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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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三帝国的权力崩塌时，有人选择自 杀，有人选择逃亡。

而赫尔曼·戈林，这位纳 粹二号人物，竟选择主动向盟军投降。

这荒诞一幕，是他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体面，还是投向胜利者阵营的一颗深水炸弹？

是愿赌服输的终幕演出，还是深谋远虑的精心计划？

本期影评，小派要推荐的影片是由詹姆斯·范德比尔特执导，奥斯卡影帝罗素·克劳、拉米·马雷克出演的历史剧情片《纽伦堡》。

《纽伦堡》

Nuremberg

电影改编自杰克·埃尔-海所著的《纳 粹与精神病医生》，讲述了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道格拉斯·凯利（拉米·马雷克 饰）与德国头号战犯赫尔曼·戈林（罗素·克劳 饰）展开激烈心理博弈的故事。

1945年，造成七千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希 特 勒 政 府 垮 台，树倒猢狲散，大批德国高官被盟军俘获。怎么处理这批人成为了盟军司令部一大难题。

原来，盟军接管德国后才发现，自己虽然在战场上击败了纳 粹，但并没有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们，不少德国人仍心向元首，拒绝悔改。

单纯处决这些德国高官只会令他们成为烈士，并不能瓦解德国民众心中的纳 粹思想。

为此，美、英、法、苏四国专门谋划了一场大型审判，誓要从法律和思想层面彻底击败这些德国战犯。

精神科医生凯利被选调到位于纽伦堡的秘 密 军 事 监 狱，负责检查并保障德国战犯的心理健康状况，简单说就是防止他们自 杀。

在此，他结识了戈林。与想象中的疯狂、嗜血的德国战犯不同，戈林是个极度自信且富有魅力的人物。

不仅心理正常，而且智商超高。他明明会说英语，却装作对英语一窍不通，只是为了获得更多思考时间和掌握谈话优势。

两个极度聪明的人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

在戈林的带动下，其他的战犯如莱依、邓尼茨、施特莱彻等也开始积极配合凯利的工作。

凯利也投桃报李，帮助戈林寻找他的妻女，为他传递女儿的信件。

凯利希望通过建立信任感，拉近与战犯们之间的距离，进而更透彻地剖析他们的内心。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将来把这些德国战犯的心理资料整理成书，一定大卖。

就在这时，纽伦堡审判的主检察官杰克逊找到了凯利。他要求凯利通过职务之便套取戈林的辩护策略，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十足的把握将其彻底击败。当然，这种行为是违背一个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的。

面对上司压力，凯利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套戈林的话。戈林也不傻，坚称建造集中营是为了统一管理劳工为战争服务，他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犯下的残忍罪行毫不知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样的情报递到盟军高层那里，所有人都嗤之以鼻，只有凯利深信不疑——我们是朋友，戈林怎么会骗我呢？

第一次开庭后，看着纪录片中惨不忍睹的集中营场景，戈林默默戴上了耳机和墨镜，仿佛自己真的毫不知情，将此视为德国的耻辱。凯利却察觉出了异样。

庭审结束后，凯利愤怒地质问戈林，他作为盖世太保的创始人，怎么会真的不知道集中营的真相。足足1200座集中营想要瞒过戈林，简直是天方夜谭。

戈林也不再表演，他指责凯利虚伪，只是想要利用自己谋利，而自己利用他帮自己脱罪也无可厚非。哪有什么友谊呢？

闹掰的二人最终将在纽伦堡的法庭上一决雌雄，赌注是生命和名誉。

本片通过聚焦精神病医生凯利与德国战犯戈林之间的心理对决，探讨了人性之恶、绝对正义等议题。

戈林之恶不在于他干了多少恶行，而是他以各种高尚的名义和借口去做各种邪恶的勾当，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胜利者的审判”。

邪恶往往披着理性和体面的外衣。人世间最恐怖的并不是恶魔，而是当你撕开恶魔的画皮，发现里面藏着人的内心。

那一刻，是最绝望的。

罗素·克劳演活了戈林的魅力与狡猾，戈林被戳穿谎言之后的诡辩尽显这个人的傲慢与恐怖的压制力。拉米·马雷克与老前辈飙戏丝毫不落下风，他的心理转变是本片的一大看点。

导演詹姆斯·范德比尔特对历史场景还原和电影节奏的掌握恰到好处，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毫无尿点。

不过影片并未达到1961年电影《纽伦堡的审判》的艺术高度，它更侧重表现戈林和凯利的微观心理博弈，对其他战犯的交代则稍显不足，这显然无法撑起“纽伦堡”这个片名。

整体来看，本片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与人性探讨的作品，虽然叙事与主题平衡上存在瑕疵，但其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追问还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值得一看！

图源于网络

石安浅 / 作者

我是带着准备被震撼和洗礼的心情去膜拜这个电影的，却被狠狠的打击了。当我被迫开始寻找导演的历史观和态度时，对电影的期待已然消耗。

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作为二战的结尾，其历史意义不必赘述。影片以一个美军的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凯利，为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副手赫尔曼‧戈林等一众纳粹分子做精神品格作为切入点。这本身是非常独特，可以从病理上更加深入的剖析纳粹的心理特征，又可以与纳粹近距离的接触，揭开不为人熟知的历史碎片。然而， 影片只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身份，却看不到其专业的素养，也满足不了观众对历史的猎奇心。

导演确实按照这个思路去展开故事。首先，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身形庞大，气势压人的纳粹二把手，主动拿出白布投降，然后又是听不懂英文，身体孱弱多病的形象。当被关进集中营后，他试图保持自己最后的尊严，依然身着徒有其表的军装，所以代表他身份和职阶的装饰都已经卸下，头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样子。宛如一只被斗败，却不服输的公鸡一般。然而，本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精神病医生，反而显得那么猥琐，甚至有点痞气。其实，像花花公子一样的痞气是没有问题的，可问题是这种痞气中完全没有气势上的不屑和嚣张。于是，凯利每次见戈林都是矮人一头，毫无招架之力，被牵着鼻子，没有还手之力。

集中营中的几次评估应该是影片重头戏，不仅需要表现出美军精神病医生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心理上的交战，有张力和层次，或者游走于信任和欺骗边缘的那种。既需要表现出戈林的老谋深算、狡诈、伪善的一面，也需要体现出精神科医生道格拉斯‧凯利沉稳、不屑、高高在上的一面。导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失控。戈林用家人开始示弱，以博得同情，就这一下，凯利就“缴械投降”，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缺乏父爱的原因，让他一下子就破防，从而失去了战胜国盛气凌人的立场。影片中，很多莫名的仰视镜头。在两人聊天（真的不是交锋，只是聊天）的时候，导演用了很多单人、正侧的大特写，反复交替切换，期间没有调度，没有景别差，凯利的表演更是乏善可陈，所以，好苍白的视听语言，没有层次，没有张力，没有心机，没有谎言，没有矛盾，啥也没有。给几个中景，全景不行吗？至少在身体语言上也可以丰富一些。

法庭上，戈林的老奸巨猾展露无疑，所以，当人放在历史中，他才是最为真实的。他毫不掩饰自己流利的英语，以及他在道德上的制高点，就像一个受领勋章的胜利者一样。反观凯利的状态，心虚的好像是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甚至目光不敢直视。

不得不说，Russell Crowe的声台形表，堪称教科书一般。而Rami Malek完全接不住戏，他那么多的双眼皮，实在让人很出戏。他深深把一个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人物，演成了一个工具人，毫无层次可言，甚至不如翻译官的角色的诠释。所以，到底谁才是导演的代言人呢？是最后广播里，拿着新书，郁郁不得志的道格拉斯‧凯利吗？

这是一出典型的好莱坞政治商业电影，看看明年的奥斯卡就知道了。但是，影片剧情平铺直叙，人物扁平。Russell Crowe是一个好演员，是那种既可以演英雄，也可以演“英雄”的演员，他一个人撑起了整部电影。

我想问，主创为什么要执着于盟国战胜纳粹这个老掉牙的叙事呢？盟军打赢了二战、打赢了强大且罪恶滔天的纳粹德国，赢得也确实不容易，这些已是人所共知。当然，老调重弹也不是不可以，但问题是影片是以杰克·艾尔-海的著作来改编创作的，在艾尔-海的书中，纽伦堡审判其实只是大背景，并非主题，真正发人深省的内核是美军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凯利与纳粹德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两人之间逐渐发展出的微妙关系以及凯利对“纳粹人格”所做出的判断。之前在预告片里看到道格拉斯·凯利这个人物是主角时，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满心期待着影片可以为观众呈现出一些与传统战争叙事不一样的东西。可观影结束，失望之余，还倍感落寞。电影本身不算糟糕也不算烂，但那落了窠臼的平庸气质，实在令人遗憾。 nn 有些地方介绍这部影片时，说电影改编自杰克·艾尔-海的小说，用“小说”这个词，容易对不了解历史的观众造成误导。说起来，“纪实小说”这个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是不太清楚，不过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叫法，我更习惯把纪实归为非虚构（包括了用小说笔法写作的纪实），而把小说归为虚构。杰克·艾尔-海的原著《纳粹与精神病医生》并非一本虚构的小说，它属于历史纪实。书的主角毫无疑问是道格拉斯·凯利。凯利是美军的精神科医生，在战争刚结束那会，凯利年轻、自信，充满了活力。盟军决定对纳粹高层战犯进行审判后，凯利被派到了纽伦堡，他的工作是评估战犯们的精神状态，确保审判可以正常进行。不过，对于野心勃勃的凯利而言，这份工作还是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可以研究和分析这些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屠杀罪行的战犯的心理状况，看看这些作恶之人究竟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nn 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他在纽伦堡监狱是所有纳粹战犯的头领（虽然希特勒死前把权力交给了邓尼茨，但无奈邓尼茨的气场根本无法与戈林相比，所以戈林成了当之无愧的战犯头头），也是纽伦堡审判这场大戏里难缠的“大牌明星”。当凯利来到戈林的身边，每天与他进行聊天和交谈，两人之间竟意外地相处十分融洽。其实在性格上，凯利与戈林是具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非常自我也非常聪明，而且都拥有操纵他人的能力。自负、骄傲的戈林对凯利十分欣赏，凯利则在对戈林的几次帮助中博得了戈林的信任，渐渐地，戈林也会不时地向凯利吐露一些真实心声。在艾尔-海的原著里，戈林与凯利之间的交流以及两人关系的发展是核心内容，写得既细腻又精彩。 nn 离开纽伦堡后，凯利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纽伦堡的22间牢房》），在他的著作以及一些公开言论里，凯利大胆表示，纳粹德国的那些高层领导，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是一群患有严重精神问题的病态，纳粹政权虽然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但这个政权里的人照样是一群正常人，他们拥有正常人的优点和缺点，比如聪明、务实、狡诈、自私、贪婪、冷酷。凯利进一步说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拥有与纳粹高层相同人格的人比比皆是，根本不足为奇。凯利还提醒人们，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正是千千万万人身上所拥有的“纳粹人格”。然而，凯利的言论与战后的氛围格格不入，无法得到当时的人们的理解。而另一位被派去纽伦堡监狱进行同样研究的心理医生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纽伦堡时两人就互生龃龉，关系一直不佳。电影里吉尔伯特出场戏份不多），却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甚至对后来的许多心理学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吉尔伯特在战后也出书了（还不止一本），他书中的观点与凯利截然相反，他不认为纳粹高层是正常人，这几乎撇清了普通人与纳粹的关联性。艾尔-海的原著中有一句话，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凯利和吉尔伯特在舆论场里得到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凯利和吉尔伯特最大的区别在于，吉尔伯特的新书给自以为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美国人最想听的声音，更符合大众主流的口味。” nn 长期深陷抑郁的凯利，后来在一次寻常的家庭内部冲突中，服毒自杀了。他的自杀也令其家人倍感震惊，而凯利吞下的毒药与戈林在纽伦堡监狱自杀时使用的毒药一样，正是氰化物。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枚毒药以及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服氰化物来自杀，有多种说法，但由于无法证实而始终是个谜。 nn 艾尔-海不仅细致描写了凯利与戈林在纽伦堡的相处，对凯利令人唏嘘的战后人生也做了客观讲述，而全书最引人深思的地方也正在这两点。如果改编成电影，我觉得最值得表现与挖掘的也是这两个地方。在我的期望里，影片完全可以大胆一些，不要把焦点仅仅只放在德国纳粹身上，也不要把战争带给人们的启示只局限在纽伦堡。可遗憾的是，影片虽然呈现了凯利与戈林的关系，却并没有把重心放在那个更为深刻的内核上，反而将纽伦堡审判（准确地说，是纽伦堡审判期间对戈林的审判）作为整部电影的主题及核心。 nn 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不能说不强大，两位主角，拉塞尔·克劳和拉米·马雷克都是奥斯卡影帝。马雷克饰演的凯利，展现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散发出的聪明且自信的个人魅力，但由于剧本本身对凯利的刻画就流于表面（在一些历史细节上影片还做了不少改动），所以马雷克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整体人物塑造难免单薄；戈林呢，书中有许多细节都细致入微地呈现了戈林身上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一些性格特点，但到了电影里，这样的细节却明显减少了，所以克劳除了表现戈林的霸气外露、老奸巨猾，说实在的，其他更多也没啥好表现的了。因此，我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出在剧本上，演员的表演本身问题不大。 nn 也许是我对影片的期待值过高了吧。我可以容忍影片对某些史实有所改动（毕竟是电影，不是记录片），但很难接受原本这么好的一个题材，却处理得如此平庸、老套。最终，《纽伦堡》还是停留在了纽伦堡，中规中矩、平平无奇。

一、分裂的戈林：银幕上的 “绅士” 与历史中的屠夫

罗素・克劳塑造的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的镜头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不安的优雅 —— 他会在卢森堡战俘营里与凯利讨论叔本华哲学，会用流利的英语纠正对方的心理学术语，甚至在提及家人时露出罕见的柔和神情。这种 “绅士做派” 与观众认知中那个下令摧毁犹太人聚居区、将德国空军变为私人提款机的纳粹元帅形成尖锐割裂，令人感受到的“性格与残忍不匹配”。但历史中的戈林本就藏着这种矛盾性：他既在 1935 年对理想主义青年嗤笑 “能挣钱为啥不挣”，挪用 47 万帝国马克修建豪华宅邸 “卡琳堂”，又能在不列颠空战失败后巧妙甩锅给希特勒；既坦然承认自己的贪腐，又试图将自己包装成 “庸官” 而非刽子手以逃避死刑。影片捕捉到了这种分裂，却未能将其与暴行建立深层关联 —— 当戈林在法庭上轻描淡写地将大屠杀与广岛核爆类比时，镜头没有切回他当年签署 “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 的场景，也未展现他对集中营恶行的默许，使得这份残忍成了无源之水。

二、模糊的对峙：一场未完成的 “恶魔解剖”

詹姆斯・范德比尔特试图通过凯利与戈林的对手戏构建影片的精神内核 —— 正如史密森尼杂志所言，凯利本想 “通过精神评估解剖邪恶”。但这条线索最终沦为浅尝辄止的触碰，正如你所指出的，“医生对恶魔的内心解释仅停留在自恋狂”。影片中两人的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间摇摆：戈林帮凯利评估鲁道夫・赫斯的精神状态，换取他向家人传递信件；凯利则在获得独家信息后暗中筹备畅销书。这种利益交换本该成为挖掘人性深渊的入口 —— 比如戈林的自恋并非单纯的性格缺陷，而是源于其教父爱普斯坦灌输的贵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他坚信 “雅利安人有权支配一切”，进而合理化种族灭绝。但影片对此仅用 “为政治理念不在乎屠杀” 一笔带过，错失了展现 “平庸之恶” 背后扭曲逻辑的机会。当凯利最终在酒馆向记者泄露出卖戈林的信息时，观众看到的只是职业操守的崩塌，而非对 “恶之本质” 的顿悟。

三、虚伪的审判：西方价值观的自我加冕

影片用最后 20 分钟的法庭戏制造高潮：当集中营的纪录片 footage 在银幕上滚动，尸骨如山的画面让被告席陷入死寂，似乎印证了 “平等审判” 的正义性。但这种正义从一开始就带着双重标准的裂痕，恰如你感受到的 “虚伪”。纽伦堡审判的核心悖论被影片轻描淡写：盟军一方面将 “crimes against humanity”（反人类罪）写入法典，宣称 “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却对自身暴行选择性失明 —— 凯利与记者讨论审判意义时，从未提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虐俘事件，也回避了原子弹轰炸日本平民的伦理争议。更具讽刺的是，审判前盟军内部曾激烈争论 “是否直接枪决纳粹头领”，最终选择审判不过是为了 “用文明的仪式彰显胜利”。当戈林在临刑前服毒自杀，影片将其解读为 “纳粹的最后顽抗”，却未追问：这场以 “平等” 为名的审判，为何容不下被告对胜利者暴行的质疑？

四、未完成的叩问：历史阴影下的当代回声

《纽伦堡》的价值，在于它让观众重新审视 “审判” 本身的意义。正如罗杰・伊伯特所言，这类历史题材总能照见当下 —— 当影片中出现 “未经审判囚禁公民” 的讨论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人权争议。但影片的遗憾也正在于此：它指出了问题，却未能深入解答。戈林的形象为何分裂？因为恶魔从不长着统一的面孔，他可能戴着优雅的面具；凯利与戈林的关系为何模糊？因为 “解剖邪恶” 本就需要直面自身的欲望（凯利的名利心）；审判为何虚伪？因为胜利方的正义往往带着权力的烙印。这些未尽的叩问，或许才是这部平庸之作留给观众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