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弄人  创生 / 创造 / 达尔文传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所以说被达尔文放在嘴里含着的样子奇特的甲虫也是从上帝那双神秘而万能的大手里蹦下来的。但是达尔文又把这甲虫捡起来，用一本巨著告诸世人：世界并非神创。
        这部电影展示了在这部石破天惊的著作问世前，其作者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这是一部将达尔文拉下神坛又将其去符号化的电影作品，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在宗教神学包围中单打独斗的科学怪人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爱家人，会哭泣的男人。
        我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讨这部电影中反映出来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和我的感想。
                               一、达尔文的学术研究
        影片中多次出现达尔文院子里的木质鸽舍，这是达尔文请人在他伦敦郊外的达温宅造的，并有人专门看着这些鸽子，为达尔文不时提出来的要求对鸽子进行解剖等操作，或者有选择地让鸽子进行交配，观察其后代的变异，这是为了比较不同的鸽子在形态学上的差异，这对研究动物起源和动物分类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有过一股鸽子热，有时女王也派鸽子参加信鸽大赛。达尔文的鸽舍最鼎盛时有上百只鸽子，他还很自豪地写信给朋友，邀请他们来自己家里看“全英国最好的鸽子”。出版商给在收到达尔文《物种起源》后给他回信，提到《物种起源》的书稿难懂而又缺乏证据，建议达尔文将其改成一本有关鸽子的通俗读物。 如果达尔文当时听从了编辑的意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一本《鸽子起源》了。不过也可见这些鸽子对达尔文的在学术研究和休闲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达尔文的女儿安妮最喜欢听爸爸讲珍妮的故事，珍妮是伦敦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达尔文观察它的表情，并发现这与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在襁褓里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面部表情都有着惊人地相似，我想这也是激发达尔文“人的起源是猩猩”的想法来由之一吧，在电影中，我看到珍妮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达尔文的怀抱里像是他的女儿，达尔文和它握手，玩耍，丝毫不像现在的研究者们隔着玻璃窗远观动物就能发表一些看法，我认为只有达尔文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电影中有一幕很和谐很美好的片段就是达尔文全家去海滩玩，他带着几个孩子看岩石，跟他们讲述沉淀在这里的沙粒是几百万年前这里发生过强烈暴风雨的迹象。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有举例说到“沿着由不很坚硬岩石所形成的海岸走走，并且注意看看它的陵削过程是有好处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这些记录无不展现着达尔文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各种迹象并习惯记录，这些记录不但使他的学术著述更加丰富具有说服力，也成为了后人研究他的重要资料。也可见达尔文在科学研究方面涉猎之广。
                            二、达尔文对宗教和信仰的态度
        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说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宗教气氛。哥伦布的航行和马丁· 路德宗教改革都意味着必须推翻有关创世、生命、宇宙和所有事物的来源和目的的整个框架，并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头脑思想的变化，教会也没有可能实行独裁统治，因此科学家们不会重蹈布鲁诺的惨剧。
        在多重因素影响作用下，我简单地把达尔文对宗教的态度按照人生经历划分为以下几个时间段：
1、小时候的达尔文受传统思想教育，信奉圣经，还在剑桥大学修读神学成为牧师。
2、22岁的时候，他开始了“贝格尔号”科学考察旅行，此间，达尔文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生物、地质资料，并都记录下来。这次考察对达尔文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开始怀疑物种不变论。这种怀疑态度在达尔文成家生子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他在很多方面流露出他对宗教的怀疑与不合作态度。电影中亦所表达：家人在饭前祷告，感谢上帝时，达尔文只是尴尬地坐在桌子一端拿着刀叉等待祷告结束；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所有人都在唱着赞美诗，只有达尔文一个人闭着嘴巴。
在爱女安妮生病（无确切记载，但据考证推测应该是肺结核，在当时属于无法医治的疾病）阶段，达尔文又对宗教展现了一些信仰，这主要表现在他向圣母祈祷，向上帝许诺，只要安妮能好起来便余生相信上帝。这一时段非常短暂，使我不得不怀疑此时的达尔文是否真的寄托了希望于上帝，还是受吓于水疗师告诉他的：除非你有信仰，否则世上的水都治不好你。
1851年，安妮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这对达尔文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他开始倾向怀疑主义。我们不能说达尔文从此没有了信仰，因为达尔文只是失去了宗教信仰，他还有别的精神寄托；也不能说达尔文就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一点他本人也是否认过的，但我觉得不可知论是对他的心思更为准确的描述。
        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达尔文的认识加深，也出现了很多对达尔文的信仰假设。比如说把进化论看做是一种基要主义的神学，或者是一种维护科学正统的工具，这些简化的符号化标题背后都有不同的推论和证据，我认为随着人文科学研究的玄学化，自然科学也无法避免这一趋势，但达尔文与《物种起源》带给我们的精神、物质财富是无可比拟的。
                                    三、达尔文与家人
        达尔文的妻子艾玛是比他年长一岁的表姐，有过10个孩子，其中3个夭折。有很多人把三个孩子夭折的惨剧归结到达尔文与艾玛的近亲婚姻。电影中的达尔文也想艾玛说过：“也许我们不应该结婚，因为我们的血缘太近了”。大女儿安妮10岁时死于肺结核，可是主治细菌感染的青霉素在大半个世纪后才被发现投入使用，当时的流行药品中都是汞、砷等重金属。另外电影中提到的一个治病方法就是水疗。据我研究发现水疗的几个基本作用就是促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降低疼痛感、消除水肿，这些对安妮的病症丝毫没有帮助作用。二女儿玛丽活了三个星期后死亡，当时的医学可以说是极度不发达，新生儿死亡可以说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小儿子查尔斯在两岁的时候死于猩红热，猩红热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致命传染病，他的好友赫胥黎也有一个孩子死于猩红热。并且，达尔文的其他孩子都非常有作为，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看一个结论就把达尔文的婚姻称为败笔。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镜头就是达尔文将写好的《物种起源》书稿交给妻子艾玛处置，这位纯正的基督徒最后却让达尔文将书稿寄给出版社出版。那一句“愿上帝原谅我们”彻底让我感受到艾玛这个女人的伟大。这一句话不是对达尔文反对神创世界的讽刺，而恰恰让我们看到了教会一直宣扬着的神创论的松动和艾玛对达尔文的支持。
        电影中反映最多的我想应该是达尔文与女儿安妮之间的感情。从片头开始就是达尔文不顾摄影师的责备给正在拍照的女儿讲故事；安妮因为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恐龙的存在被罚跪至膝盖青紫时达尔文怒气冲冲地要去找老师理论。然而安妮死后，达尔文对安妮的思念充满了他的世界：还有爬到安妮照片里的蝎子，在福尔马林水里呐喊着爸爸的安妮的声音，将培养瓶击碎逃出来的小蝙蝠们……安妮粉红色的连衣裙在雾霾的巷子尽头消失，达尔文却始终找不到她。幻听和幻觉充斥着达尔文的生活，他痛苦不堪，又开始进行水疗，但是收效甚微。
        最后改变了达尔文这种困境的还是妻子艾玛，他们大吵一架，矛盾冲突关于现实，关于安妮，关于忏悔。但是时间总回不到过去，艾玛选择：即使是明天，我还是会嫁给你。达尔文终于振作起来，他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开始不久就有两个年轻人跑来达尔文家催促他写书，这两个人就是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的虎克和赫胥黎。我觉得这两个演员很好的表现出了他们对达尔文和进化论的期待，和真人有着神韵上的相通，这部电影在演员上还是很有严谨的精神的，演员们的出色演技也令人佩服。毕竟是电影作品，其科学严谨性还有待考察，我试着找出一些电影中关于时间安排和科学理论上册纰漏，只有几条线索，但还没有足够时间继续考察下去，不在此赘述。
        电影在达尔文寄走书稿之后戛然而止，最终一幕是他带着女儿回家的背影，画面平静而安详，与那部书稿引起的革命相比照，展现达尔文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博学家的全面形象。
        我想，创世纪可以这么改：神说：要有人，世界开始了进化。
        
        

看完PB新片《造物》后，忽然想起去年圣诞前夜曾在西门堂领了份《方舟》五周年特刊，把路德的部分看完了，审判达尔文那个版块没看（所谓战争只有妥协从来没有终止么？），于是找出来翻了翻，我本人骨子里反感一切狂热的、非此即彼的论调，不过还是有几句可以摘录出来，跟电影关系不大。

“与其说进化论是科学，不如说它是宗教。”
“进化科学很像一种宗教的理由是达尔文主义者企图征服全世界的那种狂热。”
“不论科学参加什么别的目标——宗教、政治、种族——之后，科学家本身必然沾上狂热。”

CREATION中文片名翻译成《造物弄人》不对，但却相当具有讽刺性。电影选取在查尔斯·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前后这段时期，他因为写这本书遭遇到的精神折磨和家庭内部的障碍。电影没有完整的故事线，而是充斥了大量的碎片，达尔文在现实、记忆、幻觉三重时空中穿梭，他的喃喃自语、他的怀疑、他的自我斗争，他讲述的一个个故事。

一切开始于他挚爱的长女安妮的死亡。安妮从一出生就被父亲作为“类人猿”性质的实验对象，达尔文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女儿婴幼儿时期成长的点滴情况，安妮从小接受了他的进化论教育和对生物学的兴趣。并且由于她的进化论知识，她还与牧师起过冲突。在一次海滩旅程中，安妮不慎着凉，得了重病，达尔文将她带去接受他所信赖的水疗法，水疗法没有成功，安妮死去。达尔文陷入巨大的悲痛与自我罪疚中。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是近亲结合，达尔文认为这造成了安妮的先天缺陷。电影中点出达尔文和他妻子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养育出优越的后代（？），但这桩实验因为安妮的死而破产了。达尔文进一步把罪责归结到自己强行带安妮去接受水疗法，并且隔绝了妻子陪伴在女儿身边的机会。深刻的负罪感和痛苦使他陷入了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在幻觉中死去的安妮仍不时出现在他的身边，与他交谈。宗教信仰的丧失亦使他无法从女儿的死亡中获得安慰。精神上的不正常导致了身体也出现衰败，他不能持续写作《物种起源》。与此同时，约瑟夫胡克和赫胥黎又激烈地敦促他尽快完成《物种起源》，以彻底坚决地击败有神论者，摧毁宗教，杀死上帝。在家庭内部，曾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由于安妮的死转向了宗教，她对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则抱着抵制与谴责的态度。曾经是好友的牧师也与达尔文决裂。

电影中还穿插了两段达尔文讲述的故事，一段是英国人企图通过对荒岛原住民小孩的文明化，来彰显基督的荣耀以使得这些未开化状态下的原住民归向基督信仰，但这项实验可笑地破产了；第二段故事则是一只猩猩的命运，她从丛林来到伦敦动物园，最后得了肺病死亡，死亡前向喂养她的饲养员做了一个人类的安慰手势，抚摸了他的脸。前一个故事显得荒谬，后一个故事在达尔文的叙述中却充满了关怀和悲伤。这第二个故事也是安妮最喜欢听的一个。

如同《美丽心灵》里走出疯狂的约翰纳什，达尔文最终也获得了自我斗争的胜利，恢复了意识上的清醒和肉体上的健康，写完了《物种起源》这部影响巨大的进化论著作，在家庭内部，他也获得了妻子的谅解和支持，子女们的亲近，回复到了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来，电影至此嘎然而止，没有交代《物种起源》之后的命运，也没有对科学与宗教之争发表任何明确的观点。看似乎这又是一部主旋律影片，但全片中处处充斥着一种黑色的、压抑的情绪，无从宣泄的痛苦，其实全片到结尾时也未能够解决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安妮的死亡所带来的，还有他自身的怀疑，只不过被表现得很隐晦。

CREATION里已经竭力避免去讨论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它把焦点集中在了达尔文个人的精神挣扎上，并且还表达得语焉不详，非常混淆，这是一个人内心的冲突，脱离了大背景，如果观众看它会产生什么联想，那也全是观众自己联想出来的。关键（电影里提都没提）在于，达尔文理论后来被政治化了（也可以说宗教化了——达尔文主义者），它成为了反基督的尖锐武器（而且绝对不是单纯出于科学必须推翻宗教的目的）。达尔文一开始想必就意识到了这点。（在人类发展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达尔文主义的大流是灾难性的，适者生存的理论为强权者创造了毫不羞耻的口号，道德上的障碍完全可以忽视了。）

电影中对神创论的直接驳斥几乎没有（至少我没看到）。有趣的是达尔文的那两次激烈的反驳，创造出如此多的生命只是为了让它们死去？还有坐在凳子上对牧师说的那段话，把牧师给气跑了……神创造出如此多的生命竟然只是为了让它们死去？这是不义的，世间不存在一个不义的上帝，怎么能解释上帝是这样残酷的，不能解释，所以上帝不存在，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去解释，那就是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这根本不是从实证角度，只是从逻辑角度嘛。

另外，《美丽心灵》那片子我觉得人性的不是“意志终于获胜”，而是意志终于被迫必须获得世俗意义上的“胜利”，这样的胜利也可以用dark triumph来形容。

过去在看传记题材电影的时候，很少想过演员和实际历史人物长得像不像的问题。但是在《Creation》里，Paul Bettany的气质跟那张著名的水彩画上的年轻达尔文无疑是非常像的，那是一张苍白，贫弱但又固执的面孔，饱满光亮的额头，细密的金色鬓须，眼神执着，但目光并非咄咄逼人。电影里，达尔文的大女儿Annie这个角色，演员和真人也有着一种很灵动的联系，当然，照片上的小姑娘表情是严肃的。那个时代有着一种今天无法理解的严肃感。相比之下，Jennifer Connelly的长相跟画像中的Emma不怎么像，但是她的气质，那种迷人的坚强、稳重又明智的形象，足够让人觉得她就是那个最终做出了正确决定和勇敢牺牲的Emma。

其实，如果继续注意一下电影里另外的两个龙套角色，就能发现影片在重现历史的方式上有那么一种可敬的严肃态度。Joseph Dalton Hooker和Thomas Henry Huxley，就是电影开始不久跑来催促达尔文写书的那两个人，演员和真人也都有一点神韵上的相通。这种后人和前人的神貌相似自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即使他们不像，这个小插曲也一样吸引人。胡克和赫胥黎都是生物/博物学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赫胥黎，成就和名气跟达尔文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吧。匆匆来访，三言两语，咄咄逼人的质问，一筹莫展的踯躅，平静的乡间小径，竟这样参与了影响历史的宇宙进程。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多么奇妙！

     讲伟人就该这样讲，把他从神人的宝座上拉下来，推进凡人堆里，让人知道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时候。这是宣传教育的好方式，与某些策略相似，欲擒故纵、假道伐虢，都是洞悉了心理，遵循了事理，借用技巧有效地达到了目的。

  《造物弄人》改编自达尔文第三代玄孙兰道.凯恩斯的传记小说《安妮的盒子》，全片用达尔文的记述与回忆展开这位伟人的生活一角，即第一部长篇巨著《物种起源》诞生及撰写前，达尔文的情感与生活。

   不觉乏味，是因注重了世俗化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从理论演讲稿的字里行间找伟人的形象。原著传记小说是影像的蓝本，但也不得不说乔恩.阿米尔是手艺精湛的工匠。他能一直用平常心分析真实人物的心理，不甘于停留在表面上，进而把握住传记电影忠实于真相的主心骨，并执导出让人感动又有所思考的影片，做足了功课，拍出精品想来是水到渠成的事。尤其，开场那段亦真亦幻的生物群舞，彩蝶纷飞，让人印象深刻。

   看过此片，心中符号化的达尔文会有血有肉地走进脑海。不会再捧着表姐表弟近亲结婚的故事卖弄，也不会认为他是个长着聪明脑袋的怪物，会了解到他虽然爱生物爱科学，但他更爱妻子还有孩子们，他就像任何一个伟大的父亲，麻烦的丈夫，出色的劳动力，没有变异。

   离世的小安妮出场与退场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照相机的发明，为小女孩儿留下了最后的倩影。从此以后，安妮存在于虚幻里，化作一种精神力量伴随在达尔文的身边。当然，对于安妮的死因，也必须承认它在剧中起到彻底激化矛盾的事实。它贯穿始终，揭示从逃避到正视，达尔文陷入信仰基督教与研究生物科学的水火间，痛苦挣扎与勇敢战斗的过程。

   在表现达尔文心灵孤独与质疑自我时，有条不紊地拍摄出了他的恍惚无助，无形中笼罩的恐惧气息，带着常人能理解的情绪，虽然那是伟人预见事实时短暂的怯懦，是科学家颠覆整个认知体系前的惊惧，但对旁观者而言没有理解上的障碍。

   而达尔文的妻子艾玛，电影在刻画她时，则用一种超越从属地位的视角，把一个母亲、爱人、表姐、虔诚的基督教徒等多重身份的女人，以爱的名义有情有义地塑造了出来。而詹妮弗.康纳利会说话的眼神，随着波动的剧情，正好完美地诠释了这样一位女性。还有一妙处，也有隐喻的成分，艾玛最后向达尔文妥协时所说的话，恰好带出了当时政治宗教文化的影子，对科学界先锋人士及家人，远离上帝，得不到上帝的宽恕，绝不是值得炫耀、心安理得的事。

   若说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被悲伤、愤怒包裹着，其中小安妮最喜欢听的悲伤的故事，有关一个叫珍妮的红毛猩猩的故事，那段是最轻松快乐的片段。我知道那是严肃的实验论据，但画面生动活泼得只叫人心情愉快，不知不觉想起那个泼猴-孙大圣。

   没有丰富的剧情悬念的传记电影，能讲出如此动人的故事，转化掉晦涩与愤怒，用温婉的节奏，像不惊动晨露的晓风，真是不容易。

来自方舟子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0ccs.html

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此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比较。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 岁。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93岁）。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 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它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最大的胜利之一。

2007.11.18.

（《中国青年报》2007.11.21）

(XYS20071121)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