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开始的几句话，其实把“打工”换成“读书”没有违和感哈哈哈哈，哎其实大家都在劳动分工的进程中被或轻或重地异化工具化了n2.走在南京西路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局促，看到橱窗里的奢侈品，轻松买大几十甜品的人，我也会体验到“嗯 我是通过读书来到这里的（我并不属于这里）”n3.跟拍摄影好棒，觉得主人公在镜头下还是鲜活真实的，愿意在PD面前打开自己n4.我曾经在教育学的专业课上问过老师，统计学里做人口学信息收集的时候一般只会通过户口划分成农村/城市，但少有人在意县域学生和城市学生能接触到的资源差距是很大的，然后老师就说：是的，很多人没被看见，大专中专的学生其实只占大多数的——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最棒的地方，让像苏文源这样的人能被看见：海底捞服务员的情绪耗损、专职院校学生的出路困境、作为二十出头小伙子对家庭和朋友的态度……nn说来很巧，我也03年出生，今年在复旦读研一，有些情绪和心态是能和苏文源产生共鸣的，有句话安慰过我很多次：“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分享给能看见这条短评的人nn最后！两位对谈的导演真的很棒啊，在几次哽咽里看见了你们的真情实感，有被你们感染到并有幸从中汲取了能量。n祝苏文源天天开心！祝我们都能在被分工的结构中找到个体的意义感。

刚刚结束了《籍籍无名》纪录片的点映

从影片落幕那一刻起，心跳便不由自主地加速n有很多话会想和主创团队说（：p 最后也是说上了）nn本次放映的两部作品都让我由衷喜爱。它们恰如《星际穿越》与《宇宙探索编辑部》之别，以不同的美学路径，抵达了同样动人的精神内核。nn拉马的故事，是《星际穿越》般的向外求索。 它充满了对理想不懈坚持的壮怀，在宏大的叙事结构和精良的制作中，赋予观众磅礴的力量与坚定的信心。而苏尼尔的故事，则如《宇宙探索编辑部》一样向内探寻。 它关乎自我的袒露、对当下的释然，并最终与“籍籍无名”的生命常态达成和解。nn这正是影片最触动我的主题。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自身世界的中心，但于大他者而言，仅是构成其背景的一部分。nn（甚至在影片中的主角在在拍摄阶段结束时都信心满满。但在上映前播出前最终还是回到了打螺丝的岗位上，主创团队在了解到这点之后也是十分的有感触）nn片中弟弟的一句话堪称点睛之笔：“在每一个表达的当下，我们总是下意识把话说得太重，事后回顾才会发觉，那也仅仅代表当时的自己而已。” 这何尝不是一种对过往自我的释然与成长？nn作为一名传媒系的毕业生，我时常反思媒体与记录的意义。若暂且抛开市场，《籍籍无名》似乎给了一个设想：记录的意义，首先在于记录本身。nn苏尼尔的牛油果 中，那段珍贵的童年影像，在父亲拍摄的当下，或许只是一次纯粹的、无目的的记录。但在多年后，它却成了影片不可或缺的灵魂片段。这完美地印证了：记录，是在为未来的意义埋下种子。即便当下看似无用，也可能在某个未来的时刻，被自己或他人赋予全新的生命与价值。nn影片的开放式结局，恰似对记录本质的最佳隐喻。这些作品在未来，或许会被定义为“来时的路”，又或是“划破天际的刹那焰火”。无论最终被如何定义，它们在当下所激起的思考与感动，是真切实际的。nn正如主创所言，“创作时往往难以预料作品能带来什么、改变什么。但恰恰在那“审视与被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可言喻的东西，它确实是松懈了。”nn记录或许是在 采收过去的果实，种下未来的种子。nn同时也是“给文明以岁月”的具象体现。nn

大家好！我是《籍籍无名》总导演谢抒豪。今晚《籍籍无名》22：00即将登录东方卫视、B站、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抖音、看看新闻以及看东方全网平台。nn临近播出的时刻，最是忐忑。nn过去一段时间，我最害怕别人对我的提问，无异于你的那个片子什么时候播？《籍籍无名》这个项目始于2023年的年初，我们决定做一部关于当下年轻人的系列纪录片，彼时的项目叫做《非C位青春》，希望能够关注聚光灯之外的年轻人。那时候的我结束研究生的学习毕业回国，第二次入职了上海电视台真实传媒。在纽约的日子，停下了工作，看了很多影片，有了很多想法和心气。我希望这个项目能成为纪录片版的《爱，死亡，机器人》或是《中国奇谭》，用不同的风格和切片描绘当下的年轻人们。但彼时的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想法也让《籍籍无名》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播出，持续了三年之久。nn三十岁的档口，我和我女朋友，同样是《籍籍无名》的策划和分集导演杨楠时常会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过去三年的时间，我们俩也因为这个问题吵了一路，辩了一路。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扰我，因为这也是《籍籍无名》想通过这六个故事回答的问题、寻找的答案。生活、爱情、理想、欲望，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时代所有年轻人们可能会去做的一个提问。也是因为如此，《籍籍无名》的英语 Nobody, but somebody. 或许能与中文形成一种互文。可是somebody究竟又是什么呢？nn我们尝试去通过六个故事找到某些答案，但当项目进入第二年甚至第三年的时候，我也逐渐意识到年轻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必然与迷茫和未知相抗衡的过程。我们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六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生活也在这三年我们镜头的记录下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想最初每一集的策划，似乎我们的每一位主角都走出了远超乎我们设想的人生。这也是纪录片始终吸引到我自己的理由，这也是时间的力量。n这些年同样每次让我会突然语塞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个关于年轻人的片子到底是什么？可能是《籍籍无名》每一个故事都太不一样了，太难于一言以蔽之。所以在开播之前，也请允许我花一些时间，在播出之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部纪实故事集的每一个故事。n n《苏尼尔的牛油果》 导演 乌尼尔n这是一集由导演乌尼尔自己拿着摄影机拍摄的家庭故事。一次母亲的请求，让乌尼尔开始拿起相机把镜头对准他同为导演的弟弟苏尼尔和父亲超克。当乌尼尔带着摄影机来到苏尼尔在北京的出租屋后，乌尼尔发现他远远不了解自己的弟弟。尽管同父同母，但苏尼尔完全经历了和导演乌尼尔不同的童年，而童年的创伤也被刻在了苏尼尔的作品里。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乌尼尔拿起摄影机，尝试用拍摄来弥合弟弟和父亲的矛盾。n亲密关系、原生家庭，这是这代年轻人逃不掉会去讨论的话题。我很钦佩乌尼尔导演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这是莫大的勇气。对于每一个导演来说，尝试去理解拍摄对象、理解素材是天性；但当镜头的对面是父亲，弟弟甚至自己时，有时候这和导演的工作却成为矛盾。人最难面对的总是自己。在后期的时候，我曾见过乌尼尔的崩溃与流泪，而正是这样的毫无保留，完成了这样一部永远无法用第三人称客观视角的影片。n纪录片能够改变什么吗？或许不能，但拍纪录片可以。n n《苗婕的金腰带》 导演 陆明华n这是一个关于36岁柔术和MMA运动员苗婕不断重返赛场的故事。苗婕的青春一绊接着一坎，格斗曾是她对抗外界的方式。她依靠格斗走过青春，终在青春的末尾，格斗蜕变成她赖以生存的支柱，成为她的力量之源。n在选题的伊始，导演组很纠结，纠结的点在于苗婕的年龄。但很快，在见到苗婕之后，这样的顾虑就被完全打消，你很难不被她对胜利的渴望所征服。这就是年轻人。年轻是一种状态，我们也不想去用年龄去划分我们的主角。她有过很多的标签：超人妈妈、亚运会银牌、柔术黑带，甚至张伟丽的陪练；但我们并不想仅限于这些标签，因为苗婕是苗婕，她依旧在战斗，与对手、与生活、与自己。n而这一集的导演陆明华，同样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当一位母亲拿起摄影机拍摄另一位母亲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尝试定义年轻不应当是一种局限。n n《推拿馆》 导演 张家睿n我一直不知道上海到底有多少家盲人推拿馆，他们藏在大街小巷里，有着各式各样的招牌。导演张家睿带着摄影机走进了一家正对着陆家嘴三件套的盲人推拿店，尝试去讲述这里年轻推拿师们的爱情故事。n在推拿室里，工资不是需要顾虑的问题。这里有络绎不绝的顾客，白领们在这里缓解工作的压力。而从推拿馆下班后，盲人朋友们同样会和上班族们一样，K歌、逛服装店，攒着钱买苹果手表。但当摄影机持续记录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爱情，是所有推拿师们绕不开的话题。n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同样渴求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n在这一集的播出之际，我们会同步制作一个专为残障人士制作的无障碍版本。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属于他们的故事，同样能够被他们看见。n n《拉马的五年之约》 导演 任婧媛n在中国足球如今的背景中，我们意外发现了吉付拉马的故事。在大凉山甘洛县的山顶，吉付拉马建了自己的足球场。16岁那年，他励志想要能够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机遇随着他拍摄的训练短视频而来，他获得了一次试训。21岁的彝族青年拉马决定离开大凉山，去外面闯一闯。n在职业体育愈发科学和精准训练的今天，拉马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很难。但也正像邀约试训的主教练韩导说的那样，拉马让他想起了自己为什么要去踢球。当这一集的影片完成剪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压根不是一个关于体育的故事。n这是年少的梦想，易碎而珍贵，却具象地被拉马保留了下来。n n《猎人和一颗月球陨石》 导演 张迪n有谁会拒绝一个冒险故事呢？n幸运儿白克力曾发现一条陨石的散落带，泄密者白克力曾与梦想擦肩而过，顶梁柱白克力要与父兄再来一次沙漠冒险。横穿塔克拉玛干无人区，白克力究竟是为了所谓的梦想还是为了名利，又或者为了一个执念。n一个人究竟是为何而要出发，又将去向哪里。导演张迪和摄影师用同样的勇气跟随白克力横穿塔克拉玛干无人区寻找答案。n n《苏文源，天天开心》 导演 杨楠 何沛芸n在上海的劳务市场火箭村旁的夜市，我们偶遇了四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喊着要去吃肉。我们同样没有想到，因为这场偶遇，我们开始了一场持续两年的拍摄。n刷抖音比找劳务靠谱，他们进入了包吃包住、还有新床单的海底捞，另一条更复杂更热闹的流水线。青春折返于宿舍与餐馆的五百米，消磨在台球厅与王者荣耀。清理236张桌子换得157.75元，大声喊出“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得到过爱的人却要向陌生人们表演热情与关心。n友情是漂泊生活的锚点，却伴随着工期发生和结束；故乡是已经是他乡，青春的心愿将在何处实现？n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的故事，在跟拍小苏两年之后，我们意识到，苏文源的故事，不仅仅只是关于他的个人故事。镜头陪伴着这个一度让导演琢磨不透的年轻人，才似乎明白，他为何每一次离开而又回到这座城市的理由。n n我不希望会剧透很多，但这就是《籍籍无名》的六则青年故事。n我并不指望着，这六个故事能够描绘中国当下年轻人的现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野心。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六个故事找到关于当下中国年轻人的一些切片，并把这些青春的迷茫和成长能够记录下来。n开篇的那个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于我个人，哪怕在播出之际，我依旧尝试在寻找答案。过去的三年，我也和我们的拍摄对象同样迷茫和痛苦，也曾尝试逃避制作周期里那些当时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但好在有着一起同行的伙伴和朋友们和师长们，一直互相和扶持，陪伴着把这个项目做出来，并且以现在这样的状态去播出。我在此也真心地想和每一个陪伴过我们过去三年经历这个项目的伙伴们道一声感谢。nn关于年轻人的故事，我们尝试讲述的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故事。nn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纪实故事集。nn无名之中，自由分量。n

2025年12月30日最新近况：昆山电子厂接不到订单，苏文源没班上了，要回河南了！拿到手的工资也比劳务承诺的少！他说，新年还是跟片里面一样，快乐个锤子????

以下贴出《苏文源，天天开心》的导演手记：

2023年11月，我们在火箭村第一次遇到本片的主角苏文源。他和伙伴拖着行李箱在人行道上叽叽喳喳，一个说：“想吃肉。”另一个说：“10块钱的盒饭还能给你肉吃？”他们后来停在“华硕夜市”的一个卷饼摊前，我就在那儿同他们搭上话。

那段时间我们在浦东火箭村转了好几次，火箭村本是上海一个普通的郊区村庄，得名于1958年人民公社大生产时成立的“火箭突击队”。2004年，华硕在此建立代工厂昌硕科技，这一带从此成为劳务及工厂聚集地。

我们到劳务市场调研，是因为想知道当下的第三代务工者是什么样的。

劳务市场

我们和不同的人聊天。靠拉人头赚钱的劳务人员，把一摞身份证在街道上铺开，一个人工作一小时27块，劳务人员从中抽3块。中年父亲带着17岁的儿子找快递分拣的工作，因为进厂已经不要50岁以上的人了。还有差点成为我们拍摄对象的一个贵州大哥，他30岁，会因为草莓价格买贵了此类小事感到愤怒。愤怒是他的武器，就像在啤酒厂工作时，他总是在啤酒瓶上敲出不易被察觉的裂痕。

但最终，我们决定记录苏文源和他的伙伴刘威龙。

一个原因是，他们如此年轻。在成为劳务市场的劳动力之前，他们是什么样子？

苏文源不满20岁，河南人，离乡打工六年。他上一份工就在昌硕，还在那里短暂地谈了恋爱。昌硕太无聊太辛苦，穿着防尘服站一天，鼻涕都不能擤。他来长三角的第一份工是在苏州华硕，第一天，站得脚麻，第二天，脚肿。工友拿电笔测了下，是他脚下漏电。苏文源钱也不要，拔腿就走。

几乎所有劳务都在抱怨现在年轻人特别不能吃苦，在电子厂都做不久。十几岁的年轻人说：进厂后悔一辈子；宁可去摆地摊也不要进厂；再也不要进厂了。今天电子厂的工作环境已经大有改善，员工待遇和工作时长都不似十年前苛刻了。但电子厂太枯燥，机械重复，学不到任何东西。

苏文源和刘威龙在地铁里穿越上海，在迪士尼外面绕圈看烟花，在烧烤摊听说华硕夜市关门了。他们入职过一个商务KTV做服务员，没成想进去是做销售。要注册几个美女头像的假号，去社交平台上找人聊天，扮演渴望爱情的单身辣妹，用变声器邀请男人来KTV消费。苏文源做不来。

苏文源在手机上刷到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就这样，他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连锁餐饮企业海底捞工作。

海底捞n

他们那会儿是真高兴。海底捞一天包四顿饭，八人间的宿舍里有24小时热水，空调、洗衣机、被子都是新的。苏文源在前堂当服务员，一晚上唱十几遍生日歌，威龙在后厨，收一个盘子3毛钱。威龙倍儿有劲儿，说这比在大专待着有意义多了，很有奋斗感。过了一个月，他还把自己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宿舍对铺田文龙给叫来。

干了两个月，威龙最先干不动了。海底捞是另一种流水线，收碗收盘子端菜，谁都不能停。每天工作10到14个小时，一个月休息四天。休息日就在宿舍睡觉，用9块钱在外卖平台买五包小零食。苏文源也从前堂换去了后厨，说虽然更累但胜在简单。他受不了甜言蜜语的话术要求，不愿问顾客要好评。他能出卖体力，但不愿从事情绪劳动——比如有次给顾客盛汤，有位顾客问，你怎么不说公主请喝汤？

也在海底捞干过服务员的刚子说，自己都过得不好不开心，还要祝别人快乐，心里五味杂陈的。

威龙要走了。走之前，他去海底捞跟苏文源告别。又过了几周，文龙也要回家过年了。我们问苏文源为什么不回家过年，他古怪地对镜头笑，闯过红灯说：“能买到票吗？”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常常能体会到苏文源这些略显敏感的时刻，在与朋友分别的时候，在失业欠网贷的时候。他说，自己14岁之后就没有朋友了，工期结束，谁都不认识谁。威龙算是出社会后遇到的朋友，但以后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凌晨的大马路上，他说起自己的家庭，父亲在他9岁时早逝，母亲改嫁，继父家暴。忙于生计的母亲几乎从未发信息问，今年回不回来过年？什么时候回来？

他身上的孤独感似乎也有了解释。一个敏感的人，一个漂泊的人。

城市

苏文源和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姥姥生了两个孩子，我妈和我舅舅。我舅结婚，把我姥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翻新一遍；他们的孩子，我这一辈，又把我姥的房子翻新了一遍。相当于是姥姥的房间换人，再换人，但我姥的生活没有丝毫变化，真的是累了一辈子没有享过福。”

主卧仿佛是一种隐喻。在纪录片《归途列车》《青春》里，一代代务工者也重复着相似的轨迹。这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成为父辈是命运吗？

我们的确看到了新一代打工者和父辈的区别。我们跟随苏文源回乡，河南获嘉县。他妈妈打工三十年，是勤劳肯干的河南女人，吃苦耐劳，一天打两份工，白天推销泡脚卡，凌晨起床送豆腐，也希望儿子们勤劳赚钱。她不明白，苏文源在上海漂什么。父母那辈赚钱回家，老家是未来的锚点，但家乡对于苏文源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工资顶多3000块，生活无聊，只剩下疏离，即便有房子也仅仅是个落脚的地方。

相比父辈，年轻一代有更易获得的物质条件。在抖音上买1毛钱一副的眼镜框、6块钱一双的运动鞋，甚至借钱、找律师。短视频扩展了信息资源，成为他们“学习”社会的地方，豪车、发财、“国民偶像”雷军，但年轻人又不断地在茧房中无助——我为什么过不上这样的生活？

拍摄进展到中途，我们讨论故事的走向，拍摄何时结束。但经常由不得我们，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摄制组措手不及。发誓再也不来上海的苏文源重返上海，进入一家酒吧工作。这个工作钱多事少，他叫来了刘威龙，但刘威龙面试落选又离开。没几个月，酒吧又倒闭了。他跟着新认识的朋友刚子要去三亚。漂泊在城市间，拖着缺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苏文源生活的动线围绕着朋友，友情是苏文源的锚点。然而在这种临时的生活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易碎的。

回不去家乡，也无法在城市扎根。年轻务工者们就如蜂鸟一般，振翅寻找下一个悬停的城市。短短的拍摄记录了苏文源一年半的漂泊。

天天开心！n

剪辑可谓“土拨鼠之日”。最循环的时期是有两周时间，我们都在剪同一个片段。

不过开头和结尾的落定很顺利。素材在温暖的海南拍摄，和片子其他部分大多夜戏、曝光欠佳的状况大相径庭。去年十月，苏文源漂泊到海南。找工的间隙，他走到海边，不会游泳的他踩进海水里，直到只剩一个头随着波浪起伏。

我们不知道那一瞬间海是让烦恼少了些许，还是让未来更显迷茫。苏文源在沙滩上写下“妈妈身体健康”，写下对我们的祝愿，“变瘦”“永远18岁”。然后，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拍摄初期，我们曾问他，什么时候是落魄的？他说，没钱的时候。在海南这段时间又是一次可以算得上落魄的时候：和朋友再次分别了，找不到工资相对高的工作，兜里没剩几个钱了。

我们想给他一份祝福。于是片子标题结尾都用了苏文源在落魄时写下的这句心愿：苏文源，天天开心！

今年12月，又是冬天的开头，我们在昆山再见苏文源。这个名为巴城镇的地方电子厂聚集，夜市绵延两三公里，热气腾腾，从河南烩面到热带榴莲，都在这里出现。价格不贵，8块钱一碗面，10块钱一份大锅菜配馒头，馒头免费。街上来来往往的工人们，超过一半是20岁上下年轻的脸，男男女女，仿佛置身大学校园。

那天我们约好在一个桥头见面，还在四处张望之际，摄影师镜头突然对准了我们自己。再一回头，苏文源已经狡黠笑着等在身后好一会儿了。在一间小饭店里，苏文源看了这部关于他自己的纪录片。看到片子里他几乎一直穿着的黑外套，他指了指自己身上说，“同一件”；看到小伙伴威龙，他像镜头里一样咧开嘴；看到母亲说“我得用力干呀”，他略有动容，说，她就是很要强的人。

一个小时结束，我们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把两年时间揉进了一个小时里面，感觉还是挺快的。”苏文源还说：“如果我以后有孩子，不管大学出来能不能找到工作，也还是让他上个大学吧，可以感受一下青春。”

原来，才21岁，但感觉青春已经逝去了吗？

我们惊讶他的回答饱含对时间的感知。时间是纪录片的魔法，也是日常的发生。现在，他在电子厂上夜班，看苹果手机喇叭上的焊点。工期是3个月，干满35天后有全勤奖金。一天上班是点对点12小时，流水线上每一批零件抵达他面前的空隙是7秒。那7秒是他的摸鱼时间，周围没有工友，手里没有手机，他自己和自己聊天。下班后，一局王者荣耀是半小时，金铲铲更久一点，多半要一小时。所以他更爱打王者荣耀，多打几局也还有时间睡觉。

三周前，我们还去回访了一些拍摄对象。有些人的心愿的确实现了：在海底捞，19岁的秀玉存钱买到了ipad，虽然被姐姐抢走，换了旧的给她；24岁的姜保成了后备经理，当了爸爸，卷发变成规整的直发，说往上爬很累，但要挣钱；21岁的苏文源心愿最简单，天天开心，但好像是种安慰，好像最难实现。

正式播出前，我们在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两次点映，听到了不少年轻人说亦有共鸣，关于迷茫，关于自己与上海的关系，关于未来，有位观众这样写道：“虽然从这个社会的某种标签和处境来看，我好像和苏文源更远一些。苏文源身上的那种双重性，善良又疏离的、封闭又敞开的、一直在打拼又不断放弃的……他对亲情和友情的不同应对，对赚钱和技能的不同选择……他和他的朋友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上海谋生，又离开，很容易带入同在上海工作的自己，面对离别，自己也同样在不断离开，明天在哪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典型的纪录片主角，某种意义上，太典型了，生活中处处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才是大多数。”

我们最初知道苏文源重回工厂时，还有些伤感。初识时他说再也不进厂了，这两年他为自己做了些尝试，浅尝辄止，又回到工厂。但那晚我们也想，我们的青春也是这样，兜兜转转、来来回回，就在原地踏步中逝去了。

这是一个陪伴了我们2年多的故事。经历了很多熬夜的拍摄，很多“土拨鼠之日”的剪辑。真的感谢所有提供过帮助的朋友，愿意了解苏文源的朋友。我们都从自己出发，走向了文源；我们也都从文源出发，走向了自己。

大家好，我是《籍籍无名》第一集《苏尼尔的牛油果》 导演乌尼尔， 也是片子里苏尼尔的哥哥。回看这三年的旅程，有很多话想说，那些还没来得及在片子里说的、直到今天才想明白的话，都写在这里了。

我们一家

“祭出”我的家人

这是我拍过最难的一部纪录片，因为是拍我的家人，也是拍我自己。

三年前，在刚开始搜集选题的阶段，给出的范围是年轻人的故事，图省事的我就把目光看向了苏尼尔。我想这是我的家人，拍摄上会很好操作。这个选题最初的计划确实是拍一个毕业生如何克服困难成为导演的故事。我也想赌一把，赌苏尼尔会走向一个美好的结局，盼着他能有所成就。

我记得总制片人秦博在和我们几个导演开会时说了句“乌尼尔愿意祭出他的家人”。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了现在，只不过当时我还没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拍到一半我就理解了，而且不只是祭出我的家人，我也祭出了我自己。随着自己家里的问题逐渐暴露，随着更加了解苏尼尔的内心，我不得不面对之前一直逃避的矛盾，也逐渐失去了一个导演该有的客观。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拍摄时全程在导演和家人两个角色之间的纠结和摇摆，反而是件好事。想做好纪录片导演这份工作，肯定是要先共情自己拍摄的人物。这次我不是共情，我就是当事人，一边拍摄，一边倾听，一边尝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如果回避家人的角色，那换成任何一个导演来拍，又有什么区别呢？

苏尼尔

家庭会议

是家人、是被拍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观众

片子拍完时我开始担忧：苏尼尔这股丧劲儿，他愿不愿意拿出来给观众看？他对爸爸的这些控诉，爸爸看了会不会难过？在内心深处我并不想给家人看，但苏尼尔作为主人公肯定是避不开的。

粗剪的第一版片子出来以后，我很忐忑地给苏尼尔看了，他打消了我的顾虑。他比我更像个导演，站在了比我更客观的角度。他把片中的自己当成角色去看待，不介意半裸着和垂头丧气的样子被观众看到。他在看到片中自己的窘迫和失落时没有产生任何删减或美化的想法，反而跟我说“要尊重人物当时的选择”。我丝毫不介意他作为同行给我的建议，事实上，在拍片子这个领域里他的能力我是最信任的。

在那之后，他组织几个同学开了个看片会，苏尼尔把现场的录音发给了我。我没在现场，但这不妨碍我感觉好像坐在一群导演的中间，接受着每个人的评价，压力超大。哪一段剪得怕观众看不懂、哪一段还能更煽情、有没有可能倒叙等等，他们的意见毫无保留。和苏尼尔一样，这些年轻人在讨论创作时的那种激情和纯粹让我很感动。这个片子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给别人看的过程中被打磨成了现在的样子。

对于片子的意见我从来都不慌，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片子好坏的评价，最紧张的还是给爸爸看。2023年3月14日，我拍下了本片的第一个镜头。这中间爸爸问过我好多次片子怎么样啦、能不能看啊、最起码播出前让我们看看啊，我都以剪辑还没做完为借口搪塞过去了。播出前的半个月他来上海看孙子，临走前一天我才下定决心给他看，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我能陪着他一起看的机会，很多片子里的事情我还可以第一时间解释一下。

看之前我给他做足了心理建设，我说这毕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苏尼尔现在不是这样了等等，唠叨了半天，其实也是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爸爸特别高兴，沏了杯茶，我俩电脑前一坐，就像给领导审片一样。他只在片子最开始的时候提了个修改意见，让我把“我们的名字来自蒙语”最好改成“我们的名字来自蒙古语”，不愧是做央视民族节目的，严谨。剩下的五十分钟他一句话也没说，偶尔笑一下，没声音的那种。我在旁边一眼也没看片子，全程借着屏幕的反光在观察他的表情，尤其是KTV里苏尼尔控诉爸爸的那段。直至结束，我没看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波动是在看完之后，爸爸直接把我夸上天了。他说好，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纪录片！他说自己拍了一辈子都是央视风格的纪录片，也没教过我怎么拍这样的纪录片，我是怎么学会的？我想了想但没敢说：还不就是因为豁出去拍了这么个主题。看他心情不错，我趁机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片子能不能转发给亲戚朋友们看？（我的潜台词是这里面的事算不算家丑）他说没问题，这个片子很有意义，很好。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片子里的苏尼尔？他说，要允许苏尼尔是苏尼尔，允许乌尼尔是乌尼尔。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接纳我们每个人本来的样子吧。要是这么说的话也应该允许超克是超克，理解彼此。

这个坎过去了，我心里堵了两年的这块大石头才终于落地。爸爸对片子满意，并且没有因为苏尼尔的控诉而难过，而是更理解他了，这远比片子的好坏要重要。

苏尼尔毕业的那天

我的弟弟苏尼尔

好的父母儿女是什么样的，这些大概有公论，但兄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在拍这部纪录片之前，我和苏尼尔的关系可能还停留在童年的玩伴这个阶段，我们聊过去的游戏，互相推荐乐队的新歌，值得看的电影。在他第一次不叫我哥哥而是叫乌尼尔的时候，在他从北电毕业进入电影剧组的时候，这些时刻都标志着他已经不是那个年幼的弟弟，而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我们却很少聊成年人的话题，关于家庭更是从来没有聊过。

当我单方面决定要拍他时，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长期一起相处过了，我就这么拿着摄影机怼在他面前，招人烦是一定的。当一个导演跑过来拍另一个导演，还跟这个导演说接下来的一年我要拍这个主题、你这一年的人生最好往这个方向发展时，就更招人烦了。我还在把他当小孩，而且是对我言听计从的小孩。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展现出对家庭的那些深入思考时我会很震惊。一方面因为他是被伤害的人，自然要想得更多；另一方面我们俩相隔的这八岁，也随着各自的长大变得越来越没有差距。本应该由我承担的开解家人矛盾的责任落在了苏尼尔身上，我觉得他一定是责怪我的。

拍完这部片子以后，我们再也没聊过家人，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但是又有些不一样。有过这一年的相处，哪怕以后我们俩再也不聊那些关于家人的话题了，感觉我们也近了很多。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兄弟关系，但我觉得现在这样还不错，一种可以不需要经常说话，但知道可以互相说心里话的关系。

KTV的长镜头

KTV的长镜头

KTV的那个长镜头

这个长镜头的原始素材要有快半小时那么久，我们兄弟俩都说了很多。我记得当时摄制组里的同事们看完这个镜头后都很喜欢，但限于时长的关系，总不能一部一小时的记录片，其中一半的内容都是兄弟俩在KTV里的自拍吧。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出现在镜头里，最直接的原因是在那一刻，我迫切地想要说些什么。

作为导演和摄影，我习惯于塑造镜头前的人物，通过他们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预设有倾向性的问题，通过镜头的俯仰角度或不同的景别来加强我想要的情绪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对客体进行设计的行为，其实和苏尼尔在艺考课上说的“现代电影的一切都是设计的”有些相似。

但当我听完苏尼尔的倾诉之后，这些技巧我就都忘了，或者说都不重要了。我用了几分钟去消化苏尼尔所说的一切，然后只想坐在镜头前，像他一样，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说，也不在乎是在和谁说，就是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我拍纪录片也挺多年了，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你会感觉到被拍的人情绪到位了，要表露自己内心最脆弱的地方了。这种时候，最恰当的做法就是开着摄影机，别说话，静静地看着他等他说出来，没想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天。那一刻，包间里只有我和摄影机，它也静静地看着我，甚至感觉像在审视着我一样，盯着我让我回忆自己的过去。

这部纪录片就是从这个镜头开始才找到了它真正的主题，而我也从那时起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拍下去。

年幼的兄弟俩

爸爸展示底片

拍记录片到底有什么用？

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事太平常了，就像我不会思考为什么要喝水吃饭，我也不会思考为什么要拿起相机。

我爸摆弄相机已经几十年了，从我有记忆起，家里就有一箱箱的胶片、各种型号的相机、镜头，摄影是他最大的爱好。他的工作也非常适合这份爱好，让他跑遍了全国。在我印象中，不管他走到哪都要背着那个巨沉的摄影包（通常是两个相机加上三四个镜头），有时候还要带着三脚架。

受到他的影响，在报考大学选择专业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的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摄影，苏尼尔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导演。影像这个行业在我们家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了，纪录片该怎么拍，什么内容是好的，应该从人物身上挖掘到什么，我们仨都懂。拍自己家人这个题材虽然是头一回，但套路也还是那些，不陌生。

一个人在北京电影学院拿金奖高调毕业，面对严酷现实的打击不气馁，努力拼搏最终成为电影导演的故事，我能驾驭，我也愿意讲。这种故事听起来很俗，所以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你都能想象得到片子里会出现哪些起承转合。另一方面，我也是有私心的。我想这样一部纪录片，也许能帮到苏尼尔一些，毕竟导演除了能力之外还是需要一些知名度的。

但是开拍差不多半年后，我依旧没看到苏尼尔成为电影导演的苗头，我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多。我确实不了解他，一切也没有向我预设的方向发展。直到KTV的那一晚，整个片子突然有了新的主题，一个我一直不想面对的主题。

如果这不是我的家人，那我就要问了：苏尼尔小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他爸爸为什么当初会忍心离开老家？他会继续怪他爸爸还是选择原谅？他爸爸对苏尼尔会不会有愧疚感？我不但要问，我还要把这些拍下来。

我一直会用一个比喻：当纪录片里的人物开始对拍摄者掏心掏肺时，导演就该像狼见到肉一样。这是好东西，是一个让纪录片能够精彩的点，要揪住这个点往下挖才对。但这是我的家人，镜头前的是我弟，他控诉的是我的父母。不是这一家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家发生了什么。

人都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之前，一家人表面上还过得去，谨慎一些可以和谐地一起走很久。当我们把这些过去的痛苦都拿到台面上，来辩一辩对错，然后呢？谁也没有解决办法，谁也无法改变，然后带着这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怎么互相面对？这是我最担心的，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下半程可能会造成的结果。

总导演一直问我：影像对我们一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部纪录片意味着什么？现在片子拍完了，播出了，我也可以回答了。

首先，是记录本身。当我看到我爸在三十年前拍下的家庭录像时，那里面年幼的我和苏尼尔，年轻的妈妈，在镜头背后的爸爸，每一个画面都能让我感受到一家人之间的爱，每一帧都是珍贵的。那些粗糙的画面里没有争吵，但我相信，如果有，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样能让我微笑着看下去。所以，不管现在我们一家发生了什么，矛盾有多么尖锐，我相信都值得记录下来给三十年后的人去看，而且我相信一家人一定会向着互相理解的方向前进。

第二点，我前面说了，摄影机在我家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东西。我们拿它拍了这么多年片子，终于有一个理由能把镜头调转方向对准自己。面对镜头大家都很自然，充满了表达欲，甚至在刚刚开始时还有些过重的“表演”痕迹。我想如果不是面对着镜头，很多话他们怕是不会说出来。如果不是拿着摄影机，我也没有勇气去听他们倾诉。

所以，纪录片在我们家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它是一个可以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彼此的纽带。

过年全家在一起打扑克

“要怪就怪我的家庭。”

原生家庭这个词在当下有些过气了，甚至让一些人反感，但我非常能理解苏尼尔为什么会执着于原生家庭不放。哪怕在我们这个年龄，每个人的行为处事方式很大一部分还是从爸妈那里学来的。当这种惯性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时，我们该做的是回看过去的经历，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和过去和解不意味着指责谁，而是找到自己经历中有养分的那一部分。

这次拍摄也强迫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家庭。过去我一直在逃避，因为我是兄弟俩中的受益者。我不愿意去思考别人的痛苦，哪怕是我弟的痛苦。站在我的角度上，我会想如果爸爸当初没有走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也许我们兄弟俩就不会走上导演的路，而是一辈子留在海拉尔那个小城市。对于我们一家来说，好像只要去了大城市发展，是否全家还在一起并不重要（也有可能苏尼尔不这么想）。

对于我，爸爸在与不在都处于合适的时机。童年需要陪伴的时候他没有缺席，等开始有些叛逆想要自由时他又去了北京。我就像一块充满了电的电池，长大以后的路不再需要家人的陪伴。

海南旅游

写在两年以后

从开机的第一天到落笔的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半了。截至目前，苏尼尔还没有成为名导演，依然“籍籍无名”。他的心态好了许多，但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他和爸爸聊了什么，而是他有了新的工作、有了女朋友，人生明朗了起来，也就没有精力纠缠过去了。

希望以后他的孩子能看到这部纪录片，知道他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也知道他爸爸的一家是什么样的。从我爸留下的家庭录像里，我能感受到影像的力量，感受到时间的力量，我希望它能一直更新下去，变成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