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我一直对景观很感兴趣，我拍了很多照片，通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做一些街头摄影，但更多的时候，街头摄影中的城市景观比人物更多。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为何会这样，我的兴趣总是倾向于那种场景，我的眼睛总是被吸引到那种地方。但对我来说，有一件事特别吸引我，那就是人类形象和他们所居住/身处的巨大规模的景观与空间的并置非常令人着迷。n n
所以，城市空间在不同的城市中心之间逐渐趋同这一点一直吸引着我。但与此相关的是，私有化空间也随之而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威胁，尤其是在这些新自由主义城市中。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到监控的方面。但同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东京，几乎没有公共空间了。n n Y：当你提到公共空间时，我想起了贾樟柯关于公共空间的短片。我想特别强调这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闪烁的红光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镜头，让我想起了路易斯·帕蒂诺的《播星者》，这部短片同样以想象中的未来东京为背景。你能具体谈谈你是如何设计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的，以及你通过它想表达什么？n
n 单读 从 2017 年你开始写《圆满结局》到 2023 年拍摄，它脱胎于你对大流行病之前的紧张局势的思考，但它的制作也跨越了疫情时期。你在这期间的感受会影响你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吗？你认为这段全世界共同的经历，与你电影中的“地震”有相似之处吗？
n 空音央 我还在试图组织我对疫情的感受。一方面，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那么多人因此死亡，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可能用大流行病作为幌子来扩大它们对人口的控制。人们自愿把控制权交给政府，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太大了，自己没办法管理自己了。n不论是流行病还是地震，当大灾难发生时，会有一段权力的真空。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组织，谁在那一刻是最有组织能力的，谁就会填补那个真空。一般而言会是民族国家之下的实体，警察、消防员和军队之类的。但在历史上也有公民团体自我组织来填补那个虚空的例子，我觉得那样会更美好、更自由。
（访问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
《圆满结局》（Happyend，港译：青春末世物语）是空音央（Neo Sora）的首部剧情长片。电影筹备多年，以学校作为社会的缩影，讲述在地震创伤的大背景下，一个社会，一所高中，一众好友，都在经历着变化，这些转变互相交织，谱写出一段残酷、忧伤却也不失希望的末世物语。
《圆满结局》一片于2024年11月参与第21届香港亚洲电影节，空音央专程来港进行映后分享，并在访问中从激发创作的回忆一直聊到了初执导筒的体验，讲述了各式各样的台前幕后故事。
社会创伤下的身份认同迷惘
电影设定在近未来的日本。在未知的年代里，摄像头似乎控制了社会——扫描脸部即可识别出姓名、年龄、身份、籍贯，观察动作即可判断出优秀或不良并进行奬惩。与此同时，地震阴影仍在日本挥之不去，灾后陷入创伤的社会开始排外，日本从上至下都对「外来者」充满警惕，这样的现象在历史里循环往复地出现。
Q：《圆满结局》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什么？
空音央：灵感来源有很多，部分与我的童年有关。我在高中时有很多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你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小团体一起去玩的细节，这些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经历。
另一部分是与我的大学生活有关。我一直相信「朋友」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在大学伊始也结交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但同时，大学时的我变得非常关心政治，尤其是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核事故后，我对世界上存在的结构性的不公义有了很多认知。当我到美国上大学后，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事，例如占领华尔街，「Black Lives Matter」事件，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一系列事情都与我的政治觉醒不谋而合，我和大学里的亲密好友们也都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也有一些朋友因为政治原因和我渐行渐远，甚至断绝联系。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不过社会事件也很重要，所以不得不和一些人疏远，这个过程中充满了震惊、伤心，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情感基础。
我将个人经历与我对发生在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的研究结合，这场地震引发了在东京的一场非常可怕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在日韩国人的屠杀。当时的日本正在殖民韩半岛，所以有很多韩国劳工在东京，由于对被外来者的怨恨，加上充满种族歧视色彩的谣言，警察、媒体、政府所散播的传言的推动，很多日本公民开始迫害在日韩国人。这可以说是一场种族灭绝活动，有超过6000个韩国人，甚至包括中国人、残障人士、没有东京口音的日本人被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件，但日本官方一直试图掩盖。对日本殖民历史的分析研究，也奠定了电影故事的基础。
Q：如何拆解《Happyend》这个戏名？是「圆满结局」的意思还是「快乐结束」的意思？
空音央：原本的戏名是《地震》（Earthquake），但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一定要处理地震的创伤，它主要是以地震作为背景和关键隐喻，所以我决定改戏名。选择《Happyend》可以说只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词（笑），同时我也觉得「Happy」和「End」这两个单字很能体现这部电影的两面——一方面，这部电影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另一方面，电影里存在着年轻的活力。这两面的结合非常贴近电影的情感。
Q：《圆满结局》的许多设定与你的短片作品《一夜爆樽》（Sugar Glass Bottle）相似。两部作品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可以把《圆满结局》看作是《一夜爆樽》的扩充吗？
空音央：我记得《一夜爆樽》去年有在香港放映，能带着《圆满结局》再次来到香港真的很开心（笑），其实我是先写《圆满结局》的，它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一夜爆樽》更像是一个实验性短片，可以把它看作是发生在《圆满结局》故事之前的事。我采用了和《圆满结局》同样的角色，同样的社会结构，同样的历史背景，那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拍非纪录片，让我学到了要如何在日本拍电影，是一次很好的练习。
Q：你提到《圆满结局》是你的第一部「非纪录片」。你之前拍摄了《坂本龙一：Opus》这部音乐纪录片，现在转向剧情片，你是如何调整拍摄方向的呢？为何会产生转变？
空音央：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想拍剧情片，正如我之前所说，《圆满结局》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拍摄纪录片对我来说更多是因为我碰巧遇上了这个需要纪录的时机，这些巧合就促成了我拍纪录片的机会，但我的目标一直是拍剧情片，所以并不存在「转变」，更多的是「我终于做到了」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擅长拍纪录片，也没有特别想过要再拍纪录片，我只会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纪录」。
Q: 电影中有「地震」、「监控」、「身份」、「友谊」等话题，你是如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话题/元素作为故事里的重要部分？
空音央：电影有两个主题：「青春」与「政治」。这个故事可以很简单地描述为「一段因政治分歧而结束的友谊」，但其实这两个主题并不是分开的，它们都是「近未来」这一背景的一部分，联系现实的话就是日本的殖民主义历史。故事里的很多政治相关，都贯穿于我对日本殖民主义如何成为今天日本种种问题的根源的分析中，包括法西斯主义和仇外心理。外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监视，移民，抗议等社会现象，实际上都根植于殖民主义，尽管日本现在不再行帝国主义，但这样的结构仍然存在，而这种权力结构和在灾难时，比如地震时，就很容易体现出来，所以就引出了年轻人要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上生存，友谊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延续等问题。每一个人，包括电影主角Kou和Yuta都是日本殖民主义历史的「产物」，大家在年轻时或许没有完全意识到当前的经历是如何与国家历史上的暴力紧密相连的，这也正是我想要探讨的问题。整部电影的内容都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将各种话题编织在一起并不困难。
Q：主角Kou是未归化的韩籍日本人，家里经营韩国料理店，店面被人涂上「非国民」的字样。在Kou和母亲同时出现场景里，两人不讲作为母语的韩文，而是一直在讲日文。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呢？
空音央：在日本有许多拥有韩国身份的人，有一些人是在二战前从韩国来到日本的，当时日本正在殖民朝鲜半岛，有些人是在战后不久来到日本的，有些人是最近才来的，每个人的身份都各不相同。一些在日韩国人还是家族在四代之前就来日本了，他们完全不会说韩语，但仍持有韩国护照，并没有入籍成为日本公民，当然也有许多在日韩国人会入日本籍。这实际上取决于你自己家庭的选择。
至于Kou的家庭，我们从饰演Kou母亲的PUSHIM身上借鉴了一些设定。PUSHIM是一个雷鬼歌手，还是第三代在日韩国人，她仍保留着韩国公民身份，没有入籍日本，这也是因为她想保持自己的「身份」，但她不会说韩语。在塑造电影中的Kou家庭时我们参考了她的背景。当然有些在日韩国人也会说很流利的韩语，还会把孩子送去韩国学校，或者朝鲜学校。日本的韩国学校和朝鲜学校之间也存在区别，其中的身份认同也不一样，相当复杂，要追溯这一点很困难。
有趣的是，饰演Kou的日高由起刀本身也有部分韩国血统，但他是直到大约两年前才知道自己是韩国人。是的，在日本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韩国身份，他们也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日本身份。《圆满结局》的一个最重要的论点就是「日本身份并不存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幻觉，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定义日本人的东西。
城市与电影的互动
《圆满结局》中出现多个对后巷、楼宇、立交桥等城市景观的特写，电影海报上出现的天桥更是见证着主角团体的相聚与分离。如此画面结构令不少观众表示想起许多以城市为主要舞台的亚洲电影，尤其是台湾电影，而空音央也在过往的访问中表示自己是杨德昌的超级影迷。
和许多都市剧情片一样，《圆满结局》有着相当吸引人的配乐，有观众表示部分音乐让自己想起了空音央的父亲——坂本龙一，不过他在2024年平遥国际影展的访问中坦言父亲对《圆满结局》的音乐没有太多影响。
Q :你曾说过《圆满结局》有受到台湾电影的影响，能分享一下台湾新浪潮电影是如何启发你的创作吗？
空音央：我很喜欢台湾电影，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都市景观很吸引我。我认为都市景观有时和人物一样重要，景观有时会体现人物内心的情感。我一直对景观很感兴趣，拍照时我总是在拍风景，观看把人和风景放在一起的画面所需的距离，就是我与世界的距离，台湾新浪潮电影里的手法就让我产生了共鸣。《圆满结局》同样是关于人物的电影，虽然它的历史背景是虚构的，是尚未发生但也许未来会发生的，但我希望平衡电影里人物与社会历史时刻的联系。我觉得台湾新浪潮作品，尤其是杨德昌的作品，真的很好地捕捉了社会体系和结构。我也很喜欢侯孝贤，《悲情城市》很好看。
Q：《圆满结局》的故事发生在近未来的东京，但拍摄是在神户和大阪完成。我在网上看到了电影的神户「打卡地图」，为什么会选择在神户拍摄呢？
空音央：最初的计划在东京拍摄，因为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关东大地震，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东京的东部。但是在东京拍电影非常困难，各项基础设施、规则有时并不那么友好——这也是我在拍《一夜爆樽》时获得的经验，因此我和制片人Aiko开始考虑在其它城市拍摄的可能性。
神户的电影委员会非常好，他们很欢迎电影制作者，且会很热心地提供帮助。神户在1995年也经历了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地震，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明白地震创伤的城市。另一方面，神户一直非常多元化，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因此它早期就真的接受到了很多外国文化，在神户时可以感受到这种多元是自然而然的，这也和电影主题有关联。神户的风景也非常棒，唯一的问题是很容易拍到山川和海洋，所以在拍摄时我们还要想办法避免穿帮，除此之外，神户真的是一个很棒，很适合拍电影的城市。
Q：电影的配乐非常突出，音乐的编排、风格是是如何决定的？
空音央：电影中有两层音乐，一层是角色们在听的音乐，另一层是电影的配乐。关于角色们在听的音乐，我只是单纯考虑他们会听什么。我想象在未来，音乐会根据你当时的心情自动生成，所以人们不再以传统方式聆听音乐，在这样的设定下，几个角色就像叛逆者，他们靠自己挖掘音乐，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乐器行老板会对Yuta说「哦，你是DJ啊，这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在未来大家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热衷于靠自己寻找音乐，这也是为什么Yuta在电影中说自己只听过去的音乐，因为他不相信会有任何新东西诞生，这也与Kou对生活的看法相对应，但Kou更加开放一些，他会期待新事物的出现。
电影配乐Lia Ouyang Rusli创作的。Lia有艺术家的一面，也有很电子乐的一面，无论哪一面都很出色。电影配乐上更多是受到古典音乐的影响，也有部分是受到电子音乐的影响，我认为Lia是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完美人选。此外，我们是以一种回忆高中生活的视角制作电影，所以在制作音乐时也放了一些怀旧的感觉进去。
朋友，我爱你
除了对日本社会的发问外，电影中的情感描绘也令不少观众动容。由Yuta、Kou、Ming、Ata、Tomu组成的五人团体贯穿故事始末，他们是老师眼中的「刺头」，而从他们身上迸发出的叛逆、勇敢也是压抑社会里尤为珍贵的光亮。五人组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笑位，其中不乏出乎意料的设计，令故事走出了传统的「青春疼痛」模式。
空音央启用了多位新人出演电影，五人主角团体中，除饰演Ata的林裕太外都是非职业演员，两位主角栗原飒人（饰演Yuta）、日高由起刀（饰演Kou）皆为新人模特，饰演Ming的彭泽萱（Shina Peng）为摄影师，饰演Tomu的Arazi曾任模特。因戏结缘的他们还将小团体的情谊延续到了戏外——Shina Peng在电影拍摄期间便为日高由起刀和栗原飒人拍摄了双人广告片，此外还拍摄了大量幕后照片，日高由起刀曾上载和栗原飒人一起行山的合照······访问当日恰逢Shina在东京举办的摄影展开幕，几位「好同学」也前去支持，Shina的Instagram story里记录下了她逗弄日高由起刀的瞬间。
Q：许多观众表示Yuta和Kou之间的浪漫情感很动人，设计两人的互动时有没有什么参考？
空音央：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兄弟情（笑），至于Yuta和Kou的关系，它更像是一种很古老的三角关系模式。Yuta和Kou之间确实存在着浪漫关系，他们深爱彼此，然后是「第三者」Fumi，她出现在Kou需要以不同视角认识世界的时机。出于政治原因， Yuta无法给Kou带来他在这个时机需要的的情感和话语，这让他们的关系开始紧张，此时Fumi出现了。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而我认为在浪漫关系中，包括在一些爱情片中，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实际上，我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是意识到有人能比其他人更深刻地了解你，无论是通过浪漫的、政治的还是友谊的方式。我将这样的结构应用到对Yuta和Kou的关系描绘中，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种相当模糊的关系，因为模糊所以美丽。不过这些并不一定与我的个人经历直接相关。我过去确实有过这样的友谊，我几乎每天都和某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开始和别人约会，或是突然间消失了，然后我就会想「他们去哪了？」不过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灵感，但我在生活中确实以相当突然的方式意识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Q：电影的结局有些戛然而止，银幕外的大家是否想象过Yuta和Kou的未来会如何？
空音央：实际上电影最后还有一场戏，但被剪掉了。是关于Yuta去找公寓的戏。可以说，我一直在想他们之间的未来，因为我制作这部电影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拍摄的所有内容都想象成是Yuta和Kou从未来、甚至更远的未来回忆他们的高中生活。所以我一直在想象他们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就是30岁时会有怎样的想法，会如何回忆高中时期，在制作电影时我们也以此为参考决定摄影角度、拍摄距离、背景音乐等各方面东西。我们并没有考虑具体的未来，但他们的未来可以说是已经被融入了这部电影中。
有趣的是，在制作电影时，演员们也在构思故事，所以大概《圆满结局》的故事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笑）。几个演员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角色，他们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他们有幻想过Kou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会是什么样子，既然这样那就交给他们来决定吧，如果他们还会继续幻想下去的话。
Q: 电影的五位主角，有四位是非职业演员，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空音央：我们没有计划一定要选用非专业演员，只是在试镜时考虑任何可能适合角色的人。完成选角后，我们恰好发现有四位是非专业演员，但他们确实是最适合角色的人，他们的试镜演出也很棒。
我们选角时凭直觉，试镜的过程就像是在钓鱼，我和制片人Aiko、Albert在那坐着，期待着一个决定性时刻的来临，就是那种演员走进来时就让我们感受到「他就是这个人」的时刻。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以前从未演过戏，那没关系，因为他们确实在各方面与他们即将扮演的角色产生了共鸣。
Q：在拍摄过程中如何执导演员？大家有产生什么有趣的互动吗？
空音央：在拍摄前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大概是在拍摄前两个月，我们开始进行在线研讨会，让大家能更好地认识彼此，在拍摄前一个月，我们聚集在东京进行面对面的研讨会，围绕肌肤接触，拥抱等动作展开练习，让大家能很舒服地靠近对方。这些研讨会成为了让演员们可以经常见面的机会，他们每周见面两到三次，研讨会结束后我通常直接回家，但他们会一起去吃晚餐，于是他们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好，成为了好朋友。在正式开镜的前几天，我们还一起去了取景地。我觉得那段经历真的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就好像一起去上学，或是一起去露营一样。在第一次开拍时，他们已经给我一种认识多年的朋友的感觉了。
五个演员在这之前都互相不认识，神奇的是，他们彼此真的相处得很好。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在拍摄过程中，饰演Yuta的栗原飒人和饰演Kou的日高由起刀成了真正的密友，他们现在住在一起，是合租室友，他们还一起去徒步旅行，真的非常可爱。如果你去看他们的Instagram，你会感到很幸福（笑）。其实我并没有做太多表演指导，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友谊都是真实的，我也认为他们的演出很成功。这么看来，《圆满结局》也是一部纪录片了。
（原文刊于橙新闻文化版：https://www.orangenews.hk/film/1252987/?utm_source=newscopy&utm_medium=referral）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在去年十月采访于伦敦电影节）
Y: Kid Y
S：空音央
Y：嗨，空先生，祝贺你完成了令人着迷的长片首作《Happyend》。我想要进行这次采访的初衷不是以坂本龙一的儿子，而是以空音央的身份介绍你。
S: 万分感谢。n
Y: 首先，我想从你对景观图像（landscape images）的敏锐见解开始。尤其是那些建筑镜头，它们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感。你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创造这种感觉的，是否有参考当代艺术，电影或艺术图片？n
S：我一直对景观很感兴趣，我拍了很多照片，通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做一些街头摄影，但更多的时候，街头摄影中的城市景观比人物更多。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为何会这样，我的兴趣总是倾向于那种场景，我的眼睛总是被吸引到那种地方。但对我来说，有一件事特别吸引我，那就是人类形象和他们所居住/身处的巨大规模的景观与空间的并置非常令人着迷。n n
我一直被结构性电影所吸引，这种电影也以景观为主要拍摄对象。举个例子，詹姆斯·班宁（《静态自杀》）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导演。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像足立正生这样的导演有他们自己的景观理论，称为“都市风景理论”，这实际上探讨了城市中心往往是资本和帝国的所在地，而这些城市资源是如何从更偏远的地区被提取出来的。这些提取的图像和工件通常在景观中表现出来。这些事情一直吸引着我，但对我来说，我想我一直生活在城市中心，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在东京也呆了很长时间。每当我旅行时，我也是比如到伦敦或其他城市。我逐渐注意到，一旦你习惯了如何在一个城市化的环境中探索，尤其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城市，许多景观和基础设施实际上是相似的。n
这种相似性让我创作了一些摄影和雕塑作品，我将这些城市景观的照片拼贴成一座大城市，有一件作品就是关于“大都会”的，它基本上展现这些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如何融为一体，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大都会”。即使你不懂某种语言，你也能很容易地在这些城市中导航。n
所以，城市空间在不同的城市中心之间逐渐趋同这一点一直吸引着我。但与此相关的是，私有化空间也随之而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威胁，尤其是在这些新自由主义城市中。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到监控的方面。但同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东京，几乎没有公共空间了。n n Y：当你提到公共空间时，我想起了贾樟柯关于公共空间的短片。我想特别强调这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闪烁的红光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镜头，让我想起了路易斯·帕蒂诺的《播星者》，这部短片同样以想象中的未来东京为背景。你能具体谈谈你是如何设计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的，以及你通过它想表达什么？n
S：我一直注意到东京的红灯，任何有高楼大厦的城市都有这种红灯。对我来说，红灯总是感觉有点不祥。它让我想起《风之谷》中巨大的王虫，但同时它又有某种美丽的星辰感。我一直将这个画面留在脑海中，这就是我想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开始的原因，我也想把它作为一个贯穿整个故事的主题。n
Y：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仍然很震撼。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剧情。在这部电影中有两种反叛形式。一种是音乐，另一种是抗议。你是如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n
S：嗯，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尤其是电子音乐和夜店音乐，与抗议本身已经紧密相连。所以，在影片中，我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 Yuta 和 Kou 之间的对立。Yuta 代表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一种虚无主义的追求，只想寻欢作乐，蜷缩在自己的空间里，只与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另一方面，Kou 代表抗议，这几乎代表了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有些事情可以改变。所以，这就像虚无主义的对立面。更多的是，你需要对未来仍会有一些变化抱有希望，才能建立起为之奋斗的意志。所以，我把它设定为这种对立的两面，但本质上，它们其实是一体的。当然，它们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去很多有夜店文化或抗议文化的城市，你会发现，两者往往融为一体。n
在日本，尤其是东京，有一个叫做抗议蹦迪（protest rave）的团体，他们在像涩谷这样的公共场所举办蹦迪活动，以抗议某些议题。例如，现在，我非常专注于为巴勒斯坦和加沙抗议，而他们一直在举办许多此类活动，旨在吸引年轻人，然后提高他们的意识，并通过蹦迪音乐与参加抗议的人建立一种合一。所以，我认为音乐，尤其是 Techno，与蹦迪、抗议和政治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本质上讲，Techno 的历史与政治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对吧？Techno 诞生于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以汽车工业而闻名，而汽车工业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中心。但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开始崩溃，引发白人逃离底特律时，这些工业中心就空无一人，经济陷入停滞。
为了自娱自乐，为了让彼此跳舞，底特律的黑人居民在这些空荡荡的工厂里创作了 Techno，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直接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音乐寻求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意识形态上更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为自己创造一些东西，而实际上，你知道，如果你参与抗议活动，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你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如果他们不改变，那么你就会受到来自暴力的幽灵的威胁或经历一场可能导致暴力日益壮大的运动。所以，这也许有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前者是直接行动。但在我的电影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为了保护自己，这是 Yuta 的立场，而 Kou 的立场是改变的愿望和意愿，马克·费舍尔会描述这是就像救世主的希望。
Kou 有这种救世主的希望，而 Yuta 则直面这种虚无主义的距离，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它们应该结合在一起，它们可以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在电影结尾处呈现的愿望，即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毕竟不是分开的。它们可以同时完成或同时追求。
n
Y：说到Yuta和Kou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特别。你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否隐藏了某种酷儿身份？n
S：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式去解读。我并没有刻意去描绘某种酷儿式恋情。我就是我自己。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酷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能都是酷儿，但作为这些个人的角色和我自己作为政治存在所宣称的身份，我没必要特意去这么想。但我确实认为友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酷儿的关系，因为它摆脱了这些社会定义的关系的界限。这些关系通常是性生产或家庭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的单位有关。友谊呢，就有点像存在于这些事物的界限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但它是通过友谊的视角来呈现的，其中也包含着爱，不一定像一个对自己的酷儿身份非常自豪的人那样对自己的酷儿关系的形式产生好感，但我认为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是非常公平的。n
Y：电影中有很多非职业演员。你能多谈一谈你是如何与他们合作的吗？是否有即兴表演？n
S：没有太多即兴表演。但当我完成演员选拔后，我意识到五位主要演员中有四位是非职业演员。我一直都觉得在拍摄前没有必要进行排练，但我确实需要工作坊式的排练，让这些非职业演员熟悉表演的感觉，同时让我确保能够以我想要的方式引导他们表演。也许你读过我的一些访谈，我曾向滨口龙介请教，因为他在《欢乐时光》中成功指导了很多非职业演员。他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建议，而他给我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分享我的目标，告诉所有演员我们是在一起创作这个作品。因为最重要的是让所有演员在镜头前尽可能感到舒适，因为任何程度的紧张都会阻止人们在镜头前自由发挥。我和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更容易，因为很多主角实际上是模特，所以他们实际上很习惯镜头对准他们。事实上，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表现出色。
所以，这很简单，但无论如何，我们做了很多研讨会。我延续桑福德·迈斯纳 (Sanford Meisner) 指导演员的方法论，我真的认为迈斯纳方法可以与滨口告诉我的方法相一致，也可以与我能够选的演员相一致，因为他们已经与角色非常相似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迈斯纳表演背后的哲学是在这些想象的情况下对自己诚实。所以，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然后真正重要的是让演员进入这种专注状态，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与场景中的另一个人保持联系，并非常专注于对方的行为，这样他们才能像自己一样做出反应。话虽如此，他们仍然需要记住对话，还需要配合镜头做出动作，这些事情肯定是要记住的，但如何笑或不笑，或者如何说某些台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肯定只是把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决定。如果不行，如果有什么不顺利的话，那么我会调整环境，调整他们所处的情况，让场景效果更好一点。但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在Q&A环节说的，这就像孩子们自己在创造他们完全独特的关系。所以，我不需要太努力让他们感觉像是真正的朋友，因为到我们拍摄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朋友了。
Y：延续之前的话题，作为一名多语种导演，你塑造的这些孩子与你本人很相似。所以，我想知道，你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塑造这些角色，尤其是他们如何在这个军国主义日本中认识自己的身份？
S：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我相似。我的意思是，我借鉴了自己的经验，但我认为我非常努力地确保这些角色都不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人的反射，他们需要成为自己独特的自我。这个想法的最初种子来自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剧本创作，然后与演员合作，我们试图将角色塑造成完全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我不一定认为他们和我一样，我希望他们感觉就像电影中和电影之外存在的真实的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与日本民族认同的构成息息相关，因为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我认为很多日本人混淆了日本的民族认同，包括种族、国籍、公民身份、语言和文化。没有日本人能够定义日本人是什么。唯一可以定义的东西可能与公民身份有关，这是一个法律定义。例如，Ming的角色是台湾人。她的角色是日本公民，因为她已经入籍。但如果你不知道Ming到底是谁，也许你会认为她像一个日本角色，但实际上她的身份是台湾日本人，一个在日台湾人，这源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以及日本和台湾的殖民历史。再比如，Tom，他的角色是双重国籍，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地移居美国。他是黑人日本人，对吧？所以，根据公民身份，他也被认为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目前的日本自卫队不允许任何非日本公民加入。即使你最终归入了籍并加入自卫队或警察部队，我认为内部也存在一些针对被视为外国人的无言的歧视，我从真正试图加入那里的人那里听说过；我从前也听前警察说过内部存在种族主义或招聘歧视。
我认为 Kou 的角色对这些动态非常有自我意识。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有能力表达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但在 Fumi 角色的引导下，他开始有了一种感觉。我想我试图描绘的是一个人生命中的这一刻，所有这些事情你都知道是生活的事实，但你无法完全表达它并认识到它。你开始意识到它们，开始认出它们，但你仍然没有语言来表达，尤其是对你的朋友。而 Yuta 是一个对这些事情仍然相当无意识和不了解的角色，这就是导致这两个角色之间产生裂缝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我试图描绘的动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回应，日本的军国主义色彩很浓。它试图扩大其军事能力。因为之前，它只有一支自卫队，但他们一直在不民主地通过许多法律来扩大其军事能力。
Y: 在Q&A环节，您将即将到来的地震描述为种族主义的武器。就我个人而言，这与新冠疫情时期息息有关，尤其是监控功能也会导致种族主义。所以，我想知道新冠疫情是否影响了写作过程，既然您花了 7 年时间才完成？
S：不，新冠疫情并没有真正影响它，剧本早就到位了，（你看到的）与疫情之前的内容非常相似。所以，新冠疫情真正证实了我的想法是对的。我认为这些危机和灾难时刻，无论是疾病、地震还是战争，总是被用作加强控制的理由。每当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时刻来增加权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时刻来增加权力。所以，灾难往往会造成权力真空，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还是地震期间。对于地震来说，我认为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比如地震发生时，它确实会造成组织和权力的突然真空，而这些真空总会被当时最有组织的人填补。而这往往可能是政府，但如果政府不做出反应，也可能是社区中的互助网络。甚至可能是这些种族主义的治安维护者。不幸的是，在日本，许多现有的组织和权力网络最终都变成了种族主义组织。例如，在一次台风期间，东京发生了一件事，没有日本国籍的人被禁止进入这些避难所。这是世界上最种族主义的事情，因为台风不在乎你是否有国籍。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平时组织这些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区和互助网络很重要，这样在危机的时刻，你就可以依靠它们来真正地互相帮助。
Y: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部电影设定在不远的未来，但它讲述了一件可发生了很多次的事情，尤其像是 1970 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或者是法国新浪潮，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台风俱乐部》或《中国姑娘》。然而，这种时代精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被讲述过了，尤其是近 10 年。你认为为什么在日本以现代意义重新讲述这种叙事很重要？
S: 我认为它一直存在，它确实主导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文化叙事，但我要说的是它从未消失过。所以，我一直想反驳那些认为日本突然变得如此不关心政治的刻板印象。因为如果你去寻找它，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消失，就像几年前上映的一部很棒的电影《月夜釜合战》一样，它非常政治化。同时总是有非常政治化的纪录片。所以，我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把时代精神带回的人，但《happyend》恰好是一个相对较高的预算。这是一部独立电影，但对于标准的日本电影来说，它的预算已经相当高了，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复兴。但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去用影像寻找像这样的人。艺术家们一直在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比如反种族主义。这一直存在。但对我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因为虽然我受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运动的很大影响，但我亲身经历的是2010s的政治时代。这包括了日本的反核运动，也包括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巴勒斯坦运动。这是2010s的一个持续因素。我更是响应这一时期，而不是简单地从60年代或70年代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对我来说，我真正回应的是2010s的精神。
#滨口龙介# #空音央#
空音央导演的电影首作《圆满结局》将于 2024 年 10 月 4 日开始日本全国巡回放映。 该片参加了第 81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据说在 9 月份的全球首映式上获得了 5 分钟的起立鼓掌。 这是一部以近未来的日本为背景的成长电影，是一部将社会问题与视觉美感相结合的雄心勃勃的作品。
空音央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将近年来一直保持联系的滨口龙介视为良师益友。
滨口曾在去年凭借《邪恶不存在》获得第 80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评审团大奖），他称赞《圆满结局》是“令人惊喜的首部长片”。 围绕影像和演出的伦理和美学，到对现代 “政治 ”的重新思考。 影片中以真诚但不忘轻松的语言编织而成，照亮了时代的前沿。
空音央和滨口龙介是如何建立起友谊的
空：（坐在座位上）我想我是这里最紧张的人（笑），和尊敬的滨口先生对话，太害怕了…
滨口：不不不，请多多关照。
——空先生迄今为止以纽约和东京为据点，以影像为中心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你与滨口导演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滨口：我记不清楚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增渊爱子（Aiko Masubuchi）是我们之间的纽带。她和空先生一样以纽约和东京为据点进行活动。 2021年《偶然与想象》和《驾驶我的车》上映时访问纽约，她全程担任我的翻译，以此为契机遇到了空先生，我想是这样的。
空：的确，我也不记得最初的事情了。之后在增渊制作的美国Criterion公司发行的黑泽清导演的《X圣治》的蓝光特典影像中，让我拍摄了黑泽和滨口的对话， 后来见了几次面，有了一起吃饭的机会。
滨口：空先生给我做的葱花金枪鱼火锅非常好吃（笑）。你是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想到《圆满结局》的吗？
空：是的，我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因为在日本拍摄的经验不多，所以我有机会向他们请教我应该注意的事项。 后来，在进行主要演员的试镜时，又找他们谈了谈。
"它真正反映了 '人' '"。滨口龙介讲述《圆满结局》惊人的 “成就”。n《圆满结局》讲述了在近未来的日本，有着不同背景的高中生的日本青春群像作品。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他们就读的学校安装了AI监控系统，而主人公们的友谊也随着他们在参加示威游行和其他问题上的个人决定的分歧而动摇。 在这样一部电影的试镜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
空：我们试镜了数百人，最后决定饰演亲友团五人的主要演员中，有四位是非演员，也就是非职业演员。 这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们也有演员进行试镜，但我们说："必须是这个人！” 而我们凭直觉认为是非演员的人恰好都是非演员。
例如，栗原飒人和日高由起刀在片中饰演的两位主角Yuta和Kou，他们都是模特出身，（电影中）他们都立志成为音乐 DJ。 Kou的母亲经营一家韩国料理，他在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思考。
——饰演时尚爱好者Ata-chan的林裕太是主演中唯一的演员，而饰演组合中的气氛制造者Tom的Arazi则是一位模特出身的日本和塞内加尔混血儿。
滨口：Tom的个性和他在朋友关系中的 “好家伙”形象是影片的一大亮点。
空：Arazi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滨口：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他开朗的笑容很可信（笑）。 不仅是他，其他演员也仿佛他们的个性都融入了影片之中。
空：我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来饰演具有台湾身份的Min，但在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在日本长大、具有台裔美国人血统的摄影师Sina Peng。
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指导这样的非演员们。 那是，以救命稻草的形式给我讲故事的是曾经导演过我最喜欢的电影《欢乐时光》（2015年）的滨口先生找到了我。
滨口：《欢乐时光》的企划一开始是一个工作坊，现场有很多人都没有表演经验。
空：他教导我，我应该告诉即将与我合作的人，作为一名导演，我的目标和内心的想法，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除此之外，我还必须确保演员们在片场表演时不会紧张。 在这一点上，我真的非常小心谨慎。
滨口龙介：实际上观看《圆满结局》时，很难相信你曾有过这样的焦虑，我觉得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长篇首作。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真正反映了'人'。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在看完这部电影很久之后还能感觉到这些人仍然活着。虽然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电影，但能让观众有这种感觉的却并不多。'
——看完影片后，是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仍在延续的感觉吗？
滨口：影片结束后，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生活仍在继续，这些人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哪个时代，很少有电影能达到这种感觉。 因此，我认为《圆满结局》的成就是了不起的。
此外，《圆满结局》的背景设定在近未来的日本某地，这一点也非常好，影片最终并没有让人失望，反而在这个背景的基础上越拍越紧凑。 我认为这部电影会让人好奇他下一部作品会拍什么，同时也预示着空强大的职业生涯将从这里开始。
空：我很荣幸，谢谢你。
——《圆满结局》捕捉到的偶然
空：我正在阅读滨口先生今年 7 月出版的《他なる映画と 1&2》（滨口龙介的随笔》。从镜头这个最小的单位开始，到广阔的电影论。对我来说，这本书就像是电影版的《数学原理》，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书中彻底重新审视了数学的基本原理。
特别是是阅读第一卷的前三章，其中浓缩了滨口先生的导演理论，有助于我理解我所拍摄的电影。 当我读到关于 “捕捉偶然”时，我再次想到了一个奇迹般的偶然：我偶然遇到了与我在《圆满结局》剧本中所写的角色相似的人，让我重新思考了饰演亲友团的这5人一拍即合的，奇迹般的偶然。
滨口：就像电影《圆满结局》本身一样，互相发现了彼此的魅力。 当然，这也有偶然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这是与空的个性产生共鸣的结果。
空：非常感谢。 关于这件事，我自己也认为，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五个人变得非常亲密，镜头记录下了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深深羁绊。
《他なる映画と》书中有一句话谈到了摄影机是通过 “机械的冷漠 ”来记录的，我认为这次正是摄影机没有说谎地记录下了这五个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觉得这些登场人物还活着，那可能是因为摄像机记录下的他们五人之间的关系是真正持久的。
90年代的亚洲电影和不良电影，这两种参考资料。
——―5人的团体，在佐野史郎扮演的校长的紧张的学校里，进行着小规模的叛乱。也有不良电影的氛围呢。
滨口：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是，它让我深深地想起了 90 年代的亚洲电影。 比如杨德昌、侯孝贤和北野武的电影。 我想，我没想到那个时代的东西会被当代人消化并对他们产生这种影响。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穿校服的方式很酷。
例如，Yuta不仅穿校服时戴耳机，裸体躺着时也戴耳机，这表明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Ata穿着自己精心改造的制服，Min的头发上有网状装饰，Tom也戴着发箍，这也是一种时尚的点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与日本的不良少年电影是似是而非的，果然还是更接近亚洲电影。
空：我想看过的人都会发现（笑），果然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1983年）和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1992年）等台湾电影，是我心中的支柱之一，是明确存在的参照物。
另一方面，我也喜欢让-维戈（Jean Vigo）的《操行零分》（1933年）和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无因的反叛》（1955年）等影片，这些影片展现了学生的叛逆精神。 我自己并不是不良少年，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直都是在温和，和平主义的贵格会教徒学校长大，但我内心一直对不良少年题材的电影情有独钟。 至于《圆满结局》中描述的主题，它们反映了我的经历的同时，也借鉴了不良电影。
社会化和画面制作之间的关系
——这部作品的创意最初从何而来？
空：这部电影的种子是，据说迟早会发生的南海海沟地震，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到的是，社会将不断面临无形的恐惧，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也与"311"事件后我对社会问题的日益关注有关。 在美国，发生了 “占领华尔街 ”和 “黑人生命至上”等运动，同时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将目光投向日本，正是仇恨言论刚刚活跃起来的时期，通过历史研究，我了解到在 1923 年关东大地震中发生的屠杀朝鲜人事件。
在目睹这种可能再次发生的情况时，我想到了日本的社会背景，这就是《圆满结局》的由来。 除此之外，我还想以我自己的身份为基础，描绘各行各业的人们所生活的日本社会。
滨口：影片以非常自然和恰当的方式描绘了一个 “各种各样的人生活 ”的社会。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影片后半部分的一个场景：有人让班上没有日本国籍的学生离开。 原来有大约10名学生属于这一类。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场景，。 你要表现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需要任何解释，但他们就在那里。
作为设定，没有日本国籍的人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不属于主要演员的学生要正确地说出他们的台词。像每个人的主张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说明，但是很好地存在着。
空：是的，我明确意识到了。 即使我们没有刻意聚焦，但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于那里，并说出想说的话。
——当这些高中生穿过城市时，高架公路悬挂在他们的头顶上。画面构成的特征。
空：这部电影既是关于登场人物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瞬间，当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正因如此，我确保摄影机有很深的景深，这样摄影机就能聚焦到画面深处，映出整个空间。
另外，我本人也非常喜欢特写镜头，有时会让背景中的建筑显得非常高大。 《圆满结局》中的世界经常发生小地震，我总是在室外拍摄，希望在画面上捕捉到建筑物即将倒塌的感觉。......
滨口：画面非常出色。 这与我刚才提到的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关。 我认为这部影片大概可能是按顺序拍摄的，影片越到后面，摄影机拍摄这群主人公的次数越多，距离感就越强，让人觉得摄影机一定是在真情实感地注视着他们。 这是影片的一个美妙之处。 整部影片给人的感觉不仅是团体内的关系正在建立，摄影机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在认真建立。
友情、幽默和暴力表现。 作为一部成长电影具有普遍性和非凡性。
——说到人际关系，想和同伴度过愉快时光的Yuta和提高社会意识的Kou之间的友谊，逐渐出现了裂痕。
空：我认为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所造成的裂痕，是古今中外许多电影都涉及的主题。 比如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1900》（1976 年），还有大友克洋导演的《阿基拉》（1988 年）。
与这些电影相比，虽然它们在戏剧性方面大相径庭，但我自己也经常有类似的经历。 原本以为可以天长地久的友谊可能会烟消云散，或者原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长大了，久别重逢，却发现彼此完全不认同对方。 我认为这种悲剧性的戏剧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
——《圆满结局》的魅力之一在于，在深化这种严肃性的同时，另一方面穿插着让人感受到独特幽默的场景。
滨口：不仅仅是制造紧张感。 与制造紧张感相比，这是一种展现时间流动的不同方式，让观众参与到紧张的漩涡中。 这部影片并非仅以个人视角为基础，而是以广阔的空间为基础，展现了在空间中流动的时间，这一点非常奇妙。 我还认为，前景中的另一位朋友想象并有趣地模仿远处朋友们听不见的对话，也是一个简单但非常好的创意。
空：我喜欢能让人感受到幽默的电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杨德昌带有喜剧元素的电影，我也喜欢恩斯特-刘别谦和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或者当你看巴斯特-基顿的电影时，有时从一个略微超脱的视角看到残酷的事情发生，也很有趣。 也许，幽默和戏剧的真实感，就在于你从一个有点距离的角度去看它。
空：我认为很多商业电影都在努力为观众模拟角色的情感，但在《圆满结局》中，我试图采取一种略微超脱/远一点的视角。 可以说，这就像是Yuta和Kou到了和我差不多大（33 岁），我们一起喝酒回忆往事。
滨口：原来如此。 关于这部电影，在不透露细节的范围内，这部影片中没有一滴血。 片中有抗议者之间冲突的描写，但没有明显的暴力。 如果是平庸的想法，要发展一个重大事件或戏剧，让一个人物在示威中受伤，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死亡，但影片没有走这样一条路。
或许，成长电影的惯常做法是描绘向成人社会过渡的某种苦涩。 影片描绘了一种忍受和接受成人意味着什么的感觉。 然而，这部影片，包括片名《圆满结局》，并没有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我认为这值得一提。
电影如何捕捉"政治"
——当我们交谈时，会意识到你们之间有很多共鸣点。 另一方面，你们的电影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差异。
滨口：应该说一点点吧......（笑）。
——是的，失礼了。它们不同之处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圆满结局》的政治性和《邪恶不存在》（2024年）的寓言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比......。
空：不，实际上，我觉得《圆满结局》的描写更具有寓言性。 我去年在威尼斯看了《邪恶不存在》，台词的惊险刺激让我特别兴奋，但它的灵感也来自于真实的事件，我强烈地感觉到滨口先生是在拍一部脚踏实地的电影，也涉及到了'真实的政治'。
滨口：但是，但是......，我认为这首先涉及到 “政治 ”的含义问题。
空：是的，没错。
滨口：英语中的"politics"与日本所谓的"政治"，在语感上可谓天差地别。源自古希腊语的"politics"一词，其本质在于市民如何协调与运营地域社会的理念。nn而日本的政治，字面意思就是"政（まつりごと）=治理祭祀之事"。这意味着在日本社会根植着一种观念：政治是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的特殊存在，这也正是所谓"政治题材"电影在日本难以拍摄的根源所在。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联系到这一点，但我自己并不试图拍摄政治电影，我总是试图拍摄关于生活的电影。 但拍摄一部关于生活的电影也是一项挑战：如何令人信服地展现一个本质上并不分离、没有界限、理所当然的混合在一起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非常自然地具有政治性。 这是因为生活与政治密不可分。
空先生的作品具有极佳的平衡感，我在观看空的作品时强烈地感受到，选择以什么样的距离和时长来拍摄这种生活，这是一个围绕政治和美学的电影的问题。
空：有句口号是 “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我真的觉得滨口先生说得很对。 自己的存在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制作电影，作为创作种子的人生经验也是政治性的。因此，我认为认为任何电影都是政治性的。
在《圆满结局》中，看似乐观、没有政治倾向的Yuta，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拥有反抗权威的力量。 然而，Yuta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KOu从自己的背景中产生了对权力结构的意识，但Yuta可能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们两人都喜欢的Techno（音乐流派）是美国底特律黑人为自己的快乐而创造的音乐，这也是一种政治文化。 我想拍一部能让人感受到这些可能性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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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谢谢你们留下来。这是我第三次来香港，我玩得很开心。感谢电影节邀请我，尤其是在座的每一位观众。
主持人： 如果你们已经有任何问题，请举手。我从相对简单的问题开始。
这是一部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日本电影非常不同的电影，你触及了几个我们通常看不到的话题，比如政府、复杂关系和反乌托邦世界。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将这些话题融入你的电影中呢？此外，你是否有任何灵感来源或个人经历，促使你创作出这样的电影？
空：哇哦，好多问题。是的，我可以谈谈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我想这可以解答其他问题，但通常会讲得很长。所以，如果你想让我停下来，就尽管说吧。不过，我总是说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于三次地震。
第一次是福岛311地震，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大地震，造成核泄漏。随后，日本掀起了一场反核抗议运动，其规模超过了日本现代史或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次。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那之前，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但我认为这次事件确实影响了我，让我睁开眼睛，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以更批判的方式思考我们的世界和社会是如何构建的。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 1923 年 9 月 1 日。这次地震被称为 "关东大地震"，袭击了东京。这也是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很多人丧生。但是101 年前这场地震的受害者，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地震后发生的大屠杀。由于种族主义，关于朝鲜人如何在井里下毒、偷东西和放火烧房子的可怕种族主义谣言不胫而走。当时，日本一直占领着朝鲜半岛并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在日本有很多韩国劳工，我认为当时的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都对韩国人充满了恐惧，因此地震导致日本平民成群结队地屠杀韩国人，造成 6000 多人遇害。
第三次地震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但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日本，他们总是告诉你很快就会有另一场地震，类似于311大地震或 1923 年的大地震，因此这真的让我想到了如今在日本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以及我们是如何没有真正反思这段历史，以及在没有反思这段历史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如果平民和政府中仍然存在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我在高中时与好友们一起成长的情感记忆，以及进入大学后，与朋友们一起成长，但却变得相当具有政治意识，并因政治分歧而导致友谊破裂的时刻，有点不得不互相推开的感觉。因此，这既是我个人的回忆，也是我对历史背后的思考和分析。
主持人：音乐在影片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影片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你能解释一下这些选择吗？比如结尾和开头？它更像是三角钢琴和御用钢琴，我们会看到的。
空：影片中主要有两种音乐。一种是角色自己听的音乐，也就是电子乐。之所以是电子乐，原因很简单。我喜欢电子乐。我喜欢低音和鼓声，你能从这个大东西里感受到震动，CLUB里的这种大音响真的让我很舒服。因此，这似乎对我影响很大。
当然，另一面是古典音乐或配乐，你听到的是电影之外的声音。我们请到了一位出色的作曲家Lia Ouyang Rusli，她为影片谱写了乐曲，她们的作品既有电子乐、氛围电子乐，也有古典乐和电影音乐的一面。所以我想你可以听到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但对于《圆满结局》来说，音乐背后的主要思想是创作一些感觉像是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已经结束的东西。所以这是一部社会历史，也是他们友谊的历史。
主持人：会不会有观众有问题想要提出？
Q1：我觉得整个摄影都很震撼，我只是在想，你对那个场景 （最后一个镜头） 的解读是什么？就像你说的，他们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但我又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层次。
空：是的，这其实也是昨天的问题，但我的目标之一是，结局感觉像是模糊的。你知道的,我不想让人觉得他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我也不想让人觉得他们的友谊一点都没变，因为他们之间当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他们无法，甚至无法说出一切。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变化太大了。我认为Yuta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也许他们之间还有未来。也就是扭nipple那里。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出如何结束这部电影 你知道，一开始我们还有另一场戏，那场戏之后还有一场戏，那场戏我们剪掉了，一开始没有定格。我们制作这部电影的目标是先让人笑，然后让人哭。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时，我们的剪辑师兼制片人Albert Tolin开了笑话，完全是一个笑话。他做了定格动画，然后在这个上面放上了最夸张、最夸张的音乐。一开始他播放了这个，他告诉我这只是个玩笑，然后我们就发布了。然后我开始大笑，因为我觉得这太荒谬了。但是音乐播放得越多，Yuta的形象就越能跨越这条边界，告诉人们，不管发生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有点想哭，因为也许这一个举动就足够了，让对方知道，他们将来还可以做朋友，这真的让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保留了它，尽管一开始只是个玩笑。
Q2：您好，谢谢。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的问题是关于音乐的。我记得在电影中其中一个主人公说，当代新音乐没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尝试去发掘那些经典的音乐瑰宝。而另一个角色评论说，这让他感到很伤心。这也许太悲观了。我想知道这是否也是您对当今音乐发展的评论，或者您对此有何感想？谢谢。
空：好吧，我来告诉你。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点背景故事，但它并没有在电影中占据太多的位置。但实际上，我想得很艰难，在未来，我想，你知道在Spotify上，或者其他音乐服务。你可以选择一种心情，比如放松，或者睡觉，或者有时，它会给你电脑认为好的放松音乐，等等。我真的很讨厌那样，你知道，那不是我听音乐的方式。但我在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也许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发展，它可以自动检测你的情绪。就像，你想要冷静，它就会给你提供冷静的音乐。
我在想，也许在未来这个反乌托邦，可怕的世界里，人们就是这样听音乐的。越来越少的人喜欢DJ，会喜欢去挖掘和发现艺术家，爱上艺术家，所以，你知道，Yuta和Kou，当他们想成为一名DJ时，他们就像在反抗主流世界，就像是在积极地寻找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好音乐。但我认为最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乐器店的老板说，哦你想成为DJ，这在现在很少见。但我认为我最终写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因为我认为它真的代表了Yuta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观点。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放弃了新的东西。
是的，新的东西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发展出来。我认为，为了让Kou抱有希望，并像他在影片中那样活跃，他需要对未来仍然存在的新事物抱有希望。所以对我来说，通过音乐，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有点像虚无主义放弃了世界的状态。但我认为和乐器店的老板，以及与Kou的互动，希望能让他成长一点，并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新的东西仍然是可能出现的。
Q3：对不起，我想问的是，你知道，我在影片中看到了两面性。一面是歌颂他们的友谊，另一面是其他立场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在乐器店里，他播放音乐，但店长说，哦不要播放不快乐的东西。所以我想知道，通过这部电影，你想传达给我们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你觉得他们应该怎样面对未来，就像这些学生一样？谢谢 。
空：这真是一个大问题。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要在电影中宣扬某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我认为，你知道。是的,我试图做的电影实际上是捕获一种情感,我觉得当我长大时,或者当我年轻时,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也许,但有时我觉得我们都摇摆不定的虚无主义,或放弃,但总有,像你想争取未来,所有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总是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
但我认为有时候当你不能和你的朋友交流时，真的很令人沮丧。有时候，你在朋友中最信任的人不一定会像你对这个世界那样感到愤怒或沮丧。就我个人而言，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语言能力向朋友传达这种情绪，与其尝试，不如把他们推开，反之亦然。
我想我有过很多被我最亲密的朋友推开的经历，对我来说，因为友谊是我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失去这些非常重要的朋友就像地震一样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想要捕捉的情感。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想要传达给年轻人的信息，也没有什么想让所有人都明白的信息。说实话，我只是想让人们从电影中感受到他们想要的感觉。但实际上，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人们觉得，他们会想给一个很久没说过话的老朋友打电话。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这句话，但这是我想得最多的。我并没有想让人们相信的意识形态。
Q5：这真的是很棒、非常鼓舞人心 的电影，但我有个问题 我很好奇，摄制组是怎么把黄车立起来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你知道，这真的是一种心灵震撼，我以前从没见过。
空：我只告诉你问题的第二部分（全场爆笑），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有头发的时候，他经常给我理发，他来自日本，他的初中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初中。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有2/3的三年级学生都很敬仰他，他们都是最酷的坏蛋。很显然，有一天他去学校，发现老师的车都被翻到了头上或翻到了一边。他给我剪头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听起来，哇哦。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太疯狂了，这不可能，他告诉我他的初中学校有这样的车之后，我心里就有了这个想法。
后来，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细节，我就回去找他，我说，嘿，伙计，那是什么感觉，你知道，那辆车是什么样子的？请告诉我更多的细节。他说，哦它实际上是这样立着的。我当时想，shit，但这个更有代表性，我再也无法把这个画面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它就像一块巨石，你知道吗？所以我这样写了。第一部分的问题就留给你们自己了。
看完 33 岁的日本导演空音央的首部长片剧情电影，观众会不由得感叹于它与当下的相关性：这是近未来的故事，或是过去的幻影，还是正当时的经历？
《圆满结局》（Happyend）讲述了一个政治介入友谊的故事。它的拍摄手法远称不上现实主义，但电影中的高中生们所感受的那种压抑的氛围、心中忍不住要反叛的冲动、日复一日恐怖与幽默并存的生活，都熟悉得令人心惊。
“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这很有意思。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空音央在与单读的访谈中说。
这让人想到今年同样有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曾说，“很多人的作品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时代的人真正生活和存在的痕迹，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政治片”。
《圆满结局》于今年 9 月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亚洲首映，并作为“卧虎”单元入围影片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荣誉。电影先前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后于 10 月在日本院线上映，得到广泛好评。在这之前，空音央为观众熟知的作品是今年 5 月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坂本龙一：杰作》，记录了他的父亲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一场钢琴独奏会。
以下是单读对电影《圆满结局》的介绍和与导演空音央的访谈。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适时的契机，重新思考电影与政治的互动（或缺乏互动）。空音央的思考主要基于日本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但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名年轻的、在多元文化中长大的亚洲电影人具有何种表达与实践的空间。
剥离政治的电影，恰恰是最政治的
采访、撰文：菜市场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兼电子音乐同好变了。他不再和你同出同入，在学校领导看不见的角落里打碟。他也不再满足于捉弄权威的恶作剧。当学校里布满了监控，社会处处有管控，他走上街头，严肃地寻求改变。他愤怒地问你，你是不是完全不在乎音乐之外的事？
n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来说，友谊与政治是一组新鲜的搭配：前者是生活化的、跨越时间的，后者是意识形态化的、有时效性的。进入电影《圆满结局》，观众很快就会被卷入这两股力量的角力。
n导演空音央把故事设置在近未来的日本，一个数字集权的监控社会里。政府将“随时都会有一场大地震”作为权力扩张的借口；社会上出现了自主巡逻、提防外来者的民团；校长为了获得防震资金，在学校安装了智能摄像头，学生任一违规行为都将在超大电子屏上被展示与惩处。“一提安全，所有批评的人都安静了。”
优太和洸是一对童年好友，他们正在经历高中的最后一年。面对权力的逼近，他们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优太沉迷于电子乐，他家境优渥，更喜欢用玩乐的、轻盈的方式表达态度，比如播放假的地震警报，借此机会转移被锁起来的音乐设备。他实践着詹姆斯·C. 斯科特所言的“潜隐剧本”的逻辑，灵活行事，不必直面权力的重压。
n但是，作为在日朝鲜人的洸更容易遭到怀疑与搜查，这让他的政治意识开始发芽。当一位排外的首相当道，他逐渐意识到电子乐不是唯一重要且需要拯救的东西。他与激进的女学生文一起加入了校内外的抗议活动。成长于觉醒文化与保守化浪潮的冲突之中的空音央让他们重新唱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运动民谣《吃屎之歌》（くそくらえ節）：
有一天，一名学校老师
对他的学生们训话
“你们不在考试中拿到一百分
就成不了优秀的大人”
吃屎吧！去死吧！
吃屎吧！去死吧！
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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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太与洸之间友谊的裂痕并非鸿沟，却是决定性的。从东亚观众的成长经验来说，他们已然是少见的反叛者。这也是空音央希望刻画的青春形象，因为他发现自己“更容易被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吸引”。但即便在一群反叛者之间，反叛形式与程度的不同也意味着道路的不同。
n青春电影作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先声已有传统，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因的反叛》与《青春残酷物语》，都以反叛者为主角表现转型期青年人的愤怒。今天，愤怒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圆满结局》用更精细的画面、更低调的叙事，提出了一些亲切而不失迫切的问题——
n在近未来的日本，或者任何政治高压的社会，我们会更容易失去朋友吗？在政治之必要和友谊之可贵之间，在游戏般的反叛和代价惨烈的抗议之间，高中生们会如何选择，他们能够承担选择的后果吗？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空音央说。
n在多重意义上，这个关于两个高中生的友谊因政治而分裂的故事，才是空音央最初想要完成、最早开始创作，并且与制作人独立筹得资金的“第一部电影”。“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在那部音乐纪录片里，坂本龙一作为艺术家的光芒是绝对的主角；而在《圆满结局》里，空音央作为导演的独立性与思想性得到了一次较为完整的展露。
n我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现场见到了空音央，他很年轻，总是带着友好的笑容，脖子上围着巴勒斯坦头巾“库非亚”（Keffiyeh）以示支持。他的声音非常流畅，轻松地从自己的电影谈到更宏大的命题，似乎在电影创作之外，对社会议题的参与也是构成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两次大地震与《圆满结局》的诞生
单读 我看过《坂本龙一：杰作》，那是你执导的第一部长片，而《圆满结局》则是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对吗？
n 空音央 其实《圆满结局》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因为我从 2017 年起就在写它的剧本了。那甚至是在我拍短片《鸡在纽约》《一夜爆樽》之前，当然也在《坂本龙一：杰作》之前。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我长久以来真正想做的事。但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
n 单读 为什么早在 2017 年你就有了拍摄这个故事的想法？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后疫情电影，尤其因为电影描绘了不断升级的社会危机。
n 空音央 我可以告诉你这背后的整个故事，但会有点长。
n首先，因为这是一部青春成长电影（coming-of-age film），电影描绘的经历很多都来自我自己的生活。高中时期，我有一群非常亲密的朋友。在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我不太关心政治，只是一个想和朋友们玩耍的高中生。2009 年我进入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然后在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了。那就是福岛“3·11”：地震、海啸、核灾难……那件事发生后，我的政治意识才真正地开始萌芽。我觉醒了。
n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试图去理解世界的结构：资本的结构如何引发了福岛的灾难，政府的结构如何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想法，像东京这样的城市如何利用中心与农村地区的差异来剥削劳动力，等等。我也开始在日本参加抗议活动，更加密切地关注日本的新闻。
n读大学的日子里，因为我开始关心政治，我有像电影里的洸一样把人推开的经历。我也曾被我的朋友推开，因为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再一致。我真心爱我的朋友们，也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所以与他们分道扬镳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那时候我非常难过，也很失望，尽管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分别是需要发生的。
n 单读 所以爱玩的优太和政治觉醒的洸，是处于不同阶段的你。但这也只是你拍摄《圆满结局》的一部分原因？
n 空音央 之前说到，福岛大地震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历史和我身边发生的事。到了 2014 年前后，日本的种族主义言论和仇恨情绪激增，右翼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宣称要让在日朝鲜人、中国人和反日人士去死，诸如此类。之后，也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击这些抗议。n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在那前后，我开始深入了解 1923 年在日本发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关东大地震。这是东京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地震之一，由于当时的房子大多是木制的，地震又发生在中午，它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大约有 10 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n在这场灾难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关东大屠杀”。在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混乱中，流传着许多针对在日朝鲜人的种族主义谣言，说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在井里下毒。这些谣言加剧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恐惧。当时，日本正在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也掀起了一场独立运动。在这种混乱时期，连警察和政府都在散布这些谣言。
n谣言出现后，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民团、自卫小组，开始大规模屠杀朝鲜人。这实际上是一场种族灭绝，在几天时间里，就有 6000 人甚至更多人死亡。在这场混乱之中，日本政府还逮捕及杀害了一些左翼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这段历史一直被公认为事实，直到一些右翼人士开始否认并试图抹去这段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n也正是在 2014 年前后，我开始考虑拍摄这部电影，而我又总是在思考这些事情。我想起在福岛大地震期间，推特上也有很多人重复着这些谣言，说外国人偷东西、投毒，如今仇恨已经扩展到了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身上（日本有很多库尔德移民）。这些种族仇恨的蔓延又导致了一些民团的形成，他们声称要保护日本人免受外国人的侵害。
n我对自己说，在日本，人们总是警告说不久的将来会有另一场大地震。但如果我们不反思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历史，不反思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种族灭绝，不反思整个殖民历史，不反思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价值观，那么在另一场地震来临时，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n我对未来感到非常担忧：显然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而地震随时都会来临。这给了我动力去反思历史并思考这些事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后来，这些思考也组成了影片的骨架。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用我的个人经历来勾勒电影的世界。
友谊在危机时刻意味着什么？
n 单读 我很惊讶，你在这些关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之上，最终拍出了一个微妙的、细腻的、具有电影感的故事，一个表面上关于友谊的故事。
n“友谊”就像“社群”，是一个非常抽象与兼容的词语，也是我们在危机时刻不断提及的词语。友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n 空音央 友谊真的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圆满结局》当然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它探究的是那种从小开始的友谊关系。
n我个人经历过这样的友谊。我高中时有一群好友，我们从十岁就认识了。这些关系是从孩提时代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或思想观。小时候你会和来自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来往，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孩子们不会因为某人的社会标签而决定和谁做朋友，他们只在乎能不能玩到一块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n但当我长大后，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我很难与政治观点完全相左的人建立新友谊。比如我不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或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朋友。我会避免让他们进入我的生活，因为我不想花时间与这些人打交道。
n 单读 但我觉得，你的电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即便政治态度不同，优太和洸对待他们的友谊的方式依然给人一种满怀希望的感觉。
n 空音央 我同意，这部电影和我的个人生活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我想要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n在全世界，尤其在日本，左翼人士尤其不擅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沟通与合作。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我们也许都需要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但我们却不会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其他人形成同盟。反而在乡村或者类似的小社区里，你不得不与意见不同的人交往，这会让合作变得容易。n所以很多人在看电影时能对优太和洸的故事感同身受。童年的友谊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让我们在事情变得现实之前就与他人建立了关系，成了社区的一员。
n 单读 所以你的电影也在为失去结交不同政见的朋友的可能性表达哀悼。
n 空音央 我想是的。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单读 友谊的这种张力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也会为自己有了政治意识感到欣慰，会希望能拥有发声和选择朋友的权利。
n 空音央 我同意，友谊非常令人困惑，非常复杂。
n这让我想起自己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友谊的模糊性。恋人之间有一些粗略的社会规则，你可以故意打破规则，但很多人选择遵守它们。比如，如果你正处于一段严肃而坚定的关系中，你就不应该背叛对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会进入一些让这段关系正式化的程序，也许你们还会一起养小孩、和双方家庭互动，诸如此类。
n友谊很有意思，它没有规则。从最肤浅到最深厚的关系，任何类型的友谊都可能存在。也正因为友谊的模糊性，驾驭它变得非常困难。
n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会把恋爱、婚姻之类的性关系放在比友谊更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与宠物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需要为其他形式的关系留出空间，它们与性关系一样，都是重要的社会纽带。也许最好的方法不是给予其他关系特权，而是要摧毁这种只给予某种关系特权的制度，比如婚姻。
n在日本，如果你想去医院看望你爱的人，你必须和他/她是正式注册的的婚姻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那时连已婚人士想探望爱人都很困难。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某人的妻子比某人最好的朋友更重要呢？也许，他们最好的朋友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n探索友谊的暧昧之处、友谊的重要之处，这也是我日常思考并想要在电影中体现的事情。n 单读 我想这在《圆满结局》中有所体现。每次优太误会洸和文出门是为了谈恋爱，而观众知道他们其实是“同志”或者“一起抗议的伙伴”，我们都会会心一笑。这也是你的电影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n 空音央 我其实觉得，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同志”或“抗议伙伴”，就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即便你们不会发生性关系，但发现一个人与你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与你关心着一样的事情，发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这样的人存在，这真的很性感。
拍电影是一种政治行为吗？
n 单读 青年文化一直是战后日本电影和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主题，它们不仅描绘青春，也反映社会的问题。你曾说过，你受杨德昌的电影影响很深。你认为《圆满结局》在这些电影的基础上提供了什么新视角吗？
n 空音央 我认为这是由观众和评论家决定的。我看过杨德昌的大部分电影，但还没看过侯孝贤的所有电影……不过我看过好多蔡明亮的电影，我很喜欢。但要把一部电影放在你所说的背景下，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我只负责对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诚实。
n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最近在日本接受了很多采访，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这很有意思。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
n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从饮食到起居，再到与人建立关系，不论是性、友谊或者同学情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极具政治性的，深受我们所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果有人能够拍出一部把这些具有政治性的东西都从故事里剥离出去的电影，那比对自己的所见所感诚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n所以，我不认为我的电影是格外政治化的。它只是恰好反映了我的想法，那些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n 单读 和你的主角们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于一个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有重重压力的环境里，我对你的电影有很深的共鸣。我会忍不住想要知道，你是否期待通过这部电影传达某些信息？
n 空音央 也许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我想，如果你专门拍一部电影来向某些人传递信息，它就会变成政治宣传品，或者商业广告。即便信息本身是好的，即便你是在通过电影提出一个论点并且要求人们相信它，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强迫的成分。我对拍这种电影不感兴趣。
n我拍《圆满结局》的初衷是想要保存我大学毕业之后的感受。那时我发现，原来政治分歧最终会将友谊带上末路。虽然在理性上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社会结构导致的——就像在电影里，优太和洸的悲伤都是合理的——这种分裂依然让我感到忧郁。
n这么说来，我的确有一个核心的想法，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都在努力想着这一点：我希望我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想要和一个很久没说过话的朋友聊聊天。不是非得这么做，也不要冲动行事，但我想让你对过去的友谊感到怀念。也许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n电影是这样，但我个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个体，我有很多很多信息想要传达给大家。
n 单读 让我们来听听你个人想要传达的信息吧。
n 空音央 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现有的规则。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了解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运作。工业资本家们破坏了环境，留下年轻人来面对世界有可能完蛋的厄运；所有的责任都落在了下一代和再之后的人类身上。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结构并与之对抗。
n我还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有时候，你需要违反法律才能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日本，人们不太擅长反抗。我们需要练习反抗，需要锻炼这种“不服从”的肌肉。不是为了不服从而不服从，而是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站起来说不。
n我还认为，现在有很多人将个人身份与民族国家混为一谈，而这是错误的。围绕民族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通常是非常暴力的。老实说，我认为民族国家得以存在，靠的是推广一种部分真实但大部分虚构的国家身份叙事，以维护自己使用武力、暴力、警力、监视与控制的权力与影响力。这违背了人的尊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不会互相伤害，像现在许多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那样。
n我个人有太多想法想要传达，我可以一直讲下去。虽然这些不是我想在《圆满结局》这部电影里传达的信息，但也许你可以在这里那里看见一些痕迹。
我们需要更多自治、发声与行动
n 单读 从 2017 年你开始写《圆满结局》到 2023 年拍摄，它脱胎于你对大流行病之前的紧张局势的思考，但它的制作也跨越了疫情时期。你在这期间的感受会影响你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吗？你认为这段全世界共同的经历，与你电影中的“地震”有相似之处吗？
n 空音央 我还在试图组织我对疫情的感受。一方面，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那么多人因此死亡，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可能用大流行病作为幌子来扩大它们对人口的控制。人们自愿把控制权交给政府，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太大了，自己没办法管理自己了。n不论是流行病还是地震，当大灾难发生时，会有一段权力的真空。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组织，谁在那一刻是最有组织能力的，谁就会填补那个真空。一般而言会是民族国家之下的实体，警察、消防员和军队之类的。但在历史上也有公民团体自我组织来填补那个虚空的例子，我觉得那样会更美好、更自由。
n有一次，我在北海道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电都停了。正值夏日，冰箱里的东西几天内就会变质。最终大家把各自的食物和烤架都拿出来，在家门外烤好并分发给任何需要吃东西的人。红绿灯也没电了，人们就让彼此先过；还有几个公民自己承担起了保障安全的责任。
n另一个例子是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注：地震后有全国 130 多万志愿者展开救援，政府之修订《灾害对策基本法》鼓励志愿服务体系发展，日本后称 1995 年为“志愿工作元年”）。与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不同，发生灾情的城市神户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城市，人们在地震后建立了公民广播，用不同的语言发布灾情信息。
n日语之外，还有菲律宾语、印地语……生活在神户的人们的各种语言，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同样获取信息。那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人们自己组织的。即便有时候会很难——比如在大流行病期间——但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用自治与真正的民主政府来填补灾后的权力真空。
n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俱乐部，因为它是如此的自治。
n 单读 即便在疫情期间的中国，我们也受益于许多民间的志愿工作。
n我还想提及你前段时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发言，你希望大家注意到电影节的赞助商加拿大皇家银行同时也是军火生意的投资商，可能在为加沙地带的战争提供武器。你用自己电影映前的时间来发声，这很少见，你也说过你的电影是对“发声”（speaking up）的赞美。你可以谈谈发声为什么重要吗？
n 空音央 即便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选举也是代议制民主。要让人们的声音和意愿真正地得到反映，我们需要发声和行动。
n我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说的话是关于加沙的，也是关于国际军火贸易的。我认为从军火生意中获利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卑劣的事。我甚至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去军火公司上班，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就在那想着什么是最残忍的伤害别人的方式，然后公司因此而挣钱。
n如果一个本应促进艺术和电影发展的机构，只能靠着从炸弹和武器这些旨在摧毁人类尊严的东西中得来的钱运作——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搞艺术了。因为艺术与电影依赖的是人的故事，而人正是炸弹要杀死的对象。所以我想在电影节上说出我的看法。在那之前，多伦多当地的活动人士联系了我（他们正在努力让电影节拒绝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一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大声疾呼。
n为什么发声是重要的——尤其在日本社会的语境里？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日本，抗议是很常见的，但在那之后，任何形式的发声都被认为是惹人讨厌的，或者就是“太吵了”。我认为这是在放弃民主，放弃理解抗议的历史。
n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说，抗议就是要尽可能地大声、尽可能地具有破坏性，让执政精英满足你的需求。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来看，抗议并不是真正激进的事。抗议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你只是在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
n但在日本，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这一步。虽然从日本的法律上来讲，作为一名人类，你拥有走上街头的自由，但只有很少人在行使这项权利。为什么不呢？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人们总是教育你说，不要发声。这也是我把《圆满结局》的故事设置在学校里的其中一个原因。
编辑：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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