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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1895》讲述了从1874年到1895年这段时间以台湾为中心而及的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先进文明的扩张强行打开国门,此是第一次使得以天朝沾沾自喜的中国人感到自己古老文明的虚弱。之后更多人因为见识了异域、认识了外国人而开始反观自身,这种新的比较视角更加使得自身的落后问题展现无遗。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部的革命、叛乱又加剧了内忧,秩序的混乱使得越来越多人承认了国家的积弊和由之而来的衰朽。如果说朝廷力量在前面的失败尚没有使统治阶级感受到紧迫的危机的话,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让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也亲身经历了恐惧。怕是除了愤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列强力量的超我很多。在此之后,朝廷求自强的大员们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试图在物质方面弥补彼此的巨大鸿沟,好像我们有机器、有钢铁武器就可以无惧了。内部的战祸被最终抚平,现在看来也许是反抗者自身并不坚强、也许是清廷尚有能力维持其统治秩序,甚至士民也并未放弃拥护。但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使得统治者甚至是忠心的士民立即生气一种骄傲感来,认为“毕竟是天朝”,也许在人心上对维护旧秩序又生出更多信心。反之,之前因外患而产生的忧虑和自省情绪不知道会在多少人、多大范围上得到多少程度的抵消。于是,湘军、淮军缔造的戡乱神话又为大清续上了命。并且在这样的“功业”的鼓励下,想象起“中兴”的可能性,着实给恭王爷、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打了一针鸡血,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年轻吧。在同治中兴的口号和期待下,来到了本剧开头在越南与法国的冲突。并且交代了在历史中尚不十分知名的日本对台湾的早期窥探以及其侵夺计划。在外部强力的扩张式的不断侵犯下,国人(尤其是肉食者)、国力、制度、权力、利益等等真实的面目越来越清晰而又无奈的表现出来了。苟延残喘且不无侥幸地直到甲午年之败,“中兴”的美梦似乎破灭了,又因为日本这个“小国”凭一己之力而获割台湾岛的巨大诱惑的榜样的树立,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之势至此形成,似已无可挽救矣。
本剧剧名的确与内容紧密相扣,其叙述的人和事无不直接间接与台湾相关,且最终都归于1895年失台。本剧给人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善用对比的手法,虽然同一事件总会难免出现对立,但本剧的叙述很精当地选择了同一或同类事件的不同抉择。也许对比是影视作品易于表现其主旨的方法吧。中法在越南的冲突中,刘永福的力战与云贵军队的溃逃,李鸿章的力主和谈调停与张之洞的支持反侵略战斗,冯子才的深明家国大义与朝廷对刘永福的排斥,朝堂中枢里翁师父的“慷慨”与恭王爷的实用,1984年中法在沿海的战争中周佩伦的无能与刘铭传的明智,期间李鸿章与左宗棠对湘淮两派的过节的态度,之后甲午年间对中日冲突的处理(李鸿章的保存实力和避战与皇帝的急欲证明自己),甲午之前慈禧的讲排场过生日与李鸿章的海军不进则退等等都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是表现在个人的观点态度价值观,以及各自不同的立场和选择及其后果,相信我们能从这些对比中更加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其实,本剧中最大的对比双方无疑是中日两国,小到两国君主、大臣、将领的态度,大到一个国家的国策和制度,都在一次一次的不同选择当中导向了1895年台湾的结果。中日的关系可谓斩不断理还乱,说不清道不明,有恩有仇,有战有和。唐朝时我们的文明发达,于是日本来学;明朝倭寇侵略沿海;清末相争一战而决;民国日本侵蚀东北;九一八夺取东北;七七全面侵华;日本战败投降······我们从来就不缺少联系,因为我们是邻居,一旦要向外发展,双方彼此都是首当其冲,避无可避。同样属于东方文明,同样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下被打开国门,为何中日走过的道路是如此大相径庭呢?
本剧开头就埋下了日本在对外扩张方面的野心,对比于清廷的懵懂和毫无忧患,简直令人唏嘘。朝鲜问题中日本表现出的前瞻性和中国的大大咧咧,以及在知晓日本之威胁之后,李鸿章及其北洋将领对日本的警惕与朝堂中枢对外患的忽视轻视,慈禧对威胁的无意识和自私与日本天皇的明确目标和“牺牲”,光绪权力的虚弱和无奈、幼稚与天皇的强势和坚定(不可否认他们都有雄心,但处境殊异),伊藤博文的上下一心与李鸿章的被掣肘和役使。这些对比与不同都在向我们宣示中日之所成败之由。
看了《走向共和》《中国近代史》《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中国通史》《清史讲义》等作品,尤其是因为对任公的尊重而了解的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那段历史,还有《觉醒年代》《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沂蒙》《圣天门口》《好家伙》《生死线》《北平无战事》《一把青》《长津湖》等等。这些对我们国家民族过去的回望都让我生出疑问,为何日本能快速摆脱积弱并实现现代化,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条自救自强之路走得如此曲折又如此艰难?我们到底比日本差在哪里了?看着我们过去尤其是1840年以来的历史,我常常是无尽的叹息和悲哀。对于我们民族的苦难,我只有同情,也许正是她经历这么多磨难,我才更加怜爱她,我的祖国母亲。
日本之强始自明治维新,他们对自己的革命成功了,也许因为伊藤博文等国士的杰出、也许因为其国小易变、也许因为文化民情、也许因为天皇之开明大义、也许因为日本人没那么自以为是且长于接纳融合、也许因为他们的包袱没我们的重······怎么好事都让他们赶上了呢?这究竟是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如果是必然,造成这必然的深刻原因究竟是什么不同呢?如果是偶然,为何要让我们承受这么多苦难,这不公平。
同样面对外来的强势文明的侵略,日本主动去拥抱这种潮流并且很快让自己也成为了侵略之一员,并且为其民所认可秉持,大争之世似乎强权就是公理,并不存在什么道义责任。落后就只能被打,只能被侵夺,只能被奴役,谁让你弱鸡呢?这似乎是资本主义本质的特性,因为其发展就是那么地专横,在发展与“进步”、对利益的追求上并没有什么道德的考虑。即使发动战争是出于夺取资源、奴役他人等等目的,也丝毫没有办法停下这已经转动起来的扩张巨轮。仿佛资本世界已经陷入了一种混战的旋涡,之后的大战便是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结果。日本无论其过去秉持什么,现在都已经接受了这种逻辑。
而我们中国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也从来就不接受这样的逻辑。无论是古代的改朝换代、征服四方、吸收融合还是接纳属国,我们的文明从来就不是主动挑衅的一方,我们总是在不得不反抗和反击的时候才出手,我们是那么地珍惜和平安宁,我们的人民热爱他们的土地。他们不愿意去侵夺他人的家园,视之为不义之举,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实心奉行,我们都是不认可这样的行为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民族这样的性格,是自给自足的农耕使我们没有这种扩张的需要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古老的思想让我们克制自己呢?也许日本的确缺乏资源而有扩张的需要,于是它选择了战争来获得他们需要的,甚至最后膨胀到了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狂妄态度。一战的军备竞赛、二战法西斯的称霸野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样的欲望是无穷的,并不是他们最开始声称的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因为获得这些完全可以有其他方法,两次大战的后果证明这种逻辑并不是让人类生存下去的真理。我们的先辈搞洋务学西方、变法维新改弦更张甚至到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等等历史节点,都只在图自保自卫,从未想过要扩张称霸,只想解除自己的苦难,而从未想把苦难加诸他国。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本分厚道,不从事侵夺。
我小时候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外国人的创造,总觉得用在中国不伦不类,可能因为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觉得继承异族人的东西有点不合适。但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追求自由的宗旨之后,我发现它与中国文化有相洽的地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剥削奴役他人的反感和批判,我们的文化和马克思都有这样的价值取向。我们向往的都是一个平等、和平、自由的世界。也许这就是我们不能通过学习西方的富强方式而自强的原因,因为我们即使掌握了他们的技术、制度、思想,也不会把这些用作他们一样的用途。也许这就是我们在苦难的泥泞中不断艰难探索而始终难以自救的原因。直到我们遇到了马克思主义,我现在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我们中华文化的内在一致性才使得我们通过去实践它而摆脱了濒临灭亡的危机,最终走上了属于我们的自救自强之路。
现在也许我们真的实现富强了,但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丢掉这种本分与厚道,也许国际关系就是弱肉强食、强权即是公理,但是我们不认这个理,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要主持公道、维护和平,以人性的光辉照耀世界。去反抗压迫、抵制战争与侵略,去维护我们一直相信的道义。
是非不在时势,公道自在人心。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爱和平,恶战争。
我很庆幸我的祖国是这样的国家,它不欺负弱小,不把自己的利益欲求加诸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正因为如此,我才那么爱她,因为我感觉我的祖国是善良的,她没有罪恶。
清光绪年间,有着“北方丝绸之路”的张库大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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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选择题,而不是简单的是非题。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却是明天的历史,当我们每个人在今天做出对自己未来有影响的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放弃另一种的选择可能(或者说否定了另一种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看待历史总会用到“假如”怎么怎么样?
对于满清最后的这段屈辱历史,千人千言,见仁见智。但总归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学会慢慢地客观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功过是非。
如果海军的钱不是用来盖了颐和(议和)园而是更新舰艇
如果不议和赔款,而是“迁都再战”,空间换时间
如果不是有那么些叶志超之流。。。
如果,如果,哪还有阿扁这些人什么事儿啊~!
《台湾·1895》讲述了从1874年到1895年这段时间以台湾为中心而及的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先进文明的扩张强行打开国门,此是第一次使得以天朝沾沾自喜的中国人感到自己古老文明的虚弱。之后更多人因为见识了异域、认识了外国人而开始反观自身,这种新的比较视角更加使得自身的落后问题展现无遗。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部的革命、叛乱又加剧了内忧,秩序的混乱使得越来越多人承认了国家的积弊和由之而来的衰朽。如果说朝廷力量在前面的失败尚没有使统治阶级感受到紧迫的危机的话,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则让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也亲身经历了恐惧。怕是除了愤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列强力量的超我很多。在此之后,朝廷求自强的大员们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试图在物质方面弥补彼此的巨大鸿沟,好像我们有机器、有钢铁武器就可以无惧了。内部的战祸被最终抚平,现在看来也许是反抗者自身并不坚强、也许是清廷尚有能力维持其统治秩序,甚至士民也并未放弃拥护。但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使得统治者甚至是忠心的士民立即生气一种骄傲感来,认为“毕竟是天朝”,也许在人心上对维护旧秩序又生出更多信心。反之,之前因外患而产生的忧虑和自省情绪不知道会在多少人、多大范围上得到多少程度的抵消。于是,湘军、淮军缔造的戡乱神话又为大清续上了命。并且在这样的“功业”的鼓励下,想象起“中兴”的可能性,着实给恭王爷、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打了一针鸡血,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年轻吧。在同治中兴的口号和期待下,来到了本剧开头在越南与法国的冲突。并且交代了在历史中尚不十分知名的日本对台湾的早期窥探以及其侵夺计划。在外部强力的扩张式的不断侵犯下,国人(尤其是肉食者)、国力、制度、权力、利益等等真实的面目越来越清晰而又无奈的表现出来了。苟延残喘且不无侥幸地直到甲午年之败,“中兴”的美梦似乎破灭了,又因为日本这个“小国”凭一己之力而获割台湾岛的巨大诱惑的榜样的树立,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之势至此形成,似已无可挽救矣。
本剧剧名的确与内容紧密相扣,其叙述的人和事无不直接间接与台湾相关,且最终都归于1895年失台。本剧给人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善用对比的手法,虽然同一事件总会难免出现对立,但本剧的叙述很精当地选择了同一或同类事件的不同抉择。也许对比是影视作品易于表现其主旨的方法吧。中法在越南的冲突中,刘永福的力战与云贵军队的溃逃,李鸿章的力主和谈调停与张之洞的支持反侵略战斗,冯子才的深明家国大义与朝廷对刘永福的排斥,朝堂中枢里翁师父的“慷慨”与恭王爷的实用,1984年中法在沿海的战争中周佩伦的无能与刘铭传的明智,期间李鸿章与左宗棠对湘淮两派的过节的态度,之后甲午年间对中日冲突的处理(李鸿章的保存实力和避战与皇帝的急欲证明自己),甲午之前慈禧的讲排场过生日与李鸿章的海军不进则退等等都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是表现在个人的观点态度价值观,以及各自不同的立场和选择及其后果,相信我们能从这些对比中更加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其实,本剧中最大的对比双方无疑是中日两国,小到两国君主、大臣、将领的态度,大到一个国家的国策和制度,都在一次一次的不同选择当中导向了1895年台湾的结果。中日的关系可谓斩不断理还乱,说不清道不明,有恩有仇,有战有和。唐朝时我们的文明发达,于是日本来学;明朝倭寇侵略沿海;清末相争一战而决;民国日本侵蚀东北;九一八夺取东北;七七全面侵华;日本战败投降······我们从来就不缺少联系,因为我们是邻居,一旦要向外发展,双方彼此都是首当其冲,避无可避。同样属于东方文明,同样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下被打开国门,为何中日走过的道路是如此大相径庭呢?
本剧开头就埋下了日本在对外扩张方面的野心,对比于清廷的懵懂和毫无忧患,简直令人唏嘘。朝鲜问题中日本表现出的前瞻性和中国的大大咧咧,以及在知晓日本之威胁之后,李鸿章及其北洋将领对日本的警惕与朝堂中枢对外患的忽视轻视,慈禧对威胁的无意识和自私与日本天皇的明确目标和“牺牲”,光绪权力的虚弱和无奈、幼稚与天皇的强势和坚定(不可否认他们都有雄心,但处境殊异),伊藤博文的上下一心与李鸿章的被掣肘和役使。这些对比与不同都在向我们宣示中日之所成败之由。
看了《走向共和》《中国近代史》《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中国通史》《清史讲义》等作品,尤其是因为对任公的尊重而了解的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那段历史,还有《觉醒年代》《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沂蒙》《圣天门口》《好家伙》《生死线》《北平无战事》《一把青》《长津湖》等等。这些对我们国家民族过去的回望都让我生出疑问,为何日本能快速摆脱积弱并实现现代化,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条自救自强之路走得如此曲折又如此艰难?我们到底比日本差在哪里了?看着我们过去尤其是1840年以来的历史,我常常是无尽的叹息和悲哀。对于我们民族的苦难,我只有同情,也许正是她经历这么多磨难,我才更加怜爱她,我的祖国母亲。
日本之强始自明治维新,他们对自己的革命成功了,也许因为伊藤博文等国士的杰出、也许因为其国小易变、也许因为文化民情、也许因为天皇之开明大义、也许因为日本人没那么自以为是且长于接纳融合、也许因为他们的包袱没我们的重······怎么好事都让他们赶上了呢?这究竟是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如果是必然,造成这必然的深刻原因究竟是什么不同呢?如果是偶然,为何要让我们承受这么多苦难,这不公平。
同样面对外来的强势文明的侵略,日本主动去拥抱这种潮流并且很快让自己也成为了侵略之一员,并且为其民所认可秉持,大争之世似乎强权就是公理,并不存在什么道义责任。落后就只能被打,只能被侵夺,只能被奴役,谁让你弱鸡呢?这似乎是资本主义本质的特性,因为其发展就是那么地专横,在发展与“进步”、对利益的追求上并没有什么道德的考虑。即使发动战争是出于夺取资源、奴役他人等等目的,也丝毫没有办法停下这已经转动起来的扩张巨轮。仿佛资本世界已经陷入了一种混战的旋涡,之后的大战便是这种趋势的发展必然结果。日本无论其过去秉持什么,现在都已经接受了这种逻辑。
而我们中国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也从来就不接受这样的逻辑。无论是古代的改朝换代、征服四方、吸收融合还是接纳属国,我们的文明从来就不是主动挑衅的一方,我们总是在不得不反抗和反击的时候才出手,我们是那么地珍惜和平安宁,我们的人民热爱他们的土地。他们不愿意去侵夺他人的家园,视之为不义之举,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实心奉行,我们都是不认可这样的行为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民族这样的性格,是自给自足的农耕使我们没有这种扩张的需要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古老的思想让我们克制自己呢?也许日本的确缺乏资源而有扩张的需要,于是它选择了战争来获得他们需要的,甚至最后膨胀到了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狂妄态度。一战的军备竞赛、二战法西斯的称霸野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样的欲望是无穷的,并不是他们最开始声称的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因为获得这些完全可以有其他方法,两次大战的后果证明这种逻辑并不是让人类生存下去的真理。我们的先辈搞洋务学西方、变法维新改弦更张甚至到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等等历史节点,都只在图自保自卫,从未想过要扩张称霸,只想解除自己的苦难,而从未想把苦难加诸他国。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本分厚道,不从事侵夺。
我小时候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外国人的创造,总觉得用在中国不伦不类,可能因为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觉得继承异族人的东西有点不合适。但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类、追求自由的宗旨之后,我发现它与中国文化有相洽的地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剥削奴役他人的反感和批判,我们的文化和马克思都有这样的价值取向。我们向往的都是一个平等、和平、自由的世界。也许这就是我们不能通过学习西方的富强方式而自强的原因,因为我们即使掌握了他们的技术、制度、思想,也不会把这些用作他们一样的用途。也许这就是我们在苦难的泥泞中不断艰难探索而始终难以自救的原因。直到我们遇到了马克思主义,我现在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我们中华文化的内在一致性才使得我们通过去实践它而摆脱了濒临灭亡的危机,最终走上了属于我们的自救自强之路。
现在也许我们真的实现富强了,但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丢掉这种本分与厚道,也许国际关系就是弱肉强食、强权即是公理,但是我们不认这个理,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要主持公道、维护和平,以人性的光辉照耀世界。去反抗压迫、抵制战争与侵略,去维护我们一直相信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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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庆幸我的祖国是这样的国家,它不欺负弱小,不把自己的利益欲求加诸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正因为如此,我才那么爱她,因为我感觉我的祖国是善良的,她没有罪恶。