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留声  有声之年(台) / 声之历史 / 声音的历史

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虽然已经有了两版中文翻译，还是试着自己译了新版本。小说译名参考了条目，因为暂时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法，《声之史》听起来太像纪录片了......

时光留声

本·沙特克

遇到大卫时，我十七岁，那是在1916年。如今我已经不太在乎自己的年纪了。现在是1972年的四月，我在剑桥。白色的绒球已经在我书桌前的窗边飘了好几天，肯定是某种植物的种荚，堆积在人行道上，像今年的初雪。

我的医生建议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因为自从收到一个陌生人寄到我家的包裹后，我就开始失眠。这件包裹来自缅因州，是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二十五个蜡筒唱片，每个蜡筒的标签上都写着我和大卫的名字。其中一个蜡筒上贴着一封信，写道，“这是我几年前在家里的阁楼发现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想着这些应该是你的东西。”我写过三本关于美国民谣的书，都还算成功，因而最近接受了电视采访，但我从未写过和大卫度过的那个夏天。所以，就有了这个故事。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秋天，是我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第一年。学期考结束之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马特和劳伦斯在一家酒馆喝酒庆祝，大卫在房间另一头，演奏着靠在墙边的钢琴。他的白衬衫在煤气灯的灯光下被照成黄色，随着他的手臂扫过琴键，他的衬衫绷紧又松垮下来。

“你觉得怎么样？”马特拍了拍我的肩，问道。

我没听见他的话。

“看什么呢？”他问，目光顺着看了过去。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是《冷冬死寂夜》，以前在肯塔基时，我父亲常常用小提琴演奏，这是首慢歌，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有着“静坐时呼吸”的节奏。据我所知，这是一首来自湖区的古英语歌谣，讲的是一对恋人在一月的一个夜里从家里逃出来，相约在一棵橡树旁相见，然后一起私奔，却在树林里迷了路。暴风雪侵袭，他们找不到对方，在副歌里，两人呼唤着彼此的名字，但风吹动树林的响声太大，他们连自己的声音都无法听见——最后他们蜷缩在两棵不同的树下，孤独地死去：“雪地上分出两道足迹/一道向东，一道向西/树下两具身体僵硬/一个冷冬死寂夜，两个恋人就此永别。”现在想到《冷冬死寂夜》，我会回忆起肯塔基的夏夜，我们家的门廊前放着提灯，白蛾在提灯周围飞来飞去，我会回忆起我弟弟和我仰面躺着，双手搭在肚子上，感受爸爸的脚步声在地板上传来的振动，听着他的靴子在木地板上擦过时缓慢的节奏。螽斯在树上发出阵阵鸣叫，像一根针，编织成夜晚。

“失陪一下，”我对我朋友说。

我挤过人群，朝乐声的方向走去。房间里充斥着肥皂、啤酒和烟的气味，我倚在墙边，下身靠着钢琴的背梁，看着大卫演奏。一支烟垂在他的唇间，烟雾缓缓爬过他的脸，他黑色的头发梳在后面。进入副歌时，他的头也随着旋律晃动。我看着他的手指。

“你在哪里学到的？”这首歌结束后我问他。

“噢，”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烟灰弹在地上，然后抬起头。“在肯塔基那边。”

声音低沉。语速极快。他一只手弹出C大调和弦，另一只手拿起他放在地板上的酒杯。

“我就是从肯塔基来的。”我告诉他。他的手停在琴键上，再次抬起头。

“是啊，当然了。不好意思。”他伸出手说，“大卫。”

“莱昂纳尔，”我说。

“哪个系的？”那天晚上，酒馆里大概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声乐。”我说。

“噢，”他说。“Fa-la-la。我是乐史系的。这个——”他又弹了那段旋律。“只是爱好。夏天出去透透气，收集民谣。”

马特和劳伦斯在房间另一头，说他们要走了，我挥手示意，让他们不必管我。

“去过海洛吗？”我说。“我从小就在那儿生活。”

“海洛。两个夏天之前去过。市中心有个天蓝色露台。”

他好像对这个巧合并不意外，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反应。那时候，音乐学院没什么南方人，更不用说来自海洛的人了，毕竟那是个只有两千人的小镇，周围是冷冽的河流。可大卫去过那儿。也许我们还见过面。我记得自己曾经很想家。

“我记得在那儿学过一首里尔舞曲，”他说，“应该是叫《基拉利少女》？”

“我知道这首，你知道《农田的种子》吗？”

“我该知道吗？”他说。

我告诉他我妈妈以前会唱这首歌。

“来一段吧。”

“不，”我摇了摇头，说道。

“是什么调？”他一边问，一边在钢琴上弹出一个又一个和弦。他朝前坐了坐，弹出一个A大调，又问了一次，“是什么调？”

他挑了挑眉，我注意到他上唇一条短线，是一道伤疤，一道淡红色的痕迹，我之后才知道那是因为他父亲。

“用钢琴恐怕弹不出来，”我说。

“那就交给你了。”他的手离开琴键，从兜里掏出一根烟，从钢琴顶盖上拿了一支蜡烛，拢着烛火凑近他的脸，等待着。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绝对音感，是因为我能说出我妈妈每天早上咳嗽的音调。田里的狗发出吠叫时，我能给它和声。我还是我爸爸的小提琴调音师，我站在他旁边唱出A调，他随之捏着琴栓拧紧。起初我以为所有人都能看到声音，看到声音的形状和颜色——一个摇摇晃晃的黑莓紫色圆形，就是D调。我只要根据看到的形状做出调整，就能锁定正确的分贝。十三岁时，味道也开始随音调一起出现。当爸爸奏出糟糕的B小调时，我的嘴里就充满蜡的苦味。如果是完美的C调，就是樱桃的甜味。D调，则是牛奶的味道。

然后，我给大卫唱了这首歌。

我一向觉得从我喉咙和嘴唇发出的东西不属于我，就好像那不是我发出来的，而是我偷来的。这具身体是属于我的——我的隔膜紧缩，我的喉咙感到压力，我的舌头变软，和嘴唇一起发出声音——留给我的却都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响彻我的头顶，让我的头骨感觉不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倒像是一座钟，钟声充斥着我的耳膜，在我的鼻腔振动。这声音更像是一阵风从树丛里或是玻璃瓶上方吹过。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我嘴里发出的，我自己的声音的回音。是一种重复。我无法再唱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失去了它。现在我发出了微弱的颤音，没人告诉我这种嗡嗡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当我唱完这首歌时，眼前的黄色淡去，融化成湿木头的味道。

“你到底在哪里学到这个的？”他问。

我耸了耸肩。

“我要是有这样的声音，就不会浪费时间来上学了，”他说。

他站起来去拿啤酒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比酒馆里的所有人都高出那么一点。

我们一直待到天亮。他弹琴伴奏，我唱歌。我也许能在两个八度上都哼出一个D调，但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惊人的记忆力。他歪着头，用手指堵住一只耳朵，哼唱一两个音符，就能把歌曲唱出来，只有喝得烂醉的时候才会摸索出一句歌词。

“我请你一杯啤酒吧。”我仍站在钢琴旁边，在灰白色的晨光中对他说。

“好，”他说。“因为你我一整晚都没睡，你欠我的。”

“你想要什么都行，”我注视着他，说道。

“不，我累了，快到早上了，我得回去睡觉。我就住在对面，你想来的话，我家还有条沙发。”

他的公寓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一架钢琴，和一把椅子。没有沙发。满地都是脏盘子和玻璃杯，还有无数页的乐谱。没有书桌。我有些头晕，就问他要了杯水。他从厨房拿来一只水杯，喝了一大口，然后朝我吐出一道水弧。我张开嘴去接，他就一直这么做，直到喝完杯子里所有的水。我被水溅湿了，但还是喝到了几口。他把杯子放在地上，朝我走过来，摘下我的眼镜，将镜腿折好，放在窗台，然后把我的湿衬衫拉到头顶脱下来，带着我到他的床上去，被子和床单堆在上面。我凑过去吻他时，直接去吻他嘴唇上的疤，然后吮吸着那道疤痕，他的手掌贴在我的大腿上。他倒回床上，双腿环住我。

我醒来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而大卫已经离开了。我的头有些疼，而且仍觉得头晕。我过去也喝醉过，但都不像这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看见地上的便签：一周后见。我从水槽的水龙头里大口大口地喝水，又接了一杯水之后走到客厅，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把杯子里的水喝完，又回到床上，钻进被子里。日落前，我再次醒来，他还是没回来，于是我穿好衣服，把他的便签叠好，塞进口袋，然后离开了。

从那之后的每个周二晚上，大卫都会坐在酒馆的钢琴前，嘴里叼着一根烟，我则用奖学金来付我们俩的酒钱。其他的夜里，我有时会站在他家那栋楼的对面朝上看，想看看是谁在他的公寓里。我只是好奇而已，我对自己说。我觉得自己从没吃过醋，这也正是认识大卫之后我每段关系中都存在的问题。比如克拉丽莎，我四十多岁时曾跟她交往，她向我坦白她和我朋友上床之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一直知道这件事，当我说我只希望她能早点告诉我，这样我们就能解决问题时，她开始吼我，就好像我才是那个不忠的人，她说反正我也不在意她，她又何必留在我身边。其他和我交往过的男人——阿历克斯、威廉、阿利斯泰等等——我和他们的关系大多都维持不了几个月。文森特是交往最久的那个，我们是在罗马遇见的，1929到1930年，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他是米兰人，头脑机智，我们遇到的陌生人无一不被他吸引，他的两颗门牙中间有条缝，大笑的时候，声音就会在罗马狭窄的街道里回响。文森特是个大提琴手，平时会在我唱歌的小教堂里练习。当我说我为了工作得回波士顿时，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人，”就好像这是他能想到最难听的话。

我们刚认识半年，大卫就离开了。对此我不打算赘述。那是1917年，美国刚刚参战，学校解散了所有班级。他去了欧洲，我没有，因为我的眼睛有问题。我在他的日记里留下我在海洛的地址，让他给我寄些法国巧克力。

我回到了海洛的农场去给我哥哥帮忙，不久之后，他也去了欧洲。那时我想着，也许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光就这么结束了，在波士顿的十几个周二夜晚就是全部。我想念他的方式与你们年轻时无异：清晨躺在床上听着鸟鸣，被单在腿上裹成一团时，我想起他；在厨房里看着水壶，等待水烧开时，我想起他；修剪和嫁接时，用木桩支撑果树时，我想起他；干完了农活，朝河床走去，听到春风的私语时，我想起他；坐在门廊上，听到地平线上的三声惊雷，嗅到雷雨到来前泥土的气息时，我想起他。我每时每刻都想起他。有时我醒来，躺在床上，他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眼前，我会伸出手找他。我尽力想忘记，可我的身体仍然清楚记得他的身体。他灰蓝色的虹膜边缘有一圈棕色，眼皮上有一颗雀斑，嘴唇上有一道伤疤，喉结鲜明得像一块断掉的骨头。他的头发闻起来有烟草味，脖子闻起来有发酵的水果香气。不像同时代的一些男人，我对此从来都没有罪恶感。我只是爱着大卫，除此之外没想太多。我错在把大卫当成我爱过的许多人中的第一个，对未来充满渴望。我那时又怎会知道，余下的所有人——阿列克斯、威廉、文森特、克拉丽莎、萨姆、萨拉、还有不久前的乔治——都只是第一场急促洪水后的细流。

夏天和秋天过去，我在农场等到了冬天。这里下过一次雪，但不如波士顿的雪那么大。几个月来，我都在写些糟糕的旋律，我每天都喝很多杯咖啡，一散步就是几个小时，想着生活何时才能重新开始，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好让我能回到北方，回到学校，回到波士顿，我相信大卫在战争结束后也会回到那里。

我有时会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的房子里，那是他父亲为他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建的。我父亲早在几年前就在果园里去世了（我哥哥发现他手里拿着剪刀），自那以后，我母亲就有了散步的习惯，有时她会散步到深夜，所以当我哥哥也不在这里时，房子里空荡荡、静悄悄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祖父都会裹着毯子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论欧洲的战争，以及我是否有哥哥的消息，然后他会让我唱首歌。他从没问过我音乐学院的事，因为他不喜欢谈论肯塔基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耶坦的骑兵部队服役，看着他的朋友们“断肢”。他不是个坏人，只是感到愤怒，只是想念他的朋友和妻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有多少场战争曾席卷我们家的生活。

1919年六月，我在农场收到了大卫的便签。寄信地址是缅因州的鲍登学院。他的便签其实是一张五线谱纸，正面是两小节四分音符形成一条弧线，划过高音谱号。背面只有一段话：

我亲爱的银喉盟友：但愿这张便签能顺利送到你手中。农场的生活还好吗？目前，我刚刚结束了在北欧的徒步旅行——可以这么说。上帝保佑。不过生活在一天天好转。我现在在鲍登学院工作，这里绿树环绕。上个月，有个人来系里展示了一台留声机样机，我的导师说，要是系里的民族研究能选中我去北方野外收录民谣，会很不错。我一个人没办法拖着台会说话的缝纫机到处跑，所以，今年夏天来一场悠长的树林徒步如何？去北方，松针为席，星空为被，还有桦树啤酒。别磨蹭，来就是了。

另：你有钱吗？系里提供的经费不太多。

我把这张纸翻过来，哼出上面的两个小节，这肯定是个学生草草记下的旋律。大卫留给我的每一张便签都是在告诉我要做什么：一周后见，第一个早晨他这么写道。接着就是：别磨蹭，来就是了。大卫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照做。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脸上盖着那张便签。我告诉母亲我在波士顿找了份工作，打算一周后离开。农场将无人打理。果园会变得杂草丛生，网子没有铺好，如果我离开的时间够长，果子就会过熟，掉在地上，然后腐烂。我不在乎。我像逃跑一样离开了，坐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到纽约，纽约到波士顿，波士顿到波特兰。

我从没特别在意过什么东西——或者说事情。盘子打碎时我不在意，几年前我家被抢劫之后，说实话，我也没觉得特别难受，只是为造成的损失感到混乱、感到麻烦。我家所有的墙上都是光秃秃的，我还告诉我的朋友别给我买圣诞礼物或者生日礼物，这在现在看来可能算是节俭或者有意义的做法，但在我年轻时却是个问题。我以前什么都丢，把大衣丢在教堂的长椅上、忘记带课本、把斧头落在屋外的草地上。我把很多东西都送给了其他孩子——玩具、我爸爸的小提琴松香、硬币。最糟糕的一次是丢了我们家的狗——我当时喜欢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所以有一天遛狗时去了他家，把狗拴在他家草坪的一颗树边，然后走回了家，也没太在意。我爸爸因此拿鞭子打了我。

但我还留着大卫寄来的那张让我到北方去的便签，还留着他公寓地板上留给我的所有便签，还留着他一天晚上卷好之后忘在钢琴上的烟，还有我们曾经碰面的酒馆里的那盒火柴。我没留下离开罗马时文森特送我的小雕像，没留下克拉丽莎在纪念日送我的金表，没留下萨拉给我画的那副风景画，也没留下和阿列克斯一起在科德角收集的海玻璃。可一旦是和大卫有关的东西，我就成了一只不知餍足的喜鹊。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先看见了他，我远远看着，他穿了件浅蓝色衬衫，黑色外套，双手插在兜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他上唇留了胡子，瘦了不少，脸颊凹陷下去。当他的手臂伸过头顶，我感到胸中一瞬剧烈的跳动，像是一个我原以为并不需要的器官回归原位。我向他挥了挥手，好让他看见我，他的手像一把枪指着我。开枪。他身边放着几个箱子，装着录音的设备。

1919年的八月到九月，我们肯定走了上百英里，收集了无数民谣和曲子，从岩石海岸到无边无际柱廊般的树林，再回到海岸。我们穿过雾气弥漫的沼泽地，穿过蛙声响成一片、苔藓几乎陷到膝盖的森林，穿过沿海公路，几乎要被那里的风吹倒。当然，我们也去了不少城镇，还去了花岗岩采石场和农场，因为我们听说那里有很好的歌手。大卫总是向别人做介绍的那一个，而我则在一旁微笑。我们的工作常常靠别人的推荐——这个人的表亲可能认识北面二十英里处那个人的姨妈。有时我们住在录音者的家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睡在外面，大卫拖着一个帆布帐篷，我则负责背着留声机。或者，在晴朗的夜晚——那个夏天有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们不搭帐篷，睡在田野里或松树下。走了一天的路，我们的四肢都很疲惫，就凑在一起睡下。

我祖父曾说，幸福的故事不能算是故事。所以最开始那几周没什么好说的。留声机很沉，把它背在身上时，背带会在我的肩膀上压出一道痕迹，我的脖子上全是被黑蝇叮咬之后留下的红肿伤痕，两只脚的脚后跟都被靴子磨出一美元硬币那么大的水泡，但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幸福得直白、纯粹、彻底，任何修饰都显得多余。这种幸福存在于无数画面之中：连下几天的雨后，阳光透过云层倾泻而下，我们在鸟鸣声中穿过被雨淋湿的草地，上面还挂着水珠，闪闪发光；我和大卫在小瀑布的水流下洗澡，然后在岩石上做爱。食物吃光之后，我们发现一片种了蓝莓的荒地，如获至宝，吃了一下午，吃得犯恶心，又无比满足，但又吃得太撑，没法继续向前走，所以我们就在那儿打盹，直到一个穿着靴子的女人把我们踹醒。那天晚上，在薰衣草色的暮光下，他让我把舌头伸出来，他也给我看他的舌头，我们俩的舌头都蓝得发青。我想起海洛那些无人照看的果树，想起吃掉果实的小鸟和果园里长出的杂草，而我并不在意。

我负责操作留声机：揭开蜡筒的包装纸，把蜡筒表面刷干净，装在圆筒上，把喇叭朝向歌手的脸，让他们对着金属管唱歌，把唱针放在蜡筒上，慢慢摇动曲柄。大卫负责把歌词和旋律记录在小册子上，录完歌之后，大卫还会在册子上记录简短的采访，包括歌手和歌曲的来源。我喜欢那些民谣，但说不上爱，不像大卫那样爱它们。其实我并不理解大卫对民谣的热情来自哪里，不像我和我弟弟，大卫不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但话说回来，我对大卫的过去一无所知——无论我问什么，他都会摇摇头，或者是摆摆手，就好像在驱赶黑蝇，然后说这没什么好说的。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纽约，由于他爸爸的工作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工作——他在伦敦长大，来音乐学院上学之前，他搬到了纽波特。不过他提到过一个在英格兰的叔叔，是个小提琴手，曾带他去爱尔兰度了一周的假。也许就是在那儿，他开始收集民谣——如今七十二岁的我明白了，大部分的热爱在十岁之前就会埋下种子。当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些歌，尤其是歌谣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回答说，因为这些歌是他听过最鲜活的音乐，如血液般温热。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些歌里是成千上万个吟唱过、改变过这些歌谣的声音，讲述着平凡人的生活，不像我在音乐学院时喜欢的巴洛克音乐，那样响亮、抽象、华丽，像一件完美无瑕的珠宝，冰冷而耀眼。民谣则像动物一样，有着柔软的肚皮，只要一段旋律就能让你哽咽，除了歌里的情绪，再无其他。我们收集民谣的旅行结束后的几年，出于即将揭示的原因，我不想再唱老歌了。所以我加入了唱诗班，在大教堂独唱，这也是为什么1919年时我在罗马的一个唱诗班。直到我五十多岁，歌喉不再时，我才意识到美国民谣是我唯一想写的东西。一颗欧洲传统的种子，在美国的土地上开花，结出全新的果实。巧合的是，我写书时恰好碰上纽约和波士顿的民谣复兴，所以我的书很受欢迎。我知道自己写下这些其实是对大卫的一种纪念，哪怕我并未提及他。而且我其实重新爱上了民谣，这些来自我家乡的老歌，源于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阿巴拉契亚传唱，却已与我分别太久。

尽管那年夏天我们收录了那么多音乐，我仍觉得我们遗落了最美妙的声音。我希望能把工作以外听到的那些声音录下来，做成声音日记。山谷里风暴的声音，松树枝上的针叶从头顶扫过的声音，奥古斯塔南方的八个孩子用木勺敲木盘子的梆梆声，煮肉时猪油在锅里的滋滋声。我还想录下初次到犬山时大卫的低语，“天啊，”，那是他看见萤火虫的光照亮田地时的反应；林肯县的一只鳄龟爬行时爪子擦过桌子的声音；在考珀的小插曲，诺拉·泰特尔和她的三个女儿都想录下自己的歌，所以四个人同时唱起不同的歌，每个人都想盖过其他人的声音，直到大卫拿起两个平底锅敲响，她们才安静下来。索斯威克的洛芙·威廉姆斯坐在厨房中间，在我修留声机时，她唱起教会调式，她的六个孩子和五个孙子孙女都围在她身边安静地坐着，直到她唱起副歌时，孩子们都忍不住了，一个接一个和她一起唱起来，十二位歌手的四部和声。

我希望所有被我们遗落的声音都能在蜡筒上刻下一道道沟壑。那些振动飘散在空气中，再也无法聚集在留声机的金属管和唱针里，再也无法被印刻在蜡筒上。我想录下过去那些年的声音：大卫第一次对我说出他名字，让我去他的公寓，在一个深夜问我他是否该上战场，我说他该去，因为我觉得那是他想听到的答案。声音的历史，每一天都在遗失。我开始把地球看作一个蜡筒唱片，太阳是唱针，阳光落在地球上，刻画出每一天的乐曲——人们争吵的声音、做饭的声音、大笑的声音、唱歌的声音、呻吟的声音、哭泣的声音、调情的声音。接着，是来自千百万人入眠时的静默声，从地球表面扫过，如同静电的噪音。

时间一周周过去，我注意到大卫内心的暗面，我觉得他一直想把这一面隐藏起来。他的双手会发抖，连卷烟都困难。有好几次我醒来时，看到他站在远处，黑色的身影立在月光下一动不动，像古遗迹中的一根石柱。我们徒步时边走路边唱歌，有时他会在中间停下来，重复上一句歌词，回忆下一句是什么，有一次我走到他身后时脚步太轻，吓得他跳了起来，就好像我触电了一样。我想是战争让他变成了这样，就像战争也让其他许多人变成了这样。

有一天，我受够了他的沉默，问他有没有开枪打过人，他将一只手举起来，什么都没有说。

八月底，距离大卫回鲍登学院教课还有一周时间，还剩下三个蜡筒。我们打算去金顿附近，一个临海小镇，旁边是花岗岩采石场，那里有个叫约翰·温斯洛的人，他是玛丽·康威的表亲，据玛丽说，他脑子里存的全是民谣，“他太太叫罗斯玛丽，是几百英里内最棒的厨师，她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那天晚上是典型的夏末夜晚，天气很冷，时隔几个月，大地上又吹起冷风，飘浮一整天的雾气沉入水中。镇上的几个孩子领着我们在一条土路上走到头，温斯洛的房子就在树林里——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小屋。金属的波纹屋顶上钉着木板，墙外钉着些鹿角，泥泞的院子里拴着一条狗，惊醒后开始吠叫，朝我们跑过来，狗链绷紧，它又被拉了回去。树在雨后被蒙上一层暗淡的颜色，一群黑鸟飞了出来，又消失在树林深处。用你们的话来讲，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大卫敲了门，没人来应，所以他就在房子附近转了转，朝着树林里喊人。

“走吧，”他回来之后，我对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记起那个房子好像没有窗户。

那条狗不停地叫，扯着狗链，跳起来又被勒住脖子，发出低吼声。是一条大狗，我想应该是熊犬，长着棕灰色的毛，胸口是白色的，耳朵上的毛看起来剪短了。

“闭嘴，”大卫朝狗喊道。“等他回来吧，” 他转过身，看了看那条路，说道。“我走不动了，而且我很渴，咱们也没水了，都到这儿了。”

他把包从肩上甩了下来，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拍了拍装着烟草的口袋，卷了一根烟，然后闭上眼睛，把头靠在门上。

我将背带从肩上拿下来，把留声机小心翼翼放在地上，坐在他身边。

接着，自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问我，我们还会不会再见，在这次旅行之后。

我说我很愿意见他。

他又问我担不担心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说不担心，因为我不担心。

他将头靠在门上转了转，好像要按摩头皮，他的额头上有一层脏兮兮的汗水。他把腿蜷起来，贴着胸口，然后把下巴搭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好像在祈祷。

“我觉得，我很欣赏你，”他说。

那条狗还在叫，狗链拉紧，叮当作响。

我正要问他为什么，他又朝狗喊道，“闭嘴！”，然后起身朝狗大步走去。

大卫靠近的时候，那条狗的后腿站了起来，拉紧的链子支撑着它，让它看起来像一把即将落下的斧头。

“你干什么？”我说，“小心点。”

一个男人忽然在树林边大喊，“嘿！”

我跳了起来，大卫转过身，那条狗安静了下来。

这个男人长着大胡子，胡子很长，几乎全白了，只有几缕还是黑的。他肩上扛着一根长棍，上面挂着几只死兔子，他手里还有一把枪。

“你们到底在这儿干什么？”他扔下棍子，两只手举起枪，问道。

“你好！”大卫兴高采烈地回应，好像没看见一把枪正指着他。“我叫大卫·阿什顿，这是莱昂纳尔·沃辛。我们是你表亲的朋友，她叫玛丽·康威，对吗？”

“玛丽。”约翰·温斯洛说，“怎么了？”他放下枪，捡起挂着兔子的长棍。

“你就是约翰吧，”大卫说。“我们在收集民谣，玛丽说你知道几首，是吗？

“我没兴趣，”，大卫一边说，一边朝我们走来，我注意到他的步伐像很多樵夫一样，缓慢而有力，就好像他的一天比我们要长，所以不必着急。

“只需要一会儿就好，”大卫说道，“可以请问你是从哪里学到这些歌的吗？”

“我没兴趣，”他重复了一次，把长棍支撑在墙上，上面的三只兔子肯定刚刚死掉，一只的嘴里还有血，滴落在一堆枯叶上。

“听玛丽说你们一家是从爱尔兰西边来的？”大卫说道。

约翰没有回答，从皮带里抽出一把刀，把挂在长棍上的兔子取下来，在门廊前摆成一排。

“是哪个镇呢？”大卫问。“我在那儿待过一阵，我就是在那儿学到《牧羊人之歌》的，也许你也知道？”

“听着，”约翰终于把目光转向大卫，说道。我这才看见，他的一只眼睛充血了，大概是血管破裂。他的脸颊凹陷，面部肌肉抽动了一下，绷紧又松弛下来。“我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过一遍又一遍。不是我不讲理。这样吧，你们要是从玛丽那边过来的，确实有段距离，过阵子再来吧，一两周之后，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们。”

我想，大卫的游说天赋就在于，一旦打定主意，他就不会放弃。如果不是玛丽热情地建议我们给约翰录音，再加上我们一周之后都不会在他家附近了，我想大卫会就此打住。约翰似乎与其他人不同，其他人起初总是因为害羞或怀疑而拒绝。约翰则相反，他拒绝得很决绝。他已经背对着我们，用刀割开一只兔子，在剥掉兔子的皮毛了。

“你太太在家吗？”大卫问。“她也许愿意唱几首歌？罗斯玛丽对吗？”

男人转身面对着大卫，手里攥着沾满血的刀，他身后的兔子皮吊在那只兔子的后脚上。

“水，”我说。“我们的水喝完了，请问你能给我们点水吗？”

他叹了口气，踹了一脚地板。

“我是基督徒，”他说着，把刀放在门廊上，然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台阶。他一打开门，日光照进屋里，照亮了一个女人的尸体，平躺在房间正中央的桌子上。他没有关门，朝厨房走去。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样在桌上铺开，风吹进来时，裙摆随风飘起。她怀里放着一束花。我和大卫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们都了解过守灵的事。听到约翰关上了水龙头，我将目光移开，看着门外的树。

他端着两个木杯子走出来。

“给两位音乐家解渴的，”他说。

“谢谢，”我说着，当作没看见杯口的血指印。

他拿起刀，继续剥兔子的皮，终于把那张皮从后脚扯了下来。当他把兔子皮扔到台阶上时，还能听见血水砸在地上的声音。

“你们就是做这个的，到处跑，让人对着根管子唱歌？”

“是我，”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做这个的，他不是。”他指指我。“他是歌手，他的声音可能是新英格兰最美的。”

“是吗？”约翰说着，把刀直直插在门廊上，好用两只手剥另一只兔子的皮。“那来吧，给我们唱一段。”

杯子里的水有金属的味道，有点苦。

“我不知道要唱什么，”我说。因为看到桌上的女人，我的脑子到现在还很混乱，充斥着那个画面。

约翰又拿起另一只兔子，说道，“你肯定能想起来一首，”

出现在我脑海的第一首歌就是《兰道尔大人》，大卫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一天早晨，我们躺在他公寓的床上时，他教我唱的，那天他罕见地没有在我醒来之前离开。

“噢 你去了哪里，兰道尔大人，我的儿子？”我闭着眼唱起来，嘴里尝到黄油烧焦的味道，眼前是淡绿色。“你去了哪里，我英俊的孩子？”

“天，”我听到约翰的声音从几百英里外传来，意识到这次旅行以来我从未唱过歌。

“我去了绿林。母亲，快把我的床铺好。

打猎归来太过疲累，我只想倒在床头。”

“你在绿林遇见了什么，兰道尔大人，我的儿子？

你在绿林遇见了什么，我英俊的孩子？”

“噢，我遇见了我的真爱。母亲，快把我的床铺好，

打猎归来太过疲累，我只想倒在床头。”

这是首很长的歌谣，歌词重复，母亲不停问儿子问题，想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虚弱又疲惫。他告诉母亲，爱人为他做了炸鳗鱼当作晚餐，狗吃下他的剩菜后全都死了。母亲说他被下了毒，他说母亲说得对，又让她为他铺好床，好让他躺下来死去。他告诉母亲，自己给她留下了家里的奶牛，给妹妹留下了金银财宝，给弟弟留下了他的房子和财产。母亲接着问，“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什么，兰道尔大人，我的儿子？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什么，我英俊的孩子？”他回答道，

“我给她留下那棵苹果树上的绳子，好让她吊在上面。母亲，快把我的床铺好，

是她给我下了毒药，我只想倒在床头。”

等我唱完，睁开眼睛，看到约翰和大卫都低着头。天空已经变成了紫色。

“请节哀，”大卫对约翰说。

“谢谢你，”约翰回答。

大卫看着我，“歌选得不错，”他说，“在爱中被下了毒。”他将胳膊从背带中间伸过去，“没想到你还一直记着这首歌。”他把包提起来，背到肩膀上。“奇怪的是他最后还叫她真爱，应该叫杀害他的凶手才对。”他转身朝土路走，从那条安静的狗身边走过去，没有等我，也没有像平时那样向约翰告别或是道谢。

对于大卫突然的不辞而别，约翰并没有表现出不满。

“很美的歌，小伙子，”他说，“我也知道这首，不过你把结尾改了。”

“是吗？”我是按照大卫教我的歌词来唱的。

“结尾一般是，‘我留给她地狱的烈火。’不是苹果树和绳子。不过我更喜欢你的版本，更温柔些。”

“谢谢，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说着，走向留声机，把它背到背上。

他忽然动了动，就好像他要说的话忽然让他如鲠在喉。“祝你好运，孩子。”

又一阵冷风穿过树林，好像八月已经彻底过去。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告诉大卫我可以在缅因多留一段时间，帮他整理录音。如果他需要我帮忙，我可以在学校附近找一间公寓，留到秋季学期结束。但我应该说得更直接一点。就这一次，应该由我告诉他要做什么。如果我不留在缅因，至少也该让他跟我回波士顿。如果是这样，结果可能就不会那么糟糕。然而，他拒绝了，而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缘由。他说明年夏天，我们可以再一起收集民谣。他说我们写信联系。

我回到肯塔基，九月到十二月正好是果园一年中最忙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寄出的所有信件都没有收到大卫的回复，所以一月，我给鲍登学院音乐系写了信，在信中表示我是大卫的研究助理，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同学，去年夏天是我和他一起去收集了民谣。我问他们是否能给我他的地址，因为我拿到的地址可能有误，大概还说我这里有一些文章想交给他们，或者是用了什么别的借口。

几周后我收到了回信，语气很友善。系主任在信里说，他很抱歉要告诉我这个消息，但大卫在1919年的秋天就去世了，他又继续说道，他对于我说的唱片并不知情——大卫在学院教的是作曲，并不是民族音乐学，系里也并未提供民谣收集的资金。抱歉我没法帮到您什么，他说。如果能找到您提到的唱片，我一定会确保寄到您的手里。

我把信收起来，出了门。我朝果园走去，然后意识到我并不想去果园，所以又朝蓝色露台走去，但我也不想去那儿。最后我去了祖父家，在镇外几英里的地方。我们喝了茶，他给我看他的狗新学会的把戏——在鼻子上平放一根棍子。我没告诉他信的事。他说我“看起来摇摇晃晃的”，问我是不是喝醉了，我说没有，于是他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我说，“那喝点吧。”我在他家过了夜，之后又待了几天。

后来，我通过系主任了解到，大卫有个未婚妻，我们旅行前的那个春天，他就订婚了。

写下这些内容花了我几天时间。昨天，我联系了一个在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的朋友，他能找到一台播放蜡筒唱片的留声机。他让我到博物馆去，因为留声机太沉，没办法拉到我家来，而且他也不确定能不能获准把留声机从博物馆带出来。

我带上装唱片的箱子走了五个街区，来到了博物馆，他在门口接我，带着我穿过新到的鸟类藏品，穿过骨骼藏品和玻璃花藏品，走进了后勤办公室。

“这种留声机我还从来没用过，”他一边说，一边擦去留声机上厚厚的灰尘。

他帮我把第一筒唱片套在圆筒上装好，把金属管挂在唱针底座，然后把唱针放在蜡筒上。接着，他把手放在曲柄上，转动曲柄。喇叭里传出五十年前的男声，这声音来自波特兰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唱着一首民谣，一如我初次听到时那样优美。

每个蜡筒底部都贴着一个标签，写着歌名、歌手名和录音日期，所以我的目光被箱子里的最后一个蜡筒吸引过去，因为标签上写着：1919年10月20日——是我和大卫在车站告别一个月后的日子。

“听听这里面是什么吧，”我指着那筒唱片说道。

他揭开包装纸，把唱片装在圆筒上，摇动曲柄。

“你好，莱昂纳尔，”大卫咝咝沙沙的声音传进整个房间。

我的心脏疼得像是被踢了一脚，紧缩着，将一股热流送到我的双腿，就像几年前我出车祸前一刻，我的大腿感到一阵刺痛。

留声机的金属喇叭传出沉默时滋滋的杂音，我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去。

“你还好吗？”我朋友问。

我笑着点点头。

“今年夏天，谢谢你，”五十年前的大卫说。“还有去年。我很抱歉，我和最初遇到你时不一样了。我内心深处有些东西，摆脱不掉，一些已经腐烂的东西。”

又是沉默的滋滋声——更加静默。是他思考时的声音。沉默本身就是一个high G。

“我看不清楚它，”大卫说。“它一直在地平线上飞驰。”

静默。接着他开始哼唱。

“他在唱什么？”我朋友问。

“《冷冬死寂夜》，”我说。

我闭上双眼，靠在椅背上。

“一道向东，一道向西，”大卫用他呆板的男中音唱着，“树下两具身体僵硬。”

我尝到了盐和烟草，看到靛蓝色的圆形越来越细，变成深橘色的杆状，接着忽然变成一个黑色圆点，让我的嘴里充满湿石头的味道。

我不确定自己在期待什么，或者想听到什么，但我想起了那个有名的关于留声机的故事——爱迪生的所有发明里，只有留声机是第一次就成功的。他画出了钢针在柔软的表面振动的概念，让工程师模拟了一次，然后就成功了，就在那时，第一次。我看着肤色的蜡筒唱片在圆筒上旋转，双眼注视着蜡筒，它原原本本的样子，它表面那些由大卫的声音雕刻而成的、细如发丝的沟壑。爱迪生没想过用留声机记录音乐，他想象中的用途正是大卫所做的这样：记录消息，可以把留声机放在将死之人的床边，以便留下遗言。或者也可以记录婴儿的声音、同一个人二十年后的声音，还有老年的声音，这样一来，一件人工制品中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对留下的人而言也是慰藉。但这不是慰藉。它只让我想起原以为已经放下的遗憾，在波特兰的站台我就应该留下，或者让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它只让我意识到我其实依然惊人地爱着大卫。我对乔治和克拉丽莎的感情不过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大卫的声音所触动的情感却深入骨髓。该怎样形容呢？这种悲伤。不是怀念，不是悲恸，只是突如其来又显而易见的事实，我的人生比它原本可能的样子短了一英寸。它让我意识到二十岁那年的确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年。当我带着蜡筒唱片朝博物馆走的时候，我想象着翻阅那个夏天的声音剪贴簿也许会令我安心，玛丽·康威或者泰特尔一家人的声音能缝合我的伤口，就像和克拉丽莎分手几年后在哈佛广场重逢的感觉，我只为这样一段长久的友谊而感到快乐。和乔治也是一样，他依然常常跟我分享他在萨凡纳的近况，而且向我保证，对于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光，他只觉得感激。但这筒唱片，让我想起我错过了什么——我想，我错过了一种我尚未了解的人生，而大卫是那种人生的一部分。那个真实的人生，短暂得可笑，只有两个月。这些年来，我用舒适的家、成功的事业、友善的邻居和几段美好的恋情积累成一层美满的薄膜，而回忆中的萤火虫和瀑布下的裸泳在那层美满的薄膜上留下细长的切口。一种浪费掉的人生。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开始用留声机记录音乐——因为怎么会有人想听到死去的爱人的声音呢？

这首歌结束了，唱针从唱片上缓缓移开。

“你还想听其他的吗？”我的朋友说着，取下蜡筒，用纸包好。“哪一个？”他摆弄着那些蜡筒，翻过去看它们的标签。

我静静地坐着，只有呼吸急促，我还想再听一些，就像一只啃骨头的狗舔食骨髓。

“从头开始吧，”我说。“第一个。”

我从窗口向街上看去，绒球似的白色种荚仍在人行道上漂浮，寻找着一个地方，落地生根。

一段由民谣开启，也终将在民谣中永恒的爱恋，极致浪漫，也极致残忍。

影片的前半部分有着无数个令人心动的瞬间：n是当戴维的歌声响起，记忆深处的民谣流淌而出，全世界瞬间安静的那一刻；n是在家中仅有一个干净杯子时，莱昂小心翼翼地吻上戴维喝过的地方的那一刻；n是偷偷捡起爱人枕头中掉落的羽毛，又小心翼翼地塞回去的那一刻；n更是在离别前，莱昂内尔引导戴维的手触摸自己喉结，感受歌声震动的那一刻。

他们共同穿越美国，收集散落各处民谣，那些质朴的旋律和歌谣如同宝石般被拾起，每一次记录，是对文化的保存，更是二人共度朝夕、灵魂交融的见证。

然而，影片的叙事在后半段情转直下，这段双人共舞戛然而止，故事变成了莱昂内尔的独角戏。这段被拉长的时光虽然深刻地刻画了思念的重量，却在叙事上变成了一场冗长无趣的单线剧情。

结构上的切割，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前半部分精心营造的情感浓度，使得那份炽热的联结感被稀释，不免让观众感到沉闷而乏味。

可是到了影片的结尾，那份遗失了53年的圆筒留声桶重现天日，莱昂终于听到了这份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告白------他一生都在记录别人的声音，但自己的心声却从未能好好言说。他没说出口的“别走”，变成了一场决绝的自我毁灭-----他将爱意、遗憾与全部生命，都熔铸进了这些小小的圆筒之中：初见时那句“别唱情歌……妈妈说我不能成为你的新娘” 变成了 “妈妈说我会成为你的新娘”。

这是戴维留给莱昂内尔最后的遗言，也是留给美国民谣史最永恒的礼物。他们的爱情悲剧，最终升华为一段不朽的余响。nn民谣仍在世间传唱，两个年轻的灵魂曾为此燃烧。

#真爱留声

我遇见大卫时，我17岁，那是1916年。而现在已经是1972年四月了，年龄什么的对我来说也早已没什么意义。在我书桌上方的窗户上，总是漂浮着一些白色的泡泡绒球，应该是某种植物的种子荚吧，它们沉积在剑桥的人行道上，就像是刚下过一场初雪。n医生建议我写下这个故事。当我收到一个来自缅因州的陌生包裹后，我就一直失眠。包裹里有25个蜡质留声机圆筒，每一个圆筒上面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都写着我和大卫的名字，在其中的一个圆筒上，贴着一张纸条：“几年前，我在阁楼中发现了这些，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时，我就知道，这些一定是你的。”我写了三本关于美国民俗音乐的书，它们反响都不错，因为我最近做了很多访问。（想必他就是在这些访问中看到我的吧。）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写过那个夏天的事，那个关于大卫的故事。而现在，我想，是时候了。n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秋天。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第一学期考试后，我和马特，还有劳伦斯一起到酒吧庆祝。而大卫就在对面远处墙边弹钢琴，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白色的衬衫看起来也有些发黄，他的双臂在琴键上轻轻扫过时，他的肩膀松弛而又舒缓。n“你在想什么？”马特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膀问道。 n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说什么。n“你在盯着看什么？”马特转身又继续问道。n“我知道这个曲子”我说：“《死寂冬夜》，在肯塔基州，我的父亲曾经用小提琴演奏过这个曲子，曲调很慢，我父亲说，他的节奏就像“一个静坐之人的呼吸”。它是一首来自湖区的古老的英国民谣，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讲述了两个恋人，在一月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走散的故事。n他们从各自家中逃跑，相约私奔，约好在一棵橡树下相见，但是暴风雪来临了，他们在雪虐风饕中呼喊彼此的名字，但是无济于事，声音淹没在暴风雪的呜呜怒吼中，根本无法听到彼此的声音。最后，他们蜷缩在不同的树下，孤独的死去：“在雪地上，有两条足迹显现出来，一条向西离去，一条向东延伸，两个静止的身影，在树根上，在这个死寂的冬夜里，永远不会相遇。”n 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回想起，在肯塔基州的夏天，白蛾在门廊的周围飞来飞去，我和弟弟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腹部，感受着父亲脚下传来的缓慢节奏———他的靴子与木板交错声。而树上的蝈蝈，将整个黑夜融合。n“离开一下”我对马特和劳伦斯说到。n我朝着音乐的方向，穿过人群。在房间里，充斥着肥皂、啤酒和烟草味，我倚靠在墙上，臀部触摸在钢琴的尾部，看着大卫弹奏。他闭着双眼，口中的香烟已经快要熄灭，烟雾在他脸上缓缓升起黑色的头发朝后背梳去，他的头随着合唱团而律动，我注视着他的身影。n“你是从哪学的？”当歌曲结束时，我向他问道。n“噢”他将烟都在地上，然后抬头说：“在肯塔基州的湖区”。n一个很低沉的声音，语速很快。他用一只手弹了C和弦，另一只手从地板上举起了酒杯。n“我来自肯塔基州”我告诉他。n他的手触碰着琴键，有又一次抬起头看说：“嗯。你果然是来自肯塔基州的，不好意思，我是大卫”。他伸出手说道。n“里昂”。我说道。n“你是哪个学院的？”在酒吧的那个夜晚，基本上每个人都来自音乐学院。n“声乐部”，我回答到。n“不错”他说：“Fa——La———La，我是音乐历史学院的，这个———”他又演奏了一次相同的旋律。“就只是一个爱好。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些灵感”。n在房间的另一侧，马特和劳伦斯示意我要离开了，我向他们挥手告别。n“你去过哈罗吗？”我说：“我在哪长大”。n“哈罗，两年前去过，那时是夏天，我记得在市中心有一个天蓝色的凉亭。”n他似乎并没有惊讶于这种巧合，同样的，我也没有。在那时，音乐学院中来自南方的人并不多，更别说来自哈罗的了。哈罗是一个位于冷河和庄严河之间的一个两千多人的小镇。大卫去过那里，也许我们甚至见过彼此。在我记忆中的某些时刻，无比的怀恋家乡。n n“我曾经在那里学过里尔舞曲，”他说，“我想应该是《Maids of Killary》。”n“我知道它，那你也应该知道《Seed of the Plough》了？”n“我应该知道吗？”他说。n我和他说，那是我母亲经常唱的歌。n“来吧，让我也听听”。n“不了”我使劲的摇头。n“什么调？”他说着便在钢琴上弹了起来，从一个和弦到另一个和弦，接着他又往前坐了坐。“什么调？”他又问了一遍。弹了一个A调。n他的眉毛随即扬了起来，我注意到他的上嘴唇有一道淡红色的疤痕，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来自于他的父亲。n“你别以为你能弹出它来”，我说。n“这舞台是你的了”，他推开了琴键，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支烟，并拿起一根蜡烛，火焰在他的脸上摇曳，他静静等待。n我第一次被告知有绝对音感，那是因为我能够准确识别母亲每日清晨咳嗽声的音调。我可以和穿过田野间的犬吠声完美和音。我还是我父亲小提琴的调音器，我站在他的肘边，在他拨弄琴弦时，唱出A调。一开始，我以为所有人都能感知声音，像是D调，他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黑莓色圆圈。我只需要去调节我所看到的形状，就能准备识别各个音调。当我13岁时，音调就开始有了味道，父亲拉了一个糟糕的B小调时，那么我嘴里便全是蜡质的苦味。相反，如果拉了一个完美的C调，那么它尝起来就像是甜美的殷桃，而D调，则像牛奶。n当时我给大卫唱了那首曲子。n我总是感觉，那并不是我唱的。即使声音是从我的嘴唇和喉咙发出的，但我总感觉这声音并不属于我。他更像是我窃取而来的，而并非我本来所有。这具身体的确属于我——我能感受到我横膈膜的起伏，声带的伸缩，以及我嘴唇和柔软舌头发出的声音。这一切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但是，有某种东西，之于我消失了。声音是在我头顶响起的，所以我头骨的感觉要比肉体的感觉更真实，他淹没了我耳朵鼓膜，鼻翼的震动。而不再属于我自己，更像是在树林中风穿过的声音或者穿过玻璃杯子的声音。或者说是一个来自于我口中的回音，不断重复，我无法在那样唱歌了，我怀恋它。现在我有这样的微弱的颤音，没有人告诉我这种嗡嗡声不好。n当我唱完这首歌时，黄昏渐渐退去，变成了一种湿木的气味。n“你到底在哪学的”，他惊讶地问我。n我耸了耸肩，n“如果我有这样的嗓音，我肯定不会将他们埋没在学校”。n当他站起来去拿新啤酒时，我发现他比房间里任何人都还要高，直到破晓时分，我们都呆在一起，我唱歌，而他弹琴。n我可以在两个八度音阶上都哼出D调，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有记忆力的人。他抬起头，一只手捂住耳朵，哼着一两个音符，他轻松地唱出这首歌曲，只有当他完全喝醉时，才会笨手笨脚的重复一句歌词。n“我再买瓶酒给你”，我对他说道。在微亮的晨曦中，我还从未离开过钢琴一侧。n“好的”，他说：“你让我一宿味眠，你欠我的”。n“任何你想要的”，我凝视他，轻轻说道。n“不，我累了。现在都快天亮了。我想睡一会儿，我就住在这条街的对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那儿还有一个沙发。”n他的房间空到不行，只有一张床，一架钢琴，一把椅子。根本就没有沙发，甚至没有桌子，脏盘子和杯子以及一页页的音符都散落在地，我向他要了杯水，因为我感觉这间房间在不断地旋转，我喝醉了。他从厨房里拿了一个杯子，喝了大大的一口，然后向我喷出一段弧线。我张开嘴去接住这些喷洒的水，他一直这样做，直到杯子空了，而我也湿了，但也喝到了一些，他把杯子丢在地上，然后走向我，摘下我的眼镜，把它们折叠起来放在窗台上，他脱掉我湿了的衬衫，并且把我带到他的床上，有一堆被子和床单，当我附身去吻他的嘴唇时，径直n了他的嘴唇上的那个淡红色的疤痕，当他把手压在我的我的大腿上时，我吸允着他，他跌落在床上，用腿盘绕着我。n当我醒来时，早已天亮，大卫已经离开了。我还是一阵头疼，整个房间也依旧在旋转，我之前也喝醉过，但从来没有像这样过。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地上看到一张纸条“”下周见”。我从他水台中大口大口的接水喝，然后接了满满的一大杯，走进卧室。我躺在靠椅上，一口喝完这杯水，然后又回到床上，盖上被子。当我再次醒来时，太阳已落山，但他仍未回来。因此我也就穿上衣服，在离开之前，我将他留下的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n那之后的每一个星期二夜晚，大卫都会在钢琴前抽着一支烟出现在那里，而我则会用奖学金津贴，请我们喝酒。即使不是星期二的夜晚，我有时也会站在他公寓的面前，抬头看，试图去看有谁会出现在他公寓周围，我告诉自己，这只是出于好奇。我真的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出于嫉妒，在我遇见大卫之后的每一段关系，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像是克拉丽丝，我40岁时的约会对象，在她承认和我的朋友上床之后，离开了我，但我告诉她，我只是希望她能更早的承认，并且希望可以一起解决它，但是她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好像出轨的人是我一样，反正我对她并不在意，为什么又要留下呢？我曾经交往过的大多数男人———艾力克斯、威廉、艾利斯泰尔以及其他的人，最长的时间都没有超过几个月，文特森是最长的一个，我是在罗马遇见他的，在1929年至1930年之间，我在罗马差不多一年多，他来自米兰，机智敏捷。他对我们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很有魅力，在他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缝隙，他的笑声回荡在罗马的每一条狭小街道中，文特森是一个大提琴手，他会在我唱歌的教堂里练习。当我由于事业而要回到波士顿时，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佬”，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词。n我并不想详细诉说大卫离开时的情景，那是1917年，在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后的一年半之后，美国参战了。班级被解散了，他也去了欧洲，而n我并没有去，因为我的眼睛视力很差，在他的日记中，我写下了在哈啰的地址，告诉他，记得给我寄法国巧克力。n我回到了哈罗，回到农场，去帮助我的弟弟，他在我回来不久之后，也去了欧洲，也许这就是我与大卫最后在一起的日子。在波士顿周二晚上的十几次约会中，我又以一种年轻的方式想起了他：在清晨，仰躺在床上倾听鸟儿歌唱，柔软的床单缠绕在大腿上，当我在厨房静静等待水壶中的水烧开，当我对果树进行修剪、嫁接、立桩和拉线，当我刚下班后，漫步于溪边，听到青蛙的叫声，坐在我们的门廊上，听着雷暴在地平线处用三个音符清嗓子，在雷雨过后，呼吸泥土的芬芳。一如既往，有时，当我醒来，他的脸庞便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手一伸过去便会触碰到他。我尽力不去想，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刻下了他的烙印，灰蓝色的眼睛，虹膜周围有一圈棕色的东西，眼皮上的雀斑，嘴唇上的伤疤，喉结像断骨般明显，他的头发闻起来像烟草，他的脖子像是发酵的水果。我没有精经历我那个时代的一些男的会有的罪恶感，我只是爱他而已，仅此而已。我的错误在于，我认为大卫是众多第一次中的一次而已，我尝到了爱的滋味，我热切的期待着未来，我怎么会知道我生命中的其余人———艾力克斯、威廉、艾利斯泰尔、山姆、克劳利斯、莎拉，还有最近的乔治———在洪水般的第一次后，所有的后来都变成了小溪。n夏天、秋天都已过去。冬天如约而至，并下了一场雪，但并不像波士顿那样。我花了好几个月，写了一些糟糕的音乐，还喝了很多咖啡，无数次的散步。幻想着生活会恢复原状，战争会戛然而止，我将会回到北方，回到学院，回到波士顿，而在那里，我也确信大卫也将会服役回来。n有时，我会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在他父亲为他和六个兄弟建的房子。我的父亲，早些年，便是死在了这里的果园里，我的弟弟发现他时，他手里还拿着剪刀，我的母亲也因为这件事，开始散步，有时甚至一直到深夜，我和弟弟都不在，这座房子便显得异常冷清了。我的祖父会坐在炉边的靠椅上，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裹着一张毯子，我们喝咖啡，谈论着欧洲的战争，以及我是否有弟弟的消息，然后他会让我唱一首歌，但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音乐学院的事，他不喜欢谈论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坦的骑兵队服役，看着他的战友“被肢解”，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气愤，他失去了他的朋友以及妻子，我现在感到惊讶，仅仅只是写这篇文章，就有如此多的战争向我家庭生活袭来。n在1919年6月，大卫的信到达的农场。回信的地址是缅因州的鲍登学院。它写在了一张五线谱纸张的背面，正面是两条四分音节，弧形穿过高音谱号，只有一段话：n我亲爱的银嗓子同盟者：n我希望这封信能寄达给你，你在农场过得如何？就目前来说，我从欧洲北部徒步旅行回来了，上帝保佑啊，但是日子也越来越好了，我在鲍登学院这获得了一个职位，就在常青树那里，上个月，有名男子来参观了学院并展示了一架新发明的留声机原型。我的导师认为如果我被选中，在这北方荒野里，为学院里录制民歌那将会很好。我自己无法一个人拖着这台留声机——今年夏天在树林里散步怎么样？向北方去，有星空下的松针床，桦树啤酒！别想了，来吧。n另外———你有钱吗？在这里，周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n我把纸张翻过来，看着我能看出的两个音节，是一段能触动我内心的旋律：我从大卫那里得到的每一封信，最终都变成了一个“指令”：“下周见”，他在第一个清晨写下的。然后是：“别想了，来吧”。大卫给我指示，是而我就听从它。n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将信纸放在我的脸上，我和母亲说，我在波士顿得到了份工作，我将会在一周后离开，那时，这农场将没有人照看，这果园将会杂草丛生，网也将无人铺设，如果我长时间无法回来的话，这些水果将会熟透，散落在周围腐烂，但我并不在意，我逃离般的离开，坐上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再从波士顿到波特兰。n我从来不太在意那些客观存在的事物，比如，盘子碎了，几年前我的家被洗劫了，说实话，我感觉并不糟，我感到麻烦的是支出的问题，我家的墙是完全没有装饰的，我要求我的朋友们永远别给我买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这可能会被认为是节俭或有意义的，但这在我年轻时，是个问题了。我过去经常丢东西，把外套遗留在了教堂的长椅上，丢掉了课本，在草地上弄掉了一把斧头，我白送给其他孩子大量的玩具———我父亲的松香木小提琴，硬币。最倒霉的是我家的狗——我在学校喜欢上一个男孩，一天我就带着小狗去他家，然后把它绑在他家草坪上的一个树上，回来的时候忘记了，因此我父亲还打了我。n我仍然还留着大卫给我留下的纸条，那张问我去不去北方的纸条。仍然留有他家地板上留下的纸条，仍然留有某个晚上他遗忘在钢琴上的刚卷的烟，留有来自于我们相会的地点的火柴盒，我并没有留下我离开罗马时，文特森送给我的雕像，或者是周年纪念克劳丽斯送我的黄金手表，或者莎拉为我画的景观画，或者我与艾力克斯在科德角一起收集的海玻璃，但关于大卫的一切，我就会变得像一只贪得无厌的喜鹊。n站在波特兰火车站，在他还没有看到我时，我就看到了他，我在不远处，看着他：他穿着一件亮蓝色的T恤和一件深色的夹克，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抽着烟。他留了胡子，看起来更瘦了，脸颊更有棱角了，当他手臂伸过头顶，我感到了一阵心跳加速，就像一个不知道需要回到原位的器官一样挥着手，他用手指着我，像一把枪一样，想我开火。他的周围全是一些录音设备。n从1919年八月到九月，我们走了100英里，我们收集了一些民谣和曲调，从岩石海岸到无尽的柱廊森林内部，然后又回到海岸。穿过了迷雾沼泽，森林里响起了青蛙的叫声，还有差点让我们滑倒的苔藓。沿着海道路，那里的风异常猛烈，几乎将我们吹倒，我们参观了小镇，当然还有花岗岩采石场和农场，在哪，我们听到比以往更好听的歌曲，大卫总是介绍我们的那个，而我则是微笑着后退。n我们完成了计划，某人的表弟可能认识某人在北边20英里的阿姨，有时我们呆在录音的房子里，单更多时候我们会在户外睡觉，在一个大卫带着帐篷里，我就负责搬运录音机，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就像那个夏天的夜晚一样，我们没有帐篷，就睡在田野间或松树下。我们的四肢由于白天的步行而疲惫不堪，晚上我们就沉沉睡去。n我的祖父曾说：“故事并不意味着幸福”。因此，我并不想过多的讲述刚开始的几周。虽然沉重的留声机带子扎进了我的肩膀，黑蝇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痕，我的靴子在脚后跟磨起了银元大小的水泡，但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以一种平淡、沉闷、修饰性的方式，是无法进一步表达的。他出现在图像中：当我们穿过被雨打平的海菲尔德时，太阳才从云层中露出，周围的雨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周围还有在歌唱的鸟儿。大卫在瀑布下洗澡，然后我们就在巨石上缠绵。当食物吃完了，我们寻找到了蓝莓，像是寻找到了一个礼物，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吃，它既恶心又幸福，因为吃太饱，而无法前进，我们在哪午睡，直到一个女人用靴子叫醒我们，那个夜晚，在淡紫色的暮色里，他让我伸舌头，然后他也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我们都是青紫色的。我想起了哈罗，无人照看的果园，想起了吃果子的鸟儿，想起了果园里长出的杂草，但我并不在意。n我的工作是操弄机器：将蜡筒从纸皮上拆下来；表面刷干净；安装在旋转器上；并将喇叭对准歌手的脸，让他或她沿着管道唱歌；将唱针移到蜡上；慢慢转动曲柄。录音完成后，大卫将歌词和音符转录成一本小册子，并附上一段关于人物和歌曲起源的简短采访。我喜欢这些歌曲，但并不像大卫那样喜欢它们。我不知道激情从何而来——他不是听着歌长大的，不像我和我弟弟。但话又说回来，我对大卫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每当我问起，他都会摇头，像拍黑蝇一样的挥手，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纽约，他小时候在伦敦住了几年，因为他父亲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他在去音乐学院之前搬到了纽波特。他确实曾经提到过英国的一位拉小提琴的叔叔，并带他去爱尔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行。也许这就是他收藏的起点——现在，六十二岁，我知道我们所爱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在我们十岁之前播下的。当我问他喜欢这些歌曲的什么，尤其是民谣时，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它们是他所知道的最热血的音乐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歌曲中充满了成千上万歌唱者的声音并改变了它们，它们始终是人们生活的故事。不像我在音乐学院开始喜欢的巴洛克音乐，尖锐、抽象、华丽，就像一件冷光闪闪的完美珠宝。民歌柔软细腻，光是旋律就让人哽咽。歌曲中的情感；没有什么花哨。在我们的收藏之旅结束后的几年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想唱那些老歌。我转向合唱团音乐，转向大教堂中的圆弧独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1929 年在罗马的合唱团找到了一个职位。直到我五十多岁时嗓子发哑，我才发现我唯一想写的东西是美国民俗音乐，从欧洲传入的传统，不断绽放和变化成新鲜事物。纯属偶然，我的写作恰逢纽约和波士顿的民谣复兴，所以我的书卖得很好。并没有超出我的理解，我把它们写成一种对大卫的纪念，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老实说，我又开始爱上音乐了，我家乡和整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古老苏格兰-爱尔兰歌曲，以一种我久违的方式。n在 1917 年那个夏天的所有录音中，我觉得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声音。我想要一份我们工作的音频日志。暴风雨从山谷袭来的声音。松树枝条从头顶掠过的声音。八个孩子的木勺在奥古斯塔以南的一张桌子上敲打着木盘的声音；噼啪作响的猪油围绕在煎锅中燃烧的肉的一侧。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萤火虫闪烁的田野时，我想记下大卫的低语，“圣洁的耶稣”；一只鳄龟的爪子在林肯的一张桌子上刮擦；在库博 的序言中，诺拉泰特尔和她的三个女儿都非常渴望将她们的歌曲录制下来，同时唱着完全不同的歌曲，每个泰特尔 都试图超越其他人，直到 大卫 不得不将两个平底锅敲在一起让她们安静下来。索斯维克的洛夫·威廉姆斯坐在厨房的中央，在我试图修理留声机时，唱着调式曲调，她的六个孩子和五个继子女都安静地坐在她身边，直到洛夫唱到第二句副歌，当孩子们抑制不住自己，一个个来到妈妈身边时。十二位歌手，四种和声。n我想要将所有消失的轮廓分明的声音，已经释放到世界上的振动，但从未在留声机的管子和唱针上，从未被打蜡。我还想要多年前的声音记录：大卫第一次在酒吧里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卫要我去他的公寓。一天深夜问我他是否应该参战，我说是，因为我认为那是他想听到的。声音的历史，每天都在丢失。我开始把地球想象成一个蜡筒，太阳是一根针，放在地球上，描绘出一天的音乐——人们争论、烹饪、大笑、唱歌、呻吟、哭泣、调情的声音。在那之后，数百万熟睡的人无声扫过，像静电一样席卷地球。n随着几周过去，我注意到了大卫黑暗的一面，我认为他想要竭力隐藏起来。他的手有些颤抖，他很艰难的去卷烟，好几次了，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他正站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他像是月色下的一根石柱，如同古老废墟中的那样。当我们在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的路上唱歌时，他会在某一段中停下，重复最后一行，寻找下一行。有一次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后，他像触电一般惊跳起来。我认为那是战争，就如同它对许多人的那样。n一天，他不再想沉默，我问他是否开枪射向某人，他只是将手举向空中，而没有回答。n在八月的末尾，大卫要返回学院教书前的一周，我们只剩下三个蜡筒，我们正在前往靠近花岗岩采石场的沿海小镇附近的一所房子。我们寻找到了约翰的房子，他是一个名叫玛丽威廉的女人的堂兄，玛丽说，他脑袋中有一堆的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是方圆100英里最好的厨师，她会将一切安排妥当。n镇里的一些小孩把我们带到了一条长长的土路尽头，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夏季夜晚，来自于几个月之前的风已经把这块土地吹得阵阵寒意。我们整天在水面上看到的雾气已经散去，房子坐落在树林里或者确切的说是棚屋，一个由隔板拼凑而成的有波纹的金属屋顶，数十只鹿角被钉在外面，一只狗被拴在泥泞院子里的木桩上，他被突然惊醒，并向我们跑来狂吠不止。最后由于链子拴的很紧，他又只能慢摇回去，一群黑鸟从房子周围被雨淋湿的树上飞起，然后在更远处的树林里消失，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n大卫去敲门，但没有人回应，于是他在房子周围转悠，然后走进的树林。n“我们走吧”。当他回来时我对他说。现在回想起那所房子时，我似乎记得，那所房子没有任何的窗户。n狗一直在叫，拉扯着链子，他不断跳跃着，让自己被扯到难以呼吸，气喘吁吁，一只巨犬，我想是一只熊狗，它是黑色和棕色的，它的胸部是白色的，耳朵看起来像是被剪了。n“闭嘴”，大卫朝着狗大叫，“让我们等下，直到他们回来”，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凝视着马路，“我并不认为我们还能继续走，我感到很n很渴，我们水也没有了，我们就在这等。”n他放下了背包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拍拍口袋掏出烟丝，然后卷了一支烟，他闭上眼睛靠在门上休息。n我将录声机小心地放在地上，坐在他的身旁。n然后，自从认识彼此以来，他第一次问我，是否认为我们在这次旅行后还会再见面。n我说，我希望能再见面。n他问是否会担心我们正在做什么。n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没想过。n他在门上摩擦着头部，好像在做按摩。在他前额渗出肮脏的汗珠，他将双腿并拢放在胸前前倾，将下巴放在膝盖上，闭着眼，好像在祈祷。n“我羡慕你”，他说。n狗一直在叫，狗链叮当作响，我刚想问他要做什么，他就大喊道：“闭嘴”，他对着狗，然后爬起来大步走向它。n大卫走进它时，狗抬起头他的后腿，紧绷的狗链迫使他直立，就像一个即将落下的斧头。n“你在干什么？”我说：“小心！”n大卫伸出手，慢慢接近。这只狗被它的项圈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卫站在那儿看着它，离它只有一英尺远，然后把香烟弹到狗的脚边。n然后一个人从森林的边缘喊道，“嘿！”n我跳了起来。大卫转过身。狗安静了下来。n这个男人留着长胡子，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黑色条纹。他肩上扛着一根长杆，上面挂着死兔子。他一只手拿着枪。n“你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放下杆子，用两只手举起枪。n“你好！” 大卫兴高采烈地说，就好像没有枪指着他似的。“我是大卫·阿什顿，这是里昂内尔·沃辛。我们是你表妹玛丽·康威的朋友？”n“玛丽。” 约翰温斯洛说。“嗯？” 他把枪放在身边，拿起绑着兔子的手杖。n“你一定是约翰，”大卫说。“我们正在收集歌曲，玛丽说你有几首？”n“不感兴趣，”约翰说。我注意到，他以一些伐木工人的那种缓慢而有目的方式向我们走来。就像他比我们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长度，并且不需要着急。n“这只需要一点时间，”大卫说。“我能问一下你在哪里学的歌吗？”n“不感兴趣，”他又说了一遍，将杆子靠在房子的一侧。兔子——一共有三只——一定是刚刚被杀死的。鲜血从一个兔子的嘴里滴下来，拍打着枯死的树叶。n“玛丽说你的家人来自爱尔兰西部？” 大卫说。n约翰没有回答。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刀，从杆子上砍下兔子，把它们并排放在门廊上。n“哪个城镇？” 大卫问。“我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回来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学习“牧羊人之歌”的地方。或许你知道？”n“现在看，”约翰说，第一次盯着大卫看。我当时看到他的一只眼睛里充满了血，我想是从眼血管里流出来的。他的脸颊凹陷了下去。他整张脸抽搐，紧绷，又松开。“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告诉过你一次。我又告诉你了。我不是想无礼，在这里。我看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如果你是从玛丽那里来的。晚点回来，也许晚一点。一两周，到时候我可以帮你。”n我认为，大卫的说服天赋只是在于，如果他想要某样东西，他就无法停止追求。如果不是玛丽慷慨激昂地建议给约翰录音，而且我们一个星期内都不会在他家附近，我想大卫就会到此为止了。约翰似乎不像其他人，他们一开始总是因为害羞或多疑而拒绝。相反，他以一种最终的、无情的方式拒绝了。他背对着我们，用刀切开一只兔子，然后开始扯掉毛皮。n“你老婆在吗？” 大卫说。“也许她喜欢唱歌？迷迭香？”n那人转向大卫，手里拿着刀，浑身是血。在他身后，兔子的皮从后脚垂下来。n“或者水，”我说。“我们的水用完了。能不能给点水？”n他叹了口气，一脚踹在地上。n“我是基督徒，”他说。他把刀放在门廊上，然后拖着脚步走上楼梯。打开门，阳光洒进屋内，照亮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平躺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当他走到后面，走向厨房时，他没有关上门。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样从桌子上掉了下来。下摆在从门进来的风中翻滚。她的胸前别着一束鲜花。大卫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们都一直看着。当我听到约翰关掉水龙头的声音时，我转身凝视着树林。n他端着两个木杯出来了。n“口渴的音乐家，”他说。n“谢谢你，”我说。我避免在杯子边缘留下血迹。n他拿起刀继续给兔子剥皮，最后把皮从脚上扯下来。当他把它扔到楼梯上时，它落地时湿漉漉的。n“这就是你所做的，去请人们在管子里唱歌吗？”n“嗯，”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我喜欢。但他他不是。” 他指着我。“这个是歌手。他可能拥有新英格兰最好的声音。”n“是这样吗？” 约翰说。将刀刺入门廊，使其直立。他的双手，撕下了第二只兔子的皮。“来吧。那就给我们唱首歌吧。”n水尝起来有金属味，很苦。n“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我说。我的脑袋里还满是桌子上那个女人的形象。n约翰开始研究另一只兔子。“我相信你会想到一个，”他说。n脑海中浮现的第一首歌是“兰德尔勋爵”，这是大卫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我们躺在他公寓床上的难得一见的早晨，在我醒来之前他没有离开的那个早晨，他教会我的。n“哦，兰德尔勋爵，我的孩子，你去哪儿了？” 我唱歌。我闭上眼睛，尝了尝烧焦的黄油，看到了淡绿色。“你去哪儿了，我英俊的年轻人？”n“天哪，”我听到约翰在一百英里外的某个地方说。然后我意识到我没有唱完整个旅程。n“我去了格林伍德。妈妈，快给我铺床。n因为我打猎累了，想躺下。n“我的孩子，兰德尔勋爵，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n是什么遇见了你，我英俊的年轻人？”n“哦，我遇到了我的真爱。妈妈，快给我铺床，n因为我打猎累了，想躺下。n民谣冗长而重复，母亲用问题训练儿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他感到如此恶心和疲倦。他告诉她，他的爱人给他做了炸鳗鱼当晚餐，当狗吃了他的残羹剩饭时，它们都死了。母亲告诉他，他中毒了。他同意了，并再次要求她为他铺床，这样他也可以躺下死去。他告诉她，他要把家里的奶牛留给她，把金银留给妹妹，把房子和财产留给弟弟。母亲接着问道：“我的儿子，兰德尔勋爵，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我英俊的年轻人？” 他回答说，n“我把她的绳子留在你那边的苹果树上，好让她n挂在上面。妈妈，快给我铺床，n因为是她毒害了我，我宁愿躺下。”n当我完成并睁开眼睛时，约翰和大卫都在看着地面。天空呈现出紫色。n“我对你失去亲人感到抱歉，”大卫当时对约翰说。n“谢谢你这么说，”约翰说。n大卫看着我。“挺会选歌的，”他说。“恋爱中的毒药。” 他的手臂穿过背包的带子。“我不认为你会一直记得那个。” 他举起背包，把它放在肩上。“奇怪的是，他直到最后都称她为真爱。杀害他的凶手。” 然后他转身离开，沿着路走，经过沉默的狗，没有等我。没有说再见或感谢，就像他通常对我们的招待我们的人所做的那样。n即使约翰对大卫的突然离开感到不安，但他没有表现出来。n“一首美妙的歌，小伙子，”他说。“这歌我也知道。不过，你改编了结局。”n“是吗？” 我只是唱了大卫教我的。n“结局通常是，“我离开了她，留下了火与地狱。” 不是苹果树和绳索。我想我更喜欢你的版本。稍微温和一点。”n“谢谢你，”我说，走到留声机前，把它放在我的背上。n他整个人都在动，就好像他要说的话都梗住了，卡在了喉咙里。“祝你好运，小伙子。”n又是一阵冷风吹过树林，仿佛八月已经过去了。n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告诉大卫我可以在缅因州多呆一会儿，帮他对录音进行编目。如果他需要帮助，我可以在校园附近找到一间公寓，呆到秋季学期。但我应该更直接。这一次，我应该是给他指路的人。如果不住在缅因州，我本可以告诉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也许事情会变得更好。相反，他出于我后来才明白的原因摇了摇头，并说明年夏天我们会再次收集歌曲。他告诉我，我们会在一次录制。n9 月到 12 月是肯塔基州果园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那段时间大卫没有回我一封信，所以在一月份我写信给鲍登音乐系。我解释说我是大卫的研究助理，也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去年夏天我是和他一起参加歌曲收集之旅的人。我问，能不能把他的地址发给我，因为我可能弄错了，还有一些文件我想分享一下？诸如此类的谎言。n几周后，我收到了很友善的回信。系主任写道，他很遗憾成为传达大卫于 1919 年秋天去世的消息的人。他接着说，他很遗憾地说他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留声机——大卫的工作一直是教授音乐作曲，而不是民族音乐学，而且院里没有赞助一次歌曲收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找到你提到的留声机，我一定会按照你留下的方式转交给你。n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园走去，然后意识到我不想去果园，于是走到蓝色凉亭，但那也n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最终来到了离城数英里的外祖父家。我们喝了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狗学会的新把戏——用一根棍子抵住他的鼻子。我没有告诉他这封信的事。他说我“有点恍惚”，问我是不是喝醉了，当我说没有时，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说：“那你喝醉吧。”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家，随后又睡了几个晚上。n在与院主任的后续通信中，我发现大卫有一个未婚妻，而且他在我们旅行前的春天就订婚了。n在写完以上部分之后，已经过去了几天。昨天我打电话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可以使用留声机。他让我过去，因为这东西太重，无法拖到我家，而且他不确定他能否获得将它从博物馆中取出的许可。n我带着装着蜡筒的盒子走了五个街区来到博物馆，在门口遇见了他。他带我经过新的鸟类收藏品，经过骷髅和玻璃花，进入后台办公室。n“我从小就没有用过其中之一，”他一边说，一边从留声机上滑下防尘布。n他帮我把第一个蜡筒安装到旋转器上。他将管子钩在唱针底座上，然后将唱针放在圆柱体上。把手放在曲柄上，转动它。从喇叭里传来的是来自50年前的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出生于波特兰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唱着一首，如同第一次听时，那样清晰，并且让人无法忘怀的民谣。n每一个圆柱体的末端都被标有歌手的名字和录制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目光长久停留在最后一个盒子： 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车站和大卫告别的一个月之后的日期。n“让我们听听这个”。我说，我指了指这个蜡筒。n“你好，里昂。”大卫低沉的声音从房间传来。n我的心疼痛不已，像是被踢了一脚。那些无法忘怀之事，如同几年前，我出车祸时，让我大腿热血沸腾一般，那种刺针般的疼痛，让我的大腿不住的颤抖起来。n这个留声机的金属喇叭，刺穿了沉寂，我整个人深深地陷入到了靠椅之中。n“还好吗？”我的朋友问。n我微笑地点了点头。n“这个夏天，谢谢你”。大卫说。这来自于n50年前的声音。“对于去年，我很抱歉。我知道，那时，我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有些不一样了。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我无法改变。有些地方，不可避免的腐烂了。n超时的沉默，似乎禁止一般，他好像在思考，沉默就好像是G调。n“我无法去看周围”，大卫说，“地平线保持着一种特有的速度超速前进”。n更加沉默，然后他开始哼唱。n“他在唱什么？”我的朋友问。n“《死寂冬夜》”。我说。n我闭上眼睛，往靠椅更深处靠去。n一个朝东离去，一个朝西延伸”。大卫用他那低沉的男中音歌唱：“在树根深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n我尝到了盐和烟草的味道，看到一个靛蓝的圆圈变成一个深橙色的棍子，然后又突然变成一个黑点，我的嘴里充满了潮湿的宝石味道。n我并不知道，自己期待听到什么，想要听到什么，但是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关于留声机的著名故事，留声机是爱迪生惟一一个，刚发明就被应用的机器，他提出了唱针在表面抖动的概念，并让工程师模拟了这个，第一次就实现了。正是它——它朴素的物质性，那些被大卫声音造成的细如发丝的狭口——我专注于他，看着旋转器上如同肤色的圆筒，爱迪生并没有想他会被用于音乐，他想象大卫所做的事：记录信息可以将它放在将死之人的面前来聆听他的遗言，或者可以记录一个婴儿的牙牙声，然后记录他在二十年之后的声音，然后是一个老年时代的声音。这样你就能够在一个神器中拥有整个生命。n他将成为那些在世的人的一种安慰，但这并不是一种安慰，他不过是一种提醒，提醒我那些我以为已经放下的事，我应该留在波特兰的火车站，或者强迫他和我一起回波士顿。他不过提醒我，我还是真实地爱着大卫，我对乔治和克劳利斯的感情是深思熟虑的，他相对于大卫刻入骨髓的声音相比，是如此的不值一提。我将如何放下？一种明确的悲痛，并不是伤感，也不是悲伤，而是一个突然而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生命比原来的短了一寸。当我20岁，那是我最美好的年龄，带着蜡筒走向博物馆，我想我可能会通过翻阅那个夏天的声音回忆录来安慰自己，舒缓悲痛，听到玛丽康威或泰特尔夫妇的声音会缝合伤口，就像我和克劳丽斯分手后，在哈佛广场相遇一样，我为这一段可能变为长久友谊感到高兴，如同乔治一样，他定期给我发他在萨凡纳的生活，对与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他只想说声谢谢。但是这个留声机提醒我——我错过了我所不知道，但那却是大卫的一部分，那真正的生活。他是那么可笑的短，只有两个月，那些关于萤火虫以及在瀑布下裸泳的记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却在我多年以来建立的满足感薄膜上留下了一个美好而又长久的缺口——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成功的事业，好的邻居，好的友谊，一个虚度的人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开始使用留声机记录音乐：为什么要去听你所爱但已死去的人的声音。n音乐停了，唱针也停了。n“你还想听其他的吗？”我的朋友问，它拆下圆筒并用纸包好。n“还有哪个比较特别的吗？”他旋转着这些圆筒，查阅上面的标签。n尽管我喘不过气来，但我还想要听到更多，就像狗啃骨头，直到啃到骨髓为止。n“那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听吧。”我说。n我看着窗外的街道，在人行道上仍然有绒毛般的白色泡泡，在寻找一个落脚之处。

《时光留声》几乎一开场就露了底：滞钝的摆位、缺氧的交代、按时打卡的“剧情清单”。所谓“收集歌声/声音”的设定被处理成表层装饰，既不进入声音如何被听见、被采录、被再现的具体机制，也不正视这项劳动在历史与权力结构中的伦理纠葛。片名高举“声音”，音轨却被抻成一层声学壁纸——恒定的嗡鸣、风噪、柔和的铺底配器——空间层次与戏剧驱动力皆薄。没有一个动机充足的声场去推动叙事，更谈不上用刻意的声画错位去生成意义。借用米歇尔·希翁的话：几乎看不见“增值”（added value），也没有真正被调度的“无形之声”（acousmêtre）。nn剧作同样失语：相识→上床；两场之后→分离。时间被粗暴快进成“初夜—误会—诀别—葬礼”的模板链条。David 与 Lionel 的关系既无情感弧度，也无情欲电压；所谓“化学反应”全靠压低声线与摆出“深情”神态来硬撑。地景与场所——新英格兰的小镇、货栈、医院、工地——充其量只是背景板而非伦理场：既不产生关系张力，不反照人物选择，也不把“身体—空间—历史”的关联做成可检验的命题。若以托德·海因斯、詹姆斯·伊沃里、李安的路径参照：它既无海因斯以多声源与媒介层叠“重混主体”的野心，也无伊沃里在室内声学与物件触感上打造亲密伦理的耐心，更缺少李安把地貌转化为道德审判场的能力。nn最刺目的，是把民谣与“声音档案”粗暴符号化。folk 本该是一套围绕死亡/悼念/共同体记忆的具体实践，这里却被简化成叙事工具——每段音乐只承担“提示情绪”，而不是作为自反性的媒介出现。“采录民间音乐”的姿态理应伴随田野方法、主体位置、文化中介与权利/版权伦理的自我检视；影片却用感伤主义把它漂白成“采美”。那些本可通向“肉身化档案”的微光，被一条条催泪段落冲刷殆尽：从初夜到遗言的歌词回望，全是廉价的一一对应；真正值得悼念的死亡，被滥情叙事吞没。nn作为酷儿叙事，影片也空心。上世纪 1910 年代的社会语境与身体政治几乎被整体回避，爱情被抽象成一串“可哭泣的事件”。直到片尾才用最廉价、最陈词滥调的方式“点题”——把“sound as ephemeral archive（声音作为易逝的档案）”当作临别口号，而不是贯穿结构的逻辑。结果成了既“nothing queer to it”，也“nothing sonic to it”：既没有用声学美学重置亲密经验，也没有在历史维度上把酷儿经验与战争/迁徙/劳动勾连起来。nn形式层面，“古典”不是原罪，贫乏才是。固定机位与轴向构图若无场面调度的内在节律，只剩“好看”的空壳；长镜头若无时间伦理，只会加倍暴露空洞。影片反复依赖安全手法（16mm 颗粒、寡淡灰阶、非职业者的迟疑静止）来模拟“质朴”，却从不让镜头承担风险——不敢冒险聆听、不敢冒险沉默、不敢把叙事交给真实声场的偶然与杂音。连音乐选曲都贫瘠到小学歌本的等级，既不与空间互文，也不与人物命运形成对位，最终肉眼可见地信念崩塌。nn更深一层，是“历史处理”的失败。呈现的是被压缩的过去、被想象的文化、被榨取的日常，被拴在一条直线叙事上奔向一场又一场葬礼。那点从“失去/错误”反向推演出来的微光，并非源自经验或形式，而是来自编剧室“高光时刻”清单的逐项勾选。于是当终场高唱“仍要歌颂生活”时，脸皮之厚令人侧目：既未抵达生活的纹理，自然无从为之作证。nn这本可以是一部讲“如何聆听”的电影：用声源定位、房间混响、现场噪声与转录瑕疵搭建“听觉叙事”，让“采录”过程同时成为伦理与形式的可视工序；它也本可以是部讲“如何相爱”的电影：以沉默、呼吸、节奏与触感书写亲密，让地景与时间折射伦理。成片却是一部把美学与伦理一并外包的“非电影”：在声音上偷懒，在叙事上敷衍，在酷儿表达上空泛，在历史感上失职。2025 年仍见到如此发霉的作品，实在令人沮丧。

作者：本·沙塔克

我在1916年遇到大卫时是17岁。我不太在乎去算我的年龄，但现在是1972年4月的剑桥。几天来，我写字台上方的窗户上一直漂浮着某种白色的绒球，它们像初雪一样在人行道上堆积。

我的医生建议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因为我最近一直失眠，这是从一个陌生人在缅因州寄来的包裹开始的：一盒25个蜡质留声机圆筒，每个圆筒的标签上都写着大卫和我的名字。其中一个圆筒上贴着一封信，上面写着：“几年前，我在阁楼上发现了这些东西。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想这些一定是你的。”我写过三本关于美国民间音乐的书——还算成功，因此最近也接到些电视采访——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和大卫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那么，我们开始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秋天，我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第一年的学期考试后。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马特和劳伦斯在一起，在酒吧里喝酒庆祝。大卫在靠远处的墙上弹钢琴，他的白衬衫在煤气灯下呈现成黄色，当他的手臂在琴键上扫过时，衬衫他的肩膀之间伸展而松弛着。

“你觉得呢？”马特问，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没有听到他的问题。

“你在看什么？”他转过身来说。

“我知道那首歌，”我说。那是《死寂的冬夜》，我父亲在肯塔基州时用小提琴演奏过这首曲子。这是一首慢歌，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是“一个坐着的人的呼吸声”的节奏。这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民谣，来自我后来研究过的湖区。讲述的是在一月的夜晚，一对恋人迷失在森林里，他们从家里跑到一棵橡树旁见面，然后私奔。一场暴风雪来临，可他们找不到对方。在副歌中，他们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但风把树摇得如此响亮，以至于他们甚至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蜷缩在不同的树下孤独地死去。“在雪地上有两个足迹/一个向西，另一个向东/在树根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在一个死寂的冬夜，他们从未相遇。”夏天在肯塔基州的门廊上，白色的飞蛾绕着灯笼飞舞，我和哥哥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肚子上，感受着父亲的脚踩出缓慢的节奏时的振动——他的靴子踩在木板上的刺耳声。树上的蝈蝈们，把黑夜缝合在一起。

“失陪一下，”我在酒吧里对朋友们说。

肥皂味、酒味和烟味充斥着整个酒吧。我靠在墙上，臀部贴着钢琴的后梁，看着大卫演奏。他闭着双眼，从嘴里吐出香烟来，烟雾爬上了他的脸，一头黑发向后梳着。副歌响起时，他的头摇晃了一下，我看着他的手指。

“你从哪儿学的？”当歌曲结束后我问道。

“这个啊，”他说着抬起头来，把香烟扔在地板上。“肯塔基州的某个沼泽地。”

一个低沉的声音，语速很快。他用一只手弹了一个C和弦，另一只手拿起地上的酒。

“我是肯塔基州人，”我告诉他。他的手停在琴键上，再次抬起头来。

“好的，你当然是。抱歉。”他伸出手来。“大卫。”

“莱昂内尔。”我说。

“哪个系的？”那晚酒吧里的人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声乐，”我说。

“好吧，”他说。“Fa-la-la，我是乐史系的，这个——”他弹了一个旋律。“只是我在夏天的一个爱好，在采集音乐之时喘口气。”

在房间的另一头，马特和劳伦斯示意他们要离开，我挥手让他们先走。

“去过哈罗吗？”我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哈罗。两年前的夏天去过，小镇中心有个天蓝色凉亭。”

他似乎对这一巧合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也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南方人不多，绝对没有人来自哈罗，一个在冷河和索伦河之间的两千人的小镇。但大卫去过，也许我们甚至见过对方。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思乡。

“我记得在那儿学过一个里尔舞曲，”他说，“我想应该是《基拉尼的少女》吧?”

“我知道它，你知道《犁的种子》吗？”

“我应该知道吗？”他说。

我告诉他我母亲以前唱过这首歌。

“来吧，让我们听听。”

“不了，”我摇着头说。

“什么调？”他说，并顺着钢琴从一个和弦弹到下一个和弦。他在长椅上往前坐了坐。“什么调？”他重复道，弹出一个A调。

他扬起眉毛，然后我注意到他上唇有一道疤痕，淡红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父亲造成的。

“你别以为你能把它弹出来。”我说。

“那舞台交给你了。”他的手离开键盘，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支香烟，拿起一支蜡烛，把火苗凑近他的脸，点上烟，等待着。

我第一次被告知我有绝对音感，是因为我重复了我母亲每天清晨咳嗽的音调。我可以和田野上的狗叫声和谐一致。我是父亲小提琴的调音师——站在他的肘部，唱出一个A调，而他就开始调整琴弦。在早期，我以为每个人都能看到声音，看到形状和颜色——一个摇摆不定的圆圈，黑莓紫色，代表D调。我会调整我看到的形状，然后锁定在正确的分贝上。在我13岁的时候，开始只要听到音调就会尝到味道。只要父亲拉出一个糟糕的B小调，蜡质的苦味就充满了我的嘴。另外，要是有一个完美的C调，我就能尝到甜樱桃，而D调则是牛奶味。

之后我为大卫演唱了那首歌。

我一直觉得从我的喉咙和嘴唇里发出的东西不是我的，就像我在偷东西而不是创造东西。这个身体是我的——我能感受到我的横膈膜的收缩，我的喉咙的力量，我的嘴唇和舌头的柔软，塑造出了声音——但从我身体里传达出来的东西，在我的头顶响起，所以我的头骨感受到的更像是钟声，而不是具有形体的，它淹没我耳朵的鼓膜，通过我的鼻腔振动，不属于我自己，更像是树上的风声或玻璃瓶的声音。或者，可以换个更好的说法，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声从我的嘴里发出来，一个重复的声音。我再也不能像那样唱歌了——我怀念它。现在我只有这种微弱的颤音，没有人告诉我这种声音有什么问题。

当我结束这首歌时，黄色渐渐变成了湿木头的味道。

“你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他问。

我耸耸肩。

他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嗓音，我就不会在学校里闲逛了。”

当他起身去拿另一瓶啤酒时，我看到他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几英寸。

我们一直呆到天亮，我跟着他的琴声唱歌。我也许能在两个八度上哼出D调，但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有记忆力的人。他歪着头，用手指堵住一只耳朵，哼唱一两声，他会把这首歌唱出来，只有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会摸出一句歌词来。

“让我再给你买一瓶啤酒，”我说。在亮起灰蒙蒙的晨光之前，我从未离开钢琴的另一侧。

“好极了，”他说。“你让我一晚上没睡，这是你欠我的。”

“你想要什么都行，”我盯着他说。

“算了，我累了，也快到早晨了，我要去睡觉了。我住在街对面，如果你想的话，我那还有一张沙发。”

他的公寓只有一张床、一架钢琴和一把椅子，没有沙发。肮脏的盘子和杯子散落在地板上，还有几页几页的乐谱，没有书桌。我向他要了一杯水，因为我喝晕了。他从厨房接来一杯水，喝了一大口，然后朝我喷了一大口水，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张开嘴去接。他一直这样做，直到水杯空了，我身上也湿了，但还是勉强喝到了几口。他把杯子放在地板上，然后走到我身边，摘下我的眼镜，把它们折叠起来放在窗台上。他把我的湿衬衫拉过我的头，领我到他的床前，床上堆着被子和床单。当我俯身亲吻他时，我直奔他嘴唇上的疤痕，吸吮它，而他的手掌则按在我的大腿上。他倒在床上，用双腿缠绕着我。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起，大卫已经走了，我头痛欲裂，头晕得厉害。我以前也喝醉过，但没有过这样。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地板上有一张纸条：一个星期后见。我从他的水槽里大口大口地接水喝，然后倒了一杯水走进客厅。我翻身坐在椅子上，喝到杯子空了，然后回到床上，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但当我在日落前再次醒来时，他还是没有回来，于是我收拾好衣服，折好他的纸条，在离开前把它塞进我的口袋。

此后的每个周二晚上，大卫都会在钢琴前夹着烟演奏着，而我则用我的奖学金津贴给我们买些喝的。在不是周二的晚上，我有时会站在他大楼的对面，抬头看，想看看是谁在他的公寓周围走动。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好奇而已。我真的不觉得我是个醋坛子，可大卫之后我每段感情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克拉丽莎，我在四十多岁时和她约会过，她在承认和我的朋友上床后离开了我。我知道她的外遇，当我告诉她说我只希望她早点向我承认，并认为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她开始对我大喊大叫，好像是我在偷情一样，说我反正也不在乎她，她为什么要留下来？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数其他男人——亚历克斯、威廉、阿利斯泰尔，还有其他人——都持续了不超过几个月。文森特是时间最长的一个，我是在罗马认识他的，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文森特思维敏捷，来自米兰，对我们遇到的每个陌生人都很有魅力，他的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缝隙，笑声在狭窄的罗马街道上一路回荡，他是一位大提琴家，会在我唱歌的那个小教堂里练习。当我最终说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回到波士顿，他只说了一句：“美国人”，好像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词。

我不会纠缠于大卫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仅半年就离开的具体细节。那是在1917年，美国已经加入战争，学院不再授课，他去了欧洲，我没有去，因为我的视力不好。我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了我在哈罗的地址，让他给我寄法国巧克力。

我回到了哈罗的农场，帮助我的哥哥，在我到达不久后，他也去了欧洲。我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大卫的结局了。周二晚上在波士顿开了十几个会，我想他就像你年轻时那样频繁：清晨，躺在床上，听着鸟儿的鸣叫，床单缠在腿上时；我站在厨房里看着水壶，等着水开时；当我修剪、嫁接、立桩、捆果树的时；下班后，我走到小溪边，听着春天里窥视者的声音时；坐在我们的门廊上，听着一场雷雨清清喉咙在地平线上用三个音调，将灰尘的气味在暴风雨来临之际释放出来时。一如既往，总是如此。我有时醒来时，眼里还能看到他的脸，我的手穿过床伸向他。我的身体记住了他的身体，即使我试图不去记住。灰蓝色的眼睛，虹膜周围有一圈看起来像棕色的东西，他的眼睑上有一个雀斑，他嘴唇上的疤痕，喉结像断了的骨头一样刺眼，他的头发闻起来像烟草，他的脖子像发酵的水果。我没有经历过我那个时代的一些男人会有的内疚，我只是爱大卫，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太多。我的错误在于，我以为大卫是第一个。我尝到了爱的滋味，我渴望我的未来，我怎么会知道剩下的那些——亚历克斯、威廉、文森特、克拉丽莎、山姆、莎拉，还有最近的乔治——都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洪水过后的小溪流。

夏天和秋天过去了，冬天来到了农场，下过一次雪，但没有像波士顿那样。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糟糕的音乐，喝了太多的咖啡，每天走上几个小时的路。我在想什么时候生活才能恢复，什么时候战争才能结束，我才能回到北方，回到学校，回到波士顿，我确信大卫在服完役后会回到那里。

我有时会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住在他父亲为他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建造的房子里。我自己的父亲几年前在果园里去世了（我哥哥发现了他，他手里拿着剪刀），我母亲采取的改变是散步，有时会持续到很晚，所以没有我哥哥在身边，房子空荡荡的，安静得让我很不喜欢。无论夏天还是冬天，我的祖父都会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裹着毛毯。我们喝着咖啡，谈论着欧洲的战争，以及我是否有哥哥的消息，然后他会让我唱一首歌。他从不问我关于音乐学院的事，他不喜欢谈论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塔姆的骑兵队中服役，看着他的朋友们“脱胎换骨”。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很愤怒，只是想念他的朋友，想念他的妻子。我现在仅仅只是写这篇文章，就已经被战争席卷了我家人的生活而感到震惊。

大卫的信于1919年6月送到了农场，寄信人的地址是缅因州的鲍登学院，他在一张五线谱纸的背面写的——前面是两条四分音符，弧形穿过高音谱带。只有一段话：

我亲爱的银嗓子同盟：我希望这封信能寄到你那里。农场的生活怎么样？目前是这样的：你可以说，我刚刚从北欧的步行之旅回来。上帝保佑我，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我在鲍登大学有一个职位，就在常青树这里。上个月，有一个人参观了该系，展示了一个新的留声机原型。我的导师认为，如果我被选为系里在这片北方荒野上的民歌录音师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一个人可拖不动这台会说话的缝纫机——今年夏天到森林里走一走怎么样？旅程指向北方。想想星空下的松针床？桦树啤酒？别磨蹭了，快来吧。

另外——你有钱吗？这附近没什么可去的。

我把信翻过来，哼着我能读到的两个小节的曲子，是一个令人大为震撼的旋律。我从大卫那里收到的每一张便条都注明了：一周后见，那是他在第一天早上写的。这次是：别磨蹭了，快来吧。大卫给了指示，我只有照办的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脸上贴着那封信。我告诉母亲我在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后就走，农场将无人看管，果园会变得杂草丛生，网也没有人铺。如果我离开的时间够久的话，果子就会过熟，掉到地上，然后腐烂。但我不在乎，我迫不及待的离开了，就像是在逃跑一样，坐火车从路易斯维尔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波特兰。

我从来不太关心物体——也就是东西。我不在乎盘子什么时候碎了，几年前我家被盗的时候，我可以坦诚地说，我感觉并不是很糟糕，只是对之后要花的费用感到困惑和困扰。我家的墙壁光秃秃的，我请朋友们永远不要给我买圣诞或生日礼物。这可能被认为是节俭或有其它的意义，但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个问题。我曾经各种丢三落四，把外套放在教堂的长椅上，忘了带课本，把斧头丢在外面的草丛里。我也白送了其他孩子很多东西——玩具、我父亲的松香木小提琴、钱币。最糟糕的是我们家的狗——我喜欢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所以有一天带着我们的狗去了他家，把她绑在他家草坪上的一棵树上，然后回家时什么也没想就走了，我父亲还因为这个打了我一顿。

但我还留着大卫要我去北方的那封信，他在他公寓地板上留给我的所有纸条，还有那天晚上他卷起来忘在钢琴上的香烟，还有我们以前见面的酒吧里的一盒火柴。我没有保留文森特在我离开罗马前送给我的小雕像，没有保留克拉丽莎在我们结婚纪念日时送给我的金表，没有保留萨拉为我画的风景画，没有保留我和亚历克斯在科德角收集的海玻璃。但说到大卫，我就像一只贪得无厌的喜鹊。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在他看到我之前就看到了他。我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看着。他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一件深色夹克，手放在口袋里，嘴唇间夹着香烟。他长出了胡子，看起来更瘦了，脸颊更尖了。当他把胳膊伸到头顶时，我感到胸口真的跳了一下，就像一个我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器官移到了原位。我挥了挥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指着我，好像他的手是一把手枪，向我开了枪。在他周围，是一箱箱的录音设备。

从1919年8月到9月，我们一定走了100英里，从岩石海岸到一望无际的柱状森林内部，再回到海岸，到处收集民谣和曲子。我们走过有雾的沼泽地，走过有青蛙唱歌的森林，走过我们沉到膝盖的苔藓，走过沿海公路，在那里，风几乎把我们吹走。当然，我们也去了城镇，还去了花岗岩采石场和农场，我们听说那里有好的歌手。一直以来都由大卫做自我介绍，而我则在后面微笑着。我们靠的是别人的推荐——某人的表弟可能认识北边20英里处某人的姑妈。有时我们住在我们需要录制歌曲的那些人的房子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睡在野外，在大卫拖着走来走去的帆布帐篷里。我的工作是搬运录音机。或者，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夜晚——那个夏天有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们不睡帐篷，睡在田野里或松树下。我们的四肢因一天的行走而疲惫，困意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祖父曾经说过，幸福不是一个故事，所以头几周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沉重的录音机皮带扎进了我的肩膀，黑蝇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伤痕，我的靴子在我的脚跟上留下了硬币大小的水泡，但我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一种朴素、乏味、形容词般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无法进一步用其他词语表达。当我们走过被几天的大雨夷为平地的牧场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我们周围的水滴闪闪发光，鸟儿在鸣叫。我和大卫在瀑布下沐浴，然后在岩石上做爱。食物吃完了，发现了一块蓝莓荒地，就像天赐一样，然后吃了一下午，我们既恶心又开心。吃到撑不下去后，我们就在那里睡了一觉，直到一个女人用她的靴子叫醒我们。那天晚上，在淡紫色的暮色中，他让我伸出舌头，然后又给我看了他的——两条舌头都是青蓝色的。我想到了哈罗农场那些无人照料的果树，想到鸟儿们吃着果子，果园里的野草肆意生长，但我并不在乎。

我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蜡筒从纸上打开；将表面刷干净；将其安装在旋转器上；将喇叭对准歌手的脸，让他或她对着管子唱歌；将唱针移动到蜡上；慢慢转动曲柄。录音结束后，大卫会将歌词和曲谱转录在一本小册子中，同时还有一个关于人和歌的起源的简短采访。我喜欢这些歌，但并不像大卫那样喜欢它们。我不知道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他并不像我和我哥哥那样在这些歌声中长大的。但话又说回来，我对大卫早年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每当我问起，他都会摇摇头，挥挥手，就像拍掉一只黑蝇一样，说这一点都不有趣。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纽约，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在伦敦住了几年——我不知道他的职业，他在去音乐学院之前搬到了纽波特。他确实曾经提到过一个在英国拉小提琴的叔叔，带他去爱尔兰旅行了一周。也许这就是他开始采集音乐的地方——现在，我已经72岁了，我知道我们喜欢的大多数东西在我们10岁之前就已经有了种子。当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曲，尤其是民谣时，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话——这些歌曲是他所知道的最有血性的音乐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些歌曲充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声音，他们唱过并改变了它们，而且它们总是在唱人们生活中的故事。不像我在音乐学院开始喜欢的巴洛克音乐，尖锐、抽象、华丽，像一件件冷艳的完美珠宝。这些民歌有柔和的感染力，光是旋律就能让你哽咽。歌声中的情感非常纯粹，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在我们的采集之旅结束后的几年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想唱老歌。我转向了唱诗班的音乐，转向了大教堂里的弧形独唱，这就是为什么我1929年在罗马的一个唱诗班里任职。直到我50多岁嗓子哑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唯一想写的还是关于是美国民间音乐，这些传统歌曲从欧洲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并不断发展和扭曲成新鲜的东西。我写作的时候恰好遇上纽约和波士顿的民俗复兴，所以我的书很畅销。我写那些书是对大卫的一种纪念，但从未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说实话，我又开始喜欢上了那种音乐，那些来自我家乡州和整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古老的苏格兰-爱尔兰歌曲，以一种我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的方式喜欢着。

在1917年夏天的所有录音中，我觉得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声音。我想要弄一个音频日志，记录我们工作间隙的日子。从山谷中传来的暴风雨的声音、松枝扫过头顶的声音、在奥古斯塔南部，八个孩子的木勺打在桌子上的木盘子上发出的木勺声、在长柄煎锅里的肉被烧得噼里啪啦的猪油声。我想记录下大卫的低语：“上帝啊”，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狗山萤火虫闪耀的田野时的声音；在林肯，一只鳄龟的爪子划过桌子的声音；在考珀，当诺拉·泰特尔和她的三个女儿，每个人都如此渴望自己的歌曲被记录下来，所以同时唱着完全不同的歌曲，每个泰特尔都试图盖过其他人的声音，直到大卫不得不把两个烹饪锅敲在一起，让他们安静下来。索斯威克的洛夫·威廉姆斯坐在她的厨房中间，在我试图修理留声机的时候，唱着一首调式，她的六个孩子和五个继子女都坐在她周围，安静地坐着，直到洛夫唱到第二段时，孩子们抑制不住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他们的母亲。十二个歌手，四个和声。

我想要录下那些所有消失了的却轮廓分明的声音。那些被释放到世界上的振动，从来没有被集中到留声机的管子和唱针上，从来没有被打入蜡中。我想要录下一个前几年的声音，大卫第一次在酒吧里对我说出他的名字。大卫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在一个深夜问我，他是否应该加入战争，我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他想听到的。声音的历史，每天都在流失。我开始把地球想成一个蜡筒，太阳是唱针，放在地球上，勾画出一天的音乐——人们争吵、烹饪、欢笑、歌唱、呻吟、哭泣、调情的声音。而在它的背后，是数百万沉睡的人们的无声扫荡，像静电噪音一样在地球上肆虐。

随着几个星期的过去，我注意到大卫身上笼罩着一种黑暗，我想他试图把它隐藏起来。他的手在颤抖，卷烟也变得困难。有几次，我醒来时看到他站在离我们的床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在月光下像是一根黑色的柱子，就像某个古代遗迹的柱子。当我们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时他唱起歌来，有时会在唱到一半时停下来，重复最后一句，寻找下一句。有一次我从他身后悄悄走过去，吓了他一跳。他向后跳了一下，好像触电一样。我以为是战争的缘故，就像那些参战过的人那样。

有一天，着实厌倦了他的沉默，我问他有没有开枪杀过人。他把手举在空中，没有回答。

到8月底，也就是大卫要回鲍登教书的前一周，我们只剩下三个蜡筒。我们当时正前往靠近边境的一所房子，那是一个靠近花岗岩采石场的海滨小镇。我们在找约翰·温斯洛的房子，约翰·温斯洛是一个名叫玛丽·康威的女人的表亲，玛丽说，“他脑子里有一堆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是百里之内最好的厨师之一，她会帮你安排好的。”

镇上的几个孩子指引我们走到一条漫长的土路的尽头。那是一个很冷的夏末夜晚，几个月前的风已经在大地上卷起了寒意。我们在水面上看了一整天的雾已经消失了。依偎在树林里的是一所房子——实际上是一间棚屋。波纹金属屋顶，用隔板拼成的，外面钉了几十个鹿角，在泥泞的院子里，一只拴在桩子上的狗跳了起来，汪汪地叫着，朝我们跑过来，然后当锁链绷紧时又被甩了回去。一群黑鸟从房子周围被雨淋得黝黑的树上飞了起来，然后消失在树林深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大卫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门，于是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对着树林喊。

“我们走吧，”他回来时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稀记得那所房子没有任何窗户。

那条狗一直在吠叫，扯着链子，跳起来以至于快窒息了自己，哼哼唧唧地叫着。那是一条大狗，我想是一只熊狗，灰色和棕色的毛，胸部为白色，耳朵看起来被剪短了。

“闭嘴，”大卫冲着狗喊道。“我们还是等他回来吧，”他说，转过身来，向路边看去。“我想我再也走不动了，我很渴，可是我们没水了，我们反正也到这了。”

他耸了耸肩，坐在前门的台阶上，拍了拍口袋里的烟草，然后卷了一支烟，闭上眼睛，后脑勺靠在门上。

我把录音机从肩膀上拿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坐在他身边。

然后，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的第一次，他问我是否认为我们还会在这次旅行后再见面。

我说，会的。

他问我是否担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说我不担心，因为我的确不担心。

他把头靠在门上，好像是在按摩，他的额头上有一抹肮脏的汗水。然后他把双腿拉到胸前，身体前倾，把下巴放在膝盖上，闭着眼睛，好像在祈祷。

“我想我很佩服你，”他说。

那条狗一直在叫，链子啪嗒啪嗒地响着。

我正想问他为什么，他对狗大喊：“闭嘴！”然后慌忙站起来，大步向狗走去。

当大卫走近时，那条狗抬起前腿，紧绷的链条使它直立了起来，就像一个即将落下的斧头。

“你在做什么？”我说。“小心点。”

大卫伸出手，走近一些。那条狗紧紧地拉扯着项圈，喘不过气来。大卫站在那里看着它，只有一英尺远，然后把烟头弹到狗的脚下。

这时，一个人从森林的边缘叫道：“嗬！”

我跳了起来，大卫转过身来，那条狗安静了下来。

那人留着长长的胡须，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深色的。他的肩膀上有一根挂满死兔子的长杆，其中一只手拿着一把枪。

“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完，放下杆子，用两只手举着枪。

“你好！”大卫兴高采烈地说，好像没有枪指着他似的。“我是大卫·阿什顿，这位是莱昂内尔·沃辛。我们是你表妹的朋友，玛丽·康威？”

“玛丽。”约翰·温斯洛说。“然后呢？”他把枪放在身边，拿起绑着兔子的杆子。

“你一定是约翰，”大卫说。“我们在采集歌曲，玛丽说你有几首？”

“不感兴趣，”约翰说，他向我们走来，用那种缓慢的、有意的方式，我注意到有些伐木人就是这样，就像他比我们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长度，不需要赶时间。

“这不用花太长的时间，”大卫说。“我能问问你在哪里学的这些歌吗？”

“不感兴趣，”他又说了一遍，把杆子放在房子的一边。那些兔子——有三只——一定是刚猎杀到的，血从其中一只的嘴里滴出来，拍打着一床干树叶。

“玛丽说你的家人来自爱尔兰西部？”大卫说。

约翰没有回答，他从腰带上拔出一把刀，把兔子从杆子上割下来，并把它们并排放在门廊上。

“哪个镇？”大卫问。“我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是我第一次学到《牧羊人之歌》的地方，也许你知道这首歌？”

“现在你听着，”约翰说，第一次盯着大卫看。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充血，我想是血管破裂的缘故，他的双颊凹陷，他的整个脸抽搐了一下，绷紧，然后又松开。“我不感兴趣，我告诉过你一次，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故意无礼的，我看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如果你是从玛丽家来的，以后再来吧，也许一两个星期后，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你了。”

我认为大卫的说服天赋只在于，如果他想要什么，他就会不停地去追求。如果不是玛丽慷慨激昂地建议给约翰录音，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周内在他家附近出现，我想大卫会就此打住。约翰似乎与其他人不同，他们起初总是因为害羞或怀疑而拒绝。相反，他以一种下通牒似的、不可饶恕的方式拒绝了。他已经背对着我们，用他的刀子切开了其中一只兔子，然后开始猛地拔去毛皮。

“你妻子在这儿吗？”大卫说。“也许她想唱歌？罗斯玛丽？”

那人转向大卫，手里拿着刀，浑身是血，在他身后，兔子的皮从它的后腿上垂下来。

“或者给点水，”我说。“我们的水喝完了，你能给点水喝吗？”

他叹了口气，踢了踢地面。

“我是基督徒，”他说，他把刀放在门廊上，然后拖着脚步上了楼。当他打开门时，阳光洒进屋里，照亮了房间中央平躺在桌子上的一个女人的身体。他走到后面去厨房的时候没有关上门，那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样散落在桌子上。风从门口吹来，裙摆随风飘动。她的胸前放着一束花。大卫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们俩都看着这一幕。当我听到约翰关上水龙头时，我转过身，盯着树林。

他拿着两个木杯子出来了。

“给口渴的音乐家们，”他说。

“谢谢你，”我说。我避开了杯沿上的一个拇指血印喝下。

他拿起刀子继续剥兔子的皮，最后把兔子脚上的皮扯了下来。当他把它扔在楼梯上时，它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去让人们对着管子唱歌？”

“是的，”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是的，我喜欢。但他不是做这工作的。”他指着我。“这是一个歌手，他可能拥有新英格兰最好的声音。”

“是吗？”约翰说，他将刀刺入门廊，使其直立起来，用他的两只手，撕掉了第二只兔子的皮。“来吧，那就给我们唱个曲子吧。”

水的味道是金属味，很苦。

“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我说。我的脑子仍被桌子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搞得一团糟。

约翰开始拿起另一只兔子。“我相信你会想到的，”他说。

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兰道尔勋爵》，这是大卫的最爱之一，他把这首歌教给了我。当时我们躺在他公寓的床上，在我醒来之后他没有离开，那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早晨。

“哦，你到哪里去了，兰道尔勋爵，我的孩子？”我唱道。我闭上眼睛，尝到了烧焦的黄油，看到了淡淡的绿色。“你到哪里去了，我那英俊的年轻人？”

“天啊，”约翰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一百英里外的某个地方传来。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一路上都没有唱过歌。

“我到绿林去了，母亲，快给我铺床。

我打猎累了，很想躺下。”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兰道尔勋爵，我的孩子？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轻人？”

“哦，我遇到了我的真爱，母亲，快给我铺床。

我打猎累了，很想躺下。”

这首民谣冗长而重复，母亲不断地向儿子提出问题，试图弄清楚他为什么感到如此恶心和疲惫。他告诉她，他的情人给他做了炸鳗鱼当晚餐，当狗吃了他的残羹剩饭后，它们都死了。母亲告诉他，他被下毒了，他认同了，并再次要求她整理他的床铺，这样他可以躺下死去。他告诉她，他把家里的奶牛留给了她，把他的金银留给了他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兄弟。母亲接着问：“我的孩子，兰德尔勋爵，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你给你的真爱留下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轻人？”。他回答说，

“我把她用绳子留在你的苹果树上，让她挂在那里。

母亲，快给我铺床，

因为是她要毒死我，我真想躺下。”

当我唱完并睁开眼睛时，约翰和大卫都在看着地面，天空呈现出紫罗兰色。

“我很遗憾你失去了亲人，”大卫对约翰说。

“谢谢你能这么说，”约翰说。

大卫看着我，“选得不错，”他说。“在爱情里中毒。”他把胳膊钩住背包的带子。“我没想到你会记得这首歌。”他举起背包，把它放在肩膀上。“奇怪的是，他自始至终都称她是他的真爱，一个杀害了他的凶手。”他转身就走了，没有等我，沿着大路，从那只沉默的狗身边走过。没有向约翰告别或道谢，就像平常对那些招待我们的东道主那样。

如果约翰对大卫的突然离去有感到不安的话，那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孩子，一首美妙的歌。”他说。“我也知道这首歌，不过你把结局改了。”

“是吗？”我只唱大卫教我的歌。

“在结尾，通常是，‘我离开时用火将她送向了地狱。’不是用绳子吊在苹果树上。我觉得我更喜欢你的版本，它更温和一些。”

“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说着走到录音机前，把它扛在背上。

他的整个身体都动了动，好像他将要说的话要把他压垮，声音哽在喉咙里。“祝你好运，孩子。”

又一阵冷风吹过树林，仿佛八月已经过去了。

在波特兰火车站，我告诉大卫我可以在缅因州多待一段时间，帮他整理录音。如果他需要帮助，我可以在学校附近找到一套公寓，但只能在秋季学期。但我本应该更直接点，这一次，我应该是那个给他指路的人。如果不留在缅因州，我可以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也许事情会有更好的结果。相反，他摇了摇头，原因我后来才明白，他说我们会在第二年夏天再次去采集歌曲。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写信。

9月到12月是肯塔基州果园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大卫没有给我回过一封信，所以一月份我给鲍登音乐系写了封信。我解释说，我是大卫的研究助理，也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而且我还是夏天加入他的歌曲采集之旅的人。我在信里问道，你能把他的地址发给我吗，因为我可能记错了，还有一些文件需要分享一下。或者其它像这样的谎言。

几周后，我收到的回信，内容和用词都很亲切。系主任写道，他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大卫于1919年秋天去世的消息。他接着说，他很遗憾他不知道我指的圆筒是什么——大卫的工作是教音乐创作，而不是民族音乐学，而且系里也没有赞助过一次歌曲采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找到你所说的圆筒，我一定会把它们转寄给你。

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园走去，然后意识到我不想去果园，于是走向天蓝色凉亭，但那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最后到了我祖父的房子，离城几英里远。我们喝了茶，他给我看了他的狗学会的一个新把戏——在鼻子上平衡一根棍子。我没有告诉他信的事，他说我“看起来有点不对劲”，问我是否喝醉了，当我说没有时，他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说：“那就喝醉吧。”那晚我在他家睡了一晚上，之后的几个晚上也是如此。

在与系主任的后续通信中，我发现大卫有一个未婚妻，而且他在我们旅行前的春天就已经订婚了。

在写完上面的部分后，已经过去有几天了。昨天我打电话给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有老式留声机。他让我过来，因为那东西太重了，没法搬到我家，而且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得到从收藏品里拿出来的许可。

我走了五个街区到博物馆，在门口遇见了他。他带我走过新的鸟类收藏，走过骷髅和玻璃花，来到后面的办公室。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没用过这些东西了，”他说着，把抹布从留声机上扯下来。

他帮我把一个圆筒装到旋转器上。把管子与唱针底座钩住，然后把唱针放在圆筒上，把他的手放在曲柄上，转动它。从喇叭里传来的是一个五十年前的男人的声音，来自波特兰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唱着一首民谣，就像我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清新而难忘。

每个圆筒的尾端都标有歌曲名称、歌手的名字和录制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被吸引到盒子里的最后一个圆筒上的原因：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车站和大卫告别的一个月之后。

“让我们看看这上面是什么，”我指着那个圆筒说。

他展开纸，把圆筒放在旋转器上，转动曲柄。

“你好，莱昂内尔。”大卫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我的心像被踢过一样痛，像是要紧握着某种东西，然后我的腿上出现了多年前我车祸时的那种热流，唱针像是刺在我的大腿上颤抖着。

留声机的金属喇叭发出一片寂静，我倒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问。

我点了点头，笑了。

“谢谢你给了我这个美好的夏天，”大卫说，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还有之前的那段时间，很抱歉，我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不一样了，我内心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一些腐烂的东西。”

更多的沉默——更多静电噪声，那是他思考的声音。沉默听起来像是一个高G调。

“我无法看到它的周围，”大卫说。“它沿着天边在我面前不断加速延展。”

更多静电噪声，然后他开始哼唱。

“他在唱什么？”我的朋友说。

“《死寂的冬夜》，”我说。

我闭上眼睛，向后靠在椅子上。

“一个向西，另一个向东，”大卫用他生硬的男中音唱道，“在树根处有两个静止的身影。”

我尝到了盐和烟草的味道，看到靛蓝的圆形变成了深橙色的棒状，然后闪成一个黑色的点，使我的嘴里充满了湿石的味道。

我不确定我期待听到什么，我想听到什么，但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关于留声机的著名故事——这是爱迪生唯一立即见效的发明。他提出了唱针在柔软的表面上抖动的概念，让他的工程师模拟了一个，然后第一次就成功了。正是这一点——那是个显而易见的形体，那些由大卫声音凿刻而成的发丝般薄的古老峡谷——让我专注于看着旋转器上的圆筒。爱迪生没有想到要把留声机用于音乐，他想象过大卫在这里做的事情：记录信息。把它放在一个人的临终床边，这样他或她就可以给出最后的指示。或者你可以录下一个婴儿的声音，然后20年后录下同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录下一个老人的声音，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人工制品中拥有整个人生。这将是对留下的人的一种安慰，但这并不是一种安慰，只是提醒我，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的遗憾。我应该待在波特兰的站台上，或者强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顿。这只是提醒我，我仍然非常爱大卫。我对乔治和克拉丽莎的感情是认真的、体贴的，与大卫的声音所带来的震撼而刻骨铭心的感情相比，怎么说呢？这种类型的悲伤，不是怀旧，不是悲痛，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突然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生命看起来比原本短了一英寸。我二十岁那年是我最美好的一年。当我拿着圆筒走进博物馆时，我想的是，翻翻关于那个夏天的有声剪贴簿，或许能让自己得到些安慰。听到玛丽·康威或泰特尔夫妇的声音也许会愈合伤口。就像我们分手多年后，我在哈佛广场遇见克拉丽莎时一样，后来我为这段可能是永恒的友谊感到高兴。乔治也一样，他定期告诉我他在萨凡纳的生活，并向我保证，他只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心存感激。但这个圆筒让我想起了我错过的东西——我想，那是一种我不知道的生活，但大卫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生活，可却又是多么可笑的短暂，只有两个月。那些关于萤火虫和在瀑布中裸泳的记忆，只在我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满足感的薄膜上留下了非常细长的切口——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份成功的事业，友善的邻居，几段亲密的关系。一个虚度年华的人生。也许这就是人们开始使用留声机来录制音乐的原因——你为什么要去听那些被爱的和死去的人的声音呢?

这首歌结束之后，唱针从圆筒上漂走。

“你还想听别的吗？”我的朋友说着，把圆筒拆开，然后用纸包好。“某个特别的？”他摆弄着圆筒，转动它们来读标签。

尽管我呼吸急促，但我还是想要更多，像是一只正在啃骨头、舔骨髓的狗。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我说。“从第一个开始”。

我望向窗外的街道，那毛茸茸的白色种子仍然在人行道上随风飘动，寻找可以生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