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未知
类型:纪录片记录导演:未知 状态:HD国语 年份:2021 地区:大陆 语言:国语 豆瓣:0.0分热度:723 ℃ 时间:2025-01-10 07: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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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至上的影视浪潮中,一部纪录电影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于爱奇艺平台绽放出耀眼光芒。青年导演王友精心编剧并执导的《一代爱国高僧圆瑛》正在爱奇艺独家热播,它宛如一阵强劲的旋风,打破了纪录电影一贯小众的刻板印象,以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将圆瑛法师这位高僧的传奇经历与炽热的爱国情怀,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圆瑛法师,或许在历史的浩瀚烟云中,并非广为人知,但其事迹却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足以铭刻在史册之上,熠熠生辉。影片摒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另辟蹊径,通过年轻人陈凯追寻圆瑛足迹的独特视角,引领观众如同亲身相伴一般,沿着主角的步伐,踏入圆瑛法师的出生地、驻锡之地,一步步揭开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圆瑛法师并未选择置身事外,偏安于寺院潜心修行,而是毅然以佛法为锐利的武器,振臂高呼,号召佛教界的仁人志士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中。这种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精神,与当下部分人在面对困难时畏缩不前的态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不禁引人深思。
王友导演的叙事技巧令人拍案叫绝,他巧妙地将丰富详实的史料、珍贵难得的影像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真切感悟有机融合在一起。让观众仿若穿越时空的隧道,身临其境般置身于那个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年代,亲眼见证圆瑛法师在艰难险阻中,如何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自己的爱国信仰。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对圆瑛法师个人崇高精神的深情礼赞,更是对当代社会的一次振聋发聩的深刻警醒。在物质生活愈发富足的今天,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是否依然坚如磐石?当面临困难与挑战时,我们能否拥有圆瑛法师那般无畏的勇气与担当?
从电影行业的宏观视角来看,《一代爱国高僧圆瑛》为纪录电影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它有力地证明了,纪录电影并非只能局限于小众范畴,只要精准把握角度,用心雕琢制作,同样能够拥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深邃动人的内涵以及广泛深远的影响力,进而吸引大批观众,在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寻找到完美的平衡点。
纪录片《一代爱国高僧圆瑛》以时间为轴挖掘福建古田佛教僧人圆瑛事迹,并以“爱国”为核心贯穿全片,为其人物形象雕刻光影。在观影过后引发笔者所感,以“三纪”展开行文。其一,纪事,即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去了解圆瑛本人所经之事,所闻之感,以虚实结合进行情景模拟富有故事性;其二,纪实,即考古影像媒介内容,真实还原圆瑛行为事迹,通过蒙太奇剪辑进行时空对话,讲述其利民护国,爱国爱教之心;其三,纪录,即非虚构叙事,带着青年人的视角贯穿全文叙事线索,探索其在虚空与茫然背后之路的答案。
一、 纪事之情景叙事:君子豹变,明心见性
圆瑛法师(1878-1953)法号弘悟,字圆瑛,俗名吴亨春。1878年(清光绪四年)农历五月五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其父母早亡,寄养在叔父家。影像文本以关键故事为节点再现圆瑛法师人生轨迹——幼年六亲缘浅,少年由儒入佛,中年爱国爱教。面对史人纪录的题材,影像运用“搬演”手法在真实记录圆瑛与影像艺术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避免史料图像堆砌的枯燥,不仅确保了史料影像化的真实性,而且确保影片的观赏性,深入丰富其史书人物血肉。
一方面,正面刻画人物特质——天资聪颖,君子豹变。开端通过孩童稚气扮演,以“神童马走目”刻画其早慧过人,能够举一反三,富有少年谋略。影像中展现其敏而好学,孺子可教。他以“残灯古庙我攻书,孔孟功书识圣贤。夜雨寒窗谁剪烛,盐蔬滋味分清白。”令老师大为赞叹。其少年饱肚四书五经,能与老师对答如流。老师语“深山能变豹”,其答“潜水不藏龙”刻画出其年少春风得意,万物皆为其所用之气。
另一方面,侧面刻画其人生走向——与佛有缘,明心见性。圆瑛法师在饱肚诗书气自华的年纪选择出家,其中因果缘合际会,不解人语,只因顺其自然。影像以情景搬演描述其出家经历的曲折,侧面烘托其由儒入佛是冥冥之中的结果。在圆瑛法师少年小成之时,赴福州赶考,却转而动念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庙出家。在大师的点拨下,开了慧根。影像中,大师问其,“因何出家”。其回道,“小生因病出家。”大师再问,“何为是病。”其答“烦恼是病,我出家就是为了寻找解脱烦恼之道。”大师回其“须知出家人要忍常人之所不能,要受常人所不能受,要穿常人所不能穿,要吃常人所不能吃,要行常人所不能行。”其接道,“大师,小生早已将功名利禄置之度外,学生从小丧失父母,还请大师慈悲为怀,收我为徒。”大师笑之,“出家乃大丈夫之志,非王侯将相所能及”。对此,圆瑛与大师的对话中,虽未有机锋趣味,却侧面体现其单刀入直意在入佛的坚定之志。不久其出家的消息便传到其叔父家中,叔父赶来阻止其出家。当时其仅是剃度还未受戒开悟,拗不过家人的阻挠。师父便了知其尘缘未了,对其语道,“回去吧,既能去,便能回。”回到家中,圆瑛便无缘由生起大病,正当家人预料准备料理他的后事时,其却如似大病初愈般。家人以为是观世音菩萨显灵,家人便不再阻挠他出家。因此,圆瑛再次剃度,接受具足戒,遁入空门。师父向他抛出“虚空与茫然背后的出路是什么?”的问题,令他不断修心学法,以寻找答案。抗日战争之时,其所修得的金刚不灭之心与证得的般若之果,令其在一次又一次鞭打酷刑之下,不畏强权,坚守本心。对此,笔者以为,虚空与茫然背后的出路是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利民爱国,护国爱教。
有道是“君子豹变气如虹,心怀国家志无穷。修身齐家平天下,浩然正气贯长空。”影像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辅以旁白串联其人生重要事件的转折点,让影像富有故事叙事性,能够较完整地塑造圆瑛法师的人物形象,在史料文献中活生生地映入观众眼帘。不过,运用“搬演”手法的利弊在于演员表演,影像文本中演员的表演过于生硬,不时缺少真情流露,缺乏故事的深度沉浸之感。
二、 纪实之时空变换:口述史实,利民护国
影像在纪实层面,除了以史料图像对齐呈现历史事实之外,纪录片还巧妙地运用了后人口述作为新史料,通过蒙太奇剪辑,将古今时空交织融合,构建起一个立体多维的历史叙事空间,深刻展现了圆瑛法师利民护国的伟大功绩。
影像以口述为新史料进行影像传播,其影像史实是鲜活的历史见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圆瑛法师毅然挺身而出。他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影像中穿插着后人口述的资料,他们回忆起圆瑛法师如何在国难当头时,以佛教徒的身份,号召全国信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些口述史料与史料图像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圆瑛法师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影像摒弃了单一依赖文字与图像的叙事模式,采集了圆瑛法师后世弟子及学者的口述资料。这些声音,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历史之门,以鲜活的语言、真实的情感,为影片注入了生命的温度,让圆瑛法师的形象不再局限于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变得有血有肉、可亲可感。
影像文本辅以旁白、文字图像展现其为了筹集抗日经费,圆瑛法师不顾个人安危,远赴南洋各国筹款。他号召华侨华人共赴国难,组织建立“中华佛教救国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在南洋期间,他四处讲经说法,宣扬筹款救国的重要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通过蒙太奇剪辑,将圆瑛法师在南洋筹款的艰辛历程与他在国内抗日救亡的英勇事迹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其作为爱国高僧的伟大形象。对此,蒙太奇剪辑手法打破了文字图像史料刻板的束缚,穿插珍贵战争影像资料以及今人口述,以讲述圆瑛法师爱国事迹,实现了古今时空的对话与交融。影像中圆瑛法师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表达其“出世尤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宏演教,利乐人天,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
三、纪录之视点追寻:修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影像文本开篇以一位现代年轻人的足迹作为视点,贯穿了整个叙事线索。这位年轻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成为圆瑛人生故事的亲历者,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重回了圆瑛法师的故土,一步步踏入了圆瑛法师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影像以年轻人为视点既打破史料的单一呈现,也弥补了史料纪录片史料分散叙事不成一体的弊端。并且随着年轻人的脚步,很好地将纪录片“搬演”技巧与史料衔接融合,以时间为轴让观众跟随着他走进圆瑛法师少年时求学的古庙,感受着那份残灯古卷下的坚韧与执着。年轻人成为影像中的上帝视角,我们的主观镜像视点与其重合,跟随他聆听圆瑛法师与大师的对话,体会着那份超脱世俗、寻求解脱的坚定与纯粹。而当圆瑛法师正式遁入空门,我们也仿佛与之一同踏上了修行的道路,开始探寻那“虚空与茫然背后的出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圆瑛法师走出了自己的道,即在圆瑛法师广建孤儿院,募捐资金,普度众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修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悟欲界之相,证人生无常之果。”然而,从现代年轻人的视点出发,这部纪录片在影像结构的搭建上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由于采用了年轻人的视角作为贯穿线,使得整个影片结构显得相对突兀和主次不分,缺乏一定的连贯性和紧凑感。其次,年轻人在纪录片中的定位略显模糊,他既像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又像是一位故事的讲述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定位使得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感到些许的困惑。再者,年轻人在纪录片中的表演有时也显得过于生硬,缺乏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和情感共鸣,从而影响了观众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四、小结
近年来,福建电影在学术研究上初显成果,为福建电影产业发展强化理论基础。颜纯钧发表论文《回顾、思考和促进——福建电影发展之我见》指出要深度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福建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刘云舟发表论文《以地方性与超地方性为视角——探析福建电影“三位一体”发展路径》指出要壮大福建电影生产,提倡福建题材电影创作,建构闽派电影品牌,提高福建电影的认知度和传播效果;张经武发表论文《“福建电影”研究的价值、议题与视域》肯定其区域电影的研究价值,框定福建电影内涵与外延。其另一篇论文《锚定“东南”区域特色,建构福建电影学派》指出“福建电影”是“中国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肯定福建电影学派的建构有助于还原区域电影全貌,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学派”的一股重要力量。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发散思维对其地缘文化等方面进行有效资源的挖掘,以助力福建电影学派的构建。
与此同时,近年来福建电影产业也在不断产出,构建福建电影新相。此部纪录片《一代爱国高僧圆瑛》以多种叙事角度展现了圆瑛法师如何在不平态世之下,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众生的慈悲。并且,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那份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关怀以及对信仰的坚守,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对此,这部纪录片作为福建文化的一张名片。在题材上,对闽人风采与智慧的挖掘,不仅停留在其伟大功绩层面的单一歌颂,而是以微宏叙事形成主体逻辑闭环。然而,闽派电影虽在题材挖掘上有所深入,但在影像拍摄、故事结构编写以及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福建电影产业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实践中,以内容为王,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其转变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本。并吸收学术界的中肯建议,权衡利弊,让闽派电影成为展现福建文化软实力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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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至上的影视浪潮中,一部纪录电影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于爱奇艺平台绽放出耀眼光芒。青年导演王友精心编剧并执导的《一代爱国高僧圆瑛》正在爱奇艺独家热播,它宛如一阵强劲的旋风,打破了纪录电影一贯小众的刻板印象,以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将圆瑛法师这位高僧的传奇经历与炽热的爱国情怀,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圆瑛法师,或许在历史的浩瀚烟云中,并非广为人知,但其事迹却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足以铭刻在史册之上,熠熠生辉。影片摒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另辟蹊径,通过年轻人陈凯追寻圆瑛足迹的独特视角,引领观众如同亲身相伴一般,沿着主角的步伐,踏入圆瑛法师的出生地、驻锡之地,一步步揭开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圆瑛法师并未选择置身事外,偏安于寺院潜心修行,而是毅然以佛法为锐利的武器,振臂高呼,号召佛教界的仁人志士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中。这种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精神,与当下部分人在面对困难时畏缩不前的态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不禁引人深思。
王友导演的叙事技巧令人拍案叫绝,他巧妙地将丰富详实的史料、珍贵难得的影像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真切感悟有机融合在一起。让观众仿若穿越时空的隧道,身临其境般置身于那个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年代,亲眼见证圆瑛法师在艰难险阻中,如何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自己的爱国信仰。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对圆瑛法师个人崇高精神的深情礼赞,更是对当代社会的一次振聋发聩的深刻警醒。在物质生活愈发富足的今天,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是否依然坚如磐石?当面临困难与挑战时,我们能否拥有圆瑛法师那般无畏的勇气与担当?
从电影行业的宏观视角来看,《一代爱国高僧圆瑛》为纪录电影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它有力地证明了,纪录电影并非只能局限于小众范畴,只要精准把握角度,用心雕琢制作,同样能够拥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深邃动人的内涵以及广泛深远的影响力,进而吸引大批观众,在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寻找到完美的平衡点。
纪录片《一代爱国高僧圆瑛》以时间为轴挖掘福建古田佛教僧人圆瑛事迹,并以“爱国”为核心贯穿全片,为其人物形象雕刻光影。在观影过后引发笔者所感,以“三纪”展开行文。其一,纪事,即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去了解圆瑛本人所经之事,所闻之感,以虚实结合进行情景模拟富有故事性;其二,纪实,即考古影像媒介内容,真实还原圆瑛行为事迹,通过蒙太奇剪辑进行时空对话,讲述其利民护国,爱国爱教之心;其三,纪录,即非虚构叙事,带着青年人的视角贯穿全文叙事线索,探索其在虚空与茫然背后之路的答案。
一、 纪事之情景叙事:君子豹变,明心见性
圆瑛法师(1878-1953)法号弘悟,字圆瑛,俗名吴亨春。1878年(清光绪四年)农历五月五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其父母早亡,寄养在叔父家。影像文本以关键故事为节点再现圆瑛法师人生轨迹——幼年六亲缘浅,少年由儒入佛,中年爱国爱教。面对史人纪录的题材,影像运用“搬演”手法在真实记录圆瑛与影像艺术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避免史料图像堆砌的枯燥,不仅确保了史料影像化的真实性,而且确保影片的观赏性,深入丰富其史书人物血肉。
一方面,正面刻画人物特质——天资聪颖,君子豹变。开端通过孩童稚气扮演,以“神童马走目”刻画其早慧过人,能够举一反三,富有少年谋略。影像中展现其敏而好学,孺子可教。他以“残灯古庙我攻书,孔孟功书识圣贤。夜雨寒窗谁剪烛,盐蔬滋味分清白。”令老师大为赞叹。其少年饱肚四书五经,能与老师对答如流。老师语“深山能变豹”,其答“潜水不藏龙”刻画出其年少春风得意,万物皆为其所用之气。
另一方面,侧面刻画其人生走向——与佛有缘,明心见性。圆瑛法师在饱肚诗书气自华的年纪选择出家,其中因果缘合际会,不解人语,只因顺其自然。影像以情景搬演描述其出家经历的曲折,侧面烘托其由儒入佛是冥冥之中的结果。在圆瑛法师少年小成之时,赴福州赶考,却转而动念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庙出家。在大师的点拨下,开了慧根。影像中,大师问其,“因何出家”。其回道,“小生因病出家。”大师再问,“何为是病。”其答“烦恼是病,我出家就是为了寻找解脱烦恼之道。”大师回其“须知出家人要忍常人之所不能,要受常人所不能受,要穿常人所不能穿,要吃常人所不能吃,要行常人所不能行。”其接道,“大师,小生早已将功名利禄置之度外,学生从小丧失父母,还请大师慈悲为怀,收我为徒。”大师笑之,“出家乃大丈夫之志,非王侯将相所能及”。对此,圆瑛与大师的对话中,虽未有机锋趣味,却侧面体现其单刀入直意在入佛的坚定之志。不久其出家的消息便传到其叔父家中,叔父赶来阻止其出家。当时其仅是剃度还未受戒开悟,拗不过家人的阻挠。师父便了知其尘缘未了,对其语道,“回去吧,既能去,便能回。”回到家中,圆瑛便无缘由生起大病,正当家人预料准备料理他的后事时,其却如似大病初愈般。家人以为是观世音菩萨显灵,家人便不再阻挠他出家。因此,圆瑛再次剃度,接受具足戒,遁入空门。师父向他抛出“虚空与茫然背后的出路是什么?”的问题,令他不断修心学法,以寻找答案。抗日战争之时,其所修得的金刚不灭之心与证得的般若之果,令其在一次又一次鞭打酷刑之下,不畏强权,坚守本心。对此,笔者以为,虚空与茫然背后的出路是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利民爱国,护国爱教。
有道是“君子豹变气如虹,心怀国家志无穷。修身齐家平天下,浩然正气贯长空。”影像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辅以旁白串联其人生重要事件的转折点,让影像富有故事叙事性,能够较完整地塑造圆瑛法师的人物形象,在史料文献中活生生地映入观众眼帘。不过,运用“搬演”手法的利弊在于演员表演,影像文本中演员的表演过于生硬,不时缺少真情流露,缺乏故事的深度沉浸之感。
二、 纪实之时空变换:口述史实,利民护国
影像在纪实层面,除了以史料图像对齐呈现历史事实之外,纪录片还巧妙地运用了后人口述作为新史料,通过蒙太奇剪辑,将古今时空交织融合,构建起一个立体多维的历史叙事空间,深刻展现了圆瑛法师利民护国的伟大功绩。
影像以口述为新史料进行影像传播,其影像史实是鲜活的历史见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圆瑛法师毅然挺身而出。他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影像中穿插着后人口述的资料,他们回忆起圆瑛法师如何在国难当头时,以佛教徒的身份,号召全国信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些口述史料与史料图像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圆瑛法师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影像摒弃了单一依赖文字与图像的叙事模式,采集了圆瑛法师后世弟子及学者的口述资料。这些声音,如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历史之门,以鲜活的语言、真实的情感,为影片注入了生命的温度,让圆瑛法师的形象不再局限于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变得有血有肉、可亲可感。
影像文本辅以旁白、文字图像展现其为了筹集抗日经费,圆瑛法师不顾个人安危,远赴南洋各国筹款。他号召华侨华人共赴国难,组织建立“中华佛教救国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在南洋期间,他四处讲经说法,宣扬筹款救国的重要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通过蒙太奇剪辑,将圆瑛法师在南洋筹款的艰辛历程与他在国内抗日救亡的英勇事迹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其作为爱国高僧的伟大形象。对此,蒙太奇剪辑手法打破了文字图像史料刻板的束缚,穿插珍贵战争影像资料以及今人口述,以讲述圆瑛法师爱国事迹,实现了古今时空的对话与交融。影像中圆瑛法师一生致力于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表达其“出世尤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宏演教,利乐人天,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
三、纪录之视点追寻:修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影像文本开篇以一位现代年轻人的足迹作为视点,贯穿了整个叙事线索。这位年轻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成为圆瑛人生故事的亲历者,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重回了圆瑛法师的故土,一步步踏入了圆瑛法师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影像以年轻人为视点既打破史料的单一呈现,也弥补了史料纪录片史料分散叙事不成一体的弊端。并且随着年轻人的脚步,很好地将纪录片“搬演”技巧与史料衔接融合,以时间为轴让观众跟随着他走进圆瑛法师少年时求学的古庙,感受着那份残灯古卷下的坚韧与执着。年轻人成为影像中的上帝视角,我们的主观镜像视点与其重合,跟随他聆听圆瑛法师与大师的对话,体会着那份超脱世俗、寻求解脱的坚定与纯粹。而当圆瑛法师正式遁入空门,我们也仿佛与之一同踏上了修行的道路,开始探寻那“虚空与茫然背后的出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圆瑛法师走出了自己的道,即在圆瑛法师广建孤儿院,募捐资金,普度众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修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悟欲界之相,证人生无常之果。”然而,从现代年轻人的视点出发,这部纪录片在影像结构的搭建上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由于采用了年轻人的视角作为贯穿线,使得整个影片结构显得相对突兀和主次不分,缺乏一定的连贯性和紧凑感。其次,年轻人在纪录片中的定位略显模糊,他既像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又像是一位故事的讲述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定位使得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感到些许的困惑。再者,年轻人在纪录片中的表演有时也显得过于生硬,缺乏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和情感共鸣,从而影响了观众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四、小结
近年来,福建电影在学术研究上初显成果,为福建电影产业发展强化理论基础。颜纯钧发表论文《回顾、思考和促进——福建电影发展之我见》指出要深度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福建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刘云舟发表论文《以地方性与超地方性为视角——探析福建电影“三位一体”发展路径》指出要壮大福建电影生产,提倡福建题材电影创作,建构闽派电影品牌,提高福建电影的认知度和传播效果;张经武发表论文《“福建电影”研究的价值、议题与视域》肯定其区域电影的研究价值,框定福建电影内涵与外延。其另一篇论文《锚定“东南”区域特色,建构福建电影学派》指出“福建电影”是“中国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肯定福建电影学派的建构有助于还原区域电影全貌,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学派”的一股重要力量。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发散思维对其地缘文化等方面进行有效资源的挖掘,以助力福建电影学派的构建。
与此同时,近年来福建电影产业也在不断产出,构建福建电影新相。此部纪录片《一代爱国高僧圆瑛》以多种叙事角度展现了圆瑛法师如何在不平态世之下,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众生的慈悲。并且,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那份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关怀以及对信仰的坚守,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对此,这部纪录片作为福建文化的一张名片。在题材上,对闽人风采与智慧的挖掘,不仅停留在其伟大功绩层面的单一歌颂,而是以微宏叙事形成主体逻辑闭环。然而,闽派电影虽在题材挖掘上有所深入,但在影像拍摄、故事结构编写以及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福建电影产业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实践中,以内容为王,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其转变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本。并吸收学术界的中肯建议,权衡利弊,让闽派电影成为展现福建文化软实力的亮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