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芙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 may have a first 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戴罗薇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的独立行为。女权运动最初的宣言。但是现实中的伍尔芙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她只能在她的创作中享受独立。现实中的花朵，与（小鸟的）死亡同时平静的出现。暗示出伍尔芙只能以死来寻求解脱。罗拉依然没能自己去买花，清晨当她起床，她的丈夫已经把花买回来了。她的丈夫把所有事情都为她做好了。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毫无生趣，出逃是必然的。直到现代纽约的戴罗薇夫人，才把这个故事里的想法变成现实。
三、心灵感应 本片的人物设置具有微妙的联系，确切的说是一种命运或者性格的类同和重复，并通过特写，道具和剪辑以及演员的表演暗示出来，产生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梦境效果。这种联系是超越性别差异，甚至超越身份和地位的，即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除了影片中重点刻画的三位女性，每一个不同人物的设置都很值得玩味（如果你注意仔细比较不同角色的话）。比如理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弗吉尼亚的男性化的展现，也就是说在对于生活情感的经历上男性和女性有某种相同的困惑（比如他在自杀前的话，和弗吉尼亚的遗言就颇相似，并且影片中弗吉尼亚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the poet will die）。或这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反衬（理查在自杀前想起了儿时的情形，也许感到了某种悲剧的重复，这里的剪辑尤为精妙）或许这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弗吉尼亚时代的女佣和克莱丽莎，他们的类同是通过“敲蛋”（可以体会这两处场景人物内心的相似点）以及关于“开门”的剪辑体现出来的。影片刚开始的剪辑就已经透露出这种人物的性质上的类同和重复，每一次镜头切换前后的两个不同人物在影片后面的叙述中都体现出一种重复（可以发现剪辑处的人物在动作上都非常连续），我认为这种美学处理的目的是要表现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真实，也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遍宿命轮回。所以本片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性抉择的电影，更是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与选择，关于解脱与爱，于是在这里，死亡变成了拯救，the poet will die,是为了一种contrast,for other would live better.也正因为弗吉尼亚和理查的死，才使得他们自己和所爱的人得到解脱。
作者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曾被《洛杉矶时报》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生于1952年的俄亥俄州，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居纽约。199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World）使他一举成名，在该书出版前一年，他将其中一章取出命名《白天使》（White Angel）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后被评为1989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1995年他又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血与肉》（Flesh & Blood）。而1998年出版的《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他的第三部小说。从他小说出版时间上可看出，他对自己每一部作品都精雕细作。
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显得过于庞大了。实在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所以我也没有用女性主义来批评这部电影的妄想。只是浅薄的根据自己的理解，从象征与符号这个切入点，给予这部电影片面的分析。
片中的象征手法随处可见，而且有很多符号化的东西，并且对比了三个主人公不同的境遇。而且这种对比非常工整。
水
同大多数影片一样，水总是作为情感的象征予以呈现。水是该片的一个视觉主题，它的形象反复出现，给人以暗示。影片从三个主人公清晨洗脸开始，水的形象第一次对比出现。片中的伍尔芙，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以及其他精神疾病。她不能象身边那些“健全”的人那样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是始终存在于危险当中。就象她生活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河边。河水意味着过于巨大的情感，让她不能掌握。所以伍尔芙最终只能自沉于水，河水淹没了她，情感淹没了她。罗拉的故事里，水的出现得宜于魔幻现实的手法。当罗拉躺在宾馆的床上，内心受到压抑的情感瞬间迸发了出来，激烈的有如洪流。但是罗拉并没有就此覆灭。挽救她的，可能是她腹中的孩子，也可能是《Mrs. Dalloway》书中的那句话：你不能用逃避生活的方式寻找平静。理智战胜了情感。而此刻，对于生活的意义，罗拉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与前两者生与死式的情感历程相比，生活于当代的克拉丽莎，对于控制情感，就象关闭水龙头一样轻而易举。也就是说，情感失控这个问题虽然也会不经意间突然出现，但是已经不能造成什么威胁了。
孩子
影片将女性头脑中的独立思想比作女性身体里的新生命。我们知道，伍尔芙独特的女性意识贯穿于她的文学作品中，《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基尼》、《奥兰多》等作品以犀利的笔锋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强烈不满，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先进的女权思想，因此，她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尊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成为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奠基人。影片中，伍尔芙刚刚发现自己怀孕。隐喻女权主义当时刚刚处于萌发的阶段。罗拉已经接近分娩，说明女权主义经过随后在三十年时间，已经接近成熟。到了2001年，克拉丽莎的女儿已经接近成年，说明女权主义已经硕果累累。女性也真正实现了自觉自强自立。
男人
三个主人公这一天的生活里，都有男人出现。伍尔芙的男人，与其说是她的丈夫，不如说更象她的监护人和统治者。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男女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但却是不被人注意的。她的丈夫一直强调她的病情，并以此来压制伍尔芙的情感。在丈夫的监护下，伍尔芙的人身自由是不完全的。甚至在伍尔芙投河前的遗言中，身为女性主义先驱的伍尔芙自己也不自觉的认为，自己是一个累赘；自己离去后，丈夫的生活会更好。罗拉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她仍不是一个实现独立的女性。她没有自己的职业，只是一个家庭主妇。除了在丈夫生日这一天为丈夫做一个蛋糕来表达她的爱以外，她想不出自己的价值还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丈夫和孩子的面前，她不能哭泣，她必须象其他“正常人”一样积极向上，对生活佯装满意，同时隐藏感情里消极的一面。同时接受她是丈夫的附属品这一事实。这也是她企图自杀，企图离开的原因。她离开以后，确实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种实现，却付出了抛夫弃子的沉重代价。而在克拉丽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女性的种种特征。她和伍尔芙的地位，完全发生了置换。男人在她这里，成了被照顾和被挽救的对象。伍尔芙为她的男人而死，而克拉丽莎的男人为她而死。而且没有男人，她依然可以坚强的活下去。去了解生活的意义。
女伴和同性之吻
有人说这是一部同性恋影片。影片中的三个主人公都表现出同姓恋的倾向，并且各有一次与同姓接吻的镜头。但是在我看来，与同性的亲吻，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表现，即不以男性之爱作为自我价值的源泉。三个主人公的女伴是作为正常女性社会的代表出现的，给予三位主人公以衬托。伍尔芙的姐姐（文尼莎&S226;贝尔（1879—1961），英国女作家，是著名艺术理论家克莱夫&S226;贝尔的妻子。他们同属于“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圈子。）在影片中被描写为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知识女性，带孩子，走亲戚，陪丈夫应付饭局。伍尔芙不希望她离开，想从她的身上寻求同性的支持。可是伍尔芙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女性意识还只是个别现象，女性之间还不能互相支持。伍尔芙对姐姐的亲吻，也是强迫式的。罗拉与其女伴之间的关系有所进步。她的女邻居是典型的良家妇女形象，默默的生活，陪伴丈夫，把丈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给丈夫生一个儿子作为最大的心愿和任务，即使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罗拉与她的女伴互相支持。给予精神上的暂短安慰。克拉丽莎的女伴，我们从影片中知道，是克拉丽莎多年的朋友，而现在与她是同性恋关系，这种关系已经维持了十年之久。克拉丽莎本人也欣然接受着这种关系。没有男人，她也能生活的自在。也就是说，女性独立的进程终于完成了，尽管这种完成要借助这种过于偏激的同性恋方式来实现。
买花
伍尔芙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 may have a first 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戴罗薇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的独立行为。女权运动最初的宣言。但是现实中的伍尔芙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她只能在她的创作中享受独立。现实中的花朵，与（小鸟的）死亡同时平静的出现。暗示出伍尔芙只能以死来寻求解脱。罗拉依然没能自己去买花，清晨当她起床，她的丈夫已经把花买回来了。她的丈夫把所有事情都为她做好了。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毫无生趣，出逃是必然的。直到现代纽约的戴罗薇夫人，才把这个故事里的想法变成现实。
从20年代的英国作家伍尔芙，经历了罗拉的故事，到现代纽约的戴罗薇夫人，电影描述的是一条女性自我认知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位女性都是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放逐者，她们游离于时代，同时又以自己方式固执地抗拒现实。她们在《时时刻刻》中交叉出现，犹如一次相互轮回、一次在特殊时空内的重逢，原先她们独自的精神幽吟在这部小说中汇成了女声合唱曲。而同时又通过20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来反映西方整个20世纪的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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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片子开演后十分钟，我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否能看懂这部电影。三个女人交替的出现，不断切割转换的镜头，以及在此之前读到的模棱两可的内容简介，这似乎是预示着这不会是一个或者三个简单的故事。然而在看到电影二分之一的时候，我开始流泪。并且一直到电影的最后结束。在网上，我看到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电影。也有人说是同性恋题材或者干脆说是没看懂，因此我想把我自己看到的东西写下来。也算做是一种解读吧。一个关于女人又完全与女人无关的解读。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电影，复杂只是因为交织在一起的三个故事看上去过于平淡罢了。三个女人的一天。很普通的一天，似乎都是被一本书《达洛威夫人》所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这种联系看上去有些勉强，维吉妮娅 伍尔夫—— 一个天才，一个精神濒临于崩溃的女人。劳拉 布郎—— 一个家庭主妇，一个被天才所改变的女人。 而克拉莉莎—— 一个编辑，一个守候天才的女人。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家庭，然而有一点确实相同的，我一直觉得这才是真正将她们连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她们内心都依然活着的梦想，以及她们所面对的庸俗的生活。
这庸俗的生活也是我们很多人所必须面对的，它就像一个牢笼，困住我们的梦想，让我们窒息，不得逃脱。对于维吉妮娅 伍尔夫来讲，这牢笼就是在里齐蒙德的平和安祥的生活。为了避免她再一次精神病发作，她的丈夫雷纳德把她带到这个小镇上，为她买来印刷机，为她开办出版社。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不能让她过上他所期望的那种“正常”的生活。因为她是维吉妮娅 伍尔夫，这就注定了她终将为探求人生的真谛而活。终将不能成为一个安于享受阳光和青草味道的某个男人的女人。虽然这条路是充满了荆棘而危险的，甚至可以把人逼疯。但是这是她无法放弃的东西。她羡慕她的姐姐可以享受世俗的快乐。在告别的时候她狠狠的亲吻着姐姐问“你觉得有一天我能逃脱么？”这逃脱，也许指的是疯癫，也许指得是她的命运。然而她终究无法逃脱。或者说当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她终于做出了选择。
回到伦敦，回到动荡喧嚣的生活中去可能意味着再一次精神病的发作，可能意味着死亡。然而她说，如果让我在死亡和里齐蒙德之间做选择的话，我选择死亡。
雷纳德看着她眼神里的坚定，哭了。因为他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尽管你是那么的爱他们，尽管你愿意为他们付出你的一切，然而你将注定无法把他们留住。
这样的人身上，是会有一种巨大的孤独和虚无感的。这是一个人的天性，也许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只是有的人不愿意面对，而选择了躲藏在世俗的情感和生活中使自己麻痹起来而已。这也就是家庭主妇劳拉在看那本《达洛威夫人》之前所过的日子。虽然影片中并没有描述她在这一天之间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是有理由相信，她曾经很可能和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为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庭而感到满足。
她的丈夫是一个好人。她的儿子也非常可爱，家境殷实，生活不错。但这对于她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读这本书之前，她可能从来是逃避这样的问题。用世俗生活的琐碎来麻痹自己敏感的灵魂。然而在这一天理，她终于明白，她对他们的爱不能够让她留下来，她不属于这样的生活。虽然她一直是努力的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那不是她天性里的东西。她因此而感到痛苦万分，甚至希望以死亡来解脱。
这在一些人的眼里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一样事情，为什么有的人，有了车子房子丈夫儿子，有了这一切后还是不知足。难道生活不就是这些嘛？难道生活不就是这样的一地鸡毛？谁又不是这样过的呢？
雷纳德对维吉妮娅说，我们有义务去吃 做的饭，你有义务保持清醒。
而维吉妮娅则说“只有我，我，才最清楚我想要什么，这是我的选择，作为一个人的选择。”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死亡，只有不被理解的死亡罢了。有时候当你看清楚了人生的本质，那种莫大的虚无就会偷偷携带着死亡的阴影一起靠近了。有的人的心中其实是很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们选择不去看，他们选择逃避。在这一天，劳拉最终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她做出了决定，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退出了自己的生活，一种完全不被人理解的方式。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和孩子。这在于世俗的观念中，这是一个母亲所能做的最该受到指责的事。然而她与维吉妮娅一样，也勇敢的面对了自己的天性。也勇敢的面对在未来的岁月里她的良心上所必须承受的谴责。
是自私也好，是不负责任也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活得更像一个人。“没有人会原谅我。除了死亡。”她在影片得最后去见斯特里普所扮演得克拉莉莎得时候说。“但是我选择生存。”
我看到斯特里普的脸上那微妙得变化。实际上劳拉的那番话令我也为之动容。在这一天之前，克拉莉莎正好和我们的前两位女主人公相反，她是维吉妮娅 伍尔夫身边的雷纳德，她是劳拉身边的丈夫和儿子。她是别人的牢笼，也是自己的牢笼。她照顾她的前任男友理查与其说是因为爱，还不如说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平庸的寄生虫。而她寄生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自己的梦想。因为理查是一个具有天分的人。所以她对她的女儿说，只有和里查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真正的活着的。因此她也为理查看她的目光感到愤怒。因为他的目光让她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确是一个平庸的人，过着平庸的生活。这甚至让她在理查的前男友到来的时候歇斯底里的哭了起来。
然而理查明白一切，他活着就是为了报答她的。于是他问她的“达洛威夫人”，“如果我死了的话，你会不会感到愤怒。”
她当然是感到愤怒的。她觉得他们应该互相为对方而活。她把这叫做相依为命。有的人就是依靠与他人互为牢笼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虽然她为自己的庸俗不堪的生活也感到愤怒，然而她却表现得相当的顺从。
然而理查却说“达洛威夫人。你必须放我走，也放了你自己。”最后他在她面前从窗口一跃而下，终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得到了解脱。也许这个世界早就让他活得十分得不耐烦。然而有时候哪怕是选择死亡也会那么的不自由。他为她活了十年。
“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死？”雷纳德问维吉妮娅
“为了对比”维吉妮娅说“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
“那么谁会死？”雷纳德又问。
“诗人”维吉妮娅说“那些心怀梦想的人。”
然而克拉莉莎并不明白，她感到愤怒得无以言表，她只是想为他开一个晚会而已。她做了所有琐碎而令人厌烦的事然而却觉得不幸福，不被人理解。直到劳拉 布郎的出现。
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理查原来就是劳拉的儿子，那个在劳拉的一天里出现过的忧郁的小男孩。理查始终不能原谅她的母亲会抛弃他们。于是他在她的小说里给她安排了一个死亡的结局。然而到了他的最后的时刻，当他自己也终于决定离开自己的牢笼的那一刻。他膝盖上放着她的照片似乎暗示着我们他终于可以明白她了。
“如果我说我后悔，那么我会轻松一些，好一些。”劳拉对克拉莉莎说“但是后悔有什么意义呢？当你已别无选择。”
劳拉的出现，终于让克拉莉莎明白了理查的选择。有的时候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也需要勇气。就像维吉妮娅所说的那样“逃避生活，并不能换回内心的平静。”理查和劳拉在骨子里其实是和维吉妮娅一样的人。而克拉莉莎则和他们完全的不同。因此劳拉认为克拉莉莎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因为她天生有一颗可以与这个世界相融合的灵魂。她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给她们带来的一些东西。她的母爱是一种天性，这是一种幸福。虽然她自己总是意识不到。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克拉莉沙终于从她的牢笼里走了出来。开始变得坦然，有的时候你必须懂得放手，有得人你注定无法挽留，死亡只是一种离开的方式，如果这是他们的选择，你就只能去面对。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去指责或是指导别人的生活。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无论这个认识的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哪怕是死亡的绝路，无论我们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能逃避。
“亲爱的雷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只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的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
——维吉妮娅 伍尔夫
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电影文化中的投射，女权主义从问世的第一天，就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其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由此不可避免的站在了反电影工业化的立场，更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提出质疑。众所周知，电影服务于观众，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投影，从精神分析层面上来讲，是精神的实践与释放，旨在使观众获得自我认同或是满足观众“窥视”的欲望，一直以来，电影的工作者大多为男性，而在社会结构中，男性占有着强势地位，这就使得电影制作不可避免的切入男性化视角。作为一种表象性的叙述语言和大众化的娱乐形式，电影最鲜明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电影必须要利于消费，最大限度的对观众进行麻醉和腐蚀，改造为“主体”，并被更深地纳入资产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秩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女权主义批评试图通过改变电影形态来实现女性主体化，却实际上走上了女性“异性化”的道路，更没有为电影叙事提供令人信服的符码。
《时时刻刻》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继山姆·门德斯之后，英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又一次伟大冲击，以舞台剧起家导演斯蒂芬·戴德利和编剧大卫·黑尔在英国都是鼎鼎大名，前者的处女作是2000年引起轰动的《跳出我天地》(Billy.Elliot)，后者则早在转向电影制作之前，就因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英国现实的作品而享有盛誉，他的改编剧本中更不乏路易·马勒的《爱情重伤》(Damaged)这样的惊世之作。
尽管是一部完全的男性作者电影，《时时刻刻》仍然体现了传记片的一种新开拓，同时也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新的力作。影片借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本小说《达罗卫夫人》，把三代女性的命运和处境串联起来，诉说了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影片将剧情巧妙的设置于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的一天，1923年的女作家伍尔芙、1950年的家庭主妇和2001年的纽约当代女性，她们遇到的丈夫和爱人，是宽容的、良的、愿意和睦相处的，但是女性内心的孤独和苦涩，是男性所完全不能理解，难以相通的。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贯通，却使她们之间形同镜中影像，隔着不同时空彼此映照，从而隐喻了女性精神独立的漫漫长途。
《时时刻刻》出现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重新找回从女性解放主义开始至今走过的三十年，客观追溯女权主义电影批评三十年的颠仆不灭历程，体验女权主义的呼声也从激进回复于冷静深挚的思考。我们可以清醒的看到，在《时时刻刻》中，女权主义电影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激烈反抗和自我解放主义，而是在保持坚定的个体独立性同时，在自我认同中流露出的浓重的焦虑和迷茫，这种变化是后女性主义时代，个体寻求自立后，难以寻求认同的情绪的折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而更多的来自自我的困惑以及与男性空间割裂后的孤独感。
一、同性情结
在《时时刻刻》中，三个主角都有一次跟同性的接吻动作，而影片三个主人公之一，弗吉尼亚是女权思想的启蒙之一，据历史记载，她有过一次同性恋经历，按现代的说法属于双性恋。表面上看，劳拉亲吻女邻居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影片的修辞格中仍然体现出她有同性恋萌芽。克拉丽莎则是公开的同性恋，跟恋人同居已十年，并且通过人工授精生了一个女儿。影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同性恋的态度，片中的同性接吻(或恋情)只是一种符号，一种需要爱、需要活力、需要生命的象征。
女权主义观点面世后的女性电影，开始习惯于把焦点凝聚于女同性恋生活的多个层面，倾诉她们反叛的欲望，有为情所伤的痛楚，亲历离别后的感伤。尽管剧中人情世故总免不了人群的冷眼相看，但是作者们勇敢地抱定女性立场，关切女人的情感困境。她们在故事的世界中为自己争得"合法"的权利，让同性之爱不再难以启齿。在相当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看来，异性婚姻的家庭制度远非想象中的那样神圣，它更象是男性父权文化中的温柔一刀，伪饰在自然人格之下，实施着缜密的压抑与强制，因此，屈从其下的电影难免也会戴上凄美温存的面具，把男女之爱描述得浪漫如歌。"同志"电影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从更人生的立场来看待我们文明中的虚伪和暴虐，同时也会让人感受女性人格的真正光辉。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对同性情结的渲染，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无助与忧伤，她们在拒绝作为传统的附属品同时，并未找到真正的快乐，而只能在同性情结中找寻慰藉。
二、死亡
影片的最大主题是死亡。它以弗吉尼亚1941年投河自杀为始，以劳拉自杀为终止，中间穿插着克莱丽莎试图自杀的全过程。弗吉尼亚对来访的亲戚说：“我可能要杀掉我书中的主人公。”后来她又诠释道：“必须有人死，其他人才能更珍惜生命的价值。” 影片给人以“眷恋死神”的错觉，把对生活的热望仍透过厚厚的死亡倾向透射出来。在三位女角的平行线中，克拉丽莎跟另外两位女性有着反衬关系：弗吉尼亚和劳拉都“克服”丈夫的爱而寻求最后的超脱，而克拉丽莎正在尽力给一个已到死亡边缘的人一丝温暖。三位自杀者有宿命观，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一种连爱都不能弥补的空虚和孤独。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绝望，也是女性主义根植的土壤，即女性不能以男人的爱作为自我价值的源泉。
影片的结尾，三个女主角都已坦然的直面人生，那些彷徨和痛苦已然不存在，虽然个人的选择不同——劳拉选择了远离，弗吉尼亚选择了死亡，克莱丽莎则选择了接受，但是最后他们都通过一定途径意识到人生意义的辩证哲理，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克莱丽莎通过聆听劳拉的心灵独白领悟，而劳拉则被背离家人多年后回归时的那种亲切感受而打动（其实这两个人物对于生活的不同选择从某种角度看来正是彼此以后所痛苦和后悔的原因），他们彼此看到了不同选择的共性。弗吉尼亚则是通过自己的超脱思想——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精神上的病症，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生活（影片中他的姐姐曾对她说：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生活在现实中，还有之中是生活在他的小说里）。正如劳拉所说：“后悔有什么用？”“这便是我能承受的”。在当时，那是唯一的选择。即无论选择哪一种生活，痛苦永远存在，幸福往往是一刹那（克莱丽莎也说过：我当时想，这就是幸福的开始。我没想到，这就是幸福，幸福就在那个瞬间），她们能做的就只有勇于面对，珍惜一切，不要逃避生活。一切又正如片尾时弗吉尼亚所言，在领悟真谛之后再抛弃。我认为这里的抛弃，并不是指否认一切价值的存在，而是抛弃那些缠绕在自己周围和内心的枷锁，同时也是对于他人的一种释放（虽然是不如意的），即便通过死亡来实现。此时无论那一种选择都已坦然。对于三位女主人公的最后一次描写超脱而宁静：劳拉和克莱丽莎在关灯之前的脸上带着安详而坦然的微笑，周围的色调和氛围柔和温暖，再也没有了相对以往的压抑和清冷。而弗吉尼亚缓缓隐没的溪流所散发出的琐碎的光芒，配上行云流水的钢琴声，更是充满了一种对生活的珍惜和感悟，在感觉上毫无一丝死亡的恐惧，反而充满生命力。
三、心灵感应
本片的人物设置具有微妙的联系，确切的说是一种命运或者性格的类同和重复，并通过特写，道具和剪辑以及演员的表演暗示出来，产生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梦境效果。这种联系是超越性别差异，甚至超越身份和地位的，即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除了影片中重点刻画的三位女性，每一个不同人物的设置都很值得玩味（如果你注意仔细比较不同角色的话）。比如理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弗吉尼亚的男性化的展现，也就是说在对于生活情感的经历上男性和女性有某种相同的困惑（比如他在自杀前的话，和弗吉尼亚的遗言就颇相似，并且影片中弗吉尼亚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the poet will die）。或这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反衬（理查在自杀前想起了儿时的情形，也许感到了某种悲剧的重复，这里的剪辑尤为精妙）或许这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再比如弗吉尼亚时代的女佣和克莱丽莎，他们的类同是通过“敲蛋”（可以体会这两处场景人物内心的相似点）以及关于“开门”的剪辑体现出来的。影片刚开始的剪辑就已经透露出这种人物的性质上的类同和重复，每一次镜头切换前后的两个不同人物在影片后面的叙述中都体现出一种重复（可以发现剪辑处的人物在动作上都非常连续），我认为这种美学处理的目的是要表现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真实，也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遍宿命轮回。所以本片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女性抉择的电影，更是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与选择，关于解脱与爱，于是在这里，死亡变成了拯救，the poet will die,是为了一种contrast,for other would live better.也正因为弗吉尼亚和理查的死，才使得他们自己和所爱的人得到解脱。
四、爱情、家庭
女权主义电影通常是以颠覆社会结构和传统家庭模式为基准的，这种模式常被看成是“男性家长制”的王国，而女性则是附属品和二等阶级。
开场的一组三个年代交织的长镜头终止于维吉妮亚，她从楼上下来，对丈夫撒了个不大不小的谎。当对方逼迫她进餐，维吉妮亚又以灵感突发为由，甩赖地要求上楼写作，虽然只是头微侧、嘴轻撇，但此目光与后来对仆人、姐姐完全不同——夫妻生活虽被其精神病史困扰，但仍幸福——从维吉妮亚对丈夫拿自己无可奈何时孩子般得意的窃笑，不难看出她们的恩爱。
结尾处1923年，莱纳德与维吉妮亚对坐在壁炉边。当莱纳德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愚蠢？”维吉妮亚对他的态度明显异于他人，认真作答了：“死是为了突出活的价值，要加以对比。”姐姐觉得她疯狂，佣人觉得她错乱，然而和丈夫在一起，静静对面而坐，对她来说却是极大的幸福，因为他理解她、爱她——哪怕因为何去何从在车站大声争吵，丈夫面前的她仍然幸福——这与后面，老年劳拉对克劳莉萨的评价“你是个幸运的女人”冥冥中不谋而合。
结尾处另一场，劳拉一边偷偷啜泣，一边敷衍着丈夫，大概此刻，她清晰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中的自己——决定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摩尔这场戏的表演出神入化、无以伦比。
卸妆后进入寝室的劳拉在昏黄的灯光下明显呈现老态。接着下场戏，老年的她登场。克劳莉萨不解的是，既然这个老女人知道抛弃家庭、抛弃孩子是作为母亲最恶劣的事，她却能不为所做的一切而后悔。也许，在精神世界与肉体欲求的夹缝里妥协生存的克劳莉萨永远不会懂，反倒是她女儿毫不吝啬地给了劳拉——为自己而活的精彩的女人一个热烈的拥抱。
五、宿命
维吉妮亚散步前，丈夫一句牢骚惹恼了她，但很快小说女主人公再次牵动了其全部精力。“她在死着……”维吉妮亚默念，身后整齐穿过的学生路队暗示着时间的流逝，连微风拂来时律动的花草也是。行人走下她眼前的阶梯，都从其右手边的岔口下去，而她孤独地坐于长椅却对应着左手边的岔口，中间一道低矮的栏柱仿佛注定了她与人群的隔绝。
正如莱纳德追赶维吉妮亚时，他也不知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车站的方向，而不是另一边，虽然片刻迟疑过——一切都是冥冥宿命。接下来车站的戏无疑在点明中心思想：
“我没有义务为别人进食！”“我有权利选择我生活的处所！”“这是人性！”“我在这鬼地方一天天死着！”“心如同沉入无尽的黑暗的泥潭！”……面对维吉妮亚的爆发，莱纳德对她无比的爱与宽容令人感动，当开往伦敦的火车进站时，她终于妥协——其个性不被社会、亲人所容，只能对至爱的丈夫绽放，然而爱又不忍让她把痛苦都让他承担，于是再度收敛、再度自我压抑。
这场戏末了，维吉妮亚一句干涸的“你无法从逃避人生中窃取安宁！”铿铿然掷地有声。这既是说自己，也算对刚才放弃自杀的劳拉重新面对人生作总结，并更像告诫因情敌路易斯出现而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的克劳莉萨——最终，克劳莉萨渐趋平复，翻过了往事——光阴早已流去，念念不忘只是徒劳。
情节流动到克劳莉萨母女的对话，“某个清晨醒来，你发现自己迎来了幸福的开端，发现未来有无限美妙的可能，但你错了——那一刻就是幸福。”克劳莉萨在情敌离开后，勇敢地承认她失去了理查——毕竟她们有过幸福了。
作为一个当代电影理论的流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独特文化背景，决定了它激烈的批判立场和高度综合的方法论基础。它从分析好莱坞经典电影入手，批判并试图颠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结构，它对主流电影的解构和批判尖锐而深刻。作为一种纯粹的批评性理论，女权主义的理论活动在立场和方法上自觉地与电影创作实践疏远了距离，即不是建设性地、而是批判性地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详尽地解构分析，维护了理论形态自身的自足性和政治、美学批评的独立性。
在社会结构并未有按照预期转型时，电影的工业化本质没有实质性改变，男权主义依然故我，女权主义者们因此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们感受到身体承载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反传统的写作本身不断刺激着影片创作，也不断谋求着生存空间，当然，随着相当一部分社会问题的迎刃而解，女权主义电影也在不断改变着自身形态。
在最近的影片中，女性主义电影开始着力刻画那些有力、复杂而又重要的女性形象，以激发女性观众的再思考。女性开始接受自己的生理特性，她们力图“从一个独立的、敢想敢做的单身女人变成一个母亲，但仍希望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是对女性的从属地位观点和所有西方民间传说中关于“力量”描写的一次挑战。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女权主义电影虽然大胆奔放，无拘无束，敢于打破一切禁忌和既成观念，却对自身形象造成了一定伤害，女性的欲望展现和性别自觉，常常被反复表现并成为争议的热点。仅以最受争议的《罗曼史》为例，这部由女导演卡特琳娜·布雷拉执导的电影，描写一位名叫玛丽的中学女教师，因男友性冷淡而饱受压抑，她另觅新欢，在一系列扭曲和病态的经历中，企图寻求解脱和慰藉，显示了一种反常的心理。诚然，布雷拉“表达了一项女性主义的基本诉求：挑战和质疑男权式的女性消费化表现，要给女性欲望以自足的表达空间”，但是，这种诉求和反叛的非理性和变态化，本身也走上了备受质疑的途径。因此，它在法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赞成的和批评的意见泾渭分明。有人认为，“《罗曼史》传达出一种深深的悲观厌世情绪，而它对整个世界的把握，最后也陷入了虚无”。这种尖锐的批评反映了对该片偏执的创作倾向的否定。然而，“法国电影的风格，就是各人不同的风格”，这句话用在女导演们活跃多向的创作探索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另外，电影的商业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影响了女性主义的纯粹立场，许多男性趣味的题材，转嫁为表面上的女性立场，在辅以一定程度的关怀主义，就足以穿上女性主义的外衣，一方面消除女性观众的抗拒情绪，甚至引起她们的关心和好奇，另一方面招揽窥奇的观众入场。例如，著名的女权主义电影《末路狂花》，就被指为旧酒新瓶，不过把传统公路电影类型翻新，把亡命天涯向法律挑战的男性角色改为女性，其内核仍只是一部中性的类型电影，主题也是毫不新鲜的追求自我和解放的代价，暴力的自毁性、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等。关键在于换上两位女性为主角，令不少女权分子满足于“男性做的事，女性也可以”的目标，却远离女权主义提倡的独特女性价值如责任感、平等、尊重等主题。
用女性主义分析来电影，通常是把电影作者界定为一种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质和企图从自身欲望出发的再现者，通常他们还要针对特定的女性观影者，并以种种经典的心理分析来阐述影片文本的操作，这是一种带有局限性的冒险，它间接阻碍了电影的主题上的广度扩展和深度探求。女权主义者在电影中，如果只是通过表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处受挫来表达自己对男性的失望，或是以大胆直露的镜头和禁忌话题，故意挑战色情和艺术的界线，并以此作为自己女性独立的宣言，那就陷入了纯粹为斗争而拍摄，为证明而证明的怪圈。
在这个坚硬疏离的世界中，女人可以拒绝邀舞，让孤独沉默。却不应该停止追诉关怀与爱；即使不必求助于世俗的认可，不假于男人恩威并施的情欲，却不应该停止温情的一次注视；曾几何时，晓风烟柳，痴情男女，或是清河隔岸眼波流转，或是人丛背后两手不经意的轻执，便已然心动。纵使女人自己，也难舍纯然婉约的风情，女人注定应该美丽，爱情注定应该地久天长，女人的世界需要冷静的自省同时，更需要男性世界的真实关注。
一
《The Hours》（《时时刻刻》）是一部深具灵魂光芒并含有弦乐般耐人寻味韵律的电影。
这部影片之所以令人注目，是因为它有着一个异同寻常的文本——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影片较忠实于原著。我深信导演斯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是在深刻领悟原著背后所蕴藏的丰富涵义、并在拍摄时力图加以充分表现、才使影片具备了光辉出众的品质。
影片是根据美国新锐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发表于1998年同名小说改编。小说《The Hours》（无论电影还是小说，《The Hours》译名很不统一。小说：台湾希代书版集团2000年6月第一版，译名为《时时刻刻》，译者蔡悯生；大陆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译名《丽影萍踪》，译者刘新民。电影：译名有《岁月如歌》、《岁月挽歌》、《此时此刻》、《时时刻刻》等。本文为论述方便，均称《时时刻刻》。）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当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The PEN/Faulkner Award），翌年又获得“普立策小说奖”（The Pulitzer Prize）。
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为何会受到如此的青睐？
二
小说表面上讲述了20世纪不同时代三位女性一天的精神生活。
1923年伦敦郊区。弗吉尼亚•吴尔芙在她的乡村宅邸构思那部与维多利亚时代趣味相去甚远的小说《达洛卫夫人》。清晨，她醒来后没有立即起床，神情恍惚迷离，一直缠绕她的头痛病微微有些好转。窗外有鸟叫声。她感到乏力，神思恍惚，又迷迷糊糊小睡了一会儿。在梦中她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花园。花，将花作为小说开头很不错。她醒来后想道。她起身走进盥洗室，面对盥洗室内镜子中映显而出那张灰黯的脸不免有些丧气。它与心中意象正形成鲜明对比。
1949年美国洛杉矶。布朗夫人在家中阅读吴尔芙小说《达洛卫夫人》。她有一个忠实的丈夫，一个敏感可爱的儿子，似乎一切都无可挑剔。但她仍感到百般无聊，深为受困于平庸家庭生活而痛苦。这一天是她丈夫生日，但她无心为晚上生日庆祝准备蛋糕，想一人躲进旅馆里像吴尔芙那样躺在床上阅读《达洛卫夫人》，然后自杀。她将儿子寄托给邻居，告别的那一刻，敏感孩子似乎预感到什么，不安地叮嘱母亲一定要来接他，并跟在母亲汽车后面追赶……
20世纪末的纽约。一位名叫克拉丽莎女编辑正要出门买花。因她名字与吴尔芙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卫相同，朋友们都戏称她为“达洛卫夫人”。她幼时恋人、诗人理查德刚获奖，她得为他获奖筹备晚宴。当她出门那一刻，注意到晶莹剔透阳光正在游泳池的蓝绿色水面上摇曳荡漾，不禁心有所感。时值六月早晨。
身患爱兹病的理查德没能度过这一天。他厌倦了生活，那天下午他从家中窗口飘然而下，迎接午后灿烂阳光。小说结尾，在纽约的克拉丽莎面对业已取消晚宴而留存下来的佳肴萌生了一种极度的孤寂感。深夜，已届耄耋之年、当年被儿子忧郁双眼刺痛的布朗夫人造访。原来自杀的理查德正是布朗夫人儿子。
小说以迷蒙而清澈语调、印象式碎片、瞬间的意识流动、深度意象和蒙太奇手法，描写了三位不同时代女性心灵世界。作者以精湛技巧、精致而繁复的结构，深入她们万花筒般意识中，再现她们心灵镜像，宛如月光照彻下小溪，隐约显现她们内心水下生物、鹅卵石和蔓生的水草；并以类似超现实手法将吴尔芙传记片段与美国中期和晚期两位女性精神生活交织在一起，复调式地安排在同一文本中。
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时时刻刻》的文本中还暗中指涉着《达洛卫夫人》的文本。这一手法极具创造性。因为这种指涉并非文本的明确援引，也非一般意义上续作，或对以往书籍与相同材料的改写和创作（如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对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反思；让•阿奴伊《安提戈涅》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重新考察）；而是运用象征手法将两种文本晦涩地镶嵌在一起，犹如两面相互映照镜子在暗中增殖。坎宁安的《时时刻刻》是在延续了《达洛卫夫人》基础上的一种对吴尔芙生命意义重新思索的再现，是对吴尔芙内在精神所作的一次富有诗意的冥想。
三
弗吉尼亚•吴尔芙全部小说，几乎都是她自我精神探索的一种“传记”，从她早期习作全是对传记练习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也许跟她父亲对她影响有关。（弗吉尼亚•吴尔芙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学者、编辑和哲学家，曾任伦敦图书馆馆长，主编《英国名人传记辞典》，撰写《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等著作。）她的作品总是在探索自我生命处在某一阶段中意识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达到的深度。
“《到灯塔去》构成了弗吉尼亚•斯蒂芬童年生活的最后景象；在第二阶段，《出航》给一位年轻女性的知识探索打上了印记；那么第三阶段高潮就是《海浪》，进入成熟期小说家将描绘出意味隽永的生命经典性轮廓。”（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英）林德尔•戈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P162。）而无疑，《达洛卫夫人》更是一部具有这种传记性质的小说。
1922年，她那带有实验性质、打破了传统叙述逻辑和充满印象拼贴的小说《雅各的房间》出版，这部小说也是对她哥哥精神成长的一份记录。该年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代，与她同年出生也同年死亡的乔伊斯出版了划时代著作《尤利西斯》、T•S艾略特发表了《荒原》。那一年她年届四十，精神处于相对稳定期。
但随后，恐惧衰老暗影像蛇一样啮噬着她那脆弱神经；同时在心灵上她也没有完全摆脱精神疾病对她的影响，她几乎可以察觉到内心深处那股疯狂念头又缓慢袭来。她只有靠写作《达洛卫夫人》来抵抗心中阴影，却也将这种挣扎的印记留在了小说中。她曾在《奥兰多》中说：“一个作家的灵魂的每一个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中”。（转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伍厚恺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P1）
《达洛卫夫人》是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它犹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一天生活来刻画人物心理时间上的一生。漫长生活经历涌入人物意识河流中，不时在内心激起沉思、回忆、追索、感想、体悟生命的浪花，汇集着人物心理五彩缤纷的印象图案。吴尔芙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写作手法，开篇起就直接进入人物心灵世界。小说由两条并行不悖线索组成，来映显两个截然不同人物的内心。
克拉丽莎•达洛卫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丈夫是国会议员。六月早晨，她出门买花，要为有首相参加的晚宴做准备（这一情景与《时时刻刻》中纽约女编辑出门买花相同）。那天阳光明媚，清风微拂。大本钟不时发出深沉悦耳之音。她思绪飘动，想到三十多年前同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和彼得正在恋爱。但她最终没有嫁给喜欢冒险的彼得而是嫁给了稳重的达洛卫先生。彼得将要从印度回来，她想，要是当初嫁给了彼得，她的一生会怎样？伦敦街头上的声色光影不时触动她的联想。
小说还有另一条线索：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退伍老兵，因受炸弹惊吓而患精神疾病。当达洛卫夫人在花店内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汽车火花器发出巨响声时，他在街上游荡也听到了。最终，他为摆脱时时袭来的内心惊恐跳楼自杀。
夜晚，达洛卫夫人在晚宴上听到宾客中有人说起赛普蒂默斯自杀消息，内心震动。他们是两个阶层的人，彼此互不认识，但在内心深处却对时代有着相同的感受。小说真实反映了第一次大战后现代西方人焦虑、困惑和恐惧心理。
四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时时刻刻》中自杀的诗人理查德对应着《达洛卫夫人》中的赛普蒂默斯。他们同样怀着内在不安生存着：一个在战争中留下了精神疾病，一个患上了爱滋病；都是时代烙印的反映，象征着不同时代却同样在人们心中所造成的疾患。
然而，即便是赛普蒂默斯这样一个略显突兀的人物（相对于吴尔芙的生活世界来说），也是吴尔芙拿来印衬达洛卫夫人精神侧面的。吴尔芙曾在一封信中说，她必须通过赛普蒂默斯的性格来完成达洛卫夫人的性格，她所“部分意识到的生命枯竭感正是要通过那个疯子的病态作戏拟性表现”。（引自《弗吉尼亚•伍尔芙——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73）
如同吴尔芙想通过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这两个人物来探询自己内心深渊一样，在《时时刻刻》中，作者坎宁安真正意图也是要通过书中人物综合再现吴尔芙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布朗夫人和女编辑克拉丽莎这两位女性；他想看看假如吴尔芙生活在50年代和世纪末的美国会怎样。
无疑，布朗夫人和女编辑克拉丽莎都有着吴尔芙的影子，她们都是射向吴尔芙精神生活的一个朦胧投影。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处在经济复苏期，布朗夫人就像达洛卫夫人一样生活富足，但却精神萎靡，内心总有一种像是被悬浮在空中的惶恐不安的感觉，生命的无意义意识时时涌上心头。这种感觉正是吴尔芙心中常常难以摆脱的感受。而纽约的女编辑在街上耀眼的阳光中似乎感到总有一丝不祥的阴影在笼罩着她，直至最后她受到死亡冲击，这一切也都是吴尔芙生命历程中的主题。
在《时时刻刻》中，作者还赋予布朗夫人朦胧同性恋倾向，而到20世纪末的女编辑身上，作者索性将她塑造成同性恋者，这是在暗示忧郁孤寂的吴尔芙如果处在20世纪末期，她原有的回避社会的心理倾向很可能发展成同性恋性心理倾向。
另外，布朗夫人的名字也不是没有来历（其实在《时时刻刻》中所有人物都可在《达洛卫夫人》中找到对应）。吴尔芙在一篇《贝内特和布朗夫人》文章中虚构了一位坐在火车上的老妇人形象，她称布朗夫人为“永恒的”和“人性的”，“是从英国文学开往另一时代”的“幽灵”。（见《论小说与小说家》吴尔芙著，上海译文出版社P308）
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坎宁安是在将吴尔芙作为一个精神个案进行研究，它像一面放大镜，放大了吴尔芙的生存意识，将她精神历程放在整个20世纪中的一个更为宽泛和更长远的背景上来进行考察。而他将这部小说命名为《THE HOURS》更是泄露了这一点。因为吴尔芙在撰写《达洛卫夫人》的初稿中就是将小说题名为“THE HOURS”。
五
《时时刻刻》是一部知识分子式的小说。作者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吴尔芙精神世界作一次遐想式的探询和论证，以及对她性格的可能性延伸进行了艺术上的重塑；而同时他又通过20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来反映西方整个20世纪的精神特征。这一双重目的，构成了这部小说不同凡响的品格。
这是一部对吴尔芙遥遥致以敬意的小说，是对《达洛卫夫人》文本所作的一次歌唱性礼赞。它弃绝了现实的喧嚣，直接沉入人性深处，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以及对存在产生的倦怠感和疏离感。它关注精神内的骚动，努力挖掘人物背后的“美丽的洞穴”（吴尔夫芙语），以一束智性之光照亮她们丰满的意识，刻画她们心灵的影像，质疑生命的本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位女性都是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放逐者，她们游离于时代，同时又以自己方式固执地抗拒现实。她们在《时时刻刻》中交叉出现，犹如一次相互轮回、一次在特殊时空内的重逢，原先她们独自的精神幽吟在这部小说中汇成了女声合唱曲。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吟唱组成了这部小说心灵圣歌般品质，一部灵魂的奇书。
富有意味的是在《时时刻刻》序曲中，作者在故事开始前先出人意料地描写了吴尔芙的自杀——1941年战争爆发后某一天她投河自尽。“她被流水迅速冲走。就像是在飞翔，一个虚幻的身影，双臂向外张开，头发飘扬……天空的阴影在水面上摇曳不定。”（见台湾希代版《时时刻刻》P34）这一情景正好与小说第一章描写纽约的克拉丽莎出门买花时面对水面上摇曳的阳光偶有所感遥相呼应。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暗连，是对将要出场人物命运的一个暗示、一次排演、一种影调和一番预言。它奠定了这部小说挽歌式的基调。当你读完小说掩卷沉思时，哀婉会有如烟霞般从心中缓慢升起，渐渐占据你整个心灵空间。
六
作者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曾被《洛杉矶时报》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生于1952年的俄亥俄州，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居纽约。199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末世之家》（A Home at the End of World）使他一举成名，在该书出版前一年，他将其中一章取出命名《白天使》（White Angel）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后被评为1989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1995年他又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血与肉》（Flesh & Blood）。而1998年出版的《时时刻刻》（The Hours）是他的第三部小说。从他小说出版时间上可看出，他对自己每一部作品都精雕细作。
在小说《时时刻刻》中，他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引导读者穿越小说人物粼粼波光般的意识深处再进入吴尔芙的精神世界，这一奇妙的手法具有无与伦比的独创性。他创作实践证明了吴尔芙在《现代小说》中所阐述观点：“人生是一圈光芒四射的晕轮，是自始至终环绕我们意识的半透明的封套”。（引自《论小说与小说家》p8）可惜原作中富有诗性的、极为微妙的语言特色没有在译林版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小说在2002年被拍成电影。三位女性分别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尼科尔•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
值得称道的是、有着上乘表演的尼科尔•基德曼，她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吴尔芙，她出场时那种低垂的冷冷的目光、写作时在笔筒中找笔的手不由自主的痉挛、紧张的肢体语言等，将吴尔芙的敏感、神经质、脆弱和孤傲的心灵表现得惟妙惟肖。电影同小说一样，不关注外部世界，而是将影像聚焦在人物的内心中，从而构成了一部电影版的20世纪女性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