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 / 萧红传 / The Golden Era

10月1日去二刷《黄金时代》，开场前后面坐着的男生给他身边的女生科普背景知识：萧红这个人文章是不错，但为人我确实欣赏不来。据说她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她掐死了。女生：是吗？是不是萧军的孩子？男生：对的。而且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怀着上一个人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就怀着孩子，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怀着萧军的孩子。女生：唉，那你还来看，还不如看《亲爱的》呐。男生：但是是许鞍华嘛，我想看看她拍成啥样。

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影院黑下来，观众们最熟悉的广电小龙摇摆着闪着金光，宣布这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开始了。

1、
许鞍华为什么要拍萧红？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抛开文学来看萧红的一生：流亡过不少于七座城市；跟随过四个男人；抛弃过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死因成谜；不能排除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曾卖身维持生计的可能性……有了解她经历的人评价这是个“脑子不好的女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名成功的女性导演、一名知名编剧，在明知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非得执着地选择这样一个女人来拍。

许鞍华自己说的原因是：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把萧红的问题弄清楚了，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许鞍华会面对什么问题？
47年出生的导演，年轻时留洋学电影，回香港投入电视大战的海洋，1979年开始拍长片，所谓“香港电影新浪潮”中的唯一女性，有一群野心勃勃想要改变香港电影的小伙伴。将近四十年过去，小伙伴们从商的从商，退休的退休，就她和少数几人还在拍着。她是最穷的，徐克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她还一直为着找钱的事情发愁。
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一生没有绯闻，被问快七十岁的现在是不是她的黄金时代时呵呵笑着说：我觉得是吧，以前拍戏总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追组里的男同事，现在终于不会有人这么说了。

这样的导演，和萧红会有什么样的共同问题？

2、
萧红面对什么问题？
之前说萧红“脑子不好”的人，指出她总是会和不能照顾她的、会在关键时刻丢下她的男性在一起。
是的，选择一个好男人，就是所谓的女人的一等智慧，连我爸都在教训我时跟我说：找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个，明白吗？
封建社会里“有幸”成为“妻子”的女人，由父母或长兄来决定婚姻，萧红生于民国伊始的1911年，20岁上下的时候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和表哥私奔到北京，被抛弃后回呼兰河老家，为了面子父亲连夜举家迁往阿城乡下。
电影里，冰雪覆盖的夜色中，摇摆的骡车上，萧红的表情没有一丝悔意，绝非柔顺地服从了命运。
而后她投奔了被自己背叛过的未婚夫，这个男人的家族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财力，故而可以负担两人的生活。后来，应该是家族切断了对俩人的经济供给，某个夏夜，未婚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她。
接下来就是萧军，萧军于困厄中拯救了她，发掘了她的才华，将她带进文坛。但作为一个大男人，萧军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女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比自己更高一筹。于离乱中，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于战斗的好武的萧军，与甚至不愿为了乱世中国家救亡而写作的、专注于个人创作的萧红，分道扬镳。
再接下来是端木，与萧红在文学上最合拍，性格却懦弱怕事，屡次抛下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萧红离去。
萧红生命中的男人们，才能心性不过如此。她应该是看不起大部分的他们的：不为被初恋的表哥抛弃而哀伤后悔；跟随未婚夫来到大烟馆，被门口的年轻男人当妓女来调戏，她的眼神里也只有讥讽；大着肚子在战乱的武汉被端木抛下，人家问她“端木怎么不带上你？”她嗤笑一声：“我干嘛要他带啊？”在重庆时，萧红在桌前回忆着一两年前和萧军一起与鲁迅的相识，此时时移世易，身边的已经是端木，她回头看端木的那一眼，绝不是充满新婚的柔情蜜意的。作为一个以经历写作的作家，她甚至不将自己与他们的感情写进文章里。
然而她的生命又必须依附于他们，只因为社会的规则是他们写下的，时代没有贫穷的女性作家自给自足的空间。同样生为女作家，白朗和梅志都依附于丈夫而活；丁玲则必须像个男人一样，抹去自己的女性特质而活得风生水起。
所以，还能说萧红脑子有问题吗？她只是太饿了，只能躺在徒有四壁的小床上，闻着四邻飘来的饭菜香，等着郎华带着面包回来。
而即便是这样的困顿，在她的笔下也幻化得充满生气和天真活力，她仿佛就是荒诞和反讽本身。

3、
所以说许鞍华和萧红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是在这种别人制定好的框架里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吧？
也许是如何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绯闻会比文字更让人感兴趣、别人会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追组里的男同事而拍电影而不是真的只是爱拍电影，的同时，笑一笑，坚持自己的创作吧？
也许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在知道自己失去一个好职位只因同龄的未婚男青年不会有为生孩子请产假的风险时不要当着HR的面呵呵一笑吧？

女人们仍被教育着：男人出轨嫖娼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为了家庭和谐和孩子教育是要隐忍的；穿着妖娆上街是不对的，被强奸猥亵是活该的；失去贞操是可怕的，被强奸了是肯定会带着全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
男人在妻子怀孕时出轨司空见惯，女人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就会连带这个新男友一起，被当奇葩取笑了。
号称国富力强的如今和萧红那牢笼里的黄金时代有什么不同？
人们总是惯于不加思考就施以评判。缺乏善意、尖酸，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愚蠢才是最大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害人害己而不自知。

4、
十多年前我读高一的时候，每天都和前座的男生吵架，吵架的主题永远是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男生的观点是古代时婚姻有很多种功能，古代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非常少，婚后必须依附丈夫而活；而且古代的男性是有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社会责任的，娶妻再纳妾是为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爱情多半不在其中；古代男性最容易发生灵魂共鸣的地方是青楼，与多才多艺，彼此不负有生育义务的妓女间，建立平等的爱情关系。
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当时我自然是不能忍受这种说法的，我的观点也不用赘述，无非是抨击男人自私，只为自己考虑，不顾女性感受之类。
后来跟这个男生决裂了，人生唯一一次因为三观问题跟人决裂。
年纪太小了，不理性，不懂得客观地表达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自己是否要选择那样去做，是不一样的。
妻妾制度表面上已经被文明的法制社会废止了，而实际上仍是：有权或有钱的男人（达官贵人）堂堂地有妻有妾；自认为有知识有才华的男人（秀才）有妻子也有红颜知己；一般工薪阶层的男人（百姓）有一个妻子，并对上述两种人羡慕嫉妒恨；大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社会闲散人士打着光棍。
愤怒也改变不到事实。
占有大部分资源的少部分人，总会制定规则与潜规则，将自己现有的资源来保护，并方便攫取更多资源（法律也是这样诞生的）。到这个层面，讨论的只是压榨，和性别已经无关了。

5、
除了萧军和鲁迅以外，其他男人对于萧红的意义类似。
先说说萧军。
二萧第一次见面，萧红形容憔悴，头发干枯而凌乱，面色泛青，嘴唇开裂，背着和落跑的未婚夫共同欠下的600元巨债被关在东兴顺旅馆，还怀着孕。连冯绍峰都说：我演萧军，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爱上她啊？
一开始萧军在萧红狭窄的房间里手足无措，后来无意间翻到萧红的画和诗，感受就不一样了。此时电影插入了二人情深意笃时居在商市街，萧军在萧红身边写文章回忆二人相遇这一幕，银幕上放大的萧红特写眼睛下有浓重的青影，鬼气森森，一双眼睛要看到人心里去，比起美丽，更恰当的描述是渗人，而年轻的萧军感情充沛地写道：我面前的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萧红用自己一双巧手为萧军缝衣做饭，打扫房屋。在挨打之后仍陪他出席社交场合，轻声细语地为他解释、掩饰。
萧军当然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毕竟她的一生这么短。关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冯绍峰说“萧军这个人的爱情哲学是边走边看，见一个爱一个。”李樯说：“我们愿意善意地、一厢情愿地替萧军去认为萧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子。”这样的一厢情愿，在萧军与真正的妻子王德芬结合并养育了八名子女、白头到老的事实面前，也显得颇无力了。年老的萧军回忆着年轻时这段情事不可不说温柔，既因为一个大男人的怜惜，也因为萧红的传奇——八十年代萧军到香港，还找到为萧红采访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人，问他为何不来找自己。
不得不为萧红感到不值，同理还有最近常被拿来和她对比的张爱玲，所谓爱一个人就为他低到尘埃里，莫非真是女人的软肋？
但这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就是值得的、自由的，旁人又何敢置喙？
在相偎取暖的东北，二萧穷困潦倒时，萧红对自己的才华没有认知，有一次她问萧军：“你看上我哪儿呢？”萧军说：“你的才华啊！”萧红追问：“那如果我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才华呢？”
此刻一个伟大又脆弱的作家被还原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样子，她取来蜡烛，摆在床头，噙着泪写下《弃儿》，写被她送人的第一个孩子。而在她和萧军的爱情死去后，她选择抛弃了（也许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许还因为她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

再说说鲁迅。
萧红的父亲对子女和家人冷漠疏离，教会她人间的“爱”的，是她的祖父。萧红人生中最斑斓的一段时光，就是和祖父一起在老屋的大院子里玩耍的时候，电影里祖父去世那天，玩耍归来的小萧红跑进停着祖父遗体的房间，被父亲一脚踢到地上，看着父亲冷峻的眼神，她知道，天堂已远，自己从此被孤单地抛进冷漠的人世中了。
同样的悲痛，在鲁迅先生逝世时发生，我想萧红对鲁迅是有那种对祖父的依恋的。中学语文课本上节选的《回忆鲁迅先生》开头一段，萧红写鲁迅品评她的红衣服，被电影放在了鲁迅逝世、二萧分手，萧红与端木暂居重庆，准备南下香港前的一刻。萧红已经知道自己“必将孤苦以终老”了，回忆中的这个场景，却斑斓明媚的不像话，这样的明媚，在电影中之前有鲁迅的段落里，从未出现。

这一刻已是萧红生命最后的华彩，从此以后，她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用李樯的话说“香港是萧红离死亡越来越近的地方，也是她离文学越来越近的地方”“她生命中的一切道路都走到了尽头，仿佛只剩文学创作的权利了”。

6、
历史中的萧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悲悯地让萧红始终知晓自己的命运。
影片一开始，黑白色的萧红便对着镜头讲述着自己的生卒年月；萧红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萧军争吵时，就对他说：“我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写点东西”，此时萧红27岁，年轻壮健，如何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重庆码头告别好友白朗，萧红说：“朗，我祝你永远幸福”，白朗说“我也祝福你”，萧红脸上又挂起那丝讥讽的微笑：“我吗？我的命运不是明摆着吗，我将孤苦以终老。”
这也是许鞍华和李樯给予萧红的善意吧。

全片我最爱的镜头，是大肚子的萧红没有赶上去重庆的夜班船，摔倒在武汉码头爬不起来，就势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月亮从乌云遮盖中穿出来，身在困窘中，本应忧虑烦躁的萧红，嘴角竟然有了一丝微笑。这个镜头和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住院时，窗口升起一轮巨大到诡异的金黄色明月的镜头，重叠了。
一个女人来到了这个时候，终于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从此无论生往何处，死往何处，不再重要。

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韩松落

　　三个小时，不觉得长，身为写作者，在《黄金时代》里看到的，是让我喉头为之一热的命运关键词：相遇。
　　河与河相遇，野火和野火相遇，人和一群人相遇。相遇改变人，相遇改变时代，让蝼蚁变成神明，让绿皮火车变成银河列车999。让一个东北乡下的小姑娘，凭借一支笔，凭借那些不起眼的字与词，火烧云、倭瓜花、河灯、小团圆媳妇，汇入洪流，在刀枪不入的历史上，留下一声咳嗽。
　　相遇之前，萧红的生活支离破碎，电影对此毫无粉饰遮掩。未婚夫汪恩甲、表哥陆振舜，陆续出现在她生活里，或多或少，改变着她的生命轨迹。但这些相遇，是生命准备期的相遇，是次一等的，狗粮般的，不足以喂养她。她和他们相处时的顺应、懦弱、反悔、挣扎，所有这些显得狰狞，被人视为狗血的举动，是她对他们的不适应，是一个人被狗粮般的满足拘禁时的必然反应。
　　能够算作相遇的机遇终于出现，遇到萧军，遇到东北作家群，遇到该遇到的人，所凭借的，无非一支笔。他们讨论读书写作、爱的哲学，排演戏剧，在新年夜欢歌笑语，在街头和另一群年轻人拥抱。作家廖伟棠说，《黄金时代》里有一个青春中国，那青春中国，绝不是虚无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群人的拥抱，是他们交往中的灵光乍现，是琐碎谈话累积出的诗歌，他们因为写作相遇，相遇也成为他们写作的内容，他们的相遇像蝴蝶振翅，掀起风暴，至今不歇。
　　即便相遇，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夭折、动乱、倦意都在发生，有人死去，有人被捕，有人悄悄退出那个时代，也有人谋求更大的相遇，例如萧红，她去了上海、青岛、武汉、香港，遇见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聂绀弩、舒群、罗烽、蒋锡金、骆宾基、端木蕻良。所凭借的，还是那支笔，笔是咒语，是让人们一瞬间心神相通的魔杖。所以，她的故事天然适合电影，她的经历，正是约瑟夫·坎贝尔所说的那种“英雄的旅程”。
　　有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罗列许多名人，更像一部社交史，但正是许许多多个萧红的相遇，成就了许许多多个“黄金时代”。海明威从美国跑到巴黎去，和那一场流动的盛宴相遇；柯莱特从外省跑到巴黎去，和普鲁斯特、德彪西相遇；亨利·卢梭从海关收税员的职务上退休，和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相遇；还有罗克韦尔·肯特丢下锄头，从缅因州跑到纽约，莱昂纳多·科恩扛上吉他，搬进切尔西旅馆，紧跟着发生的，也都是生命爆炸般的相遇。
　　读他们的传记，看到他们艰苦磨练自己、遭遇劫难、贫困潦倒，饿到出现幻觉，我都毫无同情，我知道他们必然遇到相遇，天将降相遇于斯人。为了出走，为了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他们抛妻弃夫、丢下儿女、欠债跑路、声名狼藉，他们无耻透顶，他们一点都不要脸，但和相遇之后的万卷诗书比起来，那都是细枝末节。
　　《黄金时代》最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此，它没有回避萧红的戏剧性情感，给了她的情史以充足的戏份，但最终却用貌似平实，实则风雷激荡的笔触，写出了人们是怎么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最终汇聚成一块新的大陆的。电影中，萧红死去后，丁玲、蒋锡金、骆宾基或者黯然神伤，或者悲痛难抑，那不只是本能的物伤其类，更是因为，他们所寄寓的大陆流失了一块，那是所有人的丧钟。
    这样的电影，必然不讨好，但是，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曾把《呼兰河传》和艾米莉·勃朗特以及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探讨生命里特别原始及不讨好的东西”。这见解惊心动魄，也足以说明，即便在去世七十年后，萧红仍然能获得理解，相遇还在发生，和这样的相遇迎头相遇，是我们这镀金时代里，一道金子般的光。

《黄金时代》和《一代宗师》很像：标题很大，不肯把自己老老实实简单定位成某位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叙事很细碎，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平淡之中见真情，明星也是老百姓”；台词有亮点，前者是把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记中的句子一支支捋下，插在人物头上，后者则留下无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金句。

以上是昨晚我在煎熬中看片的第一体会。

昨晚在宝山万达看的提前场，放映后有明星见面会。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得我肠胃煎熬，后排的汤唯粉丝响亮地嗑着瓜子，瓜子皮洒落一地。好容易捱到结束，再等明星出现。汤唯、田原都漂亮，冯绍峰、朱亚文也端得是明星范儿。提问环节，我得到了提问机会，强压砸场子的冲动，问出一个“你们觉得你们和角色有什么契合点？”的问题。明星们不知所云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只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回到电影，电影的细节不想再刍议。批评它细碎，可以反击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演员塑造差，可以反击说“这是间离效果”；批评节奏、批评编剧...总好像在替没批评到的其他部分开脱。

若我警醒自己保持恭敬，我会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努力了，看得出。若我稍一放肆，我就得说：这片儿的导演、编剧、演员压根没有理解自己试图表达的命题。

王家卫把《一代宗师》拍成了一代打架唯美、在个人感情与国仇家恨间纠结的金句发明大师，许鞍华把《黄金时代》展现成了一群服装极尽精细、旅程踏遍全国的俊男靓女，哪怕考虑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笼子”里的，那笼子也不过是病和穷。

明明把时代命题的牌坊竖了起来，却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竟以为用服饰、对白、生活细节的真实就能铺陈出时代感——这难免说明，电影的制造者，根本就没有理解时代是怎么回事。

时代应该是一种控制感。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时代应该是一种强力的逻辑，它能解释一个东北地主家庭的闺女为什么异想天开追随表哥逃到北平求学，也能解释一名著名女作家何以刚过三十就死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岛屿。

时代不是呈现，它不是告诉我们这些过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二萧分手的罗生门？

它得告诉我们，这些逝去的人、事、物，缘何被时间定格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个问题很难，但不容躲避，特别是当“时代”这个词已被豪迈地写在标题中。你可以寻找角度去回答它：写孤儿的狄更斯，写老处女的巴尔扎克，写婚嫁的简·奥斯汀，写通奸的王小波，甚至写《呼兰河传》、《生死场》的萧红本人，都交出了他们的答卷。但对于这部《黄金时代》来说，编导演三方都像是裸考的学生，并且宁愿贿赂考官博得同情来通过考试，也不愿直面考题，献上自己脑中（或许可怜的）所有。

逃避回答会造就最糟的结局：纵使许鞍华、汤唯甚至萧红，这些名字本身，便可赚得太多宽容和同情。但从回答“时代”命题的角度来说，哪怕是《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都足以各扇此片五个耳光。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



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

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

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

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

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