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张天赋郑则仕刘江喻亢栢天男林家熙陈欣妍冯皓扬朱栢康吕良伟郑浩南蔡思贝黄智雯张建声汪明荃
类型：剧情动作犯罪导演：甄子丹 状态：HD国语|粤语 年份：2024 地区：香港 语言：国语 豆瓣：7.2分热度：713 ℃ 时间：2025-01-31 07: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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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原创 阿罗汉 阿罗汉不约 2024年12月28日 21:48 广东
我一向很喜欢看甄子丹的电影，强健有力、正直勇敢的荧幕英雄形象一直鼓舞人心。
此次的《误判》一如既往的精彩。电影讲述了一名底层青年马志杰将住址借给他人代收包裹以赚取一点生活费。但没想到此次收到的包裹是一公斤可卡因，马志杰被以贩毒罪检控。
马志杰是无辜的，但主动为他提供援助的律师认真分析案情后，告诉他胜诉机会渺茫，最好还是尽快认罪，这样可以减轻刑罚。
然而，这援助律师其实很有猫腻，正是毒贩（借他地址的第二被告）为马志杰再次设的圈套。
于是马志杰承认贩毒。
甄子丹扮演的律政司检控官霍子豪发现了其中的疑点，他怀疑马志杰是无辜的，真正的毒贩是第二被告。
但是他并没有证据，而且马志杰自己已经承认罪行。对于已经板上钉钉的结果，霍子豪顽强寻找新的线索和证人，鼓励马志杰上诉。过程中还要对抗律政司内部上级的敌意，以及来自法庭的偏见。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马志杰最终沉冤得雪。
这个事的反差在于，律政司的职责在于将嫌疑人定罪，而作为检控官的霍子豪发现了案情疑点，不顾律政司的声誉和上司的压力，坚持为嫌疑人洗脱冤屈。
社会当下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与艰难现实之间的反差，令这种剧情的设定十分打动人心。
电影结束，影院退场的灯光亮起，寥落的几个观众久久没有起身离去。荧幕上闪现出“本剧由真实事件改编”，更是为观众的内心增加了惆怅和沉重。
我很好奇真实案件的情况，于是查了一下，还真是真实案件，也真的是改编。
然而，让人略感不快甚至有些愤怒的是，电影《误判》的改编却是完全颠倒了事实。
电影的原型事件是香港2016年发生的马家健案。
马家健当年20岁，无案底。工友洪志谦借用马家健的住址用于收取一份快递包裹。
2016年10月19日，一份来自巴西的快递包裹向马家健家中地址投递，洪志谦告诉马家健，邮政会送来一份领取通知单，但马家健不必自己去取包裹，到时候把领取单交给他即可。
10月26日，马家健告诉洪志谦已收到领取单。洪志谦便指使马家健在地铁站与他交付领取单。最后经两次更换会面地点后，一位叫阿强（Ah Keung ）的人受洪志谦委托来取走了领取单。
马家健还问这位阿强索要了1000元。后来在法庭诉讼中，检方认为这1000元是马家健协助贩毒的报酬，但马家健声称这不是报酬，而是与洪志谦赌球，洪志谦赌输了对他的欠债。
但这个包裹早已被海关跟踪，这份来自巴西的包裹藏有一公斤毒品。11月3日，马家健在家中被拘捕，受控贩毒罪。
案件相关方的真实角色如下：
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与电影角色一致，受真正的毒贩洪志谦家人指使，刻意诱导马家健承认有罪。
律政司检控负责人梁卓然。与电影角色霍子豪截然相反，法官屡屡提醒案情疑点，他理应知晓案情蹊跷，却始终坚持检控马家健贩毒罪。
2017年8月28日，由于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的诱导，马家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认罪。
按照香港法律体系，重罪将由高等法院判刑，于是案件将转至高等法院等候判决。此时，马家健才发现案件的进展与张晓惠、陈强利所说不一致，自己将被判重罪，于是决定翻供。
2017年11月21日，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马家健推翻之前的认罪。
审讯过程中，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发现了案情疑点，怀疑马家健此前的认罪极有可能是受胁迫和误导，于是多次提醒检控方。甚至措辞强烈的提出：案件“dubious background facts（事实十分可疑）”, 评论检控方的指控“doesn’t seem right to me（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法官质疑被告律师团队有将罪责推给马家健，以换取洪开脱，认为控方应撤控，否则若最终达到罪成裁决将会非常荒谬。并为此决定法庭延期两天，要求检控官重新考虑立场。
这些艰难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后来上诉法庭的判决书中。
但检控官态度十分坚决。案件历经两年拉扯，2019年4月，陪审团以5:2裁定马家健贩毒罪成立，判刑23年。
那么到底是谁帮助了马家健翻案呢？
是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Eric T. M. Cheung ）。
2021年7月，上诉法庭裁决马家健无罪释放。至此，马家健已受冤服刑5年！
与此同时，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被控串谋妨碍司法公众案。媒体挖掘出了很多黑历史。
在后续司法程序中，陈强利到2023年9月认罪，被判处监禁3年。而张晓惠官司打到今年3月，最终脱罪。
了解真实案件之后，再看电影声称的“依据真实事件改编”，怎么看都觉得滑稽和令人反感。
影视剧固然可以天马行空，但颠倒现实虚构后声称“依据真实事件改编”，对观众的误导就很严重了。
因为宣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影视作品确实无形中就会潜移默化的改变理念。比如我身边有人就是认为平安夜就是外国人杀中国人，比如他们就是认为美国大兵动不动就举手投降，我们才能勇敢的以胸口挡枪（一不小心暴露了我的阶级出身）。
影片还刻意营造一种97前后的政治分别。
电影中大法官喝着十几万一瓶的红酒，面对律政司司长都高人一等的姿态，以及洋洋自得的宣称只有97年前和自己相识的人才有资格称他为大老爷。这些情节，自然奉迎了香港这些年来法治秩序变动的一系列现实。
而且，还有一个与Eric T. M. Cheung——这位真正帮助马家健洗刷冤屈的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有关的事实令影片不得不做如此颠倒黑白的改编。
于是，现实中的英雄在荧幕上被隐藏了，而现实中的“坏人”变成了荧幕上的英雄。
真正帮助马家健洗刷冤屈的是谨守理性的法官、是提供援助的法学院教授、是香港依然拥有着的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
与在内地票房翻红反差巨大，《误判》在香港的票房十分惨淡，号称耗资3亿元的巨制，12月21日香港首映，截至目前，刚过300万元。
与之相比，制作成本1500万的《破·地狱》上映44天，香港地区累计票房已达1.3亿港元。
这个结果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真实案情摆在那里。
只要了解了真相，人们当然知道，我们应当信赖法治而不是祈愿检察官的正义感，我们生存在现实中，而不是生活在宣传里。
参考：马家健案判决书案号：CACC 297/2019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7806&QS=%28CACC%7C297%2F2019%29%7C%28CACC%2C297%2F2019%29&TP=JU
【虹膜】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历数了香港电影90年代以来的历任银幕嘴替。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嘴替们也各自代表着各自时代港片的想象力。
黄子华是2020年代的嘴替，这个时代的想象力，体现为我所定义的“丧类型”，体现为丧的情绪笼罩下的某种社会性的群体积极，体现为在各个角落观察、发现和重新连接（rewiring）的行动力。
甄子丹是2010年代的嘴替，但只是三大嘴替之一，他和另外两位嘴替郭富城、古天乐一样，都体现为西装革履的型男公务员形象，供职于香港社会的信誉机构：香港警队与廉政公署（ICAC）。
2010年代的想象力，体现为那些高度地缘政治性（高度紧张甚至逼近窒息）的警匪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郭富城的《寒战》系列、古天乐的《反贪风暴》系列以及甄子丹的《怒火·重案》。
这种想象力并未随着某些现实事件戛然而止，但确实已经告一段落，其标志不止是黄子华和“丧类型”的崛起，还有这种想象力自身的告别战：在2021年，《反贪风暴5》及《怒火·重案》的同步出现，尤其是陆志廉这个角色的死亡，宣告了2010年代想象力的完结。
我不否认这种想象力会随时重启，甄子丹最新的《误判》就是一例，他的角色也从警察转向了律政司检控官。但《误判》无论如何都还停留在2010年代想象力当中，除了甄子丹仍然扮演前述的西装革履的公务员形象之外，更在于这部电影的深层主题：香港的安全。
借助于一场栽赃性的误判及其无罪辩护，《误判》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对过往某些事件的态度，且再次强调了官方意义上的“港人团结”。在2010年代的想象力中，所谓的危险是四面八方的、渗透性的，而围绕应对的态度，这类影片的想象中总会产生一种决然的分裂，一种可以称之为“决断主义”（decisionism）的分裂。
这种分裂，在《寒战》系列中被清晰地划分为警队内部的鹰牌和鸽派，前者为了实现安全的目的不惜化身为恐怖分子，执行着“奥姆真理教”教众那样的决断原则。这种张力随即在《怒火·重案》中达到了最大化，昔日重案组的精英，张崇邦和邱刚敖已然黑白之路各选一条，他们必然要在你死我活的终局遭遇，团结已经不再可能。
问题在于，甄子丹刚刚以《怒火·重案》终结了这种官方团结的可能，又再次以《误判》重启了这种可能，尽管他的职业从警队滑向了律政司，但在同杨官、包鼎和昔日警队成员的“劝服”过程中，这种团结再次诡异地达成。
《误判》是一部假想的代表香港官方“纠偏”的电影，它假设了一种仍然可以自保的能力、一种能够自我捍卫的能力，一种在“警队失灵”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靠律法守住最后一道岗的能力。
但任谁都知道，这种能力早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打鸡血的空壳。
事实上，这种“官方式的自信”，在整个2010年代的港片叙事中一直被塑造，但也一直在缩水。首先是信誉单位从政府过渡到警队和廉政公署，但在警队分裂和廉政公署被炸毁（表现为陆志廉的死亡）之后，这种自信转向了律政司。2010年代的想象力一直在寻找新的锚定点，就如甄子丹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年龄，来追求新的职业转型。
但《误判》中这种转向文职、转向律政的努力，并不足以让观众相信其叙事上的自信，也不能相信其传达的官方团结：即使是面对一个典型的冤案，我们也很难理解包鼎这个体制滚刀肉为何能够突然醒悟，也很难理解杨官这位疑似大贪污犯的上司突然间迷途知返。
如果这确实发生了，也是基于甄子丹这位2010年代银幕嘴替的说服力，他的手段无非是两类：大义凛然的说辞（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演了《叶问》系列）以及刚硬凌厉的拳头。文的不行就用武的，后者总比前者更管用——尽管他的西装型男视觉远不如郭富城和古天乐，但一旦亮出拳头这个杀手锏，后两个人捆绑起来也不是他对手。
说甄子丹是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也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这种想象力当中，郭富城是基于策略的当代儒家，甄子丹则是一个暴力冷酷的当代法家。
甄子丹的武术设计纵然是《误判》一片的亮点，但这也仅仅是其立身之本，单纯赞美这一点并无意义，毕竟这不代表想象力本身，只代表粗暴（粗糙）冷硬的解决问题方式。影片真正的问题仍然出在文戏上：在关于“香港安全”这一问题的威胁和环境构造上，《误判》的反思低于2010年代想象力的平均水平。
由于将肇因归结在大东、笙哥和欧柏文这些跨境毒贩身上，这里的“威胁”并不具有其实质属性，被控告贩毒的少年事件也就仅仅成为了“偶然”，丧失了冤案本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误判》不可能指向任何社会性的实质，它的终极表述仍然是：香港这个社会里总有些纯粹恶劣的害群之马。
放眼剧作上，推进叙事的关键并不在于霍子豪的穷追猛打，而在于反派一路送人头送线索，霍子豪这个铮铮铁骨、文武双全的“律政英雄”，最终意外地建立在对手的智障之上。
这就是影片的根本问题，假如不是反派要杀死当事人的爷爷（马伯），霍子豪就很难继续推进线索，如果不是大东和笙哥将陈国荣逼到绝境，他也不会投案自首成为推翻误判的关键。在这一呈现于2020年代的2010年代想象力中，所有的角色都暴露出其设计意义上的工具性，很难在情感上触动观众。
无论张智霖扮演的欧博文、吕良伟扮演的笙哥、郑浩南扮演的大东还是刘江扮演的马伯，都是香港电影迄今以来最套路的角色。
作为编剧+导演，甄子丹无法打破这一框架，因为他本就是这一想象力框架中的一员。他的资历、他的身份、他的形象，都让他只能延续这样的套路，只能打肿脸一样地自我相信，这种生硬且充满悖反的说（打）服和团结，不但发生在片中的香港律政司系统当中，也发生在角色背后的银幕属性：作为香港法律代言人的霍子豪和作为民族英雄的叶问之间。
如果《寒战3》仍能顺利推出，我尚期待还会有一些积极性的思考（也即对2010年代的想象力进行一个完整的总结）。但在《误判》当中，这种思考已经呈现出绝对的匮乏，这种匮乏的根源，在于它仍然是一种官方意义上的口号团结和自圆其说，无论其叙事还是情感，都无法落实到现实层面，无法落实到市民或者所谓的诸众（multitude）。
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然站在香港的官方位置，甄子丹作为嘴替也无非是这样一个西装革履且大义凛然的公务员形象。但2020年的想象力已然呈现出新的样貌，即抛弃官方位置、官方叙事和官方话语，使用一种来自底层的视点和声音来重新关联起香港的“诸众”。
《浊水漂流》《正义回廊》《年少日记》《白日青春》《窄路微尘》《白日之下》《毒舌律师》以及《破·地狱》等一片整齐的四字电影都属于此类。
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然停留在最后的英雄气短（诠释为嘴硬和拳头硬），制造出一种为港为民的乌托邦式想象，然而民众已经不再信赖它。新的想象力，即2020年代的想象力，是基于丧文化和重新连接的微观社会学，而非那些套路修辞的商业类型片，即便隐喻仍然是后者的杀手锏。
《误判》证明的并非甄子丹雄风犹在，而恰恰是他的过时——他作为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已经同他所代表的（同时也是郭富城和古天乐代表的）类型及想象力一起过时。这个过时的原因无需多说：他是个生活在绝对光明下的人物，而现在港片需要的，则是理解这个时代投射出的阴影。
我们能从2020年代的想象力中解读这个时代的生存和死亡，但2010年代的想象力已经变得空洞且没有太多力量，追不上当下的情绪。于是甄子丹与黄子华之间的更替、地缘政治类型到丧类型的过渡，都不过是香港电影跟随历史和时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这种想象力转变的内核，可以表达为从“我们能保护自己”到“我们能超度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他人或官方的“保护”，不如实现自身意义的“超度”。毕竟，在经历了如此的实质性痛苦之后，“保护”这样的话语究竟还有何种意义？
尽管如此，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有机会逼近“保护”和“超度”之间的临界值，达到一种勉强触及2020年代想象力的边沿状态，但在这一点上，《误判》没能做到。
在最近几年的影片中，却有几部影片能做到或勉强做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另一位嘴替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
这是一部高度漫画主义的影片，一方面借用九龙城寨这个真实地理/历史空间实现了《寒战》式的地缘政治叙述，另一方面以城寨的诸众以及城寨的微观社会学逼近了自身的极限，《九龙城寨》的积极在于试图谋求一种新式想象力，即便它未能全然实现。
而《误判》的遗憾，在于它基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它仍然停留在2010年代想象力的套路和教条里，停留在那个十年如一日的甄子丹身上，全然不知道这个世界或文化上发生的种种变化。
《误判》电影中注明电影改编自真实的案件，但电影的资料、宣发、百科条目似乎都没有点明电影改编背后的真实案例是哪一宗。若熟悉这几年香港法庭新闻的人，或许会知道，电影剧情映射的是现实中的马家健案（这与电影中被冤枉的青年马家杰取名相似）。
电影改编的细节比较多，可能为了电影呈现的效果，增加了许多现实之外的因素（如打斗、枪战等等）。这类改编虽然可以理解，但电影在诸多细节的处理中，都有很多法律瑕疵和漏洞，例如影片中受冤青年无罪之后，主审法官面对记者的发言，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出现，现实中法官受《法官行为指引》约束，一般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亦不可能对特定案件发表评论。
不过瑕不掩瑜，如果电影可以引起人们关注背后的真实案件，思考司法体系和刑事程序中的不足，法律行业中的问题，以及致敬在真实案件中，挺身帮助弱势一方，为伸张正义、沉冤得雪的法律界人士，那便是值得的。
以下是真实案件的资料，综合整理自法院判决文书、法庭新闻记者的报道，这些内容对电影剧情或有些许剧透。
马家健案，最初事发于2016年，当时青年马家健20岁，无案底记录，将家中地址借给“朋友” 洪志谦用于收取一份快递包裹，朋友承诺给其1000块钱作为报酬。
馬家健因工作認識洪智謙。後來，他經洪智謙介紹，轉到拉麵店工作，而拉麵店的東主洪智勤是洪智謙的弟弟—— 《区域法院-裁决理由书》DCCC 37/2022 第45段，证据分析及裁断
2016年10月19日， 当时香港海关发现一份来自巴西的快递包裹中有一公斤毒品，寄到青年马家健家中地址，马受洪志谦指使下，于10月26日，将领取邮件的通知卡交给他人，随后于11月3日海关将马家健拘捕，海关控告马家健贩运危险药物罪（俗称贩毒罪）。
被捕後，馬家健曾告訴海關是洪智謙叫他收取包裹，而他本人並不知道包裹藏有毒品—— 《区域法院-裁决理由书》DCCC 37/2022 第6段，控方案情
2017年1月27日，马家健与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会面（师爷在香港法律行业中类似案件中介的角色，其本身并不是律师），陈强利声称律师团队由马父亲聘请，马便签署了授权委托手续，同意委托该律师团队处理案件，马最初声称其并不知道包裹中是毒品，自己是无辜的，不想认罪，也不想被监禁，但师爷陈强利则多次向其表示：
馬家健「單案好難打」，馬家健口供前後矛盾，又曾在錄影會面中說謊，因此其口供不可信。此外，馬家健的口供很薄弱，不足以指證洪智謙。如果馬家健「拖埋」洪智謙「落水」，案件牽涉越多人只會越嚴重，對馬家健沒有好處。既然馬家健的案件「好難打」，為了減輕刑期，不應拖洪智謙「落水」。馬家健理解「好難打」為「冇得打」的意思（即沒有勝算機會）—— 《区域法院-裁决理由书》DCCC 37/2022 第9段，控方案情
青年马家健在律师团队劝说下，便改口承认控罪， 希望获得减刑，并声明 “朋友” 洪志谦 与案件无关。律师团队与律政司达成协议，以撤销洪志谦所有控罪为条件，马家健承认贩毒罪。
（一般情况下，早期认罪，可在量刑时获三分之一减刑考虑，律师团队利用这点忽悠马家健，改口认罪）
2017年8月28日，马家健在东区裁判法院正式承认控罪，法院将案件转介至高等法院判刑（香港地区司法体系中，不同级别法院可判最高刑期的权限不同，若判重罪，要转介至高等法院判刑）， 洪志谦 被撤销控罪。
在案件转介高院过程中， 马家健与囚友讨论案件，得知自己可能会判很重，以及自己的律师团队，是由其 “朋友” 洪志谦的弟弟（前述拉面馆老板）介绍并支付的律师费，其也意识到所谓律师团队可能不是真心帮他，而是专注于帮 “朋友” 洪志谦 洗脱罪名。
2017年11月21日，在高等法院， 马家健推翻之前的认罪。
案件审讯过程中，高等法院法官曾多次表示担忧和关注，认为青年马家健此前的认罪极有可能是受胁迫和误导下作出，法官命令控方就案件立场，是否继续控告，寻求律政司上级指示，控方回应其上司（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指示其继续控告。
最终，陪审团以5:2裁定企图贩运危险药物罪罪名成立（注：上述法官表示担忧及命令控方寻求指示的环节中，是在陪审团避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刑事程序中，这种情况是为了保障陪审团免受干扰）。
事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时任首席法律讲师（现已退休），决定带领“临床法律教育”计划的学生组成律师团队，协助马家健进行上诉。
[注： “临床法律教育”为其在港大法律学院主导开设的课程和计划，主要是在法律学院学生的参与下，为公众及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 ]
最终于2021年，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上诉得直，认为 马家健在原审过程中，受到律师团队的操控和误导，最终裁定青年马家健无罪。
案发后，牵涉出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串谋妨碍司法公众案， 陈强利在后续司法程序中认罪，被判处监禁3年。
大律师张晓惠则不认罪，在对张晓惠的庭审中，法官认为马家健的证供在整个案件中，存在多次更改和矛盾之处，不能接纳其为诚实可靠的证人，法官同时也认为张晓惠在案件中的行为也存在不符合常理之处，且存在涉嫌违背大律师专业守则的行为，也不能接纳张晓惠的说法。
基于整个案件存在疑点，且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法律原则，法官最终裁定张晓惠罪名不成立。
电影剧情和真实案件做了哪些改编？
1. 电影中，青年是在接收包裹后当场被抓的，现实中其并没有真实收到涉案包裹，而是将收取包裹的通知卡转给他人后，被捕。
2. 电影中，拘捕行动由警察主导和实施，现实中则是由海关发现线索，并侦破拘捕嫌犯。
3. 电影中，妨碍司法公正的大律师最终被绳之以法，但现实中种种因素脱罪了。
4. 电影中，受冤青年呈现的是纯粹清白和无辜的形象，现实案情细节中，法官则认为其不是一个纯粹无知的青年。
5. 电影中，涉及到许多枪战、黑帮、火拼的情节，现实中则没有发生（否则新闻早就连篇报道关注啦）
6. 电影中，受冤青年的父亲死于黑社会刀下，但现实中马的父亲死于癌症，其去世时，也没有等到儿子洗脱冤屈的那一天。
真实案件有哪些细节或者值得思考的地方？
1. 现实中， 邮寄包裹引发的贩毒案件挺多的， 所以马家健案在最初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法庭新闻报道也比较少。
2. 在案件出现大律师及师爷，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导致冤案时，才开始引发传媒关注，法庭新闻记者开始大面积报道。
3. 在高度发达的法庭新闻报道，以及专业化的法庭新闻记者努力下，让案件后续的很多细节，报道出来，公众才开始关注。
4. 涉案师爷陈强利，在案件中，被发现案底记录一大堆，共计15项刑事犯罪记录，包括强奸、抢劫、爆窃、勒索、弃保潜逃等，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在判决中，炮轰质疑其案底累累为何还能在律师楼任职“刑事支援组主管”，质疑为何没有人调查他的背景记录。
5. 现实中“师爷”由于是混迹在社会与律师之间，并为律师楼拉拢案件的人，尤其是刑事背景案件，法律行业中的一些“师爷”的社会关系就比较复杂，有些甚至可能有黑社会背景（这种背景才有可能认识到一大堆刑事案件资源）。例如在电影《毒舌大状》中，饰演师爷角色的太子，就是黑社会背景出身。
不过，根据法律规定，律师楼聘请此类人员，是必须征得律师会许可，且完成背景调查，有案外推测认为，涉案的师爷陈强利可能不是律师楼正式聘请的人员，其可能是游离于律师楼之外的中介，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某种身份，跟随律师团队会面当事人。
6. 在原审案件中，当法官表示担忧和质疑时，仍坚持控告起诉的控方大律师，声称是获得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坚持起诉，此处的上级涉及的是时任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梁于2020年，因与律政司长工作理念看法不一致，决定辞去律政司职位，现为执业大律师。
梁在律政司任职期间，就某些争议中曾在电邮中表示“律政司应秉行公义，从不力争定罪”
7. 向马家健伸出援手是时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带领的 “临床法律教育” 学生及大律师组成的法律团队，向上诉法庭呈交足足17页的上诉书，才得以说服上诉庭法官，推翻原判。他及他在法律学院主导的课程计划，帮助了很多基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在法律界评价很高。
8. 马家健案中法律界人士帮助他申冤得雪的细节，让我想起，前不久我在香港高等法院，曾旁听过张慧玲法官的一场大律师和律师的认许聆讯，法官在面对律师新人说
读法律的过程一定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汗，赚钱固然重要，但要保持谦卑，不论是有钱和客户，亦或是基层市民，都要一视同仁……成为律师后也许工作会很忙碌，但不要忘记服务社会，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活动，服务社会和弱势群体，帮助他们伸张正义……
而在马家健案原审处理量刑聆讯中，表达担忧并指出马原本律师团队的问题和嫌疑的，正是高等法院张慧玲法官。
以上内容，参考、整理的法庭新闻相关报道有：《法庭线》《HK01》《庭刊》等媒体报道
涉及案件文书编号有：
CACC 297/2019 （ 香港特别行政区诉马家健，指控其贩毒的案件）
DCCC 37/2022（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张晓惠、陈强利，指控两人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
通过司法机构官方提供的“法律参考资料系统”，可检索到上述案件的相关裁决文书。
【注】笔者是一名深圳执业律师，对香港电影及司法颇有兴趣，差不多因为律政剧看多了，被“拐带”上法律这条不归路，哈哈哈。工作之外，经常会带朋友去香港法院旁听案件，如果你也有兴趣，欢迎加我微信1327871985，可以交个朋友呀~
最后，记得点个赞，再走呀~
《误判》，2024年12月7日起在中国内地陆续开启点映场次，并将于12月27日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虽然挂着点映的名头，但本片已经在全国许多城市安排了较大规模的点映场次，观众基本上都能购票观影，与正式公映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滥用点映的不良风气是《八角笼中》（2023）带起来的，事实上《万万没想到》（2015）《我不是药神》（2018）也干过这种破事，若是再如此滥用下去，除了变相增加了放映日期之后，很难说明白点映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回到《误判》本身，本片类别标签为剧情、动作，出品地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影片时长118分钟，片尾无彩蛋，语言种类有粤语原声和普通话两种，购票时务必要看清楚相应场次信息再作购买。电影主要出品方是猫眼影业、上海华策、东方影业，因此本片在正式放映之前会有大量出品方的贴片预告，这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景象。除此以外，本片还有一位重量级出品方，那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这也就意味着本片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电影。
在演职人员方面，本片导演是甄子丹本人，别看他近年来一直以动作片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担任过导演一职，《误判》是他导演生涯的第9部电影作品，如果算上总导演职务的话，那么本片就是他执导的第10部电影作品。除了导演一职以外，今年61岁的甄子丹还担任影片男主角前警察、现律政司刑事检察人员、传说级英雄勇者、唯一六边形数值满分战神霍子豪。在经历过《搜救》（2022）的转型失败和《疾速追杀4》（2023）的再度崛起之后，甄子丹大概是意识角色身份的转型无望，于是又回到动作片的怀抱，带着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继续怒火街头，在《误判》中献上了超人类的动作表现。电影配角有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郑则仕4位身经百战的演员，其中许冠文和吴镇宇的表演能力尤为出色，可谓活灵活现。至于在片中饰演小警察的新人演员张天赋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的地方，演技生硬无比，在此忽略不提，直接跳过。
截止本文发布为止，《误判》在中国内地取得点映和预售票房超过2500万元，在豆瓣和IMDb上均未开分。说实话，鉴于电影存在的部分缺陷，我并不太看好本片能够取得多少口碑和票房，估计豆瓣评分最终浮动在6.5-7.5分之间，内地总票房恐怕也无法超过5亿元。
影片基本信息介绍完毕，接下来是正式评价环节，将会涉及大量的剧透内容以及我本人绝对主观的观影感受，为了方便叙述，也会直接使用演员本人名字指代演员角色，也会直接用检察官一词代指律政司刑事检控人员。如果你打算去影院观看《误判》且不希望被剧透的话，那么可以到此退出本次阅读。如果你不介意被剧透，也愿意了解我对本片的具体评价的话，欢迎你继续往下阅读。
话不多说，直接火力全开，该骂就骂，该夸就夸。我在豆瓣上给本片的评价是五颗星，主要构成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我日常的严苛标准进行评价，那么《误判》的电影质量本身只能得到三颗星。第二部分，两颗星属于额外加分，由于本片类型为动作片、甄子丹担任主演，且在预告片中安插大量动作桥段内容，因此很容易影响观众的观影预期，从而进一步影响对影片的评判。我在观看《误判》之前，本来只觉得要看一部披着律政外皮的无脑动作片，观影结束后才发现这是一部披着无脑动作外皮的律政片。不是吧？甄子丹你一个浓眉大眼、耍枪弄棒的，真的想要讨论律政题材内容啊？正因为这超越观影期望的观影体验，所以我对本片予以两颗星的加分，其中一颗星给本片尝试探讨司法效率、辩诉交易的努力，另一颗星给中国香港动作片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丝期待。
先从本片仅值三颗星的动作片本体质量谈起。
作为一部动作片，它在开场第一幕就铺垫了超脱现实的基调。影片第一场戏是甄子丹作为证人上庭，回忆带队击破悍匪团队的经历。口头上说是带队击破，实际上在这场动作戏中，甄子丹几乎以一人之力在室内打垮了10名持有重型火力的匪徒，不忘帮助各个负伤的队友完成脱战，中途还穿插第一人称视角，明明白白告诉观众，甄子丹打悍匪跟资深玩家打动作游戏的轻松惬意是同等的。
除此以外，在这场动作戏的结尾，甄子丹用一招堪比家人侠在《速度与激情5》（2011）高速公路使出过的空中飞扑，以令人惊艳的速度接住了下坠的蔡思贝，最终从至少三层楼的高度硬生生砸到水泥地面，换做正常人早就半身不遂或者叩见阎罗王，然而甄子丹仅是拄着拐杖、箍着护颈就能上法庭担任证人。
从第一场动作戏全程来看，甄子丹的攻击力度、反应速度和抗打能力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我不得不怀疑他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超级士兵血清注射的战士。在我看来，开幕的动作戏不仅是筛选观众，起到了类似设定系推理的铺垫作用。如果观众接受不了甄子丹在本场动作戏中的超人表现，那么大概率也无法接受后续各个动作场面。在后续的动作戏中，甄子丹还会表演徒手（指吊威也）翻越两层停车场，在酒吧天台单独对抗大量匪徒，最后还会在地铁车厢进入一个类似街机游戏拳皇、街霸的绝对单挑格斗裂缝空间，与一名随意打凹栏杆、轻松掀翻座位的力量型匪徒打得不相上下，只有清空对方血条，画面弹出KO才能走出车厢。这位力量型匪徒手戴指虎，用拳头几乎砸烂了整个车厢，但是打到甄子丹身上的时候就连他的皮肤都很难擦破。
因此，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超脱现实是本片动作戏的基调，超越人类是甄子丹的表现。哪怕甄子丹的动作已经肉眼可见地变慢了，有时候还能隐约看见他的肚腩，但是区区炮灰怪、精英怪的攻击怎么可能打破他的护盾呢，又怎么可能让他露出血条呢？如果你不能接受超现实的动作戏，那么在观影过程中必然饱受煎熬。
其实我还挺喜欢甄子丹在本片中的超现实表现，除了观赏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放在后面讨论，此处先谈论动作设计。一方面，甄家班能够在动作设计中很好地融入现实格斗的要素，让观众觉得演员的打斗动作是确实能够在现实中发生的，另一方面甄家班对于身手好的演员能够更好地展示他们的优势，比如佐藤健在《浪客剑心》（2012）中融入了街舞、跑酷的高速动作戏相当亮眼，对于身手糟糕的演员也能够有效掩盖他们的不足，比如在《九龙城寨之围城》（2024）中，即使刘俊谦的基础相对薄弱，同样能够在片中大放异彩。
除了以往的动作设计优势，甄家班很明显在持续学习汲取动作指导的优势。在小警察独自追击南亚人进入小巷、甄子丹后续支援赶来的动作戏中，电影让动作演员很好地利用了周边一切能够杀伤对手的物品，球棒、砖块、椰子随手随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汲取了成家班的场地道具利用技巧。
酒吧天台和地铁车厢的两场动作戏能够看出《疾速追杀》系列的痕迹，具备非常强的可观性，大概是甄子丹参演《疾速追杀4》学到了一定经验，并且带回中国进行试验。可惜的是两场戏各有缺陷，前者龙套们挨个上前对招的痕迹依然很重，后者除了我在前文提及的缺陷之外，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要细究故事情节，就能得出整场地铁车厢动作戏可以完全删去或者需要重新铺排的结论。
为什么地铁车厢动作戏可以删去？我在这里谈的不是关于反派精准定位甄子丹和证人位置、打斗过程持续十余分钟无警方增援这两个剧情漏洞，而是要问这场戏为什么会发生。甄子丹带证人上地铁，原因是他们驾驶的车辆被匪徒使用重型卡车袭击撞翻，无法快速前往法院。我不太清楚香港地铁路线图，乘坐地铁从深水埗到香港高等法院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在明确有匪徒持续发起袭击的前提下，最安全快捷将证人送往法院的方式，应该是借助受伤的小警察联系时刻巡逻街头、几乎无处不在的EU冲锋车，由EU冲锋车将证人护送到法院，而不是由甄子丹在地铁里上演一出横版格斗大戏。如果一定需要甄子丹带证人乘坐地铁前往高等法院，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剧情铺垫，我随便就想了两个理由，可以是街上出现暴徒大规模行凶，导致警方分身乏术，也可以是有更多的重型卡车蓄势待发，而甄子丹通过反派自爆信息或者警方情报得知这一点，不得不选择进入地铁。
归根结底，动作戏的安插和铺排需要与剧情融为一体。两者一旦发生割裂，就会让动作戏沦落到为打而打的地步，导致影片整体评价大幅下滑，得不偿失。
既然作为一部动作类型片，《误判》存在诸多缺陷，我又为何额外多加两颗星呢？这就不得不谈到电影的主题表达。
我们不能忽略，《误判》实际上是一部以检察官为视角，拥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认证的律政电影。香港以往法律题材电影有着各式各样的主角，《九品芝麻官》（1994）的主角集法官、检察官于一身，《审死官》（1992）《毒舌大状》（2023）的主角是律师，《正义回廊》（2022）更是糅合了律师、陪审团、被告人等诸多身份，从这些视角来看待庭审，焦点自然在于案件本身。《误判》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律政司的检察官视角看待刑事案件的时候，除了案件本身的人证物证之外，还需要站在司法系统的层面上考虑到司法行政效率的因素。
案多人少永远是全球司法系统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我不了解香港的司法数据，只好以内地数据举例。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例，官网上的员额法官人数共282人，根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最新数据，截止2024年12月13日，朝阳区人民法院结案175520件。假设朝阳区人民法院接下来半个月不再办结案件，以今年251个工作日来结算，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员额法官每日需要结案近700宗，平均摊开即人均每天办结2.7宗案件。
如果你认为首都的情况是特殊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身边的例子，根据广州审判网数据，广州市2023年全市办结案件627001件，员额法官人均办结496宗案件，2023年250个工作日，即广州市员额法官每天人均办结1.9宗案件。再以越秀区为例，越秀区人民法院发布于今年年初的2023年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全年结案77119宗，员额法官人均办结602件，即越秀区员额法官每天人均办结2.4宗案件。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列举的数据全部都是结案数据，并未谈及庭审次数，更加不包含日常行政工作事务。这些数据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是切身体会的庞大案卷，也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压力，现实容不得他们追寻太多太久，更何况现代司法体系作为一件有史以来无限逼近正义的工具，它要讲究的是实打实的证据，判决依据的是相对的法律事实，而不是绝对的客观事实。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已经发生、已经过去。在法庭之上，检察官、法官能做的事情就是根据事后的证据来推断当时发生的事实，绝对的客观事实无法百分百得到还原。
让我们回到电影《误判》之中，在被怀疑串通而受到质问的时候，吴镇宇是这样回答的：我今天下午还有38宗案件需要处理，这时候你跟我谈整个职业生涯中的3宗案件？
我们无法忽视案件如同滚雪球一样增长的现实，那么在必须顾及司法行政效率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又该何去何从？影片在塑造甄子丹、郑则仕、吴镇宇、许冠文4个角色上明显花了功夫，他们在对待司法行政效率的问题上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甄子丹作为影片主角，出身警队，见识过法庭的无力时刻，他内心的朴素正义感代表着传统社会道德价值观，也代表着银幕前的普通观众。他站在草根阶层的一侧，因此不会喝下那杯价值几千元的和头酒，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正义。
郑则仕是一个中庸的检察官。他会遵循旧思路研究案子，也愿意问新人的不同意见，试图在有限条件内通过更多视角找出案件真相。他不会为了案子主动得罪他人、浪费精力，因为案子实在太多，但只要看到实现正义的可能性，他也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
吴镇宇和许冠文是传统的司法人员角色，在顾及司法效率的前提下，一切控辩、判决活动都要以法庭上的证据为基础。至于有没有更多证据未能出现在法庭之上，法律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相重合，他们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职责范围亦鞭长莫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从证据出发作出判断，在办结这件案子之后，还有更多案子在等待着他们去处理。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现代司法体系难以解决的难题。甄子丹认为这件案子有冤情，于是在里面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甚至亲身上阵找证据、护证人、抓凶手，那么下一宗案子呢？其他正在堆积的案子呢？
我们作为普通人，当然希望有一位如此具备责任感的检察官奋不顾身、为民请命，但也不要忘记刑事案件堆积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处于审前羁押，有时候还会出现审前羁押时长比实际判决的关押时长还要长的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判决无罪，此时还会涉及到国家赔偿的问题，事已至此，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因此，甄子丹和吴镇宇、许冠文之间的矛盾并非传统的正邪矛盾或者官僚主义作祟，而是司法资源有限带来的角色立场冲突。你是要捍卫法治，为了内心朴素的正义感跟一宗案子较劲到底，同时置其他案件于不顾？还是要高效精准快速处理案件，避免出现案件积压和处理延迟，变成案件办结流水线上的法律高级技工？作为观众看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对《误判》有了更多的好感。
司法资源是有限分配的，案件数量是无限增长的。应对案多人少的问题，英美法系培养了一头为人熟知的怪物，那就是辩诉交易，又叫做控辩交易。即便在美国，这头怪物直到1970年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 v.United States]才得到宪法承认。它的最大用处就是节省司法资源，至于认罪是否会成为辩诉交易前置条件，案件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的个人因素对认罪一事造成多大影响等等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些年来的争论焦点，在此不做太多探讨。
回到电影《误判》，辩诉交易贯穿故事始终，但是电影始终没有对辩诉交易作出定性，只是纯粹进行展示，交由观众自己作出判断。在主线案件庭审之初，吴镇宇已经向甄子丹解释了辩诉交易的好处。随着故事推进，辩诉交易的弊端又展现得毕露无遗，没有学识见解的当事人和家属容易受到律师诱导作出认罪。到了故事结尾，甄子丹又言称没有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许冠文的态度更是表明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自洽性——如果你认为现存的司法制度存在漏洞令人受冤，那么马家杰又是如何能够在法庭上得到法律救济呢？在本片中，我无法看清楚最高检对英美法系辩诉交易的立场和态度，但是对于如何在案件审判中实现公平正义高效的难题，近年来中国内地在刑事诉讼中构建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是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除了司法资源分配和辩诉交易之外，《误判》还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穷人与法律之间的距离。刘江在片中说了一句台词，我们穷人哪有钱请律师。张智霖也在片中说了一句台词，因为律师懂法律，所以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救世主。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律师都是良善的，《误判》所改编的现实案件马家健案便是如此，师爷陈强利和大律师张晓慧串谋游说马家健认罪，导致其一度被判监23年。
法学的专业性意味着存在极高的门槛，同时也就意味着普通人需要用金钱垫脚才有机会触碰。社会中存在法援律师，但是法律援助是公益性的，是弥补的，就连《误判》都不愿意花十几分钟时间刻画朱栢康的律师形象，更不用说现实世界。真正映射现实的，是许冠文的一杯酒等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收入，是吴镇宇一个月工资收入就有几十万元，马家杰却要借出地址收取快递以换取千元报酬。在《误判》故事中不只有马家杰当过替罪羔羊，还有更多底层人士为了获取一笔微薄的报酬而坐牢，问题不仅在于社会的不同分工或者毒贩的严重罪行，还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令处于困境的人没有更多的选择，更深更冰更冷的下坠亦令人磨灭斗志、自我放弃。
在《误判》的电影世界，有超脱现实的天降猛男甄子丹扫清障碍，伸张正义，赶在庭审结束前拨乱反正。这也回应了我在前文对甄子丹超现实动作表现的喜好之情。他的超现实动作表现，提醒了银幕外的观众这只是一个电影故事。
在没有猛男的现实世界，马家健服刑五年后才得到平反。
与之相比，《毒舌律师》纠缠于豪门之事，权贵家族找来一群律师坐满旁听席就当做是手眼遮天的表现，实在落于下乘。
资本主义要把平民吃得一干二净，根本无需如此。
它会不动声色地将人逼得异化，逼上绝路。
最后，让我谈一下香港动作片的未来。
香港不少电影从业人员总是将其行业衰落归咎于97回归，归咎于内地审查，却没有思考自己究竟是要政治表达，是要艺术创作，还是要商业成绩。
上世纪香港电影的最大市场是台湾，其次是东南亚，从来不是中国内地。当好莱坞电影再上一个台阶，以《侏罗纪公园》（1993）和《泰塔尼克号》（1997）重新登上影史舞台的时候，香港电影就该有危机意识。然而上世纪的香港电影除了擅长创新，还擅长炮制批量烂片，擅长欺骗台湾片商，擅长压榨电影题材，逮到一个畅销的题材，不榨得一干二净就誓不罢休。于是他们陆续榨干了灵异功夫片、赌博片、黑帮片、警匪片等类型片，而类型片都会有走到绝路的一天，正如如今几乎销声匿迹的西部片、武士片。
类型片需要探索创新，需要试验突破，不能等到寿终正寝之际再奋起，否则一切都已经晚了，君不见林正英作出过多少努力也无法拯救灵异功夫片。我们也经历过类型片衰落的时刻，超级英雄电影正行走在漫长的缓坡上，在见识过《秘密入侵》和《惊奇队长2》之后，谁又能笃定请回了小罗伯特唐尼和克里斯埃文斯的《复仇者联盟5》究竟是起死回生，还是棺材板加钉呢？
香港类型电影依然在坚持寻找出路，《明日战记》（2022）就是惨烈的尝试，《拆弹专家2》（2020）《怒火重案》（2021）《九龙城寨之围城》则是成功的尝试。类型片是可以互相融合的，政治惊悚也好、旧日情怀也罢，只要剧情到位，都可以与动作片相适配，诞生出一部大家未曾见过的电影。
《误判》正是一部怀着尝试制作的类型片产物。
我不希望谈起当下的香港电影，只能是《白日之下》（2023），只能是《年少日记》（2023），只能是《破·地狱》（2024）。剧情片是一个很可怕的题材，因为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应该有好的剧情，而如果一部电影纯粹只有剧情却没有类型，它很可能没有更多的投资，甚至没有更多的技术。当剧情片逐渐成为地区市场产出的主要商品，类型电影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就会逐渐被抛诸脑后，这个地区就会渐渐无法制作出这个时代所需的类型片。
而本地类型片死去之时，正是外地类型片倾销的最好时刻。
辩诉交易也好，香港电影也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了今时今日的现状，究竟是尚能可用，还是一饭三遗矢，还需要放长双眼再看一看。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像《误判》一样愿意探索可能性的电影，哪怕电影质量存在缺陷，但只要创作者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也愿意买票去看，就像我当初支持《战狼2》（2017）和《流浪地球》（2019）一样——不过支持归支持，该骂还得骂。
本文提及影片
《八角笼中》（2023）
《万万没想到》（2015）
《我不是药神》（2018）
《搜救》（2022）
《疾速追杀4》（2023）
《速度与激情5》（2011）
《浪客剑心》（2012）
《九龙城寨之围城》（2024）
《九品芝麻官》（1994）
《审死官》（1992）
《毒舌大状》（2023）
《正义回廊》（2022）
《侏罗纪公园》（1993）
《泰塔尼克号》（1997）
《明日战记》（2022）
《拆弹专家2》（2020）
《怒火重案》（2021）
《白日之下》（2023）
《年少日记》（2023）
《破·地狱》（2024）
这绝对是甄子丹导演作品里完成度最高的一部，赶上这两年律政电影的东风，《毒舌律师》及《第二十条》分别是香港和内地的年度现象级作品，加上转型失败的前车之鉴《搜救》，甄功夫这次算是加了双重安全系数，文武双全的霍检察官应运而生，文戏抓心，武戏揪心，精彩程度可比陈木胜遗作《怒火.重案》！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是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景，可在这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不可避免地存在阳光渗透不进的阴暗角落，钱权法则无可厚非，但在现如今无孔不入的自媒体时代，一颗良心，一份决心，都可以发挥维持社会公序的正能量。聪明人都必须学会用巧劲适应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年届花甲之龄的甄子丹在锦上添花的武戏里依旧生猛，动作写实凌厉，行云流水的动作场面为甄家班再次献礼，这也是香港动作电影黄金时代的最后余晖，试想同龄的李连杰早已隐退江湖多年，而甄子丹的巅峰期正好伴随着个人的电影院时代。
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首先必须赢在节奏上，本片文武并重，几无尿点；其次必须有明显记忆点的反派存在，张智霖成功塑造了帅到掉渣的斯文败类；最后还得有引人发醒的人文价值输出，许冠文扮演的大老爷就代表了旧时代老秩序的顽疾，而甄子丹代言的律政先锋正代表了不破不立的改革力量。
五星好评，鼓励为上！
陈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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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无人区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件事情让崔向久（郑在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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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原创 阿罗汉 阿罗汉不约 2024年12月28日 21:48 广东
我一向很喜欢看甄子丹的电影，强健有力、正直勇敢的荧幕英雄形象一直鼓舞人心。
此次的《误判》一如既往的精彩。电影讲述了一名底层青年马志杰将住址借给他人代收包裹以赚取一点生活费。但没想到此次收到的包裹是一公斤可卡因，马志杰被以贩毒罪检控。
马志杰是无辜的，但主动为他提供援助的律师认真分析案情后，告诉他胜诉机会渺茫，最好还是尽快认罪，这样可以减轻刑罚。
然而，这援助律师其实很有猫腻，正是毒贩（借他地址的第二被告）为马志杰再次设的圈套。
于是马志杰承认贩毒。
甄子丹扮演的律政司检控官霍子豪发现了其中的疑点，他怀疑马志杰是无辜的，真正的毒贩是第二被告。
但是他并没有证据，而且马志杰自己已经承认罪行。对于已经板上钉钉的结果，霍子豪顽强寻找新的线索和证人，鼓励马志杰上诉。过程中还要对抗律政司内部上级的敌意，以及来自法庭的偏见。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马志杰最终沉冤得雪。
这个事的反差在于，律政司的职责在于将嫌疑人定罪，而作为检控官的霍子豪发现了案情疑点，不顾律政司的声誉和上司的压力，坚持为嫌疑人洗脱冤屈。
社会当下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与艰难现实之间的反差，令这种剧情的设定十分打动人心。
电影结束，影院退场的灯光亮起，寥落的几个观众久久没有起身离去。荧幕上闪现出“本剧由真实事件改编”，更是为观众的内心增加了惆怅和沉重。
我很好奇真实案件的情况，于是查了一下，还真是真实案件，也真的是改编。
然而，让人略感不快甚至有些愤怒的是，电影《误判》的改编却是完全颠倒了事实。
电影的原型事件是香港2016年发生的马家健案。
马家健当年20岁，无案底。工友洪志谦借用马家健的住址用于收取一份快递包裹。
2016年10月19日，一份来自巴西的快递包裹向马家健家中地址投递，洪志谦告诉马家健，邮政会送来一份领取通知单，但马家健不必自己去取包裹，到时候把领取单交给他即可。
10月26日，马家健告诉洪志谦已收到领取单。洪志谦便指使马家健在地铁站与他交付领取单。最后经两次更换会面地点后，一位叫阿强（Ah Keung ）的人受洪志谦委托来取走了领取单。
马家健还问这位阿强索要了1000元。后来在法庭诉讼中，检方认为这1000元是马家健协助贩毒的报酬，但马家健声称这不是报酬，而是与洪志谦赌球，洪志谦赌输了对他的欠债。
但这个包裹早已被海关跟踪，这份来自巴西的包裹藏有一公斤毒品。11月3日，马家健在家中被拘捕，受控贩毒罪。
案件相关方的真实角色如下：
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与电影角色一致，受真正的毒贩洪志谦家人指使，刻意诱导马家健承认有罪。
律政司检控负责人梁卓然。与电影角色霍子豪截然相反，法官屡屡提醒案情疑点，他理应知晓案情蹊跷，却始终坚持检控马家健贩毒罪。
2017年8月28日，由于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的诱导，马家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认罪。
按照香港法律体系，重罪将由高等法院判刑，于是案件将转至高等法院等候判决。此时，马家健才发现案件的进展与张晓惠、陈强利所说不一致，自己将被判重罪，于是决定翻供。
2017年11月21日，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马家健推翻之前的认罪。
审讯过程中，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发现了案情疑点，怀疑马家健此前的认罪极有可能是受胁迫和误导，于是多次提醒检控方。甚至措辞强烈的提出：案件“dubious background facts（事实十分可疑）”, 评论检控方的指控“doesn’t seem right to me（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法官质疑被告律师团队有将罪责推给马家健，以换取洪开脱，认为控方应撤控，否则若最终达到罪成裁决将会非常荒谬。并为此决定法庭延期两天，要求检控官重新考虑立场。
这些艰难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后来上诉法庭的判决书中。
但检控官态度十分坚决。案件历经两年拉扯，2019年4月，陪审团以5:2裁定马家健贩毒罪成立，判刑23年。
那么到底是谁帮助了马家健翻案呢？
是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Eric T. M. Cheung ）。
2021年7月，上诉法庭裁决马家健无罪释放。至此，马家健已受冤服刑5年！
与此同时，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被控串谋妨碍司法公众案。媒体挖掘出了很多黑历史。
在后续司法程序中，陈强利到2023年9月认罪，被判处监禁3年。而张晓惠官司打到今年3月，最终脱罪。
了解真实案件之后，再看电影声称的“依据真实事件改编”，怎么看都觉得滑稽和令人反感。
影视剧固然可以天马行空，但颠倒现实虚构后声称“依据真实事件改编”，对观众的误导就很严重了。
因为宣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影视作品确实无形中就会潜移默化的改变理念。比如我身边有人就是认为平安夜就是外国人杀中国人，比如他们就是认为美国大兵动不动就举手投降，我们才能勇敢的以胸口挡枪（一不小心暴露了我的阶级出身）。
影片还刻意营造一种97前后的政治分别。
电影中大法官喝着十几万一瓶的红酒，面对律政司司长都高人一等的姿态，以及洋洋自得的宣称只有97年前和自己相识的人才有资格称他为大老爷。这些情节，自然奉迎了香港这些年来法治秩序变动的一系列现实。
而且，还有一个与Eric T. M. Cheung——这位真正帮助马家健洗刷冤屈的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有关的事实令影片不得不做如此颠倒黑白的改编。
于是，现实中的英雄在荧幕上被隐藏了，而现实中的“坏人”变成了荧幕上的英雄。
真正帮助马家健洗刷冤屈的是谨守理性的法官、是提供援助的法学院教授、是香港依然拥有着的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
与在内地票房翻红反差巨大，《误判》在香港的票房十分惨淡，号称耗资3亿元的巨制，12月21日香港首映，截至目前，刚过300万元。
与之相比，制作成本1500万的《破·地狱》上映44天，香港地区累计票房已达1.3亿港元。
这个结果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真实案情摆在那里。
只要了解了真相，人们当然知道，我们应当信赖法治而不是祈愿检察官的正义感，我们生存在现实中，而不是生活在宣传里。
参考：马家健案判决书案号：CACC 297/2019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7806&QS=%28CACC%7C297%2F2019%29%7C%28CACC%2C297%2F2019%29&TP=JU
【虹膜】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历数了香港电影90年代以来的历任银幕嘴替。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嘴替们也各自代表着各自时代港片的想象力。
黄子华是2020年代的嘴替，这个时代的想象力，体现为我所定义的“丧类型”，体现为丧的情绪笼罩下的某种社会性的群体积极，体现为在各个角落观察、发现和重新连接（rewiring）的行动力。
甄子丹是2010年代的嘴替，但只是三大嘴替之一，他和另外两位嘴替郭富城、古天乐一样，都体现为西装革履的型男公务员形象，供职于香港社会的信誉机构：香港警队与廉政公署（ICAC）。
2010年代的想象力，体现为那些高度地缘政治性（高度紧张甚至逼近窒息）的警匪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郭富城的《寒战》系列、古天乐的《反贪风暴》系列以及甄子丹的《怒火·重案》。
这种想象力并未随着某些现实事件戛然而止，但确实已经告一段落，其标志不止是黄子华和“丧类型”的崛起，还有这种想象力自身的告别战：在2021年，《反贪风暴5》及《怒火·重案》的同步出现，尤其是陆志廉这个角色的死亡，宣告了2010年代想象力的完结。
我不否认这种想象力会随时重启，甄子丹最新的《误判》就是一例，他的角色也从警察转向了律政司检控官。但《误判》无论如何都还停留在2010年代想象力当中，除了甄子丹仍然扮演前述的西装革履的公务员形象之外，更在于这部电影的深层主题：香港的安全。
借助于一场栽赃性的误判及其无罪辩护，《误判》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对过往某些事件的态度，且再次强调了官方意义上的“港人团结”。在2010年代的想象力中，所谓的危险是四面八方的、渗透性的，而围绕应对的态度，这类影片的想象中总会产生一种决然的分裂，一种可以称之为“决断主义”（decisionism）的分裂。
这种分裂，在《寒战》系列中被清晰地划分为警队内部的鹰牌和鸽派，前者为了实现安全的目的不惜化身为恐怖分子，执行着“奥姆真理教”教众那样的决断原则。这种张力随即在《怒火·重案》中达到了最大化，昔日重案组的精英，张崇邦和邱刚敖已然黑白之路各选一条，他们必然要在你死我活的终局遭遇，团结已经不再可能。
问题在于，甄子丹刚刚以《怒火·重案》终结了这种官方团结的可能，又再次以《误判》重启了这种可能，尽管他的职业从警队滑向了律政司，但在同杨官、包鼎和昔日警队成员的“劝服”过程中，这种团结再次诡异地达成。
《误判》是一部假想的代表香港官方“纠偏”的电影，它假设了一种仍然可以自保的能力、一种能够自我捍卫的能力，一种在“警队失灵”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靠律法守住最后一道岗的能力。
但任谁都知道，这种能力早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打鸡血的空壳。
事实上，这种“官方式的自信”，在整个2010年代的港片叙事中一直被塑造，但也一直在缩水。首先是信誉单位从政府过渡到警队和廉政公署，但在警队分裂和廉政公署被炸毁（表现为陆志廉的死亡）之后，这种自信转向了律政司。2010年代的想象力一直在寻找新的锚定点，就如甄子丹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年龄，来追求新的职业转型。
但《误判》中这种转向文职、转向律政的努力，并不足以让观众相信其叙事上的自信，也不能相信其传达的官方团结：即使是面对一个典型的冤案，我们也很难理解包鼎这个体制滚刀肉为何能够突然醒悟，也很难理解杨官这位疑似大贪污犯的上司突然间迷途知返。
如果这确实发生了，也是基于甄子丹这位2010年代银幕嘴替的说服力，他的手段无非是两类：大义凛然的说辞（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演了《叶问》系列）以及刚硬凌厉的拳头。文的不行就用武的，后者总比前者更管用——尽管他的西装型男视觉远不如郭富城和古天乐，但一旦亮出拳头这个杀手锏，后两个人捆绑起来也不是他对手。
说甄子丹是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也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这种想象力当中，郭富城是基于策略的当代儒家，甄子丹则是一个暴力冷酷的当代法家。
甄子丹的武术设计纵然是《误判》一片的亮点，但这也仅仅是其立身之本，单纯赞美这一点并无意义，毕竟这不代表想象力本身，只代表粗暴（粗糙）冷硬的解决问题方式。影片真正的问题仍然出在文戏上：在关于“香港安全”这一问题的威胁和环境构造上，《误判》的反思低于2010年代想象力的平均水平。
由于将肇因归结在大东、笙哥和欧柏文这些跨境毒贩身上，这里的“威胁”并不具有其实质属性，被控告贩毒的少年事件也就仅仅成为了“偶然”，丧失了冤案本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误判》不可能指向任何社会性的实质，它的终极表述仍然是：香港这个社会里总有些纯粹恶劣的害群之马。
放眼剧作上，推进叙事的关键并不在于霍子豪的穷追猛打，而在于反派一路送人头送线索，霍子豪这个铮铮铁骨、文武双全的“律政英雄”，最终意外地建立在对手的智障之上。
这就是影片的根本问题，假如不是反派要杀死当事人的爷爷（马伯），霍子豪就很难继续推进线索，如果不是大东和笙哥将陈国荣逼到绝境，他也不会投案自首成为推翻误判的关键。在这一呈现于2020年代的2010年代想象力中，所有的角色都暴露出其设计意义上的工具性，很难在情感上触动观众。
无论张智霖扮演的欧博文、吕良伟扮演的笙哥、郑浩南扮演的大东还是刘江扮演的马伯，都是香港电影迄今以来最套路的角色。
作为编剧+导演，甄子丹无法打破这一框架，因为他本就是这一想象力框架中的一员。他的资历、他的身份、他的形象，都让他只能延续这样的套路，只能打肿脸一样地自我相信，这种生硬且充满悖反的说（打）服和团结，不但发生在片中的香港律政司系统当中，也发生在角色背后的银幕属性：作为香港法律代言人的霍子豪和作为民族英雄的叶问之间。
如果《寒战3》仍能顺利推出，我尚期待还会有一些积极性的思考（也即对2010年代的想象力进行一个完整的总结）。但在《误判》当中，这种思考已经呈现出绝对的匮乏，这种匮乏的根源，在于它仍然是一种官方意义上的口号团结和自圆其说，无论其叙事还是情感，都无法落实到现实层面，无法落实到市民或者所谓的诸众（multitude）。
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然站在香港的官方位置，甄子丹作为嘴替也无非是这样一个西装革履且大义凛然的公务员形象。但2020年的想象力已然呈现出新的样貌，即抛弃官方位置、官方叙事和官方话语，使用一种来自底层的视点和声音来重新关联起香港的“诸众”。
《浊水漂流》《正义回廊》《年少日记》《白日青春》《窄路微尘》《白日之下》《毒舌律师》以及《破·地狱》等一片整齐的四字电影都属于此类。
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然停留在最后的英雄气短（诠释为嘴硬和拳头硬），制造出一种为港为民的乌托邦式想象，然而民众已经不再信赖它。新的想象力，即2020年代的想象力，是基于丧文化和重新连接的微观社会学，而非那些套路修辞的商业类型片，即便隐喻仍然是后者的杀手锏。
《误判》证明的并非甄子丹雄风犹在，而恰恰是他的过时——他作为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已经同他所代表的（同时也是郭富城和古天乐代表的）类型及想象力一起过时。这个过时的原因无需多说：他是个生活在绝对光明下的人物，而现在港片需要的，则是理解这个时代投射出的阴影。
我们能从2020年代的想象力中解读这个时代的生存和死亡，但2010年代的想象力已经变得空洞且没有太多力量，追不上当下的情绪。于是甄子丹与黄子华之间的更替、地缘政治类型到丧类型的过渡，都不过是香港电影跟随历史和时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这种想象力转变的内核，可以表达为从“我们能保护自己”到“我们能超度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他人或官方的“保护”，不如实现自身意义的“超度”。毕竟，在经历了如此的实质性痛苦之后，“保护”这样的话语究竟还有何种意义？
尽管如此，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有机会逼近“保护”和“超度”之间的临界值，达到一种勉强触及2020年代想象力的边沿状态，但在这一点上，《误判》没能做到。
在最近几年的影片中，却有几部影片能做到或勉强做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另一位嘴替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
这是一部高度漫画主义的影片，一方面借用九龙城寨这个真实地理/历史空间实现了《寒战》式的地缘政治叙述，另一方面以城寨的诸众以及城寨的微观社会学逼近了自身的极限，《九龙城寨》的积极在于试图谋求一种新式想象力，即便它未能全然实现。
而《误判》的遗憾，在于它基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它仍然停留在2010年代想象力的套路和教条里，停留在那个十年如一日的甄子丹身上，全然不知道这个世界或文化上发生的种种变化。
《误判》电影中注明电影改编自真实的案件，但电影的资料、宣发、百科条目似乎都没有点明电影改编背后的真实案例是哪一宗。若熟悉这几年香港法庭新闻的人，或许会知道，电影剧情映射的是现实中的马家健案（这与电影中被冤枉的青年马家杰取名相似）。
电影改编的细节比较多，可能为了电影呈现的效果，增加了许多现实之外的因素（如打斗、枪战等等）。这类改编虽然可以理解，但电影在诸多细节的处理中，都有很多法律瑕疵和漏洞，例如影片中受冤青年无罪之后，主审法官面对记者的发言，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出现，现实中法官受《法官行为指引》约束，一般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亦不可能对特定案件发表评论。
不过瑕不掩瑜，如果电影可以引起人们关注背后的真实案件，思考司法体系和刑事程序中的不足，法律行业中的问题，以及致敬在真实案件中，挺身帮助弱势一方，为伸张正义、沉冤得雪的法律界人士，那便是值得的。
以下是真实案件的资料，综合整理自法院判决文书、法庭新闻记者的报道，这些内容对电影剧情或有些许剧透。
马家健案，最初事发于2016年，当时青年马家健20岁，无案底记录，将家中地址借给“朋友” 洪志谦用于收取一份快递包裹，朋友承诺给其1000块钱作为报酬。
2016年10月19日， 当时香港海关发现一份来自巴西的快递包裹中有一公斤毒品，寄到青年马家健家中地址，马受洪志谦指使下，于10月26日，将领取邮件的通知卡交给他人，随后于11月3日海关将马家健拘捕，海关控告马家健贩运危险药物罪（俗称贩毒罪）。
2017年1月27日，马家健与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会面（师爷在香港法律行业中类似案件中介的角色，其本身并不是律师），陈强利声称律师团队由马父亲聘请，马便签署了授权委托手续，同意委托该律师团队处理案件，马最初声称其并不知道包裹中是毒品，自己是无辜的，不想认罪，也不想被监禁，但师爷陈强利则多次向其表示：
青年马家健在律师团队劝说下，便改口承认控罪， 希望获得减刑，并声明 “朋友” 洪志谦 与案件无关。律师团队与律政司达成协议，以撤销洪志谦所有控罪为条件，马家健承认贩毒罪。
（一般情况下，早期认罪，可在量刑时获三分之一减刑考虑，律师团队利用这点忽悠马家健，改口认罪）
2017年8月28日，马家健在东区裁判法院正式承认控罪，法院将案件转介至高等法院判刑（香港地区司法体系中，不同级别法院可判最高刑期的权限不同，若判重罪，要转介至高等法院判刑）， 洪志谦 被撤销控罪。
在案件转介高院过程中， 马家健与囚友讨论案件，得知自己可能会判很重，以及自己的律师团队，是由其 “朋友” 洪志谦的弟弟（前述拉面馆老板）介绍并支付的律师费，其也意识到所谓律师团队可能不是真心帮他，而是专注于帮 “朋友” 洪志谦 洗脱罪名。
2017年11月21日，在高等法院， 马家健推翻之前的认罪。
案件审讯过程中，高等法院法官曾多次表示担忧和关注，认为青年马家健此前的认罪极有可能是受胁迫和误导下作出，法官命令控方就案件立场，是否继续控告，寻求律政司上级指示，控方回应其上司（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指示其继续控告。
最终，陪审团以5:2裁定企图贩运危险药物罪罪名成立（注：上述法官表示担忧及命令控方寻求指示的环节中，是在陪审团避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刑事程序中，这种情况是为了保障陪审团免受干扰）。
事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时任首席法律讲师（现已退休），决定带领“临床法律教育”计划的学生组成律师团队，协助马家健进行上诉。
[注： “临床法律教育”为其在港大法律学院主导开设的课程和计划，主要是在法律学院学生的参与下，为公众及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 ]
最终于2021年，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上诉得直，认为 马家健在原审过程中，受到律师团队的操控和误导，最终裁定青年马家健无罪。
案发后，牵涉出大律师张晓惠、师爷陈强利串谋妨碍司法公众案， 陈强利在后续司法程序中认罪，被判处监禁3年。
大律师张晓惠则不认罪，在对张晓惠的庭审中，法官认为马家健的证供在整个案件中，存在多次更改和矛盾之处，不能接纳其为诚实可靠的证人，法官同时也认为张晓惠在案件中的行为也存在不符合常理之处，且存在涉嫌违背大律师专业守则的行为，也不能接纳张晓惠的说法。
基于整个案件存在疑点，且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法律原则，法官最终裁定张晓惠罪名不成立。
电影剧情和真实案件做了哪些改编？
1. 电影中，青年是在接收包裹后当场被抓的，现实中其并没有真实收到涉案包裹，而是将收取包裹的通知卡转给他人后，被捕。
2. 电影中，拘捕行动由警察主导和实施，现实中则是由海关发现线索，并侦破拘捕嫌犯。
3. 电影中，妨碍司法公正的大律师最终被绳之以法，但现实中种种因素脱罪了。
4. 电影中，受冤青年呈现的是纯粹清白和无辜的形象，现实案情细节中，法官则认为其不是一个纯粹无知的青年。
5. 电影中，涉及到许多枪战、黑帮、火拼的情节，现实中则没有发生（否则新闻早就连篇报道关注啦）
6. 电影中，受冤青年的父亲死于黑社会刀下，但现实中马的父亲死于癌症，其去世时，也没有等到儿子洗脱冤屈的那一天。
真实案件有哪些细节或者值得思考的地方？
1. 现实中， 邮寄包裹引发的贩毒案件挺多的， 所以马家健案在最初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法庭新闻报道也比较少。
2. 在案件出现大律师及师爷，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导致冤案时，才开始引发传媒关注，法庭新闻记者开始大面积报道。
3. 在高度发达的法庭新闻报道，以及专业化的法庭新闻记者努力下，让案件后续的很多细节，报道出来，公众才开始关注。
4. 涉案师爷陈强利，在案件中，被发现案底记录一大堆，共计15项刑事犯罪记录，包括强奸、抢劫、爆窃、勒索、弃保潜逃等，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在判决中，炮轰质疑其案底累累为何还能在律师楼任职“刑事支援组主管”，质疑为何没有人调查他的背景记录。
5. 现实中“师爷”由于是混迹在社会与律师之间，并为律师楼拉拢案件的人，尤其是刑事背景案件，法律行业中的一些“师爷”的社会关系就比较复杂，有些甚至可能有黑社会背景（这种背景才有可能认识到一大堆刑事案件资源）。例如在电影《毒舌大状》中，饰演师爷角色的太子，就是黑社会背景出身。
不过，根据法律规定，律师楼聘请此类人员，是必须征得律师会许可，且完成背景调查，有案外推测认为，涉案的师爷陈强利可能不是律师楼正式聘请的人员，其可能是游离于律师楼之外的中介，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某种身份，跟随律师团队会面当事人。
6. 在原审案件中，当法官表示担忧和质疑时，仍坚持控告起诉的控方大律师，声称是获得上级的指示和要求，坚持起诉，此处的上级涉及的是时任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梁于2020年，因与律政司长工作理念看法不一致，决定辞去律政司职位，现为执业大律师。
梁在律政司任职期间，就某些争议中曾在电邮中表示“律政司应秉行公义，从不力争定罪”
7. 向马家健伸出援手是时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带领的 “临床法律教育” 学生及大律师组成的法律团队，向上诉法庭呈交足足17页的上诉书，才得以说服上诉庭法官，推翻原判。他及他在法律学院主导的课程计划，帮助了很多基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在法律界评价很高。
8. 马家健案中法律界人士帮助他申冤得雪的细节，让我想起，前不久我在香港高等法院，曾旁听过张慧玲法官的一场大律师和律师的认许聆讯，法官在面对律师新人说
而在马家健案原审处理量刑聆讯中，表达担忧并指出马原本律师团队的问题和嫌疑的，正是高等法院张慧玲法官。
以上内容，参考、整理的法庭新闻相关报道有：《法庭线》《HK01》《庭刊》等媒体报道
涉及案件文书编号有：
CACC 297/2019 （ 香港特别行政区诉马家健，指控其贩毒的案件）
DCCC 37/2022（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张晓惠、陈强利，指控两人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
通过司法机构官方提供的“法律参考资料系统”，可检索到上述案件的相关裁决文书。
【注】笔者是一名深圳执业律师，对香港电影及司法颇有兴趣，差不多因为律政剧看多了，被“拐带”上法律这条不归路，哈哈哈。工作之外，经常会带朋友去香港法院旁听案件，如果你也有兴趣，欢迎加我微信1327871985，可以交个朋友呀~
最后，记得点个赞，再走呀~
《误判》，2024年12月7日起在中国内地陆续开启点映场次，并将于12月27日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虽然挂着点映的名头，但本片已经在全国许多城市安排了较大规模的点映场次，观众基本上都能购票观影，与正式公映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滥用点映的不良风气是《八角笼中》（2023）带起来的，事实上《万万没想到》（2015）《我不是药神》（2018）也干过这种破事，若是再如此滥用下去，除了变相增加了放映日期之后，很难说明白点映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回到《误判》本身，本片类别标签为剧情、动作，出品地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影片时长118分钟，片尾无彩蛋，语言种类有粤语原声和普通话两种，购票时务必要看清楚相应场次信息再作购买。电影主要出品方是猫眼影业、上海华策、东方影业，因此本片在正式放映之前会有大量出品方的贴片预告，这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景象。除此以外，本片还有一位重量级出品方，那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这也就意味着本片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电影。
在演职人员方面，本片导演是甄子丹本人，别看他近年来一直以动作片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担任过导演一职，《误判》是他导演生涯的第9部电影作品，如果算上总导演职务的话，那么本片就是他执导的第10部电影作品。除了导演一职以外，今年61岁的甄子丹还担任影片男主角前警察、现律政司刑事检察人员、传说级英雄勇者、唯一六边形数值满分战神霍子豪。在经历过《搜救》（2022）的转型失败和《疾速追杀4》（2023）的再度崛起之后，甄子丹大概是意识角色身份的转型无望，于是又回到动作片的怀抱，带着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继续怒火街头，在《误判》中献上了超人类的动作表现。电影配角有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郑则仕4位身经百战的演员，其中许冠文和吴镇宇的表演能力尤为出色，可谓活灵活现。至于在片中饰演小警察的新人演员张天赋实在没什么值得夸奖的地方，演技生硬无比，在此忽略不提，直接跳过。
截止本文发布为止，《误判》在中国内地取得点映和预售票房超过2500万元，在豆瓣和IMDb上均未开分。说实话，鉴于电影存在的部分缺陷，我并不太看好本片能够取得多少口碑和票房，估计豆瓣评分最终浮动在6.5-7.5分之间，内地总票房恐怕也无法超过5亿元。
影片基本信息介绍完毕，接下来是正式评价环节，将会涉及大量的剧透内容以及我本人绝对主观的观影感受，为了方便叙述，也会直接使用演员本人名字指代演员角色，也会直接用检察官一词代指律政司刑事检控人员。如果你打算去影院观看《误判》且不希望被剧透的话，那么可以到此退出本次阅读。如果你不介意被剧透，也愿意了解我对本片的具体评价的话，欢迎你继续往下阅读。
话不多说，直接火力全开，该骂就骂，该夸就夸。我在豆瓣上给本片的评价是五颗星，主要构成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我日常的严苛标准进行评价，那么《误判》的电影质量本身只能得到三颗星。第二部分，两颗星属于额外加分，由于本片类型为动作片、甄子丹担任主演，且在预告片中安插大量动作桥段内容，因此很容易影响观众的观影预期，从而进一步影响对影片的评判。我在观看《误判》之前，本来只觉得要看一部披着律政外皮的无脑动作片，观影结束后才发现这是一部披着无脑动作外皮的律政片。不是吧？甄子丹你一个浓眉大眼、耍枪弄棒的，真的想要讨论律政题材内容啊？正因为这超越观影期望的观影体验，所以我对本片予以两颗星的加分，其中一颗星给本片尝试探讨司法效率、辩诉交易的努力，另一颗星给中国香港动作片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丝期待。
先从本片仅值三颗星的动作片本体质量谈起。
作为一部动作片，它在开场第一幕就铺垫了超脱现实的基调。影片第一场戏是甄子丹作为证人上庭，回忆带队击破悍匪团队的经历。口头上说是带队击破，实际上在这场动作戏中，甄子丹几乎以一人之力在室内打垮了10名持有重型火力的匪徒，不忘帮助各个负伤的队友完成脱战，中途还穿插第一人称视角，明明白白告诉观众，甄子丹打悍匪跟资深玩家打动作游戏的轻松惬意是同等的。
除此以外，在这场动作戏的结尾，甄子丹用一招堪比家人侠在《速度与激情5》（2011）高速公路使出过的空中飞扑，以令人惊艳的速度接住了下坠的蔡思贝，最终从至少三层楼的高度硬生生砸到水泥地面，换做正常人早就半身不遂或者叩见阎罗王，然而甄子丹仅是拄着拐杖、箍着护颈就能上法庭担任证人。
从第一场动作戏全程来看，甄子丹的攻击力度、反应速度和抗打能力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我不得不怀疑他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超级士兵血清注射的战士。在我看来，开幕的动作戏不仅是筛选观众，起到了类似设定系推理的铺垫作用。如果观众接受不了甄子丹在本场动作戏中的超人表现，那么大概率也无法接受后续各个动作场面。在后续的动作戏中，甄子丹还会表演徒手（指吊威也）翻越两层停车场，在酒吧天台单独对抗大量匪徒，最后还会在地铁车厢进入一个类似街机游戏拳皇、街霸的绝对单挑格斗裂缝空间，与一名随意打凹栏杆、轻松掀翻座位的力量型匪徒打得不相上下，只有清空对方血条，画面弹出KO才能走出车厢。这位力量型匪徒手戴指虎，用拳头几乎砸烂了整个车厢，但是打到甄子丹身上的时候就连他的皮肤都很难擦破。
因此，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超脱现实是本片动作戏的基调，超越人类是甄子丹的表现。哪怕甄子丹的动作已经肉眼可见地变慢了，有时候还能隐约看见他的肚腩，但是区区炮灰怪、精英怪的攻击怎么可能打破他的护盾呢，又怎么可能让他露出血条呢？如果你不能接受超现实的动作戏，那么在观影过程中必然饱受煎熬。
其实我还挺喜欢甄子丹在本片中的超现实表现，除了观赏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放在后面讨论，此处先谈论动作设计。一方面，甄家班能够在动作设计中很好地融入现实格斗的要素，让观众觉得演员的打斗动作是确实能够在现实中发生的，另一方面甄家班对于身手好的演员能够更好地展示他们的优势，比如佐藤健在《浪客剑心》（2012）中融入了街舞、跑酷的高速动作戏相当亮眼，对于身手糟糕的演员也能够有效掩盖他们的不足，比如在《九龙城寨之围城》（2024）中，即使刘俊谦的基础相对薄弱，同样能够在片中大放异彩。
除了以往的动作设计优势，甄家班很明显在持续学习汲取动作指导的优势。在小警察独自追击南亚人进入小巷、甄子丹后续支援赶来的动作戏中，电影让动作演员很好地利用了周边一切能够杀伤对手的物品，球棒、砖块、椰子随手随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汲取了成家班的场地道具利用技巧。
酒吧天台和地铁车厢的两场动作戏能够看出《疾速追杀》系列的痕迹，具备非常强的可观性，大概是甄子丹参演《疾速追杀4》学到了一定经验，并且带回中国进行试验。可惜的是两场戏各有缺陷，前者龙套们挨个上前对招的痕迹依然很重，后者除了我在前文提及的缺陷之外，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要细究故事情节，就能得出整场地铁车厢动作戏可以完全删去或者需要重新铺排的结论。
为什么地铁车厢动作戏可以删去？我在这里谈的不是关于反派精准定位甄子丹和证人位置、打斗过程持续十余分钟无警方增援这两个剧情漏洞，而是要问这场戏为什么会发生。甄子丹带证人上地铁，原因是他们驾驶的车辆被匪徒使用重型卡车袭击撞翻，无法快速前往法院。我不太清楚香港地铁路线图，乘坐地铁从深水埗到香港高等法院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在明确有匪徒持续发起袭击的前提下，最安全快捷将证人送往法院的方式，应该是借助受伤的小警察联系时刻巡逻街头、几乎无处不在的EU冲锋车，由EU冲锋车将证人护送到法院，而不是由甄子丹在地铁里上演一出横版格斗大戏。如果一定需要甄子丹带证人乘坐地铁前往高等法院，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剧情铺垫，我随便就想了两个理由，可以是街上出现暴徒大规模行凶，导致警方分身乏术，也可以是有更多的重型卡车蓄势待发，而甄子丹通过反派自爆信息或者警方情报得知这一点，不得不选择进入地铁。
归根结底，动作戏的安插和铺排需要与剧情融为一体。两者一旦发生割裂，就会让动作戏沦落到为打而打的地步，导致影片整体评价大幅下滑，得不偿失。
既然作为一部动作类型片，《误判》存在诸多缺陷，我又为何额外多加两颗星呢？这就不得不谈到电影的主题表达。
我们不能忽略，《误判》实际上是一部以检察官为视角，拥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认证的律政电影。香港以往法律题材电影有着各式各样的主角，《九品芝麻官》（1994）的主角集法官、检察官于一身，《审死官》（1992）《毒舌大状》（2023）的主角是律师，《正义回廊》（2022）更是糅合了律师、陪审团、被告人等诸多身份，从这些视角来看待庭审，焦点自然在于案件本身。《误判》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律政司的检察官视角看待刑事案件的时候，除了案件本身的人证物证之外，还需要站在司法系统的层面上考虑到司法行政效率的因素。
案多人少永远是全球司法系统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我不了解香港的司法数据，只好以内地数据举例。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例，官网上的员额法官人数共282人，根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最新数据，截止2024年12月13日，朝阳区人民法院结案175520件。假设朝阳区人民法院接下来半个月不再办结案件，以今年251个工作日来结算，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员额法官每日需要结案近700宗，平均摊开即人均每天办结2.7宗案件。
如果你认为首都的情况是特殊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身边的例子，根据广州审判网数据，广州市2023年全市办结案件627001件，员额法官人均办结496宗案件，2023年250个工作日，即广州市员额法官每天人均办结1.9宗案件。再以越秀区为例，越秀区人民法院发布于今年年初的2023年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全年结案77119宗，员额法官人均办结602件，即越秀区员额法官每天人均办结2.4宗案件。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列举的数据全部都是结案数据，并未谈及庭审次数，更加不包含日常行政工作事务。这些数据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是切身体会的庞大案卷，也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压力，现实容不得他们追寻太多太久，更何况现代司法体系作为一件有史以来无限逼近正义的工具，它要讲究的是实打实的证据，判决依据的是相对的法律事实，而不是绝对的客观事实。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已经发生、已经过去。在法庭之上，检察官、法官能做的事情就是根据事后的证据来推断当时发生的事实，绝对的客观事实无法百分百得到还原。
让我们回到电影《误判》之中，在被怀疑串通而受到质问的时候，吴镇宇是这样回答的：我今天下午还有38宗案件需要处理，这时候你跟我谈整个职业生涯中的3宗案件？
我们无法忽视案件如同滚雪球一样增长的现实，那么在必须顾及司法行政效率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又该何去何从？影片在塑造甄子丹、郑则仕、吴镇宇、许冠文4个角色上明显花了功夫，他们在对待司法行政效率的问题上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甄子丹作为影片主角，出身警队，见识过法庭的无力时刻，他内心的朴素正义感代表着传统社会道德价值观，也代表着银幕前的普通观众。他站在草根阶层的一侧，因此不会喝下那杯价值几千元的和头酒，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正义。
郑则仕是一个中庸的检察官。他会遵循旧思路研究案子，也愿意问新人的不同意见，试图在有限条件内通过更多视角找出案件真相。他不会为了案子主动得罪他人、浪费精力，因为案子实在太多，但只要看到实现正义的可能性，他也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
吴镇宇和许冠文是传统的司法人员角色，在顾及司法效率的前提下，一切控辩、判决活动都要以法庭上的证据为基础。至于有没有更多证据未能出现在法庭之上，法律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相重合，他们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职责范围亦鞭长莫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从证据出发作出判断，在办结这件案子之后，还有更多案子在等待着他们去处理。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现代司法体系难以解决的难题。甄子丹认为这件案子有冤情，于是在里面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甚至亲身上阵找证据、护证人、抓凶手，那么下一宗案子呢？其他正在堆积的案子呢？
我们作为普通人，当然希望有一位如此具备责任感的检察官奋不顾身、为民请命，但也不要忘记刑事案件堆积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处于审前羁押，有时候还会出现审前羁押时长比实际判决的关押时长还要长的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判决无罪，此时还会涉及到国家赔偿的问题，事已至此，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因此，甄子丹和吴镇宇、许冠文之间的矛盾并非传统的正邪矛盾或者官僚主义作祟，而是司法资源有限带来的角色立场冲突。你是要捍卫法治，为了内心朴素的正义感跟一宗案子较劲到底，同时置其他案件于不顾？还是要高效精准快速处理案件，避免出现案件积压和处理延迟，变成案件办结流水线上的法律高级技工？作为观众看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对《误判》有了更多的好感。
司法资源是有限分配的，案件数量是无限增长的。应对案多人少的问题，英美法系培养了一头为人熟知的怪物，那就是辩诉交易，又叫做控辩交易。即便在美国，这头怪物直到1970年布拉迪诉美国案[Brady v.United States]才得到宪法承认。它的最大用处就是节省司法资源，至于认罪是否会成为辩诉交易前置条件，案件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的个人因素对认罪一事造成多大影响等等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些年来的争论焦点，在此不做太多探讨。
回到电影《误判》，辩诉交易贯穿故事始终，但是电影始终没有对辩诉交易作出定性，只是纯粹进行展示，交由观众自己作出判断。在主线案件庭审之初，吴镇宇已经向甄子丹解释了辩诉交易的好处。随着故事推进，辩诉交易的弊端又展现得毕露无遗，没有学识见解的当事人和家属容易受到律师诱导作出认罪。到了故事结尾，甄子丹又言称没有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许冠文的态度更是表明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自洽性——如果你认为现存的司法制度存在漏洞令人受冤，那么马家杰又是如何能够在法庭上得到法律救济呢？在本片中，我无法看清楚最高检对英美法系辩诉交易的立场和态度，但是对于如何在案件审判中实现公平正义高效的难题，近年来中国内地在刑事诉讼中构建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是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除了司法资源分配和辩诉交易之外，《误判》还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穷人与法律之间的距离。刘江在片中说了一句台词，我们穷人哪有钱请律师。张智霖也在片中说了一句台词，因为律师懂法律，所以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救世主。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律师都是良善的，《误判》所改编的现实案件马家健案便是如此，师爷陈强利和大律师张晓慧串谋游说马家健认罪，导致其一度被判监23年。
法学的专业性意味着存在极高的门槛，同时也就意味着普通人需要用金钱垫脚才有机会触碰。社会中存在法援律师，但是法律援助是公益性的，是弥补的，就连《误判》都不愿意花十几分钟时间刻画朱栢康的律师形象，更不用说现实世界。真正映射现实的，是许冠文的一杯酒等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收入，是吴镇宇一个月工资收入就有几十万元，马家杰却要借出地址收取快递以换取千元报酬。在《误判》故事中不只有马家杰当过替罪羔羊，还有更多底层人士为了获取一笔微薄的报酬而坐牢，问题不仅在于社会的不同分工或者毒贩的严重罪行，还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令处于困境的人没有更多的选择，更深更冰更冷的下坠亦令人磨灭斗志、自我放弃。
在《误判》的电影世界，有超脱现实的天降猛男甄子丹扫清障碍，伸张正义，赶在庭审结束前拨乱反正。这也回应了我在前文对甄子丹超现实动作表现的喜好之情。他的超现实动作表现，提醒了银幕外的观众这只是一个电影故事。
在没有猛男的现实世界，马家健服刑五年后才得到平反。
与之相比，《毒舌律师》纠缠于豪门之事，权贵家族找来一群律师坐满旁听席就当做是手眼遮天的表现，实在落于下乘。
资本主义要把平民吃得一干二净，根本无需如此。
它会不动声色地将人逼得异化，逼上绝路。
最后，让我谈一下香港动作片的未来。
香港不少电影从业人员总是将其行业衰落归咎于97回归，归咎于内地审查，却没有思考自己究竟是要政治表达，是要艺术创作，还是要商业成绩。
上世纪香港电影的最大市场是台湾，其次是东南亚，从来不是中国内地。当好莱坞电影再上一个台阶，以《侏罗纪公园》（1993）和《泰塔尼克号》（1997）重新登上影史舞台的时候，香港电影就该有危机意识。然而上世纪的香港电影除了擅长创新，还擅长炮制批量烂片，擅长欺骗台湾片商，擅长压榨电影题材，逮到一个畅销的题材，不榨得一干二净就誓不罢休。于是他们陆续榨干了灵异功夫片、赌博片、黑帮片、警匪片等类型片，而类型片都会有走到绝路的一天，正如如今几乎销声匿迹的西部片、武士片。
类型片需要探索创新，需要试验突破，不能等到寿终正寝之际再奋起，否则一切都已经晚了，君不见林正英作出过多少努力也无法拯救灵异功夫片。我们也经历过类型片衰落的时刻，超级英雄电影正行走在漫长的缓坡上，在见识过《秘密入侵》和《惊奇队长2》之后，谁又能笃定请回了小罗伯特唐尼和克里斯埃文斯的《复仇者联盟5》究竟是起死回生，还是棺材板加钉呢？
香港类型电影依然在坚持寻找出路，《明日战记》（2022）就是惨烈的尝试，《拆弹专家2》（2020）《怒火重案》（2021）《九龙城寨之围城》则是成功的尝试。类型片是可以互相融合的，政治惊悚也好、旧日情怀也罢，只要剧情到位，都可以与动作片相适配，诞生出一部大家未曾见过的电影。
《误判》正是一部怀着尝试制作的类型片产物。
我不希望谈起当下的香港电影，只能是《白日之下》（2023），只能是《年少日记》（2023），只能是《破·地狱》（2024）。剧情片是一个很可怕的题材，因为所有商业类型电影都应该有好的剧情，而如果一部电影纯粹只有剧情却没有类型，它很可能没有更多的投资，甚至没有更多的技术。当剧情片逐渐成为地区市场产出的主要商品，类型电影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就会逐渐被抛诸脑后，这个地区就会渐渐无法制作出这个时代所需的类型片。
而本地类型片死去之时，正是外地类型片倾销的最好时刻。
辩诉交易也好，香港电影也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了今时今日的现状，究竟是尚能可用，还是一饭三遗矢，还需要放长双眼再看一看。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像《误判》一样愿意探索可能性的电影，哪怕电影质量存在缺陷，但只要创作者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也愿意买票去看，就像我当初支持《战狼2》（2017）和《流浪地球》（2019）一样——不过支持归支持，该骂还得骂。
本文提及影片
《八角笼中》（2023）
《万万没想到》（2015）
《我不是药神》（2018）
《搜救》（2022）
《疾速追杀4》（2023）
《速度与激情5》（2011）
《浪客剑心》（2012）
《九龙城寨之围城》（2024）
《九品芝麻官》（1994）
《审死官》（1992）
《毒舌大状》（2023）
《正义回廊》（2022）
《侏罗纪公园》（1993）
《泰塔尼克号》（1997）
《明日战记》（2022）
《拆弹专家2》（2020）
《怒火重案》（2021）
《白日之下》（2023）
《年少日记》（2023）
《破·地狱》（2024）
这绝对是甄子丹导演作品里完成度最高的一部，赶上这两年律政电影的东风，《毒舌律师》及《第二十条》分别是香港和内地的年度现象级作品，加上转型失败的前车之鉴《搜救》，甄功夫这次算是加了双重安全系数，文武双全的霍检察官应运而生，文戏抓心，武戏揪心，精彩程度可比陈木胜遗作《怒火.重案》！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是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景，可在这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不可避免地存在阳光渗透不进的阴暗角落，钱权法则无可厚非，但在现如今无孔不入的自媒体时代，一颗良心，一份决心，都可以发挥维持社会公序的正能量。聪明人都必须学会用巧劲适应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年届花甲之龄的甄子丹在锦上添花的武戏里依旧生猛，动作写实凌厉，行云流水的动作场面为甄家班再次献礼，这也是香港动作电影黄金时代的最后余晖，试想同龄的李连杰早已隐退江湖多年，而甄子丹的巅峰期正好伴随着个人的电影院时代。
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首先必须赢在节奏上，本片文武并重，几无尿点；其次必须有明显记忆点的反派存在，张智霖成功塑造了帅到掉渣的斯文败类；最后还得有引人发醒的人文价值输出，许冠文扮演的大老爷就代表了旧时代老秩序的顽疾，而甄子丹代言的律政先锋正代表了不破不立的改革力量。
五星好评，鼓励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