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伊莎贝尔·于佩尔桑德里娜·博内尔让-皮埃尔·卡塞尔杰奎琳·比塞特维吉妮·拉朵嫣
类型：剧情惊悚犯罪导演：克洛德·夏布洛尔 状态：HD中字 年份：1995 地区：法国 语言：法语 豆瓣：8.1分热度：828 ℃ 时间：2022-11-14 13: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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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祭典》是“新浪潮主将”克洛德·夏布洛尔在晚期导演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不仅成为1996年度《电影手册》第一名，还为伊莎贝尔·于佩尔在提名8次凯撒奖之后终于获得了影后殊荣。这也正是我在初中时去观看这部作品的原因。然而在当时，我只为结局的枪杀感到震惊，并且不懂为何故事会是这样奇怪的走向。但如今再看的时候，却发现剧情丝丝入扣，无疑是惊悚犯罪类型中的佼佼者。
记得前段时间《寄生虫》大热的时候，阶级矛盾成为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那时便有人提起了这部电影，并称这部影片对《寄生虫》启发许多。诚然，两部电影背后所蕴含的都是阶级矛盾的思想，可是这部电影最为优秀的便在于对阶级矛盾的处理态度上——从头到尾都契合了片名“冷酷”。
夏布洛尔在这部影片中无疑是没有表现出对任何阶级的同情，都只是冷冷地旁观，并用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与危机去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其不可调和。底层人诸如珍妮（伊莎贝尔·于佩尔饰），她是嫉妒与粗俗的；而苏菲看似温顺，但因没有文化，无知的本质致使她做出了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中产阶级，看似慷慨与体面，实则在知道苏菲的秘密，却是鄙夷与不满的。这种虚伪的布撕开后，没有人不是丑恶的。
整部影片的结构严谨，是传统的三幕剧结构。并且每一幕都设置了悬念与困境，进一步推动矛盾与情感的升格。
其中，影片不仅是用具体事件来推动情节发展，更是出现了许多物件，这些看似平常的物件都是危机的伏笔。而它们在前后出场的相互照应，使得影片极具讽刺的意味。
看完《冷酷祭奠》，順便看了看別人的評論。幾乎都提到阶级差异的問題，富人的偽善自私，窮人的粗野和冷酷等等。但我覺得，這些並不是問題的根源。
閱讀Alfred Alder的个体心理學後，我終於走出二十多年的認識誤區。一直以來，我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其問題在於階級，在於贫富分化。可能我們長期以來受的教育都是關於階級性，從古到今，動不動將問題歸咎於階級。但階級是什麼？各種解釋其實都應該迴歸到“人是什麼？”，“為什麼人和人都不一樣”。
個體差異導致人類社會永遠沒可能不存在差異，而差異會產生階級。消滅階級，是沒可能的，高舉消灭阶级的政黨從來沒有成功過，這不過是一個欺騙愚昧者的空口号。消滅階級，會產生更多的腐敗，更多的矛盾。人與人的差異是應該被容忍和尊重，而集體性的人與人差異，也就是階級差異，應該儘量縮小而不是消滅。
回到電影《冷酷祭奠》，為何兩個女人殺了主人一家？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麽？我覺得並不全是。我覺得這些所謂矛盾，只是起觸發和加劇的作用而已。假如將階級矛盾作為主因去推敲殺人的動機，是很牽強的，例如蘇菲並沒有受太大的虧待，珍對富人一家的仇恨來源於當年她應聘模特失敗，很是牽強。
以個體心理學出發，我試著分析原因是來源於人的自卑和自戀的困局。自卑，產生極度自戀--人不願意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不願意承擔自己該負的責任，從而覺得世界虧待了自己，責任在於別人，他人即地獄，自己是委屈的受難者。這使到人只看到他人的惡（例如富人的自私偽善等等），而看不到他人的好（例如別人的寬容，稱讚，願意提供幫助）。
蘇菲，她最大的問題是閱讀障礙，而她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將自身缺陷當作敵人。於是任何觸及她的閱讀障礙，都是她的敵人。她從未想過要去克服（並不是不可克服），而是逃避，說謊，甚至不顧一切去威脅知道實情的人（聯想到《朗讀者》里為了不讓愛人和單位知道她的缺陷，選擇消失，後來成為納粹一份子）。Alferd Alber說，那些克服自己缺陷的人，往往會比平常人更加成功，例如耳聾的貝多芬。而逃避自己問題的人，最容易產生犯罪。從此可以看到，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缺陷的態度和行動，是可以看出人的意志。
另外一位殺人者珍，她的仇恨是來自己失敗的生活。第一，她被人拋棄，愛情失敗，我覺得愛情失敗，她自己並不是沒有責任（性格問題，還有沒有保護好自己而懷孕）。第二，她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女兒燒死（或燙死），有可能是無意過失，但作為母親，她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但是她不願意承認和面對是自己害死了孩子，於是用玩世不恭的外表掩飾內心的悲傷和自責，甚至刻意引起別人反感和憤怒而在心理上獲得“他人都虧待我”的類似受虐快感。她將自己塑造成揭露虛偽的救世主角色。她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引誘更多人犯罪，自己也不得好下場。犯罪者的邏輯，于別人看，是沒有邏輯的，但如果從犯罪者本身出發，是存在邏輯的。這種邏輯性不能跟個體分離而用所謂“正常人的邏輯”（Common sense)分析。
自卑-自戀的囚徒困局（inferior-superior paradox) 不是某一個人群特有的問題，而是人類普遍的特徵，或者稱之為“人性”，只不过所謂“弱势群体”遇到的衝突更多，更容易激發不可逆轉的破壞。我們取笑中產階級的偽善，但某種程度上，偽善有效保護人不做出過激的行為。自私，每個人都有，並不因為中產階級，富人階級才特別的自私，像珍和蘇菲也是自私，大家都希望呆在自己的安全圈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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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后的爆头高潮倒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从主人拿猎枪的镜头就猜到了这个结局。真正扎心的是主人让苏菲帮他找文件的那个桥段。因为害怕被发现自己阅读困难，苏菲故意挂断电话，放下手中的活，一头扎自己房间里将娱乐节目声音调到很高，用来盖没电话铃声与门铃声，装作什么都听不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念念不忘苏菲面无表情坐在电视机前的情景，她像受惊的鸟一样拉开窗帘窥看窗外，我竟然不反感，甚至觉得心疼。
主人很着急，很焦虑，苏菲也很着急，很焦虑，苏菲找不到理由去缓解主人的焦虑，只因为她需要先缓解自己的焦虑。
那是一种我多么熟悉的逻辑，所有的冷漠与逃离都显得那么似曾相识。
其实在电影开头苏菲与主人关于配眼镜的对话中已折射出那种凉意。从信口开河说自己不愿意学车到撒谎眼睛近视，主人把她带到镇上，她却偷偷跑去买零食吃，再到小摊给自己随便买了一副眼镜，这一切的语言与行为都看似非常自然，然而空洞生硬，近乎麻木不仁。
我感觉背脊发凉，仅仅因为我想不出，如果没有最后的屠杀，苏菲到底错在哪里。如果说珍的行为乖张，她的自我与暴戾随处可见。苏菲则显然不是什么明显意义上的恶人。她拘谨敏感，做什么总是小心翼翼，工作十分认真卖力， 她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喜欢吃零食，看电视，即使是那些小小的谎言在生活中亦不过随处可见，琐碎平常。她时不时的生硬无理透露出的不过是些许笨拙的单纯。就连在最后那场屠杀中也显得被动，平淡。或许碰上珍这样的女人，我们会觉得厌恶，但是对苏菲，要么像主人一家，虽然觉得有点怪异，但也不失喜欢，要么，就觉得彻骨的恐惧。恐惧她身上流露出的那种莫名的冷淡。
如果故事止于那个夜晚，珍与苏菲看完电视后径自扬长而去，也许挺好。但谁知道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悲剧发生在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身上呢？
娜娜就没有伤害他人，她和男朋友分手，她在电影院看被烧死的贞德，黯然垂泪，她随意轻吻自己喜欢的人，她在台球室里乱逛，她在进入电影圈失败后转行做了妓女。她也许疏离淡漠，但是绝不冷漠扭曲。虽然娜娜最后也难免一死。
电影的第九章，她与一个老哲人对话时候说，“我想我们总要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是自由的，我举起我的手，我有责任，我转动我的头，我有责任，我不高兴，我有责任，我抽烟，我有责任，我闭上眼睛，我有责任，即使我忘了我有责任，可我依然有责任。”老人说，“三个火枪手中的Porthos，他一生从没有思考过，他必须把一枚炸弹安置在地窖中，他点燃导火索跑开了，可突然间他思考起来， 他想怎样在迈一只脚前先迈另一只脚，于是他停下脚步，无法挪动一步，他第一次思考就害死了他。”
如果回到电影，我倒觉得这场悲剧从起先其实就包含了某种宿命的意味。这种注定并非基于她们都已有命案在身的事实，而正是基于一种“凡事都可行”式的自由逻辑。很多时候，并不是不思想造成悲剧，造成悲剧的正是某种思想。
此外，对行为不需要负责任其实也很容易就构成一种看似合理的逻辑，有一个或若干个充分的理由就足以，信手拈来将其拼贴到因果的链条里，构成的逻辑构架会不但自然而且美丽。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既充分又值得怜悯。
珍极其厌恶和仇恨乐丽芙一家，她觉得这些富人和中产阶级都是恶人，而苏菲则认为保护好自己，不让别人发现自己是文盲的事实最重要。她们的一切憎恨与谎言显得都是那样理由充分，她们又似乎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别人或者异于自身阶级的他人的生活。
她们在自己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中生活得十分流畅，自然而又自得。
同样，娜娜究竟是“把自己的生活借给了别人”，抑或是过于埋头与自己呢？
对于生活，我们到底是无法掌控还是过度靠自己来掌控？
也许，人离神越远的时候未必越有邪恶的心，反而是越感觉自己拥有自由。但这些不经意的行为里其实已经散发出腐朽与死亡的气息，恶臭正在悄然向灵魂与生活各个角落弥漫。
我们总是自由地悲伤，怨恨，奋斗或是爱恋，我们终有一天会死在我们的自由中。也许我们就是没有内部的鸟，也许我们都早已经死了无数回。
至少对于我，大多时候不过生活在电影前部近四分之三的琐碎中，而这平淡的自由与看似的流畅中其实一直在酝酿邪恶与死亡的风暴，直至某一天，忽然就将我们吞噬湮没。
从题材来看，很容易想到哈尼克的《funny games》，但是夏布罗尔明显比哈尼克要负责任，不只是冷静地展现了穷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憎恨，把原因留白给观众自己想象，而是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导演的立场相当中立，并没有倾斜于任何一方，不像《funny games》，看的时候，真想冲到电视里面去把两个兔崽子活活掐死。
故事里最大的矛盾，其实是底层穷人于贝尔和那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女仆伯奈尔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导演对于两个矛盾点给与了相当大的正面刻画，但是在正面的刻画中却深刻地蕴含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
于贝尔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她在工作之余参加慈善社团，从中产阶级家庭中收集被捐助的衣服及日用品，但是她清醒地看到了某些家庭的虚伪，借着关爱穷人的名义，实质上只是在清理废品。他们所捐助的东西不是过期了就是发霉了，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使用价值。她也借着工作之便私拆别人的信件，在她看来这个犯法的举动，仅是为了揭露他们的不可告人的隐私而已。在看清了那些有钱的虚伪的中产阶级后，于贝尔才会不断地拉拢伯奈尔，企图让她和她的主人划清界限。
但，那一户中产阶级的家庭其实是非常优秀而宽容的，女主人不停地为女仆伯奈尔辩解，说她的菜做得好，希望丈夫和家人能够更多地看到她的优点接纳她。她的女儿更是一个充满博爱宽容的女人，在路上看到于贝尔地破车坏了，竟然还主动给于帮助。当女儿发现伯奈尔原来并不识字，也没有指责她欺骗，而是主动地愿意教她。但是她不知道在伯纳尔的心里，守护这一个秘密不仅是为了保住饭碗，而是为了保住尊严！所以伯纳尔丝毫不领情，反而捅出了女儿的秘密作为要挟。
文明的进步改变了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却丝毫没有进入穷人的世界，反而让他们更加自卑，充满偏见与怨恨地看待生活滋润的中产阶级——从一开始，甚至到任何一个可能导向的结局，伯奈尔在感情上都不可能真正地接纳主人——哪怕受到再好的待遇，在她的心里，这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世界，也没有必要去相交：他们可以欣然地举行party，可以装模作样地欣赏莫扎特的歌剧，而她也只要每天晚上看看八卦的娱乐节目，参加着关爱穷人的慈善社团就够了——彼此相安无事地相处是最好的，一旦出现了不爽，那么结局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最后当她拿起枪杀了人之后，还要对着书架里的书狠狠地扫射一番，所有积压在她心底平时被掩盖的和谐被完全颠覆，这一幕是相当深刻的。
当两个女人发现自己做出了不可挽回的罪过后，于贝尔扔下烂摊子一走了之，“逼”着伯奈尔使出了最后一招（此处在讨论后有修改）。世界就是如此现实而且真实，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的依靠官职与身份，有的力争金钱与地位，大多数的人只能寄托法律，而轮到那些现状和心理都处于边缘的人士，或许只能抱着利己的短浅原则了。于贝尔虽是穷人，但至少还识字，还是有想法和立场的，相比而言伯纳尔是完全的愚人，越是愚昧的人越是没有理性，所以最后当两个人同时拿起枪来，于贝尔可能还只是当作吓唬玩弄，伯纳尔却当真地按动了扳机。
最后，导演还是不得不表达出公正的立场，让大多数被法律保护的观众觉得自己还是安全的，两个女人的犯罪过程被录音机录下了，一个已经死去，而另一个则躲在漆黑无比的森林里，电影也就在她脸的特写里结束了。那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没有恐惧，没有忏悔，没有怨恨，什么都没有。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却又很难揣测——这个女人此时此刻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冷酷祭典》是“新浪潮主将”克洛德·夏布洛尔在晚期导演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不仅成为1996年度《电影手册》第一名，还为伊莎贝尔·于佩尔在提名8次凯撒奖之后终于获得了影后殊荣。这也正是我在初中时去观看这部作品的原因。然而在当时，我只为结局的枪杀感到震惊，并且不懂为何故事会是这样奇怪的走向。但如今再看的时候，却发现剧情丝丝入扣，无疑是惊悚犯罪类型中的佼佼者。
记得前段时间《寄生虫》大热的时候，阶级矛盾成为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那时便有人提起了这部电影，并称这部影片对《寄生虫》启发许多。诚然，两部电影背后所蕴含的都是阶级矛盾的思想，可是这部电影最为优秀的便在于对阶级矛盾的处理态度上——从头到尾都契合了片名“冷酷”。
夏布洛尔在这部影片中无疑是没有表现出对任何阶级的同情，都只是冷冷地旁观，并用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与危机去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其不可调和。底层人诸如珍妮（伊莎贝尔·于佩尔饰），她是嫉妒与粗俗的；而苏菲看似温顺，但因没有文化，无知的本质致使她做出了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中产阶级，看似慷慨与体面，实则在知道苏菲的秘密，却是鄙夷与不满的。这种虚伪的布撕开后，没有人不是丑恶的。
整部影片的结构严谨，是传统的三幕剧结构。并且每一幕都设置了悬念与困境，进一步推动矛盾与情感的升格。
其中，影片不仅是用具体事件来推动情节发展，更是出现了许多物件，这些看似平常的物件都是危机的伏笔。而它们在前后出场的相互照应，使得影片极具讽刺的意味。
看完《冷酷祭奠》，順便看了看別人的評論。幾乎都提到阶级差异的問題，富人的偽善自私，窮人的粗野和冷酷等等。但我覺得，這些並不是問題的根源。
閱讀Alfred Alder的个体心理學後，我終於走出二十多年的認識誤區。一直以來，我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其問題在於階級，在於贫富分化。可能我們長期以來受的教育都是關於階級性，從古到今，動不動將問題歸咎於階級。但階級是什麼？各種解釋其實都應該迴歸到“人是什麼？”，“為什麼人和人都不一樣”。
個體差異導致人類社會永遠沒可能不存在差異，而差異會產生階級。消滅階級，是沒可能的，高舉消灭阶级的政黨從來沒有成功過，這不過是一個欺騙愚昧者的空口号。消滅階級，會產生更多的腐敗，更多的矛盾。人與人的差異是應該被容忍和尊重，而集體性的人與人差異，也就是階級差異，應該儘量縮小而不是消滅。
回到電影《冷酷祭奠》，為何兩個女人殺了主人一家？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麽？我覺得並不全是。我覺得這些所謂矛盾，只是起觸發和加劇的作用而已。假如將階級矛盾作為主因去推敲殺人的動機，是很牽強的，例如蘇菲並沒有受太大的虧待，珍對富人一家的仇恨來源於當年她應聘模特失敗，很是牽強。
以個體心理學出發，我試著分析原因是來源於人的自卑和自戀的困局。自卑，產生極度自戀--人不願意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不願意承擔自己該負的責任，從而覺得世界虧待了自己，責任在於別人，他人即地獄，自己是委屈的受難者。這使到人只看到他人的惡（例如富人的自私偽善等等），而看不到他人的好（例如別人的寬容，稱讚，願意提供幫助）。
蘇菲，她最大的問題是閱讀障礙，而她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將自身缺陷當作敵人。於是任何觸及她的閱讀障礙，都是她的敵人。她從未想過要去克服（並不是不可克服），而是逃避，說謊，甚至不顧一切去威脅知道實情的人（聯想到《朗讀者》里為了不讓愛人和單位知道她的缺陷，選擇消失，後來成為納粹一份子）。Alferd Alber說，那些克服自己缺陷的人，往往會比平常人更加成功，例如耳聾的貝多芬。而逃避自己問題的人，最容易產生犯罪。從此可以看到，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缺陷的態度和行動，是可以看出人的意志。
另外一位殺人者珍，她的仇恨是來自己失敗的生活。第一，她被人拋棄，愛情失敗，我覺得愛情失敗，她自己並不是沒有責任（性格問題，還有沒有保護好自己而懷孕）。第二，她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女兒燒死（或燙死），有可能是無意過失，但作為母親，她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但是她不願意承認和面對是自己害死了孩子，於是用玩世不恭的外表掩飾內心的悲傷和自責，甚至刻意引起別人反感和憤怒而在心理上獲得“他人都虧待我”的類似受虐快感。她將自己塑造成揭露虛偽的救世主角色。她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引誘更多人犯罪，自己也不得好下場。犯罪者的邏輯，于別人看，是沒有邏輯的，但如果從犯罪者本身出發，是存在邏輯的。這種邏輯性不能跟個體分離而用所謂“正常人的邏輯”（Common sense)分析。
自卑-自戀的囚徒困局（inferior-superior paradox) 不是某一個人群特有的問題，而是人類普遍的特徵，或者稱之為“人性”，只不过所謂“弱势群体”遇到的衝突更多，更容易激發不可逆轉的破壞。我們取笑中產階級的偽善，但某種程度上，偽善有效保護人不做出過激的行為。自私，每個人都有，並不因為中產階級，富人階級才特別的自私，像珍和蘇菲也是自私，大家都希望呆在自己的安全圈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