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  Winter Vacation

《寒假》是一部高度风格化的幽默荒诞的剧情电影，全片均由定焦的固定机位镜头拍摄。演员脸部几乎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面无表情”的，这点很容易让人想到布列松式的表演，同样也是无表情无情感，相当契合内蒙的寒冷气候。

声音的设计也同样有趣。时刻穿插在影片中的时钟声自反性地提醒着观众时间的无端流逝，寒假也随之流逝。有几个片段我们甚至可以听到摄影师的呼吸声吟唱声。

而常抛弃景深的舞台剧式布景，又类似芬兰名导阿基 考里斯马基的风格。北欧特色确实与中国的北方相当相似，在极寒的气候下，时间仿佛都回凝结住，这也是导演李红旗在每个镜头下都选择停滞几秒，给观众留白的原因。

《东北虎》里也能找到类似的构图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对互相理解的必要性的质疑，从滑稽的对白与表演方式上就可见一斑。学生们可以因为一句“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而绝交，然后又不惜补上一句“去你mlgb的。”演员对白上的生硬做作更加强了这一层表现效果，观众们无法从语气上揣测人物的内心活动。实际上，整部影片都是被“去生活化”处理的，无论台词还是表演形式。

我们可以再欣赏两个片段：1.女高中生的母亲正要和父亲去办离婚手续。这位母亲正找一条绿色的羊绒裤，结果发现它的另一半不见了，呼应了前面女高中生送给自己男友一顶羊绒帽的桥段。

这里对女高中生的父亲采取中近景拍摄，体现出父亲所穿服装的正式，照应了画外音中的“要去政府机关。”但是这时，并没有说明是去办理离婚。

紧接着，切到父亲的中全景，画外的母亲入画，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坐在沙发上的孤独的老人。这里只有母亲一人在“动”——寻找自己的衣服裤子，而家中其余人均是静止着的。母亲以运动宣示着自己权力的在场。

正反打镜头。切到女学生的中景。女学生也是站立着的，接受她母亲的审问。进一步强化了母亲在家中的绝对权威。

正反打镜头。切回第二机位。母亲问自己女儿：“它另一半哪去了？”这句话一语双关，尽管并非母亲本意，但很快我们将看到这句话的另一含义。

切到了家中老人的中景。不对称的构图提醒着观众老人的“另一半”的缺失。这种失意苦涩恐怕只有老人自己咀嚼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相互的冷漠从这里即可体现。

再来看第二个片段：女高中生的人母亲和父亲来到了离婚手续办事处。

一对小津式的正反打镜头。人物直视摄影机。然而此时，导演仍然没有说清这里究竟是哪里，留给观众悬念。

切到人物全景；广角镜头。景框四周被扭曲变形，暗示着二人所组成的家庭也是“变态”的，因而走到离婚这一步田地。接着，有一对老夫妻推门入画，并询问办事人这里是否是办离婚的。到此这个悬念才被揭穿。之前的莫名的对话在这里完美承接起来。

又是一组小津式正反打镜头。办事人询问夫妻是否还要再考虑下，妻子说不用了，而丈夫却回答“听她的。”夫妻二人强弱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戏剧性的地步了，疏离感被再一次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强调。

当然，影片也隐约地表达人物的抗争，从小孙子的举动便可窥探出来。影片开头，爷孙俩坐在沙发上，他告诉爷爷自己不再想做他孙子了。到后来，他不断地和自己的小情人说，自己想要要做孤儿，等不及要做孤儿了。这些无一不反应着角色对世俗的抗争，尽管时常软弱无力，就像那个神经病老师一般，但它是有必要的，是我们与肮脏的社会最后的距离。

最后，希望寒假还能再长，再长一点。

最容易引起人注意的是，《寒假》的所有表演都像是人们面无表情地读着课文，哪怕相互打趣时也是如此，甚至到了一种明显刻意为之的地步。也就是说，《寒假》从最开始就没想要这些人物行使一般意义上的表演功能。稍微阅读这些台词，就会发现它们非常像是直接从小说中挪出来的，而演员只是被迫阅读着他们的提线木偶。但如果直接当成小说去阅读，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尽管这些语言并不日常化，但出现在小说里就会变得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读过太多这样的小说了，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不论是我们还是小说作者，在多数情况下都并不指望小说会照字面意义地“如实”呈现现实生活。电影要更加纠结一些，一方面有观影经验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对电影寄予比小说多太多的指望，另一方面电影作为从现实中提纯，而非文学那样从一片空白中建立的艺术，注定要具备更强的现实色彩，至少要把人拍得像人，有人的反应。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寒假》很明显没想把人拍得像人，而且在不像人这一问题上做得很成功，以至于从十分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把这简单地想象成一种电影语言的简陋或者说失败了。事实上，李红旗想表达的更多。

在文学中被作为一种前提接受的反生活尝试，在原封不动地搬到电影里以后，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这种反常被放大并不断地重新加以审视，以至于最终超出了内容本身，可以直接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来挖掘了。而最关键的是，这种形式还和这些台词所展现的内容相得益彰，一里一外配合得相当之妙。可以说，理解了一个也就能理解另一个。

在一篇关于李红旗访谈的文章中，我看到这么一段：

“《寒假》中青少年争执中互斥对方‘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段对白隐含着中国社会对生命的消沉，李红旗认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分子，30到50岁这个阶层，有点能力的人，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吃喝嫖赌，无论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但李红旗觉得生命应该还是要有使命感的，许多人也许被自己的弱点牵着走，很早就放弃对生命的使命感了。是否正因如此，他想在影片结尾提出‘如何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李红旗回答说，这里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其实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反讽性质。他解释说，当一个问题变成答案时，就应该质疑。我们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或是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把问题当作答案代代相传下去。他更信任的一种提问，反而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使命感就是对生命的使命感！

而这种对生命的使命感是否透过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来？李红旗强调，要先去认识。现代人忙忙碌碌的那些问题，还有自由、和平、爱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支微末节，他觉得最基本的问题根本还没有被发现出来，但无数的答案已经出来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答案，但真正的问题却没有被人找出来过，这正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因此他想透过电影传达出人应该先去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对既定知识产生质疑，然后自己主动去寻找这个世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寒假》首先给人的感觉是造作的，但仔细想想，会发现恰恰相反，通过一种独特的形式，《寒假》反映了中国社会某一个层面的最真实状态。这个层面首先是生活的，而且是最普通城镇的最普通人，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老年人的生活。这些人并非没有娱乐，也并非对世界没有关心，用冷漠用落后用任何已有的词来形容都太不到位了。但是就像李红旗说的，多数人从来不去怀疑已有的观念，人们不去体味他们真实的生活，而去从媒体中从网络中甚至从艺术中找，那么能找到什么呢？

李红旗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一种错位。话语从未缺席，但爷爷真的是在说话吗？或者说电影里的任何一个人真的是在说话吗？这种错位用文字来表现是被首先忽略的，用电影来表现又是最容易被曲解的。

电影中所有的房间都比演员说得更多。我们不是见惯了这种房间吗？中国典型的老气的审美，丝毫没有修饰的白色墙面，加上无比厚重的黑褐色沙发，再加上一盆绿植。病房除了白墙和木床以外就几乎什么都没有。再看看离婚的地方，无论哪里都被一种荒芜的冷感笼罩。这些能用审美来简单概括吗？或者是东北体制化的压抑气氛？再想想中国农村的房子普遍什么样？这些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中国人普遍的一种精神状态，事实上说气氛更好一些，这种气氛难以用文字捕捉，只能用电影勉力为之，而除了李红旗还没人有兴趣这么做。

在《寒假》里，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一种静，一种边陲雪地里的静。你无法想象《小森林》那样的电影会在这种地方拍出来。如果把这里简单化约为东北的话，或许可以更便于理解一些（内蒙有一部分确实也属于东北）。《白日焰火》捕捉了一些，但弥漫其中的更多是一种恐怖，这种恐怖只能是延伸。耿军的《镰刀锤子都休息》在表演方面和《寒假》更相近些，在那里东北人一样不像是正常人，但也仅此而已。那么说回静，这种静是极难捕捉的，但又是广泛存在的，甚至是令人无法忍受地广泛存在着，因为正如生活的无聊一样，这是绝大多数人极力克服的事物之一。没人会告诉你，事实上家庭生活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正是这样一种死一般的静。而当人们走出房间，雪制造了一种更巨大的可怖，路上的人行色匆匆，远处总是不时有重工业气息的炮响，寒假的同学们聚在一起说着一些话，而他们的语言要么是学校教授的一套堂而皇之的话语，要么就是用来解决更加实际的男女问题的粗鄙嘲弄，前者没人相信但总被引用，后者不自觉地被艺术化的语言渗透着，但得到的只是一种僵硬。这种僵硬或者说错位，不只在学生们这里有所体现，而是在各个年龄段都有着不同形式的体现——爷爷和女孩妈妈的对话、离婚办事处夫妻与工作人员的对话、小孩间的对话，还有跨年龄的爷爷和小孩的对话。这些对话无一不体现了一种无所适从。当人们处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中，而他们甚至对这个词都没有概念时，他们处在一种真正失语的状态。他们只对攻击性的语言感到安全，因为它们简单有力，值得信任。而一旦想要表达其他事物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太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