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娜（西格妮·韦弗 Sigourney Weaver饰）曾经被一个男子施暴，被蒙着眼的她一直不知道罪人是谁，她的性格也变得神经兮兮。她的丈夫杰拉多（斯图尔特·威尔逊 Stuart Wilson饰）当选委员会主席后回到家中，就发现波利娜有着一些比平时更怪异的举动。她甚至把前来拜访的邻居米兰达（本·金斯利 Ben Kingsley饰）的车子推落山崖，凭着米兰达车里的磁带“死亡和处女”，以及米兰达的气味和呼吸，波利娜坚信，米兰达就是当时对她施暴的元凶 她发了疯似的把米兰达绑在房间，要和丈夫一起审判这个罪犯。然而，米兰达分明有着确凿的不在场证据，这令丈夫也难以相信波利娜的认定。这一切是波利娜的幻觉，还是确有其事，这场审判会令真相一一浮出水面。
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贯穿全片始终，使得被压迫的愤怒和恐惧为这部电影更带有跨越时代的复仇使命，真相往往是悲剧的另一种形式，脆弱与狰狞也可以不分你我。死神带走了无力反抗的少女，少女又不知何时会变成死神。全片只有三个角色，几乎完全是在一间大屋里发生冲突，戏剧性极强，气氛紧张惊悚，三个身份对立又彼此关联的人物在狭小的空间里上演了生死对决和人性拷问，以暴制暴的主题在历史遗留惨剧背景下格外触目惊心，而结局同样耐人寻味。
片头弹奏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时，我们仅仅能从女主寻求庇护般拉住男人手的动作里看得出来这首音乐对她的影响很大，从开头便立刻一个微小的动作让观者产生疑问，严肃中略带恶趣味的音乐让人着迷却也让人生寒。直到片尾再现了这一幕，镜头转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我们才明白女主的内心世界已经不仅仅是对过去恐怖回忆的抗争，还有撕心裂肺的宽恕，以及布满荆棘也要面对新开始的顽强意志。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彼此追杀、憎恨、伤害的人们居然可以平静的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听着当年的曲子，回忆和欲念中肮脏的一部分也已不为人知的被隐藏在高雅的外表下。施虐者和被虐者不仅仅在施暴过程中会角色互换，他们甚至可以默契的同时掩藏各自的身份，不得不说是一种对现世太平的讽刺。
丈夫和妻子都曾是反抗法西斯独裁的地下工作者，法西斯倒台后，妻子的工作不详，而丈夫一跃成为总统的得力律师，甚至要被总统任命为军事统治期间所有非法暗杀和拷打等侵犯人权事件的主席。从妻子得知这个消息之时，两人的身份便处于对立面。妻子所代表的所有亲身受到法西斯独裁统治暴行的受害者身心俱损希望亲手报复，而以丈夫所代表的司法机关则贯彻人道主义原则赋予施暴者受保护的人权，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只有正义却不公平。
为什么施虐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化身为野兽，受害者无法反抗；而到了受害者可以寻求司法庇护的时候却只能压抑愤怒仇恨，听从从未感同身受的冷酷司法机关的判决？如果化身死神既可以满足私欲又可以受到保护，正义岂非只是一个第三方与第三方之间的互动，既无关受害者也无关施虐者，仅仅是司法机关与广大群众的一次疑问解答，受害者的声音和希望被置若罔闻，他们被迫“原谅”了，“宽恕”了，因为整个审判过程都与他们无关。所以在片尾看到医生父亲美满子女成双、而妻子只能强忍着悲痛拉住丈夫的手，这样的结局也真是够了。我们感激波兰斯基给了受害者一个亲手审判刽子手的机会，因为不带强迫意识的审判才能有真正的救赎和拯救。
不知道是谁将本片的名字翻译做了《不道德的审判》，虽然名字难免让人觉得义愤填膺怒血上头又略带矫情，但仇恨与理智互换了角色，妻子-受害者-毫不留情的变成了自己最为痛恨的角色-施虐者-，彻底释放了心底的恶念，那一瞬间，是否也会有一点点理解法西斯在施恶时的快感了呢？然而道德这种东西，本就是饱暖问题解决后人们自发创造出来的框条，像一剂温补的汤药安慰群众却不能释放情绪。受害者不能被“代表”，受害者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结果。然而即便角色互换，妻子依然逃脱不开过去的阴影，在她的脑海中一遍遍的重复着曾经的伤痛，甚至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更让她绝望：她看见了施虐者的坦诚和自白，却看不清人性之恶的深渊。
妻子行事果断思维敏捷，可以看出年轻时身为地下党骨干的风姿，正因为这钢铁般的意志变得神经质甚至过分敏感，我们更能从言语之外体会到她所经受的苦楚。影片不仅仅在观察受害者审判施虐人时的道德标准和人性拷问，更是将作为女性本身从意识到行动都处于弱势的一面：数个世纪的贞操观和性金箍紧紧压抑着女人的性意识，她们会受到侵犯，然而她们却无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相较男性在性方面的开放和享受，女人却深为这种报复感到羞耻，即便是用丈夫的或者其他工具都肮脏的让自己在施虐时也会侵犯自己的灵魂，这也是女人比男人高贵之处的所在：男人通过自以为是的征服身体来征服女性，其实不过是想在试探自己究竟可以多堕落罢了，这种无耻是很多女性不敢与之苟同的。
同样，女人还被冠上了“神经质”、“敏感”、“第六感”等标签，妻子通过对话、声音和味道认出了罪犯，然而这都是身为司法机关首脑的丈夫所嗤之以鼻的，他心中的那杆秤首先将女人的证词放在了理性之下，最可怕的是他明知道很多法西斯支持者为了洗白使用了假的身份并修改历史，却依然尽力阻止妻子的报复行动，这样的正义皆因自身定位角色顺序不同，所以在妻子看来迂腐的可笑不值得信任。最根本原因，还是男性对于女性身体受到侵犯后的漠视，因为那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财产受到染指。丈夫放弃了亲手为妻子报仇，在我看来，仅仅是男性社会对于自身建立的道德体系和法律准则的一种服从，这种规则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在弱势群体的奉（牺）献（牲）以及认（服）同（从）上，所以丈夫从头到尾都在信任着罪犯而非自己的妻子。
在电影中，丈夫的行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所代表的角色身份首先是律师，其次是丈夫。他是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人和监督者，是以绝对公正的角度衡量社会道德标准的秤。他与法西斯的区别便是在于他的从一而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杜绝以权谋私，拒绝私刑逼供，绝不佛面兽心。可惜的是，在审判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独善其身甚至是事不关己的行为。他是个外人却是个裁判，只看未来不重过去，这种绝对理性无疑可以维稳却是令受害者雪上加霜。
悬崖上的那一幕曾给我医生会自尽的错觉，然而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鬼话，并心甘情愿的在鬼话中度过余生，比如医生一再强调自己很尊重女性，比如医生告诉丈夫他是如何的敬佩他的事业。
温暖的色调，冰冷的故事。狂风暴雨制造的停电将这个小屋与世隔绝，也隔绝了理性世界所坚持的一切；屋里的点点烛火象征着个人审判的开始，虽然微弱但对当事人来说已经足够。当黎明逐渐到来，电力也已恢复，外面庞大世界也开始插足小屋法庭的世界，妻子不得不提前宣判。天黑和天亮暗喻着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灭亡，因为小屋内妻子的行为正是重复着独裁时的恐怖行径。所幸导演没有残忍到让医生真的是个无辜人，或许因为波兰斯基曾深受迫害的经历让他更能愿意站在受害者的一边。
波兰斯基的卓尔不群在于，无论是多少人性、历史、当今局势、尘封政治的主题都不会给人大而不当的慌乱感，主题的宏大向来都有以小见大的纵深放大性。电影的“演出性”不重，似乎导演人工藻饰的痕迹可以被情绪与气氛的内在掌控掖合的匿影藏形。无论是二战创痛的平静克制(钢琴师）、政治丑闻的臭名昭著（影子写手）、两性较量的三人行（水中刀）、惊波逆转的缜密叙事（唐人街）、情与欲的水乳交融（苦月亮），还是这一部包含了以上特征的《不道德的审判》，波兰斯基都在用“不去劈头盖脸责难，不去口诛笔伐批判”的中立态度继续那些宏大主题，再捎上一段段仅属于特定年代的故事，剩下的边角料，可以技术性的归功与他对光影色彩的情绪性把握。
关于这个电影的审判，三个人物，两男一女（水中刀的记忆不咏自来）；紧凑的情节设置；大量封闭式场景的空间调度；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波兰斯基极尽可能的在人性反差上给予不置可否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各种政治历史的主动开路，让大家对米兰达的人性转变失去了大刀阔斧的批骂之风，似乎他的人格污点也因历史污点给人们对于时代前提更多的理性考量。毕竟，较之电影前大半部分米兰达的义正言辞，他最后的“内心剖白”为提亮剧情层次和揭示人性复杂起了动人的功效。循序渐进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的金科玉律。
关于女主角，我想起鲁迅说“敢于趴在敌人尸体痛哭之人，方为真脊梁。”关于她最后的放生，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受难后自我交待的必要形式。有了这个必要形式，最后“故人”相见同听《死亡与少女》的场景，才可以让观众一边看他们的秘而不宣，一边为兴师动众后的平淡结局触目惊心。
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Paulina对于《死神与少女》这支四重奏会产生创伤后反应，她听到这旋律的时候需要紧握丈夫的手来支持自己。她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创伤经历呢？
根据Paulina的故事，在反独裁的斗争中，她为了掩护男友Gerardo而被秘密警察抓起来施以酷刑，Miranda医生受秘密警察雇佣，先是照料她的伤情，之后又对她进行了色情施虐。这些施虐便是伴随着《死神与少女》的旋律。而Miranda医生坚持自己当时并不在国内。
他们便是这场审判的控方和辩方。但不幸的是，控方同时也是审判者、有权力者。审判中本应当存在的三方缩减成了两方。Gerardo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软弱的中立状态，时而同情Miranda，时而袒护Paulina，他所象征的法律在很多现实情况下也是如此的无力，尤其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审判的目的是要Miranda承认当年对Paulina犯下施虐罪行。Paulina也想报复，但并未实施。虽然她说：“我想强奸他，可是，我不能。”但这不是她未实施报复行为的原因，真正原因在于，当她身心俱损地出狱时，发现Gerardo正与情人在床上。这一事件给她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
Paulina像秋菊一样执着，希望且仅仅希望得到当年罪人的供认不讳。那么这承认对她有何重要意义？秋菊的执着是因为她“把自我价值投射到了他们家男人那‘要命的地方’”，而Gerardo的爱情也是Paulina自我价值所在。她隐姓埋名在半岛上幽居，极少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我们都难以想象她每天的日常生活内容。她能够怎样被定义呢？唯一的线索是对Gerardo的依附。在这么多年里，她一直都向丈夫隐瞒着当年受虐的具体情况，因为她认为一旦说出来那些事情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这种说不清是爱情还是依附的关系也将变得危险。而且如果当年的痛苦无处安放，即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那么随后发现Gerardo的背叛就更加难以承受。这便是Paulina会既冷峻又狂热地审判Miranda的原因。
这场审判以Miranda的坦白而告终，Paulina得到了她想获得的确认，也得到了Gerardo的爱情的巩固。一般来说，如果嫌疑人自己供认了罪行，那么就没有什么多余的枝节了，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却还有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审判过程。在音乐会上，Miranda与Paulina对视后，又转头向孩子微微一笑，非常和蔼而且镇静。Paulina的眼神有些愤恨，Gerardo则显得有几分嫉妒。如果之前真的发生过如此残酷的审判，这种眼神交流又该如何理解呢？所以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这场审判仅仅是一个幻想，衣冠楚楚地坐在音乐厅里的绅士淑女不安分的头脑中的一段性幻想的话，它的合理性怎么样呢。
在这个故事里，Paulina起先曾经是受虐者，受到诱惑、强奸以及羞辱，在后面的审判中又成为施虐者，她对Miranda施加的刑讯可以说是强奸的变形，既有暴力、惩罚，又有性刺激。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Paulina的一个施虐受虐幻想。尤其这个幻想故事当中还被掺入了一些同样包含有相似性质、但更富装饰性的元素，比如青春、学生革命、牺牲……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舒伯特的四重奏曲名中得以囊括——死神与少女，破坏驱力与力比多。
不过施虐受虐幻想基本上主要与力比多相关，而不是与破坏驱力相关。施虐受虐幻想所追求的是快感，不是毁灭。这正好解释了Paulina不杀死Miranda的原因。施虐倾向的根源很容易在正常人中见到。施虐倾向相当于性本能中的攻击性因素，只是它变成一种独立的夸张的因素，占据了主要的地位。(Freud，出处待考) 受虐倾向不是性本能的直接表现，而是施虐倾向转向自身。性幻想中既有单纯施虐幻想也有单纯受虐幻想，不过在人的欲望中往往是施虐受虐欲望都存在，只是在幻想当中可以将施者和受者分裂，形成不同的幻想过程。在这个电影里演出的故事中，不仅存在着施虐与受虐的分裂，还有角色交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富于想象力的。
在施虐受虐幻想当中，负罪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说：“在受虐幻想中，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内容，即负罪感。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犯罪性质是不确定的)，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弗洛伊德还说：“就我所知，在施虐倾向转变为受虐倾向的过程中，负罪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出处待考)然而影片中正好演出了一个反向的过程，Paulina是从受虐者向施虐者的转化，这种变化令我不得不去设想，可能是她将这种负罪感向外投射到某人身上，才发生了这种逆向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Miranda会供认自己施下虐刑，因为Paulina完成了受虐幻想，满足了赎罪的欲望，此时她便可以释放自己较为有力的和求生的一面，她需要有人接受她的负罪感，而形成施虐快感，她选择了Miranda。这种施虐快感相当于攻击所带来的快感，根据其幻想中泄漏的一些细节，我们也不妨设想，Paulina所要攻击的可能就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疑心丈夫发生了外遇。但同时Paulina却不敢直接攻击丈夫，即使是在幻想当中也做不到。其原因有可能是丈夫被她投射了一些对她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譬如正义（她的丈夫是个律师）、权力（做委员会主席）、依附关系等等。将这样重要的形象摧毁是她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有了Miranda这个倒霉鬼。
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出其他的解读。为了能产生更多其他新奇或者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我们还会不厌其烦地重新翻出电影来考证细节。那是因为观看电影的过程和上述的两种解释仍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头脑中的施虐受虐欲望。我们需要将这电影吞噬、咬碎、消化、排泄、然后再次把玩，我们籍此将我们过多的力比多释放。真相就在此中。
（所有涉及弗洛伊德的引文均来自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原始出处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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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底下是汹涌澎湃的大海，上面是刑讯逼供的“疯女人”，当双手被缚的米兰塔医生面对这样一种“绝境”的时候，他也许只有一种选择：招供自己的罪过。“我喜欢这样，真可惜这种日子过去了，真是可惜啊！我不能这样，宝莱尔，我做不到。”他说起了为她擦去身上的汗，给她敷了药，承认抵挡不了诱惑强奸了她，他陶醉在过去的权力中：“我拥有你，我拥有所有人。”他也坦承了自己“病态的好奇”：“我想知道一个女儿能被干多少次？我想知道她的阴道会有什么变化？我想知道当她被电击是阴道会不会干？以后那地方会不会长什么出来？”
他看见了秘密警察非人的拷打，他参与了对她身体和精神的戕害，他供认了那一段残暴的历史，但是当这一切都成为了“事实”，曾经的受害者宝莱尔却又平静地走向他，解开了捆绑他双手的电线，然后独自离开。当事实已经清楚，当罪人就在眼前，她为什么没有将他推向悬崖，用一种报复的手段让他付出代价？或许是为了遵守她当初审讯时的承诺：“如果他招供了罪行，我会放了他。”或许只有当真相被揭露出来，怨恨也就不存在了，反而是一旁的丈夫格拉多，在“听说”了这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之后，气愤地走向了曾经把他视为好人、在审讯中又想帮他的米兰塔医生，似乎只要一用里，就可以将他推下悬崖，和那辆车一样葬身海底，似乎就可以让妻子受到伤害的身心能够得到宽慰，但是最后，他也停止了，跟着宝莱尔离开了悬崖。
这是个出乎意料、完全反转的结局，那么存疑的问题是：米兰塔医生是不是真的是施虐者，那段历史是不是真的是自己亲身经历？从他在格拉多家里喝多了入睡而被宝莱尔捆绑起来开始，他一直不知道宝莱尔所说的那段经历，并且将宝莱尔无辜用暴力让自己承认犯罪事实是另一种犯罪，“这是犯罪，我不认识你，你是个疯子。”因为格拉多在回家路上爆胎，米兰塔医生好心帮助他送他回家，一个充满爱心的邻居突然就变成了被审讯的对象，米兰塔是诧异，是愤怒，甚至威胁她会为此付出代价，而格拉多则变成了同谋，而这样一种态度几乎贯穿着宝莱尔审判的全过程，他被绑缚，被殴打，血从脑袋里流出来，被枪指着脑袋，几乎丧失了一切的尊严和人格，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兰塔也都在否定宝莱尔所说的犯罪事实，似乎他真的没有参与其中，真的不是施虐者。
而在这个过程中，米兰塔一直在说自己没有参与这段历史，而且有不在场的证明，他提供了电话，提供了证人，而格拉多为了证明米兰塔所说的是事实，他也打电话过去，电话那边一个叫伊拉娜的女人认识米兰塔医生，她可以证明那段时间米兰塔的确不在国内。米兰塔否定认自己参与了对宝莱尔的施虐，而且有不在场的证明，所以他最后的面对悬崖的“坦白”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求生力量下的谎言。而且，面对最后的悬崖，米兰塔突然转变态度本身就极为可疑，他口中所说的“事实”更多是感受，无论拥有权力之后的满足，还是对女性身体的觊觎和占有，无论是电棒插入身体的刺激，还是那种病态的好奇心，都是一种在事实基础上的感受，而事实呢，也并非是米兰塔自己揭露的，在审讯过程中，宝莱尔把自己蒙受屈辱的那段历史告诉了丈夫格拉多，格拉多为了平息事态，一直在劝说米兰塔承认，所以宝莱尔是陈述事实的第一人，在格拉多的转述中，米兰塔其实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进行转述，包括面对摄像机“透露”的细节，包括最后讲到的14次强奸，都不是秘密。
米兰塔为了求生而编造了自己实施暴虐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而宝莱尔指认是米兰塔强奸和侮辱了她，似乎更多也是缺少必要的证据。在她被军政府关押和侮辱期间，她的眼睛是被蒙住的，她只是听见了殴打他的那些人发出的声音，听见了那个医生对她进行的施虐行为，所以她并没有真正看清那个罪人，而在遭受了这种侮辱之后，宝莱尔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因为压抑而变得敏感，出狱之后又遭遇了和格拉多情感的危机，格拉多投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宝莱尔是因为格拉多问被捕入狱的，当一切都被改变，她其实受到了双重伤害，所以被强奸、被屈辱的那段历史她几乎没有对重新回到身边的格拉多讲过，而遭受了双重打击的宝莱尔一直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甚至完全变得神经质，她会注意在咖啡馆里的男人，她会敏感观察公交车上的男人，似乎每个男人都是可疑的，都可能是那个医生。而在这一晚独自在家的时候，宝莱尔也是敏感而焦虑，当远处出现一辆车时，她灭掉了所有的灯，紧锁上了门，拿出了一直准备好的枪，当看到下来的是格拉多的时候，她才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而当米兰塔再次回来，宝莱尔又开始防备，又开始进入临战状态，所以在最后用暴力实施的过程中，格拉多也认为她疯掉了，完全是神经质的表现。
而且，宝莱尔认为米兰塔就是那个强奸和侮辱她的医生，也只是一种回忆的复活，她说米兰塔的声音、气味都符合，“他就是那个医生。”这多少是一种主观感受，而她唯一的证据是米兰塔车上的那盒舒伯特的磁带。宝莱尔偷偷开走了米兰塔医生的车，发现了车上舒伯特《处女与死亡》的盒带，她曾经被医生强奸时，播放的正是这首曲子，所以她确定米兰塔就是凶手，并且在对米兰塔拷打的时候，播放了这首曲子，“这是送上来的礼物。”他要让米兰塔在这个四重奏中恢复记忆，并且用同样的手段让他从施虐者变成受虐者。
因为气味、声音以及职业而判断米兰塔是凶手，因为车上的一盒磁带而确定他就是罪犯，无论如何都有些牵强。宝莱尔被自己的神经质带向了暴力世界，而米兰塔又极力否认自己参与其中，还有不在场的证明，似乎更能说明这极可能是宝莱尔被侵害之后的主观判断，也把米兰塔最后承认的“事实”推向了无法证实的悬疑中。真相到底是什么？谁是真正的罪犯？或者，宝莱尔是否真的遭遇了暴虐？一切又变得可疑，但是在这场看起来充满了闹剧特色的“审判”中，这种证据、罪犯和原告的模糊性，并不是为了制造某种悬疑，而是一种淡化个体的方式：不管米兰塔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恶魔般的医生，也不管受到强奸和侮辱的是不是宝莱尔，也不管这场“不道德的审判”能否证实实施，淡化个体的经历和确定性，只不过是为了凸显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在这段军政府非人统治期间，具体的受害者、具体的施暴者，具体的细节可能会有出入，可能会张冠李戴，可能会有谎言，但是只要那段历史存在，这一切就是真实存在的，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才是真相。
而正是在这个历史整体性的真相被揭露的故事里，主角其实不是曾受到伤害寻找罪人的宝莱尔，也不是曾经可能施虐最后也承认自己犯罪的米兰塔，而是一直在中间试图化解矛盾的格拉多。在历史中，宝莱尔是受虐者，米兰塔是施虐者，在现实里，宝莱尔变成了暴力者，米兰塔成为了受害者，不管历史和现实发生怎样的倒置，格拉多在他们中间具有更多属于历史整体性的隐喻。他本来是反军方政府的革命人士，是地下报刊《解放报》的主编，这张报纸上的所有文章都揭露了军政府的暴行，而负责联络、收集这些文章的人就是他的女友宝莱尔，最终他们的行为暴露，隐姓埋名的格拉多得以逃脱，而在斗争前线的宝莱尔锒铛入狱，所以宝莱尔在狱中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完全是在替格拉多承担责任，这既是一种对于民主事业的斗争，也是对于他们之间爱的坚守。
但是在宝莱尔自我牺牲之时，格拉多却投向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这是对于爱的背叛，而出狱之后格拉多似乎在感动中又回到了宝莱尔的身边，而这样的回归又变成了某种欺骗。格拉多几乎是一个背弃了革命信仰和爱情的象征，如果这仅仅属于历史，那么当进入现实的时候，他代表的却是这个整体性国家的虚伪。他和宝莱尔生活在几乎隔绝的小岛上，维持着他们所谓的婚姻，但其实是貌合神离，格拉多关心的是政治，是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当军政府被推翻，当总统要清算历史，他站在新政府的一边，甚至当选为委员会主席，无非是一种权力的满足，他答应要将以前迫害她的人绳之以法，但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则是让她不再追求那段历史，不再神经质的生活。
所以当宝莱尔把送上来的“礼物”当成罪人并对他实施暴力，而这个罪人又是自己眼中的好人，而且自己参与其中很可能变成同谋，所以格拉多处在中间，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正是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写照。他一方面面对自己拿着枪的妻子，面对曾经为了他受到伤害的女人，希望能够帮助她，使自己少受一点内心的折磨，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确成为了她的同谋，他在宝莱尔的命令中用电线绑住米兰塔，又出面劝说米兰塔承认罪行，当宝莱尔只想让米兰塔承认，承认之后就可以放了他，格拉多又把整个事件都转述给了米兰塔，让他写下来，让他对着摄像机供认，而当米兰塔终于有机会抢走了宝莱尔的枪，他又像一个男人那样帮助妻子，使得妻子再次成为主动者。
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事情越闹越大，害怕自己无法洗脱同谋的罪行，又不断地劝说宝莱尔这是一种犯罪，一种疯狂丧失理智的行为，他指责宝莱尔太疯狂，仅仅凭自己的感受就确定了罪人，而且，作为一名律师，他对她说：“即使他有罪，也不应这样。”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他不肯认罪呢？”宝莱尔说：“那就杀了他。”对于宝莱尔只要一个交代，她不想杀人，但是在格拉多看来，她随时可能杀人，所以他必须即使制止，只有即使制止，才能不是麻烦扩大，才能保住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站在米兰塔的一边，给米兰塔擦去血迹，传递米兰塔想上厕所的想法，尽一切办法让他只承认罪行，还努力接通那个电话，证明米兰塔不在场。
所以处在宝莱尔和米兰塔中间，处在过去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处在现在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中间，格拉多既无法控制局面，又不想事态扩大，这便是政府的一种隐喻，它是讨好的，是软弱的，而一切的目的是维持现状。格拉多是律师，代表着法律，是国家委员会主席，是制度中的成员，当这个决定被泄露，政府还派人前来保护他，他又代表着权力，法律、制度和权力的作用是揭露历史保护弱者，而处在揭露真相的漩涡中，他既不是为了使真相露出水面，也不是为了保护受到伤害的人，而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牵连，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摇摆，所以犹豫，所以成为一个可笑的傀儡。
所以在个体无法还原真实历史的情况下，在个体似是而非的陈述中，只有历史的整体性才能构筑真相，而历史整体性在现实中又继续发酵继续演绎，就像“死亡和处女”那盒磁带一样，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的隐喻——处女被剥夺了最真实的身体，它通向的是爱和信任的死亡，而在最后一幕中，《死亡和处女》四重奏又在舞台上演奏着，底下是正在欣赏演奏会的宝莱尔和格拉多，包厢里是正陪着家人的米兰塔，“不道德的审判”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当宝莱尔向上的目光看见米兰塔，当米兰塔向下的目光看见宝莱尔，似乎他们都在寻找着对应者，施虐和受虐，是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现实无法超越的彼此，而最后的镜头是格拉多，他在双向的目光中，他在历史和现实里，他处在“死亡和处女”中，一种讽喻，是挣脱不了的存在，也是无法根除的象征，因为，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主谋。
所以，观看此片时，觉得它虽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却更像一本戏剧。
波兰斯基在一个近乎逼仄的空间——波利娜和杰拉多的家中——完美的导演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波利娜神色慌张的在准备晚饭。在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丈夫杰拉多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主要工作是调查前法西斯独裁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的消息时，波利娜显得更加焦急。
屋外大雨淋漓。波利娜随便扒拉了几口食物，等着杰拉多归来。这时窗外传出汽车的声音，波利娜迅速的起身，拿了手枪藏在门后——原来是她的丈夫杰拉多从一辆汽车里下来，说着感谢和邀请的话，回到家中。
杰拉多解释说他倒霉透了，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偏偏汽车抛锚。幸好遇到好心的邻居——住的离他们很近，但他居然没有注意过——米兰达医生坚持绕道送他回来，否则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波利娜不关心这个，质问杰拉多为什么不经她的同意就担任了新委员会的主席。杰拉多边吃着火鸡肉边说，他并没有答应，他要回来先征求波利娜的意见后才能决定。波利娜听到这话，端起杰拉多的盘子就倒进了垃圾堆。她知道杰拉多在对他撒谎。杰拉多赶紧起来，向波利娜解释。波利娜却说他为什么这么不诚实。
就在他们要休息的时候，窗外又传来汽车声。波利娜神经质的再次拿出手枪，杰拉多安慰说他去看看。杰拉多打开房门，发现是好心的米兰达医生给他送备用轮胎来了。米兰达说他回到家中才记起没有把轮胎放下，因为老婆孩子都外出了，所以他决定立刻把轮胎送来。米兰达对自己深夜还打搅杰拉多表示抱歉。杰拉多却说，他这次一定得请米兰达进屋子喝一杯，否则他就太过意不去了。
波利娜躲藏在卧室。杰拉多和米兰达医生坐在客厅喝酒聊天。杰拉多示意波利娜出来和米兰达医生打个招呼，但波利娜假装睡觉不肯起来。杰拉多只好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很累了已经休息。
杰拉多和米兰达讨论起政治问题。
没想到波利娜偷偷地起身，开走了米兰达的车。米兰达和杰拉多追出去，没有赶上。非常恼火。杰拉多再次表示歉意，米兰达安慰说他妻子天亮前就会回来的。于是两人回到屋子继续喝酒，谈兴甚高，酒意十足。米兰达医生躺在客厅沙发上睡觉，杰拉多回到卧室休息。
过了不久波利娜又偷偷地潜回家中。在客厅里她发现熟睡的米兰达。波利娜凑到米兰达脸前，仔细观察，凭借他的呼吸和气味，断定他就是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自己的施暴者。
波利娜拿了绳子，要捆住米兰达。米兰达惊醒后被波利娜一拳打倒，绑在椅子上，还被胶带封住了嘴。波利娜说自己在米兰达的车中找到了舒伯特的“死亡与处女”磁带，坚信米兰达就是过去奸污和迫害过他的人。波利娜在录音机里播放“死亡与处女”音带，音乐吵醒了杰拉多，杰拉多看到客厅里发生的一切，大为意外。
杰拉多指责波利娜不能这么做。波利娜坚持说他就是凶手。疯狂的波利娜对试图解开捆住米兰达绳子的杰拉多开了枪。杰拉多吓坏了。
杰拉多看出波利娜不可能轻易答应放走米兰达，只好千方百计说服妻子不能杀死米兰达，使得波利娜同意在屋子里对米兰达进行审判，杰拉多作米兰达的辩护律师。
......
米兰达百般为自己辩护说，波利娜受到侮辱的那一年，他自己在西班牙某修道院工作，还提供了电话号码以及证人。并且威胁说一旦他活着出去，坚决控告他们的做法，还说杰拉多不能成为这场蓄意谋害的帮凶，这违背杰拉多的政治信仰。
波利娜断然拒绝米兰达的查证要求。当着丈夫的面，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侮辱的细节。杰拉多感到震惊，因为波利娜从未说过。
波利娜说，你从未问过我这些，指责丈夫从不关心她的痛苦感受。
波利娜说，只要米兰达承认他做过的罪行，就放了他。米兰达医生说自己从未做过这种事情，拒绝承认。情绪激动的波利娜再次要求丈夫杀死米兰达。这时候因暴雨中断的电话响起来，听筒里传来总统的声音，总统说要派人保护杰拉多，因为他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的消息被媒体走漏了，来人将在6点之前到达杰拉多在海滨的寓所，口气不容质疑。
万般无奈的杰拉多只好去劝服米兰达，只要他肯承认就是伤害过波利娜的人，他保证米兰达安全离开。
米兰达勉强同意，因为时间不多了。杰拉多威胁说他不这样做，就不再要求妻子放了米兰达，而愤怒的波利娜肯定会杀死他。杰拉多也近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杰拉多再次劝说妻子。波利娜却突然问起为什么她受苦的那段日子杰拉多却在外寻欢。杰拉多辩解说那时他以为波利娜已经死了。波利娜追问他和他的情人上过多少次床，追问杰拉多那是出于爱情吗？杰拉多说他不知道什么爱情！
......
他们返回屋子，杰拉多告诉米兰达认罪的时候该说些什么。米兰达在摄影机前开始认罪。米兰达的供述充满了为自己开脱的词句，似乎他那样做并非是在伤害波利娜甚至竟是救赎她。波利娜愤怒了，说这供述全是谎言，并说再也不相信丈夫，拉着米兰达去海边，她要把米兰达杀死并沉尸海里。米兰达恳求杰拉多打一个查证电话，证明他当时的确不在场，他是无辜的。
杰拉多不能阻止妻子，只好打电话询问。电话那边证实说，当时米兰达的确在该修道院服务。
杰拉多像是获得了特赦令一般，冲到海边。杰拉多说他打电话证实了，米兰达当时确实在外国。
波利娜很迷茫。这时，米兰达却突然跪下来，承认他确实是伤害波利娜的凶手。他详细讲诉了事情的经过。他说当时他的表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表弟要求他去帮助那些罪人。米兰达说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米兰达说：“一开始我也想抵制，但慢慢的就喜欢上了那种感觉，我可以随意支配她们，玩弄她们，她们不但不能反抗，还要感谢我，我喜欢在强光之下赤裸着身体强奸她们，我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对肆无忌惮的权力的幻想，他的“好奇心”或者不如说暴涨的欲望迫使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在那种极端的环境里，不管他做什么，都没人会制止他，他也不可能受到惩罚。
愤怒的杰拉多听到这里，发疯般想要把米兰达推到海里，可是，杰拉多下不了手。
波利娜看着跪在地上的米兰达，什么也说不出来，转身慢慢离去了，杰拉多也跟着妻子缓缓离开。
......
在一场“死亡与处女”的音乐演出中，镜头从舞台上正在演奏的音乐家身上摇到下面观众席里的杰拉多和波利娜身上，再跟着波利娜的眼神看到坐在包厢里的米兰达医生一家。波利娜和米兰达的眼神对峙，复杂而难解。
有人分析《死亡与处女》的片名，说意为“处女”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处女的失贞。并分析说波利娜对受辱过程一次次详尽的讲述是出于性的压抑，——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上进行解读，不过我却觉得似乎离主旨较远。波利娜的控诉难道仅仅是性的压抑和幻想？这叫人难以信服。我觉得，这部片子还是在探讨罪与罚。处女是罪，死亡是罚。
本片的戏剧冲突非常强烈，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空间里，三位主演的表演非常精彩。
它完全遵从古典戏剧结构的“三一律”，一气呵成，令人非常紧张。
在某种境地下人的犯罪欲望和侥幸心理非常难解。
犯罪者对自己的罪行总是会百般狡辩，而受害者的心理却极为复杂。
波利娜想深深地伤害米兰达，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她甚至想拿扫帚把子使劲捅进米兰达的屁眼里去，米兰达就曾经拿电棒狠狠地插进她的阴道。她想让米兰达尝尝那种被强奸的滋味——这也许是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们共有的真实心理。
真的可以那么做的时候，波利娜却放弃了。以暴易暴并不能抚慰心理的伤痛。在想到自己遭受苦难时丈夫却在外和别的女人上床，这种伤害远远高于被强奸的伤害，所以波利娜才那么诘问丈夫，他和别的女人上床时是出于爱情吗？
米兰达在电影的结尾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说“我想知道一个女人能被干多少次”——这话意外的揭示出在一场罪恶的背后，犯罪的理由可以是多么荒唐，这种罪恶念头，还是缘于我们过度的欲望，和放任这欲望的冲动。当然，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整个时代都是疯狂的，整个环境都是罪恶的，也许做为一个人，有理由说明我们是被时代推动着去犯罪。
然而，归根结底，正如受害者必须自己在曾经的伤痛中挣扎一般，犯罪者必然要亲自背负精神的枷锁，承受罪的煎熬与惩罚。没有人可以替你分担，更没有时代可以替你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