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  丹顿 / 革命之后

#ICA 之前看袁腾飞讲得法国大革命起点即重点的特点，而丹东正是处于雅各宾派统治时期，两个主要角色主要也是对于“恐怖”是否需要继续产生的分歧。电影以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这个时期的内部分裂讲述的是80年代的波兰的情况，导演借法国革命隐喻波兰政治，这么一看电影的呈现挺像是《焚尸人》那种“借古论今”的表达，整部作品也像是对设惠主意神话的反思。

角色和隐喻，丹东这个角色是对应的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罗伯斯庇尔则是当时的波兰政府，感觉罗伯斯庇尔的塑造非常好，他不完全是对权力的贪恋，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理念狂热的执着，那种狂热和理性让一切歌名的言语变成了讽刺。结尾处罗伯斯庇尔儿子象征着即使现在已经背离，但未来仍有希望。接近结尾有一处让我想到了齐克果的话，The crowd is untruth。

视听上中规中矩，法庭戏感觉应该很有空间的，但是没有特别亮眼的场景。布景妆造很不错，压抑的效果塑造的也很好，但似乎就是有点儿过于戏剧化，看没被调动的有些难受。不过两位主演演绎的都很好。

嘉宾映前，《丹东》是我第一次看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 的电影，那是在 1983年，当时我16岁。我去看这部电影并不是因为它是由某位传奇导演拍摄的，而是因为我当时刚刚开始读A-level，其中两门课程是法语和历史，而在历史课程里我们学的是现代欧洲史，当然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这部电影是在1983年9月16日上映的，那几乎就是我刚开始读A-level的几天之后，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我以为它会是一部 轻松的历史古装剧情片，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英国历史题材的古装剧一样，但我很少像那一次那样被如此愉快地惊喜到，因为即使是在几乎完全不了解这部电影背后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观看，它依然是一部力量极其强大的电影，几乎像是要把银幕烧出一个洞来。事实上在第一幅画面出现之前，我就已经能感觉到这部电影绝不会像我原本想象的那样。因为Jean Prodromidès的音乐已经开始播放了。那段音乐非常宏大，让人联想到自由，歌名以及《马赛曲》式的气氛。从那一刻开始我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而之后也很少再见到的方式来呈现 法国大革命。那些在历史课本里只是抽象名字的人物，在电影中突然变得真实，有血有肉，仿佛真的活了起来。换句话说，这部电影的力量甚至在我意识到它是由那些刚刚经历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在他们自己国家最近一次失败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拍摄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这其实正是这部电影如此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瓦伊达最初是在1975年在舞台上导演过Stanisława Przybyszewska在1931年的戏剧《丹东案》（The Danton Case），但在电影中他实际上把这部戏剧完全翻转了过来。因为Przybyszewska是一位坚定的贡铲煮意者，在她的戏剧里明显站在罗伯斯庇尔一边，而瓦伊达则 强烈地倾向于更加温和的丹东，并在电影中保留了这种立场。因此在电影的编剧名单中可以看到很多名字。像Agnieszka Holland，Bolesław Michałek，Jacek Gasiorowski以及瓦伊达本人x而在法国方面负责最终法语剧本的是Jean-Claude Carrière，他可能是电影史上在重大电影作品中担任重要创作角色次数最多的人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最早是在与布努埃尔合作时崭露头角的，而布努埃尔正是瓦伊达最崇拜的电影导演之一。

《丹东》原本就计划成为瓦伊达在 《铁人》之后的下一部电影，《铁人》在1981年初首映。《丹东》从一开始就计划是一部与法国公司 Gaumont 合作的合拍片。原计划是：大部分拍摄会在波兰的摄影棚完成，而只有外景会在法国拍摄。我猜最初的演员阵容也会比最终版本更加偏向波兰演员。当然由于法国方面提供资金，可能也要求一定数量的法国演员。然而这部电影最初的筹备在1981年12月13日被突然中断。因为那一天波兰宣布戒严，这立刻使原有的拍摄计划全部作废。与此同时瓦伊达本人也开始与波兰文化当局发生冲突。

首先是因为 《铁人》。这部电影在官方层面几乎被封禁，但在当时刚刚出现的盗版，VHS和录像带市场上却非常流行，然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导演Ryszard Bugajski拍摄了一部非常出色但极具争议的电影 《审问》，这部电影恰好在戒严宣布之前完成制作。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就会明白它几乎不可能被允许上映，这部电影在后期制作阶段被送去给文化部门审查。当完成的影片被放映给这些文化官员观看时，毫不意外地，它 立刻被禁映。不仅如此负责制作这部电影的电影制作单位也被关闭，因为它被认为已经成为一个 危险的且具有颠覆性的组织，不再值得被信任。

幸运的是瓦伊达最终能够把 《丹东》整个制作转移到法国。事实上，这可能反而让电影受益。虽然这样一来电影的波兰色彩有所减少，但仍然保留了许多明显的波兰元素。其中最精彩的一个决定就是：让罗伯斯庇尔阵营（雅各宾派）由波兰演员扮演，而且都是非常著名的波兰演员。1983年时我并不认识他们，但现在当然认得。Andrzej Seweryn饰演Bourdon，Bogusław Linda饰演Saint-Just，当时Linda还是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与瓦伊达关系密切。十年之后他成为波兰最著名的动作电影明星之一。但最重要的表演是Wojciech Pszoniak饰演 罗伯斯庇尔，即使是当时只有 16岁的我，也能看出这是一次伟大的表演。Pszoniak之前在瓦伊达的 《婚礼》 和 《福地》 中已经出演过重要角色，后来还在 《科扎克医生》 中饰演主角。更值得称赞的是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必须被完全重新配音成法语。但这实际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因为他的表演本身几乎完全依靠视觉表演。从一开始你就能看出这是一个狂热分子。即使明显的身体虚弱，也无法让他偏离他认为正义的道路。这是一种极其克制而集中的表演，而这种表演与他的主要对手形成了完美的对比，那就是在片中饰演丹东的 Gérard Depardieu。对于一位拥有大约 250部电影作品，而且大多数都是主演的演员来说，我当然不敢说这是他最好的表演之一，因为我并没有看过他所有的作品，但《丹东》确实经常被列入Depardieu最伟大的表演之一，有时甚至是前五名。从你第一次看到起，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明显。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其实有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是律师，但他们在气质上完全不同。丹东拥有一种极其强大的个人魅力，能够直接影响群众，而正是这种魅力，使他在雅各宾派眼中变得越来越危险。电影后半部分的审判场景尤其令人震撼，丹东不仅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辩护，同时也是在为他认为的法国的未来辩护。

这些场面在1983年已经非常震撼，而今天看依然如此。因为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显然非常成功，但在法国上映时却引发了一些争议。法国观众更容易注意到瓦伊达对历史事实的一些自由处理。而且在电影上映时有人提出一种解释，并迅速成为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在影射当时的波兰政治局势，换句话说：丹东被视为Lech Wałęsa的替身，而罗伯斯庇尔被视为将军Jaruzelski的象征。也就是说：瓦伊达利用法国历史来评论他自己国家当时的政治，很多法国人对此有些不满，但瓦伊达本人一直否认这种解释。因为这部戏剧是1931年写成的，那时他甚至还没有出生。他被这个故事吸引的最主要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自由与专制压迫之间冲突的强大寓言。这一点对于当时被迫在国外工作的波兰电影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没有人知道波兰的自由其实只需要再过 几年就会到来。但现在，当那个历史背景逐渐淡出记忆时，我们更容易看到瓦伊达真正的意图：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在讨论权力与自由之间的普遍冲突。

最后我想提到另一位波兰贡献者，这一次是一位更令人惊讶的人物：波兰导演Andrzej Żuławski，他在电影中客串出演画家Jacques-Louis David，瓦伊达本人最初就是学绘画出身，因此他非常清楚图像在传播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电影中有一个场景：罗伯斯庇尔要求David从画中删除一个已经失宠的人物。在1983年这个场景似乎只是历史细节，但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它与现实世界中许多事情之间的相似之处。

我一向不喜欢抱着一种分析的态度写影评，因为我觉得阅读影评是代替不了看电影的，影评人只是负责从电影中挑出一些亮点，对它们作一些哲学的思考。因此我不喜欢写影评时把什么细节都写进去，很多没那么重要的细节观众自己去看的时候自然会看到，不需要影评人来扼杀他们的想象空间。我更喜欢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有话说的时候就即兴发表一番高论，没话说的时候也不强求。这样写出来的影评或许会显得很“主观”，但我觉得阅读别人的评论就是对于intersubjectivity的一种思考，好的影评能够给人惊喜，让人解读出更多的东西，而不是铁定一个什么是什么。

波兰导演瓦伊达的这部《丹东》，我也看了大概有三四遍了。我反复看它，倒不是因为这部电影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沉迷法革历史人物，市面上又没有多少描绘这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瓦伊达在《丹东》里的艺术表现手法一贯地富有张力，但《丹东》的主题在今人看来，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丹东》无非是一部借古讽今的电影，以罗伯斯庇尔统治下的法国暗喻瓦伊达那个年代的波兰，从而探讨极权主义政治的性质。相比同类电影如《再见列宁》，《丹东》对极权政治的探讨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刻。《丹东》刻画了一个很经典的极权主义世界：一个禁欲主义形象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一个政治高压之下万马齐喑的社会，一个与独裁者相对立的、富有反叛气质的异见者。秘密警察捣毁报社，独裁者用高超的诡辩颠倒黑白，“民主选举”的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的监控和操纵之下有如摆设；罗伯斯庇尔的政敌丹东和德穆兰抨击他的恐怖政治，呼吁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到头来丹东和德穆兰还是不敌罗伯斯庇尔的权势，被送上断头台处死了，但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身不由己地意识到了，极权化的革命终将无可逆转地走向崩溃。

《丹东》远不是独特的，像《再见列宁》、《铁皮鼓》、《爸爸去出差》这样的电影都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极权高压下的社会，以及这种社会里人的精神状态。但是这些同类电影对极权主义性质的探讨，包括对它们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反思，都比《丹东》要来得更为复杂和深刻。瓦伊达在《丹东》里设置的对立很明显：罗伯斯庇尔禁欲、非人，善于用精巧的话术与复杂的理论偷换概念，混淆黑白；丹东则纵欲、粗俗、有血有肉，说话直白简洁，富有真情实感与普遍既定的道德真理。这样的套路，现在的我们已经见了太多了，无非就是批判极权主义政治的虚伪，揭穿它对人性与真理的扭曲和践踏。罗伯斯庇尔的粉丝想要批判这部电影是很容易的，瓦伊达明显“非人化”了罗伯斯庇尔这个角色，把他建构成一个他者，一个人民的敌人，恐怖政治的化身，行走的断头台。影片开头返回巴黎的丹东看见大雨中险恶的断头台，接下来镜头便转到病卧榻上、面无人色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镜头的意义不言而喻，丹东返回巴黎，面对的是断头台，是恐怖政府的高压，是这个政府背后的罗伯斯庇尔。

要是瓦伊达仅仅纠结于刻画一个禁欲、非人、冷血的独裁者，与一个纵欲从而“有血有肉”的反抗者之间的对立，那么这部电影的内核是免不了庸俗的。罗伯斯庇尔刻板印象中的禁欲往往被强调为他非人的表征，而丹东的纵欲与腐败却被当成了他人性的证明。这不禁让我们质疑，独裁者是否一定是禁欲的，非人的，异化到能够成之为一个清晰可辨的他者的，声色犬马是否又一定能和本真的人性划等号。历史上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无非是两个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喜欢禁欲，丹东则纵情声色，丹东抨击罗伯斯庇尔不通人性，无非一是个人趣味与罗伯斯庇尔对不上号，二是利用政敌的私人作风人身攻击，歪曲罗伯斯庇尔的公众形象罢了。在清廉的罗伯斯庇尔眼里，丹东的纵欲与腐败代表了他人格的堕落，丹东是个道德败坏的政治投机者，是危害国家与革命的人民公敌。在享乐主义的丹东眼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体现了他的虚伪与不通人情，罗伯斯庇尔不仅仅跟人民是疏离的，而且缺乏最基本的人性。罗伯斯庇尔认为丹东不道德，丹东认为罗伯斯庇尔不是人，他们都认为对方是人民公敌。站在客观的角度，个人作风是个人作风，和一个人的执政能力和思想水平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丹东党也好，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也好，热月以后的督政府也好，到头来都没有能力维持一个稳定而强力的政府，更加没有解决法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原因。到头来还是要拿破仑一介武夫来给这帮沉溺于勾心斗角的政客收拾烂摊子。

然而，除去这部电影相当不错的镜头语言、冷色调的灯光手法和压抑的背景音乐，罗伯斯庇尔贯穿全片的心理暗流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亮点。与他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的铁腕革命家形象相对，罗伯斯庇尔由始至终一直在焦虑、犹豫和思考。导演强调罗伯斯庇尔的非人形象的同时，也在强调他冷漠外表与实际上的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沃杰西奇作为一个舞台剧演员，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种张力。相比圣鞠斯特的狂热和公安委员会的坚持，罗伯斯庇尔一直在犹豫。开头圣鞠斯特试图说服罗伯斯庇尔处死丹东时，罗伯斯庇尔没有同意。后来公安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清洗丹东派时，罗伯斯庇尔先是沉思，然后表示犹豫不决。有的人或许会把罗伯斯庇尔态度的暧昧解读成他的虚伪，我却认为罗伯斯庇尔心里的确是在犹豫的。瓦伊达的罗伯斯庇尔不仅仅是一个刻板的独裁者形象，他也是革命的矛盾、狂热和焦虑的embodiment。不可腐蚀者时不时的高烧不仅体现了他煎熬的心理状态，也象征了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fever一般的时期。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那段密谈既体现了两个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和他们关系的崩溃，也体现了罗伯斯庇尔冷静外表底下的心理对立。被醉酒的丹东质问的罗伯斯庇尔看似一言不发，其实好像在接受拷问。这个谈判破裂之后，罗伯斯庇尔就不再犹豫了，后面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看不见”罗伯斯庇尔是怎么想的——直到结尾，当他又一次在床上神经质地惊醒（影片开头他也是这样，在他阴暗的小房间里惊醒），对着观众说出了一段仿佛预言一般的诡异话语。

结尾罗伯斯庇尔的话是这部电影最为出彩的地方。我们看到断头台砍掉丹东的脑袋的同时，罗伯斯庇尔拿白色的床单把他病得蜡白的脸一点点蒙上，仿佛一个将死的人，给自己蒙上尸体遮脸的白布。圣鞠斯特满面喜色地走进来，与影片开头一样强硬又狂热——全片冰冷又残忍的圣鞠斯特宛若罗伯斯庇尔背后如影随形的死神，张开一对名为“恐怖”的黑色翅膀，笼罩着他的革命导师与这个仿佛鬼魅之都的巴黎。（有的人批判此片的圣鞠斯特不符历史，并且丑化歪曲了他真实的形象，但是这些人同样忽略了圣鞠斯特在这部电影里的象征意义。）“你现在必须当独裁者了。”圣鞠斯特笑着对罗伯斯庇尔说，冰冷的蓝眼睛和定性式的语气都不容置疑，仿佛冥界判官在宣读判词。罗伯斯庇尔揭开白布，露出一张死尸一样的脸，“我感觉……我所坚信，我为之生存的一切，都已经永远崩溃了。”他说。“革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突然看向镜头，眼神惊惶无助。然后罗伯斯庇尔瞪着镜头——他与观者直接对视，仿佛出离了电影里他所身处的历史时期，代替导演对观者说了一段话：“You see now that a dictatorship has become a necessity, the nation can't govern itself, democracy is only an illusion.”这个镜头的罗伯斯庇尔宛若突然鬼魂附体的德尔斐女祭司（Pythia），超脱了俗世的时间，向他床旁的圣鞠以及镜头之外两百年以后的观众传达了一个神谕。结尾镜头定格在埃莱奥诺弟弟的脸上，男童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头背诵着《人权宣言》，镜头一点点放大，特写他的脸，最后影片在男童无辜的脸与念经一样的背诵声中结束，直到男孩的脸和声音也隐没在逐渐放大的光晕与杂音中。

要是说瓦伊达的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麦克白式的悲剧反英雄，《丹东》是一部罗伯斯庇尔麦克白式的黑暗心理悲剧，这个诡异的镜头也令人想起《麦克白》中的一幕。接近结尾处，兵临城下的麦克白在得知妻子自杀后，说出了这样的一段独白：

She should have died hereafter;nThere would have been a time for such a word.n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n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n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n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n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n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n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n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n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nSignifying nothing.

这一段独白的麦克白就像那个预言式镜头的罗伯斯庇尔，是突然跳出了文本里的历史时间，直接与观者对话的。他们同时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木偶和先知。

【1】本文标题出自历史上罗伯斯庇尔本人的演讲。

似乎没有人提……安杰依·瓦伊达拍摄《丹东》这样一部电影有其现实意义，影片显然在暗示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由于严重的经济压力与尖锐的社会矛盾，1980年波兰政府推行通货膨胀的企图引起大规模罢工，由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公开反对派。时任总理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进行军管，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丹东》的拍摄日期基本在实施军管前夕到1982年底瓦文萨获释这个时间段，那时组织松散的团结工会虽也呈现出派系争端的趋势，但还没有很激烈，因此不难看出影片中“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在暗示“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

开头关于面包短缺的争论很有象征意义。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由“那些想诽谤政府，并煽动人们反抗的人”实施；而另一人则认为是政府所为，“权力的腐化，这是老生常谈。”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波兰人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看法。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一些特务与反动分子的蓄意破坏（毛时代中国对波兹南事件也持有此论），还是波兰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施行党政专制、干涉企业活动，从而失去了改革现状的能力（团结工会《活动纲领》）？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紧接着就被打断，迎面走来了罗伯斯庇尔的密探与自由主义英雄乔治丹东。

与其历史形象不同，瓦伊达选择把乔治丹东塑造成一个自由主义英雄：性情率直幽默，享受生活，鼓吹仁慈和宽容，避免流血与杀戮，最终面对残暴的独裁者英勇就义。他将自己心中的瓦文萨投射到了丹东身上，他对丹东命运的同情正是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同情（顺便一说，瓦伊达在2013年还拍过一部《瓦文萨：希望之人》，即便当时瓦文萨已经成了被嘲讽的对象，真实铁粉）。不同的是，瓦文萨于1982年11月获得释放，而丹东则死在1794年4月的断头台。

饰演罗伯斯庇尔的演员沃捷希奇·帕斯佐尼亚克，曾在祖拉斯基1972年的电影《魔鬼》中扮演一位效忠普鲁士的黑衣人，在该剧中他是魔鬼的化身，癫狂而残忍。这与《丹东》中那个稍显神经质的禁欲主义者形象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丹东》中的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有趣的组合：丹东乐于享受，为人随性大方，爱美食也爱美女；而罗伯斯庇尔则像个苦修者，神经质的言行举止，刻板的私生活（被丹东嘲笑是处男）。很难想象性格迥异的两人竟同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不久前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与其支持团结工会、反对波兰当局的立场相一致，瓦伊达在电影中也是赞扬丹东、贬损罗伯斯庇尔的，这点已经表现得极为明显。丹东作为自由主义的英雄，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殉道，而禁欲的独裁者也受到良心上的审判。他企图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颠倒为当时的波兰政治，在丹东的死亡与罗伯斯庇尔的胜利中，找到一种政治表达的方式。

与《丹东》不同，现实中的“丹东”——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最终和平接管了政权，赢得了胜利，“罗伯斯庇尔”们在苏东剧变中身败名裂。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自由主义最终击垮了万恶的专制。然而胜利之后呢？如果最终是丹东战胜了罗伯斯庇尔，那么大革命会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

回答是相当讽刺的。团结工会上台后并没有带来什么新气象，而是搞出了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干预、国营企业私有化、财政紧缩，削减职工工资与福利，跟哥穆尔卡与盖莱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两位社会主义波兰领导人均是因为推行通货膨胀引发工运而下台）。1989年波兰国会大选后仅仅4年，国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总统瓦文萨拒绝总理辞职并解散了弹劾他的国会，团结工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两年后瓦文萨在大选中被前共产党人击败，2000年大选时选票仅1.01%，团结工会也逐渐衰落，其如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除去历史的反讽，在电影中，即便瓦伊达处心积虑地塑造丹东的英雄形象，事实上丹东还是沦为了罗伯斯庇尔的陪衬；瓦伊达透过丹东之口对罗伯斯庇尔的指责，更像是对罗伯斯庇尔的赞扬。与他想塑造的那个英雄相比，丹东的弱点太多：狂妄自大，视胜利为囊中之物；决策看似高明，实则没卵用；做事优柔寡断，甚至当魏特曼率领士兵出现在他面前准备攻击国民议会时，他依旧嘟囔着不想流血的说辞避而远之。与理想主义的热忱相比，丹东在政治上的表现简直像个白痴。

丹东与菲利波的对话倒是体现出瓦伊达还是比较忠于史实的。丹东向菲利波自白，说自己和罗伯斯庇尔不同，他并不贪恋权力，菲利波则回答，“我们都知道，你富得足以用不着干涉政治。”历史上的丹东并不是什么正面的英雄人物，他在革命中投机倒把，大发战争财是他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重要原因。这显然也是丹东的软肋，他听后立刻大发脾气，想要断绝与菲利波的合作；当后来他对德穆兰说着“回到我们平静而谦逊的生活中”的大话时，菲利波讥讽道，你的生活将是平静的，而我们的生活是谦逊的。丹东立即回击：“如果你把贫困视为一种革命的美德，那就加入罗伯斯庇尔吧。”

反观罗伯斯庇尔，虽然举止神经，但从始至终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他行动果断，思路清晰，辩才也并不逊于丹东。在与丹东会面时，丹东能够指责他的，也顶多是私生活死板地不近人情；而指责他人进行恐怖统治的丹东却有一个致命的地方，那就是如罗伯斯庇尔所言，专制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用来对付那些在革命中发财的人。他所指的正是丹东。

毫无疑问，1983年的波兰人民有足够的理由指责波兰当局。在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大背景下，波兰的哥穆尔卡上台进行改革，改革内容非常资本主义：否定合作社、实行分田单干，提倡企业自治、市场决定价格，削减中央计划命令而加强物质刺激。他的继任盖莱克继续施行一些为自由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当时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所乐见的改革措施，“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大借外债以促进本国建设。两位社会主义波兰的领导人所推行的改革，其内容与瓦文萨的改革并无较大出入。

然而这些改革（其推行通常被视为某种“民主化”）却接连导致了三位领袖的下台。哥穆尔卡改革使波兰农业生产过于落后，导致食品价格飞涨，哥穆尔卡试图推行通货膨胀反而引发罢工浪潮，于1970年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继任的盖莱克实现了短暂的表面繁荣，但很快就因为外债高筑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盖莱克政府不得不冻结工资并将肉类食品价格提高至40%~60%，结果再次引发大罢工，紧随其后的就是雅鲁泽尔斯基上台与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

对社会主义波兰的历史而言，从来没有什么丹东对罗伯斯庇尔（坚持反修立场的卡齐米日·米雅尔在当时影响力不大，并于1984年被波兰当局关押），只有丹东对丹东对丹东。对波兰人民而言，无论是统一工人党的哥穆尔卡与盖莱克，还是团结工会的瓦文萨，都不能够承担瓦伊达在《丹东》中的想象。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为了革命不得不采取恐怖统治的话，丹东就是口头上叫嚷自由民主，实质上却绝不允许他人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复辟资本主义不是为着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复辟也没有给波兰人民带来什么更好的生活。

在丹东大声谈论没有面包就没有共和国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戳穿了这种话术的虚伪：停止促进革命，你就是在扼杀革命。一面是自由主义英雄，另一面则是趁火打劫与投机倒把；一面是对自由民主与工人自治追求，另一面则是不断扩大经理权力，将工人委员会逐渐贬抑为咨询机构。如果说面包短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从革命中大发横财的丹东们需要为此负多大责任呢？从哥穆尔卡开始，到瓦文萨结束，波兰从经济到政治逐步成为西方的附庸。在新生权贵们享受“平静”的同时，民众的生活则越来越“谦逊”。“丹东胜利之后如何”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就历史而言，一直是爱说漂亮话的丹东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片尾的男孩来到罗伯斯庇尔床前背诵《人权宣言》。罗伯斯庇尔审判了丹东，男孩又审判了罗伯斯庇尔，然而这两种“审判”仅仅存在于银幕上。波兰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不满情绪是正当的，反抗也依然是正当的，但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丹东，最终也被丹东们代表。东欧官僚困于自身的错误路线，在经济上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政治上拒绝政治民主，最终经济的改革催生出一批新的当权派，而新的当权派打着“民主化”旗帜上台后继续拒绝政治民主。无论是瓦文萨还是杜布切克，都将民主口号视为打压异己的工具，一旦民主到自己的头上，就立刻转而压制群众力量。

对安杰依·瓦伊达的理想而言，《丹东》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在他担心丹东败于极权统治会如何时，丹东早已不断地走向胜利，从上一个丹东到下一个丹东，而真正的“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则从未出现。团结工会中的左翼成员虽试图与瓦文萨等派系做切割，但在民众心中，团结工会早已与瓦文萨绑定在一起，再多的努力都无济于事。1995年时，全波兰协议工会的成员达250万，超过了团结工会成员的两倍。团结工会运动从起初的理想走向自身的反面，恰恰印证了圣茹斯特的那句格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评价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句话或许也很适用于瓦伊达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