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标题《看我今天怎么说》（The Way We Talk）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解读空间。表面上，这是关于语言方式的直接陈述，但细究之下，它是一种挑衅与反思并存的表达：当“说”被局限在传统语音的范畴时，是否忽略了其他沟通方式的存在？正如叶子信的手语、方素恩的人工耳蜗以及吴昊伦的镜头，每一种媒介都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都是在静默中建构意义的努力。导演黄修平在此发出对整个社会的提问：当我们习惯以声音定义沟通与理解时，是否忽略了沉默中同样汹涌的表达？
看到不少短评诟病这部片子落足在爱情上，把一个很好的故事俗套化了。但我不以为然。这部片子的爱情部分反而带给我很多深思。nn爱情是构成人类情感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心灵成长密不可分。剧情前期alan的大量投入、示好付出，带给观众alan和素恩是官配的信念。而恰恰是素恩的不接受、不愿意构成了戏剧的张力。与子信的逐渐深入接触，让素恩意识到聋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子信代表了她所向往的“做真实聋人”的自我状态，因此她无可避免地被子信吸引。喜欢上游泳，喜欢上手语，喜欢上子信，是互为因果的状态。正如片尾曲歌词一样，“whatif 悸动 教我跳进自由”。爱情或许是引子，但素恩不是依附于男性，依附于爱情的角色。尽管片中子信不答应再教她手语，尽管外界包括alan在阻挠她学手语，她仍然坚持地学手语，坚持地游泳，并不理会外界。电影剧本非常好地呈现出这些行为是她内心转变、勇敢追梦做自己的体现，而不是恋爱脑上头倒追男生的行为。我赞同子信和素恩的爱情设计，因为这种爱情给彼此带来全新体验，彼此实现更真实的自我，成就更高的心灵层次。n相比之下，我觉得alan和素恩的爱情有黑暗之处。也许alan对素恩的示好追求，只是对自我投影的一种自恋。两个人同为人工耳蜗大使，看上去金童玉女一对，如果素恩愿意，那么alan和她可以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很可能可以经营一段健全人都羡慕的模范婚姻。alan这个角色一直都阳光待人，但有一个重大的爆发点是得知素恩不愿意做手术的时刻。那场冲突戏两个角色都非常精彩，但为什么alan接受子信打手语过一生却难以接受素恩的选择，也许正因为他难以接受素恩的“放弃”。也许他的梦想正是与正常人媲美甚至更好。素恩拒绝他，其实是在拒绝一种生活。拒绝再与正常人比下去。“what if 你会放我去做梦吗”。alan对素恩真正的爱，不在前期的示好，而是在他愿意摘下助听器去感受素恩选择的生活。alan角色的光辉点，也恰在他重新戴回助听器，因为这代表他自己的选择。尽管喜欢素恩，尽管愿意感受另一种生活，却不会迷失自我，盲从素恩的选择。nn本片成功之处在于人物都立住了，成熟的角色可以引发观众无限遐想，因此才能带来各种哈姆雷特化的解读。n
伦敦电影节(London Film Festival)也很好，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尊重我这个作品，她选了我这个作品是真的明白这个作品里面一些核心的东西。我们的选片人Hyun Jin Cho给我们写的介绍语跟伦敦电影节总监Kristy Matheson给我的一个评语都让我觉得这么辛苦的把这个戏拍出来，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我想做什么，但是最后成品给到她们，她们真的看到里面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她们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明白这个片子。
还有就是一份尊重，因为他们选了以后，我也有提了一个要求，我希望我们的Q&A和映前介绍环节都可以有BSL (British Sign Language 英国手语)的翻译员可以提供给我们。然后当她们真的安排Q&A的手语翻译员的时候，她们也有关注到我没有注意的地方。比如说翻译员应该站在哪个位置， 影厅里面的灯光够不够亮让翻译员的翻译可以被观众看见。还有比如说聋人观众或是用手语的观众，他们要发问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应该站出来面向观众，这些很细节的东西可以证明她们真的很尊重这个电影和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点映从12号开始一直是全场爆满，不停的临时加映到今天，提前两天才抢到票，导演在映后交流环节说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加场。
出场后发现很多观众都是残障人士，不仅仅是听障，还有拄双拐的，竟也愿意再次排队只为和导演合影。
映后很多聋人用手语欢乐的讨论剧情，其中有一位头发几乎全白的老人，可以确定她没有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我很好奇她是怎么“听”完全场的，原来是读唇语。于是回忆才发觉整部影片所有角色讲对白时的镜头，演员都是正面向观众，景别都是近景或特写，以方便聋人观众读唇，而作为“听人”观众的我居然全程也并没有觉得刻意或突兀，要在事后才能察觉，导演也算煞费苦心。
毕竟谁都没法保证下一秒自己会不会就意外变成一个不再normal的“不符合标准的人”，所以在一个平均底线够高的社会环境才会有这样平等的进电影院的机会吧。
于是又想起前段时间盲人脱口秀演员吐槽的不锈钢盲道和深圳装了又拆的事，其实不锈钢做盲道材料坚固耐磨，防滑问题只要稍微诚意用心设计也就不是问题了。
The Way We Talk
《看我今天怎么说》是一部沉潜于听觉与沉默之间，游走在可言与不可言之界限的佳作。这部作品以凝练的美学感知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捕捉了三位聋人青年在无声世界中的挣扎与追寻，将观众带入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精神领地。
电影以三位主角的平行叙事为骨架，编织出一幅既对立又交融的群像画卷。他们的聋人身份既是命运的烙印，也是自我认同的试炼。叶子信以手语为母语，坚守沉默的疆土，视声音为入侵；方素恩则紧抱人工耳蜗，拼命学会倾听与发声，力图穿越声音的藩篱，融入“正常”社会；吴昊伦则似乎游离于两者之间，在镜头背后捕捉无声的光影，试图用视觉填补听觉的空白。
黄修平在叙事层面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试图将三人简单地放置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通过错落的时间线与细腻的心理刻画，揭示了他们各自身份选择背后的复杂性。影片中叶子信时常出现在海边，沉默如水的画面与他内心的激流形成强烈反差。海浪的声音被完全屏蔽，镜头下只有水珠飞溅与海风的摇曳，仿佛整个世界都臣服于无声的秩序。这不仅是对叶子信个人信仰的视觉化呈现，更是一种审美上的探索：在缺席中塑造存在，在静默里听见呐喊。
与此同时，方素恩的叙事线是影片的另一重声音实验。她的人工耳蜗带来的并非清晰的世界，而是一种扭曲的、零碎的声音景观。导演巧妙地通过声音设计，将观众带入方素恩的感官体验：电子噪音、断续的语词、模糊的旋律交织成一片令人不安的声场。这种艺术处理不仅让观众感同身受方素恩的挣扎，更凸显了声音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
影片在影像风格上也极具艺术追求。摄影机在叶子信的镜头下往往沉静克制，偏爱广角与长镜头，以捕捉他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疏离感；而在方素恩的片段，镜头则更为动荡与亲密，时常伴随着快速切换与特写，将她对现实的抓取与迷失视觉化。至于吴昊伦的段落，则如同一部平静的诗篇，以光影明灭的交错，展示他在现实与内心之间搭建的桥梁。
更为深刻的是，《看我今天怎么说》在主题探讨上的超越性。影片不仅是一部关于聋人群体的社会写实作品，更是一场关于语、身份与沟通的哲学沉思。在这部作品中，“说话”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自我证明的仪式。叶子信拒绝发声，是对主流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方素恩努力言说，则是她对身份危机的挣扎与自救；而吴昊伦的摄影机，则成为第三种“语言”，以影像诉诸不可言说的真理。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标题《看我今天怎么说》（The Way We Talk）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解读空间。表面上，这是关于语言方式的直接陈述，但细究之下，它是一种挑衅与反思并存的表达：当“说”被局限在传统语音的范畴时，是否忽略了其他沟通方式的存在？正如叶子信的手语、方素恩的人工耳蜗以及吴昊伦的镜头，每一种媒介都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都是在静默中建构意义的努力。导演黄修平在此发出对整个社会的提问：当我们习惯以声音定义沟通与理解时，是否忽略了沉默中同样汹涌的表达？
看到不少短评诟病这部片子落足在爱情上，把一个很好的故事俗套化了。但我不以为然。这部片子的爱情部分反而带给我很多深思。nn爱情是构成人类情感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心灵成长密不可分。剧情前期alan的大量投入、示好付出，带给观众alan和素恩是官配的信念。而恰恰是素恩的不接受、不愿意构成了戏剧的张力。与子信的逐渐深入接触，让素恩意识到聋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子信代表了她所向往的“做真实聋人”的自我状态，因此她无可避免地被子信吸引。喜欢上游泳，喜欢上手语，喜欢上子信，是互为因果的状态。正如片尾曲歌词一样，“whatif 悸动 教我跳进自由”。爱情或许是引子，但素恩不是依附于男性，依附于爱情的角色。尽管片中子信不答应再教她手语，尽管外界包括alan在阻挠她学手语，她仍然坚持地学手语，坚持地游泳，并不理会外界。电影剧本非常好地呈现出这些行为是她内心转变、勇敢追梦做自己的体现，而不是恋爱脑上头倒追男生的行为。我赞同子信和素恩的爱情设计，因为这种爱情给彼此带来全新体验，彼此实现更真实的自我，成就更高的心灵层次。n相比之下，我觉得alan和素恩的爱情有黑暗之处。也许alan对素恩的示好追求，只是对自我投影的一种自恋。两个人同为人工耳蜗大使，看上去金童玉女一对，如果素恩愿意，那么alan和她可以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很可能可以经营一段健全人都羡慕的模范婚姻。alan这个角色一直都阳光待人，但有一个重大的爆发点是得知素恩不愿意做手术的时刻。那场冲突戏两个角色都非常精彩，但为什么alan接受子信打手语过一生却难以接受素恩的选择，也许正因为他难以接受素恩的“放弃”。也许他的梦想正是与正常人媲美甚至更好。素恩拒绝他，其实是在拒绝一种生活。拒绝再与正常人比下去。“what if 你会放我去做梦吗”。alan对素恩真正的爱，不在前期的示好，而是在他愿意摘下助听器去感受素恩选择的生活。alan角色的光辉点，也恰在他重新戴回助听器，因为这代表他自己的选择。尽管喜欢素恩，尽管愿意感受另一种生活，却不会迷失自我，盲从素恩的选择。nn本片成功之处在于人物都立住了，成熟的角色可以引发观众无限遐想，因此才能带来各种哈姆雷特化的解读。n
受访人：《看我今天怎么说》导演黄修平
采写：发条辰
首发：深焦DeepFocus
在第六十八届伦敦电影节上，有一部备受瞩目的香港电影在这里完成世界首映，这部电影是继2020年《狂舞派3》后黄修平导演再度执导的《看我今天怎么说》，钟雪莹凭借本片拿到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本片已于近日上线流媒体。
《看我今天怎么说》围绕三位赤诚的聋人青年展开，他们出身自不同的家庭，因为不同的机遇和身体状况，对聋人身份和处境有着不同看法和态度。一个活得自信，一个努力融入，一个则不敢苛求。手语把三人连上，现实却撞得彼此遍体鳞伤，他们能否走上耳目一新的一章？避过一切猎奇怜悯的眼光，以最严谨真诚的态度取得微妙平衡，舞动的手语带动情感流动，由衷的尊重充满每一个角落。影片选角用心精准，令每位大小演员都散发出亮眼的光芒，游学修、钟雪莹和吴祉昊细致的演出更是真挚动人。
在个人和融入之间，如何不被扭曲活出真我？一部关于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作品——聋人不再是作者的设定，而是主人公，我们不只看得见声音还听得到静音。
伦敦电影节的选片人Hyun Jin Cho评价道：“黄修平以其脍炙人口的青年文化电影而闻名，他带我们走近三位二十多岁的聋人的生活。 我们从每个人独特的视角了解到 "聋人身份 "的细微差别，同时影片还对社会的规则进行了拷问，并重新想象其他可能的语言身份。黄修平的第六部长片以长期研究为基础，采用合作的方式，展现了友情和归属感的动人画卷。”
伦敦电影节总监Kristy Matheson也表示：“各位选片人被香港导演黄修平诱发思考的新作《看我今天怎么说》深深感动。影片敏锐而吸引地带出聋这主题，引领我们对社会规范和身份提出各种复杂的问题。我们很乐意在今年秋季的BFI伦敦影展上与观众分享这部杰出电影。”
在影片完成伦敦电影节的三场放映后，黄修平导演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不仅在采访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前期调研，即香港地区聋人的社会生存情况、福利制度。也有他创作这部影片过程中遇到的理念上的困难以及如何通过影像展现不同聋人的不同选择。以下是采访全文。
黄修平：很好。其实坦白说我来之前，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了一些伦敦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新来的。仅这4天来看，我对伦敦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我刚来的时候，从机场乘车去酒店的一段路上，我看到风景的时候就觉得很熟悉。就像我小的时候在电视看见的一些西方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还有那种风味，街道就是这个样子，小屋就是这种样子，这些砖就该是这个样子
伦敦电影节(London Film Festival)也很好，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尊重我这个作品，她选了我这个作品是真的明白这个作品里面一些核心的东西。我们的选片人Hyun Jin Cho给我们写的介绍语跟伦敦电影节总监Kristy Matheson给我的一个评语都让我觉得这么辛苦的把这个戏拍出来，中间有很多的过程，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我想做什么，但是最后成品给到她们，她们真的看到里面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她们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明白这个片子。
还有就是一份尊重，因为他们选了以后，我也有提了一个要求，我希望我们的Q&A和映前介绍环节都可以有BSL (British Sign Language 英国手语)的翻译员可以提供给我们。然后当她们真的安排Q&A的手语翻译员的时候，她们也有关注到我没有注意的地方。比如说翻译员应该站在哪个位置， 影厅里面的灯光够不够亮让翻译员的翻译可以被观众看见。还有比如说聋人观众或是用手语的观众，他们要发问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是不是应该站出来面向观众，这些很细节的东西可以证明她们真的很尊重这个电影和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黄修平：在片中有一个桥段是我们的女主角素恩（锺雪莹饰）在台上有一句对白，就是说她希望科技可以令世界上没有聋人。就在刚结束的这场放映里面有一个我相信是聋人观众，他叫了出来。真的，我相信因为他是聋人，有些时候他们的发音不会被自己意识到，我相信是对白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叫了出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种力量。
黄修平：其实就是五年前我有一个编剧朋友，她写了一个短片的剧本，里面有一个场景是聋人在水底打手语，我觉得很神奇。因为聋人在海底下打手语，他们可以打出很多手势，可以谈很多的东西，这些是听人不能做的。我觉得这把聋人和听人沟通的情况反了过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但是这也不是真的触动我要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最触动我的其实是编剧在一个晚餐的时候，她跟我说了这个剧本背后的一些理念：一种聋人文化和聋人的身份认同，她跟我说有一些聋人其实就算是比如说明天有一个新的科技可以把他们的听力完全恢复，变成听人，他们也是不愿意的，这个认知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过往的作品都是探讨人怎么可以找准自己的真我。所以当我知道原来有这个状况，我觉得这就是我下一部戏的主题。
黄修平：我忘了这个数据，但其实这个数字很有争议的，因为什么是聋人，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定义，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他的听力下跌，那算不算聋了？你计不计算这个群体，其实那个数字分别很大。
关于聋人的福利制度我觉得还好，大概20多年前开始，香港开始推行一个叫「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从幼儿园跟小学然后到中学，挑了一些主流的学校，把一些聋人放在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说一班有30个学生，有一半是聋人，然后教育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健听的老师用口语，一个聋人老师用手语(但有时也不一定是聋的)，反正有一个是全用手语，一个是全用口语一起去教，那么同学们就可以自己选择。
假如你是聋人，你当然可以选择看手语学习，但是你真的想学口语你也可以选择学口语。反过来说有一些听人他觉得自己听也没有问题，但想学手语也可以挑手语来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也帮了很多的聋人可以真真正正的学习。但是因为它目前还都是靠慈善基金运营，还没有政府的运作，所以可以有空间做得更好。
黄修平：最简单的说，因为这个片子是关于三种不同状态的聋人，所以他们每个人的情节我的设计都是不一样。我就尝试用他们听到的声音的状态来让观众进入他们的世界，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但是其实这样去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会知道聋人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
其实要描述这个作品常常都有一种比较困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应该觉得有一点不好，因为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是假定「我们」就是听人，所以我其实不应该这样说。所以应该说听人其实不可能明白聋人真正听到什么，但是你要再问下去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比如你不会知道水里的鱼会不会快乐。
所以我很坦白说整个声音设计都是听人希望听人观众可以用声音来幻想聋人的世界是什么样，这种幻想的理解不一定是实体的。所以有一点艺术的抽象处理在里面，是不能用一个很简单的原理来把它概括的说出来。
黄修平：对银幕上那个人，无论他是打手语还是口语，总之字幕就是离他比较近的位置。因为有些聋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字幕是代表哪一个人在说话，有些时候嘴巴未必很明显，所以我把这个字幕靠近说话的人。
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听人不懂手语，但是手语也是一种表演，我也想他们对手语的表演可以有一种欣赏，但是要同时的看懂这个手语是什么意思，所以把字幕靠近打手语的人也可以方便我们去理解跟欣赏。
黄修平：其实很多这方面的议题都没有绝对的是与不是。因为真的我做这么多的研究，其实聋人的光谱是很大的。但是我只能从我的聋人朋友做一些研究，他们都说有很多时候的 「描述字幕」没太大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看到有人的头发被风吹起来，描述「风的声音」对他来说有没有意思？
可能没有，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也有一些聋人他们可能 即使 从来都不知道风声是什么样，但是他想知道听人得到 什么信息，所以这也说不定，也有不同的情况。
黄修平：因为我刚才说聋人的光谱是很大的，有不同的聋人，我其实常常会提醒自己，不要把手语太过浪漫化，不要说贬低那些很努力真的想听的人。我们的三个角色都不是绝对的代表某一个真实的人，但是他们三个都代表着很多的意向。
黄修平：其实也有很多的真实故事在背后，比如说有一些真实的案例，从小都到大都想她的听障的女儿可以有听力、能讲口语，所以就不给她打手语，但是到女儿20多岁的时候，女儿发现手语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她开始学手语，然后母亲真的担心得很厉害，直接哭起来了。
女儿已经20多岁了，她只是有一点点的想法去学手语，但是母亲真的哭起来，这些都是真实的聋人跟我说的，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会有一点难理解。其实这个就是母亲真的会担心不能再跟女儿沟通，她只要一打手语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她不想她 变成的聋人，就不再用口语说话。母亲就不能再跟她沟通。
黄修平：其实这个来自广东话，其实就是“有feel”。我小的时候常常说有feel。你可以说它蛮本土话，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有很多东西都失去它本来应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手语这是一种很活泼、很鲜活的一种语言，我觉得这是很有feel的一种语言，很有feel的一种表达的方法。
黄修平：聋人导演的启发，我记得我在香港国际聋人电影节（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eaf Film Festival ）看到一个日本的聋人导演拍的电影，我其实有一点做研究的心态，我在留意她怎么用声音。
她也有用音乐，这个音乐其实是非常的有旋律的，当时有一点超过我之前的预期。比如说我预计聋人他们可能会少用音乐，或者说用一些比较单调的音乐，但是她不太介意用很有韵律的音乐。那么我就问她，为什么呢？她就说她的电影 也是给听人看的。那我问她怎么处理音乐的部分呢？她 说就找她的听人音乐家朋友，全交给他。她就告诉这个场面应该有什么的情感。
所以要是问我有什么启发，就是说作为一个听人，我拍聋人，我自问有很大的尊重，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要墨守成规，对我觉得要是说启发可能是这个点。
黄修平：我可以给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很真实的答案。两个多星期之前，我跟我的聋人演员有一个聚餐，在一个地铺的餐厅，然后我遇到两个住在附近的人。他们认识我，因为他有看过我的资料，有记得我拍了聋人相关的电影，他们就是看到一帮聋人在聚餐，然后认出了我。
他跟我说很期待你关于聋人的电影，他还跟我说很喜欢你的电影，也很喜欢近几年的香港的电影，他说现在才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从前我们都是说80、90年代是黄金时期，但是你看全部都是打枪啊这些东西。现在就是题材很多，真实性也很强，他说他很喜欢。
他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他说从前香港的电影很精彩像唐代的文学，现在的香港电影是宋代的文学。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也有一点惭愧，我们做的真这么好吗？
黄修平：没有人知道，我觉得因为香港跟香港电影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现实实际的情况来说，香港的市场很不好。当然我们今年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很卖座，但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整体来说今年开工的电影人的数量很低，很多人都没有工开。
所以我也不能说看到什么的前景，但是同时真的我觉得拍片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是真的很奇怪的现象，我在大学里面教电影每年都有很多同学还是来报读。他们拍戏的时候也还是很热情。
拍片的人想做电影的人很肯定比从前黄金时代多很多。所以我也不知道香港的电影怎么走，但是有年轻人不断的拍，我们就看下去、拍下去，用不同的方法开拓不同的找资源的方法拍下去，我只能这么说。
反映听障人士生存困境和内心世界的佳作为数不少，如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日本电影《惠子，凝视》，韩国电影《熔炉》，乌克兰的《聋哑部落》，台湾的《听说》、《无声》等。刚刚上线的香港电影《看我今天怎么说》亦将镜头对准了这一特殊群体。
该片由现年50岁的香港导演黄修平执导并编剧，钟雪莹、游学修、吴祉昊主演，并于今年2月20日起在香港上映，累积票房超过1300万——这在市道低迷的2025年已属不易。
在今年4月27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看我今天怎么说》囊括了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在内的七项提名。此一成绩，与同台竞技的另一部文艺佳作——也是我很喜欢的电影《久别·重逢》持平。可惜，两部影片最终都败给了夺奖大户《九龙城寨之围城》和《破·地狱》。
与开篇提到的那些电影不同，《看我今天怎么说》的着眼点既不在社会控诉和现实批判层面（如《聋哑部落》、《熔炉》和《无声》都在揭露聋哑人学校的重重黑幕），也不打正能量的温情牌（如《健听女孩》和《听说》），非要比较的话，它倒是和六年前小范围破圈的《金属之声》有点像：刻意淡化戏剧冲突，最大程度地利用音效使观众沉浸式体验聋人的听觉状况。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模拟出聋人的听觉系统才能在这一不为人知的群体和观众间建立真正的连结。
《看我今天怎么说》塑造了三位背景各异、对生活持不同态度的聋人青年：叶子信（游学修）、方素恩（钟雪莹 ）和吴昊伦（吴祉昊）。影片以子信和昊伦的童年为序幕：两人就读于聋人小学，是同班同学兼好友。彼时香港对听障学童的教育方针是强制口语教学（并配合唇语），禁止在校生使用手语。
没有任何助听设备、以手语为母语的子信非常抵触此制度，因此被视为异类——长大后，他依然坚持打手语，以此对抗社会对残疾人的“进步”要求和硬性规范。对喜欢潜水的子信来说：随心所欲经由指尖流淌的“语言”意味着自由和残疾人最起码的权力。
与主动捍卫沉默疆界的子信不同，素恩自幼便植入人工耳蜗，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艰辛学习口语，以融入“正常”社会为目标。名校毕业的她与昊伦一起被慈善团体选为“人工耳蜗大使”，三人在一场慈善团体的公开活动中相遇，素恩在演讲中表示“人类可以战胜缺陷，希望有一天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世界再没聋人”——此一言论当场激怒子信，令其暴走失态。
其实，素恩这么说也不是“忘本”，她从小就在“主流”学校念书，与一直游离在社会之外的子信是不同的。这么多年来，她已习惯了“付出双倍努力”才能赶上“正常人”步伐的生活，可她没想到的是：一个健康而多元的社会，应该是由正常人去等待和迁就残疾人的步伐而非反过来要求后者一味“赶上”。
好不容易在一家知名保险公司找到工作的素恩逐渐发现：自己因听障被投闲置散，也很难融入同事，而公司之所以会聘她只是为了迎合伤健共融政策而将自己视为“吉祥物”。
原来，无论残疾人多么努力，都不会被当作正常人一样对待。此种情况下，先前一直努力说话、努力融入“正常”社会的素恩的心态起了变化：她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的选择、一直以外界的标准为标准的生活是否是对的。在昊伦的介绍下，她向子信学习手语，慢慢喜欢上了这套由心而发的独属于聋人自己的语言。
若说原先只懂口语、不懂手语的素恩和坚持使用手语、拒绝说话的子信位于听障人士的“两极”，那么子信的发小、如今与素恩同为“人工耳蜗大使”的昊伦则显得更为豁达。他手语也会（只是不如子信熟练）、口语比素恩还好，适时充当起两个人、两种世界观的粘合剂。
就这样，三位聋人因手语结缘，相互扶持的同时，也因理念不同而发生碰撞。面对社会的偏见、聋人社群内部的不同观点，他们必须在迷惘和挣扎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关于电影的故事和人物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讲讲《看我今天怎么说》究竟好在哪里——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声音效果
在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音响效果”一奖的角逐中，《看我今天怎么说》输给了《九龙城寨之围城》，这绝对是个笑话——全片最成功之处，正是对音效的使用。
不同于一般电影在后期阶段才联系音效师，因着题材的关系，黄修平早早就将音效设计工作交由邓学麟、关惠心负责，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准备。二人不负众望，以角色的第一身角度处理音效，向观众尽量呈现听力程度不同、使用不同助听设备的聋人的真实听觉。
譬如：习惯了“有声”的昊伦摘下人工耳蜗后整个世界霎时陷入安静；
素恩的人工耳蜗型号老旧、接触不良，团队因此特意将周遭各种环境音混杂在一起，以使声音显出一种时断时续的不稳定性和电子仪器输出的数码感。
另有一些场景：如子信潜水时的海底则是彻底静谧的世界——这种处理方式，很符合子信排斥聋人科技产品、宁愿选择无声的性格特征，因为大海是宁静和自由的象征。
也就是说：影片的音效不仅统一于“主观沉浸”的大方针，落实到具体每个人头上，音质特点和操作方法也各不相同，为的是符合角色的总体性格和实时情绪。
在素恩教授子信浮力定律的一场戏中，配合素恩的手语和愉悦心情，影片适时配上了水流、气泡、气球缩小的声音，令这一场景相当生动。
剧组的严谨求真、匠心细致除了体现在音效上，还有贯穿全片的重头戏：手语。为拍摄这部戏，黄修平自学手语并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工作——他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接触了近百位聋人并深度采访其中数十人，如在停车场了解聋人洗车的工作情况，访问耳鼻喉科医生、听力学家并查阅香港聋人儿童如何成长的史料。
为在大银幕上呈现出真正的聋人也挑不出瑕疵的行云流水的手语，剧组还聘请了聋人文化顾问并专设了“手语副导演”一职，负责在拍摄现场与演员沟通。
二、演员表演
《看我今天怎么说》的三位主演均奉献了极为精彩的演出。两位健听演员游学修（子信）与钟雪盈（素恩）对聋人的模仿达到了出神入化、以假乱真的程度。
出身于聋人家庭的子信个性倔强，常流露出愤世嫉俗的一面，与通过努力实现阶层跨越、跻身“高知”人群的昊伦和素恩相比，这个角色保有更多稚气未脱的赤子之心。不过，在心直口快、乐观洒脱的阳光外表下，子信亦难掩那份独属于底层的挥之不去的自卑。
由于角色需要纯熟的手语，游学修在拍摄前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跟随手语指导练习，最终在片中呈现的手语水平，连聋人看了也倍觉亲切。
与先天全聋的子信不同，素恩是在幼年时经历一场大病后才变成聋人，这便导致见识过“有声世界”的她更加渴望恢复“正常”——因为命运的打击和来自母亲的压力，素恩不像子信那样将一切心事都写在脸上，她鲜于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也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迷失了真正的自我。
饰演素恩的钟雪莹，需要揣摩高学历聋人的口语声线及语速。如果说游学修是用手语带动整个肢体的演出以将子信的心理“外化”，那钟雪莹的表演难度则更高，她是靠眼神和面部表情及随时做出细微调整的口语将角色的“内在”心理传递给观众。
我们看到：素恩身上自始至终萦绕着一种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孤独感。无论健听人士还是聋人群体，哪一方她都融不进去、哪种生活都不是她的归宿。
至于扮演吴昊伦的吴祉昊，则是使用助听器的真正聋人，他是2023年度“世界聋人小姐先生大赛”的聋人先生冠军及最上镜先生，《看我今天怎么说》是他首次出演电影。
子昊性情正向积极，为人处世介乎子信与素恩之间，他既理解子信对手语的坚持，也接受聋人通过科技改善生活。表面上看，子昊在正常人和聋人社群中都游刃有余，但内心深处，他也像素恩一样，陷入了对“我是谁”的身份认同迷思。
除了吴祉昊，《看我今天怎么说》共起用超过五十名聋人演员。饰演童年子信和昊伦的两位小演员一位是中度听障儿童，一位是来自聋人家庭的健听儿童，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亦是好友。
三、镜头语言
《看我今天怎么说》的摄影师由梁铭佳担任，其过往代表作有张艾嘉的《念念》和太保、袁富华主演的《叔叔》。
影片的拍摄难度主要在两点：一是拒绝夸张的现实感；二是捕捉手语的“能量流”——具体来说是根据演员打手语的节奏、身体动作与面部表情去设计构图和具美感的镜头，构思各个镜头动与静的衔接。其实“现实感”和“美感”二者是有矛盾的，必须非常精确地踩到一个平衡点才能让观众看得舒服。好在梁铭佳掌握了这种平衡。
影片有很多前后呼应的镜头：如开场不久素恩演讲时提到的“小叽喳”直到电影快结束时才出现；当素恩学会深潜后，看到的景象和其他潜水者与子信当初见到的如出一辙——这意味着子信的“自由观”已潜移默化地进入到素恩的心中；以及素恩最终进入聋人学校担任手语老师教授的“光合作用”正是儿时的子信和昊伦上课时听到的内容......类似的设计还有很多，能否发现是一大乐趣。
此外，电影别具一格的转场方式也值得一提：黄修平往往利用相似场景和情境进行跨时空的镜头组接，比如以下三处场景：
从以上细节就能看出：《看我今天怎么说》是一部需要观众沉下来、全情浸入的电影。否则，对看惯了强情节刺激和只有“三分钟注意力”的观众而言，大概味同嚼蜡和难以忍受。
一部电影的成色，有时从片名就可见端倪，“看我今天怎么说”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主创表示：有关听障人士的作品通常着眼于聋人缺什么，却很少注意到他们擅长什么——如往往比常人更为敏锐的视觉，因此最终片名首字采用了象征视觉的“看”。
“看”即手语，手语也是“说”的一种，残疾人的“说”与正常人的“说”应该是平等的。因此“看”这个字是片名和整部电影的题眼。至于影片英文片名《The Way We Talk》，既与黄修平成名作《狂舞派》系列的英文片名（《The Way We Dance》）相似，也强调了对表达方式的选择：
不论人工耳蜗、助听器、口语、手语，正常社会应该给予残疾人自由选择的权力和自我选择的机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资格规定另外一些人“必须”如何生活——
“主流”没资格剥夺少数派的话语权。
在2025年的今天看到这样的电影让我感动：原来还有人愿意花十年时间去筹备一部“费力不讨好”的电影，还有人拍摄一部电影只为呈现弱势边缘群体真实的生活处境，而且一点不煽情、不极端，既没将“聋人文化”猎奇化，也没刻意放大悲惨与不幸。电影只是如实展现聋人跟正常人之间的矛盾和聋人社群的多样面貌，探讨聋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我喜欢这种平等、平视、平实的视角。
其实不论是聋人还是听人，人都要在坚守自我和融入社会间做出选择，人需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认真跟自我对话并积极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平等、平视、平实——这在如今的院线片里几乎见不到。原因很简单：要做到这三点，得尊重人、理解人、体谅人，得为了人而不是为了钱去拍片。如今太多导演，莫说对“底层”，对“人”的兴趣都不大。或者说：他们对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已然丧失了真实的触感——而观众，往往还吃他们假模假式、故弄玄虚的那套。
不论摆明的剥削还是廉价的同情、肤浅的刺激抑或故作高深的上价值，都是离真实的人与人性越来越远。人究竟还知不知道普通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不知道的话，就永远拍不出这样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