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叙事的笔触干净而凄美，镜头的景别分配也很工整，为刻画人物不断临近死亡的巨大心理压力而对女主角采用了很多中近景。美术和配乐部分也都处理的恰如其分.查了一点点背景资料,导演是TV Production出身,从业已有十年光景. 而作为十年之后的首部电影,<Sophie Scholl - The Final Days>拍得很扎实，几乎挑不出明显的毛刺，这部优秀的传记电影，对比于好莱坞近两年来的同类型作品，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欧洲影像风格，或者不如干脆说就是一种"德国风格"：严谨、写实、以及笼罩于庄重气氛之下的深色美感。
这是一部传记电影，Sophie Scholl确有其人。Sophie最后的时光用几行字就可以描述：
1943年 2月18日 同哥哥Hans在慕尼黑大学散发传单被捕
2月19日 被盖世太保审问，假装无罪，尽量争取释放
2月20日 释放无望，继续被审问
2月22日 法庭判处死刑。
被带离法庭后于当天下午行刑（断头台）。
影片叙事的笔触干净而凄美，镜头的景别分配也很工整，为刻画人物不断临近死亡的巨大心理压力而对女主角采用了很多中近景。美术和配乐部分也都处理的恰如其分.查了一点点背景资料,导演是TV Production出身,从业已有十年光景. 而作为十年之后的首部电影,<Sophie Scholl - The Final Days>拍得很扎实，几乎挑不出明显的毛刺，这部优秀的传记电影，对比于好莱坞近两年来的同类型作品，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欧洲影像风格，或者不如干脆说就是一种"德国风格"：严谨、写实、以及笼罩于庄重气氛之下的深色美感。
这部戏充分说明了一点：写实是加剧恐怖氛围的最好手段。还有什么会比对死亡的写实更恐怖更压抑？！
被起伏中不断演进的故事情节紧紧牵着，观众一步步随着Sophie走向幻灭、走向那间行刑的空屋、走向断头台。当Sophie坚强地应辩审问的时候，我们的心却会因恐惧而一阵阵抽搐；当知道自己不可能被释放以及即将被执行死刑那两个重大时刻，Sophie发泄性的哭泣，相信很多人心里也都跟着发出同样悲愤而无助的呐喊和抽泣。在IMDB中读到一段评论，我非常认同：
“this movie evokes emotion. You feel with Sophie Scholl, you think about what you would have done in her place”。
全片中唯一的“写意”运用就是那几处室外“阳光”的加入，很巧妙地调整着故事的情绪：死亡临近所带来的巨大恐怖压抑之下，几缕阳光所寓意着的“真理和希望”给人以片刻间的温暖和振奋。那个时候，Sophie的脸——一个年轻女孩的脸便是轻轻地上扬，努力体会着阳光的抚摸。
那是来自于上帝的抚摸。
题记：
我希望哈哈贯穿你们的一生，无论他多么艰难。这是一位德国人给我们的忠告
――――卡夫卡·陆（KavkaLu）
http://img.verycd.com/posts/0509/post-248980-1127753177.jpg
战争是一块试金石
一些人苟延残喘，而另一些人为了人类正义的未来勇敢加入赴死者的队伍，这是不仅是勇气更是信仰。
理想主义的旗帜注定赴死者坚定的神情，当慕尼黑的苏菲在1943年的春天加入反抗纳粹的左翼团体时，她的眼中闪烁着信仰的光芒，这种纯粹让他们忘记了可能的危险，在大学散发传单的举动带着激进主义的冒险精神，可是，唤醒民众的人注定像盗火者一样悲壮，这部电影是根据德国二战期间著名的抵抗战士苏菲·绍尔生命中最后几天的人生故事改编的，影片描绘的是她和其兄长因为在大学里散发反纳粹的传单而被捕，影片绝大多数时间描绘的是苏菲在狱中和盖世太保的唇枪舌剑的场景，这是一部和灵魂与正义有关的电影，影片的场景局限在审讯室和牢房，对于叙事电影而言这样的选择是一种冒险，一切需要演员通过丰富的表情将内心世界呈现给观众，我们看到影片里苏菲从一种侥幸心理到最终独自承担罪名的过程是理想主义者一次升华的过程，苏菲的形象总是让我不由自主想到江姐和老许，这些为了人类不被奴役而前赴后继战斗的人们是我们应当铭记的，苏菲和盖世太保关于自由、正义以及良知的对话对于所有专制国家而言都有现实的意义
学生的革命热情总是带有明显的激进成分，在严酷的环境里，苏菲和汉斯兄妹选择了战斗，终于，一个撒传单的冒进举动终于让他们进了盖世太保的牢狱，他们也曾经恐惧可是信仰让他们坚定，在行刑前三位慷慨赴死的青年的拥抱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苏菲第一次踏进牢房时她抬头望了一眼铁窗外的蓝天，这样的镜头在她最后的人生旅程里一再重复表明了这些勇敢的人对于自由和净空的向往。
这部影片其实可以改编成话剧，苏菲的心路历程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共鸣，这部获得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的影片从电影本身而言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在其中我们可以看见人性题材在欧洲电影节的分量，德国民族的伟大也在于此，反思让人对于罪恶有所警醒，电影里苏菲和盖世太保的较量是心灵之中真相和虚伪的争斗！
我个人认为饰演审讯官莫尔的演员其实演得更好，作为国家机器下的一个官员自我在权力面前完全消失，他和苏菲关于精神病人送进毒气室的对话可以看作德国文化对于二战罪恶的认真反思，极端的理性导致人情的迷失，纳粹存在的社会基础发人深省。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完全麻木的人毕竟少数，苏菲知道承担后的命运是什么？她坚定地走进赴死者的行列，这样的选择在一个卑微的世界里无从讨论，而信仰从来都是神圣的。
没有人可以逼迫你进行良知的选择，生死的考验方显立场的珍贵，为了哈哈的未来那些英雄的人格是何等的高贵。
为了活着，许多人不再思考或者不愿思考，犹如片中的莫尔的无言。
人的一生充满着这样的选择，我们无法责难那些贪生怕死的人，然而，我们应该鄙视那些为虎作伥的人。
在片中苏菲的父母双亲是值得尊敬的，在和女儿最后的相见时一个拥抱就是全部的话语，所有的今世都是暂别，在天堂上帝看得见。
我们注意到欧洲电影在音乐选用上的克制，这部影片在他们判罪后出现的钢琴声表达了苏菲的心情。作为一个战争的反面形象，德国当今电影人对于自己国家不堪回首的历史的反思更加具有人性的感悟力量，他们可以更加准确把握战争里普通德国人的情绪，像身在位置上莫尔的无奈、女监看守和神父，这些小角色对于他们兄妹的反应更有意思。
法庭的上，苏菲对法官弗雷斯勒预言的：“今天你吊死我们，明天，就轮到你掉脑袋了。”而他的兄长则轻蔑地对法官说你连战场都没有去过，没有资格谈论。
对于司法公正，他们去法庭的路上，苏菲望着法院楼顶上的手执天平正义女神可谓意味深长。当她告别父母转身的一刻泪流满面，而当她看到莫尔时立刻擦去眼泪，露出倘然的笑容，这个过程对于观众的心灵必定是震撼的。
这部欧洲文艺电影的意义在于他的历史责任心和反思的努力，一个没有反思精神的民族必定是精神的侏儒。
反思，当我们的手沾染了人子的热血；反思，当我们为了排除异己而将人置于死地！
【附录：影片资料】
《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 - The Final Days）》2004德国
中文直译：苏菲·绍尔———最后的日子
导演：马克·罗斯曼Marc Rothemund
演员：朱丽娅·耶特斯Julia Jentsch、法比安·亨里奇Fabian Hinrichs、亚历山大·海德Alexander Held
片长：114分钟
奖项：2005年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
个人评价：艺术性7，欣赏性5（德国反思影片）
2006年6月22日 星期四 下午23时45分 云间大雨后 寒鸦精舍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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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MSN:kavkalu1967@hotmail.com
邮箱： kavkalu1967@126.com
如果说维姆-文德斯镜头下的德国被插上了一双诗意和想象力的翅膀，汤姆-提威克镜头下的德国充满动感和电子节奏的罗拉式快跑，沃纳-赫尔佐格干脆潜心致力于世界各地奇闻绎事的研究，那么本片则是一部纯正到原汁原味的德式电影。何谓“纯正”，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这样理解和认为，这个电影把德国人的理性和思辩发挥到了及至。除去最开始的半小时，影片有2/3的内容是在激烈地对白（争辩）中进行的。朱丽娅·耶特斯所饰演的女主角，面对纳粹的种种言语引诱和精神洗脑，临危不惧，不屈不挠地进行信仰上的抗争，将一个面对死亡威胁下却依然拥有绝不动摇信念的坚强女性形象演绎的相当完美。这是一部讴歌信仰和信念的电影，在一个真正拥有信仰和信念的人眼里，死亡只是一件很轻的东西。看到最后苏菲-邵尔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幕，不知不觉想起了德国新民谣乐团Belborn说过的一句话：德国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
所以，此片应该推荐给所有热爱欧洲电影，热爱德国的朋友。
莫尔：“索菲娅·玛格达莱娜·朔尔，来自乌尔姆，1921年9月5日生于福希腾堡，信仰新教。父亲叫什么名字？”
索菲：“罗伯特·朔尔，以前是福希腾堡区的区长。”
莫尔：“保育员毕业？”
索菲：“是的。”
莫尔：“第二个常住地是慕尼黑23区弗朗茨·约瑟夫大街13号施密特的一座带花园的房子？”
索菲：“是的。”
莫尔：“被判过刑？”
索菲：“没有。”
莫尔：“根据大学主管所言，是你把传单从栏杆处撒了下去？”
索菲：“大理石栏杆上到处都有。我走过时推了一把。”
莫尔：“为什么？”
索菲：“出于爱玩的天性。但我立即知错了，我意识到把那些纸推下楼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我后悔了，但是改变不了事实。”
莫尔：“朔尔小姐，你在大学里所撒下的传单乃是属于战争特别处罚规定的范畴。你要不要查对一下什么是叛逆罪和包庇敌人罪？”
索菲：“我与此无关。”
莫尔：“牢房、监狱或者死刑。”
索菲：“我真的没做什么！”
莫尔点燃一枝烟，“要吸烟么？”
索菲：“不用，谢谢！”
莫尔：“但是你吸烟的吧？”
索菲：“偶尔。”她有些紧张，手放在双腿上来回摩挲。
莫尔放下香烟，把两沓传单放在皮箱上进行比对，说道：“大小正合适。”
索菲：“凑巧罢了。”
莫尔：“为什么你要拿着一个空箱子去大学？”
索菲：“我要回家，回乌尔姆，所以得去拿些衣服。那是我上周带给母亲的衣服。”
莫尔：“带去乌尔姆？那么远？在一周的中间时刻？”
索菲：“是的。”
莫尔：“仅仅是为了送几件衣服？”
索菲：“不，也为了看看我的朋友和她初生的婴儿。另外，我母亲病了。”
莫尔：“但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星期的中间时候回去？这可是上课时间，这太仓促了！”
索菲：“因为我的朋友比原计划提前去汉堡。所以我也把周末的旅行给提前了。我本想赶12：48的快班火车，我还我和姐姐的男友约好了在霍尔茨辛基火车站见面，你不信可以问问他。”
莫尔：“他叫什么名字？”
索菲：“奥托·艾歇尔。他坐从索恩过来的车，11点半到达慕尼黑。”
莫尔；“艾歇尔的拼音是‘E’吗？”
索菲：“不，是‘a-i’。”
莫尔：“你没有带脏衣服去乌尔姆吗？”
索菲：“没有。小件衣服我自己手洗，大件的还没有清洗。”
莫尔：“你其实没有必要带干净衣服。你想一口气向我说明你得额外多带一个空箱子来装干净衣服？”
索菲：“我得考虑到下一周，那时我在乌尔姆。”
莫尔：“你在大学里干了什么？你要去乌尔姆哪个地方？”
索菲：“我和一个女性朋友约好了，她叫吉泽拉·舍特林。我们约好今天12点在英国公园的湖畔小屋共进午餐。”
莫尔：“尽管你要回乌尔姆？”
索菲：“我昨晚才临时改变决定，所以今天要去上学跟吉泽拉告别。”
这时门外的工作人员递给莫尔一份资料，并把桌上的箱子与两沓传单抱走了。索菲双手攥在一起，神情不安。
莫尔：“为什么你的哥哥会和你一起去学校？而你只不过是想和舍特林做短短的告别。”
索菲：“我们经常一起去学校。汉斯是要去神经科。”
莫尔：“主管说你们11点的时候出现在二楼的楼道里。你们去那儿干嘛？”
索菲：“那是我们在去见吉泽拉的路上。她正在胡伯教授关于哲学入门的课堂上。”
莫尔：“但上课的地方是在一楼。”
索菲：“是的，我们早到了10分钟。我就指着心理研究所给哥哥看。那是我经常上课的地方，在第二层。”
莫尔：“那些传单在哪里？”
索菲：“我看到地上到处都是纸张，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东西的话。”
莫尔：“没有看吗？”
索菲：“看了，不过只是快速浏览一下。我的哥哥还开了一个玩笑。”
莫尔：“政治玩笑？”
索菲：“不，是关于浪费纸张的。他跟我一样，不问政治。”
莫尔：“最近在德国国家博物馆里女大学生的暴动，省党部领导的演讲，你也都参加了？”
索菲：“没有。”
莫尔：“出席是一种义务。”
索菲：“我不关心一切政治。”
莫尔：“你怎么看待几天前，党部领导在国家博物馆所说的女生们更应该为领导们生孩子，而不是在学校里闲荡，甚至当他不那么好听地允诺要把她们分派给自己的副官？”
索菲：“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莫尔：“你在学校里的状况让你很有嫌疑性，我建议你马上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
索菲：“我要争辩我与传单一点微末的关系都没有。除了那个愚蠢的玩笑。我理解，你们会一直保留对我们的怀疑，直到真正的嫌疑犯被抓。但我的哥哥和我真的与此无关。”
莫尔：“你是不是认为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歪曲了你的思想信念？”
索菲：“我对你已是开诚布公的。”
莫尔起身出门，瞬即折返，说道：“朔尔小姐，我们的同事在你的箱子里找不到传单的影子，你的哥哥在审讯中也证实了你说的话。你轻松些了？”
索菲：“我没有什么担忧。”
莫尔提起电话让记录员进来，随后向索菲说：“我现在口述一份记录，你听仔细了，如果跟你所言不符的话，请打断我。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朔尔小姐？”
索菲：“明白了。”
莫尔：“然后你将被带往后面的监狱暂时关押，但是，那之后，也许你今晚仍能回乌尔姆。”
莫尔转身问记录员是否记录好，念白略去……索菲没有异议，然后被带往监狱。
次日，由于证据不足，索菲被初步判定无罪释放。她暗自庆幸，长舒一口气。正当索菲准备在离院单上签字的当口，电话铃响了，是莫尔打来的。洛赫接完电话，不再让索菲签字，而是再次带她来到审讯室，显然莫尔又掌握了新的证据。
2月18日，第二次审讯
莫尔：“你可以脱掉你的大衣了，坐下吧！”
莫尔手持索菲的离院证，看了看对面这位文静的女孩。然后将离院证放进资料夹，开始发问。
莫尔：“你父亲去年坐了6个月牢，因为他称我们的首领是‘人类上帝的人质’。”
索菲：“他因其‘阴险’被捕，并被剥夺了工作。”
莫尔：“我在想你父亲是如何承认的。你曾经是德国女青年团的成员？”
索菲：“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思想。”
莫尔：“哼哼！典型的民主！你为什么参加德国女青年团？”
索菲：“因为我听说希特勒把我们的国家带向强大、幸福和安康。关心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幸运的子民。”
莫尔：“你是单身的吗？”
索菲：“我订婚了。和弗里茨·哈特纳格尔。他是前线的上尉。”
莫尔：“在斯大林格勒？”
索菲：“是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索菲：“半年以前。”
莫尔放下烟蒂，猛地将台灯照向索菲，后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尔后缓缓睁开。莫尔突然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枝勃朗宁手枪，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莫尔：“认识这个吗？”
索菲：“我哥哥有一枝。他是国防军的中士。”
莫尔：“如何解释他抽屉里有190枚子弹？直径9毫米。”
索菲：“那也是我哥哥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买邮票是什么时候？”
索菲：“大概两个礼拜前。”
莫尔：“哪里买的？买了多少？”
索菲：“在利奥波德大街23号的邮局。10张12分的，也可能是5张6分的。我记不清了。”
莫尔：“没有更多了？”
索菲：“没有了。”
莫尔从包里又拿出一叠邮票。
莫尔：“认识这些邮票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真不认识？”
索菲：“真不认识。”
莫尔：“我们在你哥哥房间里找到的。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他用这么多邮票来进行大量印刷品的寄发。”
索菲：“你问的是我最后一次是在哪里买的。”
莫尔突然声调提高到了80分贝：“无耻！你们当中究竟是谁想拿这些邮票去干嘛？邮寄那么多印刷品干嘛？”
索菲：“向亲朋好友表达祝福，我们写了很多。”
莫尔：“那么你知道这些邮票了？”
索菲：“我只是猜测而已。你是从我哥哥那里搜到的，不是从我这里。”
这时盖世太保警察进来了，双手抱胸，站在门边。
莫尔：“你有一台打字机？”
索菲：“在我哥哥的房间里。那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她把它借给我们，我哥哥就可以用来打印东西了。”
莫尔：“打印什么东西？”
索菲：“关于哲学和神学问题的论文。”
莫尔从包里取出宣传单页：“不是这些传单？”
索菲：“不是。”
莫尔：“也许是这样的哲学和神学问题吧：‘希特勒不会赢得战争，只会拖延战事。’或者是‘罪行不会为德国赢得战争胜利。’又或者‘未来的德国会变得封建。言论的自由，认识的自由’。”
索菲：“这不是汉斯写的。”
莫尔：“你写的？”
索菲：“不是。”
莫尔：“但是你相信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
索菲：“我不关心政治。”
莫尔拍案而起：“不管怎么样，根据字体比较，这些诽谤书出自你们屋里的打字机，并从月初开始寄给了很多奥古斯堡和慕尼黑的居民。”
索菲：“我不知道这事。”
莫尔：“坐着！你给我注意。”
说完，径自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手里拿着另一份证据。
莫尔：“你哥哥想把这份诽谤书销毁的时候你也在场。认识这张纸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把它念出来，在你说错话之前。”
索菲照着念：“20万同胞为了一个军事伪君子的面子牺牲了。”
莫尔：“这话让你联想到什么？想到在其他6种传单上演奏的音乐？那么这手写体呢？”
索菲：“不认识！”
莫尔再次咆哮起来：“够了！诽谤者传单的发起者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的人——你们一位来自因斯布鲁克的朋友。我们在你们那儿找到他的来信。这种字迹确认无疑。普罗布斯特也是被首领仁慈关怀的一名医学学生。自家人，应该对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心存爱恋！作为享有特权的人，却不断宣扬家丑，而其他人却战死在前线。除了你的哥哥和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还有谁参与这份传单？”
索菲：“你不要恶意诋毁！”
莫尔：“你对我隐瞒你们屋子里存在的证据，尽管你知道完整的事实真相！”
索菲：“我只承认我知道的东西！”
莫尔：“你想听听你哥哥是怎么说的吗？就在他像你一样拐弯抹角说完话之后。‘在我终于意识到，面对东方战线的失败和英美军事力量的强大，我们国家的军队已不可能把胜利引向我们这边。我经过许多痛苦的思考之后，终于承认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减少无谓的牺牲和避免统治欧洲的想法。那就是缩短战争。另一方面对我而言，对待那些被我们占领的地区和人民来说是一种梦魇。”
索菲：“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解释，丝毫没有责备之意。”
莫尔：“这是对武装力量的败坏和极大泄密！”
索菲：“我仍然不相信这是我哥哥说的话。”
莫尔：“啊，你也觉得这里面有说错的地方是吗？”
索菲：“除非我哥哥当着我的面说，否则我不相信我哥哥会说这些话。”
莫尔：“绘画师艾克迈尔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索菲：“是的。艾克迈尔几个月都在克拉科夫干建筑。他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进出他的画室，向我们的朋友展示他的作品。”
莫尔：“复印机上留有指纹证实是你哥哥的。他已经全招了。他让人记录下来，全都是他一人所为。拟定六种传单复印和派发。那他一个人得一夜之间在慕尼黑发出5000份传单。你肯定和他在一起。今天上午你也肯定和他一起在学校楼台上。难道你还要告诉我们你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你认为这些传单是无害的纸张？承认吧！是你和你哥哥制造和派发这些传单的！”
索菲：“是的！我为此感到骄傲！现在我哥哥和我会被怎么样？”
莫尔：“你早该考虑到后果了，朔尔小姐！”
索菲：“我们的家庭会受到牵连吗？”
莫尔：“这另当别论！”
索菲：“我要去厕所。”
莫尔：“现在不行。是谁写了这些传单？”
索菲：“我！”
莫尔：“你又撒谎了！朔尔小姐。我们几周前就派专人跟踪研究，结论是写传单的人极有可能是个男的，学文科，是你哥哥写的！谁拿这些诽谤书去寄的？”
索菲：“我哥哥和我。对不起，我真的得去趟厕所。”
莫尔拿起话筒，让警察头目洛赫进来，令其带索菲前去卫生间。在洗手池前，索菲强忍悲痛，没有哭出声来。门外传来洛赫的催促声，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暗下定了决心。
莫尔：“这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失败’、‘自由’？在慕尼黑大学、路德维希大街上的“”标志被划掉。还有在玛丽安广场和高丰格大道上也一样。”
索菲：“是哥哥和我干的。”
莫尔：“你哥哥在学校里被抓时曾经说到：‘快回家去，告诉亚力克斯，他不用等我了。’舍特林正好就站在附近。这是告诉施莫尔逃走的暗示吗？”
索菲：“汉斯和施莫尔有约，他不想让他徒劳地等他。”
莫尔：“你跟施莫尔谈论过这个计划吗？”
索菲：“没有。”
莫尔：“跟格拉夫呢？”
索菲：“也没有。”
莫尔：“你为什么总是要撒谎，朔尔小姐？”
索菲：“我没有撒谎。”
莫尔站起身，拉开窗帘，这时已经是次日清晨了。
莫尔；“这是，是你今天的供词，请签名！”
索菲无奈之下依从了……莫尔让洛赫把索菲带走。
2月19日，第三次审讯
莫尔：“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白玫瑰’组织让你们不得安宁。谁是‘我们’？”
索菲：“我哥哥这样写的。”
莫尔：“在第４页传单最后写着‘请将此单复印并广泛传播’。最后这里号召反抗运动。这听起来不像只有一两个罪犯。”
索菲：“我们没有组织。”
莫尔：“关于维利·格拉夫你知道多少？”
索菲：“中士，和我哥哥一样是学医的，偶尔会来看我们。”
莫尔：“据我们所知，他也在画室里帮忙复印传单。我们发现了他的指纹。”
索菲：“但他完全是另一个时间到画室来的。”
莫尔：“什么时候？”
索菲：“元月中旬，当我们向朋友们介绍艾克迈尔的作品时。所以可能有其他人的指纹留在上面。”
莫尔：“还有谁也在？施莫尔？”
索菲：“可能吧，我不知道。我只是开始的时候呆了一会儿，后来去听音乐会了。”
莫尔：“普罗布斯特是不是负责在萨尔茨堡和和林茨的传单？”
索菲：“不是，汉斯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莫尔勃然大怒：“我要你他妈的给我说出事实真相！我期待你现在终于可以给我说出实施者和操纵者！格拉夫？安内利泽？”
索菲：“我一共才见了他们8到10次。”
莫尔：“都谈了些什么？”
索菲：“关于文学和科学。我认为格拉夫完全与政治无关。”
莫尔：“与政治无关但向他透露过计划？”
索菲：“我声明，格拉夫与我们的传单毫无瓜葛。”
莫尔：“舍特林呢？”
索菲：“我跟吉泽拉经常见面。自从我们一起在慕尼黑上大学，我认识她是在青年义务劳动军里。”
莫尔：“那我们的帝国将充斥着非政治人士和运动的拥护者。”
索菲：“那对你来说也会是最好的秩序，莫尔先生。”
莫尔转身在文件柜里取出一沓卷宗。
莫尔：“根据我们的确认，所谓的‘白玫瑰’组织仅在元月份就弄到了1万张纸和2000个信封。这是谁干的？”
索菲：“哥哥和我。”
莫尔：“这似乎让人相信，因为最初的4页传单只印了100多份。但你还是不肯跟我说明你哥哥和你能够单独将第5、6份传单印了千余份。还能拿去邮寄。”
索菲：“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
莫尔：“佩服！除了你有记录可查的课程之外？”
索菲：“是的，我们要揭穿表象，我们的反抗有广泛的基础。”
莫尔：“我们知道，你哥哥格拉夫，施莫尔，还有富特文勒，维滕斯坦曾经一起到过前线是么？他们都在慕尼黑读大学。你们之间难道不会有什么政治意见的交流吗？”
索菲：“我哥哥对我说起人民死亡的悲痛，但不论及他的朋友。”
莫尔：“这我可不相信，朔尔小姐。”
索菲：“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对政治意见的表达。”
莫尔：“人们怎么看待你们发传单的行为？你们从哪里得来的地址？”
索菲：“从国家博物馆里的电话本上抄下来的。”
莫尔：“看一下斯图加特：1月27日及次日上午，在那里通过邮局发出了700份传单。与此同时，在这里———慕尼黑，派出了约2000份传单，这不可能是你哥哥一个人干的，2000份呐！”
索菲：“27号晚上是我坐快车去斯图加特的，传单就在我的箱子里，等我到了之后，我把约一半的传单塞进火车站旁的邮箱里，剩下的在第二天派到郊外。”
莫尔：“但是1月28号一天里你哥哥不可能将2000份传单放到慕尼黑各个电话亭和电话本里。还有其他地方，谁在帮助他？”
索菲：“我当时不在慕尼黑。”
莫尔：“谁在支持你们派发传单的行动？”
索菲：“我父亲每月给我150个帝国马克。我哥哥有军费补贴。”
莫尔：“你们两个人就靠这点钱生活、印传单和邮寄？每次你回乌尔姆单趟车费都要15个帝国马克。”
索菲：“我们会向朋友借钱。”
莫尔：“谁借给你们钱？”
索菲拒绝回答。
莫尔不再追问，拿起记录本：“在左边一页的上面，有字母‘E’表示单词‘收入’，资金后面注的名字表明是谁借钱给你们。”
索菲：“是的。”
莫尔：“下面还有你未婚夫的名字。他也是参与者之一？”
索菲：“他不是！我们每次借钱都是有理由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每一个人。我哥哥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莫尔：“你没有考虑到后果。如果你和你哥哥把什么都承担下来……我们知道所有人的名字！你最好想想吧，朔尔小姐，最好跟我们合作。那可以减轻对你们的判罚。想想你们可怜的父母和你们所带给他们的耻辱吧！”索菲：“莫尔先生，你指责我们犯了泄密罪，现在又要我出卖所谓的同犯来使得自己好过一点吗？”
莫尔：“揭发犯罪行为不能算是泄密。”
索菲：“但我哥哥的朋友们与此无关。”
莫尔又把洛赫叫进来，令其带走索菲。
2月20日，第四次审讯
莫尔给索菲泡上一杯咖啡。
索菲轻啜一口：“这是正宗的咖啡豆。”
莫尔：“朔尔小姐，德意志的幸福也涉及到你对吗？”
索菲：“是的。”
莫尔：“你不像那个埃泽尔一样卑鄙地在慕尼黑酿酒厂地窖里制造爆炸，你虽用了一些错误的谣言，但却以和平的方式斗争。”
索菲：“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
莫尔：“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
索菲：“你所引用的法律在1933年权力被篡夺之前还能保护自由的言论，但现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自由言论导致牢狱甚至死亡之灾，这与秩序何关？”
莫尔：“如果人们不遵循法律那应该遵循什么？同样的，谁来赦免？”
索菲：“遵循良知。”
莫尔轻蔑地回应：“是这样。”随即拿起法典和索菲的记录本，“这是法律，这是人。我作为侦探需要检查两边是否全等？如果不是的话，必须找出哪里出错了。”
索菲：“法律是会变的。而良知不会。”
莫尔：“那如果每个人都自行决定其良知正确与否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当罪犯想要推翻首领的时候，又会怎样？这必然是一场罪恶的混乱，所谓的自由思想、联邦主义、民主？我们曾经拥有这一切，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索菲：“没有希特勒及其政党人们最终也会拥有权利和秩序。法律保护是让每个人免于专制而非为了随大流。”
莫尔：“专制，随大流者？你怎么可以如此轻蔑地谈论？”
索菲：“是你在轻蔑我们。当你因为一纸传单把我哥哥和我称为罪犯，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试图用言论说服别人。”
莫尔：“正因为你和那群人不知廉耻地享用着特权，你们才得以花我们的钱在战争期间继续读书。而我在那该死的民主时代只学会了做裁缝。是什么让我今天成为警察？是占领了普法尔茨的法军，而不是德国的民主！如果运动没有爆发的话，我至今还只是呆在皮尔马森斯的一介乡村卫士。《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记录、通货膨胀、失业率、经济危机都是由我们的首领希特勒解决的。”
索菲：“让更多的人徒劳地送命！”
莫尔：“这是英雄之战！你拿到的食品配给票和我们是一样的，和那些你鄙视的战斗着的人们一样，你拿到的和我们还要多，还要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你为什么会有牢骚呢？我们的首领和德意志民族在保护你！”
索菲：“或者留在这维特斯巴赫的宫殿里，或者我的家庭受到株连？”
莫尔：“我们的士兵是在解放欧洲，使其摆脱富豪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德国，避免再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奴役，我告诉你！”
索菲：“当不久以后这场战争结束，德国又重新进军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就会指着我们说，我们毫无反抗地忍受着希特勒。”
莫尔：“当我们获得了所有战争的胜利，流血牺牲后终于换回了德国的幸福和自由，就像你当初在女子青年团所梦想的那样，你又会怎么说？”
索菲：“这样的信仰会在希特勒的德国消失的。”
莫尔：“如果我说的成真了呢？你是天主教徒？”
索菲：“是的！”
莫尔：“教堂也要求你们要坚定信仰，哪怕是你出现了怀疑。”
索菲：“但在教堂里，人人都是自愿的。而希特勒和纳粹份子剥夺人的其他选择。”
莫尔：“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且甘愿冒险呢？”
索菲：“因为我有良知。”
莫尔：“我不能理解，以你的天赋和智商竟然不能思考和感觉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忠诚、幸福’，有道义、有责任的国家政体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
索菲：“难道纳粹假借自由和忠诚的名义在整个欧洲造成的可怕的流血牺牲还没有让你睁开自己的眼睛吗？如果不在希特勒羽翼未丰时去除他的权力同时建立一个新的欧洲，那么德国的名义就会一直蒙受耻辱。”
莫尔：“新的欧洲只能是纳粹的。”
索菲：“当你们的首领精神错乱的时候是吗？你只需想想种族歧视就够了！在我们乌尔姆，以前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遵守命令朝他脸上吐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上千人一样。据说他被送往东部进行义务劳动。”
莫尔：“你相信这样的胡说吗？他们是自己迁移走了。”
索菲：“来自东部的士兵都说他们是消失了，希特勒是想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灭亡，这种癫狂的想法他20年前就有了。你怎么会相信犹太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呢？”
莫尔：“这种分类只是为我们带来了不幸，但是你属于疯狂的，少不更事的青年，因为错误的教育，可能我们也有责任。如果是我会用别的方法教育像你这样的女孩。”
索菲：“你信不信？我非常地震惊当我得知纳粹份子竟用毒气和毒药来消灭患有精神病的孩子，我母亲的朋友们曾向我说过，那些孩子是怎样被护养院的护士送上货车的。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登上汽车。你认为，我受了错误的教育是因为感受了这些人的缘故吗？”
莫尔：“那是毫无生活意义的人生。你也学过护理，你肯定也碰到过精神病人。”
索菲：“是的，所以我更加确定，无论什么情况，没有人有权对此进行判断，只有上帝才有这权力。没有人知道一个精神病人的灵魂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痛苦中会形成怎样神秘与内在的成熟。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莫尔：“你必须得适应，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你所说的与现实无关。”
索菲：“我所说的当然与现实相关。与道义、道德和上帝有关。”
莫尔猛地起身：“根本没有上帝！”说着走向窗边，沉吟片刻，“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只是很信任你的哥哥，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自己只是参与而已。难道我们不可能这样来写记录吗？”
索菲：“不用了，莫尔先生，这与事实不符。”
莫尔：“听着，我有一个儿子，年龄比你小一点，他有时脑子里也会出现荒唐的念头，但现在他去了东方的前线。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乃是他的责任。”
索菲：“你仍然相信最后的胜利吗，莫尔先生？”
莫尔：“朔尔小姐，人一旦把什么都考虑清楚了就不会再着迷于他处事的过程了。这关乎你们的性命！这里，我为你的记录想了以下内容：‘经过谈话后形成的看法是：你与你哥哥共同的行为在这一战争阶段被视为反国家，尤其是反前线苦战的军团的罪行。应处以最严厉的判决。’？”
索菲：“不，从我的观点出发不对。”
莫尔：“承担错误并不意味着出卖你的哥哥。”
索菲：“主意很好，但如果重来，我还会选择这样。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有着错误的世界观。我还是之前的观点，我为我的民族做最好的事情。我不会后悔，我也会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莫尔无可奈何，“记录员进来记录口供。告诉领导，我们这里结束了。”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桑克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警察对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严格地说，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1982年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为人。2005年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这是唯一不可以原谅的。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彼此一句话不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起伏的心脏，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泪。
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维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非没有知音。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译）。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文件遗存，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书，译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
200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