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某客运船在在北大西洋海域与德国潜水艇激战后沉没，船上旅客5男3女蹬救生艇逃命。这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康妮·波特（塔卢拉赫·班克黑德 Tallulah Bankhead 饰），轮机工约翰·科瓦奇（约翰·霍迪克 John Hodiak 饰），发报员斯坦利·加勒特（休姆·克罗宁 Hume Cronyn 饰），受了腿伤的格斯·史密斯（威廉·班迪克斯 William Bendix 饰），富豪查尔斯·里滕豪斯（亨利·赫尔 Henry Hull 饰），船上黑人服务员乔（加拿大·李 Canada Lee 饰），护士艾丽丝（玛丽·安德森 Mary Anderson 饰）和因婴儿死去而精神错乱的海莉太太（希瑟·安吉尔 Heather Angel 饰）。众人还救上来一位德国潜艇上的纳粹威利（沃尔特·斯莱扎克 Walter Slezak 饰），由此引发了无数尖锐问题 本片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黑白摄影和最佳原创故事三项提名，并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女主角奖（塔卢拉赫·班克黑德）。
但是，“悬念”一词却并不足以概括希区柯克这个名字。仅管希区柯克对于惊吓他的观众们确实很有兴趣，但也有一些时候，他的目的，或者说他的事实结果却不仅仅是制造了恐慌，更是明白朴实地告诉了我们一些被深刻隐藏着，却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救生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在我看来，这里没有什么提心吊胆。很集中的场景和剧情：一艘客轮被德国潜艇击中，幸存者们被命运驱赶到一艘小小的救生艇。不同的职业、身份、阶层、国籍、人种，被不可抗拒的客观外力强置于一个公共空间。这时，有些平时永远不会相遇的人，永远不会较量的心思，不得不同舟共济。故事来了。思想、语言、立场、性格，这些元素组合，必然会发生一些有意思但不可预料的化学反应。这是一个深具寓意和文化思考的故事。简练而巧妙的结构，极富张力地折射出人心世态，暴露了人性潜意识里的多种面貌与情感本质。
悬念。还是必须说回悬念。“当观众知道电影角色所不知道的事情，并在情感上强烈希望能够及时发现笼罩在他头上的命运时，他们就会感到一种独特的紧张。” ——这是一位德国的电影史专家对希区柯克电影方法的专业解释。“独特的紧张”，这是悬念的效果。但是，“观众知道”，这是悬念的基础。这个解释真是讨好。你看，观众在电影之外扮演了俯视者，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虽然这个上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罪恶而束手无措。这个上帝，他只被委派了哀声叹气和惊声尖叫的职能。然而，他们知道！这就行了，悬念涎生于足够聪明有判断力的观众。悬念产生的同时，是观众对自我智力的满意认定。可是，电影短暂。通常，经历了无数的心慌意乱，希区柯克几乎总是好心肠地让他的主人公转危为安。几十分钟后，悬念随着主人公的虚惊一场宣告解除。亲爱的上帝履行完他们的紧张任务，重返人间。这时，观众一边从亮起灯的电影院往外走，一边做着角色调整。现实生活的救生艇就停在门外，那可不如坐在观众席上那么清楚明白。换回真实世界，其实，紧张还是一样，却并不独特，增加了一种荒唐。不过与电影里的角色做了对位替换，从一个为别人瞎操心的观众变成了现实剧情里的悬念主人公。
我同意希区柯克的最高贡献在于将“悬念”这个词丰富化。不再是轻薄的把戏，他扩展了我们对“悬念”的语义学理解。但是我更认为，希区柯克的“悬念”研究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犯罪领域里（仅管希区柯克的全部视线无一例外地全部落在了犯罪学上），而是寓示出我们日常生活和基本交往中，隐秘而又无所不在的突然性。悬念的物理学解释其实是落差。电影院里，是戏剧主人公的无知与观众洞察的落差。而现实生活中，则是时间运动带来事物不可预知的非逻辑变化。谁也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比如，下一秒，你把视线投向窗外，对，就是大街上那任意的两个人。你看，其中一个向另一个走去，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多近？近到两人可以被纳入同一个镜头。这时——“悬念”就产生了。
这不是电影方法，这是希区柯克的世界观。希区柯克，也就是一种伴随着不安和危险的现实真相。
把主角们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极其有限条件下，从而拷问人性的善恶，就是这部电影的母题。电影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当那个德国潜艇艇长，来到船上后，众人争论该不该把他杀掉的一段。个人认为这一段甚至可以作为电影学院的经典教材。那位先前努力拯救落水乘客的Kovac，认为应该“把这个纳粹丢下海去！”，资本家Charles认为现在是战争期间，“身为德国人，不是他的错”，并认为“此时应该用美国人的方式——投票！”来解决这个问题。先前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却极力要求先抢救别人的船员Smith此刻也也希望“把这个纳粹丢下海去！”，并公开自己原来是个德国人事实。那个先前表现出只关心自己能否拍摄到好照片，却对伤员的痛苦漠不关心的Connie，此时也扮演了保护这个德国人的角色，并称Kovac为仇恨富人的“共产主义份子”。船上惟一的黑人拒绝投票，因为他是个黑人。但他却是惟一一个能为死者作祷告的，虽然“上帝曾经只属于白人”。船上女护士Alice并不清楚明白大家所说的话，但却坚持认为只要是生命就值得拯救。
但后来当得知这个德国人欺骗了大家，并杀害了Smith之后，所有人一起把这个德国人扔下海去，个人认为，不管怎样评价这个德国人，他都应该作为战俘被对待，而不是私刑的惩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都犯了罪。不管他们之前是怎样表现的。
该怎样评价这部电影？对那个德国法西斯份子（德国潜艇艇长）的刻画是否片面成了重要的标准。
首先要知道，这个德国艇长是整部电影中惟一只有“邪恶”一面的角色，
其次，电影结局：Hitchcock把又一个德国受伤船员弄上船，该不该把他丢下海去，成了主角们的“哈姆雷特式难题”，电影在Connie的“该有他们（在孤舟上死去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台词中结束。Hitchcock貌似厚道的把答案留给观众们去思索，但实际上他想说的是“让所有德国法西斯份子都去死吧！”
是的，我的答案是，电影对这个德国艇长的刻画是过于片面了，虽然他是个法西斯份子。
Alfred Hitchcock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为自己的祖国深受法西斯德国荼毒悲伤，痛苦的人，对此，我深刻理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这一点，这部电影的艺术性被降低了一个层次。
5.9
不用考虑他怎么导话剧了，这是部政治宣传，在我看来没什么人性刻画，全片也并没有出现极端事件，没进入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能把一条到手的鱼扔掉，怕是还不够饿。导演还是更适合马斯洛金字塔顶部的那些，事关性力的那些。最大的悬念当然是德国人，但这些造成了其他人没什么立体感，菜市场砍价时嚷嚷着要看戏的陪衬而已。我给你讲个笑话吧，“飞机上有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飞机飞到一半突然没油了……”要么说他构思独特，要么说“仅仅是高概念而已”。整部影片让我想起了《1917》里面想要救命却被坠机的德国人杀死的那场戏，那场戏真好啊，给主舞台留白之后依然保有戏剧性。的确很工整啊，先让人不得不死（婴儿），再让人主动赴死（母亲），打算以此烘托后面将人害死的残忍（截肢者），可惜有点失败，既然事件的发生不够极端，那么这个情节只显得德国人天性极端。
每个人在给予理性的判断，为什么不该杀死这个德国人？一，这可是“谋杀”，违反法律。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生下来就是德国人。三，在战争中，他只是奉命行事。四，如果我们伤害他，我们将与纳粹没什么两样；如果我们善待他，也许他会改变，这是基督徒的作风。五，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力，他是战俘，有对待战俘的正确处理方法。六，我需要写书的材料。为什么该杀这个德国人？一，这可是个德国人。
最开始的议题是这样，强奸修女要比强奸妓女更可恶吗？随后就变了。第一种解释，越善良的人越需要变得聪明之类的，越聪明的人越有假装善良的资本；第二种，善良的人不是不邪恶，而是因为没有邪恶的能力。好了，我们已证明这个德国人满口谎言，又十分残忍，他有水，有罗盘，会说英语，朝着自己阵营走，还杀了我们的同伴，牛一不是牛二到这种时候不管用，又救起来一个德国人的时候，问题来了：为什么该杀这个德国人？一，这可是个德国人。现在明白了，所有人只是情绪引导反应，随后再找理由罢。《少年派》那个道理还真的有意义，上帝如何宽恕普通人——告诉他们，你们也只是动物。
还是不太满意，这位德国人在此境下非黑即白，毫无神秘感，我更希望在塔卢拉赫·班克黑德身上作戏，和希区柯克一样，我也喜欢希区柯克母亲那样的女性。和希区柯克一样，我也需要希区柯克的减肥药，出于流行文化收藏意义，哪怕我还不那么胖。
和希区柯克的其他影片相比，《救生艇》的气质明显不同，不论是在题材还是拍摄技巧方面。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希区柯克在“简约主义（minimalism）”艺术方面的重要实验：无闪回、切换镜头，不采用配乐，全部拍摄都在制片厂的摄影棚进行……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这个古怪又满腹才华的胖子的又一创举。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希区柯克的“有限布景（limited-setting）”电影之一（他的《后窗》、《电话谋杀案》也可以归入此类），并出现了他电影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群像戏”。这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之后的一些电影，譬如《十二怒汉》，继而计算着两者有多少相似之处，后者又可能受到了前者的多少启发。
《救生艇》拍摄于二战战况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也使得它看上去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于是也削弱了希区柯克电影中许多招牌式的悬疑元素。虽然从人物设定上不难看出影片对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问题的思考，但政治的主题依然主导了整部电影。因此上文所说的“群像”，本质上也只是表现出二战双方在精神上的较量。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故事原作者约翰·斯坦贝克决意要把自己的名字从主创名单里划掉，他的自然主义倾向和希区柯克风格化的呈现之间，本身就有太多分歧。
这种政治意图不仅反映在电影里，还出现在当时各方的评论声中。就在1944年1月13日，《救生艇》在美国上映的第二天，《纽约时报》便撰文表示了对电影的不满，认为它美化了纳粹，并且有抹黑民主制度的嫌疑。虽然不管是哪一方，都把反对纳粹作为了默认的前提。
这些争议现在看来已经变得陈旧，无关宏旨，至少也已没有当时那般激烈。在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脑海中出现的，反倒是另外一个古老的争议：强奸一个妓女比强奸一个修女严重吗？在《救生艇》中，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转化为：一个纳粹士兵一定比一个普通人该死吗？
我惊讶于自己为何会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产生怀疑，因为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讲，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真正困惑的，是人类的偏见。
所以我更愿意把《救生艇》看作是一部解构偏见的电影。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捷径，这种观念是现成的，不需要经过思考的。我并不否认这些政治正确，只是认为它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脑回路过于简单，限制了人认知的养成。就像许多解构犯罪的电影，《救生艇》给我的答案是，偏见的问题是无解的。
有趣的是，在单向空间最近出品的一个视频节目《十三邀》里，许知远表达了他制作这个节目的初衷，“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我突然很赞同这样的表述，没有偏见，就没有对世界的看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