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战场  战火屠城 / 杀戮之地

Dith Pran

对电影似曾相识，好象在哪看到过类似的内容，不过因为几年前在ARTE看过一部分，总觉得是那个的原因，看到中间被这些战地记者的经历深深吸引，最后两人终于相见，更是被感动到掉眼泪(虽然我很不喜欢电影中那个纽约时报记者Sydney Schanberg的角色)。
直到打出字幕，我才觉得Dith Pran的名字这么熟悉，一查之前的读书笔记，果然是Raymond Depardon在作“纽约来件”时碰到的那个纽约时报记者，Raymond Depardon在81年7月时送给解放报的专栏第四张照片的注脚写到：“今天早上我跟随一名摄影师出门，纽约时报的记者，柬埔寨人Dith Pran。在去116街Harlem的地铁里，他跟我讲起了柬埔寨、水稻田、以及与红色高棉在一起的四年……“我不是囚犯，但更糟糕。”他说起法语来很轻柔，有些腼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布鲁克林区，家里的其他人都已被杀，他在纽约时报已经工作了一年。我们还谈到了摄影师Sylvain Julienne、Sou Vichith、Gilles Caron......”
Raymond Depardon在阿尔及利亚、越南、乍得、贝鲁特等地都做过战争报道，他们谈到的几个人全是在柬埔寨战争时失踪的记者，Sou Vichith也是柬埔寨人，是Depardon在Gamma图片社的同事，Gilles Caron是Depardon在Gamma的共同创建人，70年与另外两名法国记者在金边附近失踪。Depardon和Dith Pran相遇在81年，从电影最后结束的时间看，Dith Pran也仅仅回到美国一年多而已。Depardon也是几年后看到这部电影才知道：片中描述的那位历尽苦难的柬埔寨人就是这个曾经和自己工作过一天的摄影记者。
The Killing Fields残酷而真实，Depardon在提到这部电影时也是用记录称呼的，我一度认为是部记录片。在“纽约来件”的书里看到一张Depardon拍摄的Dith Pran的照片，瘦小的柬埔寨人脖子上挂着相机，面孔一如普通东南亚男子，只是眉头微皱，眼中似有经历无数，等看完电影再看那句“柬埔寨、水稻田、红色高棉在一起的四年”的话，平淡的话语和残酷的画面对比，更觉得他在红色高棉所受的苦难，不止是电影中所现的场面，可那些就已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Dith Pran从纽约时报离开后，建立了一个认知红色高棉时期大屠杀的项目，他评价自己说
“Part of my life is saving life. I don't consider myself a politician or a hero. I'm a messenger. If Cambodia is to survive, she needs many voices.”

看完才知道是1984年的作品，吴汉第一次演电影就把潘恩的谦虚、忠诚、勇敢、机智和善良刻画的这么好，相信他是有表演天份的。早听说金边有S-21监狱专事虐杀异己和反对派，也听说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为其暴虐政策所杀害，这也是可以永载史册的人类灾难之一了。小的时候看人民日报上面有歌颂红色高棉英勇抗击越南的文章，真以为D所宣传赞扬的都跟毛主席一样红，等信息开放了、眼界开阔了才知道D所支持的不少都是流氓和暴徒政权（比如现在的北朝鲜）。与这样的国家结盟为伍虽是国家利益所需，但也必为文明社会所不耻。总之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部片子，能理解为所谓的信仰和政治去迫害、屠杀自己的亲人、邻居、朋友和同胞是多么的荒谬，就如电影里集中营给孩子洗脑要他们忘掉父母，只爱“安卡”一样，这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真心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去柬埔寨旅游一圈回来后特意看了看这部电影，别人的历史，却让人颇为唏嘘，感触颇深。
今天的柬埔寨挺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的，经过海关时，游客需要备上一块美元去贿赂海关的官员，这份买路钱是海关工作人员收入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很坦然。景点的门口是一大堆穿着草鞋的孩子对着你喊中英文混杂的“Give me 糖果”，“姐姐漂亮、哥哥帅哥”——帅哥在这里是当形容词用的。有人认为，售卖旅游纪念品和乞讨，算是小朋友们的一种合法的兼职工作，不过，小册子上提醒游人，不要随便施舍小朋友，这可能会培养他们对“不劳而获”的渴望，而且不安全。
其实电影里大概只算拍了红色高棉控制的场面，而真正的屠杀，真的血腥，里面仍然是没有镜头的。
旅游大巴上，一口广东话的当地华裔导游问我们，知道红色高棉吗？大部分人只能摇头，我们对别人的历史知道得向来不是很多。
然后导游跟我们讲：那是一个叫波尔布特的坏人做的事情。场景与电影中类似，用美军空袭的谎言把百姓骗出城市。他们说：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医生、教师还有其他的读书人，你们都站出来为国家服务吧，然后，站出来的人都不见了。
再然后，导游指着路边的一种有锯齿状叶子的棕糖树说：波尔布特杀死读书人就是用棕糖树的叶子去剧他们的脖子，最快的情况下，这个人被杀死也需要15分钟，还有些会被活生生地剧一下午……然后，那哥们推销起了棕糖树熬出来的天然棕糖，纯净健康，再然后，很多人买了那种棕糖。

当地人对于红色高棉的故事里，不会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较力，也没有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批判，他们就是说：波尔布特是个坏东西。
这场红色高棉是什么原因呢？那个导游小伙子说：波尔布特嫉妒并且害怕，怕别人比他强，于是就把所有有知识的人都杀死了。
而西哈努克亲王，小伙子还是很尊重他，不过他说：也有人认为，西哈努克对波尔布特太姑息了。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柬埔寨的人口由700万降到了400万。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有知识的成员，这对它后来的发展很不利。
在柬埔寨的最后一天，我们坐突突去了吴哥的市区，途经一个地方...开突突的导游告诉我们，那是为红色高棉时期去世的人立的纪念柱。不过，他没有停下让我们缅怀，而是继续走，继续说，纪念柱旁边是一家儿童医院，那是一个瑞士籍的柬埔寨人捐资开办的。穷苦孩子可以免费在那里看病，那里的医生们收入很高，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份300-500美金一个月的“高薪”，那里的医生不收受贿赂，真诚地只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在这个把收受贿赂像收小费一样当作收入一部分的国家里，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童蒙

1975年，越南统一，“美国在柬埔寨扶植的”朗诺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红色高棉已经逼近金边，《杀戮之地》在这个时刻开始了……

关不住的鸟儿

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辛尼，一个是他的翻译兼助手潘迪。但奥斯卡颁给潘迪扮演者吴汉（东南亚华裔，佛教徒）的居然是一尊“最佳男配角”奖，让我们这些不懂规则的“老外”莫名其妙。吴汉此前虽无表演经历，但他亲身经历并逃离了那场浩劫，因此几乎可以说他就是在演他自己。

潘迪坚定而锐利的眼神让人过目难忘，象是印度支那特有的某种植物，鲜明夺目。虽然潘迪在“劳动改造”和丛林逃亡中几次遇险，命若琴弦；虽然剧情紧张惊悚地让人透不过气，但是我始终相信潘迪一定能逃出生天、得以自由——“有些鸟终究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

红色高棉即将入城，辛尼告诉他“会有大屠杀”，潘迪说“我爱我的家人，但是我又是一名记者，我很痛苦.……”内心的冲突直白地展露在含泪的脸上……撤离的最后一日，他将妇雏送上美国最后一批直升机，明知自己将“置之死地”却毅然留了下来。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理性人”的选择，毕竟最为一名前线记者，他必定深知红色高棉对待他这种“旧人”的雷霆手段，而且，他本可以选择离开，象那些已经先期离开的记者们一样，但出于职业操守和对朋友的信任，他作出了这个让他历经磨难摧折的选择。在四面楚歌的孤城里，选择留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在“劳改营”里他有时也犹疑恐惧，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冷静地潜伏在水塘里，游过水田、穿过丛林……在严密狞厉的看守下，逃出红色高棉的魔爪需要多大的勇气？

然而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红色高棉是一群精通权术的“革命者”，想要“与虎谋皮”，还需具备沉默的智慧。“安卡”（组织，高棉语）派来的党代表用英语试探劳改的人们，用“安卡需要你们，安卡宽恕过去的一切”来号召他们中的“医生、教授和学生”等交心，有几个人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投向了“安卡”的怀抱，而死神转身就对这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划下了镰刀——“向安卡坦白人全都消失了”。潘迪却谨守沉默之道，忍受住了党代表“引蛇出洞”的悠扬笛声，假装自己不懂法语和英语，安坐如最朴实的农民。与那群“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们不一样，潘迪这只有着丰厚生存经验的“毒蛇”洞察了“革命者”的意图，他继续潜伏着，伺机待发。

在与红色高棉的角力中，潘迪身上的人性光芒并没有被磨灭：他在大雨中保护了一只壁虎以免它被踩死，他为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揪心。他珍爱生命，作为一名佛教徒，更作为一个明白生命意义的人。在潘迪逃出红色高棉的一个团体而被另一个团体俘获时，他负责照看头目的小孩。透过头目的主观视角，电影要言不烦地刻画了他对一个红色高棉后代的细心关爱，他轻轻地哼着儿歌——慢慢地把小孩放到床上——细心的掖好帐子——再蹑手蹑脚地去收拾桌子。后面甚至有一处，小孩睡着了，他还探进帐子里吻了他，而自己也喜悦的象个小孩。遭受了红色高棉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他的心中却并没有“恨”（至少也是“不及妻孥”），反倒诠释出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

红色梦魇

红色高棉的暴行，各国的学者已经披露了很多，现在柬埔寨旅游有两大热点，一个是吴哥窟，另一个就以S21集中营为代表的红色高棉遗址。关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曾经聚讼不已。争议的焦点是美国和红色高棉究竟谁是刽子手，就象国内学界争论张献忠和清军到底谁“屠蜀”。但是与发生在十七世纪的后者不同，这场浩劫有幸存者、有照片录像等资料、有万人坑等物证，这些重要的证据已经将红色高棉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影片拍摄时，红色高棉虽已退入丛林，但这场梦魇要在十多年后乃至更久方能消散。

影片中，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城时，前政府军和市民打出了白旗，弥望的是“一片降幡出石头”，整个街道似乎笼罩在一片胜利和祥和的氛围下。潘迪忘乎所以地跳入人群大呼：“和平了！和平了！”然而胜利从来只属于胜利者，并不属于虚幻的所谓“人民”。没多久，潘迪和三个外国记者就在医院里发现了血的真相。但是已经迟了，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以战备为借口把所有民众驱逐出城，并实行“农业乌托邦”计划。那一片片白旗是一块块裹尸布，将苦难的柬埔寨人民送往死地。

潘迪躲入了法国使馆，可是因为一场雨，他的假护照报销了，只得黯然离去。他在劳改营里受尽折磨：高强度的劳动和任意的辱骂殴打他都忍住了，但是眼目所见的邪恶令他不寒而栗：少女们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眼神，她们夺人性命就象她们拔去植物那样轻松；在教室里，本来黑板上有一幅“全家福”的粉笔画，却有一个小女孩走上前去给“父母”狠狠地打叉，而且不忘用用手指切断“孩子”和“父母”牵在一起的手……；充耳的强制精神灌输让他不胜其烦：“敌人就在我们内部，没有人值得相信”、“没有思想，除了党的思想；没有爱，除了爱‘安卡’”……

在逃亡路上，潘迪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在河谷里，成百上千的死人残骸堆积在一起：狰狞的头骨、无力的枯手、褴褛的衣衫，那些被“安卡”屠杀的人被冲积到一起来了。这末日一般的场面使他惊恐地摔倒又爬起，人骨被他踩的吱嘎作响。在经过这段“死荫的幽谷”后，他晕倒在路边……

红色高棉将卢梭以来的暴力革命理论发挥到极致，他们妄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结果再次重复历史——带来了人间地狱。不过红色高棉青出于蓝，“安卡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终于将20世纪的“乌托邦”实验推向了最高峰，在这场献祭中，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全国至少死了100多万，而当时整个柬埔寨只有700多万人。

伏尔泰早就预言：“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是最可怕的制度。”可怕的制度又来自哪里？在吴念真编剧的《异域2》里，毒枭罗司令曾经振聋发聩地讲：“什么是毒？那些怀着一种思想的人，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了这种思想去厮杀、流血，那才是毒！”

后来发生的事情

在国际社会以“互不干涉内政”为借口坐视红色高棉践踏人权，种族灭绝之时，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仅仅两周，红色高棉就兵败如山倒。1979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事不关己”的成员国却同仇敌忾地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中国甚至不惜直接出兵越南为红色高棉解围。

越南当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目的并不单纯。但是自己的侨胞被对方屠戮一空，以“志愿军”为名义出兵也算不上师出无名。而且，在人间地狱里苟活了三年多的柬埔寨简直视越南人为救星，越南军队受到的欢迎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去越南搬救兵的洪森也从来没有被视为“柬奸”，相反一直平步青云做到了首相。

此后，柬埔寨内部“关系千万重”而国际政治形势波诡云谲，延宕了近十年，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或过世或垂垂老矣之时，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才于2007年11月20日姗姗来迟。西谚有云：“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这曲废墟上的镇魂歌，果真能退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梦魇么？

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和柬埔寨人民的人权，是理所当然地“乾坤特重我头轻”么？红色高棉有大规模屠杀本国民众和实施种族灭绝而不容另一国干涉的权利么？影片的最后以约翰•列侬的《想象》做结，但是——答案在风中飘。




                                                 2007-11-25，写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首次公开听证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