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战火浮生 / 传教 / 传道

这是一部信仰和世俗强权在现实中地征战的故事，影片出奇冷静地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的坚守中暴力和爱的抉择，毫无疑问，信仰对于世俗之恶是一种洗涤作用，因为，人的确太容易趋恶离善了。所以，耶稣才要我们从窄门而入。
如果没有天国的公义，那些为了信仰的家园而死去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从这点来说我不接受无神论，我求得不是死后的公义，而是现世的心安。
后来，教廷迫于世俗政权放弃了耶稣会在印第安人中已经扎根地教会，以及后来迫于压力取缔耶稣会如出一辙，教会每一时期地选择真的耐人寻味。教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传递信仰，用信仰来完全地改变一个人，一个种族，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种表面的妥协是有价值的。
影片里我们看到了信仰给印第安土著人带来的好的变化，那是一种脱离人类本身的犯罪野蛮暴力的倾向变成淳朴有爱的变化，但对于那些尽管有信仰但在世俗和现实的选择中，选择了世俗利益地殖民者相比，他们反倒成了纯正信仰的捍卫者了。
影片镜头语言尽管严守中立，但是实则是让你内心作出选择：你是站在双手沾满鲜血的殖民者的那一边，还是手无寸铁的印第安的小孩子那一边。无论是通过以卵击石般的暴力反抗，还是平静的唱着圣歌高举十字架的殉道。我们无疑都用自己的良心做出了公正的判断，只不过，每个人感触的深浅不同而已。
影片的最后的画面无疑有象征意味，那个父母被屠杀，一丝不挂地站在了被焚烧之后的教堂的门口的印第安小女孩，她幼小的心灵或许不太能理解她的族人所接受的那个信仰，但是她拾起了那把在水里摇曳的断了弦的小提琴，作为这场浩劫的纪念，她回到了幸存孤儿的舟上。他们都没有一个人为了失去亲人而哭泣，男孩坚强地撑篙一拨，把这个瀑布上方印第安人的幸存孤儿划向了林荫深处。这个男孩比其他小孩都大，他作为这场浩劫的见证者，他目睹了耶稣会进驻之后带来的变化，也见证了信仰的强大，也见证了信仰的不堪一击，他未来会坚守住自己的内心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仰看似消极隐遁，实则如他们那儿的河一样，涓涓细流，潜滋暗长，终会有如瀑布般迸发的那一天……

有人说阿凡达像《与狼共舞》，我说更像1986年的《教会》(The Mission)。

1986年康城影展的大奖得主，导演羅蘭.約菲，演员也是当年的大明星罗伯特·德尼罗，还有Jeremy Irons，Liam Neeson（其中有个是后来辛德勒名单的主角）。
    我爱看老片子，就在大约两周前，我很偶然地在家里看了《教会》(The Mission)这部史诗宗教传奇片，一上来就被这片子的气势震住了，辉煌蛮荒的南美洲雨林，还有难以逾越的大瀑布（阿凡达里有一段镜头酷似这个片子）。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甘冒生命危险前来向土著传教，然而也有西班牙人前来猎取奴隶，罗伯特·德尼罗演的就是一个奴隶贩子，后来因为杀死自己的弟弟，而忏悔要为教会服务，便与两名耶稣会传教士一同进入瓜拉尼人的雨林深处。他们用勇气和真诚感化了土著人，使千千万万人信仰了天主教，并建立了一个井然有序，却没有奴隶制度的土著教区。然而，因为欧洲王室之间的利益争夺，西班牙把这片殖民地让给了葡萄牙，而葡萄牙人决定摧毁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包括耶稣会传教士，因为这些教士的行为使得葡萄牙殖民者无法公开掠夺奴隶，他们不需要真正的文明的土著，他们认为土著就是低等生物，就活该被白人奴役，而不配共同享有圣经赋予的权利。
    耶稣会传教士们竭尽全力要保护这片教区，还感动了新上任的红衣主教前来视察，当主教也被土著人虔诚的信仰所感动的时候，却仍然向强权低头——信仰在此时让位于利益，在贪婪的欲望面前，什么宗教都无法阻挡。
于是，罗伯特·德尼罗们决定抵抗白人政权，他们站到了土著人这边，拿起了火枪和剑，为了土著人而战斗，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和善良的土著们才是上帝的战士，而那些为葡萄牙国王服务的白人士兵们，则是邪恶的魔鬼。
最后的战斗到来，凶残的殖民者们对虔诚的土著们进行了大屠杀，传教士们誓死抵抗全都英勇战死，这篇美丽的土地化作废墟，土著要么死亡要么成为奴隶——这是一个大杯具。
    《教会》(The Mission)拥有阿凡达所不具备的许多精神元素——
    强烈的宗教性，当信仰与现实发生矛盾，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自己的内心？耶稣会的最高信条就是“服从”，但教士们却选择了良心。
    还有，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主人公的赎罪心理过程，他是对自己的流放，也是对自己的否定，从一个奴隶贩子，到发现自己与土著的平等。
    《教会》(The Mission)没有落入俗套的英雄救美，几乎看不到什么情感线索（当然，天主教士也不可能有情感，但也非绝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天主教士的爱情，比如荆棘鸟）。
    《教会》(The Mission)的音乐极棒，主题音乐＜在地如在天＞（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优美极了，是电影音乐中的经典。


    《教会》(The Mission)中有一段台词，是教士念的圣经的话，我将其用在《人间》大结局的结尾，这也是他们所有行为的动力源泉——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当然，我似乎对阿凡达太苛刻了，从商业片的角度，从视觉效果的角度而言，阿凡达都是第一流的。商业片就应该商业到底，不必要求太高的精神境界，这不是阿凡达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作为一个有信仰者，观看这部电影比一般人感触更深。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开始与真哥和萧哥不停发生争论，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白人基督徒再次成为印第安人救世主的故事，是打着反侵略幌子的后殖民文化侵略。然而在我看来，尤其是以一个宗教信仰者的心态看来，再也没有（起码对我来说）一部电影比它更彻底地反思基督教文明了。

是德尼罗开始是作为基督教文明传统意义上的“浪子回头”而存在的。他原本是个唯利是图的奴隶贩子，一个性格暴躁，贪得无厌的人。他的妻子因此而离开了他，和他的亲弟弟好上了，而他在暴怒下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弟弟，简直是一个现实版的该隐。而艾恩斯则用基督教的爱感化了他，他背着自己过去的盔甲和武器，如同背负着自己的罪恶，如同耶稣基督肩负着人类罪恶和苦难的十字架，一路跋山涉水，再艰难的环境都没有丢掉这些罪的包袱，直到来到印第安人的领地，被一个印第安孩子用刀割断绳子，他才得以解脱，从此成为虔诚的传教士。

然而荒诞的是，恰恰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而必须背弃自己的信仰，让自己双手再次沾满鲜血。面对白人的入侵，印第安小孩再次帮他捡回了利剑。艾恩斯劝告他，你不能前功尽弃啊。然而他却别无选择。出征前，德尼罗来找艾恩斯，说请你为我祈祷，艾恩斯拒绝了。他说：“我不为你祈祷。如果你是对的，上帝自会保佑你；如果你是错的，我祈祷了也毫无意义。如果说强权就是公理，那么我也没有毅力在这枪的世界里活下去。”

艾恩斯最后的确是选择了近乎自杀的方式，他举着耶稣的十字，念叨着祈祷文，在枪炮中前进。他坚持了信仰与爱，但上帝依然没有保守他，他还是被子弹所贯穿。强权即是公理，所以他无法在这枪的世界里活下去。而德尼罗选择了反抗，却在最后因为要救人而被杀，错失了唯一的机会，只能眼睁睁看着艾恩斯和印第安人被屠杀。德尼罗舍身救人难道不是对的吗？然而上帝的保佑又在哪里呢？

从这部电影中，看不到说基督教文明是拯救这群印第安人的神奇稻草，恰恰相反，电影中的宗教和其所宣传的爱，都不过成了强权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甚至当暴力肆虐时，连这块遮羞布都可以轻易舍弃。当欧洲局势越发紧张时，红衣主教被派遣到这里来，他亲眼看见了那群印第安孩子的灵性，他也参观了圣公会，被那里的气氛所感动，当当地贵族问他最终决定如何处理时，他说：“我会凭我良心处理。”

而他的良心最后让他依然选择了放弃这群印第安人，从而保留教会的实力，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全身而退。当他让那群印第安人回到丛林时，印第安人问，我们不明白，当初是上帝说让我们出来，为什么上帝现在又让我们回去？当红衣主教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只能说，我并不能代表上帝，我只能代表教会。然后他补充，教会是上帝在人世的工具。

印第安人究竟有多了解基督教文明，有多信仰基督教文明？在电影中，他们似乎只是因为，只有来到这里，才能免于被奴役迫害，才加入了艾恩斯和德尼罗的教会。因为宗教，是西方殖民者最后一块遮羞布。但当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时候，这群白人信教者，他们也终于带着枪炮，面对着唱着对上帝的赞美诗的艾恩斯神父和印第安人，毫不犹豫地展开一场大屠杀。

故事最后，当地贵族平心静气地对红衣主教说，这场屠杀是必要的。红衣主教对教廷的信上说，您的传教士全部殉教了，只有活着；但也许是我死了，而他们永远活着。

谁知道呢？我希望真有一个彼岸的世界，真有一位天父在那里。或许这些无辜者的灵魂在那里得以安息，永远的活着。但在这此岸的世界中，在这枪炮的世界中，爱与信仰都是如此无力，没有谁有毅力坚守下去。

故事最后的无力感，与片头的力量与震撼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头，一位传教士被绑在十字架上，随着激流被冲下了瀑布，他是一位殉道者。而艾恩斯没有被吓倒，他一人徒手攀登在瀑布边的悬崖峭壁上，把美丽的音乐带进了印第安的世界。而德尼罗，更是背负着沉重的盔甲，历尽千辛万苦，才登上了悬崖。爱与信仰的力量曾经那么大，它帮助人类战胜了自然的险阻，帮助人类化解了仇恨，一切都是那么的振奋人心。而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它却在利益与强权面前，如此轻易地就土崩瓦解，丢盔弃甲。故事的前后对比，如此的鲜明，如此的悲哀。基督教没有救下任何一个印第安人，爱没有救下任何一个印第安人。

本片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

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对美洲殖民，按照我们官方的史学，天主教会扮演的是“走狗”和“马前卒”的角色，殖民者和教会“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这种史观今天看来相当不完整。可以说，教会历史上很多的不光彩，都是在世俗君王的挤压之下求生存的结果，比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特别残忍，是因为西班牙长期的伊斯兰教统治造成的反弹；法国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也是国王一手策划，树立个人权威和信仰保护着的双重形象；取缔和迫害圣殿骑士团，则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贪图骑士团的财产。要知道，中世纪教会在法理上是缺乏刑罚的权力的，最严重的制裁也只能是绝罚，用白话说是开除教籍。教会自己手中神权之剑力量相当有限，要实现某些目的，确实需要求助世俗统治者的君权之剑，统治者则需要教会获得政治合法性，如此双方肯定会有交易。正是因为这些教训，我们今天才能意识到政教分离的可贵。人们往往看到两者之间的配合造成的灾难，却看不到两者之剑持久的张力为自由留下的空间。（以上可参考彭小喻《教会法研究》）

至于耶稣会在美洲的传教为何并不符合官方史学的印象，我们可以从教会和殖民者的核心利益分析。教会的目的是增加信徒的人数，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却常被忽视的前提，那就是一旦向土著传教，就相当于把他们看作和欧洲人一样的人了；而殖民者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丝毫不介意把土著当作次等公民甚至财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土著居民面临被奴役的风险，理所当然地倒向了耶稣会，因而耶稣会士在当地建立了很多独立于殖民地的“保留区”，保留区的建立本是世俗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但当耶稣会按照使徒时代的基督徒社区这一神学理念将其建立起来后，这些保留区不仅在政治上很成功，而且在经济上也很成功。今天看来，它们很像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实验，但相比优越的欧洲，保留区的成功可能更多的得益于外界否则成为奴隶的恶劣处境，以及土著一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耶稣会尊重当地习惯，并不要求土著欧洲化）。

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的张力给弱势群体带来了喘息，却为当地的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外来疾病和殖民者绝对的军事优势，耶稣会的存在成为了土著生存的唯一保障。保留区同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严重到爆发战争的地步（如影片所描绘），最终导致了西方多国联合向梵蒂冈施压，耶稣会被从美洲驱逐。

耶稣会对南美土著（或者更广义地说，底层阶级）权益的关注从未中断，这也是长期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他们由于长期深入第一线，深知中下层生活的苦难；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当地经营的良好形象，很多底层人民成为了耶稣会士，以至于开始影响高层的决策。1970年代，“解放神学”逐渐兴起，这一派神学的初衷并非宣扬暴力革命，只是强调对底层苦难的关注，而且也是相应梵二会议带来的新风，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当时由当今教宗主持的教廷信里部的批评一针见血：解放神学过于关注系统性和建制性的恶，而忽视了人的个体的恶在促成这些社会悲剧中的作用——当今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所达到的深度也不过如此。

耶稣会强调社会公平，一直被认为是天主教会中的左倾势力。这种角色并不让人意外，因为耶稣本人就是以一个非暴力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出现在新约之中。但是不像我们老祖宗“半本论语治天下”的豪迈，天主教会采取的一直是将圣经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地、历史地进行解释的态度。尽管新约给人以解放的印象，教会并不否定旧约里神的威严和残酷。这部分乃是因为教会的理论把人当作受造物，并认为神可以随便处置自己的作品；部分地是因为教会把秩序与律法同宽恕与同情一样看作是人灵拯救的必要条件（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正是出于对这种精神的贯彻，对历史的审视（比如鼓吹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最后制造了更大的人间地狱），同时当然也有现实的考量（毕竟如果天主教会将自身树立为革命的鼓动者，在所有世俗政权中传教都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罗马决定对解放神学进行弹压。1980年代，耶稣会内部几乎因解放神学的问题产生分裂，此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公开谴责极端解放神学对耶稣的曲解，并要求耶稣会宣誓效忠圣座。解放神学至此走入下行道，但远未完全消失，随着南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它以一种相对温和的面貌持续存在，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一历史过程其实与200年前的情况很相似，幸好未再诉诸大规模的暴力。本片在198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可说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