谁也不会直接押宝他。所以在蒋经国与毛人凤的斗争中，最终一定会败北。

3，在这种情况下，吴石在国民党内的局面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再加上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有五十万单身国军和十多万拖家带口的军官，平均年龄已经三十八岁，无法在军队效力，一旦退伍离开军队，不仅缺乏谋生能力，而且会成为社会不安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的管控，就成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必然的选择，而在特务丛生的环境下吴石、朱枫被盯上的概率也必然越来越大。

4，与此同时我党在台湾缺乏源源不断的生力军，同时内部的结构性错位问题反复上演。无法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与干部培养，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全链条受到影响。

所以吴石是伟大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实际上完成了对东南亚的一次整合，以作为长期敌对的状态。吴石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员，依旧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尽可能多地做一点工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里是这么说的：

他虽然已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阻隔，他与中共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基本上中断了，他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他选择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那无疑要冒极大的危险。而吴石作出了选择，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他的伟大不在于知道即将胜利，然后选择站边，而在于知道虽然全局力量拉锯已经产生了结果，但局部的力量天平依旧出现了错位，却依旧选择了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毅然选择了大陆，选择了新中国。

那你说吴石知道吗？我想，他是知道的。任务是很可能会失败的，但吴石但凡私心重一点，他是完全可能保全自己的，而他选择了牺牲。

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 微博「孔鲤」 豆瓣「孔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