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还举办了首届电影节回顾展，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日本电影中的在日朝鲜人形象的文章。此外，独立电影公司Cine Qua Non以影片《月出何方》（1993，影片讲述了一个二代在日朝鲜人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为开端，拓展“在日”题材电影跨界的可能性。
月出何方 (1993)
7.2
1993 / 日本 / 剧情 / 崔洋一 / 岸谷五朗 鲁比·莫雷诺
这也让人联想到《Go，大暴走》，2001年，在日朝鲜人的故事已经普及到了让大制片厂东映着手制作这部影片的程度，而事实证明，这部电影无论在口碑还是票房上都取得了成功。Cine Qua Non的流行电影《无敌青春！》（2004）和《爱与和平！》（2007），还有前文提到的《绑架金大中》和《月出何方》，同样都将目光投向在日朝鲜人议题。同时，Cine Qua Non还策划了小型纪录片展映季“思考朝鲜”，其中包括了《遣返》（金东元，2003），《意志之国》（丹尔尼·戈登，2004），还有一部本文将探讨的电影《亲爱的平壤》（梁英姬，2006）。制片厂的宣传语呼吁观众“透过围绕朝鲜半岛地区的三部影片的不同视角去重新审视朝鲜，思考日本”。这些影片均提供了一个视角，让人们看见不为人知的朝鲜日常，且有意地了驳斥了日本主流语境下朝鲜绑架日本公民（其遗体于2000年代初被火化后送回），以及核试验的言论。
无敌青春 (2004)
7.8
2004 / 日本 / 剧情 喜剧 动作 爱情 / 井筒和幸 / 盐谷瞬 泽尻英龙华
爱与和平 (2007)
6.8
2007 / 日本 / 剧情 喜剧 / 井筒和幸 / 井坂俊哉 西島秀俊
送还 (2003)
8.7
2003 / 朝鲜 韩国 / 纪录片 / 金东元 / 金东元 石丸次郎
意志之国 (2005)
8.1
2005 / 英国 / 纪录片 / Daniel Gordon / Daniel Gordon Song Yun Kim
今年3月份把马伯庸的《大医》读完，书中主角方三响、孙希、姚英子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在关东大地震后来到日本帮助灾后救援，书中人物便讲起了福田村发生的事。没想到今年的北影节刚好就有这部片子，于是买票来看。
本来就是北影节片后习惯性的短评，结果越写越悲愤！谨以此，为大家讲述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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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震发生。
当时的中国派出了一支救援队抵达日本，这是震后到达日本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伍。
同时，在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呼吁下，国人慷慨捐献，为日本赈灾筹集了600万银元，这对刚从晚晴腐朽解脱出来的中国来说，是何其多的一笔巨款！
此时的日本却在干着腌臜之事！
日本人开始散步流言，宣称朝鲜人和中国人开始借机暴乱强奸，烧杀掳掠，并以此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开始对中国人和朝鲜人展开屠杀，史称“东瀛惨案”。惨案中，大约有6000多名朝鲜人和750多名中国人被虐杀，详细被杀人数无全面统计。
暴徒主要是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维持秩序的所谓“青年团”和在乡军人，他们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排外情绪严重。他们与日本劳工、警官、军队一起，用刀剑、铁棒、铁钩等凶器，对旅日华工肆意击杀。
其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是在1923年9月2日。当晚9时许，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客栈内174位心怀恐惧、手无寸铁的温州、青田旅日华工，赶至客栈外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 当华工们伏地时，暴徒们即乱砍乱杀，当场打死173人。
后来中国北洋政府派人去调查，统计得出，在日本关东大地震后被残害的中国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负伤83人。遇难者中还包括“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中国工人领袖、革命烈士王希天。
1923年9月1日王希天震中幸存。他不顾个人安危，急切找到友人王朴山。孙绍唐等人，并联合公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以帮助遭受震灾的华工。这时，有一个华工冒着生命危险跑来告诉王希天：9月3日午后3时，日本自警团、青年团，在该处残杀华工。王希天闻讯心急如焚。尽管当时秩序混乱，交通中断，他还是于9月9日晨8时，骑车前往京郊大岛町慰问华工。10日，传出消息：王希天被日本军警逮捕。但日本当局随后宣称，王希天已于12日被释放。此后，他便杳无音信。
为了更好地蒙蔽中国人，10月20日日本政府向所属各道、府、县发文，查找王希天下落。
10月21日，戒严期间的新闻封锁解除，《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1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结束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法务大臣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共同密商，并且报请总理山本权兵卫批准，正式决定将王希天事件真相掩盖起来，并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屠杀案发现场的戒严部队，是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该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受命掩盖王希天被杀真相，经过策划，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王希天主动要求去习志野集中营照料华工，军方派人护送，但在途中，应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将其释放，不知其下落。军方随即与内务、法务、外务三个部门进行了沟通。
直到1981年，年迈的远藤三郎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才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轰动一时。
历史的真相就是：
1923年9月9日下午，王希天被日本宪兵逮捕，押往宪兵司令部。12日凌晨穿黄色制服、手持步枪的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他们用刺刀将王希天挑死，然后把王希天的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仅剩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然后把碎尸扔进了火堆。年仅27岁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就这样被日本人杀害了。
八年后，九一八事变。
目前，韩国人已经在东京建立了“关东大惨案”朝鲜侨民死难者纪念碑，而中国死难者至今尚没有任何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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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我看完电影后，想和大家分享的历史。
【7】
年度日影。观影至结尾几度无法呼吸，需要不断地暂停以舒缓压抑心中的无限绝望与无力。
诚然，本片不甚完美，完全无技巧的镜头表达削弱了全片的艺术性，前半部分过多铺陈的人物不免使得全片显得冗长。然而对于人物群像的刻画同时也是影片的成功之处: 几乎出场的所有人物都被赋予了鲜明的特征，避免沦为了时代背景下的一张白纸。
或许在观影结束后，最能引发感触的是对于意识形态下煽动性的思辨。
当沼部呐喊出“是朝鲜人就可以被杀吗”后，在观众面前是震耳欲聋的诘问，在百年前却迎接着一把斧头劈开落下，于此，全片的荒诞性达到顶峰，压抑着的歧视与愤怒如洪水决堤般宣泄，拉开了杀戮的序幕。而当施害方答出：是国家让我们这么做的，我们只是在保卫我的村庄，有什么错时，所折射出的也早已不仅仅是民众的愚蠢，而是整个国家被民粹主义笼罩下的悲剧。
当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时，每个人都是病态的，有罪的。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的制高点，去歧视中伤比自身哪怕只弱小一点点的人来博取内心的满足。所有人都是沉默的，在民粹的浪潮下随波逐流，组成荒诞且不可理喻的一群乌合之众，就算是举着民主旗帜的村长等人，在杀戮下也只是沉默不语，纵容着一切的发生。放在百年后的今天，“福田村”的现状似乎也不曾改变。在无数的历史先例下，人类好像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改观，不断地形成一浪接着一浪的乌合之众，继续大张旗鼓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而我们每个人，又在当下的社会中扮演者什么角色呢？
插句题外话，近些天柏林发生的事件也令人痛心，不论作品成片的质量如何，至少他们有机会方式去回望反思，而我们呢?
根据1923年的福田村事件改编。前面通过大量人物的刻画（平民男、平民女、战争男、革命派、中立派、女记者……）每一个都是典型，侧面而又细腻地表达战争创伤。比较新颖的一点，相比一般荧幕中的日本平民女性，本片用三位女性对性的渴望，表达了日本近代战争中男性的无能与恐惧，只会挥刀向弱者砍去。正是前半段的隐忍和细致，才艺术化地将结尾屠杀的气氛推向高潮。揭露军国主义对民众的利用，以及民粹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危害。
显然，电影的立场已经鲜明得不能再鲜明。开场直接是这样的台词：俄国想创造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而日本想毁掉它……没有什么战争是正面的。中间更是直呼社会主义万岁。
本片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比同年的《利益区域》更优秀，然而后者犹太人真可怜的主题（电影技法也很平庸）早已在西方各大电影节提名与拿奖到手软。
只有韩国电影节给日本人拍摄的关于日本人杀害朝鲜人的电影颁奖，显得非常微妙。
电影诞生不久后（无声期），就被政治利用，尤其是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不能一直指望或依赖西方电影节的评价体系，而应当提高东方电影节的影响力。
原文：Chan, J., (2022) ““Let’s Go Home!:” Representing Space and Time through Travel and Photographs in “Zainichi” Cinema”,Film Criticism46(2).
https://journals.publishing.umich.edu/fc/article/id/3611/
作者：Jonathan Chan
他选择用西班牙语来宣誓，建立起一个日语和韩语之外的语言空间，西班牙语作为遥远的异国他乡的象征，很适合定义这种非同一性。然而，尽管作为“流浪儿”，杉原始终牢牢扎根于日本，为了完成已故好友正一的心愿，他努力学习，准备大学考试。就像Michael Weiner和David Chapman所阐述的：
这种对“在日”身份构成的论争可追溯至在日朝鲜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各历史阶段性划分。“Zainichi”一词本义为“在日本”，但更加常见地用来指代1910到1945年，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时期，以及二战引发朝鲜战争（1950-1953）后的殖民时期，移民至日本的朝鲜人。“Zainichi”也指早期的朝鲜移民在日本出生的后代们，在经历了剧烈动荡后，他们成为这一社区群体的主要构成。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1970年代，在日朝鲜人的身份定位也随之发生转变。在日出生的朝鲜人开始承认自己是日本的少数民族，而非朝鲜或韩国的流亡者或海外侨民。
1910至1945年是第一个历史阶段，朝鲜半岛被日本帝国吞并，超过两百万的朝鲜人移居到日本。同化政策迫使朝鲜学校逐渐取缔朝语，并强迫朝鲜人改日本名字。1920年代开始，朝鲜男性被带到日本填补劳动力短缺，但在1937年和1941年，日本分别同中国和美国爆发战争后，矿业、制造业和军事行业的劳动力短缺进一步加剧，朝鲜妇女还被强行征召为劳工和军妓（慰安妇）。为筹备征兵，在日韩一体（naisen ittai）的口号鼓动下，一个帝国主义计划（kom̄inka）加速落实。这一时期，针对朝鲜人的歧视和暴力层出不穷，例如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关东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被杀害。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上百万的朝鲜人被遣返回半岛，其中有60万人留居到50年代。这一时期，朝鲜人不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也随之失去了法律地位。到了1952年，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已失去了“政治参与权、永久居留权、获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收入福利以及国家退伍军人和丧葬抚恤金、出国旅行权以及获得部分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权利”。在日朝鲜人事实上成为了没有公民权利的外来无籍者，在日本身成为一种后殖民主义居民身份。朝鲜半岛割裂为南部的大韩民国（日语Kankoku），以及北部的朝鲜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语Chōsen），由此导致在日朝鲜人群体内出现了相似的自相残杀式分裂。其中，朝鲜左翼组织隶属于北朝鲜，这些组织于1955年最终汇成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语缩写为Chongryon，在日语中缩写成Sōren，而他们的敌对方是隶属于南韩的在日韩国人协会（Mindan）。整个1950年代，被遣返回北朝鲜的人们认为那里的生活比南韩更加繁荣、有希望，这是在日朝鲜人重要的生活支柱，当时北朝鲜的支持者大大超过了南韩一方，直到日韩关系正常化，开始削弱朝联会的人员基础。
1965年，日韩建交使得“在日”概念在法律意义上发生转变，在日朝鲜人获得了加入韩国国籍的机会，而这些朝鲜人也拥有了在日本留居和出国旅行的权利。到1970年代，超过一半的在日朝鲜人加入了韩国国籍，1996年，这一比例达到76%的巅峰。而那些没有加入韩国国籍，一直与北朝鲜保持联系的人则直到1980年代仍无法享有公民权利。尽管越来越多的在日朝鲜人实际上归化成为了日本人，但取日本名字的要求还是被广泛嘲讽为同化行径，让人想起殖民主义时代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还掀起了一场承认和正视在日朝鲜居民的运动，是殖民主义时期和紧随其后的时代创伤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这些在日出生的几代朝鲜人也开始在政治和文化上争取代表权，无论是在政治、文学还是电影中均有表现。
在日本，韩国和朝鲜社群（kankokujin&chosenjin）的纷争直到今天还在持续，尽管对于在日本出生的朝鲜人来说，政治认同问题已经变得模糊了。虽然持北朝鲜或南韩的护照关键在于在不同政治制度间的存在性选择，但对于新一代没有包袱的在日朝鲜人来说，拿到韩国护照是一个很务实的决定。他们表面上有一个可以回去的故乡，但这本身就存在问题，《Go！大暴走》中也有所呈现，因为他们不可能被视为日本人，同时也毫无疑问在情感、文化或政治上同祖国缺少联系。
导演梁英姬也运用了这种将朝鲜祖国概念化的方式，梁的父亲是大阪朝联会的领袖，他决定将她的三个哥哥遣返回北朝鲜，《Go！大暴走》中的杉原是困于日本的无根者，而梁英姬则在《亲爱的平壤》中纪录了自己在日本与朝鲜间的辗转。《亲爱的平壤》和《Go！大暴走》之间有着哲学意义上的共鸣，不仅体现在他们对朝联会及其意识形态矛盾的拷问上，还体现在对朝鲜人于在日群体或公共空间中寻求归属感的刻画手法上。影片通过轮渡前往北朝鲜的片段呈现了空间，同时通过家庭合影表现时间，以祛浪漫主义色彩的方式生动地纪录了流亡者的归途。
研究这些电影为思考其他在日群体开辟了一个空间，Zainichi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部分原因在于其与“在日朝鲜人”的主要联系已经取代了“在日”的字面含义，其他在日群体由此被遮蔽了，例如在日中国人或来自越南、印度或菲律宾的新在日人口。这些群体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遗留问题的产物，同时也与日本因经济繁荣而成为极具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地相关。值得一提的是邱金海的《情牵拉面茶》（2018），这部电影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呈现出一种和解态势。影片由新加坡、日本和法国制片公司联合制作，真人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新加坡华裔，电影讲述了他归返新加坡的故事。
其实本身并不存在在日新加坡社群，就像在日朝鲜人社群一样，与20世纪初被迫移民至日本的朝鲜人不同，大部分在日新加坡人是为满足后半世纪国家发展主义的需要而移民的专业人士。尽管日本对新加坡的占领是其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但新加坡仅在1942到1945年间处于日本统治之下，与朝鲜半岛所承受的长达30年的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新加坡自身在1965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由此带来了关于构建新国家身份认同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
可以说《情牵拉面茶》是一个范例，全球化与亚洲内部贸易增加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新型主体。而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漫长阴影不容忽视。影片的主人公真人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新加坡华裔，儿时从新加坡回归日本，成年后又再次回归新加坡。他用老照片纪录重返新加坡之旅，但新加坡亟速的拆迁和建设意味着这些照片已无法重现现实。不过，影片省略了真人从日本回到新加坡的镜头，使其有别于《Go！大暴走》和《亲爱的平壤》。尽管这样凸显了日本飞到新加坡的无缝衔接，但这个过程太过平淡无奇，飞机上的场景与影片叙事毫无关联，但同时也表现了影片对时空的非线性调解。重要的是，真人的故事叙事在新加坡结束了，他在那里开了一家拉面茶店，他终于可以说自己毅然决然地回家了，尽管他外籍侨民的身份已无法改变。
本文所讨论的三部影片均是21世纪的作品：（《Go，大暴走》（2001）；《亲爱的平壤》（2005）；《情牵拉面茶》（2018））。每部影片都反映了在日朝鲜人形象的深刻转变，尤其是和早期的在日电影相比。日本银幕上的朝鲜人形象起源于1920和1930年代日本同化政策下的殖民时代宣传片。然而到了50年代，在日朝鲜人银幕形象的刻画呈现出两种主要形式。首先是由日活、东映和松竹拍摄的广为流传的故事片，这些影片以同情且具有社会意识性的镜头刻画在日朝鲜人角色。例如今村昌平的《二哥》（1959）和浦山桐郎的《化铁炉的街》（1962）。与这些大制片厂电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协会拍摄的在小型社团放映的新闻片。1959到1985年间，代表朝鲜一方的朝联会共拍摄了124集《朝联社评论》的新闻片和300部纪录片，他们通过对朝韩自身的认同来反抗日本的凝视目光。
而对在日朝鲜人的另一种表述是“第三国人”（sankokujin），或者说第三国民，这样的描绘反抗对在日朝鲜人的同情化刻板印象，也同样打破了抵抗同化的寄居者形象。1960到1970年代中期的流氓电影（yakuza film）中均可见这种第三国人形象，例如森一生的《新恶名》（1962），降旗康男的《惩役十八年：假释》（1967），以及《关西杀人组Kansai Murder Squad》（1975）。这一时期对在日朝鲜人刻画的显著特征是将其与犯罪情节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黑市商人、酒类走私者、非法金属回收者，以及在法律灰色地带避开赌博禁令将弹球盘游戏机奖品换钱的摊主。”
大岛渚是最常刻画在日朝鲜人的异族导演之一，他常运用这种略带强迫性和惯例性的在日朝鲜人犯罪话语。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在日朝鲜人角色，例如《太阳的墓场》（1960），或直接作为影片主角，例如《归来的醉鬼》（1968）。大岛渚的纪录片《被忘却的皇军》（1963）和《青春之碑》（1964）都对在日朝鲜人进行直接的刻画，而他的代表作《绞死刑》（1968）则试图用朝鲜人犯罪及其受害者身份指控日本的（后）殖民主义侵略。《绞死刑》的影片灵感来源于1958年的“小松川事件”，这起事件中，在日朝鲜人李珍宇奸杀了两名女性，他和在日朝鲜记者朴明申进行了通信，于1962年被处以死刑。大岛渚和其他日本新浪潮导演一样，是推动电影发行和放映朝制片厂体制之外发展的先锋，同时影响了在日电影的主要形态（contour）。
1965年日韩建交，从主流电影到独立电影对在日朝鲜人的表现都有所增加。20世纪70年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在日朝鲜人逐渐有了在日意识，他们倡导作为在日朝鲜人的“第三立场”，他们拒绝被日本社会同化或返回本土，而是主张维护自身的日本公民权利。与此同时，在日朝鲜导演也开始了独立故事长片的拍摄，例如李学仁的三部影片：《异邦人的河流》（1975）《Aunt Shiu》（1977）《Red Tengi》（1979）。李学仁的电影直截了当地定论，朝鲜人的身份建构以“在日”为前提。
20世纪80年代冷战末期，日本全面面临着“新战后”局势。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虎”经济体的崛起对图像与叙事如何表述区域性的复杂历史提出质询。前慰安妇们开始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起诉日本要求赔偿，而在日朝鲜人要求认同其双重身份的呼吁也得到了重视。韩国文化产业的兴起和韩流的席卷势头使得韩国流行音乐、电影以及韩剧在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在这场关于在日朝鲜人的认知“哥白尼式的革命”中，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韩日世界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在日朝鲜人的电影被容纳进韩国电影的视野，同时涌现出日韩联合制作的影片，其中包括阪本顺治的《绑架金大中》（2002）和《穿越暗夜》（金守珍，2002）。
这一时期还举办了首届电影节回顾展，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日本电影中的在日朝鲜人形象的文章。此外，独立电影公司Cine Qua Non以影片《月出何方》（1993，影片讲述了一个二代在日朝鲜人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为开端，拓展“在日”题材电影跨界的可能性。
这也让人联想到《Go，大暴走》，2001年，在日朝鲜人的故事已经普及到了让大制片厂东映着手制作这部影片的程度，而事实证明，这部电影无论在口碑还是票房上都取得了成功。Cine Qua Non的流行电影《无敌青春！》（2004）和《爱与和平！》（2007），还有前文提到的《绑架金大中》和《月出何方》，同样都将目光投向在日朝鲜人议题。同时，Cine Qua Non还策划了小型纪录片展映季“思考朝鲜”，其中包括了《遣返》（金东元，2003），《意志之国》（丹尔尼·戈登，2004），还有一部本文将探讨的电影《亲爱的平壤》（梁英姬，2006）。制片厂的宣传语呼吁观众“透过围绕朝鲜半岛地区的三部影片的不同视角去重新审视朝鲜，思考日本”。这些影片均提供了一个视角，让人们看见不为人知的朝鲜日常，且有意地了驳斥了日本主流语境下朝鲜绑架日本公民（其遗体于2000年代初被火化后送回），以及核试验的言论。
虽然“在日电影”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人们对于是否要对其下一个体系化的定论始终犹豫不决，但官方话语体系仍对此类电影有所建构。正如Oliver Dew所说的：
在日影像的力量持续体现在其可以跨越后殖民创伤的重负，尽管主要面向在日朝鲜人社区，但这些影像提供了一种具有视觉化和象征性的语言，让人们重新审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其他面向。
2024年4月
2023年，在关东大地震100周年之际，纪录片导演森达也拍摄的此片上映，祭奠那些大地震后在日本全境被有组织屠杀的朝鲜人。当年，15名香川县的药贩在路过千叶县福田村时，只因当地人听不懂他们的口音，导致包括孩子和孕妇在内的10人被当作朝鲜人杀死。一部没有，也用不到任何技法的电影，用记叙文的方式平铺直叙，正序记录了所有事件相关人是如何一步步走进这场杀戳的。除了普遍性无能的顺民抽刃向更弱者的畸变，还有国家有组织的造谣与新闻监督缺失共同造成的社会之疮。
电影最好的一幕是片尾念出了十位死者的姓名，以姓氏排名的序列比不公的死亡更令人震惊。他们是被当作朝鲜人误杀的日本人，那些更大多数的、仅仅因为是朝鲜人就被屠戮的生命，早已被历史的日常、被一代代的公序良俗和伦常道德所吞没。行凶者均获大赦，还有人通过选举成为村长，后来还成为市议员。死者直到2023年，在100年后才等到了该市的公开道歉（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