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彭于晏廖凡姜文周韵许晴泽田谦也安地史航李梦丁嘉丽陈曦
类型：剧情喜剧动作导演：姜文 状态：HD国语 年份：2018 地区：大陆 语言：国语 豆瓣：7.0分热度：765 ℃ 时间：2022-11-14 08: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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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邪不压正》回来的车上，北京的夜晚，眼前晃动的都是彭于晏现在夕阳下屋顶上的样子，这么多年来，几乎忘记了老姜多会拍男孩子，多会捕捉青春的样子，真是太美了。每次看他的电影，都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生命能量的注入，老姜从未让我失望过。
看之前，我还在想会不会绕回到子弹飞这路数上来。和我一起去的绿老师说后半部没压住，我却恰恰和她相反，前二十分钟觉得入戏有些困难，还在想，难道就这样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姜文回到《让子弹飞》的老路上去，才是真正让我失望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廉颇老矣的衰败。好在电影后劲越来越足，电影结束后，我和朋友都说，这就完了？可是等出来时一交换意见，才知道大家说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她的意思是并不够好，我的意思是不够过瘾。
回来的路上，眼前只有彭于晏，一觉醒来再回想了一遍，突然觉得感动。看来老姜是铁了心要离人文电影越来越远了，我曾经以为他总要妥协那么一次，但是他就像电影中的老蓝一样，当朱潜龙对他说，咱俩躲会子弹，他倔强的摇摇头：不躲。
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电影的一部电影，导演是在用镜头去想，去看世界的，而不是用文字，一般人文电影的导演，都是现在脑子里去形成一个文字故事然后一点点的去把文字翻译成镜头语言。大家可以参看贾樟柯，李安，他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文电影导演。但是姜文这部电影不是，它是直接用电影语言去思考的，也有电影语言去表达的。
很多观众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这对于一个文学功底强大的导演来说，其实这是个特别特别难的事，因为太强了，所以扔不下，举例说明的话，有点像健身时候的肌肉代偿。从前我觉得文学要做电影做不了的事，现在知道原来文学功底强的导演也会想有同样的突破，电影要做文学做不了的事。所以姜文这几年的电影，如果抛去已经有原著的情况，你反过来去推，也都是不能攒巴出一个剧本去当小说出书的，因为那些电影，太电影了。
我个人对特别电影的电影，还有一个一句话的概括，那就是不怕剧透的。因为镜头，对白，音乐……等等这些在一起，才是电影本身，这些都需要每个人自己亲自去看电影感受，不是靠一个未知的结局撑着。
而我会看很多遍的，也常常是这样的电影。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想我喜欢姜文这几年的电影，是因为我个人是一直喜欢这样类型的电影，特别电影的电影。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会特别偏爱那些文字，文学，讲故事以外的电影，我觉得那是真正的电影，是我熟悉的世界以外的真正新鲜的东西，我不是要求导演必须给我讲一个人文故事的那种观众，我愿意跳出文字，和逻辑思维的牢笼。所以姜文这几年来的电影，我都是非常喜欢的。n
《邪不压正》说起来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没有人会看不懂，里面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意象，特别特别美好的意象，这些意象充盈着美与力量，青春，生命的希望，生活的荒唐，都由一个个画面直接传达给你，需要你去感受，而不是解释。这是文字永远无法直接给你的。文字给读者的感受，需要读者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进行再加工，这样就没办法跳出自己的想象力局限。如果不是艺术家，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其实是无法想象人们没有见过的画面。而观赏《邪不压正》的过程，更像是直接跑到另一个人大脑里，梦里去看，全不是你的东西，所以更有意思，这些意向充满力量，会以一幅幅画面一样留在人们的心底。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需要你的感受，而不是解释，需要你走心，而不是用脑。如果你能够感受得到的话，你就可以从电影中感到一种力量感，生命活力的注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观众，是只为了欣赏一个人自恋才去看他的电影的，每个人做的都是对自己有益处的选择。姜文的电影，疗愈功能其实是很强的，你如果感受到了，就能得到疗愈。感受不到，真的也就没有办法，这个也不是解释得了的。
《邪不压正》的一个主题，就是歌德的那句话，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男导演，就姜文始终信这个，拍这个。他电影里的女孩，荡妇，妓女，妻子，情人，女侠……都是永恒之女性。这部电影里也是，许晴扮演的凤仪和周韵扮演的巧红，都是永恒之女性。这一点，老姜真的一直没变过，这部电影出来之后，我看好多人终于开始研究老姜电影里的女性人物形象了。其实他都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才被人注意到这点，但愿他其他的好处，更多的人会慢慢发现吧。
看完电影，我是感觉老姜真的是想通了，也真是有胆子。我喜欢一切能拍出超出我想象力的东西的导演。老姜这点，我真是服气的。
没有冒犯的就不叫艺术，我不介意被冒犯。
这只是一篇影感，不作为推荐用。因为我不确定你一定会喜欢。如果要说给什么特定的人推荐的话，就谨慎推荐给对心理学，特别是荣格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去看吧。姜文是个看很多书的人，对于智识很高的人来说，能拍出这样的东西，真的太难了，放下太难了，反倒是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想象不到的难。你是走脑还是走心，这是和问题，你们可以去试试，有意思的。
看完电影，我和朋友在路边打车，我说我很奇怪那些不喜欢姜文电影的人，一次次的说对他失望，还是会一次次的跑去看他电影，难道就是为了写个公号文嘛？绿老师说，是因为还对他抱有期望吧。我说期望什么呢？期望他回到老路上去吗？朋友说，期望他不这么疯吧。我们一起大笑。
如果姜文不会回来了，我跟他走，你们呢？
电影中，朱潜龙将蓝清峰押回蓝府，蓝府保姆鼓起余勇，踢了朱潜龙一脚，朱潜龙一枪打死之后吐了句槽：“她之前就这么勇敢吗？”无形吐槽最为致命，吐出了影片的主旨。
一、蓝府
各色人物都在蓝清峰府邸中出现过，从美国人、日本人、汉奸，到李天然、巧红，形形色色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美国人在这里做客，日本人闯了进来，阴谋在这里上演。蓝清峰又指着每一个房间说：“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再加上保姆在打扫屋子的时候积攒下来的子弹，这样的指涉就很明显了，府邸在隐喻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大地，影片中的太行山庄、日坛、北海、印等等，这种中国传统的地理文化符号太多了。
二、爸爸
府邸指中国，蓝清峰指的就是主人。所谓“爸爸”，“君父”之谓也。他在房间密谋，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为自己寻找喘息之机，也寻找能够救自己于危难的人。各方势力都在觊觎他，但是谁都不敢先动手。所以他说外面要乱起来，越乱他越安全。他既有慈祥的一面，也有冷酷的一面，没有明显的善恶标准，因为利益面前无善恶。为了让李天然重返正途，不惜杀了美国人，欺骗李天然，并让李天然喊他“爸爸”。他费尽心机，依然功败垂成，府邸被占，牙被拔光，没牙的老虎，最后的结局还能怎样呢？归根到底，他形单影只，老哥们一个都没在身边，只有一个又老又弱的保姆，真正的孤家寡人。
三、反抗
电影中的反抗势力有两支：
一是李天然，从小家人被杀，住所被烧，被送到美国学习，回国之后既要报仇，又要救蓝清峰。他所代表的，是立志拯救中国，在危难之际去国外留学，学成回国的一批人。
二是巧红，她身边有公公，家人被军阀所害，自己把缠着的脚放开，挣扎着报仇。这是在中国大地上觉醒并成长的反抗者的代表。
当1937年，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李天然跟巧红终于克服了怯懦，联起手来，杀掉了朱潜龙和根本一郎。他们都是想拯救中国的人，只不过一个求诸外，一个求诸内，在遇到彼此之前都是满脑子想法，没有行动，联起手后，无往不胜。
四、儿子
蓝清峰一直在寻找能够拯救他的人，他有一瓶酒，传了一百年，李天然太爷爷喝了四分之一，爷爷喝了四分之一，爸爸喝了四分之一，还没有找到。他有两个儿子，两个都认了美国人当爸爸，一个死在了广州，一个死在了上海，这个简直太讽刺了。最后，蓝清峰的儿子全死了，自己也气数已尽，被占了府邸。所以朱潜龙才吐了句槽，言外之意是，如果早就这么勇敢，又何至于落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呢。
蓝清峰没有教出好儿子来，影片末尾他对李天然说，不要再叫我爸爸了，也不要再寻找爸爸，你应该找你的儿子。他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在旧的废墟上成长起来新的一代，并且新的一代也要继续培养新的一代，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蓝清峰的覆辙、重蹈近百年中国的覆辙。
最终，姜文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串了起来，从鹅城到上海再到北平，从革命到反抗再到希望，写完了他心目中1840年到1937年的百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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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三联书店交流会。有读者问，八年前，你给《让子弹飞》写五篇评论，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问题丢了好几个包袱。
第一个，关乎职业信誉，即，姜文是不是给你钱了。
答案当然不是，写影评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的媒体，报纸杂志网站。一个字八毛一块钱的，就这么简单挣着。
第二个，关于品味评价。读者意思更可能是，你是否把《让子弹飞》吹捧得太高了。
我解释如下：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是与彼时彼刻的处境有关系。你看到500部电影的时候，和你看过3000部电影的时候，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3000，只是一个虚指，经历一些人事物，你很可能对当年喜爱的电影变得无感，甚至，会不看电影。这么解释，并不表示我着急甩锅，要把《让子弹飞》打为烂片。我想说的是，在25岁冬天的北京，这部电影，我看得挺爽。如果现在再看，也许未必。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第三，把这东西搁在前头，只是想说，我不是姜文作品的无脑黑。
我不喜《邪不压正》，更多是觉得，姜文在糟蹋自己。他明明可以把一部电影拍好拍顺，横、平、竖、直，商业、文艺、艺术，任何一个方向，了然于胸，随便都可以。影迷拥护爱戴，不成问题的问题。
然而，他偏偏喜欢夹带私货，夹枪带棍，并且在《邪不压正》，或者之前的《一步之遥》，乃至这套民国三部曲，杂耍得并不高明。
我大致还是会认为，姜文是好导演。但好导演，同样会拍出差的电影。尤其是全凭冲动、激情和自信创作的导演，人，真的要服老、服输。这点上，冯小刚就很不一样了。我素来认为，冯小刚是个差劲的导演。任何电影，只能三星封顶。徐浩峰这样的，不好也不坏，看他的电影，总是觉得很好笑。
脱胎自张北海小说《侠隐》的《邪不压正》，最迷人的背景，是1937年前后的北平城。
上世纪前叶，许多日本作家前来寻访老大之国的风采，他们笔下的北京城，是遍植洋槐与合欢的大森林，宫殿与四合院，都掩映在绿色的海洋之中。但就连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文豪，都写不出一片屋瓦的色彩。
老北京的魅力，它的数百年固若金汤与最终毁于一旦，由此可见一斑。
《邪不压正》一上来，就是大雪过后的北平城。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仿佛是网络上的女诗人走红文体。白茫茫的大雪，也把观众带回了民国的北平。
姜文是如此迷恋灰色的屋顶，它们像无边际的海浪，像游子思慕的床，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让彭于晏在上面冲浪，蹦床，接连不断地跑酷，来去自如。他还带着周韵一起翻越牌楼，人间游戏。走在屋顶上，只差再滚来一阵阵热浪，姜文还可以年轻上几十岁，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夏天。
制造北平全景和城池意象，是《邪不压正》必不可少的篇章。然而，因为那些景色的过早消失，别说城门，连城墙根都没剩几截。最终，《邪不压正》又落入民国三部曲的搭景窠臼，影视基地，仿古再造，CG美学，始终经不起放大细看。
这不是吹毛求疵。你会清楚知道，那个人、那户人家，是不是真的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而不是空洞的内务部街、东棉花胡同39号、东交民巷，乃至是东大桥刑场。
在我看来，电影主人公所极目远眺的大全景，最终只是一片失焦的虚空想象。这不仅是意不在此的姜文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度的悲哀本身。
很难描述《邪不压正》的观影感受。我感到不适，作为观众被导演戏耍，并且看着他还洋洋得意，疯狂宣泄着荷尔蒙与暴力。
这次的姜文，该是打针又吃药了。
《邪不压正》的故事时间点，是一个内外冲突，交织渐变的一个时段。电影一边忙着虚构架空，师门败类，国家兴亡。一边潦草凌乱，落回卢沟桥事变，日军开进到哪个门。
片中人物，全程都在夺门而入，摔门而出，天上掉钱，墙头落体，不好好说话。前一秒出门，后一秒大棒槌。前一秒打针，后一秒调情。这就导致电影角色纷纷站不住脚：一开始心狠手辣的，后来像个白痴。一开始骚浪贱的，后来有高尚节操。一开始玩心计的，后来卸了一嘴牙。最惨的就是主人公，他空有一副强健体，没有任何报仇驱动力。逃过一劫的，大概只有周韵，因为她一直在飘。
这些人物，也盖满了过往姜文作品，猩红色的大印。白大褂、白大腿和骚入骨的声线，打针一章的既视感，根本就是重复《太阳照常升起》最耐人寻味的陈冲段落。屋顶上的行走，屋檐上的自行车，也是乱入的马小军，远远打望着青春期的永恒女神米兰。有人说，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就停止了思考，去依赖永动机般的魔怔台词与癫狂节奏。但有一个比较，是触目惊心的，那个拍出《鬼子来了》的姜文，如今只会拿坦克与驴屁股做文章。
已经不需要翻译的美国人形象，中文很溜，但无疑是非常失败的嘴炮角色——你从他的死法，就能知道姜文是多么不屑于交代他的七七八八。
姜文自己，看似贪了一个反转黑化的好角色（他以为）。演这种深藏不露阴谋家，挑战演技，太爽。然而，这个人除了放放鸽子、暗中圈点人力车夫，好像并不干嘛。结尾安排一出营救张将军抗日，同样让人一头雾水。我意思是，这可能是个有趣故事，但你这样东打一枪，西轰一炮，该切左肾，留了左肾，真的让人搞不懂状况啊，到底是什么玩意。
继续斗志昂扬、鼓着胸大肌跑全马＋铁人十项的彭于晏，与卖屁股和大腿的许晴，倒真是天生一对。我对依然少年气，战斗力爆表的彭于晏没有看法，可是，他美利坚学了大半天，李小龙COS了好几出，最后跟着《师父》跑出来的廖凡胡乱拆招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姜文解释，相中彭于晏是眼前一亮，然而，电影里的彭于晏，是相当模板的人物存在。这不只是因为猛然醒悟喊爸爸的倒胃口，而是彭于晏的电影人设，四五年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打拳的《激战》和骑车的《破风》，甚至乱入《明月》刘黑仔）。
许晴的角色，无疑是赤裸裸的剥削——从冯小刚电影里剥来，也无情地削去人物的正常情感。剑桥毕业的，和墙头的自由落体，有何干系？肆无忌惮地跟亨德勒父子卖骚，与朱潜龙的媾和又掌嘴，到底哪个更糟糕。
周韵的角色，八年前的罗永浩就在评论垂涎：姜文老婆越来越好看了。那个为父报仇的故事，也就是最终刺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姜文继续把她传奇化，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给《邪不压正》留下了好几个人物外传。但我想，他应该没有机会了。
还有不少影评人愤然的华北首席影评人潘公公——由热烈赞美过999部电影但狂喷过1部《小时代》（以及郭敬明粉丝）、刮了胡子及多余毛发的奇葩先生史航主演。其实，《云图》和《鸟人》都有过对评论家的揶揄，即便把影评人、书评人、乐评人之类的讨人厌角色插两刀，割舌头，乃至磔诛都无所谓。问题是，他这个人，除了沾点末代皇帝和庄士敦之类的掉书袋趣味。他一出来，就是一具浮肿的行尸，跟电影故事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邪不压正》是从哪里开始崩坏的呢？
有人说是美国人的坠落现场，有人说是彭于晏被送去敲钟。还有人说，是彭于晏莫名其妙吃了一针，周韵冒出来的那阵子，整部电影开始不受控制，一直往屋顶上蹿。
我是觉得，像众人吃饭开香槟，那场面就已是车祸现场无疑。围绕屁股盖章这个事，何尝不是姜文热衷的“你老婆肚子像天鹅绒”之类的男权挑衅。这个事情，姑且可以说它不无聊吧，可对于几个作哈哈大笑状的电影人物，究竟有何帮助。
从如何达成完美复仇，变成无厘头的“谁是你爸爸”，又回到复仇之虚无的深刻探讨，《邪不压正》的私货，显然是姜文自鸣得意的明、清、民、中、日、美的鱼龙混杂军阀汉奸曲艺节目，堪比天桥下说书。本是手起刀落的痛快事情，非要把人骗进七弯八拐的时局，用的手法，却是狼奔豕突。
至于语言幽默，你要笑出来了，我算你赢。
你说它是商业片，他说塞了那么多好货，你瞎啊。你说它是艺术片，他说我把通俗幽默和情怀心肺都献给你了。你说这个电影很难懂，他说看个《爸爸去哪儿》，不能再简单。你说，啊，我终于明白彭于晏确实不要找爸爸了，应该自己生个娃。他说，孙子，我骂的就是你。
这个姜文，我越来越感到陌生。
无论是李天然，还是《一步之遥》的姜文。这都是一场失败的复仇。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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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邪不压正》回来的车上，北京的夜晚，眼前晃动的都是彭于晏现在夕阳下屋顶上的样子，这么多年来，几乎忘记了老姜多会拍男孩子，多会捕捉青春的样子，真是太美了。每次看他的电影，都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生命能量的注入，老姜从未让我失望过。
看之前，我还在想会不会绕回到子弹飞这路数上来。和我一起去的绿老师说后半部没压住，我却恰恰和她相反，前二十分钟觉得入戏有些困难，还在想，难道就这样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姜文回到《让子弹飞》的老路上去，才是真正让我失望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廉颇老矣的衰败。好在电影后劲越来越足，电影结束后，我和朋友都说，这就完了？可是等出来时一交换意见，才知道大家说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她的意思是并不够好，我的意思是不够过瘾。
回来的路上，眼前只有彭于晏，一觉醒来再回想了一遍，突然觉得感动。看来老姜是铁了心要离人文电影越来越远了，我曾经以为他总要妥协那么一次，但是他就像电影中的老蓝一样，当朱潜龙对他说，咱俩躲会子弹，他倔强的摇摇头：不躲。
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电影的一部电影，导演是在用镜头去想，去看世界的，而不是用文字，一般人文电影的导演，都是现在脑子里去形成一个文字故事然后一点点的去把文字翻译成镜头语言。大家可以参看贾樟柯，李安，他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文电影导演。但是姜文这部电影不是，它是直接用电影语言去思考的，也有电影语言去表达的。
很多观众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这对于一个文学功底强大的导演来说，其实这是个特别特别难的事，因为太强了，所以扔不下，举例说明的话，有点像健身时候的肌肉代偿。从前我觉得文学要做电影做不了的事，现在知道原来文学功底强的导演也会想有同样的突破，电影要做文学做不了的事。所以姜文这几年的电影，如果抛去已经有原著的情况，你反过来去推，也都是不能攒巴出一个剧本去当小说出书的，因为那些电影，太电影了。
我个人对特别电影的电影，还有一个一句话的概括，那就是不怕剧透的。因为镜头，对白，音乐……等等这些在一起，才是电影本身，这些都需要每个人自己亲自去看电影感受，不是靠一个未知的结局撑着。
而我会看很多遍的，也常常是这样的电影。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想我喜欢姜文这几年的电影，是因为我个人是一直喜欢这样类型的电影，特别电影的电影。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会特别偏爱那些文字，文学，讲故事以外的电影，我觉得那是真正的电影，是我熟悉的世界以外的真正新鲜的东西，我不是要求导演必须给我讲一个人文故事的那种观众，我愿意跳出文字，和逻辑思维的牢笼。所以姜文这几年来的电影，我都是非常喜欢的。n
《邪不压正》说起来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没有人会看不懂，里面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意象，特别特别美好的意象，这些意象充盈着美与力量，青春，生命的希望，生活的荒唐，都由一个个画面直接传达给你，需要你去感受，而不是解释。这是文字永远无法直接给你的。文字给读者的感受，需要读者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进行再加工，这样就没办法跳出自己的想象力局限。如果不是艺术家，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其实是无法想象人们没有见过的画面。而观赏《邪不压正》的过程，更像是直接跑到另一个人大脑里，梦里去看，全不是你的东西，所以更有意思，这些意向充满力量，会以一幅幅画面一样留在人们的心底。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需要你的感受，而不是解释，需要你走心，而不是用脑。如果你能够感受得到的话，你就可以从电影中感到一种力量感，生命活力的注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观众，是只为了欣赏一个人自恋才去看他的电影的，每个人做的都是对自己有益处的选择。姜文的电影，疗愈功能其实是很强的，你如果感受到了，就能得到疗愈。感受不到，真的也就没有办法，这个也不是解释得了的。
《邪不压正》的一个主题，就是歌德的那句话，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男导演，就姜文始终信这个，拍这个。他电影里的女孩，荡妇，妓女，妻子，情人，女侠……都是永恒之女性。这部电影里也是，许晴扮演的凤仪和周韵扮演的巧红，都是永恒之女性。这一点，老姜真的一直没变过，这部电影出来之后，我看好多人终于开始研究老姜电影里的女性人物形象了。其实他都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才被人注意到这点，但愿他其他的好处，更多的人会慢慢发现吧。
看完电影，我是感觉老姜真的是想通了，也真是有胆子。我喜欢一切能拍出超出我想象力的东西的导演。老姜这点，我真是服气的。
没有冒犯的就不叫艺术，我不介意被冒犯。
这只是一篇影感，不作为推荐用。因为我不确定你一定会喜欢。如果要说给什么特定的人推荐的话，就谨慎推荐给对心理学，特别是荣格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去看吧。姜文是个看很多书的人，对于智识很高的人来说，能拍出这样的东西，真的太难了，放下太难了，反倒是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想象不到的难。你是走脑还是走心，这是和问题，你们可以去试试，有意思的。
看完电影，我和朋友在路边打车，我说我很奇怪那些不喜欢姜文电影的人，一次次的说对他失望，还是会一次次的跑去看他电影，难道就是为了写个公号文嘛？绿老师说，是因为还对他抱有期望吧。我说期望什么呢？期望他回到老路上去吗？朋友说，期望他不这么疯吧。我们一起大笑。
如果姜文不会回来了，我跟他走，你们呢？
电影中，朱潜龙将蓝清峰押回蓝府，蓝府保姆鼓起余勇，踢了朱潜龙一脚，朱潜龙一枪打死之后吐了句槽：“她之前就这么勇敢吗？”无形吐槽最为致命，吐出了影片的主旨。
一、蓝府
各色人物都在蓝清峰府邸中出现过，从美国人、日本人、汉奸，到李天然、巧红，形形色色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美国人在这里做客，日本人闯了进来，阴谋在这里上演。蓝清峰又指着每一个房间说：“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再加上保姆在打扫屋子的时候积攒下来的子弹，这样的指涉就很明显了，府邸在隐喻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大地，影片中的太行山庄、日坛、北海、印等等，这种中国传统的地理文化符号太多了。
二、爸爸
府邸指中国，蓝清峰指的就是主人。所谓“爸爸”，“君父”之谓也。他在房间密谋，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为自己寻找喘息之机，也寻找能够救自己于危难的人。各方势力都在觊觎他，但是谁都不敢先动手。所以他说外面要乱起来，越乱他越安全。他既有慈祥的一面，也有冷酷的一面，没有明显的善恶标准，因为利益面前无善恶。为了让李天然重返正途，不惜杀了美国人，欺骗李天然，并让李天然喊他“爸爸”。他费尽心机，依然功败垂成，府邸被占，牙被拔光，没牙的老虎，最后的结局还能怎样呢？归根到底，他形单影只，老哥们一个都没在身边，只有一个又老又弱的保姆，真正的孤家寡人。
三、反抗
电影中的反抗势力有两支：
一是李天然，从小家人被杀，住所被烧，被送到美国学习，回国之后既要报仇，又要救蓝清峰。他所代表的，是立志拯救中国，在危难之际去国外留学，学成回国的一批人。
二是巧红，她身边有公公，家人被军阀所害，自己把缠着的脚放开，挣扎着报仇。这是在中国大地上觉醒并成长的反抗者的代表。
当1937年，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李天然跟巧红终于克服了怯懦，联起手来，杀掉了朱潜龙和根本一郎。他们都是想拯救中国的人，只不过一个求诸外，一个求诸内，在遇到彼此之前都是满脑子想法，没有行动，联起手后，无往不胜。
四、儿子
蓝清峰一直在寻找能够拯救他的人，他有一瓶酒，传了一百年，李天然太爷爷喝了四分之一，爷爷喝了四分之一，爸爸喝了四分之一，还没有找到。他有两个儿子，两个都认了美国人当爸爸，一个死在了广州，一个死在了上海，这个简直太讽刺了。最后，蓝清峰的儿子全死了，自己也气数已尽，被占了府邸。所以朱潜龙才吐了句槽，言外之意是，如果早就这么勇敢，又何至于落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呢。
蓝清峰没有教出好儿子来，影片末尾他对李天然说，不要再叫我爸爸了，也不要再寻找爸爸，你应该找你的儿子。他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在旧的废墟上成长起来新的一代，并且新的一代也要继续培养新的一代，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蓝清峰的覆辙、重蹈近百年中国的覆辙。
最终，姜文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串了起来，从鹅城到上海再到北平，从革命到反抗再到希望，写完了他心目中1840年到1937年的百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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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三联书店交流会。有读者问，八年前，你给《让子弹飞》写五篇评论，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问题丢了好几个包袱。
第一个，关乎职业信誉，即，姜文是不是给你钱了。
答案当然不是，写影评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的媒体，报纸杂志网站。一个字八毛一块钱的，就这么简单挣着。
第二个，关于品味评价。读者意思更可能是，你是否把《让子弹飞》吹捧得太高了。
我解释如下：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是与彼时彼刻的处境有关系。你看到500部电影的时候，和你看过3000部电影的时候，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3000，只是一个虚指，经历一些人事物，你很可能对当年喜爱的电影变得无感，甚至，会不看电影。这么解释，并不表示我着急甩锅，要把《让子弹飞》打为烂片。我想说的是，在25岁冬天的北京，这部电影，我看得挺爽。如果现在再看，也许未必。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第三，把这东西搁在前头，只是想说，我不是姜文作品的无脑黑。
我不喜《邪不压正》，更多是觉得，姜文在糟蹋自己。他明明可以把一部电影拍好拍顺，横、平、竖、直，商业、文艺、艺术，任何一个方向，了然于胸，随便都可以。影迷拥护爱戴，不成问题的问题。
然而，他偏偏喜欢夹带私货，夹枪带棍，并且在《邪不压正》，或者之前的《一步之遥》，乃至这套民国三部曲，杂耍得并不高明。
我大致还是会认为，姜文是好导演。但好导演，同样会拍出差的电影。尤其是全凭冲动、激情和自信创作的导演，人，真的要服老、服输。这点上，冯小刚就很不一样了。我素来认为，冯小刚是个差劲的导演。任何电影，只能三星封顶。徐浩峰这样的，不好也不坏，看他的电影，总是觉得很好笑。
脱胎自张北海小说《侠隐》的《邪不压正》，最迷人的背景，是1937年前后的北平城。
上世纪前叶，许多日本作家前来寻访老大之国的风采，他们笔下的北京城，是遍植洋槐与合欢的大森林，宫殿与四合院，都掩映在绿色的海洋之中。但就连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文豪，都写不出一片屋瓦的色彩。
老北京的魅力，它的数百年固若金汤与最终毁于一旦，由此可见一斑。
《邪不压正》一上来，就是大雪过后的北平城。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仿佛是网络上的女诗人走红文体。白茫茫的大雪，也把观众带回了民国的北平。
姜文是如此迷恋灰色的屋顶，它们像无边际的海浪，像游子思慕的床，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让彭于晏在上面冲浪，蹦床，接连不断地跑酷，来去自如。他还带着周韵一起翻越牌楼，人间游戏。走在屋顶上，只差再滚来一阵阵热浪，姜文还可以年轻上几十岁，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夏天。
制造北平全景和城池意象，是《邪不压正》必不可少的篇章。然而，因为那些景色的过早消失，别说城门，连城墙根都没剩几截。最终，《邪不压正》又落入民国三部曲的搭景窠臼，影视基地，仿古再造，CG美学，始终经不起放大细看。
这不是吹毛求疵。你会清楚知道，那个人、那户人家，是不是真的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而不是空洞的内务部街、东棉花胡同39号、东交民巷，乃至是东大桥刑场。
在我看来，电影主人公所极目远眺的大全景，最终只是一片失焦的虚空想象。这不仅是意不在此的姜文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度的悲哀本身。
很难描述《邪不压正》的观影感受。我感到不适，作为观众被导演戏耍，并且看着他还洋洋得意，疯狂宣泄着荷尔蒙与暴力。
这次的姜文，该是打针又吃药了。
《邪不压正》的故事时间点，是一个内外冲突，交织渐变的一个时段。电影一边忙着虚构架空，师门败类，国家兴亡。一边潦草凌乱，落回卢沟桥事变，日军开进到哪个门。
片中人物，全程都在夺门而入，摔门而出，天上掉钱，墙头落体，不好好说话。前一秒出门，后一秒大棒槌。前一秒打针，后一秒调情。这就导致电影角色纷纷站不住脚：一开始心狠手辣的，后来像个白痴。一开始骚浪贱的，后来有高尚节操。一开始玩心计的，后来卸了一嘴牙。最惨的就是主人公，他空有一副强健体，没有任何报仇驱动力。逃过一劫的，大概只有周韵，因为她一直在飘。
这些人物，也盖满了过往姜文作品，猩红色的大印。白大褂、白大腿和骚入骨的声线，打针一章的既视感，根本就是重复《太阳照常升起》最耐人寻味的陈冲段落。屋顶上的行走，屋檐上的自行车，也是乱入的马小军，远远打望着青春期的永恒女神米兰。有人说，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就停止了思考，去依赖永动机般的魔怔台词与癫狂节奏。但有一个比较，是触目惊心的，那个拍出《鬼子来了》的姜文，如今只会拿坦克与驴屁股做文章。
已经不需要翻译的美国人形象，中文很溜，但无疑是非常失败的嘴炮角色——你从他的死法，就能知道姜文是多么不屑于交代他的七七八八。
姜文自己，看似贪了一个反转黑化的好角色（他以为）。演这种深藏不露阴谋家，挑战演技，太爽。然而，这个人除了放放鸽子、暗中圈点人力车夫，好像并不干嘛。结尾安排一出营救张将军抗日，同样让人一头雾水。我意思是，这可能是个有趣故事，但你这样东打一枪，西轰一炮，该切左肾，留了左肾，真的让人搞不懂状况啊，到底是什么玩意。
继续斗志昂扬、鼓着胸大肌跑全马＋铁人十项的彭于晏，与卖屁股和大腿的许晴，倒真是天生一对。我对依然少年气，战斗力爆表的彭于晏没有看法，可是，他美利坚学了大半天，李小龙COS了好几出，最后跟着《师父》跑出来的廖凡胡乱拆招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姜文解释，相中彭于晏是眼前一亮，然而，电影里的彭于晏，是相当模板的人物存在。这不只是因为猛然醒悟喊爸爸的倒胃口，而是彭于晏的电影人设，四五年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打拳的《激战》和骑车的《破风》，甚至乱入《明月》刘黑仔）。
许晴的角色，无疑是赤裸裸的剥削——从冯小刚电影里剥来，也无情地削去人物的正常情感。剑桥毕业的，和墙头的自由落体，有何干系？肆无忌惮地跟亨德勒父子卖骚，与朱潜龙的媾和又掌嘴，到底哪个更糟糕。
周韵的角色，八年前的罗永浩就在评论垂涎：姜文老婆越来越好看了。那个为父报仇的故事，也就是最终刺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姜文继续把她传奇化，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给《邪不压正》留下了好几个人物外传。但我想，他应该没有机会了。
还有不少影评人愤然的华北首席影评人潘公公——由热烈赞美过999部电影但狂喷过1部《小时代》（以及郭敬明粉丝）、刮了胡子及多余毛发的奇葩先生史航主演。其实，《云图》和《鸟人》都有过对评论家的揶揄，即便把影评人、书评人、乐评人之类的讨人厌角色插两刀，割舌头，乃至磔诛都无所谓。问题是，他这个人，除了沾点末代皇帝和庄士敦之类的掉书袋趣味。他一出来，就是一具浮肿的行尸，跟电影故事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邪不压正》是从哪里开始崩坏的呢？
有人说是美国人的坠落现场，有人说是彭于晏被送去敲钟。还有人说，是彭于晏莫名其妙吃了一针，周韵冒出来的那阵子，整部电影开始不受控制，一直往屋顶上蹿。
我是觉得，像众人吃饭开香槟，那场面就已是车祸现场无疑。围绕屁股盖章这个事，何尝不是姜文热衷的“你老婆肚子像天鹅绒”之类的男权挑衅。这个事情，姑且可以说它不无聊吧，可对于几个作哈哈大笑状的电影人物，究竟有何帮助。
从如何达成完美复仇，变成无厘头的“谁是你爸爸”，又回到复仇之虚无的深刻探讨，《邪不压正》的私货，显然是姜文自鸣得意的明、清、民、中、日、美的鱼龙混杂军阀汉奸曲艺节目，堪比天桥下说书。本是手起刀落的痛快事情，非要把人骗进七弯八拐的时局，用的手法，却是狼奔豕突。
至于语言幽默，你要笑出来了，我算你赢。
你说它是商业片，他说塞了那么多好货，你瞎啊。你说它是艺术片，他说我把通俗幽默和情怀心肺都献给你了。你说这个电影很难懂，他说看个《爸爸去哪儿》，不能再简单。你说，啊，我终于明白彭于晏确实不要找爸爸了，应该自己生个娃。他说，孙子，我骂的就是你。
这个姜文，我越来越感到陌生。
无论是李天然，还是《一步之遥》的姜文。这都是一场失败的复仇。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