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国度  亲人的国度 / 家人的国度 / Our Homeland / Kazoku no kuni

　　历史的演进总会造就很多无奈的夹缝，有些人一辈子乃至几代人都深陷其中无能为力。日本战败后，在日朝鲜人既不属于战胜国也不属于战败国，他们被称作“第三国人”，遭到了后来受批判的“弃民政策”待遇。当社会主义的大旗在北朝鲜的领土上徐徐升起，伟大的金日成领袖拿着某国的钱转而捐赠给他们养家糊口建设学校时，他们又仿佛看到了“人间天堂”，纷纷告别亲友，离开恋人，带着共产主义的信念归国参与热火朝天的建设，不想却落入了一张高压政治的网·，再也难以脱身，从此骨肉分离，手足相隔。
　　崔洋一在《血与骨》里把他作为一个在日朝鲜人的情绪抽象地发泄在一种极具魄力的凶暴上，梁英姬则用《家族的国度》克制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6岁时随着归国大潮离开父母和妹妹只身回到朝鲜的松昊因为要治疗脑瘤终于申请到3个月的暂留时间，在25年后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他帮母亲搭理咖啡店，与妹妹逛街，参加同学聚会，还见到了昔日的恋人，唱起了古老的日本民谣，但是当病情被诊断出来，一家人正在发愁如何延长他的滞留期时，他却被临时召回朝鲜，这一去将是永别。
　　这个故事发生在梁英姬自己身上，片中的妹妹理绘就是她自己的投影。不过这可能算不上一个故事，它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但冰山一角是叙事的一种艺术。梁英姬断然砍去枝节，只保留了有限的几个主空间：家、医院、同学的酒吧、在日朝鲜人协会。基本是一个简单的故地重返的空间设置。在这个设置里，内与外，看与被看被分得很清楚。梁英姬意图营造一种被禁闭的自由感，再加上无时无刻不在晃动的镜头，每个人内心那种被压抑的短暂平衡感触手可及，让人感到他们内心都立着一个随时会翻倒的瓶子，瓶子里装着念想与愧疚，以及无奈的政治敏感。所谓家族的国度并非单指故土，而是能够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于电影中局促的空间里，对松昊和理绘一家而言，似乎也不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物理上的空间对应着内心世界，影片开头松昊坐在叔叔的车里，他透过车窗看到了一个女人在河流里练习皮划艇，而影片结尾在去机场的路上，他打开车窗的一条缝，窗外微风吹拂发梢，他轻轻哼唱一句《白色秋千》（亲爱的还记得吗，那白色的秋千），接着车窗被关，歌声停止，微风停止，窗外的空间不再拥有，他要再次远离。导演用这样的对应方式去关闭那扇无形的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门，门里面是她个人和整个家族的辛酸。
　　纪录片的拍摄经验给了梁英姬丰富的细节拾掇能力，母亲记着儿子喜欢吃的每一样食物，还为孙子准备了好几个“金库”（存钱罐），每看一次照片便往里放硬币，父亲会呆坐在楼梯一直等到兄妹两人深夜参加同学聚会回来，他用沉默去回应别人的质问和自己内心的忏悔，而得知松昊必须提前回国后，母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赶紧砸掉“金库”去银行换纸币，最后那封写给松昊监管人尹同志的信里，则用寥寥几语写满了一个母亲质朴的爱。当然，尹同志把咖啡喝成糖奶混合物，还有他在旅馆看色情片的那几个细节不管真假与否，放在此处难免有几分对社会主义生活的意淫意味，但也提供了仅有的几个轻松一笑的片刻。
　　影片并没有把两个社会做单纯的二元分割，当理绘受到哥哥试探性的间谍任务邀请后，她冲出家门把监视松昊的尹同志拉出车门质问他要策反的话就自己来策反，理绘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我讨厌你！也讨厌那个国家！尹同志却说：你讨厌的那个国家，正是我和你哥哥生活的地方，直到死去。
　　没有人可以辩驳这句话。
　　梁英姬坦言她有时候会去想如果，如果当年父亲没有把她的哥哥送回朝鲜······
　　但是政治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只有选择活下去。
　　
原载《电影世界》

“为何会做出这么没有道理的决定？”
“在那里从来都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啊。”
“这是命令，命令就是法律，不要去问理由，你执行就是了。”

这是《家族的国度》里，松浩与妹妹理绘的对话。这是在松浩父母在日本家里的对话，“我们那里”指的是松浩所来的地方，那里就是朝鲜。

旅日朝鲜导演梁英姬继《亲爱的平壤》之后，又拍摄了这部故事片《家族的国度》。同样是以她家庭的遭遇作为故事背景，前者是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父母将自己三个哥哥送回到朝鲜的经历，影片中主要讲述了他们一家人前往平壤看望亲人的经历。而后者则是故事片，情节亦应来自于她的家庭，也许还有其他类似家庭的故事，讲述了离别了二十五年的哥哥，回到日本看病的经历。两部影片一起看，也许更能理解剧中人物的心境。（可参见我所写的《亲爱的平壤》影评：余皆身外事，唯亲情难舍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407404/）

影片拍得相当内敛，演员的表演也很克制，对话也相当少，然而那种静默之中的悲情，却与《亲爱的平壤》一样的感人。从影片一开始，就让观众进入一种欲哭无泪的悲恸中。25年未见的亲人见面之时，没有常见的那种让人激动的场面，而是面对着金氏父子的画像，在朝鲜派来的官员监督之下，面无表情地说着朝鲜的官式套语，只有妹妹理绘露出激动的表情。不过，即使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观众仍可感觉到压抑着的情感，在随时等待着喷发。

当车快到家时，松浩面对熟悉的街道，下了车来，默默地走着，仍旧是面无表情。毕竟已是25年未见的家园，这里也留下了少年的记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心绪如何？只有妈妈的出现，让他微微动了一下感情。在朝鲜生活了如此长的时间，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感情。在那样的社会里，就如前面所说，无需追问理由，感情更是多余的事，你要想生存下来，只要将命令当成法律，执行就是了。所以，本来有三个月的看病假期，但上面一个电话，无来由地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朝鲜时，虽有不满，但绝不抗争，只是默默地接受这个现实。

电影中的人物，只有两人来自于朝鲜，一是松浩，一是前来监督他们的梁同志。两人话都不多，也许是出于纪律，出国在外，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导致灾祸；也许是在朝鲜多年养成的习惯，你的一切言行皆有人记录汇报，并引来杀机。因此克制自己的感情，毫无怨言地执行命令，才有生存的机会。在电影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靠着沉默的表情来表演，不过在沉默映衬下的片言只语，反而显得更加有力。松浩只有在与妹妹一起时，才有所放松，他的大多数话语，亦是对妹妹而说。

松浩欲言又止地向着妹妹私下提出要求，让理绘大为吃惊，并愤怒地予以拒绝。因为同来监督他的梁同志要求他，发展他的妹妹向朝鲜打小报告，汇报身边人的一言一行。因为理绘生活在旅日朝鲜人社区，而本人又在学校里教韩国人日语，这是朝鲜这种极权国家最为看重的资源。在松浩与梁同志看来，这只是普通的一桩小事，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人人如此，这是生活下去的必要代价。而对于从小在日本自由社会长大的理绘来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触犯了现代社会人们至为珍惜的两种权利：个人的隐私与自由。而在朝鲜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领袖及国家高于一切。

松浩虽然出生日本并在此长大，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25年却是在朝鲜度过的。那是一个封闭而强调纪律与服从的社会。当他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日本，面对着自己久未见面的亲人，面对一个已经快速变化的国家之时，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对于父母将他与弟弟送到朝鲜，让他现在与他们在很多方面已经陌如路人的状况，他心里到底是怨恨还是任命接受？我们从电影中无从得知，他总是谨言慎行喜怒不形于外。毕竟还有同行的梁同志随时在张大着耳朵，监督着自己与家人。

但从他与仍在担任朝鲜总联副干事长的父亲的冷淡关系中，从他在与以前同学的聚会的沉默中，从他与妹妹时不时的对话中，从他与曾经心仪的女同学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猜出一二。毕竟什么样的生活是正常而美好的生活，他会从比较中有着基本的判断的。他无法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他不想伤害自己伤害家人。当梁同志传达上面指示，要他中断治疗立即回国时，他没有任何反抗就接受了，他知道反抗的结果，他毕竟还有妻子儿子还留在平壤。那就是人质，在这种极权国家里，亲人往往都是控制住人的最好工具。两边都是亲人，他都无法割舍。在其他地方也许这不是一个问题，但面对一个无情的国家坚硬的制度，这就成为两难的选择。毕竟，如回国父母还有机会见到，但如选择不回国，那他与妻儿就成永诀了。

剧中的梁同志虽然出镜的机会并不多，但亦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那种类型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也不少。他最初的出场就让人憎恨，他总是板着个脸，像个机器一样执行上面的命令，总是在不适合的时候打断着亲人间的情感交流，总是悄悄地站在一旁窥视并记录着你的言行，并不时地警告当事人。理绘非常生气地质问正在监督着他们的梁同志，怎么会有这样没有人性的国家，他回答：你所骂的国家，就是我与你哥哥生活的地方，我们还要在那里生活到死。此时，我们才会同情这个机器般的人，才会觉得在机器的外表下，其实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是啊，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并非如日本一样，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情感，在那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不管爱它也好恨它也好，他们必须接受现实，一直要在那里活到死。其实，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总是穿着一身皱皱巴巴衣服的梁同志，也让人们顿觉他的可怜来。能够来到日本开开眼界，这在朝鲜这样的国家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虽然得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监视的对象，也得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毕竟是个不错的差使，有出差费可挣，还能给在朝鲜的家人带点稀奇的礼品。他除了忠实自己的职责，也别无所想。但他目睹的一切，也不可能对他没有任何触动。当上级来电话要求他们立即回国时，他还是努力做出解释，希望上级能够批准松浩他们能够完成治疗。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他的人性，上级的强硬态度则又让他变回了机器。松浩的父亲得知儿子得马上回国时，也很激动。梁同志告诉他，他很理解，因为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当松浩的妈妈给他和松浩一样做了一套西装后，他依然是面无表情，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似乎是被感动了。不过，他依然监督着松浩回国，对松浩的妈妈连个谢谢也没有。像梁同志这样的人，除了执行任务，他又能怎样呢？其实，松浩也是如此。

在坚硬而残忍的恶制度面前，一切亲情一切人性都显得是那么的脆弱。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as a film-maker?
I’ve never imagined I’d be a film-maker, but after I made a documentary, people started to call me a director and I was like, OK.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Japan, second generation Korean; both my parents came from Jeju Island in South Korea. Even though my parents were born in South Korea, they chose North Korea as their Fatherland due to their ideology and hard experience.

After Korea became independent, they were living in Japan because during the war, they moved to Japan from South Korea. In Japan, the status for Korean people was really worse than trash: no human rights, strong discrimination. My father decided to become a human-right activist. At the time, South Korea was very politically insecur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lso, there was a severe massacre happened in Jeju Island, South Korea in 1948, and my parents lost a lot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y were killed. Then my parents were like, no mor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hey totally stopped believing the South and they chose the North. Though they really knew nothing about North Korea, they had great expectations.

At the time, socialism was kind of a hope for man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maybe. Also, Kim Il-sung made a beautiful speech for Koreans in Japan. For Korean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otally ignored them while North Korea kind of, played a beautiful role (as shown in Kim Il-sung's speech): if you choose North Korea as your Fatherland, we are going to give you houses, medical care, education and jobs. So why don't you come to North Korea? It's your Fatherland. And then my father totally fell in love with his speech. My father's ideology was not logical, very emotional, like mafia, Yakuza people, you know, the feelings, that he couldn't betray oyabun, the boss. But by and by, they came to know the reality of North Korea but they just couldn't deny everything in their lives and that's why they still try to believe in that country and they need to pretend to believe in the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hostage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now.

But during the 60s, my father was a real activist working in a North Korean Association in Japan and he sent his sons, that is, my brothers, to North Korea, what I would say, a big mistake but at that time, more than 90, 000 Koreans living in Japan moved to NK, with big hope and dreams. It was a very political co-project by North Korea, the Jpanese Red Cross and both governments. North Korea really wanted not only people, but also money and connections; Japan wanted to kick out Korean people, for any reasons, as much as they could.

You mentioned you spent six month preparing and finished shooting the film within only two weeks. That's amazing.
Yeah (laugh). I don't know how we did it in two weeks but it was really a nightmare. Too hot, in Tokyo. And also, we really had no time. So there were moments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take one more, and I really had to give up so many things. The monitor was this kind of small monitor (handsign: no big than an average adult's palm) and I really couldn't see (clearly). I hope I could have a better budget, and some more time. But when I was much younger than now, at my twenties and early thirties, I was either a poor theatre play company member, or poor video journalist or something and then I became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But you made for New School, in New York!) Yeah, yeah, yeah, I was a bartender. I worked as a bartender, and also I had many many part-time jobs. When I was in Japan, it was a hard time even to get a job as a waitress with my identity or with my Korean name especially. But now I became Japanese representative for Oscar, my mom is so happy! It is really a miracle. My friends are happy with that, too. It's interesting. When my brothers were in Japan, it was really the worst time for Korean people living in Japan but now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Also during the film-making, maybe you and your father reconciled with each other?
Yeah. During the documentary making, I think, without a video camera, I couldn't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When he passed away three years ago, he was really happy to hear that my documentaries started to go to many film festivals. With documentaries , too, I went to many film festivals. He really wanted me to have South Korean passport. He said that in the documentary and that's why the association didn't like it. (Laugh) He was really honest, more mentally honest in my documentary and that was thankful. My mom said being honest was his last gift for me, for my film-making.

故事梗概：梁成浩原是在日朝鲜人第二代，在日本出生长大，16岁那年父亲为了支援朝鲜建设事业，将他送到朝鲜，没成想这一离别竟是25年。25年后成浩因为患脑肿瘤，而朝鲜的治疗条件有限，通过多方努力，朝方允许成浩来日治疗，并派一个监视员一同前往。阔别出生长大的日本25年后，已经在朝鲜成家的成浩回到了日本治病，朝鲜政府给他的时间是三个月。因为信息的不畅通，影片一开始就是在日本的家人在焦急等待成浩的消息，听说要来但不知道具体时间。好不容易从驻北京领事馆来了消息，说载着他们亲人的飞机已经从北京起飞了，今天就到成田机场，一家人满怀期待。就这样成浩来到了阔别25年的家，和父母、妹妹、叔叔、老同学以及初恋顺见面了。当然他还来到日本的医院检查，日本的医疗条件和朝鲜比起来当然很发达，连一脸严肃的监视员杨同志也不得不感叹日本的医院就像HOTEL。当然影片并不是亲人见面全家皆欢，因为大家的立场不同，分别这么长时间父子的隔阂，每个人不同的政治见解，还有朝方的野心，所有这些都交织在一起，让观众为成浩难过，为这家人的处境倍感无奈。朝方想拉成浩的妹妹莉爱做类似间谍的工作，而且是以说服妹妹为条件同意成浩探日的。妹妹表示自己讨厌哥哥的国家，并愤怒地谴责杨同志为什么不直接和自己说，非要为难哥哥。朝方真是说变就变，本来说好在日停留时间是三个月，一家人还希望能延长到半年，可上面一个电话，成浩他们被告知后天就要离开。最后短暂的探亲治病之旅结束，成浩踏上了归朝路。

影片叙事比较缓慢，画面也有所暗，虽然讲述的是一家人相聚又分离的故事，但人物的感情起伏并不是特别大，有伤心、无奈、不解、质问，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平淡的。即便是这样，影片还是非常催人泪下。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镜头是成浩和来接自己的父亲、叔叔、妹妹一同坐着叔叔的车回家，车没有直接开到家门口，当成浩来到熟悉的街道，要求叔叔停车，他下车后慢慢地感受着这条他年少时熟悉的街道，慢慢顾盼，慢慢回忆，并演着街道走向自己的家，目光定格在门口等待他的母亲身上，多少牵肠和挂肚这一刻好像都释然了。第二个是同学聚会，成浩和妹妹莉爱一起来到旧日同学的店聚餐，几十年没见的同学都很想念他，同性恋大胖、政见不同的朋友、还有他的初恋顺，虽然大家分别那么长时间，但唱起曾经一起唱过的歌曲，一切又好像回到了从前。一直很木讷，不爱说话的成浩，却没有忘记这首“白色秋千”，也跟着朋友们吟唱。生活在没有自己主张和思考的国度那么长时间，成浩在心里该默默唱过多少遍心爱的歌曲啊。第三个是成浩对妹妹说，在自己的国度里是停止思考的，唯一要想的是怎样才能存活下来。他告诉妹妹你要多思考，去想去的地方，过自己的人生。第四个是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成浩摇下车窗低声吟唱了一小段“白色秋千”，然后摇上车窗，好像对这次探亲之旅做了最后告别，从此后他又要做回停止思考，想着生存，不会唱起那首歌的那个人了。

看完电影，我在想政治是什么东西？立场是什么东西？让人骨肉分隔两岸，彼此不能相见，心里装着如此沉重的痛苦活下去。我觉得里面的爸爸是个可恨又可怜的人，他因为向往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儿子送上去往朝鲜的飞机。此后，因为政局的改变，变成了如今这种儿子在日本有家不能回，不能自由见面的地步。他心里该是多么的沉重和难堪，面对妻子女儿，还有在朝鲜的儿子成浩，他肯定都觉得自己是罪人，但是倔犟的父亲依然把朝鲜金家父子的照片挂起来，面对25年后第一次回到日本的儿子嘴里念叨的却是嘱咐儿子完成治疗任务，提醒儿子不要忘了此行的目的。而这种表面的顽固让成浩有次彻底爆发了，他或许更想听到的是父亲的问寒问暖，或者是对父亲一时失误造成儿子终生遗憾的事情道歉。其实父亲还是很想着儿子的，当成浩和莉爱参加同学聚会回来很晚时一直坐在楼梯口等孩子们，见到孩子们回家，口气凶巴巴的，可嘴里说出的话竟然是“晚安”，可见他对孩子们是非常疼爱的。影片中妈妈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她把咖啡店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为身在朝鲜的儿子和孙子们攒钱寄东西是她活下去的理由。她的咖啡店里有几个储钱罐，每次客人给的零钱都会存到储钱罐里，攒够后用来接济朝鲜的孩子们。当妈妈听到儿子要突然回朝鲜的消息时，哭着将储钱罐里面的钱都拿出来，我以为她要给儿子孙子们买礼物，没想到妈妈却是给监视员杨同志买了西服、鞋还有一整包礼物。她比谁都明白儿子回到朝鲜后这个杨同志的报告决定着儿子的命运，所以拜托他一定多帮助儿子。妹妹莉爱呢，她在日本出生长大接受教育，并成为日语学院的老师。我想她在成长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疑问，为什么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朝鲜？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甚至是一家人都陷入这样的悲剧？一家之主的父亲可笑的政治梦想，断送了哥哥的一生，她有一次说自己的想法和哥哥的国家是完全相反的，并说绝对不能原谅父亲所造成的这一切。也许对于哥哥来说，妹妹是他希望和梦想的延续。哥哥心里该有过无数次去世界各地旅游的梦想吧，所以当他和妹妹见到商店橱窗里的高级旅行箱时深深吸引了，并带妹妹去看包，虽然最后因为昂贵的价格空手而归。影片最后，妹妹哭过之后突然出去买了那个贵重的旅行箱回来，我想她那时心里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为了自己，也为了哥哥。那个朝鲜的监视员杨同志，其实一开始很讨厌他，但其实他也是执行国家命令的人，他的立场决定他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做招人恨的监视员工作。当莉爱愤怒地向他说道“我讨厌你的国家”时，他很无奈地回答“你哥哥也好，我也好，都是要在那个国家生活的”。对组织忠诚的杨同志在酒店的电视里看的却是日本的成人电影，有很多事情是要违背本性做的，真是立场造人啊。

《亲人的国度》是在日朝鲜人出身的女导演梁英姬的首部长篇剧情片。我之前看过这位导演的两部纪录电影《亲爱的平壤》和《再见，平壤》，所以很好奇她的自传色彩的《亲人的国度》到底什么样，今天终于有机会在首尔的INDIE SPACE看了这部电影。在前两部纪录片中导演的父亲因为对朝鲜建设事业的憧憬和向往，把自己十几岁的三个儿子送到朝鲜，希望他们在朝鲜接受好教育，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不要像在日本处处受日本人的歧视和凌辱。而最小的女儿没有随哥哥们前往朝鲜，她留在了日本。父亲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很多理想化的东西往往经不住考验，父母的三个儿子，妹妹的三个哥哥踏上的是不能自由回到日本的一条不归路。为了三个身在朝鲜的儿子们，父母辛苦操劳，攒钱接济越来越穷的朝鲜，三个儿子长大后在朝鲜成了家有了下一代，这样在日本的父母所牵肠挂肚的人变得更多了。近年来日本和朝鲜关系紧张，相互间来往几乎不可能了，但是十几二十年前，两国关系还没有闹僵的时候，在日本的父母和妹妹是可以去朝鲜探亲的，两部纪录片就是梁导演去朝鲜探亲的时候拍摄的录像做的剪辑。纪录片中就提到导演的大哥因为脑肿瘤曾来日治疗之事。《亲人的国度》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大哥在日本接受治疗的事情。

影片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因为当年的北送事业，有很多在日朝鲜人至今还在朝鲜，他们的立场非常尴尬。因为在日本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原想回到朝鲜大干一场，不再受到歧视，可在朝鲜他们要受土生土长的朝鲜人的排挤。很多把子女送到朝鲜后留在日本的父母或者其他兄弟姐妹，为了接济朝鲜的骨肉，很多人倾家荡产。而这种悲剧还没有结束，依然是进行式。

“北送事业”：1959年开始北朝鲜金日成政府在日本大力宣传朝鲜是地上乐园，很多朝总联所属的在日朝鲜人（包括韩国人）去了朝鲜。因日本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协定，他们被剥夺了返回日本的选择权，只能留在朝鲜，以这样的方法强迫留在朝鲜的人数达到9万4000人。这项在“归国事业”的美名下展开的历史上最大的诱拐事件至今仍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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