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st thing is to feel that as a photographer I am benefiting from someone else's tragedy. This idea haunts me. It is something I have to reckon with every day because I know that if I ever allow genuine compassion to be overtaken by personal ambition I will have sold my soul.”
在众多梦想中，战地摄影师曾经是我一个很向往的职业，当然那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几年前逐渐脱离了主流生活，不自觉的把自己归类到观光客的行列，以至于在任何城市，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来旅游的。即便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一出门就能碰到向我兜售地图，推销旅馆的人，可我明明就是穿着衬衣西裤拎着笔记本刚刚踏出公司的写字楼。这种情况让我疑惑了很久，为什么他们不觉得我属于这个城市，因为我放空眼神？或者懒散的步调？后来我觉得这些原因都不是。因为他们觉的我不愿意参与这种生活，而是个更愿意是看一出戏或者一场电影的观众。
至今我仍旧把阿富汗，耶路撒冷等老少边穷脏乱差的地方作为旅行的目标。虽然不一定用照相机去记录，但一定会用身体和脑袋去记录这些旅行。
照片和影像
有一阵儿对这两种方式很纠结，到底照片和影像哪种方式更加强大。这几年偏重喜欢瞬间艺术的表达方式，藏传佛教的沙作檀城，街头涂鸦，最近比较流行的沙画。这种方式的意义在于更注重体验和付出，淡薄了成就和收获。照片是一种瞬间艺术，但却是一种瞬间凝固的艺术，让时间就此停止。晚上大波波给我看了一些她小时候的照片，这些美丽的时光甚至让我有一种喜悦的同时又想哭莫名冲动。而影像则是记录一段时间的方式，这种时间连贯性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从而让我们能了解更多的内容。记得几年前去墨脱，同时带了摄像机和照相机，结果搞的手忙脚乱，一边赶路，一边纠结哪段用那种方式记录，搞的一塌糊涂。本片把两种方式结合到一起，用影像记录一个拍摄者，给出詹姆斯照片背后的故事。
活着和死亡
这是个我不愿意在想的问题了。昨天有个哥们看了《末日危途》的评论专门发豆油跟我讨论了这个问题。其实，若是活着找不到价值，死了会更快乐。作为战地摄影的詹姆斯面对了更多的活着和死亡。更多的战争和死亡就是如同地狱一般的世界，那么，在地狱中活着是否比死亡更加可怕呢？詹姆斯不仅要面对死亡，而且要记录死亡，最重要的是呈现死亡来唤醒人们的意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而这种行为就是詹姆斯活着的一种价值所在，感受更多的痛苦，才能发现更多的快乐。
他们和我们
他们，不是战中死去的人，不是詹姆斯，不是导演。我们，不是我，不是观众，不是这个国家。他们是一种意识，价值观，以及一种态度。我们是另外一种意识，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态度。一种让另外一种感到羞愧的他们。
詹姆斯和我
我是个集合了很多不良嗜好以及无数缺点却又偏偏喜欢吹毛求疵的人。但是影片中詹姆斯的所有对白都能让人深深的感到他的无比的谦逊以及对正视自己人生的平和态度，甚至挑不出一点瑕疵。
插曲
GEO的首席编辑Christinae谈论詹姆斯的时候两眼放出对詹姆斯无比热爱的光芒，连婚外恋都表现出深深的自豪。说道詹姆斯送的贝壳项链的时候甚至露出些许少女般羞涩与无限怀念。侧面反映出詹姆斯过人的人格魅力。做男人做到这份儿上，足以让其他叫做男人的动物都可以净身入宫了。
我忽然想一句比较流行话。“把你不快乐的事说出来，让我快乐一下。”用于本片，我想詹姆斯和导演C·弗雷都会在整个人生中感受到一种快乐。
看完之后我很难平静下来。战地记者诚然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然而和一般想象的冒险家形象不同，James Nachtway是一个平和的有些温文尔雅的人。他说话语速非常慢，语调非常平缓，当他被内心的情感冲击的时候就说的更慢，或者干脆保持沉默。
影片的开始是他在拍摄科索沃战争受害者悲痛欲绝的家属。在被拍者那样痛苦的时候，他响个不停的快门声是那么的刺耳；他的镜头几乎伸到了对方的脸上。我既心生不快，又惊讶他如何获得人们的信任。他在电影里是这样说的“这些照片无法完成，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他们理解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带着相机的陌生人可以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世界。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 看看战争对他们做了什么...”。他的影展的标题是“Testimony”-- “证词”，“如果人们去过我所去过的地方，看过我所看过情形，哪怕只有一次，他们就会明白没有任何理由值得如此的苦难”。
我即使是想象，也无法体会这是一个多么摧残人的心理的职业。面对如此多的人间悲剧，如何再能有正常的悲悯的人性，而不是麻木不仁。James拍摄印尼骚乱的时候目睹一个人被暴徒砍杀。一位路透社的记者说，看到受害人被人追杀求救的时候，很多记者会说我只是个记者，这与我无关；甚至有人会希望他被杀好拍一副好照片；或者为安全起见躲得远远的拍摄。而James却冲进了人群，一面拍摄一面恳求暴徒们放过这个人。
在影片的结尾，他是这样说的...
“The worst thing is to feel that as a photographer I am benefiting from someone else's tragedy. This idea haunts me. It is something I have to reckon with every day because I know that if I ever allow genuine compassion to be overtaken by personal ambition I will have sold my soul.”
“作为一个摄影师最糟糕的感觉是我在从别人的苦难中受益。这个念头整日的围绕我，使我不得不每天面对。因为我知道一旦允许个人的野心取代真心的悲悯，我就出卖了我的灵魂”
我们可以相信姹紫嫣红的电视，我们也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狗都有保姆的年代，这是一个绘制天堂的时代。
――――卡夫卡·陆（KavkaLu）
http://images.blogcn.com/2006/11/4/8/kavkalu,2006110414115.jpg
詹姆斯对于雅加达贫民区的拍摄，我逐渐理解了那里发生暴力的原因，社会不公造就的贫富差异是最终族群仇杀的原因之一，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对于土地的专权让城市化进程里毫无知识背景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进入城市的边缘期望谋生却发现城市里他们只是被忽视的蝼蚁，那些空泛和美妙的口号并没有让他们过上人（他们的生活境遇甚至不如一条宠物犬）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酿造着时代的黑火药。
在未庄，这些流入城市的游民叫做盲流，他们在城乡结合部他们依靠收破烂、卖淫、乞讨、做贼为生，不要说他们没有思想，未庄有句老话：穷则思变，可是，这种因为没有知识理性产生的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往往最后成为了社会动荡因素，政治的脸面从来无法掩饰民众悲哀的真相。
在印尼雅加达的铁路边，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面对拍摄者竟然脸上还有微笑，这样的微笑是麻木还是坦然？他们对于苦难的承担又通向哪里？印尼的暴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贫富差异的悬殊就像一个不断填埋黑火药的火药桶，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社会的反动力，成为颠覆拥有者的“拳匪”。
20年前我就不相信无政府的群众运动可以改变社会进程，我更不相信暴力可以根本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只有改良和生命对于价值的自我反思才会促成社会普济时代的到来，那些画面壮观的群众性场面只是被政客利用的工具，20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在寒风凌厉的黄浦江边，我第一次明白了中国一位现在被称为反革命野心家的未庄理论家张春桥的话，当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悟出了一个词：自修。
我们记着詹姆斯纪录的雅加达吧，在各色的旗帜下我们看见的是追随者的死亡和鲜血，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交易成本而不是正义本身。
上一个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么，这一个世纪是真相死了。
那些在镜头前的孩子，那些被历史记忆的孩子，给他20年，只要他反思过他肯定会有不同说法。
据说，著名的前平克·弗洛伊德主唱罗杰·沃特明年要来未庄举办演唱会，那刻，那些挥舞荧光棒的人们，他们可曾记起那只看着电视的猴子。
片中那个年轻的路透社记者赖特说他要忘记那里（雅加达），也许，我们还是选择失意吧，至少，我们不再痛苦，至少，我们会满足于我们的苟安。
每天，我们的媒体用语言无限放大悲情，滥用泪水，其实，正如詹姆斯的寡言，真相在你的对应里。
有人死去，有人被杀，有人……
活着，就这样活着，仅此而已！
只要你看着詹姆斯战争记忆影展上那些端着酒杯，微笑着的女士（请记住是女士）你会发现存在是如此荒谬。
更多照片请见
『http://blog.sina.com.cn/u/572da76d010006gl』
【附录：影片资料】
《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2001瑞士
著名战地记者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tchwey）纪录片
导演：克里斯帝恩·弗莱（Christian Frei）
片长：96分钟
奖项：2002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2003德国（Cologne Conference）科隆协会电影节最佳非虚构影片，
个人评价：艺术性9，欣赏性9（良知的纪录片）
2006年11月4日 星期六 下午13时49分 多云云间 寒鸦精舍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版权所有，请勿私自转载
联络方式：MSN:kavkalu1967@hotmail.com
邮箱： kavkalu1967@126.com
站在讲台上演讲的是詹姆斯·纳切威，美国战地摄影师。他在这一行做了31年，在这期间能够写进历史里的战争，他几乎全都拍过照片。在被视为“摄影界的诺贝尔奖”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里，他拿过25个不同的奖项。
可是，有关他自己的惊险故事，人们一个字也没听着。台上的纳切威丝毫没有平日里常见的那些“战地记者”的慷慨激昂。他既没有讲扣人心弦的战争故事，也说不出催人泪下的伤亡细节，他甚至不怎么喜欢主动跟人讲话。高高瘦瘦的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衣和浅色的牛仔裤，平静地走上台，一个人站在只有一束聚光灯照射的讲台上，低着头翻出一幅幅照片。
这些照片却让人无法平静。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了纳切威曾经到达的一个现场——烧得只剩下残骸的车臣，弥漫着爆炸烟雾的中东，大地刚刚停止震动的东京，人们因饥饿跪倒在地死去的非洲大陆……出现在这其中任何一个现场，都足以让记者声名鹊起，但纳切威却只是拿出一些黑白照片，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讲述着拍照片的故事。
“从我打算做摄影师那天起，我就打算做个战地摄影师，因为我坚信，只要照片能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我所拍的照片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战照片。”纳切威说。
就这样，这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男人背上黑色背包，脖子上挂着相机，走进那些新闻里最沉重的现场。曾做过他的编辑的德国人汉斯-赫尔曼·克莱尔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纳切威还留着上世纪嬉皮士最流行的中分发型，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衬衣却是出人意料地一尘不染，“在一片嘈杂混乱之中，跟那些在现场慌张无措的记者相比，纳切威保持了一定的镇定”。
在这样的状态里，纳切威做了31年的战地摄影师。31年来，他获得过5次战地摄影最高奖罗伯特·卡帕金奖，还捧得两次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曾获奥斯卡提名。2007年，著名演讲机构TED还把年度大奖颁给他。
领奖的时候，这个见识过无数战火的美国男人低着头，像个第一次上台发言的小学生，紧张的双手抓着自己的讲稿说：“对一个花了一辈子想要保持隐身状态的人来说，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像是让人在头条新闻里发现了自己。请原谅我不得不违反你们的演讲规定，我得看着稿子演讲。”
大部分时候，他又在翻照片。关于战争，他的叙述里除了最基本的事实，找不出战地小说家那样的精彩故事。每次他在前线，编辑克莱尔都会迫不及待地跟他联系，“你看到什么，跟我讲讲”，但大多数时候，这个编辑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句话，“我不想说”。
“作为摄影师，我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知道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这让我每天挣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时的我就失去了灵魂。”纳切威说。
跟纳切威一同采访过的路透社记者德斯·怀特回忆，有次在印尼采访，一群挥舞着木棍和匕首的暴徒在窄巷里追打着一个已经满头是血的人，“就像小孩在玩弄自己的玩具”。绝大多数摄影师都躲在对街的大楼里用长焦镜头拍照，只有纳切威跑到现场，这个摄影师并没有打开相机，一贯内敛的他罕有地展露出激烈的情感，他跪在地上，大声哀求着：“请不要杀死他，你们没有必要杀死他。”
但这些话显然没有起到效果，因为现场照片留下了当时的情形：围成一圈的男人用力把棍子挥向瘫倒在地的人身上，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观念，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匕首抵住他的喉咙，而地上的人已经闭上了眼睛。
说起这些的时候，路透社的年轻记者几次停顿下来，使劲儿地揉着自己的眼睛。现场惨烈的情景总是让人想逃避，跟纳切威一起去过现场的记者会喝掉大瓶大瓶的啤酒，才能在晚上睡着。
但是，纳切威只喝了几杯白开水，然后就跟他的同事们告别，“我去睡觉”。第二天，他又早早起床，一个人再次上路。
可不管他到达怎样的现场，他总要求自己“站在中间”，不偏袒任何一方。
听完他的演讲，一些国内的媒体人感叹说，跟他这样的“战地摄影师”相比，我们只是个“碰巧在战地的摄影师”。
2003年，纳切威参与伊拉克战争报道。他跟同事迈克·韦斯科夫坐在车里，在炮火追击中前进。路上，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他们所在的车厢里。韦斯科夫果断地抓起导火线还在燃烧着的手榴弹，想要迅速扔出去，可他显然输给了时间，手榴弹在他右手里爆炸。
营救他们的直升机在一片混乱中冲到前线，抢救负伤的记者。近距离的爆炸让纳切威的两条腿和胃部被弹片击中，但他依然举着相机，用尽自己的力气坚持着为正在抢救韦斯科夫的战地医生拍照，一直拍到自己昏厥过去。
“有些记者会拿着自己在战地死里逃生的经历翻来覆去说个不停，但是你很难让纳切威跟你讲这些九死一生的故事。”他的编辑克莱尔说。“你必须求着他跟你讲讲这些事，即便如此，他也会极力回避。”
“作为记者，我们离故事已经足够近。我们整天和士兵们在一起，忍受乏味的生活。最终，我们不仅一起经历了危险，甚至分享了战争的创伤。”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这段经历的纳切威在济南的演讲中，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这件事。
当纳切威在演讲中讲起那些跟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行，在过去30年有15人死于前线，他又陷入了沉默：“对于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什么。”
纳切威知道，他唯一的武器是照片。于是，在车臣战争中，他跟着回家的母亲走进被炸毁的房间，拍下她悲伤的哭泣；在印尼的铁道旁边，他跟住在铁路边的穷人聊天，看着只剩一只手和一条腿的男人拄着拐棍在公路上乞讨；在中东战场，他跟着投掷武器的年轻人在前线奔跑，跟他们一起呛到刺鼻的催泪瓦斯，双手捂脸，用力揉睁不开的眼睛。
“我希望在照片中，摄影师能够隐身，我不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照片后说，‘瞧这构图多棒’，我所使用的技巧完全服从于我的工作，去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我的照片能让人们感到不安，如果这些画面能够毁掉他们的一天，那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任务。”纳切威说。
为了能让人们看到最好的照片，纳切威对自己的工作异常苛刻。这个远道而来的摄影师到了济南以后，没去看看趵突泉，也没有爬千佛山，他甚至根本没怎么离开过举办影展的校区。这个战地摄影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幅幅地检查自己的照片，凑近端详图片色彩是不是合适，弯着腰检查玻璃是不是反光，不管发现的问题多么细微，他都会立刻拿起电话，请求厂家做出修改。
在美国举办展览的时候，人们围住他，站在狭窄的展览厅里，一位观众向难得穿上一身笔直黑西装的纳切威提问：“看着这些悲伤的场面，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到急诊室做医生，一定会搞得七零八落，在那里我毫无用处。我要把我的情绪通过照片传递出去，我在现场感到愤怒、悲伤、怀疑或者同情，我希望把它们体现在照片里，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它们能继续传递到看到照片的人那里。”纳切威这样说着，他的回答赢得了人们的掌声。
除了战争现场，纳切威还拍摄过饥荒、疾病等世界性问题。他在索马里饥荒的中心地带待了几个星期，拍摄了一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上。照片发表后的星期一早上，《纽约时报》办公室里墙上的电话响个不停，“都快要从墙上掉下来了”，许多人打电话来问他们能做什么。
照片发表17年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他，正是这些照片实现了二战以来红十字会最大的一次行动，挽回了150万人的生命。
“150万人的生命。这就是媒体的力量。”他在讲台上喃喃说道。
在纽约举办展览的时候，纳切威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剧作家丹尼斯·奥尼尔。奥尼尔盯着挂满整整一墙的照片看了半天，扭头对自己的朋友说：“哇哦，好几十年的工作呢，这儿看起来像个阵地！可是，老兄，你看起来非常疲惫啊。”
一贯皱着眉头的纳切威从严肃的表情里稍稍舒展开来，他露出难得的笑容，对朋友说：“是啊，像是一颗小贝壳被敲出所有内脏，累得散架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吧，我等待这一天。”
离开战场，纳切威的日子好过很多。这个美国男人生活在纽约，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摆满了书，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看看小说，看看展览，喝瓶可乐，只是很少拍照片。
“许多年前，我觉得我看够了这个世界的悲剧，我再也不想看更多的悲剧了。但不幸的是，历史还在继续产生着悲剧。我感到我有责任将它们记录下来。”纳切威说。“但请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这些悲剧从没发生过，我愿意去拍与之完全不同的照片，或者干脆不拍照片都可以，我真希望一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世界还是老样子。纳切威准备第二次报道索马里饥荒时，没有一家杂志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他不得不独自前往索马里。在出发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浑身颤抖，从梦中惊醒”。
“我知道饥荒是什么样的，我不想再做噩梦了”，被噩梦惊醒的纳切威决定抛开这一切悲剧，打包准备回家。可过了没一会儿，他又平复下来，再一次背上他的黑色背包，搭上了红十字会飞往摩加迪沙的运输机。
“我们必须到前线去，我们必须面对它，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为那些人做些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说着，这个不爱说话的战地摄影师又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地接着说，“如果我们不行动，谁还会这么做呢？”
说完这句话，他又安静下来，背后是他的工作室，贴满墙壁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工作计划。
在他从未更新过的个人网站上，他依然贴满了照片，连自我介绍都只有寥寥数语，这个沉默的战地摄影师只用灰色的字体在漆黑的页面上写下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证词。我所记下的事件不该被遗忘，更不该重蹈覆辙。”
原文刊于2012年10月24日冰点周刊
地址：http://zqb.cyol.com/html/2012-10/24/nw.D110000zgqnb_20121024_1-10.htm
演讲视频：http://www.ted.com/index.php/talks/james_nachtwey_s_searing_pictures_of_war.html
翻译：Tony Yet http://tonyyet.com
本译文最先由Tony发表于TEDtoChina：http://www.tedtochina.com/2008/10/26/james_nachtwey_s_searing_pictures_of_war/
TED大奖：http://www.tedprize.org
----------------------------------------------
我想先谈一下我的个人经历。1960年代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学生，那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同时个人意识也在觉醒，大家都带有一股理想主义的情怀。那时，越南正出于酣战，我们国内的民权运动也在蓬勃的发展。那时，每当我看到照片，都会感到深受震撼。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家给我们讲述的他们的宏大叙事，而摄影师则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故事。而包括我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更愿意相信摄影师的故事。他们的照片激起了反对越战的市民游行，也激起了人们废除种族主义的呼声。摄影师不但记录了历史，他们还改变了历史运行的轨迹。他们的照片成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认同，这样的集体认同慢慢的演变为集体良心，此时，改变不但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意识到，摄影师们通过照片为大众带来的信息也会慢慢的渗透到政治决策的中心，并且影响政治决策。他们的照片可以促使理性的决策的形成，又或者是成为成功的助推剂。在无能的政治决策或政治不作为(political inaction)面前，照片成为一种干预的手段，它不但记录了这样的不作为所带来的恶果，还促使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作为。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记录，可能由于身处他乡，我们只能感觉到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或者是宏伟的存在。而那发生在市井的事情，虽然远离庙堂，却是真实发生在一个个的生命之上的。我意识到作为战时摄影师，我们有义务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读世界。摄影师通过照片，为那些本来没有办法发声的草芥市民创造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同样，照片还能勾起市民的议论，民众的意见也能影响到当局的决策，继而避免了为政者的一意孤行。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我深深的意识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一个自由、有活力的社会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媒体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因此它要延续下去的话，就得将自身建设成为一种成功的商业。但是，在市场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点。社会问题唯有通过媒体的曝光才有可能获得解决。更进一步讲，媒体行业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而这样的服务同时也是一种察觉(awareness)。并不是每一个新闻故事都是为了卖出去的，我们也有给予的时刻。这正是我想追随的记者的道路。当我亲眼目睹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我意识到战地摄影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寻找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决定要以摄影师作为我的职业，唯有这 样，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而我本能的意识到，发自战地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反战的宣言。
接下来我想把我过去二十五年的摄影经历通过图片的展示与大家分享一下。1981年，我去了北爱尔兰，在那里，我看到了监狱里有九位囚犯正在绝食，抗议监狱给予他们的恶劣对待。街上则出现了暴力冲突。我体会到，当代战争的最前沿并不在战场的前线，而是在人们的家门口。
1980年代，我在中美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当地正在发生内战，那是冷战意识形态冲突遗留的产物。在危地马拉，那里的中央政府由一个欧洲血统的寡头所掌控，他们对土著反对派的武装起义采取了“焦土”政策。大家看到的这辆位于Managua市的公园里的坦克于是成为了一个标志，图片上的那个小孩则以他的稚气和勇气给我们叙述了另一个故事。与此同时，在萨尔瓦多，内战的炮火也在响起，受害的又是普通的百姓。
自1981开始，我就参与巴以冲突的报道。图上看到的是战斗中的场面，那时，人们还是用石头和砖块对抗军队的机关枪。2001年，冲突升级，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首当其冲。由于双方缺乏诚意，因此各种政治伎俩的交锋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更多的仇恨、复仇、猜疑以及绵延不断的冲突。
19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前南斯拉夫国内出现了各民族间的冲突，内战燃起，波斯尼亚民族、克罗地亚民族和塞尔维亚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图上的战斗场面发生在Mastra的街头，邻居成了敌人。朝夕相濡以沫的生命之床，在那一刻，也成为了战场的一部分。这个位于波斯尼亚北部的清真寺被炮弹击中，并改作临时的战壕。一场战役结束以后，死去的塞尔维亚士兵被收拾起来，用来交换波斯尼亚俘虏或波族死去的士兵。
就在同一个时期，曼德拉被释放，南非的黑人书写了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一页。作为一位摄影师，我学会了怎么去对待我的愤怒，我要把那样的愤怒化为我的力 量，让它成为扫除我眼前之迷雾的良药，而不是相反。在Transkair，我目睹了当地人为一个男孩做的成人礼。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习俗，由这一侧面我也 看出南非政局的变更。
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我则看到了饥荒。在索马里，中央政府垮台了，部族派系间的战斗随即燃起。农民被逐出田地，庄稼和牲畜则被偷走。饥饿被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很原始，却极为有效。数以万计的民众就是这样子痛苦的死去。国际社会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后，捐出了大笔的援助款，使得更多的生命能够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美国的军队原本是被派到那里援助灾民安置的，却不自觉的卷入战争中去，在Mogadishu之役后，美国大兵也撤走了。
在苏丹南部，另一场内战正在发生，饥饿又一次成为了种族灭绝的武器。在联合国的带领之下，国际社会又一次发起支援行动，使数千条生命获得拯救。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要让我的誓言(testimony)变得诚实，不带掩饰。此外，我还希望能做得到掷地有声，对于每一位我的拍摄对象做得到公正客观。
图上的那个男人住在一个国际NGO的援助营里，他一无所有，仅仅依靠NGO的救济维系着生命。可是，他却依然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一切。他没有放弃——而假如他不言放弃，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怎么能轻言放弃？
1994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报道南非的大选，并且亲眼目睹了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那是我见过的最让我振奋的一件事。它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最大可能。隔日我去了卢旺达，那简直就如同搭乘直达快车，驶向地狱。
这个男人刚刚从胡图族的死亡营里被救出，他坚持要求我给他拍个照。还有意把他的脸扭向光亮的地方，似乎要让我看得更清晰。我想他的心里肯定很清楚他脸上的伤疤能给世界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而此次，也许是因为发生在索马里的战争转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对于卢旺达的大屠杀，国际社会保持缄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约八十万人被杀，刽子手就是他们的同胞，有时甚至就是他们的邻居，他们用的武器则是最原始的农具。
也许是国际社会最终认识到了自身在过往的冲突中的不作为，当塞尔维亚人向科索沃人开战时，国际社会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北约的部队介入调停，塞尔维亚军队撤出。但是阿尔巴尼亚人却惨遭屠杀，田园荒弃，大量的难民被迫流离失所。他们住进了国际NGO在阿尔巴尼亚和Mesidonia建立的难民营。
一个男人在屋子里被活活烧死，就留下了这个烙印。这张照片使我想到古老的岩穴绘画，它映照出我们的心灵，在很多方面，它依然还是跟原始人有诸多的共通之处。
1995－1996年，我来到车臣境内，报道了第一次车臣战争。这是一位车臣的士兵。当时俄罗斯军队对车臣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轰炸，无数困守的车臣平民被无辜的了结了生命。这是一位孤儿，他正在战争的前线徘徊。
近些年，我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战争延伸至社会问题。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以后，我去了罗马尼亚，并且在那见到了“古拉格”孩子。数千名的孩童被囚禁在像中世纪那样的幽室里，齐奥塞斯库当年下了一道禁令，规定每一个家庭可以生育小孩的个数——把女人的身体变作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那些无能力由家庭供养的孩子被送进国家设立的孤儿院，那些出生的时候有缺陷的就被贴上“不可药救“的标签，被丢到缺乏人性的收容所里去。当媒体把这样的事情曝光以后，国际救援终于介入。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前东欧政权的统治，我去到了那里做了为期数个月的报道，发现那里的工业生产既没有顾及环境，也谈不上对工人以及市民健康的关切。这是一家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该厂排出大量的致癌废气，有四名工人因患癌症而告别了人世。
在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后，我去到这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记录那里的贫苦状况。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与这一户住在铁路边上的人家沟通，图片上的那个男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他的一条腿和一支胳膊。当这个报道刊出以后，许多人自愿的给予了捐款，人们还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帮助这户人家住进了郊外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也有了保障。这个故事并没有买给读者什么东西。记者不过是通过故事本身为人们的善心打开了一条管道，而我们的读者也很积极的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这是几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们来到雅加达，并住在火车站上。在八岁到十四岁这个阶段，他们变成了乞丐和瘾君子，由农村贫儿变成城市贫儿。他们只会在我们的视野里转瞬即逝。
这张拍于巴基斯坦的照片上看到的是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它不由让我想起贝克特的戏剧，一群被孤立的人，远离光明，在黑暗里苦苦等待。
Agent Orange是一种脱叶剂，在越战时期被南越的军队大量使用，他们希望以此来扫清北越军队的掩护。而Agent Orange的有效成分则是二恶英，那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物质，还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2000年起，我开始跟踪国际健康问题，先是做了一个关于非洲艾滋病的报道。我想给那些参与医疗护理的工作人员传递一个信息，即有了国际NGO和本地草根组织的帮助下，那里的艾滋病患者正在得到救济。而由于很多父母因患上艾滋病而死去，许多孩子成为了孤儿，他们的爷爷奶奶不得不要担当起父母的角色。还有不计其数的孩子生下来就带上了HIV病毒。
我的照片反映出了当地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因而给NGO的工作带来了方便。我和MSF组织（医生无疆界）来到刚果，我们那次是为了出版一本书，讲述一场被遗忘的战争——面对疾病的侵袭，却缺乏药物的救治。那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位营养不良的儿童，医生正在给他进行测量。
2004年秋季，我去了达尔富尔，这次我是专门前往那里进行新闻报道，但我也与MSF保持密切合作。但是，国际社会这一次还是没能对苏丹政府造成必要的压力，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这是MSF的一个工作营，那里收容了无家可归的难民。
我还做过一个以“犯罪与惩罚”为主题的报道。这些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囚犯双手被绑在柱子上，暴晒于烈日之下。那次拍摄经历使我想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平等问题以及所谓的机遇与选择到底是否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问题。
9·11撞机发生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没看到。可是等我抬头往窗外望的时候，双子塔的北楼已经出于熊熊火海。我也只是认为那不过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几分钟后，我再次往窗外望去，看到另一幢高楼也陷于火海，我知道我们已不自觉的卷入战争中了。
看着双子塔的遗骸，我心里想，从1981年起，我就一直都在做伊斯兰相关的新闻报道，不单是在中东，还在非洲、亚洲和欧洲。那时，我只是认为我是在报道一桩桩相互独立的事件，但是9·11事件使我幡然醒悟，原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在报道同样一件事，发生在纽约的袭击不过是其最新的宣示罢了。
这是位于由Alberto Cairo经营的一家康复机构，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因不慎踩到了地雷而致残。这是一个因踩到地雷而失去了左腿的男孩。
我经历过伊斯兰世界的深重的苦难，包括政治压迫、内战、外国入侵、贫穷和饥荒。我感到伊斯兰世界正在流泪，可为什么我们却不加以聆听？
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想到地面战场已经有很多记者在报道，于是就转向报道巴格达街头发生的小事。
炮弹击中了集市，这户人家失去了几位可爱的亲人。
美国士兵攻进巴格达之后第二天，一群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捉到了一名抢劫银行的小偷，当地的市民为此欢喜雀跃。可是这仅仅是短暂的欢喜而已。
多年来，什叶派教徒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祈祷。我看到那众多的信徒和他们发自内心的虔诚，内心深受震撼。一群男人走上街头，用刀砍在自己的身上，很明显，什叶派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派别，我们应当更多的了解他们，学会正确的与他们和睦相处。
去年，我报道了一支由伊拉克回到美国的伤兵。这是在直升飞机上的一次临时手术，医生正在给伤员敷上CPR。而由于前线医疗条件的改善，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伤员大多数都能活过来，这是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未曾出现过的。战争的标志性武器是IED，而伤员的标志性创伤则是“大腿严重致残”。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之后，这些伤员被转移到康复医院。他们求生的勇气会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我想象自己要是碰上了他们那样的际遇，都不知能否有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勇气。他们都是好人，却被绑在了一桩可耻的战役之上，战争的目的也令人产生狐疑。一天，有人提议说“不如咱们去外面划浪？”他们一致同意，不管自己以前有没有玩过划浪，都到海边划浪去了。
摄影师总是会走到人生体验的边缘，给人们展示出那一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他们还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因为他们认为你们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们相信你们的本能判断，相信你们的大度，相信你们关于对与错的判断，相信你们有一颗与他人同呼吸的心，相信你们不会接受某些不可接受的事实。
我的TED愿望：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诸多亟待发声的个体，我希望TED能够帮助我，让那些声音得以发出来，并希望在这个数字时代TED能帮助我找到一种创新的、激励人心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方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