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当你离开的时候(台) / 陌生人 / 当我离开时 / 当我们离开时 / When We Leave

 剧中的母亲对孩子说，当我们离开时，要留下点什么。没想到的是，却把孩子留在了土耳其传统尘埃之中。
这是Feo Aladag自编自导的处女作，能够做出如此“狠心”的决定，足见该女野心很大，或者说动力很足。作为影片中母亲的希冀所在——德国，也给了导演足够大的支持，该片代表德国参加2011年奥斯卡评奖。
在伊斯坦布尔长期忍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女主人公，最终决定带着儿子一起迁到德国生活。在柏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女人不断开始新的生活，以及被旧日子追赶。有了新的工作，有了新的爱情，却没能有真正崭新的生活。在与丈夫的儿子争夺战中，她的孩子被自己的爷爷和舅舅们误杀。然后，然后就黑场了。
女人接下来的生活会什么样子，不身处在土耳其的白墙青瓦间很难预料。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如此不同。曾经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笔下，看到伊斯坦布尔像一堵老去的，斑驳陆离的墙。墙上绘满光怪陆离、光芒四射的图案，却因为岁月的侵蚀，不断卷曲的墙皮上，只能依稀看到石墙曾经的荣光。那也是令人着迷的景象。帕夏的宫殿似乎永远不会死去，蜷缩着身躯等待将深陷其中的孩子指向死路一条。
那一切都仿佛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而并非现实。即使如《纯真博物馆》那样言之凿凿，带有具体年份的故事，也因为帕慕克那被浪漫啃噬到酥的骨头渣而显得罗曼蒂克。在伊斯坦布尔灰暗的房间中轻数情人吸过的烟蒂，这份浪漫可以让塞班乃至塔利班都变得花容失色。
但是这似乎只是幻像，一张夕阳透过诗人的眼眸，投放在墙上的幻灯片，一张一张之间，用黑场连接。Feo Aladag所说的“有价值的电影”，理应是中间的黑场。在影片结尾字幕缓缓上移的时候，我在想，黑与白在哪里被悄悄转换了？
奥斯卡外语片奖的竞逐，与其说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用来展示自己，不如说得更透彻点，是用所谓现代眼光审视不同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之间差异性。我得承认，我是站在比奥斯卡还“主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差异，因此《当我们离开》犹显创痛。
但是结合到那面斑驳的石墙，至今游人往返不断。曾经出差在一间犹如新龙门客栈般伫立在荒野中的火车站和一个朋友聊起帕慕克。他告诉我，他与我的方向相反，是因为憧憬伊斯坦布尔而对帕慕克感兴趣。这让我想起长城内外，颐和园内……一个一个不断申遗，不断立项的历史，毕竟不仅是承载了“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传承，其中毕竟还隐含着“不同”。只是，我们经常忘记了不同，只想起了骄傲，而那些“不同”又有多少是让人扼腕叹息的。
是历史让我们不同，更有历史让一个个民族有泪可流，有气可叹，更在上街散步99%被判非法的时代，还能勉强将反X运动当成全民健身运动。没有不同的历史，就不会有不同的现在。没有了不同的现在，站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台上的电影该有多么了无生气！正是历史的不同，百花齐放才成为可能。谁也不可能一刀将伊斯坦布尔的华丽宫殿与我们看来颇为保守和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切开。
我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相同！耻笑、愤怒伊斯坦布尔令人崩溃的传统意识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自身的缺憾。Feo Aladag手里拿着的是“现代”的标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也成了“现代”的一份子，在什么时候又会被“现代”所抛弃。总之，这把“现代”的利刃已经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究竟何时我们才能相同？当那个世界大同到来的时刻，是否也已不再能区分天堂和地狱？

很久没有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影片，可以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压抑着，直到某一刻难以控制地大哭起来。

这不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家庭暴力下的女人带孩子离家出走，自己的亲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信仰和周围人议论的压力下却不能理解她，也不愿意接受她。甚至，到最后，想杀了她。他们爱她，毫无疑问，可是无法摆脱的观念幽灵让这种所谓的“血浓于水”被稀释到可怜的地步。是这个女人让他们蒙羞，是这个女人毁了一切。她是疯了的人。就像影片中，夜里女人打电话叫警察救他们母女两逃离自己家时，女人的父亲朝她啐的那口唾沫。可是我不想谈论所谓僵化愚蠢的宗教信仰，不想赞扬女人的勇气和贬斥其他人的无知；如果仅仅是这些，那我不需要为这样显而易见的主题再多讲一句话。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其他，所以我愿意写下来。

从影片开始的那把枪和女人弟弟粗重的喘息声起，压抑的感觉就从没离开过。因为我不是土耳其人不是穆斯林，所以理所当然会有一种怜悯般的情感和认为整个事件难以理喻的理性。可是，如果我是处于那个文化中的人，女人或男人呢？我又会带着怎样的情感？那时，就没有所谓“理所当然”了。我们浸淫在各自的文化里，被无形中牵制着甚至被绑架着，还浑然不觉。一些人认为另一些人不可理喻，可自己其实也做着让又一些人认为不可理喻的事，仔细想想，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群体里，生命这只简单的容器里装了太多别人，自己常常被挤得不见了。在伊斯兰文化里，女人由于丈夫打她几下竟然就带男方的孩子离家出走，她的父母接受不了；在以前和现在的我们的社会里，女人由于与丈夫已没有了感情或是在草率的婚姻里邂逅了真正的爱情而与丈夫分手或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已婚男人，她的父母又能接受吗？周围街坊会怎么说，说她不守妇道，这会让她的家人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女人不贞洁，是狐狸精，该被雷劈死！如此看来，拍中国版的《当我们离开》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这样类比，中国人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没有人问影片里的女人她到底怎么想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她应该怎么想，和别人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应该尊重她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所以，她老师会说“让你的家人在社区和你之间选择，他们一定不会选你”。这句话，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可是确实真实到残忍。特别是她最爱的弟弟也举起枪对准她时。她已等不到“总有一天，他们会爱我的”。

撇开电影内容不谈，回到日常生活，约定俗成的东西真的常常紧逼到使人留不下一丝自己。任何形式的出轨都是不齿的。为了所谓名声，常常会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这股无形的力量如此强大，淹没了太多真实，太多尝试，太多希望。总有那么些不够突兀的问题在不够明显的地方慢慢咬噬所谓的自我。比如，没遇到倾心的人，为什么还是一定要逼自己牵上一个陌生人的手？比如，总算遇到了倾心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磨蹭到已擦肩而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无法洒脱。

“而那个被Umay提到的叔叔，他终于在片子结尾出现了，落魄的村庄、低矮的房屋、昏暗的光线、蜷缩在沙发上的一个身体，仅此而已。”——摘自豆瓣置顶影评

这电影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豆瓣影评。

如果情节真如此设置的话，电影想表达的意义就很让人费解了。也难怪，中国观众若没听说过“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 的话，影片最后一段隐晦含蓄的情节，会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因而，冒出上文这样似乎很合理却没有逻辑关系的解读也是情有可原了。

电影中，Umay的父亲不远万里回到故里见那位住在破落寒舍里的“叔叔”，他们之间谈了什么，电影没交代。父亲回家后，召集兄弟们在客厅议事，女人除外，电影给了每个人一个特写，父亲、俩兄弟，三人表情极为严肃和沉重，似乎刚听说了什么特别严重的消息。父亲心脏病突发，Umay去医院向临终父亲道别，父亲说“原谅我，孩子……原谅我，孩子”。没想到从医院走出后，Umay最疼爱的小弟弟已经准备好一只手枪等着她了。好在亲情战胜了“理智”，弟弟扔下手枪逃走了。观众刚舒了口气，紧接着，大点的那个弟弟赶了上来，手握一把尖刀毫不迟疑地刺向了自己的亲姐姐。

通过以上这一系列委婉含蓄的情节，电影向观众暗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Umay被判了荣誉谋杀。“荣誉谋杀”虽然听上去新鲜，却并非伊斯兰教国家独有。封建礼教束缚过的中国就曾发生过，女儿未出嫁，而未婚夫已亡，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贞洁名声”、“烈女头衔”，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关在房里任其活活饿死的事，其无人性的惨烈程度更胜于此。

说到荣誉谋杀，通常是指为了挽回家族荣誉，由家族成员共同或少数重要成员做出决定，指派某一家族成员对另一损害“家族荣誉”的家族成员执行死刑的一种社会习俗。比如，我们熟知的大义灭亲。普遍以法制立国的现代社会已用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私刑是被禁止的，荣誉谋杀虽不合法，却难以在某些地区绝迹。其凶手多为男性，而受害者则大多为女性，被害的原因与失贞、不检点相关，如果女性被强奸、被怀疑不忠、行为出位、提出离婚等理由，都可能被家族以私刑处死。这种陋习不仅发生在土耳其、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的保守地区，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也有。不过，似乎土耳其电影更青睐这样的题材，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也反映了同样的社会问题。

电影中的Umay也是一位荣誉谋杀的受害者，她父亲千里迢迢去面见的“叔叔”并不是一位住在寒舍的失败者，相反，他应该是家族一位颇有权威的族长级人物。父亲回家后带给两个弟弟的可怕消息，正是他向Umay父亲宣布的，即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处死Umay。前面提到的那段，Umay父亲羞愧地对女儿说的“原谅我，孩子”并不是他的临终前的潘然悔悟，相反，联系前后情节，已能看出他早就知道两个弟弟会等在医院外对女儿下手，也不打算做任何事去阻止这一切。Umay走出医院，弟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对准姐姐的行为，即能说明谋杀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加上后来大弟弟冲过来补的那一刀，都能表明这一切行为都是有准备、有预谋的谋杀。

文化隔阂是电影被误读的原因之一，而电影缺乏表现家族荣誉与亲情两难的缺陷更加剧了这种误读。在电影开头部分，Umay刚回家那段，观众还能看到到这个家庭在亲情上的流露，后面的情节则很少有所表现。不仅如此，电影着力表现Umay试图修复亲情关系的努力，和家人对她的冷漠和决绝的对比，更使Umay的家人表现的更像是毫无感情的一群冷血动物。电影缺乏表现这个家庭对亲情与理智的两难抉择，让观众只关注到事件本身，而忽视了“荣誉谋杀”这一社会陋习的普遍存在，电影的深刻性被大打了折扣，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遗憾之处。比较之下，虽然这部电影够沉重，我还是更青睐《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对这种题材的处理。

随附一则新闻，是一起发生在2005年德国柏林的“荣誉谋杀”案件，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是根据这则新闻改编的：

今年2月7日，晚上9点，在柏林市中心腾姆帕霍夫区的一个汽车站，一名女子头部中弹3粒死亡。一周后，她的3个兄弟被捕。警方称，这3个兄弟是合谋作案，一个负责搞枪，第二个负责望风，第三个下手开枪。

9月14日，法庭对此案的审理刚开始，3兄弟中19岁的小弟弟让律师宣读他的一份陈述，在这份陈述中，他承认是他杀死了他的姐姐哈同.叙吕库。他说，他姐姐放荡的生活方式损害了家庭的荣誉，只有她的死亡才能让荣誉重新返回家庭。而他的两个哥哥也宣布，他们跟此案毫无关系。

按他的说法，枪是他花了800欧元在动物园火车站（西柏林的主要火车站）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买来的。他说，此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对他的哥哥们也不满，认为作为年长的兄弟，修复家庭荣誉本来是他们的事。

哈同.叙吕库小姐是在德国长大的。1998年，她在土耳其被迫跟她的堂兄结婚。在她的儿子出生前，她来到柏林，再也不愿回土耳其去。她离开了父母的住处，自己单独生活。今年23岁的她，已经基本结束了电工的职业学习，但她始终拒绝搬回父母那儿去。她突破了家庭，过自己的日子，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的宗教传统思维。

哈同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3个兄弟中，有两人已经多年跟她没有任何联系。据说，她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暴力行为，甚至强奸。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711274,00.html

在妖孽看来这个女人是没有任何错的
丈夫对她和儿子施暴
她能做的事情就是带着孩子离开
儿子问道
我们去哪？
她淡淡的说道
当我们离开
然后开始的就是梦魇般的逃亡
面对兄弟的不理解 小弟起先由支持到后来的反对
面对妹妹的怨恨
她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女人
穿着华丽的礼服出现在妹妹的婚礼上
被自己的哥哥拉到停车上狠狠地毒打一顿
面对这些她永远都是忍受
影片一直没有展现她的孩子的内心
我相信一直到最后被亲舅舅用枪击中的孩子也不明白
这是怎么了
她母亲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幸福的家庭中生活
尽管他的妈妈后来遇到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可是呢
演绎的永远是有缘无份
孩子死掉
这个女人会面对怎样的未来？
当她离开
这个穆斯林的社会还会容纳她吗？
who knows

不懂德语，查字典证明法语片名是直译之后，觉得中文片叫《异客》才合意，因电影说的是一个在德国长大（未知是否德国出生）的土耳其裔女子嫁去土耳其之后经年无法再忍受充满暴力的婚姻生活，携子私逃回娘家，却在土耳其社会风俗的逼迫下，在自己父母的家中，在兄妹的眼中，成为一个“异类”而被驱逐的故事。

身在故乡却为异客，不为外界所熟悉的土耳其文化引发的猎奇心，和各个国家许多团体一直为其治标尤其治本之道而努力不怠却尚未在文艺作品中留下太深痕迹的家庭暴力这一当今普适性问题牵扯的同理心，意图加入欧盟却被一再否决的介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明与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培养其精神上的下一代的欧美文化之间的冲突，遵循传统文化不敢行差踏错半步的父母与奋起反抗想要无惧往荆棘林中挣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的女子之间的矛盾。大珠与小珠，错落入盘，照理说本应很美，我却不大喜欢。

首映式上导演现身——这大约是我在首映中见过的最bavard(e)的导演，在滔滔不绝十几分钟的介绍中提到两件事，第一这部电影她是专为“家暴”这一主题拍摄的，开拍前曾用了几年的时间查找和准备资料，第二本片虽然采用了一个土耳其家庭为背景，但无意针对伊斯兰教。

因本片是去年柏林电影节的参展片，在法国公映之前已经在不少国家上映过，可知导演特地提到的这两件事实在是在之前的反馈之后总结得出的“未雨绸缪”之道。不过问题就在于，在探讨一个当今普遍的问题时，偏偏却挑选了一个极端的典型，而在剧本之中亦没有想出别招来点明题材与中心之间“以小见大”的特例属性，难免造成焦点的模糊，相信应有不少观众在看完此片之后，除了为女主角的不幸遭遇洒两滴眼泪之外，就是将炮火对向伊斯兰教管辖社会内与现时主流文化各各不相容的特色。

而事实上，尽管今时今日坐在法国的电影院里，看到父母极力要拆散自己亲生女儿和她的独子，甚至不惜动用暴力也定要将自己的外孙送回到他生父那里的作为，友邦观众一开始都生出极大的惊诧和不适应，但事实上一段时间过后，友邦观众就会发现自己对这样的社会模式并不真的陌生——法国观众可能觉得遥远些，我这个观众观众却能实实回忆起当年我父母离婚从母上的单位一直动员到我们所住的小区的大妈们一个个前来说项的骚乱，外公外婆也不顾母上幸福与否更加无视我支持他们快离的鲜明态度，极要他们“为了孩子凑和过下去”的亲情压力。而且我相信。

甚至暴力，我们也并不陌生。回想自己的童年，与我同龄的中国观众脑海中播放的片段里大概都少不了类似电影中那一幕“闭嘴”然后一个巴掌打在孩子头上的场景。我们的父母举着“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根本没有实践证明其合理与正常性的古话，在大庭广众下脱了裤子“竹笋炒肉丝”，因一点小事便赏两个“笃栗子”吃吃，乃是家常便饭。长大到不好轻易动手的时候，还有各种轻则伤点皮毛重则剥夺尊严的体罚。

而这些“同理心”，却是走出电影院坐到地铁上才反应过来的。电影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女主角婚姻中的“不幸”，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任何前戏女方也无快感的活塞运动，放一个拍小孩头和推老婆的场景，后来由女主角与其母的对话中证明观众从这些浮光掠影中生出的联想——他确实打她。如果是做一个以“家暴”为主题的电影，这些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她为什么嫁给他呢？他几时开始这种行为的呢？她又为什么忍到现在呢？最后是为什么终于下了决心呢？相信这些疑问才是能在观众中引起共鸣，并让人更深入地去探讨“家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将女主角的命运归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野蛮不开化”

而电影恰恰把重点放在了这些“野蛮不开化”上。土耳其社会群体的闭塞——影片的大部分时间在德国，而除了几句德语和及时介入的警察之外，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父系家长制度的极权——比起女主角的丈夫，她哥哥才是本片中“暴力”的象征，而他这种习性毫无疑问是“有样学样”，父亲教育的“优秀成果”；宗教引领下社群的不理性——影片中多次出现在清真寺礼拜的场景，且女主角的老板在登门恳求无果后极有针对性地吐槽女主角父亲习惯的“安拉与你同在”的送别语——“别把神扯进来，这事儿跟祂没关系”，在整个影片的氛围中很容易造成“要摆脱这种苦难先要摆脱这尊神”的印象。于是有人会觉得乃是“针对伊斯兰群体”以至于导演要特别在放映前澄清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女主角的性格形象也前后不一，除了“坚强顽固”这种极粗糙的概念之外，并没有给人真实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剧本中缺少有关她的背景故事而造成观众与她的疏离感，另一部分则是全剧并不是由人物自然而然地“导致”情节，而常常出现“情节需要人物做这样的事所以伊这样做”的情况。婚礼上的冲突是影片需要的一个高潮，从这里开始整个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所以一个疼爱孩子，告诉他说“我们出走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你爸爸其实很爱你”的24孝妈妈，就带着她那个饱受折腾极需要家庭的孩子冲去这个她明知不会友善的场合，一次不够，两三次地任孩子亲眼见他的舅舅阿姨外公外婆如何地想要摆脱他们。这种行为不仅缺心眼——女主角因自己的决定而成为“异客”，但她不是真的“外来者”，对自己成长的社会只要有基础的了解就应该知道现场绝对不会张开双臂欢迎她的，而且缺少说服力——这与女主角之前悄无声息从婆家带走孩子的性格并不相符。

最后，我不喜欢那个结尾（以下剧透，请回避）

 

一般电影中极少有杀死小孩的。因为孩子作为下一代，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希望”与“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英雄电影总是热衷救小孩，而黑色电影中常常不会出现小孩的形象。最后这一招原意是将悲剧推上最高点，从而让人憎恶这种毁灭性的暴力。但是从电影的角度解读，似乎女主角一切的努力与斗争最后全都失败了，她不仅失去了父母家人也失去了这整部电影核心的动机——她的孩子，她的未来，她的希望。这样的结局，除了用洒狗血的方式让闻者痛见者泪难过一把，将同情化为戾气之外，对“vs家暴”的问题非但没有提出可供思考解决之道的门道，反而给蒙上了一层极为悲观无望的色调，似乎在说——c’est la vie，能忍还是忍吧，你看反抗是没有好结果的吧。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题材，也是个不错的切入点——从家庭社群的角度来解读家暴生成的土壤。只是线索给得太不明确，把太多力气化在了感性的同情上，而太少篇章在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