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诉》(Doubt)在本年奥斯卡金像奖中共获得五个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女主角、男配角以及两个女配角。《圣诉》原为John Patrick Shanley创作的戏剧作品，2005年夺得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 for Drama)，去年原作者自导自编再搬上银幕，人物自然多了。戏剧版本中只有四个人站在舞台上——艾修女、费神父、珍修女和穆勒太太。四个奥斯卡演员提名就是这四个角色，据说饰演校长艾修女的梅丽史翠普和琦温斯莉、安祖莲娜祖莉现在是三强鼎立。
最后，一贯冷酷的艾修女在用心理战赶走了神父之后，握紧袖中暗藏的十字架，终于失声痛哭，" I have doubt...I have doubt..."。 这个结尾给我的震撼很大。因为她终于发现很多事情超过了想象。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同盟，一个完整的组织。它几乎透露了那个时代美国神职人员的普遍的信仰危机。肯尼迪被刺杀，政治动荡，民心散落，教会堕落淫乱，肤色歧视……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被无情刮来的风雨和落叶掩盖。
神父在片头那篇关于“Doubt”的点题讲演是有所指的，就像艾修女怀疑的那样，there must be something from which it comes out. 那就是，这种怀疑已经发生在了神父自己的心里，上帝已死，有些罪是告解无法卸脱的。这从神父多次闪烁其词的眼神里，他无力地告诫修女别插手，他过于激动和愤怒的自我保护里，都早已昭然若揭。他所做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所以开场那篇"Doubt"的讲演，其实颇有深意。神父说的这句话，我在当时就颇为触动，知其必然在后段大有文章。他说："Doubt is just as powerful and substantial a bound for us as certainty. When you get lost, you are not alone." 在当今中国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也是如此。当你感到茫然迷惑。你不是一个人。
同样在1964年，同样是在一个天主教学校里，只不过故事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纽约布朗克斯，长久以来，这个天主教学校都一直秉承保守与严格的校风，但这一切都因为弗林神父的到来而渐渐有所改观。但弗林神父却对学校里的唯一的一名黑人学生情有独钟，而年轻的修女都将这些看在了眼里，并将她所看到的告诉了校长阿洛伊修斯，于是阿洛伊修斯修女开始了一场关于真相的大猜想，并想借此把弗林神父逐出学校。
电影《虐童疑云》是一部探讨道德伦理、宗教权威以及疑惑信仰的影片，当然影片的重点不在于神父是否“娈童”和怎样“娈童”这些肤浅的表象上，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娈童”的怀疑去探讨道德伦常。个人认为《虐童疑云》这样一个中文译名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影片的本质不是在于这个“虐”字，而在于那个“疑”，而这个译名多少冲淡了怀疑的意味而多了些许吸引眼球的因素。神父到底有没有侵犯黑人小孩？在这样一个大的“怀疑”中衍生出影片的主人公更多的怀疑。
通常我们会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内心中所掌控这样的判断机制的标准又是什么？从何而来？我想很多人在判断时也未必会去想这些问题，即便去想也未必能弄明白。平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老鼠是坏的动物，猫捉老鼠，因此猫是好的动物，同理我们可以推出小偷是坏人，而警察抓小偷，所以警察就是好人，然而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就比如说我问你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电影《虐童疑云》多少有点这个问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问题的味道，弗林神父慈爱和蔼，性格开朗，给死气沉沉的天主教学校带来了自由的风气，他更是对受同伴排挤的黑人学生关爱有加，但是你能说他是好人吗？从影片中的种种暗示我们早已经得知这个表面慈爱的神父绝对是一个衣冠禽兽，影片没有明确地否定神父，但同时也没有肯定他，因为他即便如何慈爱如何悲悯天下，都无法证明自我的高尚；阿洛伊修斯校长从一开始好像就被刻意地置于了道德的反面，她独断专行，在教学管理上缺乏人性关怀，并且用卑鄙的手段去妄加定夺别人的罪恶，然而她做错了什么？影片所呈现给我们的一切都显得暧昧不清，而这一写使得整个“娈童”事件成为一团疑云。正是因为这样的暧昧不清，使得道德的裁决一不小心就成为暴力的工具。影片着重在于doubt，关于doubt，电影中有两段特别的提示，一个就是开始不久神父关于Doubt的布道，另一个就是影片结尾处校长的哭诉，这两处，为电影做了很好的注脚。
1963年，马丁·路德·金晋见了肯尼迪总统，要求通过新的民权法，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德克萨斯之行中遇刺身亡；1964年，金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议会立法通过《民权法》，在《民权法》中提及了黑人的选举权、就业权和公共领域等方面的权力，但有人认为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从“字面上”变成了“实际上”的种族隔离。并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还伴随着学生、妇女、民权等等运动的兴起，旧的信仰被打破，人们普遍感到迷茫，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社会信仰确实，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冲突不断。《虐童疑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旧信仰风雨飘摇，而新信仰尚未形成的真空期。
在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后，再去看看影片的人物就能明显感觉到道德天平的失衡。阿洛伊修斯校长象征着传统、保守，对于学校的管教甚严，她不满孩子们用圆珠笔写字，认为这样会导致制笔业的衰亡，她更是看不惯神父对孩子的偏袒，他喝茶要放三颗糖等等，所以在她的眼里，只要一切有悖于她的那一套“行为准则”的都是不被允许的，或者说是她所不能容忍的，而这一切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样一个蛮狠专横的老太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要一口咬定别人有罪，所以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她都是一个反面角色，再加上弗林神父在布道时那句含沙射影的“不要用正义的名义随意诋毁别人的爱心”的告诫更是将女校长推上了被众人否定的地步。但是她这样做到底错了吗？她对于制笔业衰亡的感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絮絮叨叨而已，回想自己上学时老师还硬性规定铅笔不能用自动的，钢笔墨水只能用蓝黑的等等。阿洛伊修斯校长对于年老逐渐丧失视力的老修女的关心，对于年轻修女生病哥哥的问候等等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不善表露但实际是有有爱心的女人。而弗林神父代表着现代，他给严谨的学校带来了变革，他关爱学生，尤其是对于受人排挤的黑人学生的关爱更是使得观众会认为这是一个正面角色，然而那桩娈童案使得这个人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但是从影片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对于弗林神父娈童的事情，黑人小男孩显然不是被强迫的，而且男孩的母亲即便是在知道了此事的情况下纵容神父，她的理由是这个世界上出了神父关心她的孩子之外就没人关心了，在家常被父亲殴打，在学校里被同学起伏，在社会上他什么也不是，所以神父对于黑人男孩的“特别关爱”反而得到了当事人和其母的认可，实则罪恶的一桩猥亵事在那样的环境中竟然变成了一个善举，所以我们也很难将慈爱的神父和禽兽这个词联系起来。
年轻的修女可以看成是观众在影片中的思维，她的所思所想代表着观众的观点，在一个实善表恶的修女和一个实恶表善的神父的角力中摇摆不定，于是怀疑产生了，是对于自我信仰的否定？她一方面看不惯女校长的专横妄猜，另一方面始终游离于神父是否真正娈童一事，道德的天平在她身上失衡了。她难道认为阿洛伊修斯是可恶的？显然很难，因为修女不是出于私利去认定神父的罪行，她之所以认定神父“有罪”，竟然是出于神圣的信仰，是为了维护“神”之下的荣耀，但修女所谓遵循上帝之“美德”异变成扼杀他人爱心的暴力。
孰是孰非？其实，我也有疑惑啊！
Shanley为《圣诉》的剧本定位为一个寓言，寓意确需索解，若然我们将《圣诉》化约为办公室政治，甚至乎性别、种族的权力运作——不。不是。这是简而化之的读法——更核心的是宗教问题，关乎人性与道德现实处境，我们妄图架空的重要范畴。
《圣诉》的争辩源于人的缺点，也源于人的优点——珍修女的无知、艾修女的偏见和费神父的偏爱。吊诡的是，珍修女的无知实在无可厚非，因为她资历尚浅，而且心地善良简单，毫不隐瞒自己有疑心；艾修女的偏见实在无可厚非，因为她满有经验，而且对错误敏感，毫不留手；费神父的偏爱实在无可厚非，因为他认为关爱人重要，对有志成为神父却没有朋友的黑人男孩穆勒特别爱护。
《圣诉》的争辩也源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艾修女代表传统，重视垂直秩序，管教严苛，她不满孩子用圆珠笔写字，感叹书法灭亡；费神父代表现代，重视横向关系，关心学生，他认为圣诞庆典中可以加入世俗歌曲，最后他更愿意走下圣坛步入信徒之中。及此，我们作为现代人难免易于认同亲切的费神父，站在他的一方批评她的古板固执，但是——不。不是。吊诡的是，在等级制度(hierarchy)中，费神父在艾修女之上，传统守旧的艾修女以下犯上，「闹革命」赶跑了费神父，她在校长室甘心掷下十架不惜下地狱与费神父斗争到底的气概，可见她能够比费神父更像一个反叛权威的现代人。艾修女代表的传统在当刻自行瓦解同时自我逆反，神父们其实早已不大重视等级(从吃饭的场面可见一斑)，当权力关系一下子就越过了土崩瓦解的等级关系，令人难免追怀往昔传统的稳定秩序与合一精神其实可以控制乱局，令问题可按部就班解决。
《圣诉》的争辩当然源于怀疑(Doubt)——艾修女怀疑费神父有娈童行为，虽无证据，也不确定，但她站在审判者角度主观地看费神父，产生了必然意识，怀疑他人，深信别人有罪，直至最后才坦诚怀疑自己，追踪恶事远离了上帝。人们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但所谓确定不是真理和真相，而只是单方片面的观念，我们是否太快审判他人而缺乏自我审视及审时度势？
回头看电影一开场费神父讲道，主题正是怀疑，他指出人在困惑中对上帝怀疑，不肯定上帝的引导，难免孤单失望，但他安慰人们，怀疑也使人连成一线，即使迷失了，也不是孤单一人。费神父明显地放下权威，站在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其实自身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似乎遗忘了神父的工作包括宣讲上帝全能全知的本质、基督十架上的困惑以及圣灵的同在。但愿这一句富有深意的结束句不是普通的惯用念白，而是认信的告白——奉父、子、圣灵之名。阿们。——好象影片最后的镜头，俯镜：悲天悯人。
神父在片头那篇关于“Doubt”的点题讲演是有所指的，就像艾修女怀疑的那样，there must be something from which it comes out. 那就是，这种怀疑已经发生在了神父自己的心里，上帝已死，有些罪是告解无法卸脱的。这从神父多次闪烁其词的眼神里，他无力地告诫修女别插手，他过于激动和愤怒的自我保护里，都早已昭然若揭。他所做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艾修女显然是传统的天主教徒，戒律严格。一群黑衣的女人安静围坐，吃饭不敢剩一口东西；这和神父们在艳丽的宴席上嬉笑饮酒谈论女人，两个镜头拼接的蒙太奇效果，神奇地强化了一所教会学校中新旧宗教势力的对比。然而最后，即使在这座小小的学校分了胜负 —— 在更大的世界里，输赢却是由主教来决定的。真相，被掩埋在每一间学校里。它永远只存在于修女们的窃窃私语中，羽毛一般满天飞扬的gossip，而不在教会任何的官方记录里。最后，也随着大风在校园里销声匿迹。
从这个角度说，看起来似乎在“真相”的对立两面的艾修女和神父，其实都不过是这场信仰危机中迷失的羔羊罢了。一个在慢慢从坚定走向迷失，一个努力掩饰自己的失落，却不断被逼面对。于是他在反思中发现，怀疑和信仰一样，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只不过这种联系是苦闷，每个人都身在其中。无法自拔。
所以开场那篇"Doubt"的讲演，其实颇有深意。神父说的这句话，我在当时就颇为触动，知其必然在后段大有文章。他说："Doubt is just as powerful and substantial a bound for us as certainty. When you get lost, you are not alone." 在当今中国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也是如此。当你感到茫然迷惑。你不是一个人。
并不是要写法律论文，只是想借这个词，说说生活中的一个理儿。
前几天看了个电影《虐童疑云》，英文名字是“Doubt”，翻成“虐童疑云”听着象是港台人的手法，目的还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后来查过才知冤枉了人家港台，台湾译为《诱·惑》；香港译为《圣诉》，都挺有文化的。在豆瓣关于这个电影名讨论的帖子上，我发表了自己的译名——《疑·惑》，自认为这个名字似乎更能表达创作者的真正意图，况且，doubt本身就有疑惑之意。
这个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学校，老修女校长对新来的神父老师横竖看着不顺眼，因为神父老师太新潮，不剪指甲、喝咖啡放三块儿糖、跟孩子特别亲近……说来也巧，小修女老师恰好碰到神父老师悄悄往黑人男孩的柜子里放了一件衣服，连带着此前神父老师曾专门跟黑人男孩谈话，并且孩子回到教室后嘴里冒着酒气等等不正常现象，小修女老师产生了神父“虐童”的怀疑。小修女把想法向老修女汇报，不料恰好让老修女正中下怀——早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你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老修女展开调查，所谓调查，却仅仅是跟当事人核对事实，神父承认黑男孩喝了圣餐酒，但否认是自己诱惑孩子喝的，关于其他事实，他坦陈无法全部告诉老修女；在跟黑男孩母亲的交谈中，老修女得知，男孩的父亲有殴打孩子的事情，男孩心理上特别需要呵护，而神父对他很好。事到如今，事实虽没有彻底水落石出，但也稍有眉目，老修女感觉到了，事情也许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但是，个人化的好恶战胜了理性的判断，她甚至说服自己相信并固守原有的判断。片子的最后，老修女还是赶走了神父，并且为了赶走他，她还制造了谎言。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心安，片子的结尾，面对更相信神父的小修女，她承认自己撒了谎，赶走了神父，似乎也从事实上“验证”了她所假想的哪些事实，然而自己却愈发困惑、无法解脱。她，哭出了声。
片子是梅丽尔·斯特里普（饰老修女校长）和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饰神父老师）两大演技派精彩出演，两个配角亦十分出彩，尤其是男孩妈妈饰演者维奥拉·戴维斯与老修女交谈的一场戏，极为精彩，感人至深、发人深省。也正因此，《虐童疑云》被称为演技教科书。
老修女对于神父的怀疑，起初是有缘起的，至少孩子喝酒、回教室后状态不佳等事实是存在的，神父也从来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黑人孩子的呵护。但是，未经查证是否就把“假想”认定为“事实”？显然不该。在没有打任何一个调查电话的情形下，就妄断神父在前几个供职的教会学校有“前科”。关于孩子喝酒等可疑的事实，她甚至连孩子本人都不去问问。为什么？就因为，出于对神父个人的厌恶，她更愿意相信，他是有“罪”的。因此，对于任何可能有利于神父的调查，她并不愿意去做。和黑男孩的妈妈交谈后，她得知孩子在家里因为不被父亲喜欢而遭遇家庭暴力，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是误解了神父，但是她并不肯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原因很简单，那样的话，神父将继续留下来，这是她不愿意的。如果说掩耳盗铃式的调查还是个自欺欺人的小错误，那么，后来老修女向上级机关举报神父时，则直接撒谎，说曾向神父以前供职的学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神父“有前科”，这，显然是个大错误。用更大的错误来“修补”已经犯下的小错误，何止是错上加错，简直就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这也正是，当神父如她所愿离开之后，她却再也无法解脱的真正原因。这么看来，老修女的良知还算没有泯灭。
“怀疑”一词，实在没有褒贬之意，也许，正是因为有了怀疑，才使得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才能让正义和公理不被黑暗所销蚀。但是，当“怀疑”降临时，理性的求证该有多么的重要，当偏见战胜理性、好恶取代客观，真相不仅无法昭示，反而会走向反面，白的不仅不白，而且变成了黑。《虐童疑云》最后并没有给出事实的真相，没准儿神父真有虐童的事实也说不定。但电影中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当我们起疑时，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疑罪从有”无疑是老修女的价值选择，“宁可错杀千人，不能放走一个”这句中国老话您熟悉吧？可见喜欢对怀疑的事情做“有罪推定”几乎是最符合人性的了，通俗点说——就是不往好了想。但，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往往是照见我们内心的镜子。怀疑本身并无对错，也很自然。但是，在求证的过程中，在求证未果的时候，能否坚持“疑罪从无”，也可以窥见智慧的高下。“疑罪从无”对于被疑者来说，是公平的、正义的，即使事实确实是他有罪，但是，“放过一个坏人”与“冤枉一个好人”在天平的两侧时，你倒向哪边？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我是被冤枉的那个呢？这恰恰体现了“疑罪从无”伟大的法律价值。显然，它不应只被用在法律审判上。
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我以为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在前几天跟同事吃饭聊天的过程中，它突然从被掩埋了二十几年的脑海里跳了出来，那场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我不敢再想。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上课时，我把凳子给坐翻了，发出了砰的一声（原因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是完全无辜的）。老师正在板书，并没有看到凳子翻倒的过程，她回过头来，认定是我上课捣乱，斥喝我要我站起来，言外之意我是个淘气的坏孩子。我不是淘气的坏孩子，我向来以自己很乖而自豪。情急之下，我并没有顺从罚站，而是极力申辩，在跟老师顶嘴的过程中，句句都站在理上（现在想来，当众申辩本身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所不能接受的“不敬”）。老师没了面子，内心里愈发把我认定为“淘气包”，愈发觉得刚才凳子翻了一定是我调皮捣蛋的结果。她不好对我发作，但她让我的同学去叫我妈妈——我妈妈是我所在那个很小的小学校长——她要借我妈的手来惩罚我。我妈妈来了，她也没办法不把手借给她，因为她要维护老师的权威。我妈妈不再做任何调查，因为即使是调查，也似乎被视为对自己孩子的袒护，以及对于手下老师职业水准的完全否定。我妈当众煽了我巴掌，一切不公正的后果，都由我来“买单”。事后，我妈跟我聊天时坦言，根据她对于自己儿子的了解，她并不相信那个老师的说法，但是她没有别的办法。老师有老师的面子，老妈有老妈的难处。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真相如何不再被问及，在大人们的“面子”面前，给孩子一个公正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老师对我“疑罪从有”是个小错误，然而，她为了拒绝面对这个错误，而借用我老妈的手来打压我的申辩，乃是错上加错。也许，此事在大人心理不会留下什么印记，但这件事对我肯定是个疼痛的伤痕，我能够在遗忘二十几年之后重新清晰地想起这件事，足以证明它对我的伤害。
写下这些，虽然多少仍有些不释然，但并非责难老妈和那个老师，还是想说，“疑罪从无”其实很难，并不容易做到，主观的、客观的理由都有，但还是要努力尝试着“疑罪从无”——为了被怀疑者的公正，也为了自己心灵的安宁。有利于心理健康的事情，多数都有一定的难度，去做，才有机会发现风雨之后的阳光，难！但是值得。
“疑罪从有”即使不是人类天性上的弱点，至少也是出自内心的不良习性，你看你看，我看到电影名《虐童疑云》就怀疑是港台的翻译，这种生活中稀松平常的“怀疑”，其实不过被证明是一种偏见而已。而这个世界上，最不缺少的便是偏见。既然“偏见”是人类骨子里的弱点，克服它似乎也不可能，但至少，别伤害他人，别动不动就“有罪推定”吧。况且，大错误，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个小错误所犯，人们总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上那条不归路。
“疑罪从无”是一种救赎，救赎一个可能存在的误解，救赎一个可能因犯错而不安的灵魂。
“疑罪从无”，为别人，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