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马丁·弗瑞曼安东尼·拉帕格利亚丽贝卡·弗朗特安迪·尼曼尼古拉斯·伍德森本·劳埃德-休斯艾德·伯奇NathanielGleed
类型：剧情历史导演：保罗·安德鲁·威廉姆斯 状态：HD中字 年份：2015 地区：英国 语言：英语 豆瓣：7.2分热度：114 ℃ 时间：2023-03-06 11: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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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n
这部电影是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拍摄的，讲的是对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世纪审判。
电影本身拍的怎么样，暂且不说。于我，倒是对“平庸之恶”这个词儿有了更多的思考。
百度百科这么定义“平庸之恶”：
英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法不责众，哄抢，中国式过马路的变种。
看完这部电影，第一个在头脑中出现的就是近来的重庆大巴车落水事件。网上讨论很多，司机、与司机争执女固然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可面对他们的撕扯无动于衷的乘客是否也有责任呢？但凡在争执过程中，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
其实国人对于此类事件并不陌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从古到今的传统。从鲁迅笔下围观行刑的鸭脖子们到面对几十个日本人，上千百姓的沉默受死，本质上都差不多。究其原因，是古代家族社会和皇权遗留下的残毒。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沉默、平庸和不作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
恐怕不能简单的给出这种二选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为结果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影响到了最终事件的走向，无论是多么微弱。
德国一个牧师的碑文上写着谈论纳粹党大屠杀时的一段话，至今发人深省。
“当初他们屠杀工会人士，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士；后来他们屠杀共产党，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最后他们要杀我了，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能够说话的人都被他们杀光了。”
回到影片本身，在长达一个月的庭审中，导演Leo一直试图捕捉艾希曼的人性，哪怕一点点。结果令他失望。面对血腥和残忍的事实，这个侩子手看上去始终平静，表情没有一丝波澜，好像这些事儿与他无关。片刻，嘴角还显出一丝嘲笑。而且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没有屠杀犹太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愧疚感。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者给出的答案是——Banality of Evil。
人性本来的善呢？这不禁让我们灰心丧气。片中有个镜头导演气急败坏的把文件砸到监视器前，诅骂并哀求审判席中的艾希曼，“come on, do something.”
ncome on do something
Leo试图引导世界思考：是什么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能让成百上千的孩子去送死的人。在特定环境下，任何人可能做出法西斯的行径。没错，后面一句话当头一棒，环境塑造改造人。纳粹军人放毒气砍杀犹太人的恶行和南京大屠杀中提刀的日军，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群体的癫狂。
《乌合之众》也阐述过类似道理。我们局外人看那些被传销洗脑的人，不乏博士和社会精英，然后可恨的骂句傻逼。可你能保证，在那个氛围中影响下，你不会沦陷？坦白说，我是没有什么自信的。但影片中的秃顶摄像师，边哭边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不会。我对此存疑。
人性，总是最复杂最不受控最不理性的。平庸之恶的原因在于盲从，缺乏独立思考，一旦跌入恶的深渊，就很难回头。然后变得麻木，不仁。这么说，好像平庸是错。也不尽然。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本就是平庸的。不走向恶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我们所在的系统（环境）本身是善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多一点思考，而不人云亦云。
很显然，公开审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简单为了伸张正义，而是更多的以史为鉴、警醒世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我想，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
每本书都有kindle版本，欢迎到我的公众号travelswithus任意一篇文章下面留下邮箱索取所要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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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战期间，犹太人被屠杀了近600万人，而且是被囚禁至集中营里任人宰割，迫害手段也是各种惨无人道，犹如日军711部队的罪行。
有一点值得探究的是，犹太人被纳粹迫害、屠杀的具体细节和真相在二战后却并不为世界所众知，集中营的幸存者们之后也没有在世界舞台上控诉纳粹的罪行、哭诉自己的遭遇。高晓松他的一期节目中将这种现象归因为犹太人不想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反感，所以没有犹太人站出来要求一个说法。电影中也说集中营的幸存者们甚至抱有着罪恶的协助者的心理而不愿站出来。直至发生了电影所记录的这起电视直播公开审判的事情，全世界的人们，主要是西方世界的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集中营里发生的屠杀的血腥和惨无人道，二战中犹太人的境遇才被广泛知晓和同情。
这起审判在西方世界里被称为是“世纪审判”，而不是对中国人民来说更为熟知的东京审判。对比之后就可以发现，这起审判中公诉方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人证还有许多影像资料，准备充分，而反观东京审判中中国表现，却差强人意，抱有着“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旧思想，对审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没有准备充分的证据，使得有些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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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是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拍摄的，讲的是对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世纪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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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这么定义“平庸之恶”：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法不责众，哄抢，中国式过马路的变种。
看完这部电影，第一个在头脑中出现的就是近来的重庆大巴车落水事件。网上讨论很多，司机、与司机争执女固然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可面对他们的撕扯无动于衷的乘客是否也有责任呢？但凡在争执过程中，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
其实国人对于此类事件并不陌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从古到今的传统。从鲁迅笔下围观行刑的鸭脖子们到面对几十个日本人，上千百姓的沉默受死，本质上都差不多。究其原因，是古代家族社会和皇权遗留下的残毒。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沉默、平庸和不作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
恐怕不能简单的给出这种二选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为结果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影响到了最终事件的走向，无论是多么微弱。
德国一个牧师的碑文上写着谈论纳粹党大屠杀时的一段话，至今发人深省。
回到影片本身，在长达一个月的庭审中，导演Leo一直试图捕捉艾希曼的人性，哪怕一点点。结果令他失望。面对血腥和残忍的事实，这个侩子手看上去始终平静，表情没有一丝波澜，好像这些事儿与他无关。片刻，嘴角还显出一丝嘲笑。而且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没有屠杀犹太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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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者给出的答案是——Banality of Evil。
人性本来的善呢？这不禁让我们灰心丧气。片中有个镜头导演气急败坏的把文件砸到监视器前，诅骂并哀求审判席中的艾希曼，“come on, do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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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试图引导世界思考：是什么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能让成百上千的孩子去送死的人。在特定环境下，任何人可能做出法西斯的行径。没错，后面一句话当头一棒，环境塑造改造人。纳粹军人放毒气砍杀犹太人的恶行和南京大屠杀中提刀的日军，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群体的癫狂。
《乌合之众》也阐述过类似道理。我们局外人看那些被传销洗脑的人，不乏博士和社会精英，然后可恨的骂句傻逼。可你能保证，在那个氛围中影响下，你不会沦陷？坦白说，我是没有什么自信的。但影片中的秃顶摄像师，边哭边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不会。我对此存疑。
人性，总是最复杂最不受控最不理性的。平庸之恶的原因在于盲从，缺乏独立思考，一旦跌入恶的深渊，就很难回头。然后变得麻木，不仁。这么说，好像平庸是错。也不尽然。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本就是平庸的。不走向恶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我们所在的系统（环境）本身是善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多一点思考，而不人云亦云。
很显然，公开审判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简单为了伸张正义，而是更多的以史为鉴、警醒世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我想，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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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胜利70周年，亦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各种犹太人大屠杀事件题材电影推出得正是时机。《金衣女人》里从纳粹软禁下逃脱的犹太女士说：“人是健忘的”，1961年用隐藏摄像机对全球电视转播审判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全程的那批人，不仅告诉当时世界，纳粹如何谋杀了600万犹太人，使幸存犹太人的呼声被世界听到，而且留下重要的影像资料给健忘的、忽略历史的后人观看。这批人理应被纪念。
艾希曼被指控对大屠杀“最终方案”负有罪责，电视制片人弥尔顿·弗朗茨曼和导演利奥·赫维茨怀着略微不同的目的奔赴以色列转播审判，弥尔顿是精明理性、关心收视率的职业电视人，利奥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所以弥尔顿强调要抓拍到审判中证人昏倒这种戏剧性瞬间，并坚信转播审判的绝对正义性，利奥则死死盯住一直漠然旁观幸存者揭露纳粹暴行的艾希曼，想从他身上挖掘出一丝人性，思考并引导世界思考：“是什么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能让成百上千的孩子去送死的人。在特定环境下，任何人可能做出法西斯的行径。”尽管这俩人及其摄制团队常有争论，但他们都共同面对了努力拿到法官的拍摄许可、人事受政治影响而变动、其它热点新闻抢夺电视时间等困难，弥尔顿甚至险些被新纳粹刺杀。
弥尔顿认为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精英大枪杀事件的艾希曼，能忍受最残酷的流血事件，这正是他视为思想优越性的象征，认定自己是巨型死亡机上的一个小齿轮，也不可能在他鄙视的犹太人面前示弱。如前文所提，利奥认为法西斯不会灭绝，只要人们不再思考，委身于群体系统，怀有人种优越感，连新生的犹太以色列国都有可能滋生法西斯，艾希曼变得不再特殊，成为普通人。可艾希曼观看犹太人惨案记录影像也依然无动于衷，利奥不得不挫败地接受艾希曼也许真的毫无人性这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并不像弥尔顿和崩溃的摄影师那样亲历过万恶的集中营生活，经历必然影响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记录就是功绩，他像后来创作纪录片《浩劫》的克劳德·朗兹曼一样，把真相留给了世界。
三星半
亮点：利奥站在用于扣押艾希曼的玻璃牢笼前，牢笼空无一人，他却晃神看到自己与艾希曼重合的影子，这一片段直观展现出利奥对法西斯的看法。通过看到不同观念交锋，我们或许会对阿伦特“平庸的恶”理论有新的认识。
你还可以看：《浩劫》、《汉娜·阿伦特》、《朗读者》
Milton作为制作人，关心整部纪录片的成本、收视率和收入。而作为导演的Leo更侧重影片的人文关怀，社会意义。纪录片不只是记录，更要盈利。但是在盈利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记录的同时它们传递了信息，增加了真实，开启了对话和反思。所以一部讲述纪录片拍摄过程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电视人电影人的故事。这个过程中，观众是不可或缺的演员。记者和观众们是选择加加林登月，古巴进攻猪猡湾，还是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观众们选择什么样的节目，为什么样的电影解囊，直接决定了影像界的人们如何呈现他们的作品。所以在我们抱怨电影电视节目的水平每况日下的同时，也应当反思，我们的社会是否培养了足够的观众群，对于电视电影有高于娱乐的诉求？
一段影像，是给所有人的故事。它可以以一种更直观，却也更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启一个社会对于一个难以讨论的话题的交流和反思。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大战的创伤尚未愈合，冷战的肃杀寒风又呼啸而过。犹太人族群之外的很多人还处在对大屠杀的真实性加以怀疑的状态。“如果我能够想象出那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好莱坞了。”剧中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如是说。的确，当一件事太过恐怖残忍，超出了我们的理智能够接受的范围，人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外人觉得难以理解。受害者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加害者则更难以主动认识错误。面对历史实在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随着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那段历史，比如这场全世界播放的重要审问，慢慢地，脑子总会去想，嘴巴会开始去说，痛苦的眼泪被分享，尘封的心灵会打开。有些伤口永远不能愈合。但是这样的环境，容易让人们拥有站在一定的距离去看那段历史，去剖析的勇气。唯有这样，才能在历史被忘记以前，及时地去面对那些残酷的真实，去问那个困难的‘为什么’。 是社会共同的努力，造成了今天整个欧洲不论是学术界，媒体，还是普通群众对于历史难能可贵的自省和认识。
导演Leo多次被问及，为什么那么执着，一定要拍摄到Eichmann在精神上被打败的镜头，为什么一定要体现他不动于衷，冷酷无情外表下的人性？如果他就是个恶魔，我们的电视节目一样可以卖座。而且至少我们让全世界听到了犹太人们的声音。
Leo的坚持在道理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体现出Eichmann潜藏的人性，观众们才能最直观地意识到，恶魔般的行为是由人做出来的。才能意识到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有点出这个危险性，才能对世界真正起到警醒的左右。妖魔化他人是对自己的潜在危险的最好开脱，更是对自己实施恶性的最好辩护。或许基督教提出原罪在道德规范上也有类似的警醒作用。因为知道自己是生来的罪人，是会犯错的，所以对自己的行为更有批判能力，所以自省。而所谓良知，则首先必须源自于自知。在新加坡遇到的很多虔诚地去教堂的朋友，确实比周围很多其他人更密切地关注自己的行为和内心，更注重于让自己的心性和行动得到修养与成长。
今天，在网络的助力下，大众媒体的受众越来越广，拥有话语权直播权的个体、组织也越来越多。各种势力也充分利用着这新新拓展的力量。从散播恐怖的处决被劫持人质的视频，到教唆极端意识形态的各种网络发行物。提醒着我们，恐怖和暴力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社会。在这样的时刻，本片的主题也格外值得我们深思。公开审判的最终目的不止在于有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还在于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理解，更在于让整个社会正视罪行，反思历史，寻找罪恶的根源，以史为鉴，共同寻找这个社会向前的方向，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看片时，我不时想起我们自己的历史。身边的老人们心底压藏着的故事，欲言又止，无人诉说。满眼看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有几个有机会聆听，有几个愿意聆听，又有几个愿意相信？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在这些生命随时间渐渐淡去之前，保留那些随之消失的，重要的记忆？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用这样的电视直播，让群众的目光重新汇聚到难以直面的历史，进行一场对自己心灵深处，那些潜在的危险成分的审判？我想，这或许是本片带给我们的最好的问题。
（题外话：非常感谢字幕组让我也有机会看到只在BBC上播的节目。谢谢你们以这种罗宾汉式的方式传递了信息。大家可以去这里：http://www.plsub.com/thread-19298-1-1.html 。小自由的美式英语说得相当地道！演技点赞。）
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受审，来拍摄艾希曼庭审电视片的导演Leo Hurwitz想通过抓拍艾希曼眼神和脸部表情变化来证明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人”而非“怪物”，结果他失败了。Leo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人文情怀，他想探讨“法西斯本质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法西斯”，一旦让人们理解了这点，我们才能“抵制住诱惑”，防范种族灭绝这类暴行再次重演。那么，Leo所说的“诱惑”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人性的优越感。
我一直认为人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动物性。动物会通过某种特殊方式，比如撒尿，来圈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它有多大的能力它就圈多大，它有可能去侵犯同类的领地，但它无法拓展他能力之外的领地。这被我们称为动物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人类身上其实也有体现，人类大到可以组织国家、社会，小到拉帮结派，无不是这种本能的体现；那些能够圈定自己势力范围的人通常被我们称为“领袖”。与动物的本能表现不同的是，人类的“领袖”总是在试图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就敢跃跃欲试，这就是人性，那种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越更高贵的人性，而这种“证明”往往需要类似于“法西斯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作支撑。
基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一开动，对人的思想控制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处于敌对状态的人，那种“把人还当作人来看待”的人性就所剩无几了。有一部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片《女狙击手》，当片中女主角被问及击毙多少人时，她回答说：“我没杀人，我杀的是法西斯”；最近还有网传，某宗教称不杀人，但可以杀敌人。且不谈正义与否，当这些被意识形态控制住思想的人，他们是可以把某类人从“人”中区分开来，从而为泯灭人性的杀人行为找到可以安心的借口。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个纳粹头目艾希曼，即使面对自己犯下罪行的纪录片、证人控诉，他也可以一直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看着、听着，因为他根本就没将犹太人当人看待过，那么，Leo所说的人性在他这儿就无从谈起。Leo之所坚持要拍艾希曼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甚至不惜因此跟制片人Milton Fruchtman发生冲突，是因为他坚信，但凡有一点人性的人，即使不担心“自己行为导致的形象后果”，也一定会下意识地对自己的暴行有所反应。事实上，在看纪录片时，艾希曼的确脸部肌肉抽搐了几下，这被其他人认为是笑，虽然Leo坚持认为不是，但不足以证明这是一种悲悯或忏悔式的人性反应，最后Leo承认在艾希曼身上没有发现他想证实的人性。
当然，他无法发现，因为法西斯主义早已完全占据了艾希曼的内心，甚至完全压制住了“潜意识”里面可能有的人性。所以，Milton的认识可能是对的：艾希曼所犯的反犹太人暴行是用来表明他可以忍受最残酷流血事件，“是思想优越性的象征。”这种优越感一旦占据了艾希曼大脑，我们还指望发现他“盔甲上的裂缝”？Leo的不成功不在于他不了解人性，而是他没有了解“人”是完全可以被驯化成没有人性的魔鬼，只要他的内心完全被一种优越感占据着。（作者：石板栽花，转贴请注明作者并保持文章完整，201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