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结尾警句的出现之前，“千万不要忘记”被放置在剧目的位置上，便已然发明了一种新的逻辑——一种独属于读者的选择逻辑，即“千万不要忘记”后接引之物为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引起了读者对一种“绝对使命”的想象。然而，在结尾丁海宽的话里，“千万不要忘记”又找回了那个动词形式“阶级斗争”，这个动词与“千万不要忘记”相连，将它补充成完整的句子，于是句式就因此失去了作为标题时的神秘色彩。实际上，剧目所达成的选择逻辑已经被引向了“预设”，这一“预设”足以在暗中破坏着丁海宽言语活动中的既定联系——这个句式割裂了“阶级斗争”与句式的结合。德勒兹在《巴特比，或句式》中称巴特比的“i prefer not to”具有古怪之处，“那突如其来的结尾not to使得被句子否定的东西变得捉摸不定，赋予了句式一种极端的品质，一种功能—极限（fonction-limite）”。“千万不要忘记”的句式总是让人联想到其后跟着的词，后者可以补充前者，甚至可以取代前者的特殊的重要地位，或者同句式内部所形成的“否定”一起形成或此或彼的抉择的可能。在这一层面上，“千万不要忘记”作为剧名所引发的言语活动受到了“分配”，却又是不完全的“分配”，在一系列客观明确的根据之下，又指示着不同的动作。换言之，“千万不要忘记”的特殊位置与其自身的新颖的语言，令它身后的词语“逃逸”，同时将自身的句式推至极限，从而发现了自己的外在，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也可能是“日常生活”，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也可能是“资产阶级”。甚至“第三条河”。同时，再看向“千万不要忘记”内部的否定，“千万不要”否定的应是“忘记”“某种东西”，而在这里“某种东西”被取消了，“忘记”也同时失去了意义。否定脱离了被否定者，或“不要忘记”后的省略通过延缓被否定者的到来致使被否定者变得模糊，也使被肯定者变得虚无。而如果执意要把“阶级斗争”纳入“千万不要忘记”的句式之中，可以被说明的是，否定之后若永远跟着被否定者，很容易掉入被否定者的逻辑中去——被否定者是“忘记阶级斗争”，换言之，被肯定者是“阶级斗争”，而被否定者是“日常生活”。而被否定者的逻辑体现在《千万不要忘记》的文本内部，就形成了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的“互相争夺”，也暗示着文中所体现的“‘还’要住在一起”的“诡辩”——资本主义社会是可纠正的而非需要彻底推倒的，这也是剧作最后“姚母仍然被留下”的局限性。
话剧的故事背景发生于1963年春末的某个城市，主人公丁少纯是一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电机厂青年工人，新婚后受到岳母及妻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物质的欲望逐渐膨胀，开始讲究吃穿；与此同时，岳母还不断向他灌输“等价交换”、“多劳多得”等带有雇佣劳动色彩的观念，进一步动摇了他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最终，丁少纯为了买毛料子西服、利用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魂不守舍的他险些造成严重事故，最终在父亲丁海宽、丁爷爷、季有良等人的教育下重回正轨。n n然而，《千万不要忘记》并非单纯的社会主义教育剧，而是深刻折射出1960年代中国社会在工业化、集体化进程中，个体对“私人空间”与“日常时间”的丧失所产生的深层焦虑。该剧通过丁少纯这一青年工人角色的堕落与悔悟，展现了一个被“阶级斗争”话语彻底重构的生活世界——家庭不再是私密空间，休息时间被纳入生产节奏，个人欲望必须服从于集体目标。作者认为，这种焦虑并非偶然，而是现代工业文明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也是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压抑。根植于1960年代的时代特征，这种焦虑则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三重焦虑，具体体现为政权合法性焦虑、日常生活焦虑及作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书写焦虑三个层面。n n其一，政权合法性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宏大的政治背景。在国内，运动的失败客观上削弱了政权的绩效合法性，需要通过强化意识形态认同和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毛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是这种焦虑的集中体现。剧中丁海宽对丁少纯的质问，“现在是否还有阶级之分？”以及将丁少纯的个人问题上升到“忘记阶级斗争”、“背叛革命”的高度，正是这种高层政治焦虑在家庭和工厂微观场景中的投射。它反映了官方对社会主义政权能否抵御内外部“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侵蚀、能否保持“纯洁性”的根本性担忧。n n其二，日常生活焦虑体现出经济调整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职工生活，如增加补助、提高部分工资，使得城市职工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高消费现象开始出现。然而，这种改善与社会主义追求的“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理想存在矛盾。官方意识形态对“物质享受”、“个人主义”始终保持警惕，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剧中丁少纯追求毛料子西服、打野鸭子赚钱的情节，正是这种矛盾的具体化。官方担忧在消费、家庭、休闲等“生活政治”领域，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会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侵蚀，导致青年一代丧失革命理想。这种焦虑源于社会主义在“后革命阶段”如何规范日常生活、处理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关系的深层困境。n n其三，作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书写焦虑则代表了文艺政策与创作现实之间的矛盾。1962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批评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后又在1963年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这预示着文艺政策将收紧。“社教运动”开始后，文艺界被要求配合“反修防修”、“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创作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在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下，作家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既需要响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号召，又试图反映一定的现实生活复杂性，同时还要考虑艺术表达。丛深创作《千万不要忘记》的经历生动体现了这种焦虑。剧本从《祝你健康》到《千万不要忘记》的改名，代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胜利。原名《祝你健康》关注的是个体福祉和日常生活状态，这更符合经济调整时期“改善生活”的务实氛围。而《千万不要忘记》则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经过官方的审查与修改，直接引用毛的号召。改名标志着创作重心完全从“生活关怀”转向“政治警醒”，体现了政治权力对文艺创作的直接干预和主导，文艺创作必须无条件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中心任务，导致作家在个人观察、艺术追求与政治要求、审查机制之间挣扎，最终往往不得不妥协，使作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非独立思考的产物。n n在文章中，唐小兵也指出剧本无意中暴露了社会主义的三重结构性难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被简单化处理或者悬置，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1960年代社会主义模式内在矛盾的体现。n n其一，城市资产阶级出路问题。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理想下，小商贩、自由市场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姚母“工人阶级也得过日子”的生存理性与“投机倒把”的政治定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没有为这类人群提供合法的、可持续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路径。剧中只能让她成为“反面教员”或让她“离家出走”，问题被搁置。n n其二，社会主义内部等级制问题。现代工业体系和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造成了不同职业、地区、单位之间的差异。同时，“成分论”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固化了社会结构。岳母借来毛料子西服给丁少纯试穿，其目的就是让他在穿戴与生活方式上与大工程师形象靠近，阶层差异刺激了他以消费实现阶级跨越的幻觉。然而，剧中仅仅通过塑造“朴素”的邵永斌的工程师形象来回避社会主义内部客观存在的技术专家与普通工人的阶层差异，却无法消除它。n n其三，社会主义欲望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商品化本身生产出新的商品，经济调整政策改善了生活，但意识形态又要求抑制“资产阶级式”的个人物质欲望。这种欲望是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消费的自然产物，却在意识形态上被否定。剧中只能将丁少纯的“物质欲望”归咎于外部“腐蚀”，却无法为随之产生的欲望提供道德合法性。n n受限于剧本中暴露出来的结构问题，剧本的结尾处理得较为仓促。姚母的出路和思想改造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只是让她暂时离开或表示认错。而丁海宽则发表了一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演讲，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以此来填补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物质与精神矛盾。nn而作者的分析揭示：《千万不要忘记》的价值在于，它暴露了1960年代社会主义在“生活政治”领域的深层焦虑——如何平衡工业化纪律、物质欲望与集体伦理。剧本停留在文学性的“想象性解决”，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却成为理解那个时代政权合法性焦虑、日常生活焦虑与文化领导权焦虑的关键症候。正如唐小兵所言：“丁少纯的困境，实则是现代性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艰难起步。”nn参考书目：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话剧的故事背景发生于1963年春末的某个城市，主人公丁少纯是一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电机厂青年工人，新婚后受到岳母及妻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物质的欲望逐渐膨胀，开始讲究吃穿；与此同时，岳母还不断向他灌输“等价交换”、“多劳多得”等带有雇佣劳动色彩的观念，进一步动摇了他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最终，丁少纯为了买毛料子西服、利用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魂不守舍的他险些造成严重事故，最终在父亲丁海宽、丁爷爷、季有良等人的教育下重回正轨。n n然而，《千万不要忘记》并非单纯的社会主义教育剧，而是深刻折射出1960年代中国社会在工业化、集体化进程中，个体对“私人空间”与“日常时间”的丧失所产生的深层焦虑。该剧通过丁少纯这一青年工人角色的堕落与悔悟，展现了一个被“阶级斗争”话语彻底重构的生活世界——家庭不再是私密空间，休息时间被纳入生产节奏，个人欲望必须服从于集体目标。作者认为，这种焦虑并非偶然，而是现代工业文明逻辑在中国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也是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压抑。根植于1960年代的时代特征，这种焦虑则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三重焦虑，具体体现为政权合法性焦虑、日常生活焦虑及作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书写焦虑三个层面。n n受限于剧本中暴露出来的结构问题，剧本的结尾处理得较为仓促。姚母的出路和思想改造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只是让她暂时离开或表示认错。而丁海宽则发表了一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演讲，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以此来填补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物质与精神矛盾。nnn而作者的分析揭示：《千万不要忘记》的价值在于，它暴露了1960年代社会主义在“生活政治”领域的深层焦虑——如何平衡工业化纪律、物质欲望与集体伦理。剧本停留在文学性的“想象性解决”，虽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却成为理解那个时代政权合法性焦虑、日常生活焦虑与文化领导权焦虑的关键症候。正如唐小兵所言：“丁少纯的困境，实则是现代性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艰难起步。”nn参考书目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其中“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从现在起，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剧本的出现与改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阶级斗争与青年生活产生严重冲突的六十年代，“焦虑”成为普遍的风气，而以《千万不要忘记》等为代表的作品承载着“青年生活的危机与拯救”的意义向我们展现了“年青的一代”的生活道路问题。然而，细读《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发现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市民阶级、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贯串于文本之中，其之间的张力似乎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矛盾”——文本在否定“日常生活”与“市民阶级”的同时，似乎也在另一方面间接否定了“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这进而延展出新的问题，即作为“年青的一代”的丁少纯能否在这“双重否定”的纠葛中走出一个“新人”形象。
一、爱情、亲情与衣服：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分裂”与“重组”
在话剧及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爱情与亲情充当了展现日常生活与阶级斗争冲突的媒介。然而文本中爱情与亲情叙事上所展现的“自相矛盾”与“分化”又体现出了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各自的“极限”。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在爱情与亲情的叙事逻辑中形成“分裂”与“重组”反复的结构——一方面反对互相的结合，一方面又支持双方的互促；一面展现了事件的“美”，一面又暴露了事件的“恶”。这形成了二者的“不对称性”。
在文本中，呈现出两条爱情叙事线——丁少纯与姚玉娟的爱情、丁少真与季友良的爱情。在这一角度上，同是爱情，却标示出颠倒的逻辑。在丁少纯与姚玉娟的爱情当中，姚玉娟代表着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一方，或是姚母的另一个化身，形成了类似于“浮士德式”的时刻——向丁少纯发出“邀请”，诱引其内心的欲望。因而，他们“跳脱”的爱情也成为“被规训”的爱情。丁海宽对他们的结合产生了怀疑，“我当初本来希望你们晚几年结婚，可是你们都那么着急...好像晚一年就吃亏了似的”；甚至，作为丁少纯的朋友的生产模范季友良也对这段婚姻作出了直接批判，“你从结婚以后，就是不如从前了！”在这一层面上，呈现出“爱情解构革命”的模式。这是一次日常生活与阶级斗争结合的“负面案例”——爱情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面对阶级斗争进行了破坏；同时这也是一场“阶级联合的幻觉”——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机制是资本主义的“补充”机制，它使得无产阶级在日常娱乐中消磨阶级意识。而丁少真与季友良的爱情却是另一个的反向复制品——他们在爱情的“考验”中理解革命叙事并成功消解了自己。在剧作中，少真原本约友良五点半看篮球赛，然而友良似乎忘记了这回事，玉娟对她说：“这样可以考验考验他...要忘了那就说明你在他心里不占重要位置”，而少真却回答道：“我有点经不住考验了...”；而当少真为友良的“忽略”而生气离开后，友良道：“这么说我这是没经住考验？真复杂！”
叙事走到后面，少真又陡然对友良改变了态度，“可是嫂子，我心里觉得他...的确了不起”，甚至希冀地想象“也许他现在想起我来了，正在往这儿跑，来找我道歉...”，又兴奋地夸赞他，“他多能挖潜力呀”；当她再次碰到友良时，眼里闪着喜泪花，连忙拉住季友良的胳膊，说道：“别说了！走，挑云母带去！”在这一层面上，“考验”本身形成一个可以转化的面相——对友良的考验转化为对少真的考验，针对“爱情”的考验却指向了对“劳作”及“阶级”的考验，或者说丁少真在爱情的崇拜与日常的逻辑中对爱人进行了妥协，并且以自己的认知进行了想象性的解释，而把这一解释落实在“工作”的脉络中，进而理解了“革命”的叙事。换言之，这与西方马克斯·舍勒和奥尔格·许茨等人的理论“不谋而合”，他们指出了“日常生活”中情感对生活世界等他物的建构作用。回到《千万不要忘记》的文本当中，即爱情成为“诱因”，爱情自身生产出了少真对“什么样的爱情形式”的思考与认同，这里的“什么样”是对“新形式”爱情的追求，“新形式”获得了强大的解释力量，包括着工作叙事与革命叙事。
除了爱情之外，亲情也呈现出“对立”与“矛盾”。一方是以姚母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一方是以丁父为代表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二人所被文本既定的形象特征同时被自我的话语消解，其形象的“多余”叙事也溢出框架，进而一点点吞噬“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原本样貌”。实际上，“年青的一代”的斗争多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内部的斗争，并且多是以“关心”、“爱护”等形式架构起来的斗争，而姚母“日常生活”的入侵便体现在她将“日常生活”与“家庭感情”相勾连，形成了“太人性”的攻击模式，使得当事者双方都感到一种“无法应对”的“诡辩”——既无法拒绝其“亲情”的表征，又对其“无边的渗透”产生恐惧。在剧本中，姚母先是对穿着皮夹克的少纯进行夸赞，“你穿上这个显着精神多了”“像个技术员”，在少纯穿上料子服后，姚母更说：“像个大工程师。”
而当少纯说明买这么贵的衣服，爸爸会说他时，姚母又道：“你爸爸那人可真够小气了，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姚母以“亲情关系”与亲人之间的“关心爱护”的“善”且“美”的形式解构了少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与关注，使他后来面对父亲“你跟你岳母处的怎么样啊？”的询问，做出了“还好，她那人挺好处的”的答复。同时，姚母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无产阶级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甚至撕扯着无产阶级的信念，并说出了无产阶级的“心声”，通过干预生活形式的方式来使他们“活”——“工人阶级也得过日子不是？过日子也得花钱不是？”“工人就不许有点私事？少干一天活少领一天工资到头了呗”。实际上，这也是同样身为“人”的无产阶级的需求，也是六十年代“年青的一代”的生活焦虑，他们急需在工人生活中需找一个想象“欲望”的出口，而姚母给予了他们“合理化”的借口与“可欲求”的生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姚母的“真”在当时确是构成了消费主义的陷阱，确是潜在的恐怖性的面相，这也是姚母自身所代表的消费与城市欲望的“罪恶感”。而丁父也在其自身带有革命性的话语中展现出吊诡的一面。实际上，丁海宽对丁少纯的教导表现的不再是父对子的引导，而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者对资产阶级享受者的训斥，换言之，两人之间的亲情已渐渐被革命叙事消解，其中包含的不再是“爱”的流露，而更多是“革命”的坦诚。工作及阶级的叙事将私人感情转移到公共领域，在亲情中所仅剩的“爱”也在丁少纯的口中转化为“怕”，这种对父亲的“怕”的背后是对革命领导者命令的恐惧。伴随着这样的转化，父子亲情的叙事流向被“革命”与“阶级”的口号阻断而未能延续自身的发展。
这是文本中的爱情与亲情所引发出的对“日常生活”与“阶级斗争”的思考。另外，包含在日常生活中的“物”也进一步展现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这一“物”的逻辑是在“身体”的叙事上展开的，即用“衣服”来体现对身体的“爱护”。一方面是丁少纯借皮夹克和姚母让姚玉娟给丁少纯买料子服，认为其“体面”“干净”“洋气”；一方面则体现在丁父对“衣服”的认同。在《千万不要忘记》的剧本中，丁海宽面对自己的儿子穿料子服、拍写真照，他发出“抗议”，“毛料子是好东西，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它，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很多人能够穿上它，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是好事情！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而在《千万不要忘记》电影中，丁海宽让自己的女儿丁少真用这个月的工资买一件红毛衣，称“工厂里的年轻人都有一件”。
值得提出疑问的是，为什么把“衣服”纳入无产阶级未来叙事之中？丁海宽以及丁海宽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者们是如何构想无产阶级未来的？衣服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某种面相上，对“物”的认可与追求是否体现了丁海宽的局限性？然而又可以反向加以“辩驳”，一方面可以再次提出疑问——为什么无产阶级在文本中的形象是“不买衣服”“不换衣服”，甚至“油渍斑斑”，而资产阶级的代表却是“料子服”“西装”“皮鞋”，既“阔气”又“干净”？“可是，追求或者建设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难道就不是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现代目的？”一方面，又可以指出丁海宽事实上是“无意识”地把“衣服”这一“物”作为寄希望于未来的表征，这呼应了西方“日常生活”与“日常性”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日常生活使得生存意识与身体之间存在着内在无法抹消的距离和异化，在与资本主义日常性样态的抵抗下，同时并没有放弃“改造”日常生活的希望，即“毫不吝啬”地把资本主义的一面纳入到革命的未来希望的谱系中去。在这里，“日常生活”与“阶级斗争”互不成立、互为陷阱，成为叙事的障碍。
二、劳与嬉、公与私：时间和空间的“领土”与“道德”
在《千万不要忘记》的文本中展现出这样一个生产性的装置——不仅在生产时间，也在生产空间；不仅在生产“劳动”，也在生产“娱乐”；不仅在生产“集体”，也在生产“私人”。而时间与空间、劳动与娱乐、集体与私人的相互整合、配对形成了它们对各自领土的“宣战”与“争夺”。同时，在这背后也蕴含着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
在时间层面上，时间的“占领”体现在时间所被赋予的“工厂制”和“现代工业逻辑”意义以及其对娱乐/兴趣/休息的消解之中。丛深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中写到：“每天工人在工厂里只有八个小时，遇上开会也顶多有十个小时，可是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呢，其余的时间他们是在家里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过的...”事实上，这意味着被采访者团支部书记对无产阶级可利用的时间是不满足的，在他那里，“其余的时间”是被浪费的时间，甚至成为“罪恶”的时间，而工厂与开会所定义的时间才是真正的、具有正义性质的时间，于是到了《千万不要忘记》的剧作中，故事展开在八个小时上班时间之外，展现出无产阶级是如何“安排”与“统治”那些“其余的时间”的；另外，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的开头呈现出一个特别的构图画面——在工厂内，电机作为一个圆圈形成“时钟”的围框，季友良与丁海宽作为修理电机的工人共同构成了“时钟”的“时针”与“分针”，这似乎呼应着《大都会》里的镜头——卓别林意义上的“时钟”概念。
在这一层面上，时间被生产出来，进而被加速、被细化，而服务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关系。这是现代的工业化语境——在工厂劳作的时间成为“现代工业逻辑”下的时间，是被充斥的、被碾压的时间。因此，蔡翔提出的疑问成为一句警告，“尽管‘主人’这一概念帮助完成了‘年青的一代’从‘反对者’向‘生产者’身份的转换，但是，在工业化的历史语境中，机器、机器的异化包括人从这一异化中脱离的冲动，是否仅仅会因为所有制关系的变更而就此消失？”另外，我们还发现时间也在文本中有过“变化”与“扭曲”。当丁少真约季友良看篮球赛，剧本中安排的约定时间为五点三十，而到五点二十的时候，丁少真便“按捺不住”了，此刻，等待的瞬间都成为永恒；
在电影中，丁少纯与姚玉娟去买衣服，由于手表停针了，当他们看到马路边上的时钟时惊道：“都一点二十了！”；
而在打野鸭子一情节中，丁少纯向大刘喊道，“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大刘，你看看几点了”。
这是工业体系外的时间，时间在此扩大与缩小，形成不再确定的状态。当人物不再处于工业体系之中时，他们对时间的感知变得飘忽不定，换言之，工业体系外的时间是不可测量的时间或被取消的时间。据此，时间在文本内部体现的抽象意义展现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需求与挣扎。
在空间层面上，家庭与工厂和私域与公域形成对位，而私域和公域都在自身原有的“领土”上不断向外拓展疆界，试图吞并对方的位置，各自消除“公”与“私”的区别。从大的空间范围上看，唐小兵认为，丁少纯“即他想拥有的室内空间实际上是极脆弱的，几乎早已是公共空间的伸延部分，或者说已经处于外在公共空间的监视之下”，这一监视表现在他从门窗里能够望见工厂区。事实上，对“剩余时间”的“无产阶级性”利用已经使得工厂外的空间成为一种“假定”的工厂空间。而更聚焦一些，在这一虚拟的公共空间里形成了丁海宽的家与姚母的家所在的这栋楼房。
空间一定是社会空间，其背后一定揭示或掩盖着某些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这栋楼房构成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里面既有无产阶级，又有资产阶级，还有丁少纯这样的被动的“年青的一代”，由此，楼房里确立了一种“交叉”的社会关系。而进一步讲，楼房自身的设置又使得楼房营造的公共空间被割裂为两块私域——通过钥匙决定能否开锁。同时这一分割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姚母和丁海宽被彻底隔开，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彻底隔开。空间的生产实际又和空间内部物体的生产互相绑定，当一个空间内的物体被确定下来，这个空间便被赋予了意义，这是二者的共时性，于是姚母一家形成了与丁海宽一家似乎“决裂”般的私域——一方面是姚母家相片等物的存在，一方面则体现在姚母似乎从不下楼到丁海宽家串门。
然而，这一私域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即楼下丁海宽的家人们来串门之时，这是无产阶级的“侵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见姚母家所形成的私域对丁海宽家所形成的私域的“侵占”——在表演舞台上常以声音定义空间，即当声音从远处传来时，观众便知道了声音所在的相对空间，在电影中则体现为姚母在楼上往楼下的喊叫“娟呐！娟呐！”——这是姚母对空间的“整合”。
而当姚母一家作为楼房的一部分私域而成为个体的大公域时，其内部又形成两块私域——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住着资产阶级代表姚母，另一个房间住着“身份特殊”的“年青的一代”；然而，在电影镜头中，我们发现两个房间甚至是互相贯通的——丁少纯与其妻子的私域时常被姚母“入侵”而即将被整合为一个真正的大私域。在公域中包含着私域，在私域中也包含着公域，公域与私域不仅在两者中互相转化，甚至在一者内部其性质也发生变化。这是空间中“公”与“私”的糅合与“无法被审判”的一面。
除了具体而可被触摸的时空之外，文本中还存在着一个抽象的时空，即一种心理层面上的时空，也就是丁少纯写给姚玉娟的情书中所说的“无限的空虚”。“无限的空虚”作为一个独特的形象，它代表着一种“停滞的进程”与“无限的速度”。“停滞的进程”标示着恋爱空间之外的空间都是石头一般的空间，难以被突破；“无限的速度”则标示着一种对时间的预设——恋爱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此外的时间皆是“诡异”的时间。
于是在时空与时空之间存在一个“道德问题”——哪种时间是道德的时间？哪种空间又是道德的空间？然而，空间自身都没有给我们该有的答案。
三、无法被抉择的两端：“千万不要忘记”句式的魔咒
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原名为《还要住在一起》，1963年登载于《剧本》月刊时改名为《祝你健康》，后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号召下做了修改，并更名为《千万不要忘记》。从剧名的演变来看，“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剧名，仍然保留着“‘祝’你健康”与“‘还’要住在一起”的吊诡性，形成了其自身句式的魔咒，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或城市欲望以及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的变奏曲早已体现在这一魔咒之中——音符与音符相互牵扯，无法脱身，同时又在音符间的空隙中生成新的义素。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与《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千万”的词条为“副词，务必（表示恳切叮咛）”；在《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千万”则“表示从道理上或情理上必得如此；务必，一定”；而在《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中则将“千万”解释为“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劝告、请求和叮嘱”。而在语言学上，经常将“千万”与“万万”进行比较。当两者都表示对某一重要事件的强调时，“千万”稍弱于“万万”，语气上有商量的余地，而“万万”表达的语义是不容置疑的，无法商量，是一种强烈的禁止或否定。同时，又有语言研究者表示，“千万不要”这一句式表达的是叮嘱的语义。可见，“千万”和“千万不要”表达出一种商量语气，其说明“千万不要忘记”的语义背后表达的态度是摇摆的，甚至是无法被确定的。同时，“千万不要”这一句式只构成祈使句，而无法构成感叹句，或其自身表达的感叹语气十分微弱；而“千万”也体现了一种“主观态度”，即“千万不要”的说话人虽站在对方立场上阐述事实，其话语本身仍包含着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这也进一步说明“千万不要”所表达的对个人意愿情状的强调是不强烈的，也并不构成对被否定者的伤害与要求，仅仅形成“叮嘱”与“请求”的“硬度”，其背后的语义甚至可以被延展为“妥协”，同时其表达的“请求”甚至是“不成立”的，具有意愿的“单向性”——也是“‘祝’你健康”所表现的“只是想象而非现实”。
然而把话语补充完整，“千万”、“千万不要”所体现的商量语气与“千万不要忘记”后句子成分的缺失形成一种“退却”，制造出一个空洞的位置，标示出一个缝隙或空白，这与西方梅尔维尔笔下的书记员巴特比“i prefer not to”形成结构性的对应。
然而，有读者可能要指出，在1964年出版的《千万不要忘记》的单行本里，剧本内部结尾处首次添加了丁海宽“意味深长”的点题式警句：“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一角度上，“千万不要忘记”与“阶级斗争”似乎已然形成默契的联系。
但在结尾警句的出现之前，“千万不要忘记”被放置在剧目的位置上，便已然发明了一种新的逻辑——一种独属于读者的选择逻辑，即“千万不要忘记”后接引之物为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引起了读者对一种“绝对使命”的想象。然而，在结尾丁海宽的话里，“千万不要忘记”又找回了那个动词形式“阶级斗争”，这个动词与“千万不要忘记”相连，将它补充成完整的句子，于是句式就因此失去了作为标题时的神秘色彩。实际上，剧目所达成的选择逻辑已经被引向了“预设”，这一“预设”足以在暗中破坏着丁海宽言语活动中的既定联系——这个句式割裂了“阶级斗争”与句式的结合。德勒兹在《巴特比，或句式》中称巴特比的“i prefer not to”具有古怪之处，“那突如其来的结尾not to使得被句子否定的东西变得捉摸不定，赋予了句式一种极端的品质，一种功能—极限（fonction-limite）”。“千万不要忘记”的句式总是让人联想到其后跟着的词，后者可以补充前者，甚至可以取代前者的特殊的重要地位，或者同句式内部所形成的“否定”一起形成或此或彼的抉择的可能。在这一层面上，“千万不要忘记”作为剧名所引发的言语活动受到了“分配”，却又是不完全的“分配”，在一系列客观明确的根据之下，又指示着不同的动作。换言之，“千万不要忘记”的特殊位置与其自身的新颖的语言，令它身后的词语“逃逸”，同时将自身的句式推至极限，从而发现了自己的外在，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也可能是“日常生活”，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也可能是“资产阶级”。甚至“第三条河”。同时，再看向“千万不要忘记”内部的否定，“千万不要”否定的应是“忘记”“某种东西”，而在这里“某种东西”被取消了，“忘记”也同时失去了意义。否定脱离了被否定者，或“不要忘记”后的省略通过延缓被否定者的到来致使被否定者变得模糊，也使被肯定者变得虚无。而如果执意要把“阶级斗争”纳入“千万不要忘记”的句式之中，可以被说明的是，否定之后若永远跟着被否定者，很容易掉入被否定者的逻辑中去——被否定者是“忘记阶级斗争”，换言之，被肯定者是“阶级斗争”，而被否定者是“日常生活”。而被否定者的逻辑体现在《千万不要忘记》的文本内部，就形成了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的“互相争夺”，也暗示着文中所体现的“‘还’要住在一起”的“诡辩”——资本主义社会是可纠正的而非需要彻底推倒的，这也是剧作最后“姚母仍然被留下”的局限性。
接续着上面的观点，“千万不要”的否定不是绝对的否定，它根据自身的逻辑选择了可能的肯定的存在，抉择了可欲求的秩序——无产阶级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它也是毁灭性的，它无情地排除了受渴求之动作——它表面上取消了所针对的、所否定的“日常生活”或“资产阶级”或“城市欲望”，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它似乎保留的另一个词“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千万不要忘记”既不是肯定句，也不是否定句，它使得“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成为“不能被比较的对象”，成为“无法被验证真伪的双方”，它们无法互相区别，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补充是“必须否定一个，好让另一个变得不可能”。这形成了一种“无疆界”的抉择。
四、“天使与魔鬼”、“儿子与父亲”：丁少纯们的未来如何可能？
“千万不要忘记”的口号由丁海宽发出，而其句式的重量却放置在丁少纯身上。作为《千万不要忘记》中的重要人物，丁少纯与丁海宽以及姚母的关系是否具有某种神秘性呢？他们的关系是否也意味着生成一个“新”丁少纯的可能？或丁少纯们的未来如何可能？
德勒兹在《巴特比，或句式》中运用“天使”与“魔鬼”的象征解释了巴特比与诉讼代理人的关系，而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也形成类似的同构模型——丁少纯表现为“天使”，而丁海宽和姚母则同等代表着“恶魔”。在德勒兹的描述里，天使“几近愚蠢，无辜纯洁，天生如僵石”而“情愿选择”。事实上，丁少纯便患了这种多愁善感的“违拗症”，即他的“犹豫”与“摇摆不定”。“日常生活”与“阶级斗争”的不对称性造成了丁少纯的“口头禅”——“可也是”，这是他在打野鸭子与取工厂做试验之间的徘徊；而当季友良无奈时，“你就会说‘可也是’”，丁少纯打算作出决定，然而其决定的方式却是“我要单，你要双，你赢了我就不去打猎”，换言之，他并非由他自己作出决定，而是把问题抛给具有“不确定性”的猜拳，这意味着内心的“无根据”。其次，在《千万不要忘记》电影中有一个有趣的场景，丁少纯在房间里回想钥匙的来处与去处，他的神色在放松与惊慌中反复，他的话语在“拿了”与“没拿”中跳跃，艺术的夸张化更展现出其言语与目的的“无法安置”，即他始终处在一种“空白”之中，他始终与两方“对峙”，于是他甚至生成了一种“亦魔亦圣”的“肉身”。
而作为“魔鬼”的丁海宽与姚母“游荡在同一个世界，形成了有规律的交替”。所以，丁少纯代表的“天使”，既是被魔鬼附身的人——时而被无产阶级附身，时而被资产阶级附身，同时他也是石化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的句式使他接受一切又拒绝一切。他被两种“天性”的矛盾所撕裂，又不具备其他两种人的气质，他更多的是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证人，是作为日常生活与阶级斗争妥协的讲述者与阐释者，他没有被卷入某个问题当中，他自身就是那个最高的问题。
同时丁少纯也成为儿子，不仅仅是独属于某一个人的儿子，而是虚无的儿子或是所有人的儿子。他是儿子，而丁海宽与姚母承载着“父亲”的形象——不属于血缘关系上的父亲，而是行为意义上的父亲。一方是作为背叛者的被抛弃的、“没有父亲”的儿子——丁少纯与丁海宽之间的血缘关系被“革命”与“阶级”叙事架构而变得“不可为继”，姚母虽从“关心爱护”角度出发却属于“不纯粹的”而具有“引诱性质”的亲情；另一方是吞噬自己孩子的恶魔般的“父亲”——他们都或是直接将丁少纯拉入自己的“疆域”，或是一点点“淹没”他。他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的、善良的、以庇护者形象出现的父亲，但是他们都无法阻止互相作为“恶魔”的彼此，因为对于他们自身所拟定的行为原则与阶级生活规范来说，“魔鬼”的动作总是过于迅速而无法被捕捉，同时他们也并不拯救无法背负责任的“无辜之人”丁少纯——在丁海宽身上表现为“那还能把他装在保险箱里？”，对丁少纯持“考验”态度，
在姚母身上则表现为“给‘你’儿子买了一套毛料子衣裳”，即当她被质疑时，总把自己与丁少纯的关系扯远而把事实抛给丁父，
进而他们都以“法则”——两种生存逻辑——的名义“屠杀”了丁少纯。于是，在“父性”的面具下面，他们拥有了两重身份：他们对“无辜者”有一种真正的爱，但是他们也以自身的方式中断了同他们所爱的“无辜者”之间的协议。
在“天使”与“魔鬼”、“儿子”与“父亲”的层面上，确立了一个不可区分的、无法辨别的的区域，丁少纯既是一个孤立的思想者，也是两个“魔鬼”的产品。他被抛向了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域，形成一种极度的靠近与一种绝对的相邻关系而非相互包含的关系。同时，丁少纯“天使”的身份在丁海宽的叙事逻辑下也预示着“人们还期待从他身上走出一个未来或新世界的人”，这一“未来的人”在丁海宽那里编织着无产阶级革命者或工人阶级的血肉，而在个体的丁少纯那里，由于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气味，使得他的“未来的人”成为一种“总体性的人”的生成。这是一种“弥赛亚主义”——丁少纯既不是作为过去的资产阶级，也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他成为“瞬间”。他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规定的时间内开启，成为一种“被促成、被把握”的，甚至“被抛弃”的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时间。然而需要被质疑的是，丁少纯身上的“弥赛亚”时刻能否被开启？在时空的角度上看，他成为了某个被压垮的，被大工厂机械化的人，成为不断被劳与嬉、公与私撕扯的人，成为一个疲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代表着一个个处于尴尬时刻的“年青的一代”是否仍具有能量去创设一个“新的未来”、“总体的社会”？他能否成为一个“救赎者”？一个不同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新人”？德勒兹给出了答复，“如果说人类能够获得拯救，魔鬼与天使能够互相和解，那也只有在父亲功能的分崩离析中才能实现”。“无疆界”的抉择给出了答复——丁海宽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消解了他自身的话语权力。这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句式的魅力，丁少纯们的未来在“千万不要忘记”中成为可能。
五、结语
吴晓东曾说，当我们身处的时代中，作品不再自带解码系统时，辩证批评就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评论、破译、诊断”等重要的功能。在当今时代对《千万不要忘记》的再解读，突破了作品所在时代自身的框架，形成了对当下时代的可理解的建构。“再解读”甚至“误读”体现出《千万不要忘记》其文本内部蕴含的叙事潜力与更为复杂的层次和面向——它成为八十年代人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的前奏，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青的一代”真实遭遇的困境与迷茫。于是，把《千万不要忘记》放在当今的语境下，也使所谓新的“年青的一代”产生共鸣，标示着他们所前进的方向和可欲求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丛深著：千万不要忘记（又名 祝你健康）（四幕五场话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
［2］熊庆元.被规训的“爱情”:《千万不要忘记》中的情感政治[J].妇女研究论丛,2022,No.170(02):94-103.
［3］唐小兵著：《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载《英雄与凡人的时代 解读20世纪》[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01，p138.
［4］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生活政治[J].文艺争鸣,2009,No.(08):53-70.
［5］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J].戏剧报,1964,(04):29-30.
［6］ （法）吉尔·德勒兹著：巴特比，或句式，批评与临床[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01.
［7］韩超.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气副词“千万”与“万万”的多维对比研究[D].导师：禹平.吉林大学,2017.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观后
/范达明/
影片《千万不要忘记》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现实。影片的矛盾冲突集中地表现在丁少纯这个年青人的身上。以丁海宽等人为一派，和以姚母等人为一派的对立的思想意识在丁少纯身上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革命的老一辈要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而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思想意识则“有意无意地”要让年青一代背叛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作为一个现时代的年青人丁少纯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没有经得住考验。每每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浪潮向他冲击时，他说什么？——他竟然不住地对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说：“可也是！”
丁少纯他不能分辨社会上各种思想意识浪潮中的是与非，不知道在这整个浪潮中除了勇往直前的明流——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以外，还潜伏者一股较为躲藏的暗流—— 一股资产阶级唯利是欲的潮流。这明流与暗流无时不刻地在斗争着。然而一些人却看不清这斗争或忘记了这斗争，正如影片最后丁海宽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而丁少纯正恰恰看不清楚这种阶级斗争，忘记了这场阶级斗争！
——当丁少纯刚在父亲、妹妹等指责下，下定决心戒烟的几分钟后，姚母让他品品几种香烟的滋味，他开头说自己下决心戒烟了，并说：“抽烟对身体不好！”姚母说：“没见谁抽烟抽死。”他退一步说：“戒了烟也省钱。”姚母又说：“没见谁抽烟抽穷了，戒烟戒富了！”到这时，他竟然被姚母说服了，附和着说：“可也是！”一边划火柴点烟吸了。
——当少纯和玉娟发现姚母竟拿打回来的野鸭子进行贩卖，感到不对头。可是经姚母一说后，玉娟说：“咱们吃了也是吃了；咱们省下吃的，换点穿的用的，我看也合理！”经玉娟这一解释，丁少纯反倒像开了“窍”似的，又说“可也是！”这样，打野鸭子贩卖在丁少纯眼里被认为是合法的了。
——当少纯正在厂里紧张地工作，玉娟打电话给他，要他马上赶火车去郊外打野鸭子，并且说148元的衣服是借了钱买的，要还人家只得靠打野鸭子换钱来解决。少纯这一听，竟然对着电话机又说道：“可也是！”决定马上就去。这时他不但忘记了自己就因为打野鸭子而被人指责过，并且忘记了这时他正在上班。这样，青年工人丁少纯竟为了打野鸭子而矿工了。
……
“可也是”本是丁少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句口头禅，然而在这里，这句口头禅已经成为了丁少纯向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屈服的“口头禅”，已经成为了他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行为视作合法的“口头禅”， 已经成为了他本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行为渐渐滋长和泛滥的“口头禅”。
而丁少纯所以会向资产阶级意识和行为屈服、视之为合法，并且自己本人也渐渐滋长起这种思想，加入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投机贩卖活动中，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向他进攻，忘记了阶级、阶级斗争的缘故。
列宁说：“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丁少纯经不住阶级斗争的考验而变质的过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丁少纯对着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为不住地说“可也是”，根本上忘记了阶级、阶级斗争，有意无意地走上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几乎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因而同时他也就有意无意地背叛了无产阶级，几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年青一代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把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背叛老一辈的革命传统，那么，对于现时代的阶级斗争，就正如影片中的丁海宽——革命的老一辈最后向我们呼吁的那样：“千万不要忘记”！
1964年10月15日写于杭州南山路（本文系当年读浙美附中高三年级语文课的命题作文）
2024年9月22日22:50录入电脑于杭州信义坊
竺志华老师批语：
论证得较为完全，抓住了少纯变质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加以分析和批判。特别是抓住了性格化的“可也是”加深，这样少纯的变质过程就清楚了。
作文评分：85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牛顿第二定律揭示出，所有思想意识的范畴，都离不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引力束缚。n《千万不要忘记》这部1964年的电影，通过工人阶级的视角，展现了旧社会（当今社会）的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影响，告诫观众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没有消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如电影结尾所说：“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间就进行着，这是一种不容易看的清楚的阶级斗争，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n当今社会应该怎么看待这部电影？在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人们是无法理解当时推崇的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甚至很多人认为电影是压抑的，是对个人欲望的压迫。毕竟如今的价值观和电影里展现的已经相差甚远了。n但是如果暂时抛开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原谅我一时激动扯了这么多），那这部电影作为那个时代的缩影，告诉我们在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基础下，为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什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继续革命。n最后，电影本身的摄像非常优秀，镜头下生产电机的车间宏大，壮丽，生机勃勃，正如当年这片土地上共产主义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