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扎克医生  柯扎克

#BFI 最明显的感受是现实主义吧，尤其是那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气质。影片讲述波兰犹太裔作家Janusz Korczak在二战期间华沙犹太人区的真实经历。他在波兰被德国占领后坚持留在他所创办的孤儿院与数百名犹太孤儿共同生活，并他拒绝独自逃生，坚持陪伴孩子们直到最后。结尾处则停留在1942年孤儿院被命令集体“转移”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上车那一幕其实蔓具有冲击力的，结尾的那种幻想其实不咋喜欢，不过回到男主这个角色和影片的内核似乎也很合理，甚至那似乎也是现在这个时期缺少的。那略带“美化死亡”的形式让我想起了《米兰的奇迹》的结尾。

视听上，黑白摄影不光呈现了历史质感，还带有一种去情绪，去浪漫化的感觉，内容上其实是带有着反对暴力影像的再消费处理的，影片中几次出现了纳粹用摄影机拍摄的场景，利用这个重现历史影响来呈现现实的残酷效果非常好。构图效果很好，群像戏的调度也很不错，还有正反打的时机和景别的选择也很喜欢。男主的状态呈现的实在太好了，很多情绪并不是用台词，通过神态，动作的状态和眼神就能提现，面部特写的印象也很深。电影的配乐很有意思，带着那种特有的节奏…异常诡异。nn

以下为编剧霍兰的映后对谈内容文字版：

霍兰映后

主持人：我了解到你参与这部电影时其实与影片主题有着非常个人化的联系，是通过你的父亲？

霍兰：是的。我父亲出生于是1920年，那是上个世纪。他出生在华沙的一个相当贫穷的犹太家庭，非常聪明的男孩。他很快就变得非常革命，因为当时波兰的反犹主义，我想那促使他走向某种激进的思考。后来在某个时候，大概他八九岁的时候，接触到了“那份波兰犹太报纸”，那是一个周刊，是犹太报纸，用波兰语写，主要面向知识分子阶层，略偏左。扬努什·科扎克——你们在银幕上看到的那个人物原型——他是一位革命性的教育家，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医生。他有很多天赋，非常多新思想。他和他的亲密合作者。医生和波兰作家伊戈尔·内特利（Natalie）一起创办了一份报纸，那是一份儿童周刊，但完全由儿童编辑和撰写。孩子们是记者，也是编辑，只在很少的情况下得到Natalie的帮助以及科扎克非常低调的监督。我父亲跑去报社说他们写的东西太资产阶级了，他有主意——需要革命性的写作。而且他还有一把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他就成了那群年轻人，孩子们的一员。他在那里找到了自我，那对他非常重要。

二战期间，我父亲不在波兰，他逃往东方，在苏联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波兰共产党军队，当他随军回到波兰时他以为会见到家人，当他回到战前在华沙的家，但那座城市90%被毁，他的家人都被德国人杀害了，他什么人都没找到。科扎克已经去世了，那些孩子——他的朋友，报社里的伙伴都死了，但Natalie还活着，战后他们仍然是朋友。我后来在Natalie的日记里看到一段故事，说他和他父亲来看我父亲，那时他是个十岁男孩。我刚出生，我父亲想把这个小女孩介绍给朋友，后来他们讨论我的名字，他说“阿格涅丝卡”听起来像女仆的名字。

无论如何我父亲是大屠杀和战争的孩子，那种创伤太深了。他从不和我谈战争经历，也从不谈他的家庭。我甚至很晚才知道祖父母的名字。直到他去世后在华沙公墓下葬时，他的姐姐——家族唯一幸存者——象征性地刻上了她们父母和死去姐姐的名字。我大概十四五岁时，第一次读到他们的名字，但他总是和我谈科扎克，这意味着科扎克成了我真正的祖父。不仅如此，他也是我成长和“人类教育”中最重要的精神人物之一，他还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写了几本成人文学，也写了几本儿童读物，我个人认为，那是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之一。《King Matt the First》和《Kaitan the Wizard》，后者就像给孩子写的《浮士德》，前者像给孩子写的莎士比亚。它们非常深刻，不轻松，没有那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它们揭示人类命运内部的机制——是什么让人做梦，让人相信。在背景中总有对人性的深深失望，所以这些书不容易读，但极具启发性。当瓦伊达突然得到这个项目时，是英国制片人带给他的，他立刻想到让我来写剧本，制片人并不高兴，他甚至找了《甘地传》的编剧来写剧本，那位编剧很喜欢这个题材，但瓦伊达觉得那剧本完全不对。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本计划用英语拍。我最终从制片人Larry那里拿到合同，那时我成了在巴黎的政治移民，这份工作几乎救了我，我突然失去国家，语言和一切，还要照顾孩子。写《科扎克医生》成了最好的机会，既能维生又能回到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当时我决定如果只写他生命的最后一章，只拍犹太区，那是不诚实的。我想讲他整个生命，但剧本写到350页，最后不得不缩减，后来他们决定必须用波兰语并在波兰拍摄，用黑白，而且只聚焦最后阶段。他们说：你很聪明，可以在那最戏剧性，最具挑战的时刻反映他的过去和本质。nnn主持人：我想回到创作过程和影片的一些元素。影片开场，我们在广播电台见到他，他说：“我不是为他们牺牲，而是为我自己。不要相信所谓牺牲，那是虚伪的”，这非常震撼，你们当时如何讨论这个开场？

霍兰：那是真实的。他有化学反应般的魅力和勇气去探究真相，他从不“看孩子们”作为群体，而是“看每个孩子”作为个体，广播节目非常受欢迎，他当时隐藏真实名字用“老医生”的名义播音。拍传记片总有问题：要么讲整个人生，要么截取一个时刻，而无论哪种都要花60%的叙事能量在“传达信息”上，容易变得臃肿和虚假。活着的人不是信息本身，他们只是活着。《科扎克医生》有点古典，但我们从第一秒就进入他的世界，没有铺垫。nnn主持人：这让我想到瓦伊达的《大理石人》《铁人》，那种对复杂人物的剥离层次，在这里也存在。

霍兰：是的。在瓦伊达生命最后十多年里，他是在寻找“我们时代的英雄”，谁能唤醒我们的道德想象力？科扎克是其中之一，尽管瓦伊达原本并不特别关心儿童，但科扎克的道德选择与他很接近。nnn主持人：你们的合作是否很默契？

霍兰：是的，他甚至曾想收养我。我父亲在一次审讯中悲剧性去世。他的名字在G缠挡政府那里变得“危险”。我去布拉格学习，后来因为政治活动进了监狱。当我回到波兰时我被列入黑名单。我的剧本被官方拒绝。那时瓦伊达邀请我做《大理石人》的助理。《大理石人》的剧本被压了13年。突然因为一位更自由派的文化部长上任，获得批准，但当局密切监视。他们发现我的名字出现在剧组名单里，他们说：不可能，必须解雇她，剧组罢工，那是第一次大的团结浪潮。瓦伊达提出收养我，给我他的姓氏，那非常感人，但我当时已婚，不想改姓，最后他们要求解雇我，但他们喜欢我写的两个项目，所以我继续写，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当我为他写作时，我知道——他很容易感到无聊，如果一个剧本放在他那里四个月，他的脑子就已经开始跑到别的方向，他会想改东西。但他太礼貌，不敢对原编剧提出修改，所以他会找我或者其他信任的编剧。这对原编剧其实不太公平，当我成为主要编剧时，我不想处在那种位置，所以我会先“进入他的脑袋”，在写下来之前，我会口头讲场景，模仿对话。如果他说：“哦，好极了”，我就知道那是废话，只有当我看到他眼里有火花，看到兴奋，他开始动起来，说“对，这就是！”那时我才写下来。nnn主持人：回到《科扎克医生》，你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霍兰：是展现复杂性，而不变成教科书式的，不变成道德说教，不变得煽情，这不容易。但我对剧本很满意，只是有点生气安杰伊没有像应该那样专注拍摄。nnn主持人：因为政权改变了，他当上了参议员，体制变化后，他获得了自由，并在新的两院制议会中第一次当选参议员。所以在拍《科扎克》的时候，他还得去参议院开会，某种程度上他无法集中对吧？

霍兰：是的。他大多数时候在参议院都在打瞌睡，因为法律条文之类的事情对他来说非常无聊，所以他在片场反而更有精力。但我希望他更专注，我当时会回去冲他喊，求他认真一点，说这样不行。nnn主持人：这部电影在1990年上映，同时你自己的《欧洲欧洲》也上映了，要同时处理两部涉及历史创伤的电影实在令人惊叹。

霍兰：我其实不记得得那么清楚了，《科扎克医生》的剧本早就写好了，后来才真正开拍。《欧洲欧洲》对我来说更像一次“玩耍”，我流亡七年后回到波兰拍摄，那正好是G馋挡垮台和第一次选举的时期。我们在G馋挡总部旁边拍“希特勒青年团学校”的外景，到处是穿纳粹制服的群众演员。路人停下来问：“德国人又打过来了吗？”nnn主持人：这是你最后一次在瓦伊达的电影中署名编剧，之后你们的关系如何？

霍兰：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但我不再频繁为他写作，也许他觉得我已经太有经验，不再是“新鲜血液”，他每次拍新片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也给他看我的作品。他越来越绝望地寻找“我们时代的英雄”，在G馋时期，他是民族的声音，但资本主义到来后，一切变得复杂，工人阶级仿佛亲手为自己掘墓，波兰电影失去了清晰的主题。我曾主张建立电影学院体制和公共资助机制，避免资本主义式审查。但他们没有听，包括瓦伊达，我后来几乎离开波兰电影十年。nnn观众提问：作为一名在国外生活多年的波兰人，你是否比瓦伊达更容易浪漫化波兰？

霍兰：我的人性观比他更黑暗，包括对波兰的看法，但为他写作时我会让他的声音存在，他拍过几部大屠杀题材作品，但我总觉得他没有完全抓住那个主题，有些浪漫化，我试图引导他，他也对此心怀感激。他寻找“本质”，而我从现实细节中获得灵感。他有点害怕现实，因为现实没有形式，也没有羞耻。这部电影在戛纳首映时受到热烈掌声，后来在法国遭到攻击，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这让我震惊。瓦伊达一直背着这种标签——因为他是波兰人。后来他的《福地》没有获得奥斯卡，也有人认为和这些指控有关。nnn主持人：关于结尾——那场有争议的场面，是你写的吗？

霍兰：结尾最初的设计方式是不同的，它受到两件事的启发。第一件是科扎克在犹太区给孩子们讲的童话，在犹太区他在睡前给孩子讲故事，他说：有一天，我们离开这里，穿过田野，走向太阳，没有人能阻止我们……，那是一种童话式的幻想，我在最初剧本里写过——他在画面内部讲这个故事。第二件事是我写过的一个场景：有一个年轻男孩幸存下来。他被送到集中营，在那里他遇到一位曾经在孤儿院工作的老师。他问：科扎克和孩子们发生了什么？当老师开始说他们被杀害时，另一个人打断他说：不，不，这不是真的。他们逃走了，那就是传说的诞生。人们无法接受那种结局，于是创造一个传说，就像1939年九月波兰士兵在战争初期阵亡后，人们传说他们其实逃脱了，活着，所以原本的结尾是多个场景的组合，铺垫那个最后的画面，但瓦伊达觉得那太多了，他删掉了那些铺垫，只留下最后那个画面，也许他是对的。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德国评论者——认为那个画面有问题，他们说那是否认主义，说仿佛毒气室不存在，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这严重削弱了影片在法国的传播。nnn观众提问：36年过去，如今威权主义抬头，战争频发，如果今天再写《科扎克医生》，你会改变什么？

霍兰：科扎克在战前抚养的一些孤儿移民到了巴勒斯坦，他们在那里开始建立生活，建立社区。他的兄弟般的合作者Steph也去探访过他们，并决定留在那里，那时波兰的气氛变得非常不友好，70年代有一些反犹政策，例如犹太学生不能进入某些专业，比如医学或法律。在教室里犹太学生必须坐在一侧，有点像美国当年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那种氛围，他们非常希望科扎克加入他们，他曾去访问过他们，他可能考虑过。他在日记或信里写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我不能在巴勒斯坦生活。我不能看着犹太孩子的快乐，而看到阿拉伯孩子的痛苦，那是他的哲学，那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句话今天非常有现实意义，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今天是科扎克，他会做什么？会说什么？我认为他的道德诚实如此深刻，他永远不会做伤害他人的事，他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不是某一个冲突，而是所有冲突。不是某一种偏见，而是所有偏见，他拒绝画界线。但同时他也有某种预见性。他知道不可能在不破坏旧体系的情况下建立新世界。nnn观众提问：你刚才谈到在制作《科扎克医生》时，政治体制正在变化，你也提到建立一个能够抵抗未来审查的制度。我们知道《大理石人》曾遇到审查问题。我们也知道你最近的电影《绿色边境》也承受政治压力。你认为今天的波兰电影产业是否有能力抵抗新的政治压力？

霍兰：我不做梦，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很困难，我们都变得太舒适了，不仅电影人，整个社会都如此。当我们的舒适与我们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舒适往往获胜。我们想要舒适，不愿意放弃，但那正是我们必须团结的时候，我相信电影可以产生影响，这并不总是立即可见，但许多电影人正在放弃这条道路，他们更愿意怀旧。我喜欢很多近年的欧洲电影，也喜欢一些波兰电影，但其中大多数是怀旧的。它们不去触碰真正危险，真正重要，真正有争议和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议题。纪录片要好得多，纪录片更勇敢，更愿意刺破现实的神话。

n折页提及，安杰伊·瓦伊达 于1990年执导的《科扎克医生》向一位几乎将一生都奉献给理想的人致敬。尽管他是一位公认的医学博士和坚定的教育家，并于1911年创办了一所犹太儿童孤儿院，但真正使他获得国际声誉的是他的写作。影片主要设定在1942年——德国入侵波兰三年后——讲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剧篇章：那所被迁入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孤儿院。Henryk Goldszmit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扬努什·科扎克医生（1878–1942），早在1972年就已在知识界享有盛名，并于当年在法兰克福被追授德国图书出版商和平奖。颁奖词特别提及他为儿童及关于儿童所写的书籍。这一系列作品始于他广受欢迎的儿童剧《Kloredy》，并在此后近40年间几乎从未中断。此外德国剧作家Erwin Sylvanus还将科扎克生命的最后一年改编成戏剧《Korczak und die Kinder》该剧于1957年首演。

在动荡的1980年代，波兰实施戒严，许多艺术家流亡海外，瓦伊达几乎不抱希望能够拍摄这位教育家——这位自愿与受其照料的犹太孤儿一同走进特雷布林卡毒气室的人——的生平事迹。更糟的是，他始终无法解决两部剧本的电影改编权问题，这两部剧本归一位英国制片人所有，其中一部正是由与他一同在巴黎流亡的同事阿格涅丝卡·霍兰所写，他同样几乎不指望能获得政府许可，在波兰境内的灭绝营遗址拍摄。

1989年，形势发生改变：“团结工会”领导人重新掌权，为《科扎克医生》项目亮起绿灯。此时Regina Ziegler也加入进来，这位柏林制片人曾与瓦伊达合作，将瓦伊达在柏林一家剧院执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987）改编为电视版本。她询问是否可以继续合作，瓦伊达回答说可以，但说永远不可能拿到霍兰那部关于扬努什·科扎克的剧本版权，结果她做到了——她从那位英国制片人手中买下了两部剧本。

瓦伊达立即签下沃捷希奇·帕斯佐尼亚克出演扬科扎克——这位波兰杰出的舞台演员此前也曾在瓦伊达的《丹东》（1983）中饰演主角。欧洲顶级摄影师之一Robby Müller被邀请加盟，他擅长黑白摄影，以增强片场的纪录现实感。当这部波兰—德国—法国—英国合拍片终于完成漫长的制作旅程登上银幕时，《科扎克医生》立即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应导演要求以非竞赛单元放映），随后在巴黎场场爆满，并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电影节。

这部影片早于《辛德勒名单》三年问世——后者几乎“借用”了整套视觉语汇——《科扎克医生》再次回到1939-40年的华沙街头，那是数十年来瓦伊达的“零点地带”。影片从这位同名医生—英雄的视角出发呈现占领时期波兰犹太人生活在日常层面的崩塌，而他的唯一优先事项是那所收容200名犹太儿童的孤儿院。瓦伊达将这位近乎圣徒的人物视为文化上的异类，一个炽热，激情投入，毫不妥协的人在历史上最彻底妥协的时空中心，甚至拒绝佩戴象征身份的犹太星臂章。

中午做饭的时候听了《八分》这一集，道长讲了一名以自己的行为和教育理念，影响了1990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制定的波兰籍儿科医生、儿童教育先驱雅努什·柯扎克。里面有一段话和一个影片让我印象深刻。

在网上找到了1990年安杰依·瓦伊达导演了影片《科扎克》，科扎克由Wojciech Pszoniak 扮演，影片根据雅努什·柯扎克（Janusz Korczak）真实经历改编。 　　

1939年9月，德军占领华沙后，柯扎克拒绝了德国人的邀请，利用教授和医生的身份，在华沙建立了犹太孤儿院，并使这些孩子接受教育，影片用非连贯的手法向观众呈现了科扎克医生的命运和纳粹德国对犹太儿童犯下的罪行等。

一段话。

"孩子像成人一样有理解和推理的能力，只不过他们没有类似的经验而已。“

科扎克认为，孩子与大人一样，也会有黑暗、暴躁的一面，只能承认这一点，才能够做好儿童教育。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需要独立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孩子是当下的人，当下不懂快乐的人，将来还会快乐吗？

科扎克倡导应平等对待儿童与成年人，强调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权利。在科扎克创办的孤儿院里，儿童有自治的权力，管理自己的事务，有个儿童法庭。孩子们可以为自己辩解，老师和别的孩子也可以为他辩护，并由孩子充当的法官（三名，轮流执行）来判断是非对错。也有惩罚机制，但仍以“承认”错误为主要措施，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认识到错误，逐渐修正自己的行为。

电影里的结局

一个片段。

残酷的现实：1942年8月5日(或6日)，犹太人聚集区被德国纳粹分子包围，科扎克拒绝了给他特办的瑞士护照，带领孩子们在从聚集区前往Umschlagplatz车站。在那里，他们将被押往死亡集中营。队伍中包括了大约200名儿童和数十名教师。孩子们紧紧靠在一起，手里都拿着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和图书。有一个孩子手里举着马特国王一世的旗帜，马特国王一世是他们的老师编写的小说中的英雄。

电影里提供了一个”理想国“的结局，B站上1905有po：地址 http://t.cn/A6X9CYLE

科扎克带领了这群孩子跳下火车，他们摇着旗帜，唱着歌，迈进了草丛，留下了一片烟雾迷蒙。影片最后的字幕，在特雷布林卡毒气室，雅努什·科扎克和这群孩子惨遭杀害。

1948年，科扎克在死后被授予波兰复兴骑士十字勋章。科扎克培养孩子的方法对二战后儿童立法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兰为1959年发表的《儿童权利宣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起草了《儿童权利公约》文件框架，该公约于1989年被联合国大会所采纳。

Korczak是他的笔名。

他于1878年或1879年出生于华沙，属于 Goldszmit家族(片头)，母亲是著名的Kalisz家族的女儿，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在K十岁左右病倒，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1896年4月25日在那里去世了。

本片用非常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儿童教育家，孤儿院长，科扎克医生。他因为在当地是儿童教育专家，妇孺皆知，放弃了很多次可以被特殊待遇的机会，和孩子们死于特尔布林卡集中营中。

反映了他的终身伴侣斯特凡的归来，从巴勒斯坦。还有与犹太区负责人，老拉比的政治协商，但是都以屈服而告终。

科扎克医生的关键词就是孩子，一心一意的爱孩子，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后来反对强迫儿童接受宗教信仰。

当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时，他放弃了米奥多瓦街上宽敞的公寓，接着又放弃了托杰斯卡（现华沙市第8家莱卡店），而亨利仍然在健身房（现华沙市第8家莱卡店）上学。甘为其他学生当家教，1896年他以一篇关于抚养孩子的讽刺性文章首次出现在文学舞台上。

1898年，他在伊格纳西·扬·帕德雷夫斯基的文学比赛中以简纳斯· 科扎克为笔名。这个名字来源于kraszewski于19世纪90年代在飞行大学学习的《Janasz Korczak》和《美丽的扫刀女》。

在1898-1904年间，科扎克在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学习医学，并为几家波兰语言的报纸写作。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1905年-1912年，Korczak在华沙的Bersohns和Baumans儿童医院工作。在1905-06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他担任军事医生。同时，他的《客厅的孩子》也得到了一些文学上的认可。

1907-08年，科扎克去柏林学习。1909年在孤儿协会工作时，他遇到了她－一斯特凡尼亚·威尔茨基·斯卡（Stefania Wilczy_ska），他未来最亲密的人。

在1911-1912年，他成为华沙的多姆·西罗（Dom Sierot）的主管，这是他自己为犹太儿童设计的孤儿院。他雇佣了威尔茨基·斯卡（Wilczy_ska）作为他的助理。

在那里，他成立了一个儿童共和国，有自己的小议会、法院和报纸。他减少了他作为医生的其他职责。他对这一时期和随后的犹太儿童夏令营的一些描述后来发表在他那支离破碎的《乌特沃鲁》上，并翻译成了英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扎克于1914年成为一名军医，军衔为中尉。在波兰苏维埃战争期间，他再次在波兰军队担任军事医生，担任少校。战争结束后，他继续在华沙练习。

1926年，科扎克Korczak安排Dom Sierot（孤儿院）的孩子们创办自己的报纸（小评论），作为波兰犹太日报（我们的评论）的每周附件。这些年来，他的秘书是著名的波兰小说家伊戈尔·纽利。

在1930年代，他有自己的广播节目，在那里他促进和普及儿童权利。1933年，他被授予波洛尼亚纪念馆的银质十字架。

1934年至1936年期间，科恰克每年都要访问巴勒斯坦，访问其基布茨姆，这导致波兰媒体发表了一些反犹太的评论。此外，这也刺激了他与他曾经工作过的非犹太孤儿院的疏远。尽管如此，即使1938年威尔茨基·斯卡（Wilczy_斯卡）去了巴勒斯坦，他还是拒绝搬到那里。1939年5月，她因无法适应回到波兰，重新担任校长。

1939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科奇萨克自愿在波兰军队服役，但由于他的年龄而被拒绝。他亲眼目睹了国防军接管华沙。当德国人在1940年创建华沙贫民区时，他的孤儿院被迫从其位于Krochmalna 92的Dom Sierot大楼搬到贫民区。Korczak和他们一起搬了进来。7月，科扎克让孤儿院的孩子们排演泰戈尔的Rabindranath Tagore的戏剧《邮局》，以熟悉死亡，so sad

1942年8月5日或6日，德国士兵前来驱逐192名孤儿（关于实际人数有一些争论：可能是196名）和大约12名工作人员，将他们运送到特布林卡灭绝营。Korczak曾被波兰地下组织Egota提供“雅利安方”的庇护所，但他一再拒绝，说他*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8月5日，他再次拒绝提供庇护，坚持要和孩子们一起去。

孩子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蓝色的背包和一本最喜欢的书或玩具。目击者Joshua Perle描述了Korczak和孩子们穿过贫民区到Umschlagplatz（驱逐点到死亡集中营）的游行过程：

Janusz Korczak正在行军，他的头向前弯曲，握着一个孩子的手，没有帽子，腰上系着皮带，穿着高筒靴。几个护士后面跟着两百个孩子，穿着干净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照料着被抬到祭坛上的衣服。-—乔舒亚·佩尔（Joshua Perle）犹太人区目击者

据目击者称，当这群孤儿最终抵达乌姆什拉普拉茨时，一名党卫军军官认出了科扎克是他最喜欢的一本儿童读物的作者，并主动提出帮助他逃离。在另一个版本中，这名官员的行为是正式的，正如纳粹当局在考虑某种“特殊待遇”为库尔茨瓦克（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具有国际声誉被送到那里）。不管这个提议是什么，科扎克再次拒绝了。他和孩子们一起上了火车，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钢琴师》一书中也提到了科扎克从犹太人区撤离的故事：

他告诉孤儿们他们要到乡下去，所以他们应该高兴些。最后，他们可以把令人窒息的可怕城墙换成鲜花的草地、可以沐浴的小溪、长满浆果和蘑菇的树林。他让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于是他们两个一个地走到院子里，穿着考究，心情愉快。小纵队由一个党卫军领导…

一段时间后，有传言说火车改道了，科扎克和孩子们活了下来。然而，这些故事没有根据。最有可能的是，科扎克和威尔奇斯卡以及大多数孩子在到达特布林卡时在毒气室中被杀。MaryBerg在华沙贫民区日记中对Korczak的离开作了单独的描述：

Janusz Korczak医生的儿童之家现在是空的。几天前，我们都站在窗前看着德国人围住房子。一排排孩子，用小手互相抱着，开始走出门口。其中有两三岁的小孩，而最大的小孩可能是十三岁。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小包裹。

-Mary Berg，日记本

在华沙的Okopowa街犹太人公墓里有一座纪念碑，上面有一座科扎克的纪念雕塑，引导他的孩子们上火车。这座纪念碑最初是由米兹尤斯摩泽夫斯基（Mieczys_aw Smorczewski）于1982年创作的。于2002年用青铜重新铸造而成。原版是在博兹奇茨基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重新建立的寄宿学校，以Janusz Korczak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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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异的是，瓦伊达在晚年做的都是一些传统电影，中规中矩，特别是大理石人之后。

他早年就50年代的像灰烬与钻石、下水道这些带有超现实风格，象征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新浪潮当中最早的一批强悍作品的风格已经完全失去了。

所以他被大家记住的可能性已经不是特别大啊，永远不会像他的早期三部曲那样，是属于一种非典型的瓦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