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梁仲恒陈湛文周汉宁梁雍婷龚慈恩宝珮如朱柏谦朱栢康许月湘胡枫鲍起静高翰文彭杏英罗浩铭谭玉瑛吴浣仪刘沛蘅梁天尺
类型：剧情犯罪导演：简君晋 状态：HD国语|粤语 年份：2023 地区：香港 语言：粤语 豆瓣：7.9分热度：284 ℃ 时间：2024-09-23 13: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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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
这热度，简君晋时隔十年才拍出第二部自编自导的长片，非常需要，金像奖影响力总被判为式微，自然也需要。
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催热关系外，还有另一重相互成全。《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更多火力。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白日之下》以16项提名大热入围，并最终斩获最佳女配角梁雍婷、最佳男配角姜大卫及最佳女主角余香凝三大奖项，在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后，与影帝失之交臂的林保怡也成为坊间公认的遗珠之憾，令观众为之扼腕。
这部以女记者暗访民营养老院舍，揭发重重黑幕为主线的社会新闻改编之作，糅合多宗由港媒曝光且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以及2019年同为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等等。
题材如此，《白日之下》注定不是讨好市场的。历经5年，辗转5任投资方，导演简君晋和监制尔冬升不讳言其前期筹备艰辛。它不似早前引爆票房的《周处初三害》那样爽平快热血激情，也没有横扫金像技术类奖项的《金手指》般声光电风格华丽，却以全员在线的演技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充斥谍战与商战、催泪与爽文的华语片市场带来更具社会关怀的叩问：身处白日之下，如果黑暗张牙舞爪，坚持理想探寻真相的人，以卵击石能改变什么？
真是久违了，如此真诚而沉郁的叩问。
撰文｜一把青
有多久违呢？简君晋忆述，找尔冬升做监制时原本战战兢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并表示剧本令他想起30多年前拍摄的《癫佬正传》，“这个故事值得拍出来”。姜大卫也在获奖感言中调侃，自己和哥哥秦沛，分别仰赖弟弟尔冬升导演和监制的作品斩获金像殊荣，“一个做癫的一个做傻的”。
不妨先回看1986年《癫佬正传》，尔冬升演员转型导演的处女作，隐射1982年元洲邨精神病患血洗幼儿园案。女记者跟踪报道辅导精神病患的社工，也追随社工的眼睛窥探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年代精神病患的边缘处境。有街市雨衣暴徒走到哪都会被辱骂驱逐，有拾荒者不听劝阻娶妻生育，结果女儿重病、儿子被自己活埋，有康复者（秦沛饰）原近回归正常生活，却因前妻禁止探望儿子刺激病情复发，他开始生吃活鸡喊打喊杀，终酿下幼儿园惨案。电影上映时曾因残暴血腥画面和“每二十个人就有一个癫佬”的宣传语，被指耸人听闻、放大丑化精神病患对社会的危害，尔冬升多年后反思，也承认创作时只关心让人同情的拍摄效果，忽视对社会福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再拍一定不会这样拍”。
所以《白日之下》，可谓是接棒《癫佬正传》（以下简称《癫》）并弥补其遗憾。资深记者晓琪（余香凝饰）是业内有名的放蛇（暗访）王，她不再像《癫》中的女记者那样不顾闪光灯对受访者的伤害动辄举起相机，而是在收到彩桥之家虐待举报后，扮作老年痴呆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以探视和帮忙的名义收集材料。如果说《癫》刻画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文明进步，他们被收容至本该最获保护的院舍又如何？对晓琪眼前所见，导演尽量采取去奇观化的表达，狭小的空间、污浊的环境、封死的窗户、动辄施暴的护士和过期烧麦配饭的餐食，就连最震撼人心的、院友被用轮椅推上天台全裸淋浴画面，镜头也缓慢而平静，非强调视觉冲击，其张力却更突显寄居此地老弱病残者的逆来顺受。
彩桥之家的群像描摹，同样是上承1992年张之亮《笼民》。贫穷的男人们挤在深水埗廉价宿舍，以微薄租金换取栖身铁笼，有人死了被抬走，铁笼稍作整理立刻有新人进驻，众人早习以为常，因各个身后都有一串悲歌。《白日之下》中智障少女小铃被院长以雪糕诱导性侵，母亲不敢声张唯有将她接回家，懊恼不该因自己上班才送她进院舍，自闭少年明仔跳窗堕亡，妈妈边烧纸边哀叹也算放下心头大石，并反问晓琪“我是不是很混蛋”，是照顾者身心俱疲之无奈；通伯好友水哥，难得欢天喜地外出参加孙女婚礼却被女儿扫地出门，次日睡梦中静静去世，寿则多辱，“人老了就是包袱”，是亲情难以言说之窘迫；残疾人琛哥常在院舍帮忙以工抵租，会在水哥赴宴时不动声色出借自己唯一的像样西装，也会偷盗奶粉外出变卖，是人性复杂之下的龌龊；护士何姑娘暗中良心过不去，匿名向传媒举报却习惯石沉大海，是个体之懦弱与环境之冷漠……
看起来是将家人推向炼狱，已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看起来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懦弱的内心也有过挣扎，甚至性侵院友屡犯屡脱罪的院长（林保怡饰），也畸形地理直气壮称自己没错，错的是虚伪的社会，只有同为残障人士的他才能共情被抛弃者，给他们一个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最邪恶的事情是那些没想过自己能选择善恶的人做的”，阳光普照之下，善恶真的如光明与黑暗般边界分明，可轻易二选一吗？众生皆苦，唯有自渡。
由于情节悉数来自真实事件，演员的人物塑造便格外关键。三个获奖角色中，智障女小婷将心智欠缺的天真，与遭侵犯后无从表达的惊恐拿捏得丝丝入扣；女记者晓琪稍显脸谱化，但她满口不屑职业理想，做起事又二话不说冲锋陷阵的执着，也看得江河日下的新闻业者心有戚戚。
至于最关键的通伯，诸院友中背景交代最模糊的一位，姜大卫年轻时是邵氏武侠片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游侠，老来诠释蜷缩院舍，看透一切扮傻求自保的寂寞长者，不是哀怜与说教，而有轻盈的俏皮和温情。他自始至终未点破晓琪来意，如常与她拍照外游，分享零食倾听心事，又坚定将终日把玩的、存有院长拉小铃入房视频的手机交予她。最催泪一幕，无疑是故事结尾院舍受罚关门，院友在街头等待安置，纷纷责怪晓琪害他们无瓦遮头，远处独坐的通伯与流泪的晓琪大雨中对望，他摘下帽子给眼前的假孙女戴上，挤挤眼睛吐出为全片一锤定音的金句：
“人生很多时候没得选，会选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少，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
从恶如崩，而从善如登。平心而论，在鸡蛋与高墙议题上，比起去年贾樟柯监制《不止不休》中，揭秘乙肝歧视与代检内幕时开了金手指式的调查和隔靴搔痒的指控，《白日之下》显然大胆迈前了一步。但相较更成熟的新闻行业类型片，例如踢爆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案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关注韦恩斯坦性骚扰案和#MeToo运动始末的《她说（She said）》，《白》中探寻真相的一条线，仍有套路化的避重就轻之嫌。从上司“新闻很快就会过去，要指出的是制度弊端”的命令，到同事“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的讨论，还有晓琪对“建立这么多制度，结果连个小朋友都保护不到”的问责，都有些喊口号式的流于表面，工具化地主题先行，掷地有声但无以为继。
反倒是“鸡蛋”那东亚式的沮丧结局更值得回味。当舆论确实被引爆、涉案院长却仍因受害人无法出庭逃过罚则，恶没有被撼动，金主随时可等风头过后换个招牌卷土重来，从结果论，轻飘飘的一张停牌票，真正付出代价的只有院友——彩桥之家结业，众人流离失所，为众人抱薪者晓琪善因难得善果，事态走向与调查初衷大相径庭，早知如此新闻做还是不做？无力感之余，“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是通伯说给晓琪听，也是电影主创隔空说给故事原型听，不是正能量鸡汤输出，而是尘埃落定后，面对更大的深渊时的宽慰与开解。
有趣的是，在近期电影登陆院线的宣传中有人指出，反高潮结局另辟蹊径，没有迎合观众大团圆期许，导演则坦言非刻意为之，现实就是如此，晓琪的原型确实遭到谩骂，这倒真真印证了《聚焦》中的台词，“有时我们很爱忘记，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间天亮了，人们却开始互相指责起来”，事实上，这位前放蛇王如今已转职公关，有传媒找到她回顾旧事，她未直言离开新闻界原因，只表示，“我依然老土地认为，既然改变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让自己跟着世界走，维持自己觉得正确的东西行下去，起码对得住自己。”
继而想起电影上映后的一种声音，指电影仅堆砌悲惨事实，而没有提出解决策略。其实，《癫佬正传》横空出世也面临过同样的指摘，我们固然不能奢求一部作品换来药到病除，但两部呢？十部呢？《笼民》推出之际有人畅想，未来经济发展笼屋消失，这部影片就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时至今日香港笼屋仍在，笼民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滑向更小众的一端，电影反而成为发声和铭记。
而在现在愈发速食的流量年代，新闻更迭未及“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后浪推前浪，以《白日之下》为代表，写实题材作品存在的意义，也许就是让这些事件在时间的线轴上停留得更久一些，不止是几行冷冰冰的新闻文字，也不是某段一分半钟的爆款视频，而是凝铸当事个体切肤之痛的人文光影。不论过了多久，只要仍有人在乎，就还是能被看见、被相信、被记得，投石积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一把青；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封面题图素材为《白日之下》剧照。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
把記者的正義感刻畫得太神聖、太不假思索了，沒有一點拷問和解構。
記者第一次和社署人士聊天的時候就知道，院社床位不足，殘障人士等位時間要15年，所以社署從來不釘牌——是結構性問題，結尾院社被釘牌，院友無家可歸幾乎是註定的。但有多年經驗的女主還是遵從“正義感”，將調查重點放在更觸動她的虐待問題上，跟章院長狼狽為奸的捲毛男電影倒是拍了，可卻不在記者的調查範圍內。一度以為本片是在諷刺香港的媒體行業，指責港媒為了做出“爆”新聞而不會審視結構和系統。
對於院社之外的城市中產來說，院社的環境處處都觸目驚心，但記者直到拍到以剝奪尊嚴為名的洗澡鏡頭，才認為做到了最“爆”的新聞，完全是中產視角的獵奇，在最繁華的消費都市卻每天只能吃過期燒麥，和死老鼠共處一室，裝傻扮懵才能得到兩餐一宿——在這樣的地方都不願意離開只因為有瓦遮頭，這不才是新聞的核心，尊嚴在這裡算什麼？核心的問題難道不是他們為什麼寧願犧牲尊嚴？
記者追求的正義根本沒有落點和正當性，新聞發了、爆了，成就了記者的“正義感”，但是院友們全部流離失所。正義到底有效還是無效？電影沒有試圖解構或釐清這種正義感，所以增加了惡護士、強姦犯院長、自殺弱智少年三個角色來給女記者的行為增加合理性，令結尾院社被釘牌後，觀眾在情感上仍傾向共情記者。但惡護士和自殺少年的角色真得寫得也太差了……
我覺得點應該放在女記者在掌握很多資料後糾結要不要爆料，爆料是出自內心正義；不爆料是知道這樣做會導致院友無家可歸，再往後一步，她想到上面這一層，就會思考種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到底從何而來，爆料真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不爆料這件事從此就偃旗息鼓了？轉化成一種對新聞倫理和內心道德的拷問，這個時刻，正義和善良才會發生。正義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是無數個時間節點裡人的思考和選擇。但本片是假設了一種虛空的正義，然後再為這些正義感找補。
幾個記者的角色也反映了創作者對這個職業的刻板想象，女記者對新人一副，“這又不是學校”的臉孔；男上司在辦公室大喊，“你以為你是誰，正義感算什麼”，不停地cue正義和善良，OMG，還能再俗一點麼。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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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
这热度，简君晋时隔十年才拍出第二部自编自导的长片，非常需要，金像奖影响力总被判为式微，自然也需要。
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催热关系外，还有另一重相互成全。《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更多火力。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白日之下》以16项提名大热入围，并最终斩获最佳女配角梁雍婷、最佳男配角姜大卫及最佳女主角余香凝三大奖项，在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后，与影帝失之交臂的林保怡也成为坊间公认的遗珠之憾，令观众为之扼腕。
这部以女记者暗访民营养老院舍，揭发重重黑幕为主线的社会新闻改编之作，糅合多宗由港媒曝光且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以及2019年同为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等等。
题材如此，《白日之下》注定不是讨好市场的。历经5年，辗转5任投资方，导演简君晋和监制尔冬升不讳言其前期筹备艰辛。它不似早前引爆票房的《周处初三害》那样爽平快热血激情，也没有横扫金像技术类奖项的《金手指》般声光电风格华丽，却以全员在线的演技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充斥谍战与商战、催泪与爽文的华语片市场带来更具社会关怀的叩问：身处白日之下，如果黑暗张牙舞爪，坚持理想探寻真相的人，以卵击石能改变什么？
真是久违了，如此真诚而沉郁的叩问。
撰文｜一把青
院舍群像：众生皆苦，平庸之恶
有多久违呢？简君晋忆述，找尔冬升做监制时原本战战兢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并表示剧本令他想起30多年前拍摄的《癫佬正传》，“这个故事值得拍出来”。姜大卫也在获奖感言中调侃，自己和哥哥秦沛，分别仰赖弟弟尔冬升导演和监制的作品斩获金像殊荣，“一个做癫的一个做傻的”。
不妨先回看1986年《癫佬正传》，尔冬升演员转型导演的处女作，隐射1982年元洲邨精神病患血洗幼儿园案。女记者跟踪报道辅导精神病患的社工，也追随社工的眼睛窥探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年代精神病患的边缘处境。有街市雨衣暴徒走到哪都会被辱骂驱逐，有拾荒者不听劝阻娶妻生育，结果女儿重病、儿子被自己活埋，有康复者（秦沛饰）原近回归正常生活，却因前妻禁止探望儿子刺激病情复发，他开始生吃活鸡喊打喊杀，终酿下幼儿园惨案。电影上映时曾因残暴血腥画面和“每二十个人就有一个癫佬”的宣传语，被指耸人听闻、放大丑化精神病患对社会的危害，尔冬升多年后反思，也承认创作时只关心让人同情的拍摄效果，忽视对社会福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再拍一定不会这样拍”。
所以《白日之下》，可谓是接棒《癫佬正传》（以下简称《癫》）并弥补其遗憾。资深记者晓琪（余香凝饰）是业内有名的放蛇（暗访）王，她不再像《癫》中的女记者那样不顾闪光灯对受访者的伤害动辄举起相机，而是在收到彩桥之家虐待举报后，扮作老年痴呆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以探视和帮忙的名义收集材料。如果说《癫》刻画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文明进步，他们被收容至本该最获保护的院舍又如何？对晓琪眼前所见，导演尽量采取去奇观化的表达，狭小的空间、污浊的环境、封死的窗户、动辄施暴的护士和过期烧麦配饭的餐食，就连最震撼人心的、院友被用轮椅推上天台全裸淋浴画面，镜头也缓慢而平静，非强调视觉冲击，其张力却更突显寄居此地老弱病残者的逆来顺受。
彩桥之家的群像描摹，同样是上承1992年张之亮《笼民》。贫穷的男人们挤在深水埗廉价宿舍，以微薄租金换取栖身铁笼，有人死了被抬走，铁笼稍作整理立刻有新人进驻，众人早习以为常，因各个身后都有一串悲歌。《白日之下》中智障少女小铃被院长以雪糕诱导性侵，母亲不敢声张唯有将她接回家，懊恼不该因自己上班才送她进院舍，自闭少年明仔跳窗堕亡，妈妈边烧纸边哀叹也算放下心头大石，并反问晓琪“我是不是很混蛋”，是照顾者身心俱疲之无奈；通伯好友水哥，难得欢天喜地外出参加孙女婚礼却被女儿扫地出门，次日睡梦中静静去世，寿则多辱，“人老了就是包袱”，是亲情难以言说之窘迫；残疾人琛哥常在院舍帮忙以工抵租，会在水哥赴宴时不动声色出借自己唯一的像样西装，也会偷盗奶粉外出变卖，是人性复杂之下的龌龊；护士何姑娘暗中良心过不去，匿名向传媒举报却习惯石沉大海，是个体之懦弱与环境之冷漠……
看起来是将家人推向炼狱，已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看起来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懦弱的内心也有过挣扎，甚至性侵院友屡犯屡脱罪的院长（林保怡饰），也畸形地理直气壮称自己没错，错的是虚伪的社会，只有同为残障人士的他才能共情被抛弃者，给他们一个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最邪恶的事情是那些没想过自己能选择善恶的人做的”，阳光普照之下，善恶真的如光明与黑暗般边界分明，可轻易二选一吗？众生皆苦，唯有自渡。
新闻调查：从善如登，毋须内疚
由于情节悉数来自真实事件，演员的人物塑造便格外关键。三个获奖角色中，智障女小婷将心智欠缺的天真，与遭侵犯后无从表达的惊恐拿捏得丝丝入扣；女记者晓琪稍显脸谱化，但她满口不屑职业理想，做起事又二话不说冲锋陷阵的执着，也看得江河日下的新闻业者心有戚戚。
至于最关键的通伯，诸院友中背景交代最模糊的一位，姜大卫年轻时是邵氏武侠片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游侠，老来诠释蜷缩院舍，看透一切扮傻求自保的寂寞长者，不是哀怜与说教，而有轻盈的俏皮和温情。他自始至终未点破晓琪来意，如常与她拍照外游，分享零食倾听心事，又坚定将终日把玩的、存有院长拉小铃入房视频的手机交予她。最催泪一幕，无疑是故事结尾院舍受罚关门，院友在街头等待安置，纷纷责怪晓琪害他们无瓦遮头，远处独坐的通伯与流泪的晓琪大雨中对望，他摘下帽子给眼前的假孙女戴上，挤挤眼睛吐出为全片一锤定音的金句：
“人生很多时候没得选，会选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少，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
从恶如崩，而从善如登。平心而论，在鸡蛋与高墙议题上，比起去年贾樟柯监制《不止不休》中，揭秘乙肝歧视与代检内幕时开了金手指式的调查和隔靴搔痒的指控，《白日之下》显然大胆迈前了一步。但相较更成熟的新闻行业类型片，例如踢爆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案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关注韦恩斯坦性骚扰案和#MeToo运动始末的《她说（She said）》，《白》中探寻真相的一条线，仍有套路化的避重就轻之嫌。从上司“新闻很快就会过去，要指出的是制度弊端”的命令，到同事“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的讨论，还有晓琪对“建立这么多制度，结果连个小朋友都保护不到”的问责，都有些喊口号式的流于表面，工具化地主题先行，掷地有声但无以为继。
反倒是“鸡蛋”那东亚式的沮丧结局更值得回味。当舆论确实被引爆、涉案院长却仍因受害人无法出庭逃过罚则，恶没有被撼动，金主随时可等风头过后换个招牌卷土重来，从结果论，轻飘飘的一张停牌票，真正付出代价的只有院友——彩桥之家结业，众人流离失所，为众人抱薪者晓琪善因难得善果，事态走向与调查初衷大相径庭，早知如此新闻做还是不做？无力感之余，“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是通伯说给晓琪听，也是电影主创隔空说给故事原型听，不是正能量鸡汤输出，而是尘埃落定后，面对更大的深渊时的宽慰与开解。
有趣的是，在近期电影登陆院线的宣传中有人指出，反高潮结局另辟蹊径，没有迎合观众大团圆期许，导演则坦言非刻意为之，现实就是如此，晓琪的原型确实遭到谩骂，这倒真真印证了《聚焦》中的台词，“有时我们很爱忘记，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间天亮了，人们却开始互相指责起来”，事实上，这位前放蛇王如今已转职公关，有传媒找到她回顾旧事，她未直言离开新闻界原因，只表示，“我依然老土地认为，既然改变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让自己跟着世界走，维持自己觉得正确的东西行下去，起码对得住自己。”
继而想起电影上映后的一种声音，指电影仅堆砌悲惨事实，而没有提出解决策略。其实，《癫佬正传》横空出世也面临过同样的指摘，我们固然不能奢求一部作品换来药到病除，但两部呢？十部呢？《笼民》推出之际有人畅想，未来经济发展笼屋消失，这部影片就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时至今日香港笼屋仍在，笼民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滑向更小众的一端，电影反而成为发声和铭记。
而在现在愈发速食的流量年代，新闻更迭未及“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后浪推前浪，以《白日之下》为代表，写实题材作品存在的意义，也许就是让这些事件在时间的线轴上停留得更久一些，不止是几行冷冰冰的新闻文字，也不是某段一分半钟的爆款视频，而是凝铸当事个体切肤之痛的人文光影。不论过了多久，只要仍有人在乎，就还是能被看见、被相信、被记得，投石积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一把青；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封面题图素材为《白日之下》剧照。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
把記者的正義感刻畫得太神聖、太不假思索了，沒有一點拷問和解構。
記者第一次和社署人士聊天的時候就知道，院社床位不足，殘障人士等位時間要15年，所以社署從來不釘牌——是結構性問題，結尾院社被釘牌，院友無家可歸幾乎是註定的。但有多年經驗的女主還是遵從“正義感”，將調查重點放在更觸動她的虐待問題上，跟章院長狼狽為奸的捲毛男電影倒是拍了，可卻不在記者的調查範圍內。一度以為本片是在諷刺香港的媒體行業，指責港媒為了做出“爆”新聞而不會審視結構和系統。
對於院社之外的城市中產來說，院社的環境處處都觸目驚心，但記者直到拍到以剝奪尊嚴為名的洗澡鏡頭，才認為做到了最“爆”的新聞，完全是中產視角的獵奇，在最繁華的消費都市卻每天只能吃過期燒麥，和死老鼠共處一室，裝傻扮懵才能得到兩餐一宿——在這樣的地方都不願意離開只因為有瓦遮頭，這不才是新聞的核心，尊嚴在這裡算什麼？核心的問題難道不是他們為什麼寧願犧牲尊嚴？
記者追求的正義根本沒有落點和正當性，新聞發了、爆了，成就了記者的“正義感”，但是院友們全部流離失所。正義到底有效還是無效？電影沒有試圖解構或釐清這種正義感，所以增加了惡護士、強姦犯院長、自殺弱智少年三個角色來給女記者的行為增加合理性，令結尾院社被釘牌後，觀眾在情感上仍傾向共情記者。但惡護士和自殺少年的角色真得寫得也太差了……
我覺得點應該放在女記者在掌握很多資料後糾結要不要爆料，爆料是出自內心正義；不爆料是知道這樣做會導致院友無家可歸，再往後一步，她想到上面這一層，就會思考種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到底從何而來，爆料真能解決問題嗎，但是不爆料這件事從此就偃旗息鼓了？轉化成一種對新聞倫理和內心道德的拷問，這個時刻，正義和善良才會發生。正義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種一以貫之的東西，是無數個時間節點裡人的思考和選擇。但本片是假設了一種虛空的正義，然後再為這些正義感找補。
幾個記者的角色也反映了創作者對這個職業的刻板想象，女記者對新人一副，“這又不是學校”的臉孔；男上司在辦公室大喊，“你以為你是誰，正義感算什麼”，不停地cue正義和善良，OMG，還能再俗一點麼。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