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现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急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艾希曼为自己的辩护词归根到底无非是：我是一杆无辜的枪，不应为持枪者的罪行负责。这也很好辩驳，因为人到底不应该是一杆枪，即便由于极端环境的压迫而丧失了坚持良心判断的可能。但人仍然不是枪。所以阿伦特的恶魔，再也不是那个头戴犄角在钢琴边诱惑浮士德，伴随着火焰和鲜血出场的上帝可尊敬的对手了。恶魔变成了个长着一张平庸面孔，半秃，苍白，面对众人直出冷汗，坐在起居室里和沙发融为一体，走入丛林鸟兽不惊的那类人物。
审判其实给了艾希曼一个拉回人性高度的机会，他的最后结局（绞刑）其实远远高于他为自己所设下的情境判断。影片中着重表现的仍是阿伦特对艾西曼的解读，也就是所谓“平庸的恶”。但真正的他是否被异化得如此极端，很难看出来。
影片里的阿伦特角色存在感很单薄，要么抽烟，要么沉思，要么抽着烟沉思。我总觉得最后一段激情澎湃的课堂演讲很俗套，代表邪恶方的校董们和眼神纯真的学生齐聚一堂，被英雄阿伦特的激情和公正抽离，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所打动。坏人最后灰溜溜离去，好人在纯真的孩子们心中播下种子。这太好莱坞了，又不是死亡诗社或闻香识女人。如果说阿伦特的朋友，同事和纽约客的读者们都在“误读”她，那凭什么一场课堂演讲就会避免学生们“误读”她呢？这个价值判断在影片里显得很是简单粗暴。倒是演讲结束后她的朋友汉斯对她的一番话很真实，她难道真的不仅仅就是一个高傲的西方哲学家吗？
影片也花了很多篇幅来交待她在立场上的困境和摇摆，可一直到结束我都没找到她对自己立场坚守的认同感。处处都是矛盾和含混不清，如果她坚持用抽离和形而上的观点来对待艾西曼的审判，那早先她对海德格尔认同纳粹时“恶心”的表态岂不是很矛盾？只许你判断别人，不许别人判断你，这未免也太霸道了些。再比如，当海因里希不满地向她道出最后审判的结果的时候，她却极为淡定地说出他罪有应得。到底是导演意图不清，还是刻意为之的灰色氛围，不得而知。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条很有趣，在康德看来，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的。阿伦特却认为，平庸和愚蠢比邪恶更普遍。这比康德有道理多了。柔顺，平庸，服从，放弃思考，放弃自我心灵的对话，各方面都平板得惊人的人，往往催生最大的恶。所以记得但丁在下炼狱第一层时，便为数不清的庸人准备了大锅般的地狱，不是最坏者下地狱，而是最平庸者垫锅底。想一想罢，再看看现实，多有趣。
影片从艾西曼审判这个点切入是极好、极聪明的，但同时也是冒风险的，因为这件事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对现代政治思想界、哲学界都是极重大的事件。加上汉娜阿伦特本人是犹太人，要想说好这个故事并不容易。
从实际效果看，影片试图着重在汉娜发表文章后的面对压力上用力，但其实仅仅表面描写了其众叛亲离的境况，个人觉得还太肤浅。而这就要牵涉到另一层，在影片前半部分，汉娜思考并写作纽约客这篇文章时，电影也没有很好的描写出她的思考过程。我指得不仅是她作为亲历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思考“平庸的恶”这样开创性观点时内心的挣扎，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她在艾西曼审判的过程中，如何从观察、思考到最后得出结论来的那个推论过程。这可能需要编导有很深的政治哲学功底并对汉娜阿伦特研究极深，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但其后果就是在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那么轻易地横空出世之后，汉娜所受到的孤立与痛苦在观众看来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导演的难处我能理解一点，毕竟要厘清一个思想家原创性的思想形成脉络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方面，汉娜这个特殊人物在艾西曼审判这么戏剧性的事件中所可能产生的情感冲击与个人遭遇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地摆在导演面前，其避难就易的选择也便可以理解了。但这样一来，跻身一流电影的可能性也成了泡影。
其实我发觉，导演应该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此为了在汉娜的个人情感压力与文章（观点）发表的深层剖析之间摆摆平，导演安排了汉娜在阶梯教室的演讲。必须承认，这个演讲非常清晰扼要的讲清楚了汉娜的思想精髓（我不清楚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次演讲），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失去了其思想本身应有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在接近结尾时安排的这一桥段，依然让影片有着头轻脚重的感觉，这就是叙事的技术问题了。
事实上，叙事与结构在本片中一直处于很纠结的状态，比如海德格尔，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汉娜又是有着那么著名的关系，但是如何表现，在这样一个不是以他们为主线的影片里，其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就现在的结果来看，依然有些脱节和多余。而导演又在汉娜与丈夫海因里希的恩爱感情上大动笔墨，这多少也有点莫名其妙。同时，它更是冲淡了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思想家在这一促成其最具原创性思想产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影片主体）中所应引发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戏剧性。说难听一点，——变得有些平庸和媚俗了。
下面还有一些看豆瓣评论后的琐碎想法。
1、豆瓣上有朋友在疑惑为什么导演要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环节。我的理解，汉娜在德国人朋友间说德语，可吊诡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美国，甚至就有美国朋友在身边，以致他们不得不注意改为英语；同时，作为一个德国人在美国大学，用德语授课而用英语写文章发表，她的内心该是时时刻刻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他乡，对她来说自己无论怎样都是外来者。甚至在耶路撒冷，汉娜依然是个外人。了解一点汉娜阿伦特一生的人会知道，这种境况固然是客观造成的，但也是汉娜自己想要的一种存在状态。因为这正是她摆脱身份、情感干扰，站在人类理性层面进行思考的先决条件。影片里汉娜对以色列朋友说的话，大意是“我不爱任何民族的人，我只爱我认识的朋友”，就很值得玩味，影片安排语言问题的情节，也正是想说明汉娜站在人类立场而非犹太人立场上的惊人观点，其产生是其来有自的。
2、关于思考的勇气问题。阿伦特明确指出思考的惰性和怯懦是如此有害。“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去思考”是所有尚未自觉开始自我启蒙的蒙昧者都应警醒的问题。回到阿伦特当时的语境中，我觉得崔卫平老师的评论是最中肯的——“对于阿伦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只有去行动才能表明一个人是怎样的、他是谁。她的立场与理论成果，可以看作是对于欧洲那场灾难的全部回应，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回答。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中去，放到与他人一道的行动中去，以解决他们的“无世界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以及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回看当下，便可知我们正处身的是一个何其两难的神奇境地，一方面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自我启蒙）的能力；另一方面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却无法做到知行合一。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耻、可悲的地方。
3、影片最后，阿伦特站在窗台前抽着烟说，别人都没有指出的、自己唯一的错误在于，“并没有什么又平庸又激进的恶，恶只能是极端的，只有善才会是激进的。”——我的理解正因为恶是平庸的，因此它只可能是消极的，哪怕是极端的消极——思维的惰性和怯懦；而善正因为有道德优越感在那里，因此更容易积极作为，从而走向激进。
拜校友赠票看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知道了汉娜-阿伦特这个人和关于她的这一段历史，激发了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在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造成轩然大波的阿伦特观点“平庸的邪恶”已经成为看待参与过纳粹德国活动的无数德国人和其他人的主流观点。前两年的获奖影片《Reader》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在当时，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逃出来的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某名具体的纳粹军官并非自主拥有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只是通过盲目地执行命令协助了邪恶的实现——却被犹太人群看做是一种背叛。
在我看来，这是对思想家的双重讽刺：即群众不能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同时群众对其思想做出的情绪反应正是思想家极力想要指出的问题：纳粹德国的民众是随着从众的惯性和莫名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默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而战后的犹太人是抱着从众的复仇的情绪和同样莫名的民族主义仇恨阿伦特“为纳粹开脱”的观点。
在情绪驱使的两段历史潮流之上，思想家在孤独地阐述着她的观点，年轻的学生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个人的历史遭遇，作为一种思想他们貌似理解了；但是所有其他人，都被情绪席卷着，完全听不进去。
思想家说，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这听起来很美的话，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误导。如果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的话，我们来猜一下，当今地球上的60亿人口，有多少是能够思考的，又有多少是能够独立思考的。
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以降的至高目标和不懈追求，带领西方世界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福祉，但是残酷的一战和二战让这一追求遭遇了空前的失败，造成了理想的崩塌。我私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所有艺术都如此丑陋不堪，因为（视觉）艺术最能直观反映当代心灵的面貌。
如果说对理性的追求在西方遭到了重挫，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追求过那个东西。
在人类的所有属性中，理性算是非常纯粹和崇高的，但却也是最脆弱的。古今中外，茫茫人海，有多少人像阿伦特这样，把一生投入理性的思考，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为理性做出过牺牲？相比之下，人们为其他的东西不懈追求，奋勇牺牲前仆后继：金钱、权利、爱情、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所有这些，很不幸的，都跟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从前读MBA，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教Organization Behavior的教授讲的一句话（他正好也是美国犹太人）：永远不要设想人们是理性的（不论是在股市里、谈判桌上或者会议室里）。而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心理状态和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阿伦特的思考有任何缺陷的话，那就是她对于人类的理性程度和对理性追求的热情都估计过高了。在我看来，这个人类，离理性的光辉殿堂，还有半个世界的距离。
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下了什么样的判断？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但是为什么？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