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柳德米拉·古尔琴柯奥列格·巴希拉什维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诺娜·莫尔久科娃米哈伊尔·科诺诺夫安娜斯塔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AleksandrShirvindt塔吉雅娜·多吉列娃奥莉嘉·沃尔科娃斯塔尼斯拉夫·萨达尔斯基AllaBudnitskaya
类型：剧情爱情海外动漫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 状态：HD中字 年份：1983 地区：其它 语言：其它 豆瓣：8.6分热度：593 ℃ 时间：2022-11-16 1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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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车站》电影剧本
文/〔苏联〕埃·布拉金斯基、埃·梁赞诺夫
译/李湄、李钧学
我们这部影片的故事，要从刑事犯劳改村这个叫人不太愉快的地方讲起，读者看了不必大惊小怪。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个儿的命运，自个儿能料到么？
严冬之夜。风雪交加。
聚光灯把碾得平展展的大操场照得通亮，这正是劳改村例行晚点名的时候。九名值日军官在队列前逐个清点人数。点毕，到长官面前复命：
“清点完毕！”
“清点完毕！”
长官最后下令：“解散！”
值日军官同声重复：“解散！”
长官吩咐：“里亚比宁留下！”
一名值日军官接口复令：“里亚比宁留下！”
犯人们各自返回营棚，操场上只留下孑然一人，他瑟缩不安，似乎在等待什么倒霉的事。
需要说明，在这里，人分成两类：管人的和被管的。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里亚比宁可惜属于第二类，虽然他确实不象罪犯。他文雅、腼腆，四十来岁，也许四十出头。从他脸上一副对人信任的表情来看，他干不出不体面的事。这样的人，既不会青云直上，也不会触犯刑律。
“里亚比宁，过来！”长官叫他。
普拉东遵命，一溜小跑来到长官面前。长官通知他：“告诉你一件喜事——你老婆来啦！”
可是犯人丝毫没有喜悦的表示：“她来干什么？”
“看你！……”
“我可没叫她来，”普拉东脱口而出。“我不想见她。”
“你这是怎么啦？”长官惊讶地向。“为了见你，她走了七千公里呢！”
“爱走多远走多远！反正我不见她！”犯人居然顶起嘴来。
“她那么爱你，”长官愤愤不平。
“她？……她爱我？……”普拉东不悦地反问道。
“见了她你就明白了！给你通行证！你可以单独出去！我信得过你！”
“叫我上哪儿？”普拉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她在村子里租了间屋子，地址在这儿写着呢。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师傅就住在车站附近。公私兼顾，你就便到他的作坊去，把修好的手风琴捎回来！你是音乐家，检查检查，看看修得怎么样！”
“是！”普拉东回答得没精打采。他可以拒绝去看老婆，却没有权利拒绝取手风琴。
长官又摆出一副严厉的、秉公办事的样子：“听着，里亚比宁。通行证的有效期到明天早点名截止。八点整你得回来报到。逾期不归，以逃跑论处。去吧！”
后来，在门卫室——外面管这种地方叫传达室——门卫严格检查了普拉东的路条。
“原来如此，”他照例对犯人搜过身，拉开沉重的门闩，生硬地说：“通行证的有效期到早晨八点。下刀子你也得回来！迟到就算你逃跑，要加刑的！去吧！”
一出大门，普拉东回到了自由的天地。他失去自由已经很久了。
按规矩，劳改村周围有一圈带瞭望台的厚厚的高墙。它设在野外，四周没有其他建筑。一条碾平的大路从劳改村门口通向外界，路旁孤零零地竖着一根根电线杆。
普拉东迎着大风卷起的雪花吃力地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他就停下来，站了一会儿，毅然转身，急急忙忙返回劳改村，咚咚咚敲起门来。
门卫把小窗口打开一条缝，问道：“忘记什么了？”
“放我进去吧！”
“任务完成了？”
“什么任务？”普拉东没听明白。
“手风琴取回来了？”
“放我出来不是为了取手风琴，是让我去见老婆。”
“通行证上可没有提到你老婆。”看守砰的一声关上了小窗。
“那么，到车站有多远？”普拉东心里烦躁，大声问道。
门内传来：“不太远，八九公里……”
普拉东无可奈何，只得冒着严寒赶夜路。他先摘下别在短棉袄前胸的绿色姓名牌，把它塞进口袋，让自己感到是个自由人，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夜也好。他在荒凉的、覆盖着积雪的大路上走着，走着……天寒地冻，路途遥远，是那漫长的回忆温暖着普拉东的心……
一件往事萦绕在普拉东的心头。一个雾蒙蒙的夏日早晨，他和许多旅客一起乘莫斯科——阿拉木图快车旅行，与众不同的是，别的旅客都是清白的人。列车驶近扎斯图平斯克市，徐徐进站。
身材颀长、举止文雅的里亚比宁和其他乘客一同挤下火车。他穿着考究，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扁皮箱，沿着月台走向那即将决定他命运的车站餐厅。
仔细想想，那些一窝蜂奔向餐厅，想趁短暂的停车时间吃点东西的乘客，确实是餐厅的灾难。这群饿死鬼，蝗虫般扑向份饭，不喝酒，不点菜单上的菜，对餐厅完成营业额一点好处也没有。此外，还有些贪小便宜的人根本不付钱，吃完就溜，因为他们知道，哪个服务员也追不上火车。
标明“快餐席”的两溜儿长桌上排满一份份盛在铝制盖锅里的红菜汤，每份汤旁边各摆着一盘灰不溜丢的肉饼，等人来光顾都等凉了。
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也来到餐厅，找了个座儿，掀开捏亮的锅盖，瞄一眼见了叫人恶心的红菜汤，再看看肉饼，嫌恶地皱起了眉头。这样的饭菜他碰都不想碰。可是周围的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着。
“姑娘！”普拉东叫道。“过来一下行吗？”
答话的是女服务员薇拉，两只眼睛毫无惧色地瞪得大大的，但那张秀气的脸上已留下了饱尝世态炎凉的痕迹。
“不行！”秀气的女服务员蛮横地回答。
“您是这里的服务员吗？这桌子归不归您管？姑娘！请您给我要个清淡点儿的菜！”
“您有溃疡病还是怎么的？”薇拉笑了，一面对另一位顾客说：“一卢布二十戈比，钱正好！……谢谢……”
“对了，”普拉东点点头，“一瞅你们的菜，我就得溃疡病了！”
“等我去给您要能吃的菜……”薇拉边忙活边说，“这是找的钱，谢谢……等菜做得了，您的火车早开走了！再说，溃疡病人也不上餐厅吃饭，得了溃疡就该在家里呆着！”
说到这儿，薇拉倏地向门口奔去：“喂，这位客人！您忘记付钱了！”
“钱在桌上搁着呢！”那人不客气地说。“其实，叫我们吃这种东西，不该我们掏钱，倒该你们贴我们钱！”
薇拉飞快跑向那位客人吃饭的桌子——桌上没有钱。
“钱哪儿去了？”薇拉大声向道。“谁拿钱了？”
当然，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同情她。
“姑娘，你们老做过路客人的生意，该先收钱才是！”一位顾客建议。
广播器里传来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
就餐的人往外涌去。
普拉东也跟着往外跑。可是，薇拉板起面孔挡住他的去路。
“掏钱！”
“我什么也没有吃！”
“我可看透你们了。一个说付过钱了，可根本不见钱的影儿，另一个又说没吃，掏一卢布二十戈比出来！”
“您好好看看，”普拉东恼怒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会吃吗？！”
“我只要回头一看，您就溜到阿拉木图去了！”
“我不去阿拉木图，我去格里鲍耶陀夫市！我没吃，就不掏钱！”
这下可把薇拉气坏了：“不付钱就别想走！我那一丁点儿工资，还不够替你们大家伙儿垫帐的呢……”
普拉东不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你们这些吃餐馆饭的，替大家伙儿垫钱也垫得起！”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你们这号人，掏一个卢布二十戈比就倾家荡产了？！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薇拉果断地对把门的说。“叫尼古拉沙来！”
把门的很老练，从口袋里掏出哨子尖声吹了起来。
“哪怕你们把全城民警都开来，我也不付钱！”普拉东矜持地挺直腰板。“我没吃！这可是原则问题！”
一个年轻的民警中尉来到门口。
“尼古拉沙，”薇拉开白道，“瞧这个花花公子，”她的头向普拉东那边歪了歪，“要清淡点儿的菜，我告诉他来不及做，他就把份饭吃了……”
“我没吃！”普拉东气冲冲地插了一句。
“我们查一查！”中尉说。
“你们怎么查？”普拉东勃然大怒。“查大便？”
“……他还不肯付钱！”薇拉终于把话讲完。
“那么，我们作个笔录，”民警公事公办地说。“您不肯付钱……”
“可是没等您写完列车就该开走了！”
“我写得快，”尼古拉沙中尉笑了，“我常干这事儿。您坐的是哪趟车？”
“他的车已经开走了！”薇拉幸灾乐祸地说。“小气鬼，活该！”
“怎么，走了？”普拉东大叫一声，推开民警就冲出门去。
“逮住他！”薇拉声嘶力竭大叫起来。
“他现在跑不了啦！”民警懒洋洋地向薇拉摆了摆手。
普拉东跑上月台，望着远去的列车，垂头丧气。最后一节车厢已经快从视野里消失了。
普拉东骂了一句“真见鬼！”，便向一个戴红制帽的车站值勤走去。
“您瞧，我误了车。问题不在于一卢布二十戈比，而是太不公道。她说：‘付钱’，可我根本没吃你们的菜！”
“不错！”戴红制帽的车站值勤点了点头。“您是没有吃我们的菜！”
普拉东可没心思开玩笑：“什么时候有车去格里鲍耶陀夫？”
“出门就得多加小心，乘客向志！”车站值勤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训他一顿。训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们的火车既准时，又舒服。去格里鲍耶陀夫的列车二十点四十六分开。”
“那么车票怎么办？车票在那趟车的列车员手里。”
“怎么样？”普拉东背后传来民警的声音。“您到底是付一个卢布二十戈比呢，还是让我作个笔录？”
薇拉从民警背后探出头来，她还系着那条带花边的围裙。
“真不害臊，看着倒蛮象个读书人，亏你有脸来讹一个可怜的女服务员！”
普拉东一把抓住车站值勤的袖子说：“那我到底怎样才能离开这儿？连你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开车前十五分钟来找我，我带您去见列车长，他会处理的。”
“他要是不付饭钱，我们就自己处理他！”薇拉威胁着说。
车站值勤烦了，从普拉东手中挣脱他的袖子，扭头就走。
“还是付钱吧，”中尉好心好意劝普拉东。“作了笔录事儿更难办！”
觉察到民警善意的目光，普拉东明白过来，他只好牺牲原则付这笔钱了。他把钱递给薇拉，连瞧都不瞧她一眼。
“为了那顿我没吃的饭，给您三个卢布，不用找了！”
薇拉收下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在围裙兜里翻零钱找给他：“用不着，把找的钱拿去！”
“给您的小费！”普拉东傲慢地说。
“也许我不收小费呢！”
“也许你们餐厅还不讹顾客钱呢！”
“中尉同志！您可是亲眼看见的，我把他的臭钱找给他了！”薇拉伸出手把钱递给普拉东。
普拉东故意把手往身后一背。
于是薇拉弯下腰，把一张一卢布的钞票和一些零钱整整齐齐放在柏油路面上，做作地扭着屁股沿月台走了。民警对普拉东已完全失去兴趣，便巡视开往郊区的电气列车去了。那儿的乘客正在上车，个个争先恐后。
“缺德！”普拉东怒气冲冲，望着薇拉背影骂道。
一个看热闹的老盯着普拉东。普拉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弯腰捡起了搁在地上的钱。
饥肠辘辘的普拉东又踱回餐厅。冤家路窄，一进门他就碰上了薇拉。
“如果不使您太为难的话，请开开恩告诉我，”普拉东特别有礼地说，“哪几张桌子不归您管，我好知道该往哪儿坐。”
“那几张！”薇拉还是没好气地回答，接着就喊一个脸蛋儿长得漂亮，但有点赖皮样儿的女服务员（这种脸蛋儿顾客特别喜欢）。
“柳达，伺候一下这位同志！不过你得先收钱，要不然他会赖账的！”
“你怎么啦？”柳达在屏风后面回答。她正向一个年轻人献殷勤。“没见舒里克找我来啦！你自己伺候那位同志吧！”
薇拉走到普拉东的桌子跟前，把铁皮托盘狠命往桌上一撂。
“我也没辙！点菜！！”
“您……您这泼妇！”普拉东恶狠狠地说。“我这辈子也不吃您上的菜！”
说罢他愤然冲出餐厅。
普拉东走进候车室，满怀希望地奔向小卖部，可是柜台上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中午休息”。
普拉东怒容满面，回到餐厅。这一回他径直走向女服务员薇拉，一屁股坐在她对面：“拿菜单来！快！”
“噢，您的原则性真强！刚才还赌咒发誓这辈子不吃我上的菜呢！”
“小卖部休息了！”普拉东无可奈何地说。
“可又想吃饭？”薇拉挖苦他。
“当然。刚才我又没有喝那盘叫人恶心的红菜汤。这会儿您该明白了？”
“您要是没喝，怎么知道它叫人恶心呢？”薇拉反唇相讥。
“我懒得跟您贫嘴。什么菜清淡，给我上什么菜！”
薇拉眼中露出调皮的神色：“您在我们这儿误了车，也有我的不是，我得象伺候本市的贵宾一样伺候您。知道吗，上面有过指示，来宾和过路旅客不同，来宾得好好伺候，因为我们餐厅就象是本市的橱窗。哦，清淡的只有母鸡。我这就去端来。”
普拉东把手伸进口袋取钱。
“先收钱吧，我靠不住。”
“那还用说，”薇拉笑了。
“我的心情好象从来没这么坏过。”
“我们的母鸡也未必能使您好过些！”
薇拉接过钱塞进围裙兜里，数出了找头。
薇拉走进厨房。普拉东隔窗望着郊区电气列车。车门自动关上，列车缓缓出站。
薇拉端来饭菜。
“祝您胃口好！”
普拉东拿起刀叉，用餐巾细细擦着，嘴里还在骂，但他累了，尽管余怒未消，已经不想大吵了。
“我困在这儿都是您干的好事……一把火把你们这餐厅连车站一块儿烧掉才好呢……”
普拉东想切鸡吃，白费了半天劲。
“喂，这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薇拉故意装作天真无邪的祥子解释道：“您知道，鸡退了毛，身上什么标记都没有了。包装袋上倒有，可等我们端上来，包装早去了。您要想知道，我去问问掌勺儿的。”
“不用了，甭费心，我问问这只鸡就知道了！”
刀太钝，普拉东切了半天，母鸡兀自岿然。
“我想，它生前一定是位运动健将！”普拉灰烤劲撕下一只鸡翅膀，突然问道：“喂，你们这儿晚上有乐队演奏吗？”
“吵死了。我来餐厅以前，本来很喜欢音乐，可现在我简直跟它势不两立了！”
薇拉不拘礼节地往旁边椅子上一坐。
“您的行李呢？自个儿上格里鲍耶陀夫去了？”
“我全部行李都随身带着。瞧，”他指了指那只小箱子。“我去格里鲍耶陀夫只停留两天。星期一早晨必须回到莫斯科。”
“可是，现在您只能去一天了，”薇拉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您在这儿要耽搁一整天呢！”
“您明白就好，”普拉东脱口而出，“您知道这一天对我多宝贵，多重要。喂，您叫什么名字，姑娘？”
薇拉断定这个外地人闲得慌，就象通常所说的，想“缠”她，所以立即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我本来有名字，自打干了这一行，我就叫‘姑娘’了！告诉您，我可是攻不下来的！过路客更甭想。”
普拉东望着薇拉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可我……我根本没打算进攻这个……这个堡垒！”
对这种常能听到的侮辱人的话，薇拉不予理睬。
“说吧！说吧！你们全是一路货！”她站起来向厨房走去。
普拉东懒得跟母鸡继续战斗。他扔下叉子，直奔候车室而去。
在厨房分菜的桌子旁，薇拉的女友柳达给她出主意：“售药亭来了批芬兰进口的洗发香波，买点儿去吧！”
“好使不？”
“使了它头发长得好，松软光亮。我买了十瓶。这种香波难得来一回！”
经她这么一说，薇拉急忙往外走，半道上看见刚才那位顾客正在候车室里挂长途电话：“侦查员没来电话？他要是来电话，别说我在哪儿！随便说个地方就行了！我星期一早晨回莫斯科……栅栏什么时候运到现在跟我有什么相干？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些！……反正我不会住进那所别墅里啦！”
薇拉不由得停住脚。
“我现在要在另外一种栅栏里了！”普拉东发现薇拉在边上，恶狠狠地对她说：“别偷听！”
薇拉吓得一哆嗦：“我不是故意的。”
她在售药亭买了洗发香波就往回走，经过公用电话的时候，又听到：
“是的，往格里鲍耶陀夫给爸爸去个电话，说我明天早晨到他那儿。你不要为我担心。热烈地吻你！”
普拉东挂上听筒，又看见了薇拉。
“买这么多洗发香波干吗？对在汤里给顾客喝？”
“用它招待象您这样的顾客我倒挺乐意！”
普拉东来到车站广场。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跟别处一样，毫无特色。长满三色堇的花坛中央矗立着一座花岗石纪念碑。广场两边排列着几个露天售货摊，招牌上写着：“啤酒——矿泉水”，“香烟”，“冰激淋”，还有一个漂亮的玻璃售货亭——“扎斯图平斯克市纪念品”。
普拉东朝郊区列车售票处的小窗口里张望一下，里面坐着个和霭可亲的女售票员：“喂，您要是能告诉我，哪个站有什么仙乡乐土，我说不定会买张票去那儿逛它一辈子！”
“碰到你们这些酒鬼简直倒霉透顶！”售票员本是个毫无风趣的人。“要不要再给你来一杯？”
“不给我一巴掌就算您开恩了！”普拉东踌躇片刻，自己也闹不清该干什么，该去哪儿。没地方可去，他又折回车站月台，那儿老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在瞎逛。
警察局设立的逃犯相片橱窗吸引了普拉东的注意。相片上全是司法机关十分感兴趣的刑事犯罪分子。其中有个小妖精长着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她多次巧妙地骗取别人的信任，然后狡猾地卷款潜逃。另一张相片上是个笑容可掬的汉子，但他却是个杀人越货的匪徒。还有一张相片是个皱着眉头的男人，此人丧尽天良，不付贻养费。
薇拉正在餐厅里摆桌子，准备开饭，她瞧见普拉东从逃犯相片橱窗边上走开，坐到长椅上百无聊赖地望着调度机车开来开去。
长椅就在餐厅窗前，普拉东漠然望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乘客。有的在费力地搬沉甸甸的箱子，有的四处寻找搬运工人，有的和姑娘拥抱，热切地在她耳旁窃窃私语。
广播通知：“从塔什干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进一站台。因为列车误点，停站时间缩短。”
普拉东仍无聊地坐在长椅上，把身子靠在弓形椅背上。他身后的餐厅里，女服务员来回奔忙，托盘里的盖锅碰得乒乓响，脚下的鞋后跟踩得格登格登。
列车进站。一个体格魁梧的列车员从正对餐厅的车厢跳了下来。他把两个箱子从车门口送上月台。箱子装得满满的，连这样强壮的汉子也得用上吃奶的力气。
接着，他满面笑容直奔普拉东而来。普拉东惊讶地抬起头——他从来没见过这人。原来，列车员看见了餐厅窗口的薇拉，他大声喊道：“薇拉，喂，薇拉！”
薇拉朝窗外一看：“安德留沙，你从哪儿来？”
普拉东受不了耳边的喊声，往长椅边上挪了挪。
“怎么，跑起塔什干达条线来了？”薇拉接着问，从她声音可以听出，她见了安德烈很高兴。
“当班的列车员病了。走，到车厢里去！见你真高兴，我的小细腰！”
“我也很高兴！”
“来，跳出来！”列车员充满爱意，张开了双臂。
薇拉四下看了看，显得很尴尬：“我怎么走得开？瞧这一屋子的客人！”
“柳达！”安德烈象自家人似地喊薇拉的女友。“我要和薇拉……”
“谈点业务！”薇拉赶紧打断他。
“他们的钱我来收！”柳达答应了。“又不是头一回！去吧！这些人……”她用眼角瞟了一下那些正在大嚼的顾客，“不付账谁也甭想从我手里溜走。你们俩得快着点儿，停站时间缩短了！”
没等她说完，薇拉已经跑上月台，早没影儿了。
“还得把这些甜瓜搬来搬去！”安德烈晃晃脑袋，使劲从地上提起两只箱子。“里面有多少甜瓜，知道吗？”
薇拉灵机一动。她瞅着普拉东，弯身对着安德烈耳朵小声嘀咕了几句。安德烈半信半疑地盯着普拉东，也在薇拉耳边说了两句。然后他突然问普拉东：“您要在这儿呆很久吗？”
“呆到晚上！”普拉东答道。
“帮个忙看看箱子行吗？”
普拉东耸耸肩膀：“行啊！”
“您有身份证吗？”列车员又问。
“有。”
“随身带着吗？能给我瞧瞧不？”
普拉东老老实实地拿出证件递给安德烈。安德烈急忙说道：“喂，看好箱子，里面是察尔周甜瓜，保管得好，送你一个，这么大的！”他比划一下要奖给普拉东的甜瓜——一个很小的瓜。
“嗨，您怎么搞的！”普拉东有点不安。“把身份证还我，您不能拿走！”
安德烈和薇拉已经向车厢走去。列车员回过头来对普拉东说：“喂，老兄，看好箱子，十分钟以后还您身份证。您怎么连这点儿也不明白？”
安德烈一把抱起薇拉跨过铁轨。
普拉东看见安德烈先跳上车，薇拉四下望了望，也跳了上去。随即在紧挨着门口的列车员休息室窗口出现了安德烈的脑袋，他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放下厚厚的窗帘，于是，房间就和外界完全隔绝了。
普拉东笑着摇摇头。他弯下腰碰碰箱子上的锁，锁吧嗒一声开了。他稍稍掀起箱盖，里面冒出一股醉人的瓜香。普拉东拿出一个甜瓜，探身到餐厅窗内，从桌上拿起一把刀，用餐纸仔细擦净。
列车员休息室里，安德烈从窗口转过身来拥抱薇拉。
“撒手，列车员！”薇拉闪身。“你了解我，我不会在车上胡来的！”
“薇尔卡，我简直受不了啦，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一边儿去！我也不是小姑娘了。你每次只来那么二十分钟，可开起口来就象是丈夫似的！”
“这又不能怪我，”安德烈真心诚意在求她，“我一辈子都在跑列车！”
“哪怕来住上个把星期也好啊，”薇拉憧憬着，“我们就能象象样样的过上几天了。反正你没法把天下所有的钱都挣到手！”
“薇尔卡，别装傻！我可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不过这种车厢里的爱情真叫我恶心！”
这时，响起了发车信号。
“唉……反正也来不及了！”列车员无可奈何地说。
薇拉开了锁门，打开门，一阵风似的走了出来。
普拉东正大口大口地嚼着他正当挣来的甜瓜，一边瞅着薇拉从踏脚板上往下跳。
列车开动了。
安德烈拿着号旗从门廊里探出身来喊道：“薇拉，那是察尔周甜瓜，别忘了，三个卢布一公斤！”
他们的恋爱场面就以这么句重要的话结束了。
薇拉象一个常见的热恋中的女人那样，惘然若失地目送列车远去。
普拉东又切下一大块多汁的甜瓜。
薇拉走近长椅。
“这瓜……简直没治了！”普拉东拉长调子说，俨然是个鉴赏家。
薇拉在他身边坐下。
“给我也来一块！”
“我挑了一个最小的，”普拉东心甘情愿地切了一块给她。“我看箱子，你们请客，咱们两清了！”
“这瓜真不赖！”薇拉赞道。
“这么一大堆，您打算怎么办？投机倒把？”
“合法推销！”薇拉听了不高兴，纠正他。“三个卢布一公斤！”
“把身份证还我！”普拉东提醒她。
薇拉的反应完全出乎普拉东的意料，她竟发呆了：“您怎么把身份证交给他了？”
“一个穿制服的来问我要身份证，我自然给他喽！”普拉东回答得书生气十足。
薇拉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您的身份证到莫斯科去了。”
“这玩笑开得可不是时候！”普拉东冒火了。
“请原谅，”薇拉收起笑容。“您知道，安德烈把您的身份证搁在口袋里，后来我们干了一架，就把这事给忘了。”
普拉东反正已经犯法，真想索性把薇拉宰了！
“啊，您这个车站的败类！您把我坑了，您这个干巴鬼！”
薇拉委屈地说：“当然，您现在怎么说我都行，不过骂我干巴鬼也太过分了！”
“要是那蠢牛把我的身份证交给民警，那才更妙呢！”普拉东仍然火冒三丈。
“我知道，您在火头上，不过说他是蠢牛可不对！安德烈是个体面人！”
“体面什么，投机商！”普拉东打断她。
“投机商也可以是体面人。请您放心，后天十二点十分安德烈就把您的身份证带回来了！您还能赶上今天误了的那次列车。”
“没有证件叫我上哪儿过夜？”普拉东暴跳如雷。“本来我就已经够呛了！我得去看看父亲，也许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
“别慌！”薇拉极力安慰他。“您先不带身份证去格里鲍耶陀夫，等回来经过这儿，我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到车厢里也不迟啊！”
“回去我得坐飞机！要不就赶不上了！”普拉东无法平静下来。
“那就晚一天呗，”薇拉满不在乎，耸了耸肩膀。“现在又不会为了这点事儿开除您！”
“您把我全毁了！”普拉东绝望地抱着脑袋。“叫我怎么办呢？走又走不成！呆也没处呆！”
“您在莫斯科闯了什么祸？”薇拉好奇地问。“我听见您在电话里说……”
“我抢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普拉东没好气，说完转身就走。
普拉东又去候车室往莫斯科挂长途电话：“玛莎，是我……有什么消息？……他退休了没有？……你认为他喝醉了吗？检验结果出来了没有？……那可怕的场面老在我眼前晃着……不，我甚至很高兴就我一个……你千万别着慌，这最要紧。棚栏运来就行了。你什么时候播音？明天？……你还没给爸爸挂电话？给他挂个电话，说我后天晚上到。为什么，为什么？事情就弄成了这个样子……说来话长！好，不说了，我没硬币往里投啦……”
普拉东挂上话筒，又发现薇拉在边上竖起耳朵听。
“别再盯我的梢！”普拉东生气了。
“我没在盯您的梢！相反，我想帮点忙，因为是我坑了您。您闯大祸了？”她朝电话机歪歪脑袋。
普拉东闷闷不乐地望着薇拉，突然开口：“我送了人家的命。当然，是无意的。不过反正过错在我身上。”
“怎么回事呢？”薇拉小心翼翼地问。
普拉东绝望地把手一甩。
“原谅我，”薇拉忽然轻声说道。“鬼叫我为了那个卢布缠着您。在这种鬼地方，一天干下来，心都狠得跟野兽似的。别人对你凶，你也对别人凶。人家讹你，你也讹人家。简直都不象人了，真不知到底象个什么。”
薇拉眼看就要大哭了。
如今轮到普拉东来安慰她：“别难过……当时您正在火头上。我明白。我不怨您。”
“真的？”薇拉抬起了眼睛。
“我干吗要撒谎？”
入夜，餐厅里响起了音乐。每到晚上，餐厅可就完全不同了。除了招待过往旅客外，餐厅一头摆上结婚酒席，另一头在祝贺喜庆日子。
餐厅大门外照例挂着“客满”牌子，把门的坐在牌子底下。普拉东走近对他说：“劳驾叫薇拉出来一下。”
把门的推开一条门缝：“薇拉，早上那个出洋相的家伙找你！”
薇拉来到门口。
“对不起，又来找您了，”普拉东没好气地说，“不过，除了您，我在本城谁也不认识。博物馆参观过了，电影院也散场了，外面下着雨，旅馆没有证件不让住，叫我上哪儿去呢？”
薇拉想了想：“现在我没空，不过很快就下班了。您先在我那张桌子边上坐会儿，等我想想，让您上哪儿过夜。”
累得半死的薇拉又去履行她的职责——向一个醉汉收钱：“我好心好意对您说，付了钱回家去吧！”
“小伙子，再给我来二两！”酒鬼还要喝。
普拉东坐在就近的工作台旁。
“够了！而且我也不是小伙子，我是‘姑娘’！”
“小伙子，我跟你就象跟姑娘一样嘛。我还没喝够！”
“喂，立刻付钱！”薇拉抬高嗓门威胁他。“要不我可就喊了！”
这句话还是起了作用，醉汉掏出钱包：“朋友，别吼！多少钱？”
薇拉递上账单：“您该付二十一卢布五十戈比！”
“你自己拿吧！小伙子，我信得过你！”
薇拉从钱包里拿了钱，又把找的钱放了回去。
“你拿了多少？”
“账单上是多少就拿多少！”
“再拿五个卢布去！”顾客烂醉如泥，可还在摆阔气。
“五个卢布太多了！”薇拉没接受。“您有家吗？”
“常人有的我全有——老婆、俩孩子、还有条狗。”
“那我只收一个卢布的小费。”
“一个卢布太少了。你这活儿累得死人。拿三个卢布吧！”
“谢谢！”薇拉不再客气。“我再拿两个卢布。收好钱包，别丢了。能走到家吗？”
醉汉满不在乎，笑了笑：“小伙子，你小看我了！”
夜深了，餐厅正在收拾，普拉东和薇拉来到候车室。薇拉手里拎着一个大提包。女服务员下了班，包包里尽是些难以想象的东西，塞得鼓鼓囊囊的。要不，她们何苦整天去端那沉甸甸的托盘呢？
“铁路就象是国中之国，”薇拉说。“站上什么没有？！别担心，我会给您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那么，”普拉东象是在自言自语，“能不能在你们铁路王国里找一个长期的安身之处？”
“能！不过我们铁路上有规定，见了刑事犯可是要告发的！”薇拉明白普拉东的处境。“那您为什么离开莫斯科？是逃出来的？”
“我父亲七十二岁了。我想上法庭以前再见他一面。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时间了。我留下了保证不离开莫斯科的笔据。”
“好，就这么着吧！您还是乘第一趟去格里鲍耶陀夫的列车走。身份证我用保价信给您寄到莫斯科去。我说话算数！”
“那叫我怎么进彼得罗夫卡大街三十八号（注1）去见侦查员呢！”普拉东犹豫不决。“没有身份证是不给填入门证的！”
“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薇拉一转眼又有了主意。“您就说身份证丢了！”
“没犯法的人丢了身份证是小事一桩，”普拉东反驳道，“可这事要出在我身上就会罪上加罪。侦查员准会追问——丢在哪儿了？怎么丢的？”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老是庸人自扰。您就不会编得圆一点？”
“唉！我就是不会呀。干我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来假的。我准会全说出来。结果呢，我签字保证不离开莫斯科，倒把身份证丢在了扎斯图平斯克！”
“那您是干哪一行的，居然能不弄虚作假？”薇拉打心里觉得奇怪。
“我是弹钢琴的。干我们这一行正好相反，来不得一点儿假，老弹错就不要你干了，请你离开乐团！”普拉东向她解释。
薇拉叹了一口气：“今天真够累的，我想回家了！不过，没关系！现在我要按最高规格安排您过夜！”
“就怕咱俩对‘最高规格’的理解不一样！”普拉东依然怒气未消。
“我想，请您去外宾休息室，该不会有意见吧？”
薇拉猜对了。普拉东果然一点儿意见也没有。
外宾休息室里外两间，有拱门相连。外间办公，里间供外宾休息。这里总的来说很舒适：清洁、敞亮、安静。
“你好吗，玛丽娜？怎么好久没见你了！”
玛丽娜容光焕发，回过头来对薇拉说：“我有事，真有事。快嫁人了！婚礼在下星期四。你来不来？”
“那当然！相中谁啦？”
“还没有定呢！”
“怎么会这样？”普拉东十分诧异。
“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两个朋友。佩佳……挣得多，但是喝得也多，米佳挣得少，喝得也少。他们住在不同的区里。我呢，在两个区的民事登记处都递了申请。”
“就找不到一个完全不喝酒的？”普拉东对她十分同情。
“这样的人如今哪儿找去……”玛丽娜悲哀地两手一摊。
“玛丽娜！”薇拉把普拉东带进了休息室，她象自家人似的四面着看。“瞧，我带来的这个人叫我搞得很狼狈。我一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证留在塔什干开来的列车上弄到莫斯科去了。可是没有身份证哪家旅馆都不收。这张沙发您看还可以吗，钢琴家同志？”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分量，薇拉又补上一句：“对了，他还不止一次得过音乐比赛奖呢！”
“这算不了什么！”普拉东谦虚地垂下眼睛。
“躺下吧！”薇拉命令他。
普拉东顺从地往沙发上一躺：“给我点什么盖的行吗？我总不能穿着上衣睡啊！”
“会给的，什么都会给的！”薇拉应道。“玛丽娜，给他一条毛毯！”
这样厚脸皮的人，玛丽娜从来还没见过，一时间弄得她晕头转向，过了半晌才转过弯来。
“您压根儿就不能睡在这儿——穿着不行，脱了也不行！这儿只供外国人休息！”
“我差不多就是个外国人了，”普拉东赶快抬高自己身价。“顺便说说，我得过奖，而且是国际比赛奖！”
“我们这儿得过奖的人多得就跟没宰的狗似的！”玛丽娜回敬道。“而且，要是回头让人知道我把自己人放了进来……起来，喂，叫您起来！”她生气地向普拉东嚷嚷，这时候普拉东已经伸胳膊伸腿儿的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了。
“你这儿反正空着！”薇拉不满地说。
“空又怎么着？”
“你有房间空着没人住，有人想住一宿又没处去。”
“要是回头来了个日本人或者荷兰人怎么办？”玛丽娜煞有介事地说。
“那他呢？”薇拉的手指戳在普拉东身上。“他就不是人？”
“我付钱好了！”普拉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心里老大不愿意。
“第一，我们这儿不收费；第二，您就是给，也只有卢布，可他们有外汇！”
“真不知道咱们这儿是怎么搞的！”薇拉按捺不住发火了。“自己同胞在自己国家里反倒……”
“薇拉，走吧！别生气了！”普拉东拽着她的手往外走。
“不走，气死我了！”
“你吵什么？”玛丽娜打断她的话头。“这是我们好客的传统。”
“还说是好客呢！”薇拉简直气昏了。
“薇拉，别跟她一般见识！”普拉东懊丧地说。“本来就是摇头容易点头难嘛。”
“我的爱国心不答应！”薇拉仍然平静不下来。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玛丽娜诉苦说，“来参加婚礼吗？”
“当然来！反正没地方去……”
薇拉和普拉东垂头丧气地向门外走去。
他们身后的门刚关上，普拉东就说：“感谢您说我是获奖者。”
“没准儿您就是呢，是吗？”
“差不多。现在您要把我往哪儿塞呢？行李寄存处？”
“您真叫我烦透了！”薇拉没好气地说。“我住在城外，末班车眼看就要开走了。”
“恰恰相反，倒是您叫我烦透了！”普拉东气呼呼地说。“我这些倒霉事全是您给折腾出来的！”
“是呀，”薇拉点点头，“人也是我压死的。”
“太刻薄了！”普拉东低声说罢，便往一边走去。
薇拉看他要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忽然又追了上去。
“别生气。我不是存心气您，”她笑了笑。“剩下几分钟时间，还有希望找个地方，免得您在候车室硬板凳上过夜。”
“还有什么招？”
“上派出所去。不过您别瞎想……只不过我有个朋友在那儿工作……对啦，您见过他……就是要给您作笔录的尼古拉沙……”
“好主意！”普拉东满口答应。“待在那儿谁也甭想找着我。”
街上下着大雨。湿漉漉的铁轨在灯下泛光，只有覆着顶棚的月台没被雨水浇湿。
月台上停着一辆值勤警车，车顶上还旋着闪光器，看了叫人心里发慌。
薇拉趴在派出所的窗台上往里看，她向尼古拉沙打招呼：“你好！”
中尉正审问一个刚刚拘留的小流氓，他作了个手势请薇拉稍等一下。尼古拉沙面带倦容，可是那小流氓尽管鼻青脸肿，倒神气十足。
“这块青斑哪儿来的？”
“叫电线杆撞的！”小流氓不动声色地说。
“腮帮子又是叫谁打的？”
“信号机碰的！”
“那个信号机姓什么？”中尉挖苦他。
“我不认识他，我要认识他就不是人，”小流氓赌咒发誓，“我还是头一回揍他！”
“喂，听着，斯皮里多诺夫。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没等中尉说完，斯皮里多诺夫已经倏地跳了起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是知道我的……我保证不再犯了！”
说罢，斯皮里多诺夫夺门而出，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薇拉和普拉东走进派出所，中尉向她诉苦：“天哪，薇鲁莎，我快累死了……这车站实在可怕……尽是醉鬼……社会渣滓……能让我去脱产学习也好啊……你有什么事，薇鲁莎？又是这个，”他指了指普拉东，“他又闯祸啦？”
“不是他，是我。说真的，他是个钢琴家，我把他坑了。他的身份证我不小心搁到塔什干来的列车上带到莫斯科去了！没有身份证，哪家旅馆都不让进！”
“要告诉他我获过奖吗？”普拉东悄悄提醒她。
“这儿说这个不顶用。”
“薇鲁莎！”年轻的中尉尼古拉沙抱歉地说。“为了你我什么都……这你是知道的……可是叫我把你的钢琴家往哪儿搁呢？又不能搁在这儿……”
普拉东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让我在拘留室里过夜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拘留室里待过呢。”
“行倒是行，不过……”民警踌躇了一下。“拘留室里……有三个姐儿……”
“难道我们国家也有……？”这会儿普拉东踌躇起来了。
“总的说来是没有！”民警深信不疑地大声说。“不过……这种姐儿么，那可是要多少有多少！”
扣押那种姐儿的拘留室正对着大门，在屋子最里面。她们在拘留室里倒挺老实。一个头歪在肩膀上打磕睡，另一个在织毛衣，第三个正咬着铅笔头绞尽脑汁猜字谜。看来，她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因为她大声问道：“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哲学家？第二个字母是‘И’。一共五个字母。”
于是我们这位受过启蒙教育、挺有学问的现代民警给她作了解答：“狄德罗！……”
……薇拉和普拉东又回到月台，那个小流氓斯皮里多诺夫跑到他们跟前小声问道：“要不要。‘莫斯科人’牌小卧车上的汽化器？店里卖四十卢布，我只要五个！”
薇拉站住，直截了当地说：“滚一边儿去，懂吗？”
“懂！”斯皮里多诺夫早有准备，说罢拔腿便跑。
“走吧，我送您上公共汽车！”普拉东提议。
“您自个儿上哪儿去呢？”
他们又穿过候车室向出口走去。
“我就在候车室里待着吧，”普拉东自嘲地说，“仔细想想，我们这一生不就象是呆在候车室里吗？”他淡然一笑。“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永远在期待。有时候也确实等来了什么，然而却完全不是我们该得到的。”
“别发愁！”薇拉柔声说道。“我相信会证实您是无罪的！”
普拉东使劲摇了摇头。他不想提起那件伤心事，于是打断她的话：“上您家里去行吗？在走廊里待一夜也好啊！”
“您怎么啦，”薇拉惊叫了起来。“我不能带个男人回家呀！”
“啊——啊……这么说，您有丈夫？”
“原来是有的……”薇拉不太想谈。“分手三年了。不过我们还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是谁？”
“我和我女儿。”
“我很同情您。跟外人的父母一块儿住，而且还是分了手的丈夫的父母。”
“他们可不是外人，”薇拉干脆地打断普拉东的话。“他们很不简单，站在我一边。”
薇拉推开候车室的大门，他们来到车站前的广场上。现在夜深人静，广场上空荡荡的。一辆闪着红色尾灯的公共汽车刚从几步外的汽车站开走。
“瞧，好心没好报！”薇拉苦笑了一下。“这就是末班车。”
“我叫出租汽车送您回去。”
“我自己也可以叫，可是出租汽车司机不肯去我们那一带。我们不在城里住。我们家偏僻得很，我公公是个巡道工。”
“家里会着急吗？”
“会的！”
薇拉和普拉东又回到候车室。
“好吧，祝您晚安！”薇拉向普拉东告别。“虽然这儿不见得会很安静。祝您做好梦！”
“我也祝您做好梦。那您上哪儿？”
“我先用调度的电话跟家里打个招呼，免得他们担心。然后再看着办。”
“但愿您能找到个舒服点儿的地方过夜！也许您能回餐厅去？”
“餐厅夜间上锁。那儿有吃的，如今吃的可比钞票更值钱！”
薇拉走了几步，又转身回来。
“差点儿给忘了！我还没还账呢！”
“还什么账？”
“一个卢布二十戈比，”薇拉把钱放在长椅上。“我想，您确实没有吃那该死的份饭！”说罢便走了。
躺下睡觉以前，普拉东先从小皮箱里拿出一瓶花露水，给未来的床铺喷上点儿消消毒，然后铺上报纸，伸直身子躺在硬邦邦的长椅上，脑袋下枕着那只小巧的皮箱。如今普拉东只求这个荒唐的夜晚快快过去。他合上眼皮想睡，可是，唉！他的希望没有实现。
普拉东睁开眼睛，发现旁边站着薇拉。他迷惑不解地望着她。薇拉无可奈何，双手一摊。普拉东同情地笑了笑，挪了挪，让出一块地方给她。
她点头致谢，把手提包放在普拉东的小箱子旁边，平心静气地准备留下过夜了。普拉东重又躺下。
现在，他们躺在长椅上，头顶头——他枕着小皮箱，她的枕头是装着食物的手提包。
还是睡不着。两个人都不停地挪动身子，翻来覆去，谁都想躺得舒服一点。
“睡不着？”普拉东终于忍不住问道。
“铝锅硌我脑袋！”
普拉东以一种男性特有的殷勤问道：“要不要咱俩换个枕头？”
“想起明天一早就要去张罗卖甜瓜，我简直觉得活着怪没意思的！”薇拉讲心里话。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您一切都会好的……会有人帮您救您的……您还会去弹您的钢琴……”
“除非是参加狱中的文娱活动。我又不是独奏演员。我在乐团工作，听别人指挥。”
可是普拉东这番话并没有得到薇拉多少同情：“不管怎么说，也总比端盘子强。我和丈夫分手的时候……我又没有专长……当然，现在已经习惯了……”
“瞧，您一讲起餐厅里的事儿，我就想吃了，”普拉东忽然发表声明，“再说，您的手提包里又冒出一股股香味。”
薇拉坐起来，打开手提包。
“瞧，我今天带了些什么……”
薇拉从手提包里掏出瓶瓶罐罐，还有几个透明的小口袋：“服务员能拿到的常常都是客人……恕我直说，客人吃剩的配菜，拿回家去喂小猪。厨房里的东西全归掌勺的，没我们的份儿。什么时候才该我们交好运呢？只有摆酒席的时候。今天正好摆喜酒，由我上菜，好，我们现在也来入席吧。您想吃什么？”
“叫我吃残羹剩饭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小看人！”薇拉摇了摇头。“今天我带的不是残羹剩饭，是还没动过的菜。再说，不爱吃就甭吃！”
“现在我已经顾不上挑三拣四了，”普拉东说，“只能给啥吃啥！”他越过了某种无形的社会地位上的心理障碍，便谈笑风生地问：“那我以什么身份入席呢？新郎还是贺客？”
薇拉打量他一下，轻声笑了：“您当新娘！”
“那么您就当新郎了！”普拉东随机应变。
“亲爱的新娘！”薇拉兴高采烈地扮演起新郎来。“给你来点什么？”
“亲爱的新郎，我好象看见有齐墩果。还要一片熏肠，我的好人儿！”
“再吃个西红柿吧，我的美人！”薇拉劝他。
普拉东站起来，举起西红柿当酒杯，对着候车室里为数已经不少的沉睡的旅客充满感情地发表演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要为你们，为你们到这美妙的候车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而干杯。”
薇拉从那个取之不尽的手提包里掏出半瓶香槟酒递给普拉东。
“看来，得对着瓶嘴儿喝了！”普拉东把嘴凑近瓶口。“亲爱的，”他向候车室一摆手。“祝你们人人都能买到车票，准时赶到目的地，干杯！”
“一个女人能发表这番演说真不简单，”薇拉作出一副赞叹不已的样子。
“香槟酒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普拉东越演越来劲儿，厚着脸皮说：“别忘了，我是当新娘的。现在该由你来请我跳舞了！”普拉东调皮起来没完没了。近几天来的紧张情绪似乎已经松弛下来，现在他才露出本性！
“我特别爱跳舞！”薇拉会心地说。“只可惜没音乐！”
“我就是音乐！”普拉东益发兴奋起来。“不管我这个钢琴家是好是赖。谱子我还记得住。跳什么呢？扭摆舞、摇摆舞、探戈舞、查尔斯登舞？我全会。”
“来婚礼圆舞曲吧。”薇拉提议。
普拉东搂着薇拉的腰轻声唱了起来：
“虽然我们素不相识，
我的家又在远方……”
“可我的家很近……”薇拉插嘴说。
他们继续在躺着乘客的许多长椅之间旋转。
深夜，两个民警在候车室无情地叫醒熟睡的旅客检查证件。
检查证件总在半夜三更，别人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进行。是呀，人的美梦又值几个钱？！
“婚礼”上闹够了，普拉东和薇拉正头顶头安然熟睡。只不过现在普拉东的脑袋枕着薇拉的手提包，而薇拉的脸却贴在普拉东的小皮箱上。
“您的证件！”民警摇了摇普拉东的肩膀。
普拉东醒来以后，好一阵子没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证件！”民警粗声粗气又说了一遍。
这时候普拉东全都记起来了，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您知道，我坐火车去格里鲍耶陀夫。在这个站下车吃午饭。我没吃饭，倒要我付钱。我不付钱，噢，不，我付了钱。可是车已经开走了。后来……在另外一列车上……我的身份证……唉，怎么说才好呢……身份证到莫斯科去了……”
“身份证自个儿乘车走了？”民警尖刻地问道，显然打算把他带走。
“当然它不会自个儿乘车走！”普拉东竭力想把事情说明白。“它是跟了列车员去的……您知道，我那时候正在看甜瓜……”
“甜瓜……”民警皱起眉头重复一遍。“连说谎都说得不象，跟我走！”
普拉东推醒薇拉求救：“请原谅。我叫醒您，有人来抓我了！”
“这么快就来了？”薇拉一骨碌蹦了起来，速度之快绝非一般睡眼惺忪的人能办到的。
“不，不是因为那件事，”普拉东安慰她。“因为我是个没有身份证的流浪汉！”
“科斯佳！”薇拉生气地对民警说。“你怎么搞的，不让人睡觉？”
“薇拉，我这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民警科斯佳不慌不忙地说，值勤的人都是这样的。“有一伙人在列车上作了案，不知道流窜到了哪个城市。这家伙没有身份证。人没有身份证——那就不算是人！”
“科斯佳，这是我的老熟人！”现在轮到薇拉竭力把事情说明白了。“是我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证让塔什干开来的快车带到莫斯科去了。他是个钢琴家。得过许多奖。”薇拉看了普拉东一眼，又多加了一句：“对了，他还参加过比赛呢！”
“你怎么也睡在长凳上？”从民警的口气看来，他起了疑心。
“你又不是我男人，凭什么提这种问题！我爱睡哪儿就睡哪儿！”薇拉抢白他。
民警走开了，从远处传来他的声音：“您的证件！”
忽然普拉东慌张地说：“我看，这帮匪徒流窜到这儿来了。我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只剩下了一点儿零钱，”他把口袋里的硬币抖得哗哗作响。
“该去报警，”薇拉连忙说，“趁科斯佳还没走……”
“不行！”普拉东止住她。
“噢……是啊……”薇拉想起了普拉东的身份。“也许您弄错了吧？好好找过没有？”
为了保险起见，普拉东往长凳底下看了看，还是没有。
“钱多吗？”薇拉直为他难过。
“出来以前我上储蓄所取了二百卢布，买火车票花了些……在您那儿吃饭又花了些……真没想到！在睡梦中叫人偷走了！”普拉东气呼呼地说：“当初不躺下就好了！”
“罪犯没有象您睡得这么死的。您就象一个心里没有鬼的人！”薇拉善意地戏谑道，想冲淡一下普拉东的烦恼。
“是啊——啊……”普拉东叹了口气。“现在天晓得我成什么人了，既没有证件，又没有钱——就等于一个零！”
清晨，天色微明，普拉东推着一辆车站搬运工人拉行李用的手车在石子马路上走。
车上放着两个装甜瓜的大箱子，普拉东的小皮箱搁在上面。路面不平，大箱子来回摇晃，小箱子也跟着颠来颠去。薇拉紧随在车旁。他们经过敞开大门的仓库。自动装卸车载着大箱小盒从仓库里开出来。几乎每幢库房前都停着挂上一长串拖车的大卡车。
紧挨着仓库的是扎斯图平斯克车站编组场，一条条铁轨向远处延伸。扩音器传来女调度员烦人的喊声：“37一82平车进第十二编组线……192一46号车进第三编组线……第三编组线……”
薇拉给普拉东出主意：“您往莫斯科挂个电话，叫您妻子汇点钱来。”说完忍不住又刻薄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是买栅栏没把钱花光的话……”
普拉东假装没有听出后半句挖苦话，只简单地回答：“没有身份证反正也领不到钱！”
“明天十二点十分您就有身份证了！”
“要是您的情人把它丢了呢？”
薇拉勃然大怒：“您怎么敢侮辱我，我们上车厢去是谈业务！”
“噢，要是信口开河说你们上车厢去是谈业务，那也可以说我跟您现在简直就在床上了！”普拉东气冲冲地回嘴，他没睡够，而且根本就不爱推这辆沉甸甸的车。
“别做梦！”薇拉悻悻地说，为了气他又加了一句：“我才不干这种下贱事呢！”
“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普拉东尖酸地拖声拖调，“三个卢布一公斤——确实不贱！”
“这不怪我。卖了甜瓜，一公斤我才分到五十戈比，”薇拉向普拉东介绍起黑市价格的复杂计算方法：“三个卢布当中，安德烈分到一个卢布五十戈比。这合情合理，因为他在塔什干以每公斤五十戈比的价格买进的。还有一个卢布给集体农庄的二道贩子，因为集市是集体农庄的！”
“您的会计学真复杂。”生意经谈到最后，普拉东提了一个问题：“那我给您往市场运货，老板娘，您又给我多少钱呢？”
“您干活，我管饭！”薇拉皮笑肉不笑地回答。
他们来到一幢棕红色的三层楼房跟前。楼正面有一道裂缝，墙面已经剥落。房子四周用篱笆围着，窗下的小花已经发蔫。这种三层楼的房子是战后不久为铁路职员建造的。看来，从那时起，房子就从来没有修理过。
薇拉踮起脚尖，用暗号敲了敲窗。灰蒙蒙的玻璃后面现出了一个人的面孔，这人显然认出了薇拉，打手势让她进去。
普拉东进去的这套住房，里面的陈设和楼房的破烂外表截然相反，简直把普拉东惊得目瞪口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流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各种设备，这套住房里应有尽有。南斯拉夫俗称“美女”的成套高档家具、一排排各式各样的花瓶和高脚酒杯等捷克刻花玻璃器皿、“红宝石”牌彩色电视机、日本“阿卡依”牌立体声音响装置、大幅面的土库曼壁毯——总而言之，一个趣味不高的阔人应该具备的，这里全有。进了这套住房，无论如何也猜不透这儿住的是何等人物——红极一时的牙科医生？商店经理？驻外记者？还是官运亨通的国家干部？
出来迎客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丑八怪，光脊梁披着一件巴黎晨衣，嘴里叼着一支刚点燃的美国“万宝路”牌香烟。
“您好，米沙大叔，我把货给您送来了——察尔周甜瓜！”
“可我犯了脊推神经根炎。上次卖苹果闪了腰，如今弯不下腰，任你什么水果我都不要了！”主人这句话不啻是一盆冷水泼在薇拉头上。
“这么说，集体农庄庄员就是您？”普拉东惊奇地问。
“不折不扣的庄员！”米沙大叔回答得毫不含糊。
“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可真是提高了！”普拉东故意装出一副惊羡不已的样子。
“我们这儿什么都提高了！”米沙大叔神气十足。
“那么甜瓜怎么办呢？”薇拉慌了。
“薇拉，我对你的不安表示同情，”“集体农庄庄员”悲天悯人地说，“人民大众没有维生素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现在我可明白您的崇高使命了，”普拉东想挖苦他一下，“原来您是关心人民大众的健康！”
“说话别带刺儿！”米沙大叔理直气壮地说。“到底谁真正关心群众，是他们还是我，难说。”
“他们是谁？”薇拉确实没听明白。
“我才不会让你们抓到我的辫子呢，有理走遍天下！”米沙大叔有恃无恐地说。他发挥自己的看法：“我给人民提供的食品都是上等货，可店里尽是些次货！他们卖的西瓜是生的，去买还得排长队。他们卖的梨是青的，咬上去发木，吃了——原谅我用词不文雅——要拉稀，他们卖的西红柿那副难看样，瞧着都叫人恶心！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才不去呢！要是没我，那里人民的收成就得白白烂掉。我象爱护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爱护每颗李子！而供应站呢，无论是蔬菜还是水果，都不好好保管，因为那些东西谁的都不是！”说到这里，米沙大叔突然用食指戮了一下普拉东的胸口问道：“可你是什么人？”
普拉东犹豫了一下：“我好象什么人都不是……”
“他是个误了车的乘客！”薇拉替他解围。
“妙极了！”米沙大叔高兴了。“本地没有人认识他。我们就让他装成中亚来的集体农庄庄员吧！”
“可我不会做买卖！”普拉东惊叫起来。“说什么我也不干。”
“难不倒你的！”二道贩子慈父般拍拍普拉东的肩膀。“你只要想一想我们官商怎么做买卖，你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耍态度，你就满脸赔笑！他们斤两不足，你就把秤翘得高高儿的！”
“把秤怎么？”普拉东没听明白。他自己也知道，身上一文不名，要想推掉这卖瓜的差使不那么容易。
“你给顾客多秤上一两二两，他就美死了。店里卖的水果全是湿的……”
“那为什么？”普拉东又不懂了。
“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儿刚生下来还是怎么的？”米沙大叔两手一摊。“那是为了压秤，”他继续开导普拉东。“而你卖的甜瓜是干的，摸上去也舒服，又光又滑，跟娘儿们的皮肤一样！我这就给市场经理打个电话，叫他们给你准备一台秤和一件工作服，可别给你两巴掌！”
“我不去！”普拉东固执地说。“让薇拉自己去卖！”
“我可不能在市场上露面，”薇拉不慌不忙地说出理由。“我自己就在商业系统工作！”
“可这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普拉东无明火起。“我是个音乐家！”
“音乐家做买卖又怎么样！”米沙大叔开心地笑了。
“对了，我都忘记了……您还是国际比赛的获奖者呢！”薇拉揶揄地拖长调子说。
“我真的可以获奖，”普拉东大叫起来，“只要派我去，哪怕就去一次……”
“集市上做过买卖也一样会派你去！”米沙大叔让他安静下来。
“真了不起，好清高啊！”薇拉火气也上来了。“我凭什么要管您饭！”
“我不愿意搞投机倒把，也不会去干！”
“我看，你是不好意思吧？！”米沙大叔插嘴说。
“就是！”普拉东老老实实承认，“再说，心里也害怕！所以我说什么也不去！”
米沙大叔以演说家的姿态庄严地说：“过去人们把善良和理性送到民间去。现在，这些都够了，现在该送吃的了！去吧，把甜瓜送到民间去吧！”
扎斯图平斯克市的集体农庄集市。普拉东送来了甜瓜——三个卢布一公斤。
命运驱使倒霉的钢琴家前去的集市紧挨着火车站。集市一面向着铁路，便于那些麻利的过路客用短短的停车时间前来采购，另一面对着车站广场，本市居民买东西也很方便。这里每种货物都有标价。日后要在影片中公布这些价目虽然叫人难为情，但也没法子，到时候非公布不可。
离普拉东的柜台不远，有个戴玻璃珠绣花小圆帽的青年正在起劲地叫卖大小完全一样的甜瓜，只是……每公斤便宜五十戈比。难怪普拉东的甜瓜无人问津了。不仅如此，有些买主还对这位初出茅庐的新手出言不逊，许多话竟然是不堪入耳的。
“你怎么了，疯啦？”一位老太太骂道。“奸商！”
“价钱不能减了！”普拉东心里抱歉，但又不能退让。“我是在执行命令！请原谅。”
“把你们这帮人全宰了也不解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是买了送到医院去给孩子吃的！别人倒霉，你们发财！”
“那您拿一个去吧！”可怜的普拉东不知所措，递给她一个甜瓜。
“叫你跟你的甜瓜一块儿见鬼去吧！”年轻的妈妈一把抢过甜瓜，趁着慌了手脚的普拉东还没把瓜要回去，快快走开了。
“你们这帮寄生虫真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指着普拉东的鼻子骂娘，骂得挺来劲。
这时候，薇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她换了一件连衣裙，漂亮的衣裳使她生色不少。
普拉东没有看见薇拉。
“不爱劳动，干这个，下流痞！”那个工人模样的人骂起来没完。
“下流痞”这个词儿深深刺痛了普拉东，他差点哭出来。
“我不是下流痞！我是旅客，我误了车！我本人就恨那些贩子。”
普拉东还是没有看见小心翼翼走近柜台的薇拉。
“利用暂时困难养肥自己！”一个胖大嫂也在破口大骂。
“我又不肥！……”普拉东委屈地为自己辩护。“我的身份证跟车走了，我的钱也叫人偷了……这瓜又不是我的，我是身不由己啊！”
连筱拉自己也莫名其妙，她竟对普拉东怜悯得心酸起来。普拉东后来到底看见了薇拉。他以求援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望着薇拉。
薇拉这个餐厅服务员算没白当。她跨前一步，回敬那位胖大嫂：“干吗骂人？不想掏钱就别买！是肥是瘦，自个儿先照照镜子！”
胖大嫂气急败坏地向戴绣花小圆帽的青年求援，争取同情：“在国营商店受气，到集市来散散心，还是受气。来，给我秤一下那个甜瓜，小点儿的那个！”
普拉东佩服地看着薇拉。他知道，这下子救星到了。
“多谢您！”他小声说。“我简直要死了。救救我。”
“别着急，我这就把他们全轰走！”接着，薇拉大声说：“戴绣花帽的那位同志卖的瓜便宜倒是便宜，不过那是次货，苦的！”
“你尝过？”乌兹别克人反唇相讥。
“我看得出这瓜全透心儿烂了！”薇拉一边向他开炮，一边悄悄地对着普拉东耳边：“我看，他的瓜比咱们的好！”
“我也这么想！”普拉东说的话轻得几乎听不见声。
胖大嫂哆嗦一下。甜瓜的主人觉察到了，便把身子扑过柜台，对她说：“别听她的，这是他的女人，在给他帮腔！”
“这不是我女人！”普拉东坚决否认，趁人不觉察时又向薇拉眨眨眼。
“压根儿我就头一回看见他，”薇拉来劲儿了。“我不过是打抱不平！”
“我这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看见你们所有人！”普拉东愤然喊道。
一个卖西红柿的秃子插话说：“这是生人！二道贩子！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你自己才是秃头二道贩子呢！”普拉东恶狠狠骂道。“你怕是从来就没见过西红柿树！”
“你的甜瓜才长在树上呢！笨蛋！”西红柿贩子回答得还算客气。
“你不懂，这是说着玩的！”薇拉连忙反击。“你自己的西红柿都长虫了！”
一个卖醋栗果的大娘两手举起一拍：“搞什么名堂！这些城里来的骗子，简直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才好！他们的货大概是向列车员买的……”
“而且要价还那么高，能把人吓一跳！”另一个大娘随声附和道。
“叫民警去！”又有一个小贩喊了起来。
“我当证人！”胖大嫂自告奋勇。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心里明白，他们成了众矢之的，得想个法子才好。
于是普拉东向这些同行大声建议：“朋友们，不用找民警，我们私下解决吧！”
“他说得对！民警又不是我们贴心人！”卖西红柿的秃子说。“我们把他痛痛快快揍一顿不就完了！”
“谁敢碰他！”薇拉可不答应。
“做做好事吧！”普拉东急忙说。“这是我初次登台做买卖。也许不太成功。不过我是头一次站柜台。这些该死的甜瓜……你们帮我脱手吧，拉兄弟一把！”
“你们把他的甜瓜全要了吧！”薇拉跟他一唱一和。
那群小贩见生手就范了，便平静下来。
西红柿贩子重重叹了口气：“我的善心要把我害苦啦！我要你的甜瓜干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呀！这样吧！你那堆瓜我全要了，一个卢布一公斤！”
“一个卢布一公斤，那还不如留着自己吃呢！”薇拉恼火了。
“好吧，”一直没吭声的苹果贩子突然开了腔。“我出一个卢布二十戈比！”
“简直是拦路抢劫！”薇拉骂道。
“一个卢布三十戈比！”乌兹别克人也来参加拍卖。
“一个卢布四十戈比！不能再多了！”卖西红柿的最后说。
“一个卢布四十戈比我们不能卖！给上头还得交一个卢布五十戈比呢！”普拉东说了实话。
“亲爱的买主！爽气点儿！”薇拉怂恿他们。
集市上的实业家都不吭声，局面显得很尴尬。
于是普拉东决定恶作剧一番。
“得，要来就来真的！”他用招徕顾客的腔调起劲地喊道：“喂，谁买察尔周甜瓜，蜜样甜，姑娘家皮肤那样滑溜，入嘴就化。来呀，快买呀！一公斤卖一个卢布五十戈比啦！”
胖大嫂老练地往普拉东的柜台前一站。
“我排第一！”
“同志们，趁这会儿还有货，快来买啊！”薇拉向大伙儿喊道。
“喂，别喊啦！”戴绣花帽的怒吼一声。“一个卢布五十戈比，我包了！”
“哼！你们全是一路货！”胖大嫂闷闷不乐，嘟哝了一句，一个没买就走了。
……过了会儿，普拉东和薇拉在市场门口告别。
“您刚才胡说什么‘西红柿树’的时候，差点儿没把我急死……”
“您自己也真行，”普拉东快活地学她，‘西红柿长虫’是谁说的？”
“您还大喊大叫说甜瓜又光又滑，跟姑娘家的皮肤一样……”想起他说的话，薇拉就觉得有意思。
“您还说压根儿没见过我，撒谎比说真的还象……”
“真可笑，不过……我跟您连一个戈比也没挣到！”
“抱歉！”普拉东弯腰行了个礼。“我不是做买卖的料。好吧，再见啦！”
“再见！”薇拉答道。“您上哪儿？”
“候车室。我还能上哪儿？”
“那太好了，”薇拉听了满心高兴。“您反正去车站，把小推车送回去好吗？箱子存在行李保管处，说是我的就行了！”
“好，”普拉东顺从地点点头，“送小车，存箱子，告诉他们……”
“我回家了，瞧，车站就在那儿！”
他们站在正对着人声嘈杂的车站广场的市场门口。薇拉指给他看公共汽车站。象俗话所说的，抬腿就到。
普拉东温文尔雅地弯下腰，把小车推近薇拉，装着打开车门的样子。
“要是您不嫌弃……请允许我送您去车站！”
“可是总共才不过……两步路！”
“可是，经过集市上那场战斗，我想，您一定很累了。”
“是的，那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请……”普拉东仍然半弯着腰，还扶着那扇根本不存的车门。“我用私人汽车送您！”
没过多久，普拉东推着车站搬运工的小车走上了马路，薇拉骄矜地高踞在两个空箱子上，膝上放着普拉东的小皮箱。
“谁想得到，我竟成了个人力车夫！”
“那又怎么的？”薇拉调皮地问道。
“车上拉的货倒是很可爱的！人力车夫也很有教养。”
“这话什么意思？您是对我献殷勤吗？”
“我倒很乐意，就是眼下没这种情绪……”
“真可惜！”薇拉无意中流露出真情。
“我也觉得可惜！”
“您爱您的妻子吗？”薇拉突然发问。
“一个人结了婚半辈子，就什么也说不清了……”普拉东避免正面回答。
“您怎么又把我往回拉了？”
“我这辆车现在算是公共交通工具了，”普拉东热心地向薇拉解释，“您看，这儿有‘绕行’的交通标志，所以我们就得绕着广场走。”
普拉东突然急停车，险些没把薇拉甩出去。
“干什么刹车这么急？您的车上还有乘客呢！”
“您看，右边有车挡道！”普拉东指了指从胡同里开进广场的一辆小型载重汽车。“我遵守交通规则！”
“您有孩子吗？”薇拉好奇地打听。
“有个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他闷闷不乐地说，“爱时髦，尽穿那种磨得发白的牛仔裤，还挺能喝呢。”
薇拉回到主要的话题：“您的妻子长得好吗？”
普拉东不喜欢别人这样盘问他，故意气她：“美极了！”
“身材呢？”
“叫人神魂颠倒。”
“早就没车挡道了！”普拉东的回答不中听，薇拉把话岔开。“快跑！您这辆车怎么晃得这么厉害！”
普拉东继续推车往前走。他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得罪了薇拉，赶紧加了一句：“不过您笑得很美！真的，不骗您！”
这下子薇拉可真见怪了。
“停车，我要下来！”
“不能停！”车夫不听她吩咐。“您没看见‘禁止停车’的交通标志吗？”
“那我就跳车！”
“请原谅我笨头笨脑，一点不懂女人的心理，不过，笑容无论如何也比身材重要。笑容是心灵的反映！也只有象我这样的白痴，才会当着一个女人夸另一个女人。”
“其实，您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
“您的列车员跟我有什么相干！”
“那您跟我也没有什么相干！”薇拉寸步不让。
“那您跟我，”普拉东刚说一半就哽住了。“那您跟我，……还有相干！”
“那就快跑！”薇拉下令。
普拉东使劲推着车子跑。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原来有那么大的马力！”
普拉东在车站给妻子挂长途电话：“别再说蠢话了，你一点儿罪也没有！……谢谢你替我张罗。你那位最了不起的律师怎么说？……那好，我们就指望这个了……不，”说到这儿，普拉东笑了，“我还没有到格里鲍耶陀夫。目前我还在扎斯图平斯克……我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普拉东自己也在想，他到底在这儿干什么。“你知道，我……我在这儿……呆着！……你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我不去杂货店找这找那布置别墅……现在不跟你告别，因为晚上就能见到你了……”
经过这一天半，普拉东已经逐渐习惯了车站的生活方式。站上那没完没了的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来往旅客——哭的、笑的、接人的、送人的、喝醉的、打架的、掏腰包的，还有那些身穿鲜橙黄色上衣的修理工和穿制服的铁路员工——普拉东对这一切都已司空见惯。
车站上含混不清的广播，来去匆匆的电气机车的汽笛声，喇叭里传来的雄壮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他也充耳不闻了。
他确实已经适应了车站的生活，这证明一个人无论在哪儿都是可以活下去的……
薇拉在车站广场上装作等公共汽车的样子。
普拉东从车站大楼出来，第一眼先看薇拉走了没有，见她还在，便高高兴兴地快步走过去。
“公共汽车那么少，真好。”
“车来过了，不过上面挤满了人，”薇拉信口瞎编。“所以我想不如等下一辆。”
“这儿可不会有挤满人的车开来，这是终点站，”普拉东愣头愣脑地说。
“真没教养。不点穿不行吗？往莫斯科挂长途了？有什么消息？”
“谢天谢地，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俗话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他们没找您吧？”薇拉小心翼翼地问。
“那我怎么知道……现在还不象……”
一辆空车进站。
薇拉抓住汽车扶手说：“那么再见了！”
“再见！”普拉东边说边跟着薇拉上了车。
“您是送我还是因为没处可去？”
“二者兼而有之。”
薇拉往自动售票机里投了五个戈比，扯了一张票递给普拉东，然后大声说：“我有月票！”
汽车出了城。
“您以前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普拉东显然对薇拉的一切都感兴趣了。
薇拉看出这点，因而乐意告诉他：“他是火车司机。我们一家就可以把一条铁路包下来。他是司机，他父亲是巡道工，母亲过去也干站上的活，弟弟在机车库，我的弟妹是列车员，我自己在站上的餐厅样样都干！”
汽车已经在郊区公路上行驶。
薇拉从座位上站起来：“咱们该下车了！”
普拉东和薇拉走在公路一侧的乡间土路上。
忽然薇拉停住脚步：“您不要再往前去了。谢谢您送我回家！”
远处可以看见铁路路基。边上是巡道工的小屋。
“火车这么吵，您怎么睡得着？”普拉东脱口而出。
“惯了。现在没有声音我反而睡不着。铁路员工都住在铁路边上。铁轨两旁的地面一律划归铁路使用，有人称它是隔离地带。”
“隔——离——地——带——”普拉东一字一顿地重复。“这个叫法真妙。”
“再见。”
可是普拉东并不想和薇拉告别。
“我还没有向您提一个男人提的问题：今天晚上您有空吗？”
“想请我去候车室吗？”
“您穿了这么漂亮的裙衣！”普拉东赞不绝口地说。“连上帝都吩咐我今天晚上请您去饭店进餐！”
薇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我多久没下馆子了！”薇拉沉入遐想。“我去去就来，您在这儿等我！”说罢就走了。
普拉东坐在一截小树墩上等薇拉。他看见一个小姑娘从巡道工的小屋里跳出来跑到院子中间搂着妈妈的脖子。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头向铁路走去。普拉东猜，这准是薇拉以前丈夫的父亲。薇拉和女儿一起进了屋子。铁路上出现了一列望不到头的货车，有车厢、油罐车、装着砂砾的平车和运载小轿车的双层平车……
普拉东陷入令人不快的沉思，连薇拉过来都没有发现。
“我收拾好了，女儿喂饱了，还给家里打了个招呼，今天要晚回来。现在，我们玩去吧！”
他俩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薇拉突然想起：“瞧，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说罢便打开小提包。
“您该不是想借钱给我吧？”普拉东挑衅地问。
“我付帐多不光彩。该男的付。”
“去哪家馆子？”
“您不在意的话，请我上我们餐厅吧！”
“想显摆显摆？”普拉东猜中了她的心思。
“对了，我要赛过她们所有人！”薇拉坦率地承认。
“收起您的钱！”普拉东矜持地吩咐。
薇拉狡猾地在他耳边低声说：“我们赖帐，吃完就溜！”
“知道您把我看成刑事犯！”普拉东还在造作地说。“从某一点上讲，这是对的，不过在今天这个具体场合我们不干这种丢人的事！”
“怎么讲？”
“这是秘密。我本来就是个神秘的人嘛。”
公共汽车来了。
“瞧，来车了。”
普拉东扶着薇拉坐下：“好，您给我买一张车票就行了！”
“那当然……”薇拉大方地说。
晚上，餐厅里有乐队演奏。一对对情侣紧紧地偎依在一起，在本市换车的旅客冷冷清清坐在一边，一些人结伴而来，在这儿欢庆喜事。
薇拉和普拉东独占了一张小桌。
“真不象话！”薇拉不高兴了。“为什么没有人招呼我们？”
“您怎么不明白，”普拉东叫她别着急，“她们现在都在议论说您怎么把我搞到手了。”
“是我把您搞到手了！”
“当然！”
“瞎扯！”薇拉气急败坏地说。“是您把我搞到手了！”
“不胜荣幸之至！”普拉东立刻屈服。
“这才象话！”薇拉用教训的口吻说。
一个又高又胖的女服务员慢腾腾地走过来。
“晚上好！请看菜单！”她把一张菜单递给普拉东，故意不瞅薇拉一眼。
“维奥列塔！”薇拉十分诧异。“你怎么不认得我了？”
维奥列塔倒挺老实：“我怎么知道该不该认你！”
“你们认识一下！”薇拉介绍自己的男朋友。“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对了，他是个钢琴家。”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维奥列塔。”
“我也很高兴！”普拉东欠欠身子。
“你们点什么菜？”女服务员打开小本本，准备记菜名。
“菜该由女士来点！”说着，普拉东把价目表递给薇拉。“您看吧！”
“这玩意儿我全背下来了！”薇拉把菜单放下。“这样吧。我们喝……”说了一半，她停下来看了看普拉东。
“我无所谓，不过最好是白兰地。”
“好吧，要亚美尼亚白兰地，”薇拉开始点菜，“三星牌，比这贵的不要。四两就够了。告诉柜台上是我要的。可别让他们搀水。”
“怎么，往常都搀水？”普拉东马上插了一句。
“从来不搀！”当班的女服务员反应也很敏捷。
“嗯，要点儿什么小吃呢？……”薇拉在考虑。
她正起劲地点菜，维奥列塔当头一盆冷水：“今儿小吃只有干酪！”
“告诉掌柜的这是我要的，让他从库房里拿点灌肠来，”薇拉继续发号施令。“热菜么，要基辅肉饼。您说呢？”她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普拉东。
“行。”
“告诉厨房，”薇拉越说越来劲，对女友下起指示来，“这是给我做的，让他们用真正的油给我煎肉饼！”
“那给别人用什么油？”普拉东的求知欲永无止境。
“不该知道的事您又何苦打听呢！”薇拉毫不掩饰地叹了一口气。“喂，还要冰激淋！”
“不过要告诉厨房，这是薇拉要的，”普拉东插嘴说，“让他们除了冰激淋以外，不要再往里搀什么别的东西！”
维奥列塔一走开，普拉东脸上忽然愁云密布。他往后一仰，心不在焉地拿起叉子不时在空盘上敲打几下。
薇拉想知道他怎么了。
“我看您的思绪跑得太远了！”她央求普拉东。“回来吧！”
普拉东从哀伤的思绪中回到现实中来，望着薇拉，如梦初醒。
“现在我全告诉你！”普拉东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已经改称薇拉为“你”了。“那天我和妻子从谢列梅捷沃机场回来。她的女朋友去阿尔及利亚，我们去机场送她，是我妻子开的车。她对开车简直着了迷，实际上我倒不怎么开车。她开得很猛……眼看就回到莫斯科城里了……那时候已经挺晚了，天很黑……突然有个人跑步横穿马路……我的妻子急刹车……可是……”
“那人是醉汉吗？”薇拉轻声问道。
“我们也希望如此……可是验尸结果证明他没有喝酒！”
这时候维奥列塔端来了白兰地和灌肠。
“热菜还得等一会儿。从杜尚别来的车到了，现在先要供应他们……”
其他的女服务员已经用托盘端来一客客盛在铅制盖锅里的份饭。
“你们餐厅有电视机吗？”普拉东突然坐立不安起来。
“要电视机干吗？”薇拉困惑不解。
“有还是没有？”普拉东边问边看手表。
“经理室有！”
“快走！”普拉东倏地站起来。
薇拉莫名其妙，把普拉东带到经理室去。经理室里空无一人。
薇拉拧开电视。
“你们这台电视机怎么开了半天还不亮？”普拉东又着看表，不耐烦地说。
象往常一样，先出声儿，是个女人的声音：“北极的冷空气从巴伦支海进入……”
荧光屏直到这会儿才亮，现出一个服装优雅的漂亮女人。她用小棒指着地图，用天气预报常用的语汇报告气旋和反气旋的消息。
“这是我的妻子！”普拉东向薇拉介绍。
“真是个美人！”薇拉闷闷不乐地评论。“您没有言过其实！”
“这样，车祸发生以后，”普拉东在妻子单调的学术性讲解声中接着谈自己的伤心事，“不用说，她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后来忽然说：‘我完了！再也不会让我上电视了！’民警来的时候，我突然……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说，是我开的车！”
“那她说什么？”
普拉东踌躇了一下：“她没有吭声。”
“就是说，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也不见得……她哭得很伤心……”
“碰到这种事谁都会哭……”薇拉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了看普拉东。
“我自己总在想，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只不过是替电视观众着想罢了，”普拉东自嘲地说。“要不然，以后谁给他们作天气预报呢？”
薇拉感到不自在。她说：“气旋的消息知道了，别的没什么可看的。我好象该回家了！”
“女人没有女性的自尊心就不是女人！”普拉东表示赞赏。接着，他开诚布公地说：“第一，我不想让您走；第二，恕我直言，您自己心里也不想走；第三，既然如此，我们就大大方方的吧！”
餐厅里响起了车站广播员的声音：
“从莫斯科到杜尚别的十九次快车就要从一站台发车了。”
乘客从餐厅蜂涌而出。
薇拉和普拉东又坐在原来的那张小桌旁。
“私人小汽车……女朋友坐飞机去阿尔及利亚……妻子上电视……”薇拉自言自语地说。“对我来说，这简直就象是月亮上的生活……我呢，我尽拣些饭桌上的剩菜拿回去喂小猪……拿别人赏的小费……而且每三个顾客里总有一个贼头贼脑地把手往我裙子底下伸。对女服务员本来就用不着讲礼貌，对车站餐厅的女服务员就更甭说了……”
“你别往下说了！”普拉东听不下去。
“您甚至没有发现您对我已经不客气地称‘你’了！”
“请您原谅我，薇拉，”普拉东接着真诚地说。“不遇见您，我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您简直是把我给救了！”
“嗯，这我明白。在您的处境，身边得有个人。是什么人倒无所谓。”
“总的来说是对的。不过我走运，遇到了一个大好人。这个人我又很喜欢。”
乐师奏毕一轮，高高兴兴休息去了。
“这是命里注定的，”他指着乐台调皮地笑了笑。“钢琴空着。现在我要为您弹一支曲子！”
普拉东起身穿过餐厅，往钢琴前一坐。
他开始演奏肖邦的《夜曲》，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薇拉。餐厅里荡漾着温柔的、扣人心弦的琴声。薇拉也目不转睛地望着普拉东。她显然喜欢普拉东，并且心慌意乱了。
维奥列塔走到薇拉身边，也静静地欣赏着。
“走开！”薇拉气冲冲地低声说。“他这是专为我演奏的！”
我们在集市上见过的那个乌兹别克人，由一个漂亮的城里姑娘陪着，也坐在一张小桌旁，他不成体统地斜倚在一把椅子里。不过，现在他穿一套裁剪入时的考究衣服，新式皮鞋，头上仍然戴着那顶绣花小圆帽。
乌兹别克人指着普拉东炫耀地说：“这是我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弹得枯燥死了！”
“要他给你弹点什么呢？”
“来点节奏感强的吧，”那位临时找来的女朋友答道。
乌兹别克人向乐台走去。
“我认出你啦！”
“我也认出你啦！”普拉东点点头。
“给我们弹点节奏感强的吧！”乌兹别克人放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在钢琴盖上。
普拉东草草结束了肖邦的《夜曲》，向薇拉使了个眼色，当众宣布：“现在，为了欢迎我们这位来自阳光普照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客人，演奏一首节奏感强的乐曲！”
普拉东疯狂地弹起爵士乐曲，同时唱出谁也不懂的词儿，显然，他以为这是英文。
有些人开始跳舞。
乐队的钢琴师舒里克出现在普拉东身旁，对他构成了一种威胁。
“你好，打擂台的！”
“你好，地头上的！”普拉东一面还礼，一面继续弹琴。
“巡迴演出？”
“挣碗饭吃！”
“抢我们的饭碗！行啦，走吧！”
“你是弹琴的，我也是弹琴的，”普拉东充满感情地说。“我倒了大霉。误了车，证件和钱包又叫人偷了。我只要挣一顿晚饭。”
“你是薇拉的男人吗？”
“就算是吧……”
“晚饭点了多少菜？”舒里克精明地打听。
“四两白兰地、两份灌肠、基辅肉饼、两客冰激淋。”
“够了！”舒里克下令。“不要再点别的菜了，懂吗？”
普拉东顺从地点点头。
这时候一位中年女客走到钢琴边腼腆地问；“今天我丈夫的好日子。您能为他演奏《垂死的天鹅》（注2）吗？”
“你会吗？”舒里克以讥讽的口吻说。
“垂死的？”普拉东反问道。
“天鹅！”舒里克提醒他。
“我什么都会！”普拉东眼下真的是什么都敢。
“他这就弹！”舒里克向女顾客保证。他收下钱，老练地把钞票往钢琴盖后面一扔，然后象领班似的向普拉东点点头：“来一个《垂死的》！”
……结束了独奏音乐会，普拉东大嚼了起来。
“说是为我演奏，”薇拉嘲笑他，“其实是为了挣钱！”
“感情和实惠相结合，这是千载难逢的事！”普拉东嘴里塞得满满的。
“那您当初何必唉声叹气，”薇拉学他作出一个怪相。“我……弹得不好……”
“我在餐厅里显得挺了不起，可是在艺术界……那就很平庸了。”说罢，普拉东叫来维奥列塔。“谢谢！您给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不过，账单还得请您送给你们的钢琴师！”
维奥列塔顺从地向乐台走去。钢琴师舒里克仔仔细细看了账单，望了一眼普拉东，挥了挥手，似乎说“妥了”，就伸手掏了钱。
普拉东也向他挥手致谢。
“这么说，您要无辜受审了！”薇拉忽然说。
“看来，我命定如此！”普拉东说。
“维奥列塔！”薇拉叫道。“现在给我们上咖啡、甜点心和巧克力！”
“哪儿来的钱？”普拉东不由得叫起来。
“我的！现在我请您！”
女服务员走开了。
“好心不得好报吧！”薇拉的话里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行善总是吃亏的……”
“也没人回报你！”薇拉随着他说，可又加了一句：“活该！”
“做好事就该不讲条件，要是想得到点什么回报，那就成了交易！”
“那就该您倒霉了！”薇拉不快地说。
“没错儿，”普拉东点点头，然后开始反驳。“您是愿意让她坐牢？”
“叫谁坐牢我也不愿意……不过，依我看，您有点反常。”
“可能，”普拉东同意她的话。“可是，天晓得怎么才算正常。”
“公平合理就是正常！”薇拉叹了口气，忽然说道：“喂，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吧。要是我突然有机会去莫斯科，就给您打电话。您不会生气吧？”
普拉东从玻璃杯里拿出一张餐纸，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他深情地说：“什么时候在电话里听到您的声音，我会感到非常幸福！”
用过晚餐，普拉东和薇拉在候车室告别。
“为了这一晚，谢谢您。再见！”薇拉柔声说道。
“多谢您陪我一晚上。再见！”普拉东也柔声说。”走吧，我送您上公共汽车。”
“我先得安排您过夜。今儿您会跟外宾似的舒舒服服睡一宿了。”
“那里撵过我们一回了！”普拉东猜到她说的地方。
“在实际生活里，县官不如现管，全看今晚谁值班了，”薇拉的结论充满哲理。她命令道：“随我来！”
薇拉带着无家可归的普拉东又来到外宾休息室。今晚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丰满的卷发女郎，肉感的身躯外面绷着一套牛仔服。
薇拉依样画葫芦再央求一遍：“尤莉娅，这位是旅客，他昨天误了车，我坑了他。我一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证留在塔什干来的列车上弄到莫斯科去了，可是没了身份证哪家旅馆都不让住……”
“那我从他身上能捞什么油水呢？”尤莉娅露出一副懒洋洋的爱理不理的样子。
“他会弹钢琴，”薇拉尽量抬高受她保护的普拉东的身价，“弹得可好啦！”
“白搭！我们室的钢琴正在修理！喂，误车的客人，您打牌吗？会不会玩‘抓傻瓜’？”
“比弹琴差远了！”普拉东半开玩笑地说。_
“那您能有什么用呢？”尤莉娅打量着普拉东。“不过，……今天看样子不会来什么外交官了……好吧，您留在这儿吧！咱们回头瞧！”
薇拉很不爱听这句“咱们回头瞧”。
“瞧什么？”
“不是你自个儿把他丢给我的吗？”
“这么说，我是个弃儿？”普拉东戏谑地反向。
“瞧，薇拉，”尤莉娅忍不住吃吃地笑了，“他是这么个机灵的小麻雀。”
薇拉轻轻咬着下唇。
“得啦，我走了！你们愿意回头瞧什么就瞧什么好了，”说罢猛然转身，气鼓鼓地走了。
普拉东拉着门冲她后背喊道：“薇鲁莎，谢谢！那咱俩明儿早晨餐厅再见？”
薇拉停步，回头瞟了一眼，踌躇再三，还是不言不语地走了。
门闭上了。
“您跟她怎么着？摽上啦？”一瞧尤莉娅的表情就知道她对这件事蛮感兴趣。
“我自己也不明白……”普拉东沉吟起来。
“她很倒霉……”尤莉娅真诚地说。“您这方面前景怎么样，是过境，还是耽搁下了？”尤莉娅原来是个富于同情心的好人，真心疼自己的女友。
“也许要耽搁下……”普拉东自言自语般嘟哝着。“也许要走……就等明天她那个带走我身份证的列车员来了……”
“这么说，您知道有他这么个人？”
“有幸见过！”普拉东似笑非笑地说。
“她是这么回事……”外宾休息室的女主人开始为薇拉辩解。“她的丈夫甩了她，而且手段恶劣……他在奔萨搞了个女理发师，这个坏种用铁路调度的电话往回打，说他离家出走了。铁路全线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简直不象人干的事，不回家，也不认错。后来薇拉好长时间一个人过日子，这个安德烈么……他做生意搞女人样样精……站站都有女人，这些女人全帮他卖货。”
“您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普拉东冷冷地说。“跟我不相干。”
“我看就相干！”
门不敲自开，薇拉回来了。
尤莉娅笑逐颜开地说：“你准会骗我说你误了末班车！”
“薇拉，见您回来我真高兴！”普拉东喜出望外。
“汽车就是走了，要不我也不回来了！”薇拉怄气反驳。
“好，好，好！既然你这么爱吃醋，就算是这样吧，”尤莉娅还在拿她开心，不过立刻又成人之美，“得，再呆下去，就显得我不识相了！”
“说些什么蠢话？！”薇拉假惺惺地说。
“唉，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到哪儿去安身呢？”尤莉娅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只好到妈妈和孩子屋里挤块地方打个盹儿了……”她话里有话地加了一句：“明儿早晨见！噢，我这个可怜的孤儿！”
“您是世界上最富有同情心的孤儿！”普拉东感叹道。“多谢您了，尤莲卡！”
尤莉娅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件事：“对了，有个家伙问我要不要切伦塔诺和吉奥·达森的唱片，国内灌的。每张比市价贵三个卢布。”
“我没唱机，这你知道！”薇拉两手一摊。
尤莉娅意味深长地把身后的门掩上。
室内只剩下普拉东和薇拉两人。
薇拉立刻垂下眼帘，向普拉东坦白：“我哪班车也没误！就是不想让你们俩呆在一块儿。她这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普拉东双眼圆睁望着薇拉，不知为什么一声不响。
“您干吗不上来缠我？”薇拉转入进攻。“是我自个儿死乞白赖送上门的。您怎么不说话？以后您会记起，有一回在那么个火车站上误了车，遇到那么个女服务员。跟她有过那么一段！真可笑……那还是在外宾休息室……”
普拉东仍然默默无言。
“她也算不上太……不过，既然萍水相逢……”
“前面您讲得还有三分象，”普拉东终于开了口。“这儿您可是讲错了！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她善良，她真诚，美好，她……天晓得该怎么形容她！”
“老天爷！”薇拉惊叫了起来。“谁也没对我讲过这样的话！”
再往下还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预料了，不，应该说是不难预料的，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不管是敲门还是敲别的，只要是敲，那声音来得总是很突然的。
普拉东从薇拉身边后退两步，懊丧地说：“哪儿都有人打扰！”
尤莉娅抱歉地站在门口。
“朋友们，不得了啦！我知道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天公不作美，飞机不能起飞，你们可知道，我最恨这种禁航天气了！现在机场要给我送一大帮客人来，叫我好跑！”
“真有这种不巧的事！”薇拉脱口而出。
“就有！”尤莉娅点了几下头。“民航可真气人！”
“你们这车站怎么搞的？”普拉东感到惊奇。“哪儿都不让咱俩单独在一起！”
“得啦，咱们走吧！”薇拉说。
他们刚离开外宾休息室，薇拉急转身上了月台。普拉东乖乖儿跟着。走尽月台，他们跳到泥地上，沿着时分时合的铁轨往前走去。
“带我上您家去？”普拉东猜测。“沿着铁路走近一些？”
“您怎么啦？”薇拉吃惊地问。“到那儿足有十二公里路呢！”
“只要能单独跟您在一起，走三十公里也干！”普拉东鼓起勇气说。
“您要能走三十公里，那干脆走到格里鲍耶陀夫去得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您是那儿的人？”
“是的，生在乌拉尔河边。离我们家不远有个公园，叫‘白杨林’，怪好听的。白杨树没剩几棵，可还管它叫‘白杨林’公园。我十岁那年，我妈离开了我爸……”
“跟人走了？”
“是的……我们去了莫斯科。我爸是小儿科大夫，全城都知道他，”说到这儿，普拉东的声调分明充满柔情。“您知道，这种契诃夫笔下的大夫现在再也不会有了。市里老老少少都请他听过诊。那些五十来岁的，他们的儿子辈、孙子辈……他是城里最受信任的人！”
“现在我可知道您这个人象谁了！”薇拉嘲弄他。
“我要象他就好了！……”
铁路拐了一个大弯，拐进死岔。薇拉和她身后的普拉东也拐进了死岔。这里停着各条线上撤下来的许多客车车厢。
“明白了，我们找一节空车厢！”普拉东这么猜。
“您很聪明，不过还没完全猜对。车门都上了锁，免得叫无赖钻了进去。咱们是找我弟妹济娜，我跟您提过，她是列车员，还记得不？”
“薇拉，我喜欢您喜欢得要命！”普拉东忽然没头没脑地说。
薇拉转过身来凝视普拉东的眼睛，似乎想弄清楚他这话是真是假……
薇拉和普拉东在空车厢漆黑的过道里边跑边推房门，门全锁着。终于有一扇门给推开了。
薇拉和普拉东一闪而入，扣上门，搂着就亲。
良久，薇拉喘了口气，倒退一步对普拉东说：“到此为止！行了！”
“不，不行！这只是个开头！”
“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再说，我也不爱在车厢里胡来！”
“这我知道。”
薇拉觉得他意在言外。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指的是什么？”薇拉提高了嗓门儿。
“什么也不指！”
“不，你是指我去过安德烈的车厢！可我跟他在车厢里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相信！”
“不，你没有相信，我从你眼晴里看得出来！”
“这儿可是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哪！”普拉东哀求她。
“我再说一遍，什么事儿也没有！”
“是啊，我相信你，真的！”
“你什么也没信，你心里可不这么想……别说了！你永远也不会爱我！”
“为什么？”
“因为我是车站餐厅的女服务员，你可是钢琴家。”
“别说蠢话……”
“你没词儿了才这样说。”
“谁干哪一行有什么相干！”
“你还要大谈人类平等呢！”
“好啦，薇拉，好啦，别说了！”普拉东不知所措，嘟哝着。“过来！”
“我把你带进软席车厢，”薇拉柔声说道，“就是要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吧，倒霉鬼！”
薇拉进了隔壁房间，锁上房门。现在他俩并排躺着，但两张铺隔着一层板壁。
“你怎么想，”薇拉打破了沉默，“会给你判几年？”
“再走运也得三年。”
“我要出庭，”薇拉突然声明，“告诉他们，这不是你干的……”
普拉东清楚得很，象薇拉这种性格真会出庭。
“谁也不会相信你！”
“那我就说，这是你亲口对我讲的！”
“我会否认！他们相信谁的——你还是我？”
“三年——太长了。”
“是长了点儿，”普拉东长叹一声。
“说实话，这不干我的事。往后你又不会再来这儿找我！”薇拉感伤地说。
“薇拉，我跟你都是大人。隔着板壁谈这些太不近人情了。”
“我跟你，钢琴家，怎么说也不会有结果的！我没头没脑就爱上了你！不过你可别说你也爱上了我。”
普拉东翻身背朝着冤枉他的那一位，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来：“晚安！”
板壁这边房里，薇拉也翻身背对着他。
两个人都不说话。过了好久，甚至可以说太久了。
“你在干吗？”薇拉终于打破沉默，问道。
“生气！生你的气！”
“那打算怎么办？”
“睡觉！”迟钝的普拉东回答道。
“你怎么啦，真是个傻瓜？”
“为什么说我是傻瓜？”普拉东没明白。
“你怎么啦，真是大傻瓜？”
“噢，现在我明白了，真是大傻瓜！”普拉东终于恍然大悟，心花怒放地叫起来。“我来了！”说罢，往隔壁房间冲去。
薇拉开了门……
早晨，普拉东一觉醒来，薇拉已经不在了。
普拉东从车厢的踏脚板上跳下，沿着列车向车站大楼快步跑去。早晨这时候，餐厅还没顾客，只见工作台后有几个服务员、一个小卖部售货员、一个戴白色亚麻布帽子的厨师和一名会计——全是女的。她们有的在吃早点，有的在织毛线。会计在写菜单，薇拉轻声唱着一首流行歌曲：
“不，亲爱的，我不离你远去，
离别会使我俩多么惆怅……”
普拉东穿过餐厅。
薇拉看着普拉东。他靠着墙听她唱：
“不，我亲爱的，我们情深意长……”
“去，吃去吧！”薇拉突然命令说。“给你摆上了！”
她指指旁边一张小桌，又接着唱起来。
普拉东在小桌旁坐下。雪白的桌布、考究的餐具、丰盛的菜肴令人啧啧称羡。但是普拉东不吃，却目不转睛地望着薇拉……
广播通知：“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向的快车进一站台。”
车站大圆钟的指针指着十二点十分。
一群饥肠辘辘的过路旅客涌进餐厅，普拉东看见了安德烈。其实，发现他并不难，因为体格魁梧的安德烈在人群中就象鹤立鸡群。跟前天一样，他一手拎一个箱子，当然，不是上次那两个。安德烈走到薇拉身边，两人说起话来。到底说什么，普拉东听不见。这叫他大为不快。
“你好，我的小不丁点儿！”安德烈乐滋滋地说。“收好箱子，咱们快跑！停车二十分钟。”
薇拉感到内疚：“原谅我，安德留什卡，我不再上你的车厢了！”
“那我们上哪儿？”
“你没听明白，我的好人儿！发生了一些事儿！”
“发生什么事？”安德烈吓了一跳。“甜瓜叫人偷走了？”
“我有别人了。”
安德烈呆若木鸡，一屁股坐下了。
“这真是不幸！……那小子是谁？”
那小子正走到安德烈跟前对他说：“把身份证给我！”
“真对不起，朋友，”安德烈向他道歉。“出了点差错……收起你的身份证吧……我请客……”
“拿着，卖甜瓜的钱！”薇拉从围裙兜儿里掏出一叠纸币递给安德烈。安德烈接过来随便往兜儿里一塞。
“滚吧！”普拉东可不客气了。“往后再别叫我见你来这个车站。”
安德烈哈哈大笑：“噢，原来就是他插了一杠子！”
“快，滚开！”普拉东抬高了嗓门。
“啊，我多害怕呀！”安德烈做了个鬼脸，用手背往普拉东脸上轻轻敲了一下。
普拉东一个踉跄跌倒在地。
“那么，我想你的意思是咱俩的关系吹了，”安德烈若无其事地对薇拉说：“你甩了我。咱们现在只有业务往来了。”
“把你的空箱子拿去，工作台底下……”薇拉指着箱子说。
“我带的热门货！”安德烈压低嗓门说。“十二双奥地利皮靴。又轻巧，又光洁。这货缺得紧。一双靴子你能卖……”
可是，没等他说出奥地利皮靴目前的黑市价格，普拉东就从地上爬起来，尽全身之力向安德烈一拳打去。安德烈头也不回地还了他一拳，钢琴家一个跟头连同边上的桌子一齐翻倒在地，把杯盘碟子砸得稀里哗啦。
把门的按惯例抄起口哨就吹。
“业务上的往来也吹了。我讨厌干这种买卖。”听薇拉的口气，好象眼前根本没人打过架。
“那你今后靠什么过日子呢，你这个傲妞儿？”
“怎么也能对付着活下去！”说罢，薇拉转过身来向着用餐的旅客喊道：“别忘了付钱，同志们！”
普拉东怒不可遏。他一骨碌爬起来，象一辆坦克似的朝列车员冲过去。
“别缠着我！讨厌死了，”安德烈皱起眉头轻轻推了一把好斗的对手。笨手笨脚的普拉东还没来得及出拳，复又跌倒在地。
“你怎么老也站不稳？”安德烈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接着他向薇拉转过身来：“你要后悔的。”他不能原谅薇拉把他甩了，这种事，任何男人都不会原谅。“其实，我图你什么？干巴得象块板子，跟你有什么滋味……”
薇拉伤心地望着安德烈：“我该骂，亲爱的！可叫我拿自己怎么办呢！”
“那么，皮靴还是卖了吧。”这位过去的相好央求她。
“亲爱的，不行！”薇拉断然拒绝。
这时，我们已经见过的那个尼古拉沙中尉来到餐厅。他环顾战场，一眼瞅见摔倒在地的普拉东正艰难地扶着椅子站起来。
“这儿出了什么事？谁把您打扮得那么俏？”
普拉东喘着粗气。
“是谁把他打成这副样子？”民警大声向。旅客谁也不想牵连进去，纷纷走开，边走边向薇拉付钱。
薇拉不说话。安德烈刷拉一声抽出腰里系着的皮带，老练地把两箱皮靴捆做一处，又从工作台底下拖出原先装甜瓜的两只空箱。
“现在我们来作个笔录！”尼古拉沙威胁道。
“您这块青斑是打哪儿来的，钢琴家同志？”
车站生活这一课，普拉东并没白上。
“叫电线杆给撞的！”普拉东想起尼古拉沙当他面审问过的那个小流氓，便照搬小流氓的供词。
“腮帮子上又是叫谁打的？”
“信号机碰的！”普拉东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
广播通知，开往塔什干方向的列车马上要发车了。
安德烈很欣赏普拉东的高尚行为。
“你这小伙子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倒还不赖。”
安德烈红起箱子就走。
“你这傻瓜，薇尔卡！”他边跑边喊，还扔给薇拉几张纸币。“这钱你替我赔了那些餐具！”
安德烈离开了扎斯图平斯克车站。
薇拉扶起桌子，铺上桌布，才开始收拾地上的残片。
“尼古拉沙，你走吧。没事儿了。”
“没事儿！”鼻青脸肿的普拉东附和着。“我也没事儿！”
尼古拉沙本来就忙得够呛，趁机走了。
“我去给你买车票……要不然你这副样子人人见了恶心……”薇拉苦笑着说。“你要上哪儿的车票？”
普拉东困惑不解地耸耸肩：“当然上格里鲍耶陀夫。再坐飞机回莫斯科。”
“我知道。去找那个在电视上胡报天气的女人！”说罢，薇拉昂首阔步出了餐厅。
她进了售票处，当然走的是后门喽。
“给一张去格里鲍耶陀夫的票！”
“要什么车厢？”售票员问。
“最软最软的软席。我那乘客浑身是伤。”
“只有普通车厢了！”
“他连这也不走运。”薇拉摇了摇头。
经过候车室长途电话亭的时候，薇拉停下脚步，想了想，走到换硬币的小窗口跟前，递进一个卢布，换回一把十五戈比的硬币，再折回自动电话亭，掏出写着普拉东莫斯科寓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照着拨号。
“是普拉东·谢尔盖维奇的妻子吗？……您好……不，您不认识我……”说到此，她无法平静，急躁地问：“告诉我，您睡得香吗？完全不是愚蠢的问题！”薇拉又把一个硬币投进自动电话机。“您怎么能够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可我就是知道，不是他……是您开的车！是您！……”
“什么？”薇拉大惊失色。“我不信您的话……”又刺了她一句：“差点儿忘了问您，栅栏给您运来了吗？”
薇拉褂上话筒，身子往墙上一靠，两只脚就象钉在了地上……
她就这么稍稍站了会儿，才拖着步子折回餐厅。
普拉东在存衣室整理皱巴巴的衣服。
“拿着您的票！”薇拉把票递给普拉东。“上格里鲍耶陀夫去的车过四十分钟开……”
“谢谢，”普拉东把票往上举，想透过光线数清楚打孔器打的数字。“我一到就把票钱给您汇来。”
“出去吧！我有话要说！”薇拉忽然要求道。
他俩沿月台走去。都不开口。
还是薇拉打破了沉默：“我跟你的妻子谈过了，”她觉察到普拉东惊讶的目光，解释道：“当然，是通的电话。据她说，那人是你压死的！”
“真这样说？”普拉东问道。
“而且一口咬定！”
普拉东停下脚步：“她当然不能对任何人讲出真情，尤其是一个初次谈话的人。”
“可是她一张口就这么对我说，没有一点犹豫。她早就心安理得了。”
“也许，她做得对。纪录上就是这么写的！”
“这可真卑鄙！”薇拉叫了起来。
“你要明白，已经没法挽回了。”
“天哪，真是糟透了！”薇拉低声说道。
普拉东深情地看着薇拉，搂着她的肩。
“喂，靠边！”一声大吼。
他们分别向两旁闪开。从他们中间驶过一辆小型运货车，后面还褂着一长串满载货物的平板车。
普拉东和薇拉先是茫然不知所措，只好愣着你看我、我着你，继而隔着一长串货车跑来跑去干着急，想方设法互相靠拢。可是这令人啼笑昏非的车流似乎永无尽头。等最后一褂平板车哐啷而过，普拉东急不可耐地冲到薇拉身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他俩站在月台上，久久亲吻。边上有回过头来瞧他们的，也有视若无睹的。如今在大街上接吻是家常便饭，月台上就更不用说了。
薇拉和普拉东手搀手走向横跨铁轨的天桥，沿着木级缓缓登上桥顶，朝前走了几步，停了下来，臂肘倚着栏杆。
桥下是一排排站台、一溜溜铁轨、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往返奔忙的调车机车和待发的货车车皮——整个车站设施在这儿一览无遗。
“没有钱，你这一路上怎么办呢？”薇拉想起这事心里就急。
“好歹总到得了……”
“拿着这十卢布！”薇拉递给他一张红钞票。
“别叫我难堪了！”
薇拉晃晃脑袅说：“女人心里有了爱是不会叫对方难堪的。还有，也别说什么马上给我汇来……”
“多谢你的厚礼！”普拉东强笑着接钱。“我就是想还也还不了啊，我没有你的地址，又不知道你姓什么……”
“地址再简单没有了——扎斯图平斯克车站餐厅。我姓涅费多娃。等一等……”薇拉慢吞吞地说。“你姓什么？我没看你的身份证……”
“何必问这个？你最好把我忘掉！”
“我想忘掉一个人，总该先知道他姓什么吧！”
“我姓里亚比宁。”
远处出现一列客车。车站广播声响，可这儿，在天桥上，广播员说什么根本听不清。桥下的月台立刻挤满了人。
“大概是去格里鲍耶陀夫的，”薇拉猜道。
“大概是的，”普拉东心里难受，再过几分钟他就得走了。“要是不久前有人对我说，我会在半路上爱上一个车站餐厅的女服务员……”
“要分手了，你还损我？”
“要分手了，我向你表白爱情！”
他俩又接吻。
列车减速，徐徐进站。
“再吻下去，会把这班车也误了的，”普拉东最后说。
“误就误吧！”
普拉东猛然推开薇拉跑下天桥：“别送我！我再也没有力量了！”
“你的票是十二号车厢！”薇拉追着喊。“可惜是硬席，没有单间的了！”
“不用过多久，我的生活里就什么‘单间’都不会有了！”普拉东凄楚地自嘲。“别了！”
普拉东跑到十二号车厢把票塞给列车员，但仍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在天桥上呆立不动的娇小身影。
泪流满面的薇拉目送普拉东跳上踏脚板。她挥了挥手，哭得更伤心了。
普拉东挥手作答。
列车徐徐开动。
忽然，普拉东推开列车员从车厢踏脚板上跳下，跑回天桥。
薇拉眼睛一亮，赶紧迎了上去。
普拉东象个年轻人，两级台阶并作一级往上冲，二人在木梯中段相遇，投入对方的怀抱。
“我真幸福！”薇拉一口气说。“我这就去请假，咱们回家！”
“咱们弄错了，”普拉东犹豫不决地说，“不是那趟车。去格里鲍耶陀夫的列车还要过二十分钟才开！”
……从劳改村到小村庄，一路上就是这段他俩如何相遇的回忆陪伴着普拉东走完了这九公里长的路程，它在冰天雪地里暖着普拉东的心。
普拉东在这一望无际，天晓得位于何方的原野中长途跋涉，冻得全身发僵。他来到一个小车站。一列客车发出令人畏惧的轰隆声擦着月台疾驰而去，一方方灯火通明的窗口、节节车厢都挂的白色搪磁起迄站牌“梅捷利斯克——莫斯科”、“梅捷利斯克——莫斯科”、“梅捷利斯克——莫斯科”从眼前闪过。
普拉东目送火车远去，最后一节车厢上的红灯在黑夜中闪了几下，消失了。那迥然不同的、真正的生活也随之消失。列车过后，站上显得格外黑暗、寂静，甚至令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普拉东转身离开车站。
伊万·格拉西莫维奇的家不大会儿工夫就找到了。
伊万·格拉西莫维奇是当地的能工巧匠，他的作坊——也就是他的家——样样都修理，不论是电冰箱还是收音机，煤油炉还是手风琴。
“我们的手风琴在您这儿修理……”
“自个儿去拿吧！在那边旮旯里！”师傅指指墙角。
普拉东拿起手风琴在行地试了试音。
“怎么样？”伊万·格拉西莫维奇相当自豪地向。“音还准吧？”
“差不离……你们这儿的森林大街怎么走？我的老婆来了。突然来的！”普拉东把手风琴装进盒里。
“出门，见路口向右拐就是……”
“她找我干吗？”普拉东耸耸肩。
伊万·格拉西莫维奇乐了。
“娘儿们全一个样，只要你的人！回头你象个人似的喝上两盅，象个人似的吃上一顿，吃饱喝足了，象个人似的跟老婆舒舒服服往人睡的床上一躺！”
普拉东可没心思开玩笑。
“要不要我写个收条？”
“去吧，玩儿去吧！咱这儿做事全凭信用！”师傅笑了笑。“咱这儿四邻全是罪犯！”
普拉东扛着手风琴，马上便找到了森林大街，也找到了他要去的那幢房子。那是幢圆木结构的最普通的房子。几个窗子都亮着灯。
他敲了敲大门，没人应。
他又敲了敲大门，还是没人应。
普拉东只好自个儿推门。门吱吜一声敞开了。他走进漆黑的穿堂，敲了敲房门。依旧没人应。
他又推开房门，进了屋。屋里也没人，却点着灯，灯罩下散射出黄色的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桌子，铺着浆洗过的白桌布，上面摆满菜肴并两副刀叉。
普拉东把手风琴往墙角一撂，走到桌子跟前，当家人似的，不等人请，拉过椅子，坐下就吃，连棉袄都忘了脱。
他正受用这丰盛的筵席，屋外进来了手里提着奶桶的薇拉。
普拉东嘴里正嚼着馅儿饼，顿时噎着了，他大咳不止。薇拉放下奶桶走过去替他搥背。普拉东噙着眼泪——不知是为了薇拉，还是为了那块倒霉的馅儿饼。
最后，普拉东把它咳了出来，愣头愣脑但又幸福地瞅着薇拉，随后……又抓起一块馅儿饼。
薇拉也幸福地笑了。她从枕头底下取出一锅鸡汤，舀在盘子里推给普拉东。普拉东大口大口地喝汤，一往情深地注视着薇拉。薇拉从另一只枕头底下取出第二只锅，盛出一盘肉饼配土豆。薇拉往土豆上浇了酸奶油，添上腌黄瓜，又打开一罐洋姜。
普拉东喝完了汤，接着攻第二道菜。
瞧着普拉东这副狼吞虎咽的模样儿，薇拉不由得热泪盈眶——不知是出于重逢的喜悦，还是为了看见普拉东这副饿相心里难受。
薇拉提起奶桶，倒了满满一杯牛奶递给普拉东……接着，该上苹果馅儿饼了。她手忙脚乱，几乎来不及伺候这位填不饱的客人。
普拉东吃苹果馅儿饼的那副架势，就跟刚才没吃过东西似的。他两个腮帮子鼓得滚圆，默默地瞪着一双大眼瞅着薇拉表示爱意——不知是爱薇拉，还是爱苹果馅儿饼。
薇拉看着普拉东，眼里充满柔情、怜悯、爱恋、同情、欣赏和惊恐。她惟恐这些饭菜填不满普拉东的肚子。
“苹果馅儿饼烤糊了！”他眼里露出了调皮的神色。
“我还当你在里头待成了个哑巴呢！”薇拉笑着说。“怎么这会儿才开口？”
“找不着话头呗！……”他又狡猾地加上一句：“你可是白来了！我跟你成不了！”
“为什么？”薇拉慌了。
“还不是因为社会地位不平等！你可是堂堂正正的女服务员！我呢，一个到处转悠的！”
“什么？什么？”薇拉没听明白。
“我是因为触犯刑法第二百十一条进的劳改村，所以我在无人看守之列……”
“在什么之列？”
“没有人专门看守我。让我打扫工作场所。这些地方不在看守范围内，我可以自由走动。‘到处转悠’就是干清洁工的意思。”
“哎哟，我怎打错算盘了？”薇拉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来找钢琴家，倒找了个清洁工。”
“说的是，高攀不上你呀！再吃点儿你不生我的气吧？……真好吃。”
一宿无话。钟面上的指针走到早晨六点。村庄从睡梦中苏醒过来。森林大街那间屋子里的闹钟没命地响起来，就象不耐烦似的跳着。
可是薇拉和普拉东他俩就着一个枕头睡得死死的，根本听不见报警般的信号。他俩睡得可真香。
桌上杯盘狼藉，摊满了隔夜的残羹剩菜。破晓朦胧的光束刚透过窗户射进屋里。
薇拉猛一睁眼瞄了瞄钟。差二十分就七点了！
薇拉叫一声“不好”，忙把普拉东推醒：“起来！快！差二十分就七点啦！”
“糟了！来不及了！”普拉东一睁眼就惊慌失色。
“快跑！我跟你一块儿去！”薇拉急忙下床。
普拉东边跑边穿衣服，薇拉随后，两人飞上大街。
“哎哟，见鬼了！”普拉东突然想起。“我还忘了那个……手风琴！”
“我回头送去！”薇拉向他保证，可是普拉东已经往回跑了。转眼间他扛着手风琴又出了门。
他们在街上飞奔。
“别管我，你先跑！”薇拉边跑边说。
“没法再快了！”
“把手风琴给我！”
“你怎么啦？你是娘儿们！”
“你知道我每天端的盘子有多沉？我不是‘娘儿们’，我是女服务员！”
小村庄已经落在后面，他俩急急忙忙奔跑在通往劳改村的空无一人的大道上。
“我决心留下不走了！”
“留哪儿？”普拉东没听懂。
“留在村里，守着你！”
“别疯了！”
“迟了，疯都疯了！”
“你还有孩子！”
“把她带来！成个西伯利亚孩子也不错！”
“我不许你这样做。”
“你没发言权！你是犯人！”
他们跑啊，跑啊，边跑边谈他俩的事。由于不习惯长跑，没过多久他们就累得筋疲力尽。
“把手风琴扔了！”薇拉要求他。
“放我出来不是为了见你，是为了取手风琴！几点啦？”
“七点二十！”
“天哪！”普拉东不由得喊道，他尽可能加快步伐。
“喂，求求你，打离婚报告吧！”薇拉冷不丁儿苦苦哀求起来。
“就现在，还是等跑到了以后？”
“跑到以后。”
“我的心肝儿，我真爱你！”
“释放以后，有什么打算？”薇拉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
“跟你一块儿过！”
“我心里想的也只有这个！”薇拉满心向往。“我们住哪儿？”
“到时候再说！去扎斯图平斯克也行，去格里鲍耶陀夫我爸那儿也行！”普拉东喘着粗气，在雪地里慢慢儿跑。
“我希望你当个了不起的钢琴家！”
“你说些什么呀？钢琴家得天天练琴，可不是天天擦地板！”
“没关系！”薇拉安慰他。“你拣得回来！你可以待在家里一天练到晚。我养你。”
“别说蠢话了！我拿什么来练？”
“我有钱存着！我给你买架钢琴！”薇拉一瘸一拐地边走边向他保证。“要是立式钢琴不够好，我能张罗一架三角钢琴！”接着她哀求普拉东：“不过你现在一定得准时跑到才行，求求你！”
普拉东冷不防倒在雪地里。
“看来，我已经到顶了。动弹不得啦！”
“喂，起来！”薇拉吐喝道。“你干吗躺下？！”
“没劲儿了！”普拉东细声说。
“拿出最后一把劲儿来！”
不想大路上来了辆往劳改村方向开的“嘎斯”车。薇拉跳着向它招手。
“站住！停一下！”
汽车减慢了速度。普拉东急忙从衣袋里掏出绿色的姓名牌别上棉袄。
车门打开，一个保养得很好，身穿浅灰色羔皮领子黑大衣的家伙探出头来，笑容可掬地对薇拉献殷勤：“雪女王，请上车！”
“真谢谢您啦！”薇拉眉开眼笑地说。“您是老天爷派来搭救我们的！”她招呼普拉东：“普拉东！起来！我们得救了！上车！”
普拉东抬起身子，可是那保养得很好的家伙拉下脸来露出厌恶的神情：“我们不搭犯人！”
他向司机作了个手势，车走了。
普拉东和薇拉望着汽车远去，惘然若失。
“见他的鬼！”普拉东绝望地叹气。“让他们给我加刑吧，我可是再也跑不动了！”
薇拉抓着普拉东双肩把他拉起来。
“好啦，起来！快！没出息的东西，你要我再多等你两年？只差一刻就八点了！”
普拉东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拿起手风琴。薇拉帮他把手风琴往肩上扛。完全出乎意料，普拉东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子劲儿忽然撒腿猛跑。薇拉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跟着。
可是普拉东的那股劲儿没能维持多久。他又抬不起脚了。最后，他扛不动了，让手风琴掉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亲爱的！”普拉东听到身后传来薇拉的声音。“我的好人儿！我唯一的心上人。我那么爱你！求求你，快点儿走！没多少路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了！你够棒的了，就是慢了点！”
“几点啦？”
“还有七分钟！”薇拉在后面体贴地给他打气。“瞧，瞧，多美，已经看得见你们那儿的围墙了！”
“离那儿还远着呢。白搭，我反正赶不回去了！”普拉东回头一瞧，只见薇拉拖着艰难的步伐一路走来，手风琴的重量把她压得弯腰曲背。
“喂，给我吧！”
“我自己来！”普拉东夺过手风琴，继续蹒跚前进。
此时，在普拉东如此急于赶回去的劳改村里，犯人正在操场上列队，准备早点名了。
普拉东复又跌倒，他绝望地一头扎在雪里。
“薇拉，跑过去告诉他们我在这儿！”
薇拉踉踉呛呛走了几步就……倒下了，她号啕大哭：“我的脚不听使唤了！”
操场上，犯人按组列队，值日监管人员正逐个清点人数。
薇拉和普拉东全身无力地瘫在雪地里，相隔只几步。心里向往着的那个监狱离他们不过百十米之遥。
“多冤哪，”薇拉抽泣着说，“幸福已近在眼前……”
“又远在天边！”普拉东竟然还有勇气说笑话。“我觉得我快要死了。什么时候了？”
“我们迟了两分钟了，”薇拉低声说罢，鼓足劲头含泪大吼，想引起瞭望台上守卫的注意：“喂，告诉里面……他在这儿！……里亚比宁在这儿！喂，瞭望台上的！”
“我在这儿！”普拉东声嘶力竭地喊着。“在这儿……我没迟到！”
“他听不见！”
“墙外的事他不管，”普拉东喃喃道。
这时候，薇拉使出最后一招。
“拉！”
“什么？”
“拉！不过要快！大点儿声！”
普拉东明白了。他哆哆嗦嗦打开手风琴盒，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拉起了手风琴。
“响点儿！”薇拉央求他。“大点儿声！”
劳改村早点名即将结束。值日监管人员依次向长官报告：
“清点完毕！”
“清点完毕！”
可是第三名监管人员报告说：“缺一个！”
长官沉下脸来。
“缺谁？”
“里亚比宁！”
“里亚比宁？”长官反问。“这么说，他没回来？”
“是。跑了！”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操场上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声音。有人在那儿拉手风琴。长官侧耳细听。
“没跑。他在这儿！他回来了！”
普拉东还在拉呀，拉呀，躺在雪地里拉。薇拉和普拉东也不知道，墙内到底听没听见这琴声……
（全剧终）
注释：
注1：莫斯科民警刑事侦查局所在地。——译者
注2：法国音乐家卡密尔·圣一桑于1886年作大提琴曲《天鹅》，后人用此曲编成芭蕾舞小品《天鹅之死》。《垂死的天鹅》是外行话。——译者
（译自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83年第3期）
我在想：人们喜爱电影是因为什么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搞穿越的。比如前些天看《乱世佳人》，那种少女时对爱情的向往一下子回来了。我忽然明白了女人对爱渴盼的实质，她需要的爱人的样子。我发现，就像斯嘉丽一样，女人永远在寻找爱情，可却往往与爱人擦肩，这种理解让我泪流满面。这是因为遗憾，而这就是人生的实质。我们总在错过我们珍惜和向往的，我们无法把握住，我们好似在被命运戏弄，命运就像在戏耍一个傻子，对人欠缺爱和尊重。
看电影，就像诗人写诗歌，作家写小说一样，进入一种状态，逝去的时光会回来，没有实现的会实现，在感受他人的故事时，忘记了飞跑的时间，忘记已经衰老，忘记我们会死亡。欢笑，流泪，为电影里的人，好似一切都还在。
通过电影，能探视到现实生活表象下的真实，如果足够好，还可以看到有趣，我们活得太沉闷了，不是吗？我们循规蹈矩，走固定的路，说固定的话，我们丢失童心。我们当年爱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他，李南的诗中说，不要让她和她的初恋的恋人相逢在有鱼腥味的市场，我们被时光慢性掠夺，被平常鸡零狗碎搞的会庸俗，而真正的艺术，就是像铁榔头一样有闪光的回击，普拉东吃瓜一幕就是，我们需要嘲讽自己，需要看到自己可笑的样子，以此发出理性的光芒，照亮庸常的人生。
这个电影的底蕴就是真实。当普拉东爱上了薇拉，就像那个强悍的列车员一样，普拉东和薇拉上了列车间，薇拉和他解释，那天其实什么也没发生，真的，虽然她知道他也许不相信。她想拒绝他，他露出了软弱的样子，在黑色的影像里，他轻声说：别离开我，薇拉，我需要你，求你。他抛却了他的角色：钢琴家，肇事者的丈夫，他只是一个孩子，这样的真实让影片有了脉脉地流动。
普拉东替妻子去坐牢，薇拉去他服役的地方去看他，说是他妻子，要见他一面。他在冰雪的夜晚回到家，看到餐桌上摆满了吃的，在妻子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偷偷装进兜里一个桔子。他正在吃时，发现是薇拉，整个他们相会的细节是让人沉迷人的。影片在此时显得克制，可一份情愫在含蓄中蕴藏，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在巨大幸福的沉醉里。
普拉东睡晚了，薇拉陪他赶路，在8点前赶回营房，要不会以逃犯论处，普拉东实在太累了，离营房不远，却再也走不动了，他们坐在冰雪大道上迎着惨淡的阳光拉手风琴，让人知道他们回来了，这又是一种现实主义，一种对命运坦荡的迎接。
《两个人的车站》，前苏联片，我还特地用中文配音放，法国人用法语，英国人用英语，哪怕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我都没关系，可是，苏联人，明明就是讲中文滴！我调出的俄罗斯语配音，死活也听不下去。
这种似是而非的熟悉，弥漫在中文的“同志”称呼，老配音演员们的鼻腔音以及影片国营饭店的种种弊端中，太亲切了，仿佛看小武一样。
好片子，有很多好法，有些是故事好，有些是演员棒，有些是镜头没话说，有些是配乐无与伦比。
可是这个电影，从编剧，演员，摄像，美工，导演，无一不是上上之选！
胶片的颗粒感非常强，虽然是20年前的技术所限，但非常有怀旧气息。苏联影片那种特殊的油画似厚重的色调，没有一种是高纯度的颜色，没有一个是特别明亮的颜色，仿佛所有的颜色，都是往下沉的。同样是雪景，日本片里的干净通透，苏联片则体积感特别强，略带灰度的大片白色，完全不轻盈。
演员就不说了，影片中非常多的长镜头，只是定焦在演员脸上，没有完美的演技，绝对无法撑过去，普拉东在弹钢琴时眼神的细腻温柔- - - -迷死人了。
那些细节的设计，薇拉拨拉胸前荷叶边的俏皮，见老情人用小腿蹭一下皮鞋的谨慎，还有分别场面时，薇拉已经红肿的眼袋（请参考不敬业的演员，哭了3小时仍然双眸有神哟，就我这种好哭包知道，哭完之后眼睛应该啥样子）。
镜头，镜头，非常棒！室外远景的拉，切，挪，移，广角得厉害，完全是俄罗斯民族才有的大气。是我见过的用最多逆光光圈的影片（就是逆光拍摄，阳光形成的光环），但每次用的场合，毫不重复。
两人在车站分别时，薇拉行走在天桥上，头顶的钢梁形成V字形，她踩背景音乐的节奏，毫无风度地哭着，但又倔强地摇着头，用力往前走，普拉东离开的火车从下面呈十字型飞快驶过。那一段镜头的组合，有非常非常长的，但是毫不拖沓，也有非常短的切换，节奏把握非常之好。
编剧，哇，那就不说了。 且不说如何在一个小场景，描画一个合乎逻辑的中年人恋情，且不说在一个爱情故事里，要弄出如此多的笑料，且不说哪怕只有出场2次，每次不超过30秒的车站警卫，都显得如此个性鲜明，就说结尾处。普拉东一转头，见到爱人，一愣（我心想，不要狗血），然后呛到食物，咳嗽起来（赞），薇拉一愣（不要狗血），抢上一步，猛烈的一拳打在他背部，咳嗽停止（赞，笑）。普拉东站起来，脱去薇拉大衣（靠，要床戏了），然后又坐下来，说“我可以再吃点吗？” （赞赞赞），此刻，食物成为一切温暖的象征，是栖息地，是生命力。 薇拉为他盛好汤，转眼，汤喝完，东西吃完。 薇拉又拿了猪排放在他面前，他很饿狼地动手，然后又停下，刁难说“这猪排烤焦了亚”。 （他们是因为难吃的食物认识的），薇拉一声不吭，把猪排换了，然后把面包肉肠全部堆在他盆子里，两人相视- - - -而笑（赞赞赞赞，赞死了）。
当然还有最后的雪地里，一路狂奔，围墙内的监狱长开始点名，没有准时返回就做逃兵处理，男女主人公坐在雪地里，背靠背（爱情就应该背靠背吧？），拉起手风琴，监狱长侧耳听着，说“他没逃跑”。 镜头从主人公身上迅速拉开，沿着他们走过的路，非常快速地拉到远景，远处，一轮红日！
一个大团圆结尾，居然能处理地毫不煽情，毫不拖沓，简直不得了。
编剧的作用是，情理之内，意料之外，不让观众随便猜出下一段，让你笑五分钟，还能保证突然让你飙泪，笑的时候保证不咯吱你，哭的保证不乱撒狗血，还有就是让人看完之后，余音回绕，绕越久越好，这些东西，这个片子都能做到！
有些人说此片情节不合逻辑，估计是不能接受一个车站艳遇会变成真正的感情，这个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何不把它想成，有些人，是能够让你发现真正的自己，相遇的时间长短，断不是问题。
唧唧歪歪说了这么多，都不靠谱，最靠谱的是，感谢这部电影在一个高温日的黄昏和夜晚，给我带来的那种放松和感动。
这部电影的表演方面历来是赞美话的焦点，假如这是一场阿谀奉承的比赛，而你也跃跃欲试，你最好先看看这个日本人达到的高度，他在IMDB.com留言：“哪位行行好，给我讲讲这部电影的情节？我和我的四个朋友，找不到日文字幕，听不懂俄语，其中有一个还对这种语言深恶痛绝，就是我们五个，聚在一块儿把这部电影看了不止一遍。我们看了三遍。”
有一个俄国人在IMDB.com留言说，他妈妈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决定同丈夫离婚（而这是一件好事）。这部电影为什么能鼓舞一个80年代初的年轻的苏联女人带着四岁的孩子同她的丈夫决裂？电影里那首歌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俄国人把歌词翻译成英文，而我（参考了但不完全根据他的翻译）再翻译成中文，如下：
电影不遗余力地向观众展现一幅苏联的社会风情画。自诩为“城市的窗口”火车站餐厅像黑店一样抢劫普通的旅客。国营商店的货品又短缺又昂贵，政府放开农产品市场，却又限于农户出售自产蔬果。走私者和二道贩子名声很坏，却又是最受欢迎的。在深夜的火车站，能买到伏尔加汽车的汽化器，国营商店里要卖70卢布，可眼前这个殷勤谦卑的小伙子，只要你5个卢布。找工作很难，至于外宾休息室漂亮的女值班员是怎么得到这个职位的，她自己想都不愿意再去想了。为一点点小事也不得不同权力打交道，利用职务之便捞外快占便宜是一个风气。音乐家束手束脚，在体制内得不到出国演奏的机会，在体制外又活不下去。名声重要得要命，一起交通事故将永远断送一个播音员在国有电视频道上露面的机会，而私营电视台——什么是私营电视台？男人们喝酒，喝到火车轮子下去，好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不了他们的文化需求似的，等等，等等。
导演对这一切有多满意呢？是他写了那首歌的词。
真正的考验是在那个早晨，还有几个小时安德烈的火车就要进站了，维拉得做一个决定出来。她伏在桌上，哼唱那首歌，那首歌在前一晚已经由餐厅乐队演唱过了。“……别害怕，别害怕。不敢输的人，永远也赢不了！”唱到这里，她说，“正像我们的乐队唱的那样。”
安德烈像往常一样拎着两个大皮箱走进餐厅，维拉不安地迎上去……这件事十分钟就解决了，在蒙受羞耻和愧意的当事人的感觉里，时间可能更长一些。这两个人，维拉和普拉东，他们品性中的宽宏大量起了作用，帮助他们度过了这一艰难时段。他们拥抱，身体还为刚刚过去的事件颤抖。维拉很快又振作起来，跑去给普拉冬买火车票。她实在忍不住，给他妻子挂了电话。他妻子在电话里的谎话（“我根本不会开车”）显示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成年女人，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不要说负责任，光是责任的影子她也避之唯恐不及。维拉和普拉东并不是初历世事，可他们的心灵也还是接受不了这种粗砺。他们再次紧紧拥抱，一种共通的感情把他们包裹起来。
维拉在那个早晨做出的决定有多么困难呢？她是一个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微薄的火车站餐厅服务员。安德烈不只是一个男朋友，也是一个生意伙伴，一个重要的慰藉，一个保护人。
她要分手，不是和一个十五岁的在隔壁班级上课的男朋友分手。这一决定差不多要颠覆她整个生活。回头听听她哼唱的那首歌，那虽然是导演写给苏联人民的，但放在她这件事上，也不算小题大作。安德烈嚷道：“你会沦落到穿着衬衣扫月台的地步的。”这或许不是一个空泛的威胁话。
换来的是什么呢？差不多什么也没换来。这个落魄音乐家马上要离开了，去看他父亲，然后回莫斯科，回到那个“在电视上胡乱报天气的女人”身边去。维拉，我想，虽然不是没抱着一线希望，还是相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更何况，这个人几乎没疑问地要去蹲三年大牢。三年后，他们都要五十岁了。
第一个涟漪发生在安德烈的车厢里，当维拉忽然失去心情的那个时刻，故事由此荡漾开来。这个日子对于维拉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有一点，就是从莫斯科来了一个旅客，穿得很好，拎着一个体面的箱子，戴墨镜，迂腐得要命，她刚同他打过一仗，赢了。可战败者把一种奇怪的影响施加于得胜者。走进安德烈的阴暗狭小的车厢时，几秒钟前开阔、明亮的月台的印象还没摆脱掉，或许也因为那个莫斯科来的客人正坐在那开阔与明亮之中。安德烈开始脱衣服，为了不耽误时间，他提议各自脱各自的衣服。一边脱，他嘴里讲起同事的逸事，很不幸，故事里是酒瓶和牙痛这些事。车厢内外昏暗与明亮的对比，以及对刚刚取得的小小胜利的回忆，像一只有魔法的手，轻轻提起帷幕，向她展露出生活褴褛的一面。
请不要放过莫斯科来的钢琴师的装束和身份对这个小城车站餐厅服务员的影响。维拉自己的话证明她一早就注意到他的衣着，后来她也没忘向餐厅同事介绍他是一个音乐家。这种影响是自然而然的。她生活在小城市，可能一直并永远生活在这条铁路旁：嫁给一个铁路检查员的儿子（也是铁路工人），住在铁路边，工作在铁路边。没有汽车，没去过阿尔及利亚，没有上过电视，自己没有，亲友们也没有。这辈子认识的男人都一个样儿，她的评价不高。以前连工作也没有，经济上依赖丈夫。现在她比以前更独立，更有尊严。
钢琴师在讲述那起交通事故时透露的少量生活信息，就够触动她的了。生活的云泥之别伤害了她新晋的自尊心。有这样的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感到不幸？可钢琴师三言两语就倾吐出了他的压抑感。
在外宾休息室里，维拉带着受伤害的感觉主动回来了。她喜欢他，这个人平等地对待她，尊重她，同她讲心里话，她受不了把他留给外宾休息室值班员的想法。也许这样一来似乎免不了委身于他，不是说这有多坏，而是好坏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对待她。她一面屈从于自己新生的感情，另一面又为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地位而感到委屈。
普拉东没有让我们失望。他对维拉说了一番话，如果不是真心话，那就是最有魅惑力的花言巧语。维拉的面庞点亮了，像灰烬拨开，一股风经过。
她新生的爱情具有一种同她一贯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性质。她渴望投入他的怀抱，但她感到，她必须为这一行动赋予新的意义；她不能忍受自己像对待以往的情人那样对待这个人。
他平等地对待她，她也必须平等地对待他。她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这个人。这一次，性爱要求她敞开心扉，她便要冒敞开心扉所要冒的那些风险。
一夜情演变成为一个哲学事件，前者见容于固有的生活框架，后者却要撼动和破坏它。维拉把自己锁在另一间包厢，感到恐惧。怎么，她要为这个一天前还素不相识的人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同自己的整个生活决裂吗？“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在痛苦中，唯拉叫出声来。
当维拉为普拉东打开房门时，她是一时软弱，还是下定了一个决心了呢？第二天中午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马后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热力学问题，不是给定初始条件就得到可预期的结果，或者根据结果可以推定初始状态。
维拉这辈子从来没听过普拉东说的那番甜言蜜语，有可能她从来没听过哪怕稍微相近的话。这些话激发爱情，鼓舞牺牲，是在匮乏而不是充足的情况下。不过，故事给了她独处的时间，她用这段时间思索、忧虑、恐惧、悔恨、踌躇、愤怒，最后，她用那首歌给她的思路作结。当她向安德烈迎面走去时，她不是在冲动的驱使下向他走去的。
这个电影公映之后不到十年，苏联就解体了。电影借演员的嘴表达了一些看法，维拉讲得比较直接了当，普拉东则比较隐晦。他说，“只在这个火车站上，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自由。”（根据英语字幕“And at this station of all plac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felt free. ” 而汉语译制片对这句话的翻译意思稍微有些不同）他是一个体制内的音乐家，生活里充斥着对制度的暗示。一个意外把他从体制里抛出来，他失去了社会地位和安全感，反而感到了自由。nn那首歌在片中第三次演唱是画外音，画面上，维拉与普拉东两人在雪地里紧赶慢赶，向监狱奔去。还是维拉的声音，这一次深沉有力，像俄罗斯在唱。nn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尾巴。假释的囚犯与餐厅服务员重逢的那一段戏，你看了忍不住要笑出来。nn我们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尖。早上八点的太阳在篱墙上闪耀。当典狱长听说他的囚犯还没归队时，意外、失望、严肃、忧伤一齐来到他脸上。当手风琴声飘进高墙，传到他耳朵里，他眉头舒展，咧开嘴笑了。nn我仿佛听见导演要求他，“要像担忧整个人类命运一样显出沉默忧伤的神气；要像看到人类的希望那样露出欣喜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