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再次启动。在O Barco的国民警卫队审讯室里，一个未成年人说出了所发生的事情，承认杀死了Martin Verfondern。他说，他们是在路上遇到的。Martin在车里。Juan Carlos用霰弹枪朝Martin开了一枪。不久之后，他哥哥Julio来了，他开车穿过一道防火带，然后上山，到达维加 (A Veiga)。 在那里，他们隐藏犯罪证据，然后步行18.5 公里返回。
被捕的弟弟Juan Carlos Rodríguez
哥哥Julio
2014年11月底，Rodríguez兄弟随即被捕。出庭供词后，Juan Carlos被送往 O Pereiro de Aguiar 监狱，而Julio则返回家中。
庭上的Juan Carlos
2018年春天，审判在奥伦塞省法院举行。Juan Carlos Rodríguez 因谋杀罪被判处10年6个月监禁（杀人罪10年和非法持有武器6个月）。Juan Carlos有轻度智力障碍，智商为64（平均水平为100），因残疾而被减刑。哥哥Julio免于刑罚，但对他下达了为期11年半的禁止接近Margo的Santoalla禁制令。
Margo Pool和她的马
仍生活在Santoalla的Margo Pool
自2014年12月起，Margo Pool就成了Santoalla的唯一居民。她说她从未想过离开村庄。2018年她告诉El faro de Vigo，她仍然认为Petín村庄是天堂。她说， “在这里我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
Barjas,El Bierzo
虽然电影的灵感来自生活在Santoalla的Martin和Margo，但电影并非在加利西亚拍摄。在Sabucedo的Rapa das Bestas 中有一些地点，以向电影的名字致敬，但没有一个画面是Santoalla出现的，也没有Petín，甚至没有Orense。 电影制作人选择了在El Bierzo进行拍摄，特别是Barjas，一个由栗树林和风电场组成的自治市。它不可能在Santoalla，因为在Petín村庄没有风车。
想要了解“As Bestas”（作为野兽），我们先要熟悉片头为我们展现的“Rapa das Bestas”（野兽的剃须）这一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熟悉的场景：它是一种在故事的发生地加利西亚流行的驯兽仪式。由牧民给成年的野马剃掉鬃毛，这种历史悠久的活动已成为当地的流行文化。
现实生活中的“Rapa das Bestas”
我们看到：当赞恩和洛伦两兄弟最终兽性大发，勒死安东尼的时候，他们的肢体动作与在“Rapa das Bestas”上撂倒一匹马别无二致。这正如片头含蓄点出的那样：“为了自由地生活，阿洛伊塔多尔人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来固定那些野兽，裁分标定他们。”——你说兄弟俩“禽兽不如”，可此时此刻，为了“自由生活”的他们是把安东尼当作侵入家园、无法“驯化”的野兽。
这个故事的第一层，利益冲突，农业产出利润很低，但是有下限，维持生存是没问题的，在农业产出之外，还可以继续发展，比如有机农场、旅游业、农业深加工等等，是存在可能性的（需要资本投入），这是外来人的看法；而村民因为认知水平低只能看到传统的农业，风力发电（会堵死其他发展途径）是唯一得到偏财的机会，所以两方眼中利益是不一样的，本地人认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上帝给钱，你不收着是犯罪；外来人认为，这是最差的选择（发电产出利润不高，出价也不会高），属于一次性贱卖可再生资源，非常愚蠢。
故事的第二层是认知冲突，农民生活一成不变，他们向往多姿多彩生活方式；而外来者知道无论多精彩的生活方式，人只有一条命，一天24小时，选择有限，内心平静才是真正的财富，在村里不会饿死人，在城市里没有出色的技能，生存都是难题。外来人经历过，而村民没经历过，外来的要回归，本地的还没出发，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这才是根本性的矛盾，他人即地狱。
这故事还有第三层，这个故事原型发生在荷兰，但是导演把故事改成了西班牙，外来者是法国，这个设定表达的导演的意图，法国一直以欧洲领袖自居，是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有的君主制，是左派大本营，而西班牙是欧洲另一个极端，驱逐了盘踞几百年的伊斯兰教，驱逐了共产国际，恢复君主制，是欧洲保守力量的代表，是右派代表。左派有左派的问题，右派有右派的问题，导演只是借一个小故事，展示了左右碰撞的一个小火花，个人只是这巨大力量中微不足道的一点，谁输也好赢也好，就像巨浪拍岸，无休无止的的一个水珠而已。
今年戛纳电影节爆出了一个惊天丑闻，西班牙备受推崇的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将新片《闭上眼睛》送到戛纳艺术总监福茂手上，一心想进入竞赛单元，却迟迟得不到回应，结果却在毫无通知之下被安置到“首映”单元。这个近年新开辟的单元似乎是为了补偿那些无法挤进竞赛单元的大导演，从洪常秀到戴普勒尚等等，不过，实际目的很可能是福茂意图挽留这批知名导演，以免被其他电影节抢去。这个貌似鸡肋的新增单元的关注度自然比不上竞赛单元，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2021 年“首映”单元两部寂寂无名的影片《十二日的夜晚》和《那些野兽》之后却各自在本土的电影奖上称霸，刷出了不逊色于戛纳竞赛片的佳绩。
相比起横扫法国凯撒奖的《十二日的夜晚》，这部《那些野兽》也不相伯仲，在今年的西班牙戈雅奖（相当于其本国的奥斯卡奖）上荣获9 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导演和原创剧本奖。更巧合的是，均由男性导演执导的两部影片异曲同工地描绘出女性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形象，打破了观众心目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那些野兽》讲述一对定居在加利西亚内陆村庄的法国夫妇。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却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诗意。他们拒绝建设风力发电场，这加剧了与邻居的分歧，使平静的生活不复存在。如果只是看前半部分，难免觉得这部影片乏善可陈，因为这种关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捍卫自己的理想家园的题材并不鲜见，从意大利女导演罗尔瓦赫尔的《奇迹》到金熊奖影片《阿尔卡拉斯》不一而足，这部新片顶多是加入了排外思想、文化融合的反思，并没有就此深入剖析。
这位西班牙导演厉害之处在于后半段的处理，在男主角被杀害后，将叙事视点彻底转向女性，细致剖析三个女人对这个荒谬的男性世界的看法。尽管三个女人（妻子、女儿和邻居母亲）的背景与经历不尽相同，但是等待着她们的也许都是无奈的困局。妻子留守家园、女儿留下母亲独自面对，邻居的母亲成为罪犯的帮凶。电影片名的“野兽”当然指的是社会里极端排外、自私自利之人，对应着片中当地农民、残忍杀害男主角的两兄弟。
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那些暴力的“野兽”最终指向了男性。表面看受害者是丈夫，但真正的受害者却很可能是男人激烈对峙后，遗留下烂摊子给身边至亲的女性，也就是女性在这个社会中难以摆脱的困局。这一点与《十二日的夜晚》惊人地相似，用片中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男人犯下的罪恶，仍然由男人去解决。而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再延伸了另一层意义，女性只是暂时性被排斥出男人的世界，等到他们捅出乱子后，收拾烂摊子、修补裂痕的活儿依然留给了女人。
前后两种视角的对比与转换让人更好体会到男人的冲动野蛮与女性的坚韧勇敢，导演借助这个捍卫家园的常规叙事，除了突出野蛮与文明、传统与现代激烈冲突下如何抉择的主题，更别具匠心地引入女性困境的讨论。尽管前后两部分探讨的话题显得较为突兀跳跃，衔接不够顺畅，然而这个剧本对女性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仅呼应了当下的潮流精神，更体现出导演对犯罪惊悚类型的大胆突破。
这是我继《小丑》后再次有提笔的冲动，这是一部关于“选择”和“归属”的电影，不管在剧本、表演和导演能力上，我认为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通篇就在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哪？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今年我最喜欢的电影《阿尔卡拉斯》一样都是来自西班牙，并且在月初公布的“西班牙奥斯卡”戈雅奖获得包括最佳影片的16项提名（备注：包括男配双提名）（上述提到的《阿尔卡拉斯》获10项提名，是目前我个人今年最佳），无独有偶，两部电影的背景都提到了新能源（这部是风电、《阿尔卡拉斯》是太阳能）对乡村原生态的冲击，《阿尔卡拉斯》说的是在这个背景下的一家人有不同的想法而将分崩离析，又逐渐在事件里找到彼此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而这部电影里没有那么复杂的人物和故事，但我看到的是一部不见血却血淋淋的现代启示录，相当震撼。
故事是一对受过教育的法国夫妇决定放下原有的一切到西班牙的乡下生活，而这个小镇有风力发电的开发商要投资建设，大部分小镇居民都欣然同意且期待因此获利能改变不富裕且辛苦的农家生活，这对夫妇却坚决反对，遭到隔壁邻居（一对兄弟）的恐吓挑衅，甚至最后将先生给恶意杀害，太太在先生失踪后并没有离开小镇，甚至拾起一切原本两人共建的生活，而他们的女儿到来，希望把妈妈接离她认为对她来说如同地狱的地方。
在这个不复杂的故事里，首先是精准的给出人物（以下有剧透，请慎读），这对夫妇就是一般的中产，受过良好教育却也只是在乱世里靠自己努力过上还可以的生活，两人鹣鲽情深，卸甲归田也是想寻找自己心里的一片宁静，所以他们不完全是受害者，也有一分“我受够了”和与这个世界过不去的坚持（但不表示他们的坚持有错），他们有一个女儿，给她充分的爱和支持（这部分在电影是留白的），所以最后由她代表的是我们这些大多数生活的自以为是、因为自己生活的“还可以”就觉得自己独当一面，进而“习惯对人指手画脚”、以干预别人的生活找到自己存在意义的傻白甜，最后是那一对自私的兄弟（在此必须强调自私不是贬义词），他们从小在乡下生活没离开过，对“外来人”的攻击其实是来自“对土地的一份自信和爱”，这是他们仅有的一切了，可以这么煽情的去理解，从吧台前的对话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故和应该被理解的愤怒，而他们的母亲，明白也默许一切，这不是对孩子的溺爱和纵容，是她的人生根本没有其他选项。
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能只能从我以上的信息略知一二，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李安导演的访问，说到他为什么拍那些电影，是因为有些无法言说的“moment”（一个感人的瞬间），无法用一段文字、必须用画面，甚至一场戏给出来，而找到这个moment，就是他觉得要把电影拍出来的原由；电影之所以跟其他形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且如此有魅力就在此，故事既重要也不那么重要，因为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本身也是时间的纪录，我大可以展开到每分钟去研究为什么这样编排设计比如开头的驯兽、烂掉的番茄、多米诺牌、摄影机偷拍、没用过的猎枪、叫不回来的狗等等，都有其意思，但看似大男主的电影，我认为所有的“moment”都在女主身上，先生拍她说她是女王、最后她和女儿的一段争吵、她女儿临走前洗澡时关水说的一句话，和她最后和两兄弟妈妈说的话，才真正是这部电影的“看点”。
所以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因为经济环境的恶化都变得异常浮躁，这个现象甚至日益加剧，已经从十年前大前研一教授说的“集体不思考”演变成“集体思考如何思考”的窘境。人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动物，而社会生活的秩序也是人所创造，本来就没有公平性可言，这个故事里显而易见的错误是兄弟俩杀人了，但真正的杀手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和得到利益的规则有着极度严重的倾斜，这个倾斜发生在地域上和所有一切社会活动里“发生界限”的条件上，甚至男女先天有别这件事都逐渐在一个平权的天平前也是倾斜的，每个人面对爆炸的资讯，都没有时间学习、没有环境学习、有所有“没有...”的借口来故作镇定的、不去消化资讯带来的意义，“连一件事情都做不好”，成了大部分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甚至在混乱中还觉得自己才是看到事情本质的人，不懂得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当妈妈对女儿说“我不记得我有把你教成可以对你不知道的事情指手画脚”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女儿虽有自己想干预的理由，但妈妈更是明明白白的活着，这段我特别共情。
那解决问题的方式又是什么？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两天一夜》（2014）和《金橘》（2013）两部作品，我之所以说这部电影是现代启示录，就是它一样是用最直接的人性、最实际发生在生活里冲突去反映当代的社会大现象，不是讲弱肉强食那样的“原则”，而是人可以更好、人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要能反省，要能感人所感，不要被自己的恐惧给吞噬了，这些我们故意忽略、或是不自知的状态；没受过教育不是一定只能当妓女，当妓女也不是愿意当就能当的，因为你还得足够漂亮且放得开，人所有的迷失都有原因，但原因和借口大相径庭，往往生活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就接二连三的要我们做出选择，欺善怕恶、举世皆然；当生活没有归属的时候，我们都是《两天一夜》里的移民，当国家间不惜兵戎相见的时候，我们都是《金橘》里因为内战受伤的小兵，但我们不一定能遇到接纳你的“本地人”，更不一定能遇到因为失去更懂得珍惜的“陌生人”。
“归属”是我们终其一生要追寻的命题，电影里的主角是幸福的，他们是彼此的归属，发现尸体后女主坐上警车的最后一个镜头，设计的很棒！但这部电影还是残忍的，一方面告诉我们被自己作死确实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另一方面也说，死也要死在心之所向，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或许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不再重视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末世，最需要的一种要比“让自己活得还可以”再好一点的能力。
电影结尾时右下角出现的 “a Margo” （“献给Margo”）。 所以，Margo是谁？
电影的灵感来自现实生活里发生过的真实案件。现实案件里的主角不是法国人而是荷兰人，一对生活在Santoalla的荷兰夫妇： Martin Verfondern（丈夫）和Margo Pool（妻子，德国人）。他们并没有女儿。
Martin Verfondern和Margo Pool 离开荷兰是因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他们想逃离人群，重新融入大自然。1997年5月，这对荷兰夫妇来到奥伦塞省（Orense）的桑托阿亚 (Santoalla)的废墟中的佩廷（Petín）村庄定居。
这个偏僻的村庄隐藏在深山之中。虽然村子里的建筑显示出它曾经是一个很有生机的村庄，但如今人们逐渐离开了这里。到1997年，村子几乎被彻底废弃了。路在Santoalla就结束了，所以甚至没有车辆经过这里。如果有人来到村庄，那是因为他们本就打算去那里。尽管村庄的景色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但越来越少有人想去这个村子参观游览。
然而Martin和Margo说，Santoalla正是他们所寻找的天堂。所以，他们在那儿买了房子，自己亲手修复房子，开始种植果蔬，养羊。但偶尔，两人中的一个会回到德国或荷兰工作几个月，赚一些钱来补贴一下他在Santoalla的生活，可以让他们继续实现他们的梦想。1998年，他们告诉过La Voz，他们想在Valdeorras建立一个生态农场。
Margo是一个总是面带微笑的女人，她用善言迎接每一个出现在她家门口的人。她说，Martin是一个性格坚强、心地高尚的人。他们欢迎来自Wwoof的志愿者前来，更多地了解农村世界，并以提供食宿作为交换，帮他们干些农活。
在荷兰夫妇到来之前，只有一户人家居住在Santoalla，就是Rodríguez González家（别名O Gafas家族）。
Juan Carlos Rodríguez González是O Gafas家的小儿子。 2010年，他是唯一一个还和父母Manolo和Jovita住在一起的人。他有某种程度的智力残疾，且脾气暴躁。他家里常备打猎用的霰弹枪，还有一把手枪（无证），被法警搜查时查获。
老大Julio早就离家了，不住在Santoalla。但他几乎每天都去村里照料他的养牛场，那里有150多头奶牛。
正如Margo直到如今说的那样，也正如Verfondern自己在感到受到威胁时所讲述的那样，两个家庭最初相处的几年很美好，互相帮助做家务，一起打猎，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最初的和谐关系仅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随后而来的文化差异、相互抱怨等矛盾使两个家庭之间的共处变得复杂且潜在的紧张加剧。他们相互之间的口头/身体摩擦所引起了一些争执甚至还闹上过法庭。
尽管Rodríguez一家在陌生人到来时表现得热情好客，但多年来两家之间的关系逐渐破裂。2002 年，荷兰夫妇的计划和项目（从水磨坊到乡间别墅）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
然而，加剧矛盾的导火索并不是像电影所演的关于安装风力发电，而是拥有森林的权利。由于公共森林产生的收入，令两个家庭的关系变得阴云密布。
两个家庭的主要冲突的雏形始于：这对荷兰夫妇所有的土地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他们？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与Santoalla当地人Rodríguez一家相同的权利？
多年来，由于其他村民的离开，Rodríguez一家是这里唯一获得公共森林收入的家庭。2006年，Rodríguez一家收到了2.1万欧元的补助。荷兰夫妇的出现使Rodríguez一家将不再是唯一获得补助的家庭。
当时，Martin Verfondern发现，他们也可以获得一部分来自公共森林的收入。按照规定，烟囱必须冒烟（也就是说，你必须住在村里）至少六个月零一天才能拥有森林的权利。荷兰夫妇满足了这个要求，因此他们想要他们的收入部分，而Rodríguez一家不同意，因此两家因此又上了法庭。
2009年12月4日，荷兰夫妇的诉讼终审被判决获得该权利。而这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潜在的紧张气氛点燃了。
有一段时间，Martin Verfondern为此感到非常恼火，以至于他随身携带摄像机，他用摄像机记录下了Rodríguez一家对他的种种侮辱。Juan Carlos甚至说Martin太胖了，杀不了他，把他比作一头正在接近他自己的圣马蒂诺的猪；还时而，在Martin经过之前，以威胁的姿态举起手杖。
2010年1月19日，小儿子Juan Carlos Rodríguez González用猎枪从SUV车窗射杀了Martin Verfondern。然后在他哥哥Julio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将车和尸体藏在距离村子18.5公里的人烟稀少的地方。
2010年1月19日，Margo正在德国探望她病重的母亲。当天晚上，她接到在Santoalla农场的以色列志愿者的电话。志愿者告诉她，Martin早上出去，去O Barco de Valdeorras购物，可到现在还没回来。
Margo随后报案Martin失踪了。然后用一个搜索设备来定位Martin，但没有他的踪迹，也没发现他的车。Martin的车是一辆相当老旧的大型雪佛兰SUV，噪音很大，所以很容易被发现。但现在居然连他的SUV都没有被发现，这反映出事情极其可疑。
起初，警方调查考虑了Martin有可能是自己离开的，比如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但Margo始终否认这种可能性。她确信，Martin要么是出了车祸，要么是发生了更糟的事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国民警卫队排除了Martin自己离开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进行任何银行动态，也没有打开过他的社交网络。他不可能在没有足够的现金，又不求助于储蓄的情况下坚持那么久。 在Margo看来，她确信这绝不是意外。经Margo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核查，她确定，Martin也没有掉下悬崖的可能性。
国民警卫队使用各种手段进行了不懈的搜索，从潜水员搜索水库到从空中使用地球雷达搜索，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有关Martin或他的SUV的任何迹象。
Margo确信，Martin是遇害了（被谋杀）。她继续在Santoalla生活。她有时候会怀疑邻居，但邻居表现正常，所以他们的关系很快也就恢复了。她经常和Juan Carlos聊天，她叫他“小男孩”，而他的哥哥Julio有时还会帮Margo杀羊。
就这样4年过去了，Martin Verfondern从村庄失踪的消息无人知晓原因。在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Santoalla》里（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7062821），Juan Carlos（凶手）甚至还在镜头前讨论Martin Verfondern失踪后可能的命运，这些陈述是在2014年之前记录下来的。
2014年6月，机缘巧合下， 一架国民警卫队直升机发生故障迫降。恢复飞行后，机上人员看到一道闪光，那正是Martin Verfondern的SUV。警方搜查发现车身被部分烧毁，在车旁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残骸，正是Martin Verfondern。
调查再次启动。在O Barco的国民警卫队审讯室里，一个未成年人说出了所发生的事情，承认杀死了Martin Verfondern。他说，他们是在路上遇到的。Martin在车里。Juan Carlos用霰弹枪朝Martin开了一枪。不久之后，他哥哥Julio来了，他开车穿过一道防火带，然后上山，到达维加 (A Veiga)。 在那里，他们隐藏犯罪证据，然后步行18.5 公里返回。
2014年11月底，Rodríguez兄弟随即被捕。出庭供词后，Juan Carlos被送往 O Pereiro de Aguiar 监狱，而Julio则返回家中。
2018年春天，审判在奥伦塞省法院举行。Juan Carlos Rodríguez 因谋杀罪被判处10年6个月监禁（杀人罪10年和非法持有武器6个月）。Juan Carlos有轻度智力障碍，智商为64（平均水平为100），因残疾而被减刑。哥哥Julio免于刑罚，但对他下达了为期11年半的禁止接近Margo的Santoalla禁制令。
自2014年12月起，Margo Pool就成了Santoalla的唯一居民。她说她从未想过离开村庄。2018年她告诉El faro de Vigo，她仍然认为Petín村庄是天堂。她说， “在这里我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
虽然电影的灵感来自生活在Santoalla的Martin和Margo，但电影并非在加利西亚拍摄。在Sabucedo的Rapa das Bestas 中有一些地点，以向电影的名字致敬，但没有一个画面是Santoalla出现的，也没有Petín，甚至没有Orense。 电影制作人选择了在El Bierzo进行拍摄，特别是Barjas，一个由栗树林和风电场组成的自治市。它不可能在Santoalla，因为在Petín村庄没有风车。
西班牙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的新作《那些野兽》，是一部充满力量、令人不安的电影。虽然节奏稍显缓慢，却充满惊心动魄的悬疑氛围和余味悠长的人性张力。
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那些野兽》斩获金椰奖最佳编剧。此外，它还在去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三个最具分量的奖项，并横扫戈雅奖16项提名。
很多人将其看作一个血色乡村的悬疑故事，一则关于“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人性寓言。类似看法大抵不差，却也失之简单。打开这部电影的钥匙藏在它的片名中，让我们先试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谁是“野兽”？
是影片中冥顽不灵、愚昧守旧的村民么？还是干脆就指残忍杀害主角安东尼的恶邻兄弟？
不，“野兽”泛指人类。
想要了解“As Bestas”（作为野兽），我们先要熟悉片头为我们展现的“Rapa das Bestas”（野兽的剃须）这一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熟悉的场景：它是一种在故事的发生地加利西亚流行的驯兽仪式。由牧民给成年的野马剃掉鬃毛，这种历史悠久的活动已成为当地的流行文化。
我们看到：当赞恩和洛伦两兄弟最终兽性大发，勒死安东尼的时候，他们的肢体动作与在“Rapa das Bestas”上撂倒一匹马别无二致。这正如片头含蓄点出的那样：“为了自由地生活，阿洛伊塔多尔人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来固定那些野兽，裁分标定他们。”——你说兄弟俩“禽兽不如”，可此时此刻，为了“自由生活”的他们是把安东尼当作侵入家园、无法“驯化”的野兽。
这哪是同村村民的自相残杀，分明是野蛮与文明的殊死相搏。
文明的冲突
安东尼固然是受害者，但他并不是纯粹“无辜”的那一方，他也是“闯入者”和损害他人利益者；反之，赞恩和洛伦两兄弟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有“无辜”的一面。
善恶的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正如罗德里戈所说：“我们试图创造既非黑也非白的人物和冲突。”
认为影片只批判“穷山恶水出刁民”有失公允在于：《那些野兽》中的兄弟俩绝非单纯的反派。他们与《稻草狗》中的乡野恶棍、《狗镇》上的小镇居民、《伊甸湖》的作恶少年和《猎凶风河谷》受困于冰天雪地的钻井工人有很大不同。
以上四部影片的背景，均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我们不妨展开细说：
安东尼是个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知识分子型人物，正如他在来到加利西亚之前，已经辗转漂泊过无数地方，直到他酩酊大醉后的一次“命中邂逅”，才最终择定这块所谓风水宝地，作为颐养天年之所——听着，其实就很不靠谱。
而这么不靠谱的“文青梦”，能够说实现就可以实现，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妻子的无条件支持和不差钱。从当地警察口中我们得以了解到安东尼是退休教师，热爱旅行、崇尚自由。这样的人，自是从不会为生计发愁。
可问题是：他所看中的田野风光，并非如他想象中的田园牧歌那般美好。这是一个被遗弃的村庄，生活着一群穷困潦倒、生活无望的人——安东尼不是没有看到这点。
但他抱持着一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救世主心态，自以为能改变这一切。这就与鼠目寸光、贪图小利的村民——尤其是赞恩和洛伦两兄弟发生了严重冲突。
兄弟俩本指着靠风力发电厂的补偿款一改窘迫的生活。而安东尼却以商人都唯利是图甚至“不够环保”为由拒绝签字，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而这两点，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所无法理解的：开发商如何“拿大头、给骨头”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到手的钱被你搅和了；至于什么“不环保”、“土地科学”听着更像“法国人”凭自己的“高智商”强加于我们的侮辱。
安东尼自始至终都没反省到：他一厢情愿的好心，在底层看来是源于知识分子的傲慢——我们就想挣个快钱、得过且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出那个不切实际的打造旅游圣地的“大计”强迫我们遵从？在你眼里，进城开出租都“不叫正事儿”，你一个外来者凭什么对我们居住了几个世代的原住民生活指手画脚？
就像影片中的多米诺骨牌，一连串愈发升级的冲突后（洛伦开车戏耍安东尼，兄弟俩放空酒瓶、朝座椅撒尿，水井投毒，吐痰，砸车灯，半夜堵截），影片终于迎来一场分量极重、赞恩与安东尼互陈心迹的对话戏。
但这场沟通仍遭遇了鸡同鸭讲的失败。原因在于：安东尼依旧没能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他不停追问赞恩“拿了钱后你要做什么？”——在他眼里，对方就是个不思进取的文盲。他满脑子的生活目标，单单忽略了生存。
兄弟俩的苦难，在安东尼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可他没有想过的是，这样的穷乡僻壤是注定无法教育出同他一样具有普世眼光的文化精英的。
赞恩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让他无法接收和消化安东尼提供的超额信息。安东尼责备赞恩“你只听你想听的。”可他自己难道不是一味说他自己想说的吗？就像他反复向赞恩解释商人之所以来此开发的剥削心态——但赞恩只以为是在对他咆哮。
以上所谈并不是为兄弟俩的暴行开脱，他们的愚昧颟顸、因循守旧、自私自利大伙都看在眼里，无需过多地分析。我想提醒的是：在暴力的升级过程中，安东尼不是没有责任的。他被洛伦戏耍后怒骂对方“傻X”，这也是种语言伤害。
因为在之后的情节当中，我们了解到：洛伦还真的是个脑子缺根筋的“傻X”，只因为小时候在“Rapa das Bestas”中曾经从马背上摔下来。对这样一个连妓女都嫌弃的角色，安东尼从未报以同情，而只有鄙夷。
再说安东尼被赞恩吐口水那次，完全是因为藏在兜里的摄像机暴露的缘故。摄像机的设定其实很有意思：它出自安东尼保留罪证、以备不时之需的心理，也果然在最后成为破案的关键。
但与此同时：与兄弟俩单刀直入、惯于“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方式相比，摄像机又是一种文化人掌握的间接性“武器”。安东尼曾几次三番想靠它寻求警察（暴力机关）的帮助。而且，手持摄像机同样是种“侵入”、是对他人生活的进击和冒犯，而安东尼向来是这样一个主动出击的人。
就像他与女儿视频聊天时谈到要见女儿的朋友、强拉老婆寻找可以栖身的世外桃源、虽身陷险境却坚定不愿离开，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扭转落后乡村的整个面貌......这种每每主动介入的姿态与赞恩兄弟凡事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形成鲜明对比。
理想型知识分子自有其天真和软弱：安东尼的天真在于，不相信这对兄弟会向自己动手，因为他们还“不够勇气”——但他自己的勇气其实同样不够。
他对这两兄弟一直是忽硬忽软、唯唯诺诺。在彻底摊牌与主动求和间摇摆。他会低三下四地向对方请求说：“请让我和我老婆通过”，也会主动请他们喝酒尝试打开彼此的心结。“弱智”的洛伦曾一语道破：“你一点都不强大”。
既然文明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大，此消彼长，当然是野蛮得以占据上风。理性的示弱和退缩，最能激起野兽嗜血的欲望。于是兽行就在两种人、两种文化的冲突中生根发芽、滋生壮大。由此可见，影片《那些野兽》中所涵盖的，既是邻里冲突、城乡冲突，更是国家冲突、文明的冲突。
往小了说，这就像是白左与红脖子的话不投机半句多；而如果往大了说，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的征服同样也是如此：不管是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商业文明侵占农耕文明，眼下正在热映的电影《阿凡达2》不也是这样一个故事吗？
“开门，送文明。”——“不开？那就拿大炮把门轰开。”
但野蛮落后的玛雅人、印第安人、纳维人......又是否同意呢？
罗德里戈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听他人意见的世界。人们本来需要大量的思考和对话，但这种情况已然越来越少，因为狂热主义盛行，其他人的论点被忽视。”
所以，当三人摸爬滚打于枯黄的落叶中，不单纯是两只“兽”扼杀一个“人”的惨剧。而是一个文化“入侵——反入侵”、文明“征服——反征服”的社会寓言。置身荒野，卸去伪装，其实大家都是野“兽”，就连先前软弱无能的“文明”手里也是有武器的。
难道这几千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以文明为名、暴力为实地互相伤害、杀来杀去吗？影片《那些野兽》给出另一条道路，代表它的是安东尼的妻子奥尔加。
女性的抉择
起这个小标题，倒并不是意味着接下来的分析要往当下流行的女性主义上套。但起码我们能够看到：引发冲突的是男人，而平息事态、了结恩怨的，是女性。
有人觉得以安东尼的死亡为标志，影片的前三分之二与影片的后三分之一有些割裂，之前以安东尼为主角、之后换成了奥尔加的复仇故事，也是不对的。核心人物一直是奥尔加，而她留守农场的经历明显与之前的故事存在互文关系。
这首先体现在一组“拖慢节奏”的空镜头上：之前出现的安东尼独自一人做账、存钱的画面换成了奥尔加，还有夫妻俩在集市卖菜的镜头也变成了一个人，另外朋友曾向安东尼提出购买绵羊的建议，此时也成为了现实。
所有这一切表明：奥尔加已经全权继承了丈夫的遗志，独自过起他先前的生活。
或许这令很多观众感到迷惑不解：明明遭遇了如此巨大的侮辱与创痛，她干嘛不逃呢？主动留下任凭悲伤的回忆袭扰，这与她先前在丈夫还在世时就想离开的想法相矛盾啊！
这么想就错了。估计不少人在那场母女吵架戏中，所代入的是女儿的角色：认为母亲留下处境危险且徒劳无功，应尽早远离这块伤心之地，“开始新的生活。”
其实，这场吵架戏与安东尼和赞恩的“交心戏”一样重要，是对后者的一个补充。表面上看，不管女儿还是安东尼，似乎是是占理的一方，“执迷不悟”的是母亲和赞恩。可导演通过两场戏的对比试图启发观众：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从未告诉你该如何生活，更没用这种方式把你养大。——这句至关重要的台词，显现出母亲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对他人和世界“听之任之、来之安之”的包容与豁达。与女儿和安东尼都咄咄逼人地以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形成鲜明对照。
当我们听到女儿对母亲的诘问：“你有什么计划吗？”“你不觉得发生的一切不公正吗？”——这正好与安东尼追问赞恩“你想要做什么”、发电厂在这里建址对我们“不公平”的思路如出一辙。
另有一处细节，我们能看到类似改变他人的想法能强烈到何种地步：导演设计了两次夫妻共抽一根烟的镜头，来表现他们的恩爱。可当安东尼在视频中看到女儿在抽烟时，却立即让她掐掉。典型的：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
女儿与安东尼都是好心，讲的也都很有道理，但这“道理”终究是以己度人的、是出于理性选择上的居高临下，而并非建立在尊重的平等的基础上。正像母亲反驳女儿时说的那样：“我在你的厨房里侮辱过你吗？”
女儿当初与人私奔、未婚生子，气得安东尼暴跳如雷，想要狠狠打那男人一顿（注意：又是以父亲角色试图强行介入女儿的生活）。但母亲却选择不介入、尊重女儿的选择和感情——毕竟这是女儿的生活，不是她的。
但女儿在劝母亲离开时偏偏忘了非理性（感情）因素：母亲选择和父亲来到这个蛮荒之地辛苦谋生并担惊受怕，并不是因为母亲缺乏主见，习惯于任人摆布，而只是出于纯粹的——爱。成全别人、牺牲自己的爱。而这恰恰是安东尼与女儿、或赞恩洛伦俩兄弟都缺乏的。
女儿对母亲说：“每次我来，都不觉得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我跟别人讲，可没有人明白”，这像极了父亲想要在此打造度假村却不被外界所理解、跟人反复解释风力发动机会造成生态灾难却终究解释不通一样。
问题究竟何在呢？母亲的那句“也许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理解吧”一语道破天机——承认不同、尊重不同，让每个人都能是其所是，了解到每种文化因受历史、风俗、环境、习惯的制约，这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
扭转他人、改变环境终究是一种“执”。而这种执拗与村民追逐金钱利益的执拗并无本质不同。
促成女儿回心转意、认清现实的关键是与母亲一道经历的买羊风波。她发现一贯柔顺的母亲面对狡猾的商贩据理力争。面对洛伦的搭讪，女儿显得惊惶失措、不知应对。
她和父亲同样显得怯懦，平日见到兄弟俩的第一反应都是扭头便跑。此刻反而是母亲不卑不亢、斩钉截铁地发出警告：不许看向她、不许跟她说话。
从车窗望向外面的那一刻，女儿看到了母亲孤独的勇毅——此时此刻，更胜“见识过人”的自己和父亲。
就像拿起摄像机却让对方看到是一种于事无补的“挑衅”，奥尔加会第一时间制止安东尼。可当改变一切的机会真正降临，她却敢挺身而出。就像结尾，她毫无惧色地走到兄弟面前并当着他们母亲的面说：“你的两个儿子会进监狱。”
奥尔加相信的是法律和秩序。所以她不会像丈夫或女儿一样嫌弃警察尸位素餐、办案无能。法律是讲证据的，哪怕认真地录下子虚乌有的“口头威胁”，也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必须信仰法律，哪怕它的效率再低。而怀揣虚无缥缈的大同理想、强力推行所谓的“人生大计”，恰恰会激活以暴制暴、你死我活的同态复仇与丛林法则。
奥尔加很容易让人想到“科恩嫂”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三块广告牌》中饰演的母亲。她们都沉浸于不可自拔的悲伤，以自己的方式勇敢地对抗着突如其来的噩耗，苦苦寻觅那被埋葬的真相和心中的正义。
兄弟俩的母亲一角也很有意思，虽然出场较少，但也像奥尔加那样对环境和人群选择了置身事外地“不介入”。她总是在镜头的远景中出现，默默地观察一切，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当安东尼作为侵入者闯入她家。
老太太对儿子们杀人一事矢口否认，也是因为对两个儿子“无条件”的爱和信任——这恰如奥尔加对安东尼的爱。奥尔加说：“你会孤独终老，和我一样。我就住在这儿，如果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
这番感人的告白再次指向：制造麻烦和“野兽”的总是想要改变世界的男人，而承受代价并修复人与人裂痕的是女性。
在这个因男人们之间缺乏理解、沟通无效酿成悲剧的残酷的故事中，涌动着一股惊心动魄又温润人心的暖流——那就是爱。那是夫妻之爱，母女之爱，甚至母子之爱。
爱是能战胜恐惧、威胁、分歧乃至战争的真正的“理想主义”。
罗德里戈留给我们的答案或许难以置信且无济于“世”，但爱是化解人类潜藏在内心的兽性、对抗“那些野兽”的唯一力量。而这种爱，与任何宏大无关，必定是很私人的。就像影片中母亲对女儿所说的那句话——“我希望你有一天能找到爱，而不再那么痛苦。”
作者| 纪扬；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