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关于“意大利 vs 克罗地亚”的二元对立，我在片中试图通过Fiumano方言来处理这个问题。Fiumano是一种非常地方性的方言，现在听起来像的Trieste方言或威尼斯方言，但在一战之前，在法西斯主义之前，这个语言受到许多影响，像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和德语，它是一种高度混合的语言，不是标准化语言。此外，还有Čakavian方言，这是只在这一地区使用的克罗地亚地方语言，而Čakavian方言里也有大量意大利来源的词，这些语言本身就是“跨文化混合体”，根本不是二元的。
我，马可·罗西-维斯廷，生于1899年，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此刻是1970年深秋，我坐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港口长椅上，咸涩的海风依旧如同七十年前一样拂过面颊，只是它再也吹不燃我心中那团曾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望着海面，夕阳正把海水染成一片血色——恍然间，仿佛又看到了阜姆（Fiume），那个我们意大利人用青春、热血与梦想点燃又最终失去的地方，那被斯拉夫人唤作“里耶卡”的城。nn铁与血的序曲nn1918年，战争尚未彻底咽气。我十九岁，裹在意大利王国军服里，在的里雅斯特以北的崇山峻岭间，与曾经统治我们的奥匈帝国士兵搏杀。每一次枪响，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我心底撕裂般的呐喊：为了意大利！为了夺回我们被窃取的土地！当奥匈帝国轰然倒塌的消息传来，我和战友们狂喜地拥抱、哭泣，以为曙光终于刺破乌云，以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乃至阜姆，都该顺理成章地回归祖国的怀抱。nn然而，巴黎和会的消息如同严冬的冰水兜头浇下。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人物们，在遥远的谈判桌上，竟然要将阜姆——那座血脉中流淌着意大利气息的城——划给新生的南斯拉夫？“不！这不可能！”我们怒吼着，感觉被整个世界背叛了，胜利的滋味瞬间变得苦涩无比，如同嚼碎了铁锈。阜姆，那是我们的阜姆啊！nn追随彗星nn就在绝望如浓雾般弥漫之际，一道炫目的光芒撕裂了阴霾——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这位我们早已在诗歌与传奇中熟知的战神、诗人、民族英雄，发出了他那石破天惊的宣言：他将亲自带领志愿军团，解放阜姆！那一刻，仿佛沉寂的火山在我胸中猛烈喷发。我几乎变卖了一切，怀揣着滚烫的赤诚和几件单薄衣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随他的征途。nn我记得清清楚楚，1919年9月那个清晨，阳光金子般灿烂。在的里雅斯特郊外的集结地，我挤上了一辆摇摇晃晃、漆成墨绿色的卡车。车身一侧，有人用粗犷的笔触涂写着“Italia o Morte!”（不意大利，毋宁死！）车斗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眼神炽热的年轻人。身边一个身材壮硕、肤色黝黑的小伙子咧嘴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带着浓重得化不开的西西里口音：“嘿，兄弟！我叫萨尔瓦托，巴勒莫来的！跟着诗人去踢那些斯拉夫人的屁股！”前排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小个子，安东尼奥，正用他特有的夸张手势和抑扬顿挫的语调讲述他如何瞒着家人偷跑出来，他怀里紧紧抱着一把曼陀林，发誓要在阜姆的广场上为胜利弹奏。还有一个来自皮埃蒙特山区的金发青年，卢卡，沉默寡言，却有着鹰隼般锐利的眼神和一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那是世代猎人留下的印记。他擦拭着一支保养得极好的步枪，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情人。卡车引擎轰鸣，尘土飞扬，我们唱着古老的军歌和爱国歌曲，颠簸着驶向未知却充满荣光的未来。阳光炽烈，风鼓荡着我们的衣衫，也鼓荡着年轻胸膛里那颗为意大利而狂跳的心。那一刻，自由与使命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坚信自己正驶向一个崭新的、由我们亲手缔造的意大利黎明。nn一场盛大的青春幻梦nn踏入阜姆，仿佛步入了一场由邓南遮亲手编织的、炽热而迷离的盛大幻梦。整座城市被一种近乎癫狂的激情点燃。街道上，港口边，广场中，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穿着五花八门制服（后来才逐渐统一为黑衫）、佩戴着骷髅头徽章的“军团士兵”（Arditi）。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劣质烟草味、廉价葡萄酒的酸味，但更浓烈的是那股无所畏惧、舍我其谁的青春荷尔蒙气息。口号声、歌声、争论声日夜不息，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nn邓南遮，他就是这片沸腾海洋的中心与灵魂。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的情景。那是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他身形并不高大，但站在那里，仿佛凝聚了太阳所有的光辉。他披着斗篷，面容清癯，眼神却锐利如鹰隼，闪烁着一种近乎非人的、燃烧般的光芒。当他开口，那声音并不洪亮，却带着奇特的穿透力，每一个音节都像带着魔力，精准地敲击在你的心脏上，让你热血奔涌，甘愿为他描绘的那个“意大利至上”的辉煌图景赴汤蹈火。他谈论美，谈论勇气，谈论意大利沉睡已久的伟大灵魂必须在此刻觉醒。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更像一位布道者，一位引领我们走向民族复活的先知。在他面前，我们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无论来自西西里的渔村还是皮埃蒙特的葡萄园，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他狂想曲中最狂热的音符。nn阜姆成了磁石，吸引着整个意大利的目光。许多名流显贵纷至沓来，只为亲睹这场“奇迹”。我记得那个阴沉的日子里，一个下巴方阔、眼神咄咄逼人的年轻人来访，人们窃窃私语：“那是墨索里尼，《意大利人民报》的主编。”他当时正试图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声音洪亮地发表着煽动性演说，赢得了不少掌声。还有一次，无线电之父马可尼也来了，这位科学巨匠对邓南遮的冒险似乎带着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好奇与谨慎的赞许。名人的到访，更让我们坚信自己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正在创造不朽的传奇。nn利剑与阴影nn在阜姆的日子，远非只有喧嚣与激情。邓南遮要建立的，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战士共和国”。我们被编入不同的连队，开始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清晨，尖锐的哨声刺破薄雾，我们必须全副武装，背负沉重的行囊，列队跑出城去。训练场设在崎岖的海边山崖和茂密的林地。我们练习匍匐前进，练习在乱石嶙峋的山坡上快速冲击，练习精确射击。每一次演练，假想的敌人只有一个——那些盘踞在城外、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斯拉夫人武装。教官的吼声在耳边炸响：“动作快！再快！想想那些塞尔维亚佬就在你身后！为了意大利，前进！”汗水浸透衣衫，沉重的皮靴磨破了脚踝，肌肉酸痛得仿佛要撕裂，但没有人抱怨。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感支撑着我们：我们是在为意大利开疆拓土，是在用血肉之躯守护这座意大利之城不被斯拉夫“野蛮人”夺走。nn然而，并非所有阜姆人都用鲜花和欢呼迎接我们这些“解放者”。最初的狂热退潮后，这座城市的复杂性显露出来。一部分意大利裔居民确实视我们为英雄，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情报。但更多的斯拉夫裔居民，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沉默的警惕和难以掩饰的抵触。市场里，面包店的老板娘，一位斯拉夫老妇人，当穿着黑衫的士兵走近时，她会迅速地把新鲜出炉的面包藏到柜台下面，只拿出那些隔夜的硬面包。走在斯拉夫人聚居的狭窄街巷，常常能感受到背后无声的注视，冰冷而充满敌意。窗户后面，那些斯拉夫面孔会迅速隐去。孩子们的游戏会戛然而止，被大人匆匆拉回屋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令人不安的隔阂。我们这些“军团士兵”，在部分人眼中是英雄，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却是粗暴的入侵者。这层阴影，像一层薄冰覆盖在阜姆看似沸腾的湖面之下。nn背刺的丧钟nn192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阜姆城内，节日的气氛被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重感所取代。罗马的谈判桌上，软弱无能的乔利蒂政府最终与南斯拉夫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正式将阜姆划为“自由市”——这无异于宣布我们近一年半的坚守、热血和牺牲，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整个阜姆军团都被这无耻的背叛点燃了，怒火冲天。邓南遮站在阳台上，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嘶哑，他宣布拒不接受条约，要与意大利王国对抗到底！我们怒吼着，发誓要用生命捍卫这座城。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nn然而，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我们曾发誓效忠的祖国母亲。1920年圣诞节刚过不久，12月28日，那个冰冷刺骨的拂晓。浓雾笼罩着港口和城市。突然，尖锐的汽笛声撕裂了沉寂！紧接着，海平面上出现了巨大的、令人绝望的轮廓——意大利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它们威严而冷酷地驶近，黑洞洞的主炮缓缓转动，冰冷的炮口无情地指向了阜姆，指向了我们！岸上的探照灯惨白的光柱在浓雾中疯狂地扫射、交叉，像死神的镰刀在挥舞。nn“不！不可能！”萨尔瓦托在我身边嘶吼，声音带着哭腔，他的西西里硬汉形象瞬间崩塌，“那是我们的军舰！是我们意大利的旗帜啊！他们怎么能把炮口对准我们？！”nn卢卡，那个沉默的皮埃蒙特猎人，脸色铁青，死死咬着嘴唇，握枪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仿佛要将钢铁捏碎。他眼中燃烧着一种被至亲背叛的、近乎疯狂的痛苦火焰。nn意大利正规军士兵，穿着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军服，在舰炮的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我们这些“军团士兵”，曾经为了意大利的理想而战，如今却要被迫举起枪，枪口对准同样穿着意大利军服的同胞？这荒谬绝伦的一幕，撕裂了所有人的灵魂。激烈的、绝望的、夹杂着无尽悲愤和混乱的零星交火在码头区和一些街垒爆发。子弹呼啸，打在古老的石墙上，溅起碎石和火星，也打碎了我们对祖国最后一丝天真的幻想。这不是与敌人的战斗，这是一场心碎的、自相残杀的悲剧！我们是在与自己国家的军队厮杀，为了一个被自己国家抛弃的梦想！每一声枪响，都像是在自己的心脏上开了一个洞。安东尼奥的那把曼陀林，不知何时已摔在地上，琴身碎裂，琴弦崩断，在冰冷的石板上扭曲着，如同我们被碾碎的理想。nn最终，结局毫无悬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我们的热血和悲愤显得如此苍白可笑。邓南遮，我们心中的太阳，在一次象征性的、绝望的抵抗中负伤。最终，他选择了避免更大规模的同胞相残，以保存实力为名，下达了屈辱的撤退命令。我亲眼看着他站在司令部的阳台上，最后一次面对他忠诚的、满身尘土的士兵们。他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颤抖的手，将那份代表投降命令的纸撕得粉碎，然后猛地抛向空中。碎纸片在亚得里亚海凛冽的寒风中打着旋，如同无数只绝望的白色蝴蝶，纷纷扬扬地飘落，最终坠入冰冷污浊的海港水面，瞬间被黑沉沉的海水吞噬。那一刻，整个阜姆死一般寂静，只剩下海风呜咽，像无数亡魂在哭泣。我们为之奋战、为之流血、甚至准备为之牺牲的阜姆梦，就在这撕碎的纸屑和呜咽的风声中，彻底沉没了。海港的水面吞没了碎纸，也吞没了一个时代狂热的理想。泪是咸的，和海风一个味道，却沉重得足以坠碎灵魂。nn余烬与海风nn我点燃烟斗，辛辣的烟雾在1970年清冷的港口空气中飘散。半个世纪了，阜姆的硝烟早已散尽，那撕心裂肺的背叛之痛，也化作了心底一道深可见骨、永不愈合的旧疤。邓南遮的彗星陨落了，我们这群追随者，像被狂风吹散的种子，散落回意大利的各个角落。我回到了的里雅斯特，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nn后来发生的一切，更是一场深不见底的噩梦。墨索里尼，那个曾在阜姆对我们慷慨激昂演讲的野心家，攫取了政权。我们当年在阜姆呐喊的“意大利至上”、对软弱的民主政府的愤怒，被他巧妙地偷换、扭曲，灌入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毒液。他利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落与愤怒，将国家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眼睁睁看着墨索里尼与希特勒——那个一战时我们就深恶痛绝的德国佬——握手结盟。Porca miseria!（该死的！）这简直是最大的讽刺！连邓南遮本人，在晚年也清醒地看到了危险，曾公开反对与纳粹德国结盟。可悲的是，他的声音被狂热的浪潮淹没了。二战爆发，的里雅斯特再次陷入战火，这一次，我们竟然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德国的坦克碾过我们的街道，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更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当盟军的炸弹落下的里雅斯特，我躲在防空洞里，心中五味杂陈：愤怒于法西斯将国家拖入泥潭，悲哀于同胞的苦难，也有一丝苦涩的释然——德国人，这些我们本能厌恶的家伙，最终也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得到了报应。历史的清算，有时残酷得令人心悸。nn战争结束了。尘埃落定。阜姆，如今叫做里耶卡，永远地留在了铁幕的那一边。而我们，好歹还拥有的里雅斯特。是的，它终于，确凿无疑地属于意大利了。我望着眼前熟悉的港湾，船只穿梭，起重机轰鸣。战后重建的痕迹还很新。这港湾曾目睹哈布斯堡的旗帜降落，目睹法西斯的喧嚣与覆灭，如今，它归于平静，属于我的祖国。这份归属，是历经无数磨难、背叛和流血后才换来的，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nn海风更猛烈了些，带着深秋的寒意，穿透我单薄的外套。我裹紧衣服，烟斗的火光在暮色中明明灭灭，如同我这一生中那些曾经炽热燃烧、最终归于沉寂的信仰与幻梦。阜姆的旗帜、邓南遮的声音、青春同伴的面孔、舰炮冷酷的轮廓、撕碎的纸片……无数的碎片在记忆的深海中翻涌、沉浮。亚得里亚海平静地呼吸着，亘古不变。它吞噬了阜姆的纸屑，吞噬了无数年轻的躯体，也吞噬了那些过于炽热、最终灼伤了自己的理想。我，马可·罗西-维斯廷，一个的里雅斯特的老头，坐在这里，守着属于意大利的海港，守着记忆里那座永远失落的城，守着那场盛大而虚妄的青春幻梦，直到海风带走最后一点余温。nn夕阳彻底沉入海平面，只留下天际一抹黯淡的、淤血般的残红。海水在暮色中变成沉重的墨蓝，港口灯塔的光柱开始规律地扫过，刺破渐浓的黑暗，像是在无边的海面上徒劳地刻写着无人能解的密码。我颤巍巍地站起身，旧伤的疼痛在潮湿的空气里隐隐作祟。长椅的木条在我离开时发出轻微的呻吟，仿佛承载了太多不堪重负的时光。港口的风，带着亚得里亚海永恒的咸涩，它吹散了我烟斗里最后一丝微弱的青烟，也像冰冷的手指，试图抚平那些深深刻在岁月褶皱里的名字——阜姆，邓南遮，萨尔瓦托，卢卡，安东尼奥……它们终将如同沉入这片海域的纸屑，消融于无形。唯有脚下这的里雅斯特的土地，坚硬、真实，属于意大利——这是历史风暴席卷后，留给我这个老兵唯一确凿的、带着苦涩咸味的锚地。我拄着手杖，蹒跚着融入港区渐次亮起的稀疏灯火里，每一步，都踏在破碎的梦想与冰冷的现实之间那条模糊的界线上。
最终这一想法以《卡纳罗宪章》（Carta del Carnaro Charter）的制定而呈现出来。这份文件是由邓南遮和艾尔塞斯特·代·安布里斯 (Alceste de Ambris)，一位社会主义者共同撰写的，并于1920年9月被宣布为卡纳罗摄政区的宪法（邓南遮给阜姆城邦起的名字）。它在当时——甚至今天，都是一个极为先进的宪章，因为它涉及直接民主、两性平等、普选、市政自治、免费小学教育、少数民族在学校学习本族语言的可能性、福利方案以及有限私有财产权等。
所最终，诗人的冒险偏离地心太远，就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那些虽然相对于同时代的事件微乎其微，但动摇了其意指的事，尽管失败并走向了反面，但阜姆的冒险仍是一代人对未来主义、传统外交和既定惯例的反抗，尽管最后，许多邓南遮的追随者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但更多的人，比如艾尔塞斯特·代·安布里斯(Alceste de Ambris)，却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1919年9月12日，著名诗人邓南遮抵达阜姆总督府，对该城的意大利居民进行“占领演讲”。在2025年一部纪录片《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中，还原这一历史演讲的镜头渐渐拉远，总督府外的大街上驶过几辆当代样貌的汽车。画外音补充，“因为身体不适，邓南遮的首场演讲，其实是由一位市政协会的清洁工代为宣读，尽管他平时不说意大利语。”
镜头接着切入静态历史黑白照片，总督府阳台下，是闻讯而来的黑压压群众。镜头再一转，是纪录片拍摄的主场景外，停车场边孤零零的两个人，他们扮演来给邓南遮加油的妻子和儿子。
显然，《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是一部充满恶搞气质、又或者可以被赞誉为先锋突破精神的独特电影。作为类型上的纪录片，它不但不排斥严肃纪录片所排斥的搬演和摆拍，甚至大篇幅的展示剧组进行搬演和摆拍的过程。以此产生与历史互文的荒诞效果。
这一真实历史事件本来就是足够荒诞的。片名中的阜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1919年9月10日《圣日耳曼条约》签署，宣布奥匈帝国解体后，由美好年代的意大利代表诗人邓南遮所率领的意大利民族主义非正规军，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由于意大利政府希望尊重国际条约，不想吞并阜姆，甚至勒令占领方撤军，邓南遮及其身边激进分子自行宣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城国“意大利卡尔纳罗摄政领”。占领持续了一年多，到了1920年年底，邓南遮竟直接向祖国意大利宣战，意大利军队不得不向阜姆发起全面进攻，轰炸三天后，卡尔纳罗摄政领宣布投降。邓南遮回到意大利养老后，终生再未返回阜姆。
民族主义分子进军阜姆，并与意大利正规军紧张对峙的场面，也被这部纪录片以极其有趣且先锋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根据后人的手绘场景，导演伊戈尔·贝齐诺维奇亲自上阵，扮演了正规军指挥官，而一位克罗地亚摇滚乐队主唱则扮演了邓南遮。在展现了极其强硬的占领态度后，正规军为避免伤及同胞，选择了退让。这位“摇滚邓南遮”走上山坡，抄起电吉他，跟着乐队，演奏极具侵略性的重金属。
纪录片面试了多位里耶卡市民，让他们在影片的不同部分扮演邓南遮，有能讲流利意大利语的，有能说阜姆方言的，还有只会说克罗地亚语的。解说性质的画外音，也让不同社会公众的亲友帮忙出声。然而，从后面的战斗场面和伤亡妆造可以看出，剧组完全有足够成本，也有足够本事拍摄一部传统战争类型片，却坚持选用模糊虚实边界的方式。1920年圣诞节过后，惨烈的战斗打响，最初还只是让几位伏兵窝在山坡上，用城里释放的烟花来搞笑，后来就成了投入厮杀游戏的全情扮演和战斗特效。
这让我想到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2012年拍摄的《杀戮演绎》。也是以一个交织着回忆式控诉以及实验性表现的纪录片。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中，那些没被追责的侩子手，活到现在，通过自身表演实践，让自己在电影里死去，并邂逅被他杀害的共党分子。壮美的瀑布前，遇难者上前，“感谢你把我们送上天堂”。从毫无罪孽感，到掩饰恐惧的狂欢，侩子手最终居然也在濒死体验中，恶心地吐了。
相比《杀戮演绎》，《邓南遮占领阜姆自由邦》距离真实历史时间已经太过遥远，已经没有经历过历史现场的人还在世，因此也就能以轻松调侃的创新型方式，去再现那段荒诞历史。
在占领了阜姆后，邓南遮邀请潜在的意大利投资者前来考察，表示一旦这里正式归属意大利，自己就会将当地工业拱手相让。在一个个项目点前，画外音冷静简述着这些当年“商机”后来的情况，巴罗斯港租给了德国投资者，正筹备可停靠230艘游艇的码头；阜姆港（里耶卡港）集装箱码头租给了丹麦和菲律宾企业；矿物炼油厂彻底停产；卡尔纳罗湾的居民将房屋改为民宿；多瑙造船厂改名“五三船厂”，以纪念1945年的阜姆解放日，也见证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最辉煌的岁月，那时一年可以造12艘船，现在则只能三年造一艘。
邓南遮以华丽诗词写就的《卡尔纳罗宪章》，影响到了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体系。邓南遮本人也被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想和实践的先驱”、“法西斯主义创始人墨索里尼的榜样”。尽管其实邓南遮本人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其实真也和法西斯独裁者一样，要想创作出杰出艺术品，艺术家就必须也对自己的作品实施“专政独裁”。无论对诗歌、小说、战斗、自己主导的宪章，乃至短命的卡尔纳罗摄政领，邓南遮无疑都是认真专注乃至专政的。
纪录片以玩味的方式，将这一认真，表现得像邓南遮所认真玩耍的一场真人大游戏。而这位主导游戏的大诗人，还在临终前反复说着“无聊透了”、“无聊透了”。他玩腻了的独裁游戏，被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等法西斯头子继承了下来。游戏的代价是超6100万的地球人死亡。
哪怕到了今天，有些地方也还在认真地玩游戏，又或者还真是表达法西斯主义诉求。就在距阜姆（里耶卡）不远的意大利东北部城市波代诺内，我就曾在多年前经过时，旁观了一场盛大的新法西斯分子游行。因为标语上全是我读不懂的意大利语，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庆典，凑了过去，被黑衫人拉去合影后，才认真警告我，“我们是法西斯，你最好走远些。”
拍摄城市保卫战的场景时，扮演邓南遮叛军的小伙，被路过的市民大妈训斥，“这就是些祸害。你这么帅的小伙，穿他们的军装太可惜了。“剧组撤离，今天克罗地亚的里耶卡，也就再没任何邓南遮留下的蛛丝马迹。只有郊外深山洞穴里还没完全褪色的涂鸦，大字写着墨索里尼万岁，小字邓南遮万岁。
#ICA 看开头感觉是主体性的找回，后来才逐渐感觉到是在他者的记忆与权力的碎片中取回城市主体的讲述权，而且开始感觉以居民去演绎，重述，模仿和质疑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些太过于消解讲述历史的严肃性，后来也逐渐感觉我这种性质实际上是解构D’Annunzio这个人的艺术形式，他把暴力变成美学，把“占领的表演”直接变成表演，把政治作秀变成戏剧，而导演的处理是让普通市民以荒诞的形式参与碎片搬演，让现实的荒诞来消解邓南遮那种被塑造出来的法西斯浪漫英雄形象。nn视觉上，访谈与搬演的效果非常好，尤其访谈下不同身份视角呈现的表达也似乎说明了这部电影的必要性。突然想到…正经人谁摆拍这么多张照片呀，片中历史影像的参与对照搬演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历史表演”的解构，同样的画面经过这种处理呈现的是那背后的“真相”。
以下为导演映后内容
主持人：我想判断这部电影的一个指标就是观众什么时候开始笑，因为这是第一次在英国看到这部电影，所以也许我们先从“笑声”开始说起。你是怎么处理幽默的？你怎么把自己带入这部电影？你的灵感和参考来自哪里？为什么你会在这样一个“高度充满能量”的故事里使用幽默？
导演：关于幽默——这一整件在1919到1920年发生的事情，其实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处理。我想使用其中的许多角度，而我认为邓南遮本人就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如果没有幽默感他也不会把事情做成那样的方式。我意识到，如果我要处理他的故事就要重新诠释他的故事，我至少必须达到他的“层面”。当然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但我仍然想使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某种他在做决策时所具有的那种轻盈，所以我会说幽默是我之前作品的一部分，我的前作里也常常有幽默以及幽默与政治结合的部分。在这个项目开始发展的时候幽默其实是自然产生的。我不记得自己写过“我要把这部电影做成喜剧”，当我看到英文维基百科有人把这部电影定义成“喜剧式的纪录剧情片”时，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这样定义过。但说实话，它确实是这种形式，只是我没有刻意去做。nnn主持人：我原本想以另一种方式开始这次对谈，就是先引用维基百科是如何定义邓南遮的。我刚刚查了一下，但我现在找不到那条备注了，这取决于你看的是哪个语言版本。不过在英文版里，他大概被定义为“诗人、作家……”而他的政治现实几乎完全没有被写进主条目里。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主题？毕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为什么是现在？我能感受到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它讲的不是某种狭义历史，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结构。是不是你觉得我们总是没能充分地回望历史？这是不是你被触发的原因？还是其他的什么？
导演：我不会说我想把它做得“及时”，因为我十年前就开始开发这个项目了，那是2015年，我只是想拍一部关于我家乡的电影，而我知道有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疯狂故事，但最疯狂，最值得讲的故事就是邓南遮这个故事。这段故事在意大利那边被反复讲述，但从来没有从现在居住在Rijeka（旧称Fiume）的人们视角去讲。在意大利很多人知道“Fiume”是个神话般的地方，但其实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在哪儿，它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所以我也想在某种意义上拍一部“教育性的电影”，虽然通常我们在做艺术电影的时候不会想着“教育别人”，但我在这里选择承担这个风险，同时做艺术，又同时让观众学到点什么。今天看起来，这部电影非常及时，但这不是我当初的意图。如果它早两年上映，我也不确定会不会有这种反响。我觉得现在观众更能感受到：世界正在重新军事化，民主在衰退，所以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会特别强烈。nnn主持人：是的，我完全能感受到那种“男性气质式，原型法西斯式，好斗的能量”，在电影里依然非常当代。但在继续聊这个之前，我想问一点关于你对邓南遮形象的处理。正如你说的，他被描绘过无数次，但通常文章都会把他的行为写成喜剧，闹剧，表演性的东西。你在片中一方面展示了这些“喜剧性”，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造成的死亡与悲剧，你如何平衡这个角色？你为什么没有去讲他的诗，文学和美学？你怎么避免把他描绘成一个“彻底荒谬的小丑”，同时又保留他导致死亡的重量？你是从零塑造他，还是以你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他？
导演：我开发这部电影大概四年，直到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想拍什么样的电影。从一开始我就确定我不想拍他的传记电影，我不想用心理学来解释他，我也不想从他的视角讲故事，但我一直找不到正确的方法来讲述这个故事。直到某一刻我突然想通了，我要拍的是这座城市，而他只是我用来讲述这座城市的工具。关于邓南遮的心理，文学，情史，爱好和材料太多了，尤其是意大利方面。还有一本英国作者Lucy Hughes-Hallett的畅销书《The Pike》，写他的传记，非常详细，但这些心理材料对理解历史没有帮助，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被工业家和资本家利用的木偶”。没有银行家，没有意大利资本家给他钱，他根本不可能在Fiume待那么久，他不是靠个人魅力撑起来的，我在电影里没有把这个放进去，因为我坚持只用“可验证的事实”，但若从解释层面，他更像是某些人的意识形态工具。nnn主持人：Rijeka的居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程度是否让你感到惊讶？他们似乎有人完全不知道，也有人崇拜他但其实不了解他是谁。拍这部电影是不是一个让你去面对自己城市历史的方式？
导演：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反应，因为这段历史学校不教，家里不说，也不是人们生活中会提到的东西，对今天的Rijeka来说这段历史主要对两类人重要，二战后逃离Fiume的意大利人（政治流亡），他们把这段记忆带去了国境外。另一批是留在城市的意大利人，他们害怕谈论，因为怕被认为是法西斯，而当地克罗地亚人只把邓南遮当作“一个法西斯”，至于后来从南斯拉夫其他地方搬来的人则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也不在意。这段历史“被遗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无法被任何一种民族主义叙事轻松吸收，它不适合克罗地亚民族叙事，不适合意大利民族叙事，不适合法西斯叙事（虽然最接近），不适合法国，英国和美国，也不适合南斯拉夫叙事（因为这城市历史太多元，不够“斯拉夫”），它太复杂，解释起来太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以前没人拍这段历史，因为必须先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人们才能获得新的角度。nnn观众：请问这部电影在意大利放映过吗？观众反应如何？
导演：我在意大利做过大概15场映后，也在意大利的电影院上线了，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部电影现在能在意大利电视台播出，因为意大利总理是邓南遮的粉丝，她甚至在电影结尾出现的那座邓南遮雕像落成后一两周就专程去了那里自拍，所以……你也知道她的政治立场。不过在意大利的艺术影院放映时反响都很好。很多高中老师告诉我：“我们很想放给学生看”，但会买票来看《一个斯拉夫导演拍的、关于邓南遮的电影》的人基本都是反法西斯的，右派根本不会来。虽然我在意大利进行了大量放映，但总体观影人数不到五千，这对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非常少，这部电影仍然是小规模的艺术片。nnn主持人：我找到了我的笔记，邓南遮在维基百科的主条目里被定义为“诗人，剧作家，演说家，记者和贵族……”他的政治现实被完全忽略，你在片中强调他对墨索里尼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直接，你怎么看这点？以及你认为这部电影与当今右翼崛起有多强的联系？
导演：我必须再说一下，电影现在的“时代性”完全是巧合，它不是为了当前政治而做的。我有哲学和社会学背景，我的习惯是把事情“放在更大的视角里”，我知道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不会消失，它迟早会再次被需要，而电影出来的这个时机刚好让它对现代的新法西斯主义形成一种理论上的批判支撑。对我来说，今天最重要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去军事化。因为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现象只是“有人靠战争赚钱”的副产品，让人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相信我们必须武装自己，那就永远会走向法西斯，资本主义是法西斯的基础成分，没有它，法西斯不存在。
我在纽约放映这部电影时和一位同行导演一起去吃午饭。我告诉他对我来说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成分是：资本主义，军事化，宣传以及民族主义。他回应说：“好吧，我能理解其他几项，但为什么是资本主义？”我说：“因为资本主义就像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成分，没有它法西斯主义无法运作。”他说：“是的，但资本主义的替代是什么？难道你要反资本主义？”我的意思是在伦敦这可能不算奇怪，但资本主义确实是可以有替代方案的。nnn观众：Rijeka是一个悖论，一个欧洲式的悖论。我最近去过那里，我看到他们在Rijeka放置了所谓的 Stolpersteine（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小金属石块），这是一个德国发起的计划，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纪念石，而这些石头上的名字与生平信息都是用两种语言写的：克罗地亚语和英语。但是这些大屠杀受害者曾经说的语言有很多种，但他们既不是说克罗地亚语也不是说英语。这也显示了“大屠杀纪念”本身是多么混乱，多么容易被操控和被改写。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Rijeka有很多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既不是克罗地亚人也不是意大利人。那么该如何避免历史在呈现时被简化成“克罗地亚 vs 意大利”这种二元对立？
导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关于你提到的纪念石上使用克罗地亚语与英语，英语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今天几乎所有克罗地亚人都会说英语。克罗地亚是个很小的国家，只有三百五十万人。为了与世界沟通大家都学英语，而在我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的那个时代，意大利语才是“通用语”，在Fiume如果你想得到更广泛社会的尊重，你必须会说意大利语。二战结束后，情况很快改变，随着意大利人大量移民离开这里使用的官方语言就变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而到了60和70年代，英语开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就解释了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意大利 vs 克罗地亚”的二元对立，我在片中试图通过Fiumano方言来处理这个问题。Fiumano是一种非常地方性的方言，现在听起来像的Trieste方言或威尼斯方言，但在一战之前，在法西斯主义之前，这个语言受到许多影响，像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和德语，它是一种高度混合的语言，不是标准化语言。此外，还有Čakavian方言，这是只在这一地区使用的克罗地亚地方语言，而Čakavian方言里也有大量意大利来源的词，这些语言本身就是“跨文化混合体”，根本不是二元的。
我个人也一样，我在90年代长大，1983 年出生，我出生在一个叫“南斯拉夫”的国家，但后来虽然我从未离开Rijeka却突然变成了“克罗地亚人”，因为国家变了。我从小在一个家庭里长大，在那个家庭里我和姐姐被教育要憎恶民族主义，我们完全看不到民族主义的任何好处，只把它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也许正因为如此，如今我42岁了我仍然不断反战，反对军事化。这是我在孩提时代就深深扎下的信念，而且我知道在内心深处我一辈子都会反对它。
至于“二元对立”，我认为这种二元划分在Rijeka根本不存在（至少在我身边的人当中不存在）。当然有激进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整个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都在上升，但Rijeka一直是民族主义最少，文化最多元的几座城市之一。相比克罗地亚其他地区，Istria和 Rijeka是最具多元文化的地区。nnn观众：我是人文学科的学生，你觉得这部电影自从首映后有没有被“重新语境化”？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几周克罗地亚发生的那些事件，包括BS6摩天大楼起火事件等等。是谁重新语境化了它？对你个人来说，它在你的语境中有没有发生改变？你是否觉得它对观众来说，现在读起来有了不同的意义？
导演：对我来说，我觉得并没有变化太多，我认为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提前预见了右翼的崛起，我不知道观众里有多少人了解这个情况，但从今年 7 月开始克罗地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极右翼民族主义上升，在我看来，这完全与欧盟的要求有关，欧盟希望克罗地亚把军费从现在的GDP2% 提升到5%，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重新让“战争”变得流行起来。让战争重新变得“性感”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告诉年轻人战争是英雄行为，拿枪对抗别人是很酷的，这就是现在在意识形态层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一代开始学习一些“战争故事”，但那些故事在我看来是不真实的，是从第三手和非当事人的角度被重新包装的，而从明年一月开始克罗地亚将重新对所有19岁男性实行强制兵役，所以整个国家正在进入一个非常非常军事化的方向，我原本以为这一切已经结束了，巴尔干地区一直是战争的代名词，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我以为这已经够多了，我以为在我一生中不会再看到战争，但现在情况看上去又朝那个方向走了。nnn观众：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本片（像很多纪录片混合体一样）中“当地人的参与”，我想问的是当你在策划纪录片时，你预期得到这样的反应吗？特别是在街头拍重演片段的时候，你们是刻意等路人的反应，还是说刚好拍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出现？你们会为了等待反应而拍更久吗？还是说比较自然，“哦，他们来了，我们就拍”？后期剪辑时，你们在“纯重演”与“重演+现场路人反应”之间，是如何选择的？
导演：我们整整拍了一年。我们边拍边重剪，我也不断根据参与的人去调整剧本。街头出现的那一段采访只是选角的一部分，那一天我们从早到晚都站在主街角落采访形形色色的人，最后把这些素材剪成一个拼贴，它都是真实的，我们没有伪造。除此以外，我们还进行了非常长的选角期，并通过公共媒体公开招募群众演员。所以你在电影里看到的街头采访，只是整个复杂选角过程中的一个片段。选角里有各种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来自不同族群和背景的人，这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责任，因为我在努力拍一部城市会喜欢的电影。我想拍一部献给这座我爱的城市和献给我爱的市民的电影，但我永远无法确定他们到底会不会真正喜欢它。我有一个小故事，这是我人生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2月7日，我们在鹿特丹拿到了金虎奖，而非常偶然的是2月8日我们就在Rijeka做了首映，刚好隔一天。当时新闻里播出了我们拿奖的消息，全市的人都看到了，整个城市开始庆祝，我记得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去时，Rijeka电台打电话给我，问现在正在从机场回来？今晚要亲自参加放映吗？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成了明星，而且每个人都把这个奖当成给整个城市的奖。直到今天这个感觉都还存在于城市里。六月的时候这部电影已经成为克罗地亚有史以来观影人数最多的纪录片，现在仍然在Rijeka的电影院上映。我在里耶卡几乎没有听到任何负面评价，市民们真的很喜欢它。
我，马可·罗西-维斯廷，生于1899年，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此刻是1970年深秋，我坐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港口长椅上，咸涩的海风依旧如同七十年前一样拂过面颊，只是它再也吹不燃我心中那团曾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望着海面，夕阳正把海水染成一片血色——恍然间，仿佛又看到了阜姆（Fiume），那个我们意大利人用青春、热血与梦想点燃又最终失去的地方，那被斯拉夫人唤作“里耶卡”的城。nn铁与血的序曲nn1918年，战争尚未彻底咽气。我十九岁，裹在意大利王国军服里，在的里雅斯特以北的崇山峻岭间，与曾经统治我们的奥匈帝国士兵搏杀。每一次枪响，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我心底撕裂般的呐喊：为了意大利！为了夺回我们被窃取的土地！当奥匈帝国轰然倒塌的消息传来，我和战友们狂喜地拥抱、哭泣，以为曙光终于刺破乌云，以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乃至阜姆，都该顺理成章地回归祖国的怀抱。nn然而，巴黎和会的消息如同严冬的冰水兜头浇下。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人物们，在遥远的谈判桌上，竟然要将阜姆——那座血脉中流淌着意大利气息的城——划给新生的南斯拉夫？“不！这不可能！”我们怒吼着，感觉被整个世界背叛了，胜利的滋味瞬间变得苦涩无比，如同嚼碎了铁锈。阜姆，那是我们的阜姆啊！nn追随彗星nn就在绝望如浓雾般弥漫之际，一道炫目的光芒撕裂了阴霾——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这位我们早已在诗歌与传奇中熟知的战神、诗人、民族英雄，发出了他那石破天惊的宣言：他将亲自带领志愿军团，解放阜姆！那一刻，仿佛沉寂的火山在我胸中猛烈喷发。我几乎变卖了一切，怀揣着滚烫的赤诚和几件单薄衣物，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随他的征途。nn我记得清清楚楚，1919年9月那个清晨，阳光金子般灿烂。在的里雅斯特郊外的集结地，我挤上了一辆摇摇晃晃、漆成墨绿色的卡车。车身一侧，有人用粗犷的笔触涂写着“Italia o Morte!”（不意大利，毋宁死！）车斗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眼神炽热的年轻人。身边一个身材壮硕、肤色黝黑的小伙子咧嘴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带着浓重得化不开的西西里口音：“嘿，兄弟！我叫萨尔瓦托，巴勒莫来的！跟着诗人去踢那些斯拉夫人的屁股！”前排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小个子，安东尼奥，正用他特有的夸张手势和抑扬顿挫的语调讲述他如何瞒着家人偷跑出来，他怀里紧紧抱着一把曼陀林，发誓要在阜姆的广场上为胜利弹奏。还有一个来自皮埃蒙特山区的金发青年，卢卡，沉默寡言，却有着鹰隼般锐利的眼神和一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那是世代猎人留下的印记。他擦拭着一支保养得极好的步枪，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情人。卡车引擎轰鸣，尘土飞扬，我们唱着古老的军歌和爱国歌曲，颠簸着驶向未知却充满荣光的未来。阳光炽烈，风鼓荡着我们的衣衫，也鼓荡着年轻胸膛里那颗为意大利而狂跳的心。那一刻，自由与使命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坚信自己正驶向一个崭新的、由我们亲手缔造的意大利黎明。nn一场盛大的青春幻梦nn踏入阜姆，仿佛步入了一场由邓南遮亲手编织的、炽热而迷离的盛大幻梦。整座城市被一种近乎癫狂的激情点燃。街道上，港口边，广场中，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穿着五花八门制服（后来才逐渐统一为黑衫）、佩戴着骷髅头徽章的“军团士兵”（Arditi）。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劣质烟草味、廉价葡萄酒的酸味，但更浓烈的是那股无所畏惧、舍我其谁的青春荷尔蒙气息。口号声、歌声、争论声日夜不息，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nn邓南遮，他就是这片沸腾海洋的中心与灵魂。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的情景。那是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他身形并不高大，但站在那里，仿佛凝聚了太阳所有的光辉。他披着斗篷，面容清癯，眼神却锐利如鹰隼，闪烁着一种近乎非人的、燃烧般的光芒。当他开口，那声音并不洪亮，却带着奇特的穿透力，每一个音节都像带着魔力，精准地敲击在你的心脏上，让你热血奔涌，甘愿为他描绘的那个“意大利至上”的辉煌图景赴汤蹈火。他谈论美，谈论勇气，谈论意大利沉睡已久的伟大灵魂必须在此刻觉醒。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更像一位布道者，一位引领我们走向民族复活的先知。在他面前，我们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无论来自西西里的渔村还是皮埃蒙特的葡萄园，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他狂想曲中最狂热的音符。nn阜姆成了磁石，吸引着整个意大利的目光。许多名流显贵纷至沓来，只为亲睹这场“奇迹”。我记得那个阴沉的日子里，一个下巴方阔、眼神咄咄逼人的年轻人来访，人们窃窃私语：“那是墨索里尼，《意大利人民报》的主编。”他当时正试图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声音洪亮地发表着煽动性演说，赢得了不少掌声。还有一次，无线电之父马可尼也来了，这位科学巨匠对邓南遮的冒险似乎带着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好奇与谨慎的赞许。名人的到访，更让我们坚信自己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正在创造不朽的传奇。nn利剑与阴影nn在阜姆的日子，远非只有喧嚣与激情。邓南遮要建立的，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战士共和国”。我们被编入不同的连队，开始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清晨，尖锐的哨声刺破薄雾，我们必须全副武装，背负沉重的行囊，列队跑出城去。训练场设在崎岖的海边山崖和茂密的林地。我们练习匍匐前进，练习在乱石嶙峋的山坡上快速冲击，练习精确射击。每一次演练，假想的敌人只有一个——那些盘踞在城外、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斯拉夫人武装。教官的吼声在耳边炸响：“动作快！再快！想想那些塞尔维亚佬就在你身后！为了意大利，前进！”汗水浸透衣衫，沉重的皮靴磨破了脚踝，肌肉酸痛得仿佛要撕裂，但没有人抱怨。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感支撑着我们：我们是在为意大利开疆拓土，是在用血肉之躯守护这座意大利之城不被斯拉夫“野蛮人”夺走。nn然而，并非所有阜姆人都用鲜花和欢呼迎接我们这些“解放者”。最初的狂热退潮后，这座城市的复杂性显露出来。一部分意大利裔居民确实视我们为英雄，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情报。但更多的斯拉夫裔居民，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沉默的警惕和难以掩饰的抵触。市场里，面包店的老板娘，一位斯拉夫老妇人，当穿着黑衫的士兵走近时，她会迅速地把新鲜出炉的面包藏到柜台下面，只拿出那些隔夜的硬面包。走在斯拉夫人聚居的狭窄街巷，常常能感受到背后无声的注视，冰冷而充满敌意。窗户后面，那些斯拉夫面孔会迅速隐去。孩子们的游戏会戛然而止，被大人匆匆拉回屋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令人不安的隔阂。我们这些“军团士兵”，在部分人眼中是英雄，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却是粗暴的入侵者。这层阴影，像一层薄冰覆盖在阜姆看似沸腾的湖面之下。nn背刺的丧钟nn192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阜姆城内，节日的气氛被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重感所取代。罗马的谈判桌上，软弱无能的乔利蒂政府最终与南斯拉夫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正式将阜姆划为“自由市”——这无异于宣布我们近一年半的坚守、热血和牺牲，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整个阜姆军团都被这无耻的背叛点燃了，怒火冲天。邓南遮站在阳台上，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嘶哑，他宣布拒不接受条约，要与意大利王国对抗到底！我们怒吼着，发誓要用生命捍卫这座城。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nn然而，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我们曾发誓效忠的祖国母亲。1920年圣诞节刚过不久，12月28日，那个冰冷刺骨的拂晓。浓雾笼罩着港口和城市。突然，尖锐的汽笛声撕裂了沉寂！紧接着，海平面上出现了巨大的、令人绝望的轮廓——意大利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它们威严而冷酷地驶近，黑洞洞的主炮缓缓转动，冰冷的炮口无情地指向了阜姆，指向了我们！岸上的探照灯惨白的光柱在浓雾中疯狂地扫射、交叉，像死神的镰刀在挥舞。nn“不！不可能！”萨尔瓦托在我身边嘶吼，声音带着哭腔，他的西西里硬汉形象瞬间崩塌，“那是我们的军舰！是我们意大利的旗帜啊！他们怎么能把炮口对准我们？！”nn卢卡，那个沉默的皮埃蒙特猎人，脸色铁青，死死咬着嘴唇，握枪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仿佛要将钢铁捏碎。他眼中燃烧着一种被至亲背叛的、近乎疯狂的痛苦火焰。nn意大利正规军士兵，穿着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军服，在舰炮的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我们这些“军团士兵”，曾经为了意大利的理想而战，如今却要被迫举起枪，枪口对准同样穿着意大利军服的同胞？这荒谬绝伦的一幕，撕裂了所有人的灵魂。激烈的、绝望的、夹杂着无尽悲愤和混乱的零星交火在码头区和一些街垒爆发。子弹呼啸，打在古老的石墙上，溅起碎石和火星，也打碎了我们对祖国最后一丝天真的幻想。这不是与敌人的战斗，这是一场心碎的、自相残杀的悲剧！我们是在与自己国家的军队厮杀，为了一个被自己国家抛弃的梦想！每一声枪响，都像是在自己的心脏上开了一个洞。安东尼奥的那把曼陀林，不知何时已摔在地上，琴身碎裂，琴弦崩断，在冰冷的石板上扭曲着，如同我们被碾碎的理想。nn最终，结局毫无悬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我们的热血和悲愤显得如此苍白可笑。邓南遮，我们心中的太阳，在一次象征性的、绝望的抵抗中负伤。最终，他选择了避免更大规模的同胞相残，以保存实力为名，下达了屈辱的撤退命令。我亲眼看着他站在司令部的阳台上，最后一次面对他忠诚的、满身尘土的士兵们。他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颤抖的手，将那份代表投降命令的纸撕得粉碎，然后猛地抛向空中。碎纸片在亚得里亚海凛冽的寒风中打着旋，如同无数只绝望的白色蝴蝶，纷纷扬扬地飘落，最终坠入冰冷污浊的海港水面，瞬间被黑沉沉的海水吞噬。那一刻，整个阜姆死一般寂静，只剩下海风呜咽，像无数亡魂在哭泣。我们为之奋战、为之流血、甚至准备为之牺牲的阜姆梦，就在这撕碎的纸屑和呜咽的风声中，彻底沉没了。海港的水面吞没了碎纸，也吞没了一个时代狂热的理想。泪是咸的，和海风一个味道，却沉重得足以坠碎灵魂。nn余烬与海风nn我点燃烟斗，辛辣的烟雾在1970年清冷的港口空气中飘散。半个世纪了，阜姆的硝烟早已散尽，那撕心裂肺的背叛之痛，也化作了心底一道深可见骨、永不愈合的旧疤。邓南遮的彗星陨落了，我们这群追随者，像被狂风吹散的种子，散落回意大利的各个角落。我回到了的里雅斯特，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nn后来发生的一切，更是一场深不见底的噩梦。墨索里尼，那个曾在阜姆对我们慷慨激昂演讲的野心家，攫取了政权。我们当年在阜姆呐喊的“意大利至上”、对软弱的民主政府的愤怒，被他巧妙地偷换、扭曲，灌入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毒液。他利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落与愤怒，将国家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眼睁睁看着墨索里尼与希特勒——那个一战时我们就深恶痛绝的德国佬——握手结盟。Porca miseria!（该死的！）这简直是最大的讽刺！连邓南遮本人，在晚年也清醒地看到了危险，曾公开反对与纳粹德国结盟。可悲的是，他的声音被狂热的浪潮淹没了。二战爆发，的里雅斯特再次陷入战火，这一次，我们竟然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德国的坦克碾过我们的街道，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更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当盟军的炸弹落下的里雅斯特，我躲在防空洞里，心中五味杂陈：愤怒于法西斯将国家拖入泥潭，悲哀于同胞的苦难，也有一丝苦涩的释然——德国人，这些我们本能厌恶的家伙，最终也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得到了报应。历史的清算，有时残酷得令人心悸。nn战争结束了。尘埃落定。阜姆，如今叫做里耶卡，永远地留在了铁幕的那一边。而我们，好歹还拥有的里雅斯特。是的，它终于，确凿无疑地属于意大利了。我望着眼前熟悉的港湾，船只穿梭，起重机轰鸣。战后重建的痕迹还很新。这港湾曾目睹哈布斯堡的旗帜降落，目睹法西斯的喧嚣与覆灭，如今，它归于平静，属于我的祖国。这份归属，是历经无数磨难、背叛和流血后才换来的，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nn海风更猛烈了些，带着深秋的寒意，穿透我单薄的外套。我裹紧衣服，烟斗的火光在暮色中明明灭灭，如同我这一生中那些曾经炽热燃烧、最终归于沉寂的信仰与幻梦。阜姆的旗帜、邓南遮的声音、青春同伴的面孔、舰炮冷酷的轮廓、撕碎的纸片……无数的碎片在记忆的深海中翻涌、沉浮。亚得里亚海平静地呼吸着，亘古不变。它吞噬了阜姆的纸屑，吞噬了无数年轻的躯体，也吞噬了那些过于炽热、最终灼伤了自己的理想。我，马可·罗西-维斯廷，一个的里雅斯特的老头，坐在这里，守着属于意大利的海港，守着记忆里那座永远失落的城，守着那场盛大而虚妄的青春幻梦，直到海风带走最后一点余温。nn夕阳彻底沉入海平面，只留下天际一抹黯淡的、淤血般的残红。海水在暮色中变成沉重的墨蓝，港口灯塔的光柱开始规律地扫过，刺破渐浓的黑暗，像是在无边的海面上徒劳地刻写着无人能解的密码。我颤巍巍地站起身，旧伤的疼痛在潮湿的空气里隐隐作祟。长椅的木条在我离开时发出轻微的呻吟，仿佛承载了太多不堪重负的时光。港口的风，带着亚得里亚海永恒的咸涩，它吹散了我烟斗里最后一丝微弱的青烟，也像冰冷的手指，试图抚平那些深深刻在岁月褶皱里的名字——阜姆，邓南遮，萨尔瓦托，卢卡，安东尼奥……它们终将如同沉入这片海域的纸屑，消融于无形。唯有脚下这的里雅斯特的土地，坚硬、真实，属于意大利——这是历史风暴席卷后，留给我这个老兵唯一确凿的、带着苦涩咸味的锚地。我拄着手杖，蹒跚着融入港区渐次亮起的稀疏灯火里，每一步，都踏在破碎的梦想与冰冷的现实之间那条模糊的界线上。
以一段常被教材略写的“间歇史”为题材，影片并未走向庄重与悼念的通道，而是把语气调到轻盈、嬉谑与荒诞。做法并不新鲜，却被执行得锋利：召集城中素人分饰历史角色，直接在当下的街区、港口与公共建筑里“就地复拍”，以老照片与旧影片为分镜模板，把 1919—1920 年间阜姆（今 Rijeka）那场由 Gabriele D’Annunzio掀起的冒险政治，重塑为一场由整座城市参与的公共排练。形式上的松弛感与知识上的密度互相对照，形成一种“反纪念碑”的观看：不以凝固的英雄叙事来安放记忆，而以多点发声、错位重演和持续破戏来拆掉威权美学的神坛。nn影片的机制可由两条线解释。其一是纪录片的“反身性”与“表演性”（可援引 Bill Nichols 的分类）：摄像机不遮掩拍摄、试装、走位与选择的过程，让历史被看作当下协商的产物而非既成事实；同一角色交由多人轮番扮演，人物光环被“复制—分散—失效”，神圣气质在不断换脸中被稀释。其二是布莱希特式疏离：戏服与现代街景并置、彩色与黑白互切、旁白者与叙述权随时更换，观众被反复提醒“正在观看再现”，从而失去被豪言壮语与武装礼仪诱惑的入口。恰到好处的幽默与“穿帮感”并非噱头，而是防腐剂——它们阻断对法西斯修辞的审美沉迷。nn从城市研究的角度看，这既是一部历史片，也是一部“城市影像考古”。真实地景被当作“记忆现场”（Pierre Nora 的“记忆之所”）重新激活；人群在广场、楼梯与码头上重演队列、口号、宣誓与新闻布告的生产—扩散链条，向观众展示群众政治的物理学：音量如何叠加、队形如何赋权、传闻如何变共识。影片把这些“如何成为独裁的微技术”拆成可被观看、可被复述的动作清单——这比追问“谁是元凶”更具当下针对性。nn形式上的选择也与“法西斯美学”的解毒相关（可参照 Sontag 与 Eco 的讨论）。片中不提供高位的、完美对称的群体仪式镜头，而是以碎片化的构图、错拍半拍的口令、略显笨拙的身体来破除整齐划一的魅惑；当素人穿上制服却在现代街角失去“历史正确”，当口号在日常噪音里破音，魅力型权力赖以生存的光滑表面就出现裂缝。影片提出一个危险而必要的问题：表演会不会制造认同？答案被设置在方法之中——多重扮演、反复破戏与“错误身体”共同削弱单一认同的形成，留下的不是崇拜而是审视。nn在影像修辞上，影片将“资料—重演—采访”三股材质编织成散文式的节奏：口述把个人记忆与地方流言装订成一页页文本，随后的“照片再现”像是一幕幕静物剧（tableaux vivants），而街头访谈则构成了关于“正确记忆”的投票现场。黑白与彩色的无缝切换并非风格玩票，而是让不同时间层滚动对话；笑点的生成多来自错置——当严肃台词被现代场景稀释，当历史语汇撞上当代表情包，反差即成。影片最终以“城市全员剧组”的形式完成对话语权的再分配：谁在讲述历史、谁被代表、谁被遗漏，成为观影过程中持续被追问的主语。nn与东欧近年“黑色史学电影”的路径可互文，尤其让人想起 Radu Jude 把“黑历史”交给当代身体处理的做法：非职业表演带来不可控的迟疑、迟缓与破音，而正是这些小小的“失准”让历史从宣传片的乌托邦退回现实的杂质里。影片同样把“表演失败”纳入方法论——失败并非障碍，而是证据：它证明修辞的光滑面总要仰赖剪辑与布景才能成立，一旦剥离工业支架，权力的姿态就会显得滑稽。nn就学术议题的可延展性而言，片中抛出的讨论足以越出史料复原：如何识别并拆解“法西斯美学”的现代残影（领袖崇拜、仪式化身体、青年神话、对秩序的性感化）；民粹动员如何借力媒体与城市空间；在大国缝隙中的小城—小国如何自处于动荡。影片并不以论文口吻总结，而以可复制的工作流给出答案：邀请在地参与者、以现成场景取代美术搭建、以资料为分镜进行“共学式拍摄”，将历史片从“学术报告＋戏仿”推进为“公共史学的电影工作坊”。若说 Miguel Gomes 的杂糅方法（档案、寓言、当下街景的互译）开启了一条道路，本片则把它在公民教育维度上进一步具体化。nn最终的成效不在“像不像”，而在“怎么看”。它把阜姆事件从单线叙述折回社会记忆的纠缠团，既不为过去立碑，也不把讽刺当止痛片，而是让观众看到：独裁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许多日常的手势、口号与队形“被造出来”的。电影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句结论，而是一套可反复演练的识读法——当下一次“整齐划一”的画面再度出现，身体会先一步起疑。
邓南遮在阜姆（今克罗地亚里耶卡）的冒险即是惯常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插曲，是被后人利用的法西斯精神的原始图腾，也是一代人对自由主义、传统外交和既定习俗的的反抗
1919年9月12日上午，意大利作家、诗人、记者、政治家、前战争英雄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在与一群叛变的意大利官兵一起进入了阜姆（今克罗地亚里耶卡），当地人欢呼雀跃地欢迎他们，他们希望自己的城市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谈判桌上被作为筹码拱手割让，这与当时其他盟国政府的意愿相悖。当时意大利和盟国政府正试图把阜姆交易给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在等待阜姆最终被吞并的那段时间，邓南遮和他的同事们一直掌管着这个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直到1920年12月被意大利正规军击败，随后被迫离开。尽管这一事件看起来像是历史的许多注脚之一，但它实际上对当代世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战后，每方都采取了使自己处于政治正确位置上的说法：明明卜姆是被意大利执政者作为餐盘上的肉割出去的，克罗地亚历史学家却将这项事业视为意大利的篡夺行为，而意大利人则声称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前奏，把锅甩的明明白白
只有严谨的治学者，才会强调诗人的阜姆政府和墨索里尼独裁之间的区别。邓南遮和他的随行人员确实创造了某些典礼性和节日性的仪式和口号，这些仪式和口号后来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和其他极右翼组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复制，但在更深层次上，事情要复杂得多
接管阜姆确实是由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促成的，因为它是由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计划的，目的是以将该市并入意大利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来打击国际社会，并诱发该国的反议会革命。成千上万的人前往阜姆加入邓南遮，最初是退伍的军人或拒绝服役的士兵，他们对这一似乎是一场爱国起义的行动感到兴奋。诗人的占领也见证了波希米亚人、艺术家、冒险家、同性恋者和各种改革家的到来。
实质上，这座有争议的城市欢迎任何人，只要他们想推翻期望一切照常进行的资产阶级。
在这个团队中， 有比利时诗人莱昂·科奇尼茨基（Léon Kochnitsky），有来自日本的空手道家下位春吉（Harukichi Shimoi），有 瑜伽“自由精神联盟”的创始人圭多·凯勒（Guido Keller） 有左翼工人运动家塞斯特·代·安布里斯 (Alceste de Ambris) ，邓南遮的阜姆及其居民远不是一个后来的纳粹式政权，而是沉浸在一种类似于60年代末法兰西式的五月风暴颠覆精神的节日气氛中， 青年试图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可以摧毁自由资产阶级现状的狂欢社会。对诗人来说，阜姆的事业代表着一种对悲惨现实的斗争的渠道，使勇气和叛逆的激情永存。因此，他的军团成员无惧越轨，因而他们将间用于飞叶子、天体运动、狂欢和同性恋行为。甚至当地的神职人员也参与了这种对权威的蔑视，当时该市的圣芳济教会修道院进行改革，废除了贞节问题
邓南遮的阜姆也是科奇尼茨基反国际联盟的中心，旨在“将所有被压迫国家、民族、种族的力量集结成一个紧密的队伍”，以便“打击和战胜压迫者和旧帝国主义者”。因此，阜姆的对外使节与各种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包括土耳其人、埃及人，甚至爱尔兰人。
事实上，他为爱尔兰共和军（IRA）对英国压迫的反抗行动提供军事训练援助。他和他的同事们甚至与俄国布尔什维克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一良好关系源于一艘为俄罗斯白军运送武器和弹药的船只被海事工人工会的成员们劫持到了阜姆港
甚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将邓南遮称为意大利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旧苏联各成员国是唯一共同承认阜姆存在的二战后实体
尽管阜姆联盟的计划仍在纸面上，但它是对金融精英强加的世界秩序的早期抵抗和反对，这些金融精英错误地承诺却又同时否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此外，这个拟议中的联盟是后冷战反全球化运动和第三世界主义的先驱。
最终这一想法以《卡纳罗宪章》（Carta del Carnaro Charter）的制定而呈现出来。这份文件是由邓南遮和艾尔塞斯特·代·安布里斯 (Alceste de Ambris)，一位社会主义者共同撰写的，并于1920年9月被宣布为卡纳罗摄政区的宪法（邓南遮给阜姆城邦起的名字）。它在当时——甚至今天，都是一个极为先进的宪章，因为它涉及直接民主、两性平等、普选、市政自治、免费小学教育、少数民族在学校学习本族语言的可能性、福利方案以及有限私有财产权等。
此外，工人可自治为多个社团，雇员可以在其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就其生产生活做出决定。这与法西斯意大利的社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西斯意大利的社团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对生产资料实行系统控制。卡纳罗宪章也是独一无二的，公民艺术和精神发展被定为一项关键的管理原则，而国家资助的管弦乐团也将在每个市建立。
当地克族人自然因此发生了一些冲突，许多人选择离开，因为邓南遮的支持者反对任何被认为对阜姆事业不忠的人，很明显，诗人相信意大利文化将在城市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应该是由于其内在的力量，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加。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则要糟糕得多，他们禁止使用斯拉夫语言，并试图消除南斯拉夫人的历史记忆。此外，拟议的阜姆联盟却包括了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巴尔干民族，他们不希望被塞尔维亚人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所统治。
当时还是个报纸编辑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喜欢把自己视为与邓楠遮平起平坐的人，但在邓楠遮看来，墨索里尼不过是一个更精致但更卑劣的模仿者。墨索里尼在米兰写文章支持阜姆的冒险。他称之为对凡尔赛体系的"第一次反抗"。邓楠遮对墨索里尼文章的回应是问为什么统治者没有在罗马被赶下台。“我对你和意大利人民感到惊讶，” 邓楠遮写道，“任何其他国家都会推翻那个人。”他建议墨索里尼“刺破你沉重的肚子”，让一些热空气出来。
墨索里尼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了这封信，但删去了邓楠遮骂他的部分
事实上，如果没有邓楠遮这场奇妙的冒险，阜姆可能会直接爆发屠杀和战争。华盛顿档案中的外交报告显示，早在1919年9月之前，紧张局势就已经开始形成。市面上出现了“意大利或死亡”的海报，反对阜姆成为意大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骚乱正在发生，意大利警方却未能干预。他看到一家餐馆的窗户被砸碎，因为有传言说一名法国军官在那里用餐——法国军方在巴黎出卖了意大利。还有一次，据报道一名法国士兵被杀。当地一家克罗地亚俱乐部被洗劫，克罗地亚青少年被意大利警察无故射杀，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这一切都发生在邓楠遮掌权的一年前。
是他自己将这一切转化为了一场国家危机，并最终演变为一场国际危机。他奢侈的个性非常适合他作为这种外交政策冒险的代言人（即使这完全不适合处理其后果）。邓楠遮最终在1920年圣诞节被赶出了阜姆，当时意大利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报纸也在忙着过节。在公众的心目中，阜姆冒险和加布里埃尔·邓楠遮本人是分不开的，但阜姆冒险并不属于他。这次事件的结束标志着这场冒险的结束是一个冒险者
所最终，诗人的冒险偏离地心太远，就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那些虽然相对于同时代的事件微乎其微，但动摇了其意指的事，尽管失败并走向了反面，但阜姆的冒险仍是一代人对未来主义、传统外交和既定惯例的反抗，尽管最后，许多邓南遮的追随者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但更多的人，比如艾尔塞斯特·代·安布里斯(Alceste de Ambris)，却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在欧洲各国政府努力向人民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阜姆就成为了一个反例，证明了行为政治和表演政治可以取得什么成就。邓楠遮没有成功，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意味着其他人必须做得更好。
即使今天，里耶卡依然是克罗地亚最进步，开放，平等和安全的城市，这一事实也可以看作是其遗产的一个例子。邓南遮的“阜姆”的故事值得研究，因为无论功过，带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和议题。 原教旨束棒/未来主义所宣扬和支持的荣耀、神话与自发的狂热，其实都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反对既存的暴力秩序的斗争，被人的精神所主导的一场人本主义革命，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安纳其运动——不受智性和权威的奴役，才是真正的解放，堂吉诃德的光荣
“惊的结果必至于给自己添无数苦恼，仇的结果更要吃无数的亏了。然而人生不过百年，吃亏不过一死；盖棺是大家不免的，盖棺以后，还有什么赚便宜吃亏呢？个人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只要把这一级的职分尽了，那普遍的价值永不消灭。我们须得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一旦魔鬼反手，把我们打死，全算该当就是了！”
—— 傅斯年 于五四运动时期 载于《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